第十五章
还都南京

◎山坳里躁动的灵魂

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抗战胜利的喜讯使蛰伏在李庄的科研人员及同济大学师生在激动兴奋之后又开始蠢蠢欲动，热切盼望尽快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和憋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连绵山坳，回到魂牵梦绕的都市，于灿烂的阳光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下，重温那失散得太久的陈年大梦。在这个大梦中，年轻的学者纪律涣散，无心研习且心猿意马。有几人干脆借此机会向代理所长董作宾请假，返回家乡省亲，却又音信顿失，迟迟不归，后来才知是在家乡谈恋爱找媳妇，做起了娶妻生子的准备。董作宾眼看无力统率众位弟兄，在同人催促与家属们的嚷嚷声中，连连给傅斯年拍发电报和书写信函，请求对方速返李庄，以维持即将溃散的局面，共商复员返京大计。

1945年9月18日，董作宾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陶器及不用之书已着手装箱，将来迁移须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时，盼兄能回李一行。” 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正在重庆、昆明、南京与北平之间来回穿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北大复员和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的事情中，对于李庄诸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靠董作宾一人设法处理。而窝在山坳里的董作宾对外部消息知之甚少，关于搬迁的具体事宜又无法做主，只能不间断地以电报与信函向傅斯年请示问计。

傅斯年对史语所何时能得以搬迁，同样举棋不定。他于1946年4月7日给董作宾的信中说：“复员问题，京沪物价高，留下亦无好法子，真进退维谷也。东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张家祠，继续一年，公私比例分摊或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三地）必须皆有主持之人。”

董作宾对此回复道：“三所公物是否可于五月底以前即开始向李庄镇内（张家祠）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动？请指示。” 傅斯年得电仍犹豫不决，未置可否。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于5月5日“凯旋南京”。

傅斯年得此消息，不再犹豫，立即指示董作宾组织人员尽速装箱搬运，同时派员到重庆与民生公司商谈，请对方派专轮运送史语所人员物资。董接到指令后，立即行动，除委派本所助理员李孝定等人火速赴重庆商谈租船之事，又从李庄镇找来大批强壮青年，由板栗坳驻地向李庄镇张家祠运送甲骨、书籍、青铜器等珍贵物品。史语所物品繁多、贵重，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大部分藏品运往靠近长江码头的张家祠。一箱箱货物堆积在一起，如同小山一样庞大壮观。

李庄尽管偏僻闭塞，但就交通条件而言，与昆明相比，更适宜于外乡人回归疏散。如西南联大等在昆明的师生，要翻越许多座崇山峻岭方能回归到平坦的长江以北地区。而身处李庄的“下江人”可直接从家门口码头乘船，沿长江这条天赐的通衢大道，顺流而下，一路畅通无阻，直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当然，这种便捷只限于平常岁月，在抗战胜利全国各界争相复员回归的节骨眼上，情形就大不相同。正如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费慰梅所言：“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部管制，为了避免混乱，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搬迁依次序排了号码。当然，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利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东岸，而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则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只有依靠政府送他们回去，而且只能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中慢慢等待。” 梁思成在致费慰梅的信中则说：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院一起走，但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第47号，而据说：“排在第一号的是中央大学，还不知几时动身。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很快可以把所有的破烂扔掉，坐飞机走，但一切我们知道还得用上好一段时间。” 此前的流亡之路布满了艰辛与痛苦，想不到回归的路同样充满了焦虑与不安，此等情形，只能让这些以研究为业、无权无势的“下江人”仰天长叹了。

却说傅斯年于匆促间离开北京大学，登上飞机先至南京再转重庆，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稍做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之后即赴李庄。此时正是汛期，江水暴涨，波急浪涌，放眼望去，整个长江具有一种浩浩荡荡、气贯长虹的威势。傅斯年坐在一艘拥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轮船上，与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混杂一处，痛苦难耐又无可奈何地向前行进。

经过三天三夜剧烈颠簸摇晃，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总算熬到了李庄。客轮尚未靠岸，就远远望见一群男女混杂的青壮人员云集码头，正在向几艘轮船上搬运物品。凭直觉，傅斯年知道这昭示着捷足先登的同济大学即将起程东下。

下得船来，穿过李庄镇外的田野，又跨越500多级台阶，大汗淋漓的傅斯年终于登上了史语所大本营——板栗坳。董作宾见傅氏到来，长吁了一口气，直言不讳地说道，史语所已是人心涣散，特别是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已是人去庙空，整个李庄越来越沉寂难耐，于是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之日。受其感染，青年们也坐不住了，议论纷纷，不知是谁打听的小道消息，说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同人们也开始惶恐不安，大有树倒猢狲散之感。青年学者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生们，除了每日做着复员东归的白日梦，再也无心搞什么学问和研究了。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事儿。

傅斯年听罢，知道自抗战胜利后，自己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直至弄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且搅得人心惶惶。他苦笑着，嘴里说声“糟糕，这都是我的罪过”，心生一计，当场在董作宾的工作室找出一张白纸，泼墨挥毫，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亲自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一个无声的解释。

随后，傅斯年与董作宾商讨了复员的具体计划和处置措施。当晚，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傅除了当面表白自己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还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至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像《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摩西带大家走出埃及一样，回归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那历史上有名的六朝古都石头城——南京，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傅氏的一席话，令众人如同深夜中突然望到远处雾色朦胧中灿烂的灯火，愁云顿消，郁闷之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令其速至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不得不再一次离开李庄。没料想，这是他在李庄的最后日子，日后的岁月，李庄的山山水水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1946年10月5日，前往重庆接洽船只的人员已与民生轮船公司谈妥，史语所返京在即。身在北平的傅斯年电示董作宾：“公物即搬山下，弟已分电京渝接洽，船只恐必须在重庆换船，弟月中返京，盼十月中本所能迁移。前因停船及沿途困难未敢即动，今因江水将落势须速办。” 董作宾接电后，迅速组织所内人员行动起来。

在这座山坳里一口气憋了六年，终于盼到了重返京都的一天，所内男女老少闻此消息皆精神振奋，情绪昂然，大有杜工部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众人于泪眼婆娑中收拾行李，打点包裹，盘算着回到南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早在此前的几个月，史语所同人就决定在这块哺育过自己的热土上，留下一个标志性纪念物。在董作宾具体策划指挥下，几十名当地土著和史语所几位年轻的研究人员，将一块大石碑从山下运来，于板栗坳牌坊头最醒目的地方立起——这便是史语所在李庄这块庇护了“下江人”六年的文化圣地所留下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

纪念碑碑额为董作宾用甲骨文书丹“山高水长”四个大字，其意乃借用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名句。当年范在他那著名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处，以饱满的激情与至诚颂扬他的老师：“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如今，对滋养庇护了自己近六年的山川大地与乡邻百姓，史语所的学者们同样以这一动人的词句来表达内心的感念之情。

碑额下是“留别李庄栗峰碑铭”几个大字，铭文由史语所才子陈槃撰，劳榦书。文曰：

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年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资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

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迩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民荼毒。同人等犹幸而有托，不废研求。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宾至如归，从容安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诸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

今值国土重光，东返在迩。言念别离，永怀缱绻。用是询谋，咸同醵金伐石，盖弇山有记，岘首留题，玉迹嘉言，昔闻好事。兹虽流寓胜缘，亦学府一时故实。不为刻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铭曰：

江山毓灵，人文舒粹。旧家高门，芳风光地。沧海惊涛，九州蔚灼。怀我好音，爰来爰托。朝堂振滞，灯火钩沉。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傅斯年、李方桂、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永、岑仲勉、丁声树、郭宝钧、梁思成、陈槃、劳榦、芮逸夫、石璋如、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傅乐焕、王崇武、杨时逢、李光涛、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李孝定、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黄彰健、石钟、张秉权、赵文涛、潘悫、王文林、胡占魁、李连春、萧纶徽、那廉君、李光宇、汪和宗、王志维、王宝先、魏善臣、徐德言、王守京、刘渊临、李临轩、于锦秀、罗筱蕖、李绪先同建。

有人说史语所于1940年10月迁来李庄，离开的时间是1946年10月，其间正好六年。因此，碑文中所言“五年”，实应为“六年”之误。 其实若细考究起来，无误，此碑刻于1946年5月，书写碑文当更早些，这个时候离史语所同人迁来的时间为五年半左右，或者还不到，因而刻写“五年”亦可说得过去。当然，若刻“迩来五年多矣”，就更准确了。此为小事一桩，顺便提及而已。

另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碑文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人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人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 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利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人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任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

当内战爆发，共产党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南按：今译伯克利）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 。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晚，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飞舞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与木桩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出，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闻讯，顾及同族亲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南按：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年级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同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儿，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 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抗战爆发后，陪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乡下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南按：另一个是傅乐成，后去台湾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逯钦立、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后来杨志玖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曾对他的弟子们提及在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时的情景，说昔日众所推服的同窗中，傅乐焕不苟言笑，邓广铭（字恭三）颇恃才傲物，张政烺则书生气十足。为此，同学们则取笑说：“乐焕不乐，恭三不恭，张政烺不懂政治。”每讲到这些在弟子们看来并“不太逗乐”的往事时，杨氏的脸上就会荡起孩子般的笑容，且还“嘿嘿”地笑出声来，眼睛也在镜片后眯成一条缝，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读书时代。

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时在济南一所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4年秋，国民政府鉴于抗战胜利有望，为在日军投降前进入山东，掌控政局，乃任命曾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到敌后发展组织。何思源上任后，有一次与傅斯年在重庆见面，傅想起侄子傅乐焕一家在济南的穷苦，便托这位北大与柏林大学同窗、五四运动时代的好友，就近照顾一下傅乐焕的家人。何思源自是应承照办，遂经常派人探望一下，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又派人送傅家面粉两袋。后来感到傅乐焕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何思源又以“主席私人所送”及“抗属某某之费”的名义，拨给傅乐焕家20万元以示救济。消息传到李庄，傅乐焕深感不安，特于1945年3月27日致函傅斯年，说明情况并拟请何思源的堂弟何兹全代为转还这笔钱。

