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残阳如血

◎胡适归国

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3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日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简短的记述，蕴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九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六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前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为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的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世界二次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但这一奇崛的战略构想，无疑已在他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成为面对未来的希望所在。

1938年10月5日，胡适由欧洲返华盛顿就职视事，住进“双橡园”大使馆官邸。翌日拜谒美国国务卿，27日向罗斯福总统递呈国书，自此正式以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开始了外交活动生涯。

胡适使美，国人寄予厚望。10月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执笔的社评《胡大使抵美》，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象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同时表示：美国人应当相信，胡适是位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云云。当时的行政院长、与胡适关系并不融洽的孔祥熙也拍发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态度：“启程莅任，至感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至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当此之时，虽然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但美国国会中仍有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傲慢者加一部分操蛋派议员，不为胡适的演讲鼓吹所动，坚硬的脑袋中一如既往地残存着严重的孤立主义，而唯利是图的奸商巨头也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以便自己大发战争横财。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缠，罗斯福授意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暗中研究可能的援华方案。

1938年9月，摩根索在巴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派两年前曾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时有过愉快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赴美，则有可能找到信用贷款的途径。顾维钧迅速将此消息转达重庆，国民政府遂决定派陈光甫与徐新六两位金融界巨头前往美国。由于徐新六自港飞渝时座机被日军飞机击落，陈光甫只得独自赴美。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整日只想着自己如何捞钱和与日本人讲和，压根没有制订具体的求援方案，甚至连求援数目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估算，只是天方夜谭式地交代陈赴美后要争取3亿到4亿美元的贷款。陈光甫当即认为孔祥熙乃一无知痴儿，不足与之为谋，更无须与其啰唆。在赴美之前的短暂时间里，陈光甫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各种产品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美财政部驻华使馆参赞尼克尔森的建议下，选定桐油作为抵押品。桐油是美国紧缺的军需物资，如果得以出口，那些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派也就失去了依托，反对的嘴巴就不易张开。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商品，可能得到美方的信任，争取到较多的贷款。陈光甫抵美后，在新任大使胡适的紧密配合下，很快与美国财政部就桐油贷款事宜达成了秘密协议。10月24日，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美国银行终于正式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

就在美国同意贷款的前一天，即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10月25日，中国重镇武汉失陷，国民政府几乎弹尽粮绝，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情势万分危急。当晚，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专门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家中做客，宣布贷款批准一事，二人颇为感动。胡适后来致函摩根索，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称“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一针强心剂。而由此‘桐油计划’确立，英国之购料借款与币制借款亦相继获得成功。中国国际信用，大加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可喻” 。

10月31日，胡适将一张照片送给与自己精诚合作的金融家陈光甫，照片旁侧有自己的题诗。诗曰：

偶有几茎白发，

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

正是这个“过河卒子”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真诚的情感和高超的外交手段争取到了贷款，给中国的抗战输送了维持生命的血液。未久，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正式向外界宣布进出口银行将给予纽约世界贸易公司2500万美元贷款。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身份与进出口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中国政府总算得到了第一笔美金贷款，也是书生大使胡适走出书斋为国家荣立的第一次大功。

就在胡适于美国政客之间为迫在眉睫的贷款事宜上下奔走时，1938年11月8日与12日，连续接到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发来的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此与日本媾和，而汪精卫、孔祥熙等鼠辈则早已对抗战失去信心，力主谈和，但介公却“尚未为所动”云云。此时正是武昌失守，国军全部退出武汉战场，湖南岳州失陷，华夏神州最为富足的东南半壁江山尽失，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紧要关头。胡适接电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胡适“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往日脸上时常挂着的温和笑容，神色庄严地正告道：“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意思是若闹出大的事体，吃不了我一个人兜着，不会沾到尔辈身上。在胡适的坚持下，此电最终发出。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给王世杰的信中，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有着先见之明的构想而来——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国际大战。在这个战略构想中，胡适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当然是美国，因而让美国卷入远东地区的战局便是他首要愿望和为之努力的目标。当他于1937年9月末以民间使者身份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土时，在排华势力与孤立派于政客、财团中仍占上风之际，胡适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的情形下，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胡适赤膊上阵，通过广播演说，向美国人民展开宣传鼓动攻势。10月1日，他在首次应邀于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向全美广播的极其宝贵的13分钟里，巧妙又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方针。在这篇名为What China Expects of American in the Present Crisis（《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的著名英语广播演讲里，胡适说道：“虽然对于贵国人民冀求置身战争之外的愿望我是完全的同情，可是我不免有这个想法：那就是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中国对美国所期望的——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的策划，促成集体安全，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此次演说，尽管胡适开始一再声明中国决无意把爱好和平的美国卷入残酷的战争，但又暗含机锋地列举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例，指出美国“仅靠爱好和平，保持中立”，并不足以保证必能避免战争。过去，侵略者的野蛮行动曾使美国卷入世界大战，而目前同样的野蛮行动依然表现在侵略者的身上，美国最后还是要不可避免地被迫重新踏上以战止战的老路。也就是说，美国目前采取的所谓的“中立”，是违背历史经验与世界大势之潮流的。