因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返京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无法随返。唯恐耽误全所集体回迁，傅乐焕于1946年4月9日致函傅斯年，说明病况，并表示“侄如能走，自将随同东返，如事实上必不可能，止有暂留。如果暂留，拟请研究所改发半薪” 。几个月后，傅乐焕的心脏病并未好转，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探视傅乐焕病情。望着侄子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病相，念其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却不能即行相见，不禁潸然泪下。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

◎有情人终成眷属

李方桂飞赴美国弄钱，傅乐焕心怀巨大悲伤与无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语所同人却要携家带口踏上返京之途。与迁来时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来的光棍汉们大多已娶妻生子，并在李庄成家立业，栗峰碑铭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钦立、汪和宗、杨志玖、李光涛、王志维等五人，分别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从另一个层面上，外来的“下江人”与李庄结下了割不断、理还乱，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此次众人离别，真可谓“最难将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钦立（字卓亭）、汪和宗、杨志玖均为山东人，与傅斯年同乡。逯于1910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大义集，介于今济宁与菏泽之间。此地古称巨野泽，《史记》所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麟，孔子见之，嗟号“吾道穷矣”，遂停止《春秋》写作。此大野即后来的巨野泽，亦逯钦立所出生的巨野县，今地处巨野城东七公里，仍有获麟古冢，或称获麟台、麒麟台，旧址遗存供人凭吊。

大野泽位于鲁西南地区，一望无际的沼泽湖泊与北部的郓城和号称八百里水泊的梁山连成一片，向东南更有浩如烟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响马文化圈”，隋唐时代的程咬金、秦琼等造反闹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与官军周旋；唐末那位“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后来引军造反起事的黄巢就是该地曹州冤句（今菏泽西南部）人。而宋代号称“及时雨”的宋江率众弟兄扯旗造反，声势更是浩大得气壮山河，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出郓城”之称，郓城属古曹州，其大的范围就包括逯氏的家乡，其他的好汉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属的阳谷、东阿一带，如武松、西门庆、武大郎、潘金莲等，至于孟州道上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那家小饭馆，离这个圈子也不算远，否则武松不会自动送入孙二娘的怀抱而差点被剁成肉馅包了姑扎（饺子）。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逯钦立与同样出身梁山周边“响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着天然的、非同寻常的关系。

当然，鲁西南这块地盘儿，不只是产生隋唐时代的程咬金之类响马和后来的梁山好汉与晚清的大刀会、义和拳（南按：义和拳的演化自1897年曹州大刀会杀德国教士引发）等草莽英雄。同时它又是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产生盛行之地。因此是强盗侠义文化与儒家文化杂糅并存，既张扬又保守，能忠义隐忍又敢于行侠仗义、痛快造反的人物铸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这种杂交文化的浸淫，如坊间流传的多是些黄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侠义造反，西门大官人与小潘、瓶儿、春梅如何淫乱，以及郑来旺、孙雪娥联手盗财私奔又被官府“一条索子拴了”等等类似谍案故事。同时在学堂与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与熏陶，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武兼备的思想与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侠义、张扬、霸蛮的文化因子较多，逯钦立则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谦逊、温雅、“悠悠乎，文哉”的气度和风范。这种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异，与各自的门风家世有重大关系。

逯钦立家族在鲁西南算得上是家业兴盛的大户，祖上虽没有出什么高官显宦，但资财的宏富却闻名乡里。逯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饱读经书，信奉儒家学说，家教甚严。受其熏陶，逯钦立自幼勤奋好学，尤对旧诗文、策论等用功最勤，十岁开始与当地秀才、举人对诗作赋，往往引得众座击掌称奇，在当地具有“神童”之誉。

1935年，逯钦立由著名的山东省立菏泽六中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在鲁西南“获麟之地”的乡亲们看来，是逯家祖坟冒了青烟。当时京师大学堂的余韵还在民间残存，仍把北大当作培养翰林与官僚的场所。一个“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无量，套用山东话说，日后升官发财、治国平天下是手到擒来把攥的事儿。有点出乎众乡亲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显宦那宽大厚重的太师椅，而是坐了几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途多舛的大学者。

逯进北大不久，即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开始以“祝本”笔名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才子名声随之传遍校园。翌年，逯转入中文系就读并出任《北大周刊》主编，以本名和笔名“胡蛮”（Human）等发表杂文和小说，宣传抗战。同时，在夜校教工人识字读书。1937年抗战爆发后，逯氏随校迁长沙，旋又随曾昭抡、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步行3000多里抵达昆明，继之赴蒙自，在西南联大继续就学。1939年毕业后，考入傅斯年为代理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字膺中）、杨振声二导师攻读硕士研究生，自此开始了几十年寻寻觅觅，专题研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同时期文学史的学术历程。

据逯钦立的同学周法高回忆：逯的导师罗庸是北京大学出身，学问、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对于三礼和宋元理学都有研究，学问非常广博，尤长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对于儒家的学说颇能身体力行。记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时烈焰冲天，蒋梦麟校长曾经当场拍照证明曾经有某机关存贮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罗先生遇到这种不幸的事，仍能苦撑下去，弦歌之声不绝，可以想到他的修养了”。又说：“西南联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华的老师和学生在初期相处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总是难免的。记得1940年秋季闻一多先生本来是开《楚辞》的，这一年要开唐诗。而唐诗本来是罗庸先生开的，于是罗庸先生说：那么我就开《楚辞》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罗庸的博学。”

周法高所言不虚，当罗庸接手《楚辞》课业后，所显示的博学与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赞誉，而受学生欢迎的程度不下于杜诗。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有罗常培和罗庸两位罗姓教授，师生们称为“大罗先生”与“小罗先生”。因为二人非但年龄稍有大小，身材也略显出高矮。两位罗先生都京音纯正，善于讲课但风格不同，大罗先生又被尊称为“罗长官”，盖因一度执掌联大中文系之故。罗常培讲课条理明晰，论述晓畅，把音韵学中一些晦涩模糊的问题，用现代语音观点予以剖析，使人有涣然冰释之感。小罗先生声音洪亮，节奏分明，跌宕起伏，收纵自如，有“罗叫天”之美誉（比况京剧泰斗“小叫天”谭鑫培），很令联大师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罗庸要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都纷纷跑到城西的联大听讲。一间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一群外校学生。罗一气讲了三个多小时，直到夜深才结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场。据早些时候听过罗庸杜诗课的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回忆，罗讲杜诗的情景比讲《楚辞》还要引人入胜，其感情的投入和声情并茂的演讲，令人陶醉，浮想联翩。赵说：“罗先生是《论语》《孟子》和杜诗专家，有精湛的研究。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那天，我去听课，他正好讲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教室里坐满了人，多数是中文系同学，我与外文系几个同学坐在最后边。罗先生一开始就读原诗：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先生来回走着放声念，好听得很……。罗先生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做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国京城就在窗外下边，同学们都被吸引住了。罗先生也把杜甫这首诗跟岑参的《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做了比较，认为前者精彩多了，因为杜甫思想境界高，忧国忧民之心炽热，看得远，想得深。罗先生接着问，诗的广度和深度从何而来？又说到诗人的使命等。他说从杜甫这首诗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谓‘开元盛世’中埋伏着的种种危机，大树梢头已感到强劲的风声。此诗作于七五二年，再过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唐帝国就支离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诗是最好的见证。罗先生立即吟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吟完了，罗先生说现在我们处在何种境地呢？敌骑深入，平津沦陷，我们大家都流亡到南岳山中……先生低声叹息，课堂鸦雀无声，窗外刮着阵阵秋风……”

1944年秋，罗常培赴美讲学，联大中文系主任由罗庸代理，直至西南联大解散北返。按常规，北大复校后，罗庸本人应随校迁平，继续当他的北大教授或代理个系主任什么的。但蹊跷的是他没有随大队人马回平，而是悄然留在由联大师范学院改制的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这一打破常规的抉择究其原因若何？罗氏本人没有公开披露，外界人士包括联大中文系学生也多有不知，公开出版的联大校史等书籍与纪念文章，在提到这一令人疑惑的转折点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或许罗庸留昆的隐秘尚没有揭开，或许本属正常——但从两年之后即离开的事实推断，恐怕又非其本意。最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罗与抗战后出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不甚合拍，此点从前述傅斯年于1945年10月17日写给尚在美国的胡适信函中可以窥出一点蛛丝马迹：“二罗皆愈来愈糟……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载，联大中文系教职编制如下：

教授十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唐兰（以上属北大），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以上属清华），游国恩（由联大直聘）。

副教授二人，陈梦家、许维遹（皆属清华）。

另有陈寅恪（清华，与历史系合聘）、魏建功（北大）已先后离校，未计在内。

以此推断，傅斯年信中所说的“二罗”应是罗常培、罗庸。当时罗常培尚在美国讲学未归，而就昆明的罗庸而言，属于沉默寡言的一类，为人处世保持低调、谨慎，很少显山露水，性格沉稳坚毅，绝不像刘文典那样张牙舞爪地容易遭人嫉妒忌恨（南按：刘氏除了被闻一多一个点射踢出门外，后来在评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时又被傅斯年借机敲了一棒，自此倒地不起。见后文）。

如前所述，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为北大办文科研究所事向远在美国的胡适禀报，内中有“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力气，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信中说的莘田是指罗常培，膺中自是罗庸。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傅斯年眼里“二罗”竟成为“愈来愈糟”的人物了。这一变化，除了抗战后期各自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在处世态度与性格脾气上使傅与他们不能合拍外，很难从其他方面找出更坚硬的理由。罗庸既然在联大后期能代理系主任，返回北平后，在罗常培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主持北大中文系事宜亦在情理之中。但掌握予夺大权的傅斯年显然没有这样考虑，而在他心目中一个“愈来愈糟”的人，也不可能委以重任，甚至当个教授都很勉强。当然，罗庸对傅斯年其人也未必服膺，或许还有些反感和轻视。正是缘于这样一种表面上平静，暗中却急流涌动的纠葛，自尊心颇强且有点倔强的罗庸就此远离了北大，北大失去了罗庸。

1949年，罗庸离开昆师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终年51岁。一生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多种，其中在昆明期间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讲演稿十篇汇集而成的《鸭池十讲》，深受读者熟悉和推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罗庸研究生的逯钦立，原居住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赁的楼上，后躲避日机轰炸随北大文科研究所搬到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弥勒殿。1940年，逯钦立研究生毕业，为驻所研究助教。同年9月，因课题研究需要遂申请就读史语所，旋赴南溪李庄在傅斯年指导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1942年以学术研究成果《诗纪补正》十六册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获教育部核发硕士学位，同时转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为当时史语所文学组唯一一位驻所专任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据逯的同届同学周法高回忆说：逯在史语所期间，“曾在该所集刊发表了一篇《古诗纪补正叙例》。明代冯惟讷的《古诗纪》，搜罗唐以前的古诗，相当完备，（近人）丁福保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书，就是根据《古诗纪》加以补充的。逯钦立找出很多丁书的疏漏错误的地方，而把其中比较显著的若干例子放在这篇文章中，所以写得非常精彩”。 周氏所说的这篇文章，只是逯钦立对这一专题研究生涯中的牛刀小试，但只这一试就足见其用功之勤，考据之精深。如汉诗乐府古辞《孤儿行》有诗云：

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

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未归，不敢自言苦。

头多虮虱，面目多尘。

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

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逯氏在《叙例》中，将此诗归入“依韵校勘例”，并说：“字讹失韵，由辞例推知当为某字者。”由此校正：“诗中大兄之大，为土之讹字，当属上句，作面目多尘土。土与前后韵贾、鲁、马、雨皆协。今土讹大，则断尘为句，失其韵。又土讹大，连下读为大兄，后人遂不得不于嫂字上亦添大字，使篇中兄嫂辞例亦乱。应添土字，去两大字。”

这一考证可谓精明确切，足可匡正旧日传写之误。胡适尝谓：“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此喻未免过重，但由此可见逯氏的国学功底及“详搜、精校之功”是何等了得。

以后的岁月，逯钦立开始致力于《陶渊明集》与洋洋135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考订、校补、编纂工作。正当逯氏于青灯黄卷中意气风发地沿着这条通往名山大业的崎岖小路奋力攀登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李庄一位美丽的“窈窕淑女”罗筱蕖不期而遇了。

罗筱蕖，名荷芬，字筱蕖，别名藕曼（Woman），因在家中排行第九，故当地人又称罗九妹。其父为李庄党部书记、川南知名学者，别号“小孟尝”，又称“植兰书屋”主人，曾与民国初年驻军南溪的滇军名将朱德结金兰之好（罗氏长朱德一岁）且有姻亲的罗南陔，也就是当年积极主张同济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各机构迁往李庄，并亲自起草“同大迁川，李庄欢迎”的那位著名乡绅。梁思永一家由滇入川后一度在他的家中——著名的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居住。

罗筱蕖高中毕业后赴成都华中专科学校就读，一年后返回李庄到板栗坳栗峰小学任教。时为1942年夏间事，罗九妹20岁。

栗峰小学原是李庄板栗坳张氏家族的一所私立小学，受南溪县教育局领导，以板栗坳乡绅张九一（号称“张九爷”）为校长。小学校址设在柴门口张九一家的大房子里，有教师4人，分别是罗筱蕖、张素萱、张增基、黄婉秋，学生60多人。当地学生有张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杨志玖）、张彦云（南按：后嫁史语所人员王志维）、张彦霞等。罗筱蕖来校后，不久即升任教务主任。在史语所迁往板栗坳后，因离李庄镇较远，上山下山来往不便，研究人员的子弟大都入该小学就读。其中有傅斯年之子傅仁轨；董作宾之子董敏、董兴；李方桂之子李文茂，女儿李文俊；芮逸夫之子芮达生、芮蓉生；梁思永女儿梁柏有；劳榦之子劳延煊；向达之子向燕生、向宇生等近20名孩子，年龄在5岁到12岁。原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受李济之邀，自西南联大借调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两次进西北边地考察，时在李庄的夏鼐等人参加。向达来李庄后，眷属长时间住在板栗坳，两个孩子就此进入栗峰小学就读。

本来栗峰小学教室就有些拥挤，突然加上史语所子弟，更显拥挤不堪。加之当时经费不足，学校越办越差，出现了许多史语所子弟逃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傅斯年与同人商量要自己办一所学校，名称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子弟小学”，专门招收史语所同人的小孩来校就读。校址设在牌坊头董作宾、吴定良住处附近的戏楼院，校舍采光较优。此前由于各位家长到栗峰小学接送孩子的关系，与教师们渐渐熟悉起来。经傅斯年与张九一协商，决定聘请罗筱蕖、张素萱两位女教师来史语所子弟小学任教，由罗九妹负责教务和校务管理。兼课任教的还有史语所同人和家属，如劳榦教国文，石璋如教地理，芮逸夫教历史，董作宾教书法。另有董作宾夫人熊海萍、董同龢夫人王守京、何兹全夫人郭良玉、马学良夫人何蕊芬、萧纶徽夫人肖玉、李方桂夫人徐樱等皆在学校兼课。据罗筱蕖说，当年傅斯年亲自找她谈话，说：“孩子们没有学上，家里的大人都头痛，我不愿意看着他们乱窜，就专门办了这个小型学校。不过这学校要是没有你的维持也办不下去，你就给管一下吧。” 于是，罗筱蕖与张素萱便由栗峰小学转到史语所子弟学校。——此时的罗张两位年轻教师没有意识到，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扇新的命运之门。

许多年后，罗筱蕖在东北师范大学校园内她那所不大的公寓中回忆道：“当时各位兼课的夫人家务繁重，又要照顾小孩，一般是有课就到，下课即走，许多事都是我来管，太太们临时有事也请我代课。尽管学校规模小，但较正规，课程也全，五、六年级还开设英语课，很有特色，家长们比较满意。我和张素萱是年轻姑娘，学生们很喜欢我俩，每当太阳好的时候，在头两节课间，我常集合学生带着他们在板栗坳跑上几圈，除了喊一、二、三、四的口号，还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在寂静的山坳里，深深的庭院中，那些埋头钻研学问的先生们，被孩子们阵阵喊声和美丽的歌声所吸引和振奋，会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探头向窗外瞧瞧，这样我在他们面前也就更显眼了。”

在谈到与逯钦立相识相交直至恋爱的经历时，罗筱蕖对青春岁月中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恍然如昨。她说：“史语所光棍汉逯钦立在吃过饭之后，常到我们学校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陶渊明诗，还画一些古代诗人的像，如屈原、陶渊明，还有一些跃虎、奔马等动物，逯在这方面颇有才气，在黑板上一挥而就，孩子们见了很喜欢，他画得也就越起劲。开始我不懂他这样卖力的表现是咋回事，认为在板栗坳这个村寨里，一个光棍汉太郁闷、太无聊了，随便到这里放放风，透透空气，跟孩子们胡乱玩玩罢了。于是我有时候也在教室看他在黑板上写诗作画，有时也跟他聊几句诗什么的，这样他就更来劲了，开始画我本人以及我魂思梦绕已故生母的画像（按照片画），画得栩栩如生，我很感动，心生爱慕之情。逯君画过之后，又跟我聊一些他研究陶渊明诗的心得。记得有一次他谈到陶渊明那篇著名的文学作品《桃花源记》，在黑板上写下了陶记中这样一小段文字：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

逯君告诉我说：‘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版本及选本都将‘芳华’作‘芳草’，唯南宋有两个本子（南按：曾集本《陶集》与苏写本《陶渊明集》）作‘芳华’。’逯君认为应作‘芳华’而不是所谓的‘芳草’。其理由是，首先，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是一幅十分完美鲜红耀目的桃花林景象，中间不容夹杂绿草，破坏意境的纯美。这是重要的一点。其次，陶诗中多以‘华’作‘花’的诗句，如《荣木》诗云：‘采采荣木，结根于兹。晨耀其华，夕已丧之’等。这里的‘华’可作‘花’解，二字通用。《诗经·桃夭》中说‘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早已开其先例。况且以‘鲜美’形容桃花，正切合其鲜艳美丽的形象特征。如果把它形容成绿草，就觉得不伦不类，很不切合。因而应作‘芳华’解。”

罗筱蕖接着说：“听了逯君的解释，当时感觉很合乎情理，也觉得这个人的学问了不起，就有些佩服他。以后就经常在业余时间借学生们的掩护，在教室听他讲陶渊明诗。想不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一久，逯君的一举一动和所思所想，都叫他的同事给看破了。于是，没有风，浪却起来了。这风浪一起，我才明白，原来逯君不是在无目的地写诗作画，而是项庄舞剑啊！尽管当时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又觉得这个人挺老实，人也不错，又特别有才华，就继续交往。后来闽东才女游寿到了板栗坳，与我和逯君的关系都很好，便主动出面牵线撮合，这样事情就挑明了。过节的时候，一般学生家长要请我到家中做客，也就是吃一顿饭。我第一次去的是傅斯年先生家。当第二次被邀请去的时候，同桌的有李方桂太太徐樱，还有逯钦立，如此一来事情就更进一步了。以后傅先生夫妇去重庆，回来时买了四件丝绸衣料相赠给我与逯君。当时我们都很感动，这个时候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婚姻问题已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只差媒人正式向我家中说合了。不久之后，傅斯年在李庄镇与家父一起开会的时候，就顺便提出了这个事。”

傅斯年出面提亲，罗南陔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尽管罗是当地见过世面的开明绅士，与史语所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建立了友谊，面对女儿的终身大事，还是不免有些犹豫。据罗南陔之子、罗筱蕖之弟罗萼芬后来说：“当时中央研究院迁来李庄，有很多男光棍，眼看年龄越来越大，个人婚事成了难题，但李庄的姑娘不愿意嫁给他们。原因是他们都是‘下江人’，家在外地，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摸不清他们的底细，怕上当受骗。所以他们的人来了三四年，只有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与李庄的姑娘王友兰结了婚，其他人都不得干。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觉得既然女儿自己耍的朋友，就要尊重她的选择。何况罗九妹当时已经是史语所聘用的人了，在本所耍朋友也合情合理。但父亲对逯钦立其人不熟悉，从九妹这一方面考虑，就决定搞个火力侦察。他作为长辈不好出面，就请了我的堂兄罗伯希向傅斯年详细打听逯的事，后来说没得问题，这门婚事就成了。”