胡适演说词锋芒之厉，就连电台方面的人员都感到“太厉害”了，在开播前一再要求对这一讲稿进行修改。胡适于“大生气”中表示了强硬姿态，“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最后，电台人员一咬牙，决定冒一次风险，演说词一字未动，全文播出。所产生的效果自在预料之中，整个美国东西海岸为之震动，许多视日本在远东地区进行侵略战争为“事不关己”的美国人，收听了这位中国学者的声音，开始反省自己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并为之感到汗颜。按余英时的说法，这第一篇广播词定下了胡适此后数以百计演讲词的基调，“这才是他作为驻美大使的主要特色，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

已经了解世界大势的胡适深知，如果中国政府和军民不能苦撑自救，这个世界上则没有其他人救你，正谓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拯救的是那些自救的人。”胡适按照自己往日教导国民“一点一滴去做”的愚公移山精神，赴美后四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及至次年7月，他凭借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已走遍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国家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坚强信念。其温和真诚的态度，滔滔雄辩的演说词，震撼着美国各色政客、财阀与公民的心灵，令对方于无形的感化中不断修正对中国固有的傲慢与偏见。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593]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中国文化协会（Chinese Cultural Society）做了一次题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演说，此时的胡适因研究小说颇得要领，一上来就以武侠小说的手法语出惊人：“如果你们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当前中国的状况，我会毫不犹豫地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听众尚未从这一惊世骇俗的消息中回过神来，胡适接着说道：

在过去超过十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侵略者进行战斗，侵略者是当前世界上三大海军之一，也是四五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中国，已经伤亡百万人，丧失了大片土地。所有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都已沦陷：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广州和武汉都已陷入敌手。几乎所有一般为外界所知的重要城市，包括商业、工业、教育、现代文化、交通和通讯中心，不是受到严重破坏，就是受到侵略者的占领。[全国]一百一十一所大专院校之中，三分之二以上或被破坏，或被占领，或已瘫痪，只有极少数在内地的[大学]既无设备，又需冒被轰炸的危险，还在运作。除了战斗部队的重大伤亡之外，六千万的老百姓被迫离开了已被摧毁的家园，流离失所，没有房子，没有医药，绝大多数甚至没有最起码赖以为生的资源。每天都有上百的无辜老百姓受到日本皇军轰炸机的杀害。

最严重的是，自从10月广州沦陷之后，中国完全断绝了海上交通，那也就断绝了来自海外武器和弹药的供应……

这也表示在输出和争取外汇上，面临了极大的困难。

这就是中国的现况。我说中国正在大出血中死亡，是个夸张的说法吗？

接下来，胡适以稍微缓和的口气述说广州和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很大一部分军政要员与普通民众一段时期内曾对抗战能否继续产生过怀疑和彷徨，甚至绝望。而胡适本人也曾多次向美国朋友指出，用血肉之躯来对抗高科技的武器是有限度的；在力尽之后，是有崩溃的危险的。因而部分人出现怀疑、彷徨是极自然的，就如新闻报道所说，有过一度和谈——那就是认真地考虑过弃守投降——的沟通，而敌人也很清楚地表示愿意议和。

在道出中国遭受侵略的现状和实情后，胡适话锋一转，开始引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来说明中国的处境和存在的希望，以便引起美国人最大限度的理解和道义上的同情。最后，胡适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有赖于中国人做出更大的牺牲，进行持久的抗战；其次则呼吁民主国家对日本实施禁运等。

这篇用心良苦的演讲，在引起美国部分人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媒体的误解和断章取义的歪曲，有的则毫不客气地给胡适脸上泼了几罐子虾酱状的污水。据美国《生活》杂志报道，这篇演讲是中国有意向日本求和的试探性前奏曲。消息传到中国，重庆方面一些政客如孔祥熙之流借题发挥，对胡适的言行大加讨伐。为此，蒋介石也大感不快，差点将胡适招回国内“述职”。以此为开端，胡适日后在美国的“宣传”也越来越与重庆方面的“当道”者不能合拍，直至双方矛盾加深，成为不可收拾之局。