罗萼芬所说的罗伯希，就是当年在南溪县城酒馆里与宜宾纸厂厂长钱子宁手下相遇的那位李庄乡绅，正是在他的热情周旋下，同济大学的王葆仁与史语所的芮逸夫等才来到李庄考察，最终促成了同大与史语所等机构迁来此地的因缘。也正由于这层关系，罗伯希与傅斯年等人成了朋友。当罗伯希受叔父罗南陔委托后，便致函傅斯年询问详情。

由于傅斯年自己最初那段婚姻的痛苦经验，他总感到夫妻之间如果文化程度与背景差异太大，绝不会有幸福可言，其结果必是悲剧，因而一直不赞成自己的弟子在避居之地与当地姑娘谈情说爱。但史语所从长沙到昆明，再到李庄，一晃五六年过去了，弟子们也一个个由20多岁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变成了身染暮气的30多岁的中年人。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自然规律又是难以抗拒的。况且战争也不知何时结束，还都南京之日更是不可预料，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光棍汉于这个偏僻的山坳里，大眼瞪小眼地干熬下去。自史语所的事务员汪和宗于1942年底和李庄姑娘王友兰恋爱结婚之后，这帮光棍汉们渐跃跃欲试，此事变得复杂起来。按傅当时的想法，处于这种乱世中的恋爱婚姻，既不能压制也不便提倡，顺其自然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逯罗二人有意成就百年之好，自己当然也不便棒打鸳鸯，所谓在家乡时母亲经常教自己的那句“能拆三座庙，不拆一门亲”是也。于是，傅在史语所同人家属，以及逯钦立身边的几个好友，特别是山东同乡们的说合下，决定亲自出面促成这桩婚事，于是便有了向罗南陔为逯钦立提亲的举动。如今见罗伯希欲询详情，知道事情有望，心中大喜，便于1944年初春，专门书写一函派人奉送罗伯希，对逯的身份和现状做了介绍：

助理研究员之资格，依史语所规定，等于大学之专任讲师。然中央研究院之标准，远比各大学平均之程度为高，此时敝所助理研究员就业大学者，至少为副教授。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弟亦如此也。若在战争结束后，固不宜如此，唯值此遽变之世，一切未可测耳。

古人尝言，媒妁之言不可信，此次傅斯年说的可谓是大实话。他把研究人员与古代的押差、看守的皂隶作比，虽是暗含自嘲性质，但就当时史语所同人的生活和经济状况而言，确也是如此。“家有黄金，邻居家有戥盘”，这是傅氏家乡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其意是你自我吹嘘得再好再高，谓家藏黄金万两，邻居们或者说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透明，甚至有点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能力，谎言一拆即穿，或曰不拆自破。傅斯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就逯的身份特别是生活窘迫之状如实招来，想来也是万不得已，除了略带诙谐地自谦自嘲，更多的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与心酸。但当论及弟子的学问时，傅氏就明显地神采飞扬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战前叱咤风云的感觉。他颇为自信地在信中说道：

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

罗家不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对待关乎儿女未来命运与前程的婚姻大事，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这个时候的逯钦立34岁，罗筱蕖22岁，罗家怕身为“下江人”的逯氏在山东老家已有配偶，在这个山坳里因耐不住寂寞，以久旱盼云霓之心态，不顾道德法律之准则，瞒着众人在外面招蜂引蝶，拈花惹草，或干脆来一个瞒着家人纳妾娶小之行动，以图当时之快活。倘果真如此，罗筱蕖日后的人生命运将是如何，罗氏家族又情何以堪？于是，罗家再度就这一问题提出疑问，向傅斯年讨个说法。傅受人之托，当然也不敢马虎大意，在做了一番明察暗访后，于1944年2月21日，再次致信罗伯希言明内情。信曰：

伯希先生左右：

惠书敬悉，此点正为弟所注意而不敢苟者，故前信发出之前，已经查照，逯君并未婚娶。先是逯友人托弟写信，弟即对之云，此点最重要，须证明。其同事友人遂共来一信，证明其事，故弟乃敢着笔也。彼时又查其入此填表及在北大填表，均未婚娶。当时办法，家人多一口即多一口之米，故未有有家室而不填者。逯君平日笃实，不闻其说不实之话，故几经调（查）而后以前书相尘也。先是彼在昆明时其父曾来信嘱其在外完婚，事隔三年，又经迁动，原书不存。彼最近又向其家说明一切，当有回信，唯彼家在沦陷区，信每不达，回信当在半年以上耳。谨此奉覆！余另，专颂

著安！

傅斯年谨启
二月二十一日

在信的后面，还附有史语所几位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大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有张政烺、傅乐焕、王明、劳榦、王叔岷、那廉君等六君子，以证逯氏“年逾三十，尚无家室，以上所具，确系实情” 。

可以想象的是，当这几位山东同乡和好友们在撰写“保证书”的时候，一定同逯钦立一样心中美滋滋的，可能还要偷着乐上一阵子。此为史语所青年人中难得的一件雅事，尤其是在战火流离之下更显难得，作为相逢于祖国西南这个山坳里的山东同乡，又何乐而不好好地为之坐实，以成其美呢？

得到如此确凿无疑的答复，罗家知道逯氏并不是招摇撞骗或者古代戏曲中的陈世美之流，才算一块石头落地，正式宣布答应对方的求婚，并着手筹备婚事。据说，在史语所一帮山东老乡的指点下，逯钦立首次拜见岳丈，竟提着十盒里里外外完全一样的糕点，老岳丈不解其意，以为逯氏读书读傻了，一根筋到底，不知道变换花样。逯氏早有所料，慨然解释道：“按山东规矩，这十盒同样的点心代表‘十中（始终）如一’。”老岳丈与罗家人听罢，自是心领神会，于哈哈大笑中彻底化解了对“下江人”的疑虑，各方皆大欢喜。1944年5月27日，逯钦立与罗家九妹筱蕖在李庄羊街8号“植兰书屋”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婚礼，才子佳人终成眷属。

◎冲出夔门

由于罗家在李庄的显赫门庭与庞大的人脉背景，逯罗夫妇的婚事在当地轰动一时，备受瞩目。当初逯钦立在史语所子弟学校教室吟诗作画与“项庄舞剑”之时，罗筱蕖猛然感到“无风起了浪”。而随着他们婚事的举行，整个板栗坳更是冰解潮涌，风生水起，许多蛰伏在青灯黄卷下的光棍汉们，开始心旌摇动，想入非非，时刻准备“兴风作浪”，于爱情的汪洋大海奋力搏击。李庄的姑娘们也从逯、罗的婚姻中受到启发，大胆敞开心扉，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在她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浪潮，将史语所剩余的光棍汉兼才子们一举揽于怀中。在不长的时间里，史语所的李光涛与罗筱蕖的表妹张素萱，王志维、杨志玖与李庄姑娘张彦云、张锦云，由悄悄的地下恋爱演变成了地上公开的结婚事实。

对于这段浪漫生活，当初由南开大学进入史语所跟随傅斯年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返回南开大学任教的杨志玖曾有过一段回忆：“1946年6月，我经所内同乡（汪和宗先生）介绍，要和房东（史语所的房东）小姐结婚。我写信告诉傅先生。他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你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已答应同人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

对于傅斯年的弦外之音，书呆子气十足的杨志玖直到晚年还一直认为傅“有山东人倔犟、豪爽的性格，但他不以山东人自居” 。此言真可谓大谬矣。明眼人一看傅氏所说的“你们山东人”如何如何，当是自嘲与戏谑之语。纵观傅斯年一生，他从来没有摆脱山东乃至北方这一地域观念为人处世，当然他只是站在这个精神地域之上放眼中国乃至世界，并不是用狭隘的地域观来思考和应付人事，此点从他后来主张迁都北平与在全国几个重点地区办校的文章与书信中即可见出。与杨志玖的理解恰恰相反的是，傅斯年作为一个山东人，眼睁睁地看着李庄共有五位姑娘嫁给史语所人员，而山东人已超越了半壁江山独占其三，如此“功绩”，让他这位当所长的山东老乡情何以堪？如果山东人在中央研究院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奖作品独占史语所五分之三，倒是傅斯年的一种荣耀和自豪。若说在当地搜罗良家百姓的花姑娘，而被山东响马与梁山好汉们一举夺了头筹，实在不是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史语所毕竟是以研究历史和语言这一学术为己任，并不是婚姻爱情介绍所。由此，向以山东人或水泊梁山好汉自居的傅斯年，用自嘲和戏谑性的语调，向跟随他的列位兄弟们说出：“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恰恰表明傅对这样的事情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并且在关键时刻还须像梁山头领宋江一样亲自出马，向强悍风流的扈三娘主动示好，以为“矮脚虎”王英之辈成其好事的复杂矛盾心境。

戏谑过罢，傅斯年对杨志玖在婚姻问题上的建议，还出于其他方面更深层次的考虑，可惜此意在若干年后才被对方顿悟。杨志玖后来曾心怀遗憾地说：“这年的下半年，南开大学要在天津上课，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写信要我回校任课。我以本系借调，理应回去，写信告傅先生说明。哪想到这一下使他很恼火，他没给我回信，却令史语所停止给我补助。我因为不愿违背当日诺言，不愿让冯先生失望（冯对我也很好），也就顾不得傅先生的警告了。事后我才明白，傅先生把我借调到他那里去，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不回南开，借调本是个名义，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还听郑天挺先生说，傅先生本想送我到美国去，因我结婚而罢。怪不得傅先生给我信，劝我退婚或推迟婚期，可能与此有关。我从此再也没见到傅先生了。” ——正是这一决定人生命运的“轻率”抉择，令后半生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并不得意的杨志玖思之怅然，悔之晚矣。

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长远”号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开始搬运货物，日夜兼程，紧张而忙碌地装船。

此时，整个李庄镇长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李庄乡民几乎倾巢出动，为相处了六年的学者与家属们送行。招呼声、问候声、互道珍重声伴随着嘤嘤哭泣声、低沉的呜咽声，此起彼伏。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在波滚浪涌、人声鼎沸中，随着一根又一根粗壮的缆绳缓缓解开，所有人的心“咚”地一沉，如同撕裂般滚过一阵剧痛。悠长而令人心焦的汽笛缓缓响起，“长远”轮回身转首，劈波斩浪向江心驶去。码头上，万千只挥动的手臂渐渐变得模糊，耸立在岸边的魁星阁翘起的高高的飞檐尖角，渐渐被掩没在青山翠竹的绿色里。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最后一声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躯体顺滚滚江水急速而下。

浩瀚的江面上，几艘“长远”轮前后一字排开，乘风破浪，顺流而东。当轮船转过几座山头，李庄远离了视野，船上的人员才渐渐摆脱了离别的忧伤，精神变得活跃起来。许多年后，据同船而行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众人顾不得秋风萧飒的寒冷，一个个爬出船舱，伫立甲板，尽览长江胜景。尤其三峡的雄伟天险，令人叹为观止。记得夜泊巫山的那晚，县城在半山腰，下瞰滟滪滩，眺望白帝城，惜别之情油然而生。第二天一早驶进夔门，两岸峭壁耸天，江心险滩处处，暗礁无数。有一艘运军粮的帆船，从下游逆水而上，大概无法避开我们那艘小轮的航道，急得向驾驶台放了一枪，山鸣谷应，全轮震惊，人心惶惶。然而领船的那位师傅，不慌不忙，从容镇定，用手势和手指，指示航道，终使两船均能安然无恙地脱离险境。”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顺长江，出三峡，回故土，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和流亡漂泊者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四年前，当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面对“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的残酷场景，躲在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撰写他的大著《西潮》时，曾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虽然中途迂回曲折，但是终于经历两千多里流入黄海。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

遥想抗战初期，平津沦陷、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进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住了中国最后一点血脉和反攻的力量。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险峻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铭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誓不屈服的旗帜与坚毅的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冲出了夔门，收复失地——那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飞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81名院士出笼

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大队人马自李庄迁回南京，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倾诉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胡氏欣然前往。

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许多年后还记得胡适初到的场景，只见这位光芒四射的士林盟主步入大厅，与众人一一握手致意，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对一些家属小孩也是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斯年在一旁亦庄亦谐地称胡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 。一会儿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呼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此话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大厅内主客欢喜，如沐春风中。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当讲到抗战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傅氏动了感情，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受其情绪感染而热泪盈眶。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与信心地说了一些“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 等充溢着温情与期待的话，众人的情绪渐渐由悲壮转为喜悦。这个时候，没有人想到仅仅是两年之后，史语所人员又仓皇辞庙，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

自1946年6月起，美国武装部队动用军舰、飞机协助，把150万国民党正规军调集到长江以北地区，其中有54万精锐为美国动用海空力量直接运送。蒋介石认为一举歼灭共军的时机已到，于6月22日，密令刘峙指挥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向各预定进攻地点集结。26日，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共军队奋起还击，血与火交织的内战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大幕。

同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代表大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 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1947年6月，中共军队以损失30余万兵力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与杂牌军达112万人。共产党所属部队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战略进攻阶段。同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同时强调：“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为中共在新形势下夺取全国性胜利，从政治、思想、策略上做了充分准备。

就在整个中国炮火连天，血肉横飞，国共两党杀得昏天黑地，不辨牛马之时，与杀人、砍头关系不大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会议，又在乱象丛生的南京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面对这一行动，学术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1947年6月20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道：“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

关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事宜，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学术界高层即开始酝酿并有所行动，因内战爆发，迫使这一行动延缓下来。按照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说法：“1947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1947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 吴氏所言在数字上与事实稍有出入，但大体套路不差。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筹办事宜在起起伏伏中又拖延了一年，到1948年初，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再次提出，无论战争局势如何发展，一定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之际做最后一轮选举，评出首届院士，以为科学、民主争得地位和荣誉，并为后世开出一条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光明道路。

按原定计划，院士选举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个组。由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总负其责，总干事萨本栋负责数理、生物组，胡适、傅斯年、李济、陶孟和等人负责人文组并提出候选人名单。最后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提出各自的意见并投票选出。

在第一轮正式推举之前，作为人文组主要决策者胡适，于1947年5月22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如下：

哲学：吴敬恒（稚晖）、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　想不出人名。

1947年6月19日晚，傅斯年于南京写信致北大校长胡适，谓：“一月多以来，生病，事忙，心绪不佳，等等。未写信，北望至念也。十五号船挤下来（非我改），现买到二十九号General Gordon票，必行矣。”

傅氏信中所言，是他欲赴美治病一事。经过与孔宋集团几年的大战并取得胜利， 傅斯年已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智而雇凶杀人等血腥报复，在友人劝说下，傅斯年决定抛下各项事务携家赴美治病疗养。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即6月20日，傅斯年就院士评选事宜再致胡适一函，并透露了自己推荐的名单，内中说道：“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部）名单（不必即是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名单如下：

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甚低，减后如引。我看人文方面非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四；史学六；考古及美术史四；语三；哲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1）吴；（2）胡，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3）杨树达，经籍考定；（4）张元济，古本流传，泛言不能，专就百衲本言，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1）陈；（2）陈；（3）傅；（4）顾颉刚；（5）蒋廷黻，近代史当无第二人；（6）余嘉锡或柳诒徵。柳不如余，但南方仍不可无一人。

考古及美术史：（1）李济；（2）董作宾；（3）郭沫若；（4）梁思成。

哲学：汤、冯、金。

语言：赵、李、罗。

傅斯年所列“人文”名单中的候选人姓名，分别是：

中国文学：吴稚晖、胡适、杨树达、张元济。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或柳诒徵。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成。

哲学：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胡傅二人拟定的名单，可谓大同小异，或曰英雄所见略同，只是胡适拟定的名单为17人，没有自己，而傅斯年名单为21人，且当仁不让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从名单拟定的视角也可看出，胡傅二人的性格以及处世方式之大不同。就傅氏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而言，绝不是一个腐儒式的书呆子，他之所以能在学术界呼风唤雨，除了紧紧傍住胡适与朱家骅等一流大腕，并巧妙地借用了他们掌控的国内仅有的几个基金会的势力之外，自然也有他的过人之处。如此次致胡适的信中，就极其精明和圆滑地叮嘱说：

以上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傅斯年五人为本所职员，似本所不愿（拟）提名，拟请北大提出何如？

（二）其他部门，我们学校人数不多（清华多得多，6月4日其理由），然我们为求公道起见不可不注意，理学院饶、江、吴、杨、孙似不可落选，并乞先生届时留意。

（三）北大要提出一个名单，不能专写名字，须照格式填，著作原件附寄。

（四）提名不可太少，亦不可太多。北大可先由各学院自推，最后先生审定寄所也。

显然，在傅与胡的心目中，史语所与北京大学已成兵合一处、将归一家之势。如此幕后操作和交易，尽管没有不检点和明显违规之处，但可以想见，这两家一旦变为情同手足式的一家，对院士选举评委会将会有何等强大的控制与要挟能力。——这就是傅斯年之所以成为傅斯年的根本所在。

6月29日，傅斯年偕夫人俞大綵与儿子傅仁轨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四个月后移居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休养。傅离开南京赴美之前，董作宾也应美国芝加哥大学之邀赴美讲学。经过一番考虑，傅斯年没有把史语所的所务交给当时所里的其他年长的研究员，而是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所长。这一决定既出乎众人意料，又实在情理之中，以傅斯年精明老辣的识人能力，这个选择很快就被证明是恰当和明智的。

此时的夏鼐与几年前的一介书生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自1944年2月离开李庄，与向达率领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于4月份到达兰州，在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考察。在敦煌小方盘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埋藏于沙漠深处书写着“玉门都尉”的汉代木简，从而为确定湮没达两千年的汉代玉门关确切位置找到了极其重要的物证。几年之后，当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谈到西北科学考察时，曾以赞叹的口气说道：“很奇怪，玉门关旧址，好多人找了多次找不到，夏鼐一去就找到了。” 言语中透着对夏鼐的敬佩，同时也可看出夏鼐高人一筹的智慧与科学素养。1946年春天，夏鼐于甘肃宁定县阳洼湾的考古发掘中，在墓坑填土层发现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片，从而在地层学上找到了仰韶文化早于齐家文化的有力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氏此前在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上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发现与研究成果，令年轻的夏鼐声名大振，受到了同事和学术界的普遍尊敬。当傅斯年、董作宾相继离开南京后，由他主持史语所的工作当是自然的。

1947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知，召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评议员赴南京开会选举。25日，当北大校长胡适接到通知时，仍处于心烦意乱之中，并为学潮余波发怵、发愁。此前，随着内战扩大，国共双方不断扩兵收编，军费开支浩大，造成物价虎跑狼蹿，教育经费则成了兔子尾巴，师生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在人心即将动摇的关键时刻，中共不失时机地派员潜伏于大专院校，暗中策动学生运动。5月4日，上海学生风潮爆发，继之全国高校遥相呼应。5月15日，清华、北大学生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政府当局示威。鉴于外出宣传叫喊的男生遭到军警枪托拍、刺刀穿，女生被扇耳光、扯丰乳、踹美臀等群殴与污辱现象不断发生，中共地下党又指使扯旗造反的学运头目们在运动中增加了一个“反迫害”的口号和内容，并指使平津等地大学部分学生成立了一个“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5月20日，在月黑风高的黎明时分，北大学运头目以摔杯为号，联合其他学校学生共几万人，一起扯着旗子走出校园，在街头巷尾游行示威。一大批群众、三轮车夫与烧火做饭的厨师，外加一群群街头流浪者和不明身份者见状大为兴奋，纷纷加入游行的队伍，场面更加浩瀚壮观。如此这般闹闹停停、停停闹闹持续了一个多月，流风遍布全国60多个城市，近百所大专院校、数十万学生卷入其中，许多学运头目被捕，仅北大就有几十名学生被当局以反革命煽动罪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拿入大牢以老虎凳与辣椒汤伺候……鉴于此种情形，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像他的前任校长蒋梦麟所说的那样，要在当局、学校、教授、学生等几个方面奔波、斡旋、调解，特别是要说服当局释放被捕的学生，恢复学校正常秩序。但几个月的奔波忙碌，上下打点，费尽口舌，仍有几名学生被认为是共产党骨干分子，关在大牢未能放回，而师生的生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据胡适日记载，此前的9月23日，胡氏还在紧锣密鼓地召集北大同人开会，商讨应付办法，到会教授约百人。胡适做会议主席，众人争论不休，指责甚至叫骂之声不断，持续三个多小时没有结果。目睹此状，胡氏极其郁闷悲观，心情怨愤，认为：“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如此这般吵吵闹闹地挨到了10月12日，胡适按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要求即将南飞。学生们得到消息，认为校长在如此非常时刻离平赴京，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校中壁报很快出现胡适南飞，是奸人诡计，为的是调胡（虎）离山，军警趁机入校大规模逮捕学生等宣传言论。于是，在几个学运领袖的操纵下，几百名学生呼啸而至，将校长住宅包围起来，不准其出城南飞。胡适于焦急中向学生解释自己此次南飞的使命，并指天戳地发誓保证当局不会与学生为难，两个多小时后，经学校几名教授闻讯赶来对学生劝说，胡适方突破重围，匆匆赶往机场登上了即将起飞的航班。

当日，胡适飞往上海，几小时后转赴南京，于13日与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来到中央研究院出席会议。其间，胡氏向史语所代理所长夏鼐介绍了此次北平突出重围得以南飞的紧张场面，并叙述北大学生被捕经过和保释情形。《夏鼐日记》载其所述：“此次未能保释之学生二人，其共产入党证，一为100余号，一为300余号，皆为加入有年，在党中占重要地位，陈布雷之女儿及女婿亦以党事在平被捕。闻军队中少将、中将皆有加入共党为秘密工作者。”

第二天，史语所同人为欢迎胡、陈等人到来，由夏鼐主持，专门举办了由全体人员参加的茶话会。会上，夏鼐机智得体的表现，给胡适留下了深刻印象，胡在当天日记中以赞美的语气写道：“史语所中很有人才。孟真确是一个好导师。”

10月15日上午，由评议员组成的院士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央研究院北极阁大厦二层开始。朱家骅为当然的会议主席，另有党国大员吴达铨文官长代表蒋介石、李石曾代表中央党部，司法院院长居正与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作为来宾分别致辞。因前来的党国大员鱼龙混杂，对院士选举议程不甚了了，乃就教育是否独立与派遣留学生问题斗起嘴来。王云五首先提及中国高等教育要走上独立，以后少派留学生出国。胡适代表评议员致辞，赞成王氏之说，并主张修改博士学位选举法，大学办理研究所五年以上有成绩者得授予学位，不必依旧法由政府赠予云云。对于王、胡之说，翁文灏起立反对，主张仍继续派留学生，唯须取严格主义。李石曾继之起立，谓吴稚晖以近来身体易感疲劳，故未来参加，嘱代致意。紧接着介绍吴氏主张派遣留学生之说法，谓留学生能输入抽水马桶，改良茅厕，即已是大贡献，若谓外汇消耗过多，殊不经济，则只要有利益，经济考虑亦属相对的，如男女交媾每次所耗精虫数百万，只有一条精虫过五关斩万将，最后突出重围成为一个人，经济云乎哉？言罢，全场哄笑。一上午的会议就在政客们相互斗嘴与争论中结束。

当天下午，由本次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及各所负责人报告工作情形，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审查办法。夏鼐向评议会秘书处提交了由自己主持召开的史语所所务会议通过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

史学：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余嘉锡、柳诒徵、徐中舒、陈受颐。

中国文学：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沈兼士。

考古及美术史：李济、董作宾、郭沫若、梁思永（以上考古）；徐鸿宝、梁思成（以上美术史）。

语言：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力。

民族：凌纯声。

评议会几经讨论，决定院士候选人不得超过正额（88至100人）之一倍，次日上午分组审查。

16日，会议继续进行，评议会分为数理组、生物组、人文组等三个小组审查，其中人文组由胡适召集。因夏鼐仅为副研究员职称，不是正式评议员，不能参加评议。但胡适以人文组傅斯年、陶孟和二人缺席，只剩胡适、李济、周鲠生等三人为名，硬拉夏鼐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巫宝三列席。

会上，众评议员对推荐机构和评议员分别提名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初步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看被提名人是否在抗战期间沦陷区的伪大学等学术、教育机构任职。审查中，著名化学家赵承嘏、萨本铁，以及参加伪“北大”的容庚被删除。据夏鼐日记载：文史方面选出31人，滥居其列者，至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及法律部门，前者几无其人，因巫君在座，故仍提出7人（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杨西孟、巫宝三、吴大業）。法律方面提出王宠惠、王世杰，以后勉强列入燕树棠、郭云观、李浩□。讨论至12时始散。下午开大会审查，化学组加入数人（孙学悟、朱汝华、黄子卿、纪育经）。物理组加入桂贺廷。生物科学、农学删去陈宗一及侯□□。矿物学加入陈克恢。医学原拟加入李卓浩，后以其未曾返国工作故未能通过。

10月17日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入选人员名单，而被审查的第一位就是郭沫若。有评议员认为郭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人，其罪过远远大于赵、萨、容等几人，后者不可留，前者更该杀。胡适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问朱家骅，假如朱不是今日会议之主席当如何看待？朱家骅旗帜鲜明地表示郭某人“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本栋起而和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评议员吴正之帮腔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此时陶孟和已来到会场，对于这一连串反对入选意见，起而反击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陶氏手下大将、会议列席者巫宝三见陶如是说，亦站起来表示拥护陶说，谓：“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胡适见状，思虑再三，决定附和陶说，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云云。

鉴于双方意见各不相让，最后决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郭氏是留是除。在这一关键时刻，夏鼐认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 ，乃不顾自己作为列席者不能参加表决的身份和规矩，起立为郭沫若辩护，据夏鼐日记载：“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唯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

夏鼐的斗胆进言得到了李济等部分与会者的支持，李济进而言道：“郭是一个多学科有才华的学者，在考古学与古文字学领域造诣很高，虽其人没有直接参加田野考古发掘，也不属于中央研究院各所，但作为体制外的人士，我们应该给他保留一个位子。” 经此一说，中间派的态度有所改变，最后投票表决，郭沫若以14票对7票的差额，被议定保留在候选人名单之内。当这个结果拍板定案后，胡适、李济、夏鼐等人都长吁了一口气。

关于此次选举详情，夏鼐于10月20日向远在美国的傅斯年做了详细汇报，除了郭沫若是留还是砍的问题，评议会在讨论各方推荐名单谁有资格列名为院士候选人的过程中，更是意见纷纷，各有所见。如胡适在评选中于哲学领域又比提交的名单多推荐了一位陈康，理由是“陈氏希腊哲学造诣颇深”；周鲠生则认为李剑农“对于中国经济史及近代政治史皆有成绩”，故予以推荐；另“有人提出何以不列入熊十力、朱起凤、向达三先生。经胡适之先生解释后，亦无异议”。至于不是评议员的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叔岷闻听刘文典也被推荐后，在评议会外扬言，谓“刘文典先生之《淮南子》及《庄子》，校勘考据皆甚糟糕，并云傅先生如出席，必不推荐为候选人”等。 经过两天激烈讨论，院士候选人由最初列入的402人减至150人，分别是：数理组49人；生物组46人；人文组55人。具体名单在17日晚7时公布，初选会议就此结束。

按原定计划，最后一次院士选举定于1948年春天举行，至时必须再砍掉50人，只有100人当选。有了这个既定数字，最后的角逐就显得更趋激烈与异乎寻常起来。各不同派别自是要为本系统以及与自己关系密切者力争。掌握生杀大权的评议员们在场上的唇枪舌剑不可避免，而各色人等在台下的小动作也连绵不断，如北大中文系教授唐兰就暗中请胡适为自己帮忙助力，结果是不了了之，后胡唐二人反目成仇，胡把此事揭出并对唐氏加以嘲弄和讽刺。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董作宾闻知音讯，于1948年2月2日由芝加哥致信胡适，特意谈到了他对此次选举的关注与态度，信中说：“春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在病中，应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的。” 此时的董作宾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为了郭的缘故，自己可舍身相让，甘落下风。不知同样的信是否还寄给傅斯年，但从胡与傅推荐的名单看，郭氏始终在二人的推荐名单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150强，而梁思永由于夏鼐主持的史语所所务会议的推荐，也一直在入选名单内并有最后取胜的可能。

时仍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也密切关注着即将到来的最后一次角逐，当他得知将在本年3月中旬开会一决雌雄时，于3月9日致快信于朱家骅、翁文灏、胡适、萨本栋、李济并转各评议员，对候选人名单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信中说道：“自斯年出国就医以后，曾接到几次关于院士选举之文件，其候选人名单，虽斯年仍不无意见，然大体上细心公正，至佩诸先生之劳苦，至此地步，大是不易。斯年因病在国外就医，虽在委员会内，未能尽力，既惭且感，深喜诸事赖诸先生之劳苦，得以顺利进行。”

待这番客套话说过之后，傅开始对“候选人名单之意见”直抒心胸，所谈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号称“国宝”的刘文典。傅说：“候选人中确有应删除者，如刘文典君，刘君以前之《三馀札记》差是佳作，然其贡献绝不能与余、胡、唐、张、杨并举（南按：所列五人当是余嘉锡、胡适、唐兰、张元济、杨树达）。凡一学人，论其贡献，其最后著作最为重要。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校勘之学如此，实不可为训，刘君列入，青年学子，当以为异。更有甚者，刘君在昆明自称‘二云居士’，谓是云腿与云土。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斯年既写于此信上，当然对此说负法律责任，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学问如彼，行为如此，故斯年敢提议将其自名单除去。”

傅斯年与闻一多在政治上各有自己的立场，且呈水火不容之势，未承想在对待刘文典“为土司之宾”的看法上却出奇的一致。看来刘文典这位颇为自负的“国宝”在西南边陲的所作所为，的确惹恼了不少人，最后落得个被闻一多借机踢出圈外的悲凉结局。至于刘文典学问之差，当时傅斯年在国内时听弟子王叔岷念叨过，或是直接来源于夏鼐给他的信中，说到王叔岷在评议会场之外的那通议论，不得而知。而刘文典的学问到底如何？是吴宓所说的“高见甚是”，还是王叔岷检视的“无穷错误”？实在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可讨论的学术范畴。 ^[712]

傅斯年如此直言不讳，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吴宓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论陈寅恪和钱锺书老少两代在学界的地位的那段话：“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这一评价自有其精妙之处，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吴宓的眼里，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大师或“国宝”，亦当属于“尔尔”一类的普通之辈。吴氏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高气傲的刘文典或许尚不服气，其他人或许还稀里糊涂地蒙在鼓里不置可否，如今傅斯年作如是说，刘文典就真的成为“尔尔”了。

就刘文典个人的命运而言，抗战胜利后，滞留偏远的云南昆明，未能回到北平这一文化、学术中心，对他事业的发展、学术的定位、名声的传播，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清华中文系的几位大牌教授，其璀璨的光芒经久不衰，凡稍读过书的人几乎皆闻其名。而刘文典的光芒却很快暗淡下去，他在文学上的贡献与声名，除了几个专业研究人士外，再难为世人所知。身处如此不幸中的刘文典，假如在此次首届院士评选中得以胜出，或可借此挽回颓局，重整旗鼓，在学术上做出新的贡献并留下不朽的声名。可惜的是，在这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又遭到了力大威猛，从梁山走出来的好汉傅斯年当头一棒。若刘文典真如傅斯年，或傅的门生王叔岷说的那样在学问上有“无穷错误”，那么“国”将不“国”，刘文典这件号称价值连城的“国宝”，也就自然成为一件假冒伪劣产品，或一堆废铜烂铁——或许还不如。

无论如何，经在万里之外的傅斯年如此一记杀威棒，站在云南大学讲台上的刘文典轰然倒下，属于他的时代算是彻底终结了。世事无常，或许一切皆是命中注定。哀哉，刘文典！ ^[714]

身在国外，但对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本次院士人文组选举具有超强控制能力的傅斯年，在候选人名单中第二个拖出来开刀问斩者便是清华教务长、独腿教授潘光旦。傅直言不讳地表示：“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乃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

潘光旦所搞的那一套社会学不为傅斯年所重，自是与潘氏的著述不周或观点偏颇有关，但这似不是主要的症结，因为潘除了研究谱牒，还有其他大量社会学著作如人口学论文行世，此著述傅并未提及，抓住一点而攻其全身，自是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更不能令人信服。傅斯年之所以抓其一点就敢于把潘光旦即将戴上的院士帽子革掉，恐怕与他对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作风大不感冒更有干系。傅向来不把潘光旦，或与潘氏相近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派人物视为同志、同类或同族，又因潘光旦等人在抗战后期经常于报纸上发表攻击国民政府的言论，还不自量力地以“我们人民”的名义，向正在交火开战的国共双方进行劝阻、威胁，招致傅氏更大的不满，这一点从傅斯年此前写的文章和书信，以及此次所暗含讥讽的“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即可见到。政见不同，自然就不属于一股道上跑的马。按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处世哲学，潘光旦此次也只有被傅斯年踢出门槛之外靠边架着拐杖看热闹的份了。

1948年3月25日至27日，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兼评议会议长朱家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后一轮院士选举会。经过入会者五轮无记名投票，原定要选出100名院士，因许多名流大腕在投票中纷纷落马，导致69人票数未能过半，最后只有81人通过。按既定规矩，凡通过者即正式成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如下：

数理组（28人）

姜立夫　许宝騄　陈省身　华罗庚　苏步青　吴大猷

吴有训　李书华　叶企孙　赵忠尧　严济慈　饶毓泰

吴　宪　吴学周　庄长恭　曾昭抡　朱家骅　李四光

翁文灏　黄汲清　杨钟健　谢家荣　竺可桢　周　仁

侯德榜　茅以升　凌鸿勋　萨本栋

生物组（25人）

王家楫　伍献文　贝时章　秉　志　陈　桢　童第周

胡先骕　殷宏章　张景钺　钱崇澍　戴芳澜　罗宗洛

李宗恩　袁眙瑾　张孝骞　陈克恢　吴定良　汪敬熙

林可胜　汤佩松　冯德培　蔡　翘　李先闻　俞大绂

邓叔群

人文组（28人）

吴敬恒　金岳霖　汤用彤　冯友兰　余嘉锡　胡　适

张元济　杨树达　柳诒徵　陈　垣　陈寅恪　傅斯年

顾颉刚　李方桂　赵元任　李　济　梁思永　郭沫若

董作宾　梁思成　王世杰　王宠惠　周鲠生　钱端升

萧公权　马寅初　陈　达　陶孟和

随着名单公布，折腾了几年的中国有史以来的首届院士选举尘埃落定。

由名单可以看出，史语所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当选本届院士。其中专任研究员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梁思永、董作宾、吴定良，兼任研究员有冯友兰、汤用彤，通讯研究员有胡适、陈垣、梁思成、顾颉刚、翁文灏。整个人文组差不多有一半院士与史语所有关。后经夏鼐列表分析，本次当选院士，中央研究院有21人，北京大学10人，清华大学9人，技术机关6人，其他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文化机关及行政长官各有4名，另外的机构、大学都在4名以下，如复旦大学仅童第周1人。中央研究院所占比例为26%。消息传出，反响不一，有的认为本次选举公平合理，有的则认为“遗珠甚多”，北大教授向达公开批评，谓：“本院的所长，大部分的专任研究员，几乎都是当然院士。”“令人有一种诸子出于王宫之感。” 胡适事后对院士籍贯分布专门列表分析，并在1948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院士八十一人，安徽只有我一人。”是否暗含着一丝同乡太少且为刘文典出局的惋惜之情？后人则难以考证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有对此颇不在乎者，如经胡适、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夏鼐等人竭力争取，终于成为院士的郭沫若。因郭氏此时已受到中共方面的重用，并开始在政治文化界大出风头，对这个国民党政府赠予的学术头衔早已不屑一顾了。

1948年夏天，在美国的傅斯年突然提出回国，夫人俞大綵劝他再静养些时日，但傅执意欲归，且慷慨陈词：“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能偷闲而安居异国乎？” 俞大綵不好阻拦，只把儿子傅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中继续读书，夫妇二人回归祖国。抵达南京后，傅斯年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夏鼐的代理所长就此告一段落。

194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搞了一个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据参加活动的石璋如回忆：“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做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我记得研究所内还有杨希枚领头唱平剧，非常热闹。” 同年9月23日至24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与会者有朱家骅等51人。为表示对学术事业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致训辞，场面隆重热烈。蒋退席后，分别由朱家骅、胡适、张元济三位院士代表致辞，而以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痛斥内战的讲话最为沉痛动人。张说：“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地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于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可想而知了。”又说：“战事不到两年，已经成了这个现象，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

张元济一语成谶，这次院士会议，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备感荣光的绝响。未久，中央研究院关门上锁，81名院士在战争的硝烟炮火中分道扬镳，踏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

[712] 关于王叔岷当年是如何对刘文典著作进行“检视”并“发现其无穷错误”的详情，作者曾专门致信由台湾转赴大陆居住的王叔岷先生请教，无奈王先生年老体衰，已不能复记，遂成憾事。后来根据王国简提供的线索查寻，收获甚微。下面是王叔岷之子王国简回作者的信：

尊敬的岳南先生：

您给我父亲王叔岷的信已收到，谢谢！父亲年老体衰，记忆力衰退，且日渐糊涂，我把您的信读给他听，他有些茫然。

关于我父亲与刘文典先生在《庄子》研究方面的不同见解我查了有关资料，似乎可以从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叔岷《庄子校诠》的序论中找到一些线索，先生不妨一试。至于您问到的李庄时期，王铃和娟娟恋情之事确实不得而知了。请见谅！

祝安

王国简
2007.12.22

作者根据王国简先生的提示，查阅资料，发现了王叔岷对这段往事的记载并透露出自己的歉疚之情。王叔岷在1985—1986年完成的《庄子校诠序论》中说：“惟《庄子校释》乃岷少年之作，用力虽勤，不过校释古书之初步尝试，始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完成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校释附录》（二），有《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乃岷少年气盛之作，措词严厉，对前辈实不应如此！同治一书，各有长短，其资料之多寡，工力之深浅，论断之优劣，识者自能辨之，实不应作苛刻之批评。况往往明于人而暗于己邪！一九七二年，台湾台北市台联国风社翻印拙著《庄子校释》，岷在海外，如知此事，决将《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一篇剔除，至今犹感歉疚也！”（《庄子校诠·序论》，载《庄子校诠》，王叔岷撰，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又，王叔岷先生于2000年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后开始长住大陆四川老家，大陆文化界也开始关注王氏的学术造诣与著作出版情况。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叔岷著作集》共15本。2008年8月，王叔岷先生于成都龙泉驿区其长子王国简家中去世。

[714] 刘文典自认为无罪受罚且被放逐，流转云南大学任教后，郁闷异常，精神不振，加之身体渐衰、年事趋高，讲课有些吃力，但仍担任中文系与历史系的部分课程。据吴棠回忆说：“1948年我有幸聆听他的课，讲的是《荀子》。其他先生讲课都是站着，刘先生则要坐着讲，靠背木椅不行，要藤椅，学校专门买了一把腾冲出产的‘太师椅’，到他上课时，我们就事先把藤椅摆在课台上。或许是年老体弱的关系，上课要用‘葫芦兜’人力车接送。刘先生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枯槁，头发蓬松从不梳理，夏天还穿丝棉长袍，玄色葛绸的衣领和袖口，变成了发亮的黑色。同学们说这就是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讲桌上还要备一把江西瓷小泡壶、一包精装‘重九’香烟。他的烟瘾极重，基本上一根接一根的抽，只有擦火柴时稍有停歇。”又说：“他躺在太师椅里，讲几句，抽几口烟，又呷一口茶。板书时也不起立，转过椅子侧身伸手写在黑板上。……他的国学根底堪称大‘儒’自不用说，还精通英语和拉丁文。讲一个‘字’，他有时就把这个字的英文、拉丁文词义，同时写在黑板上，流利地用外语读出来。按照刘先生的这种讲法，一个学期只讲了一篇《劝学》，《荀子》其他各篇，就叫我们自己去‘学’了。”（吴棠《刘文典先生授课记》，载《云岭丛谈》，吴棠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出版）

另据刘的学生张文勋说，1949年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的安排，并呈大义凛然状，道：“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943页。南按：此段记述有待考证，时已在美国的胡适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身陷昆明的刘文典？）既然不愿离开祖国，当中共接收云南大学后，刘文典也只能像流落到西南师范学院的旧同事吴宓等知识分子一样“无术远遁”，蹲在这一隅之地动弹不得了。

1951年秋至1952年秋，中国大陆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刘文典表现较为积极，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过，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并多次宣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又说：“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刘文典先生逸闻轶事数则》，载《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再生了”的刘文典没有想到，被“改造”的命运正是他余生的主旋律。运动中，刘文典作为“国宝”级的大师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同为刘姓的云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尧民在批斗会上，甚至将刘文典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搞得刘文典于震惊中悲愤交集又无可奈何。当然，刘尧民也没有逃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命运，此为后话。

1952年，全国高教系统院系调整，由清华大学调往云南大学执政的李广田（1959年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由校长降为副校长，196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文化良知，对刘文典十分尊重，言必称“老师”“刘老”等。每每开会，都请刘坐在主席台上并先作发言。学校当局还为刘提供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增辟了专门的研究室，配备助手，并请刘专为中青年教师讲课，以期传灯有人，等等。此时的刘文典虽年高体弱，但有了一份很好的待遇，遂怀着报答知己的心情努力教学，坚持上课，先后开出了“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校勘学”等课程，深受师生敬重。差不多就在这前后，刘文典一咬牙，把鸦片瘾彻底戒掉了。

刘文典因这一番表现，受到上头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刘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的借见。刘在激动兴奋中于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我很侥幸的、很光荣的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载《刘文典全集》卷三，第780页）应该说，这是刘文典晚年最得意的时期。据郭鑫铨在《灯下拾语》中说：1955年9月，云大中文系召开了迎新会。就在这次会上，一年级新生李必雨，第一次见到了刘文典。李生回忆道：

会议开始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他并未指明另外一个是谁，只是扫视全场，微微一笑。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那当然只能是他老先生了。他继续说：“我虽然不教你们，不过要是遇到了国学上的难题，你们可以来问。我喜欢勤学好问的学生，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嗯，就说这些。”

（《刘文典传闻轶事》，第88～89页，刘平章编，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刘氏再次显露的自信、张狂性格，以及他这一时期短暂的舒适生活。

刘文典受政治环境和革命口号的鼓动，再度打起精神，想以余年赶写完成《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文心雕龙研究》，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书校补》等八种著作。惜历史给予他的机会昙花一现，很快将化作青烟飘逝于苍茫天际，刘文典之雄心壮志及其夕照中孤独奋进的身影，很快也将幻灭，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徒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慨叹。

“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又经过几个小运动，接着便迎来了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刘文典因以往的“反动言论”被校党委定为“中右”分子。

1958年，随着全国各高校开展“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云南大学校党委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写大、小字报提意见。被誉为“国宝”的刘文典大师未能幸免，被贴了大字报，内中充满了侮辱其人格的言辞。向来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大师自是不服，对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言语一概加以冷嘲热讽。云大副校长杨黎原后来曾提到在交心运动中刘的表现：“刘文典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张有京《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以下日记摘录及括号内文字皆来自该文）

刘文典因了自己的强硬态度，被校党委升级为死不悔改的“反动学术权威”，交全校师生集中火力进行批判。当年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和中国民盟云南省常委的张德光，是云大历次运动的经历者与见证者。1986年张德光去世后，其子张有京对乃父遗留的日记、笔记、书信等进行整理，发现了关于刘文典在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一些记录。1958年运动前期，张德光日记中有多条涉及刘文典言论、现场记录与党委态度的记载，如：

3月29日，校党委开会，“书成同志（张有京注：党委书记）强调中文系堡垒刘文典，历史系方国瑜必须突破。刘文典在中文系组负隅顽抗，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张有京注：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为攻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校党委多次安排中文系、历史系师生及校内各民主党派人士联合对刘进行猛烈批判。4月4日，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刘文典在会上被迫做检查。从张的记载看，刘文典态度仍“避重就轻”，仍透出内心不驯服的锋芒，但表面带有调侃、讽刺自己的意味。刘的检查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1.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

2.我与张为骐（张有京注：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

3.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

4月10日，系主任会议研究学校教改如何转入争论阶段时，张德光对刘文典态度与言论的记载如下：

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相应不理，他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之外，就算我刘文典了。”（南按：刘文典以治《庄子》名世，或者刘说的是庄子，而张氏记录有误？或张记录不误，因为老庄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联在一起的。）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中文、历史两系师生代表再度联合向刘文典发起进攻，许多老知识分子出于向党表忠心和因恐惧而求自保的考虑，对刘文典猛踩重踹。一时间，会场内乱棍飞舞，批判之激烈、用词之尖锐前所未有。如云大著名文史老教授、九三学社成员方国瑜揭发如下：

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教授一年工资。刘先生贪得务多，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熊找我四次，叫把西南文化研究室印书用纸四十令卖了给刘文典。我不同意，熊说：“刘文典逼账如逼命，你救救我的命吧。”不得已，我同意借一部分纸给学校救熊的命。刘先生收到钱后交稿了，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骗局，刘先生只在书上加了几条眉批，就算著作了。简直是贪污，太恶劣了。思想改造时，刘先生还污蔑我贪污了四十令纸，真无耻。

无数次的揭发批判，往昔的同事与学生反目成仇，不断指责批斗与严厉痛斥，使刘文典的精神意志渐渐垮了下来。在革命群众的巨大声浪面前，“顽固堡垒”终于土崩瓦解，一生桀骜不驯的刘文典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只得承认莫须有的罪名，站在斗鬼台上向党和人民群众“认错”“认罪”，对着镜子喊起了王八。刘在公开检查中说：

……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张有京注：先生酷爱京剧）……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说你们（共产党）既要古典文学，就要借重我，这与右派分子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何区别，其实我掌握的材料也只一点点，向党讨价还价这种想法卑劣不堪。……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6月15日，云南大学党委会上，李书成书记在做运动小结中自豪地宣称：“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

此时，刘文典不仅垮了，且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1958年7月14日深夜，刘文典在家中突然对夫人张秋华说自己头痛，不一会儿昏迷过去。延至15日下午5时，终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终年69岁。一颗国宝级的学术巨星就此陨落。

刘文典去世当天，张德光日记载：

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狐死首丘恐办不到。

“狐死首丘”，典出屈原《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古代传说狐狸如果死在外面，一定把头朝着它的洞穴。屈原的诗句表达了对故国、故乡的怀念之情。刘文典活着的时候，曾对夫人说过，夫妻死后都要回到安徽老家安葬。刘死后，张秋华根据其生前遗愿向学校提出这一要求，但校方没有答应，只弄了一口薄木棺材收殓尸体，派人抬到云大后边一个小山包处草草埋葬了事。张秋华继之提出要在坟前立个碑，但没有得到学校批准。对此，1960年6月22日，云南大学张为骐教授与张德光谈到刘文典死因以及身后事时，悲愤难平地对张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

据张有京说，许多年后，他见到刘文典唯一的儿子刘平章，刘对张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

2015年7月9日，作者借到云南考察的机会，专程赴昆明找到刘平章先生，询问其父病亡详情，得到补充如下：

刘说：“我当时不在重庆工学院，也不是教师，而是成都工学院土木系的一名大学生。1957年冬天寒假回昆探亲，有一次发现父亲吐了血，就带他到昆明医院看医生，那时候‘反右’已进行了大半年，估计好的医生都成‘右派’被隔离审查批斗了，只剩一般的医务人员在敷衍了事。有个医生看了一下说‘没什么事，可能是太劳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吧’。我拿了点药就带父亲回到家中。那时全国‘反右’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父亲属于‘右派分子’，整天写检查，或被弄到院、系自我反思、检查，或接受群众无情揭发批判等，整得日夜不得安宁。父亲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精神越来越萎靡不振，瘦得不成人样了。到了1958年4月，又开始吐血，且据说比以前吐得凶，这样就由父亲的学生吴进仁老师带到医院检查，确诊是肺癌晚期。父亲之所以不让吴老师告诉家人和学校，当是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医治也不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他的倔强、固执性格，使他原本对运动整治自己的不服气又突显出来。我猜想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既然你们要批斗我，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称病逃脱，有病也不能说，必须坚持着，陪着你们斗，如同士兵在战场上，要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奉陪到底。就这样，父亲作为政治‘堡垒’和‘靶子’，继续和往常一样参加学校召开的批斗会。直到父亲死前十几天，批斗会议还没有结束，揭发批斗他的材料和文章一大堆，而每次批斗时间都很长，有时到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家。如此这般斗来斗去，批来批去，心力交瘁的父亲突发脑出血暴亡，而不是因为癌症，也不是他自称的‘吹烟慢慢自杀’而死去。”

1959年，已于成都工学院毕业的刘平章根据父亲遗愿与母亲的建议，到云大后边的小山坡把盛装刘文典的棺材挖出，用一个小担子担到火化厂火化。1961年，刘平章借回安徽探亲的机会，把父亲的骨灰用一小盒盛装，带到家乡安葬。

1982年，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去世。按照其遗愿，儿子刘平章将其骨灰安葬于母亲故乡安徽省怀宁县北门外总铺公社燎原大队高家山墓地，父亲刘文典的骨灰再度起出，与母亲同葬一起。至此，在外漂荡大半生的游子，终于算是落叶归根，“狐死首丘”了。正是：

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

何日夜而忘之？ taNlvKs93BOFjNdeAjzLXYhuKqPQLc0ZcfvwrjDqfRUHdsusfy9/PB1Hyb7qep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