除了心怀善意或暗怀鬼胎的媒体弄出的误会与曲解，胡适的演讲在受到部分国内“当道”者诋毁的同时，也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敏感的日本高层意识到在对美外交上让中国占了上风，只派遣一个驻美大使无法与之匹敌，需调兵遣将，对胡适来个围追堵截，方能打掉对方的气焰。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更是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专门发表评论，宣称日本需立即增派三个大使级人员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家鹤见佑辅、经济学家石井菊次郎、雄辩专家松冈洋石等。在胡适的活动与中国政府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社会舆论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向来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一份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很有可能将美国引入和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足恃，因为它决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余氏所说的“最后谈判”，指著名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美日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战略交锋。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直至大战爆发？限于资料的匮乏，世人知之不详。据美国新近解密的资料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局势，日方派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当作一条装载了无数贪官污吏兼饭桶的破麻袋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胡适所说的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不堪预料，很有可能真的在大流血中走向死亡。而此时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其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取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关头与日本妥协这一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 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大使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的由来。

1941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南按：指日本特使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597]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是要爆发，但不是万里之外的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本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打来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使美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世人看到的是，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对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胡适这一“大事因缘”就此了结，等待他的将是挂冠而去的灰色结局。

◎谁知明月照沟渠

胡适出使美国的几年中，尽管整日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地四处演说，以唤起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并以正义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同样以坚强的意志和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然而，只有决心没有实力仍然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当抗战苦撑到1939年9月，胡适与陈光甫争取到的桐油贷款即将用竭告罄，国民政府再次陷入经济和战争的双重危机。根据蒋介石的指令，9月8日，驻美大使胡适紧急求见罗斯福，26日又见摩根索，申述国内局势之严峻，要求美国再提供一笔借款，给中国“打一剂救命的针”。摩根索态度还算积极，但罗斯福迫于国内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压力，要求一定慎重从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适与陈光甫再访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阐明中国时局的恶化以及对美援助的热切期望：“中国抗战已逾二年半，国困人乏，一切物资都亟待补充。……务请早日拟定办法。……如日本正式宣战，我方接济更多问题。”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极力设法”。随后，陈光甫告知对方今天是自己59岁生日，能够得到摩根索财长“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听后，深为陈氏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并深信有胡适、陈光甫这样的忠义之士为之效命，中国不会灭亡，战略反攻只是迟早的事情。怀揣着对胡陈二人的敬意，摩根索当即亲自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陈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允诺他将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桐油贷款时为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商谈后，摩根索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陈光甫深为感动，后来回忆该事件时称之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与琼斯等人商量的结果是，中国可由著名的滇锡贷款。陈光甫与胡适抓住这一时机，趁热打铁，胡适先后两次会见罗斯福总统，竭力争取对方促成滇锡贷款事宜。1940年1月24日，胡陈二人又一起会晤琼斯并申明，重庆国民政府一定不会中途与日讲和，中国人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投降。如果美国能出力援华，中国定能坚持到最后胜利。为了向美方申明中国确有债务信义，陈光甫电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国联邦贷款署主任琼斯终于宣布再向重庆国民政府贷款2000万美元。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胡适在向重庆报告时特别指出，这次贷款利息较上次为轻，偿还时间较长，售锡余款还可“自由”支配，堪称是优惠条件（比桐油贷款年利少0.5厘，还期为7年，比桐油贷期长2年）。蒋介石对胡陈二人与美达成新一轮贷款深表感激，于3月9日致电罗斯福表示衷心感谢。国民政府多数军政大员闻听这一喜讯，也在长吁一口气的同时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对胡适与陈光甫的努力充满敬意。

就在中美双方皆大欢喜之时，唯孔祥熙出于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拧结的阴暗疙瘩，满怀醋意地对此次贷款表示不满，扬言贷款条件似尚偏苛，不如对芬兰等国为优，芬兰贷款无须抵押，条件较宽，而中国不但以锡做抵押，美方还要利息，美国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个东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长身份正式回电中，对美方颇有微词，并悍然责备胡适、陈光甫等人谈判不力，没有为国家争得面子等。胡、陈闻讯，在大为震惊迷惑的同时，对蒋介石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恼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里，自己不但无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陈光甫决定回国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并与孔祥熙对质，以正视听。在离美之前，悲愤交织的陈光甫致电孔祥熙并转呈蒋介石，极其明了又毫不客气地说道：现在的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共患难之宜，何独钟情于我等积贫积弱之国家政府？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又说：“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此言算是对单独勃起较劲儿的孔祥熙一个猛力回击，也是对蒋介石本人与国民政府高官大员们的一个严厉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复杂的，政治更为复杂，胡适的举动和努力，依然招致国内以孔宋集团为代表的政客们的种种非议和责难。原本就与胡适特别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敛，反而在蒋介石面前屡进谗言，谓胡适书生气太重，“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办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为向来好热闹和爱面子的胡适，在四处讲演的同时，喜欢在美国各校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确是事实，四年间，竟领得荣誉博士帽子30余顶。 ^[599] 如此炫目浮华的盛誉，确也过于显山露水，令人眼热，并给对立面提供了攻击的炮弹。于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点到处散布，一并将水搅浑，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绩全部抹杀，最终导致蒋对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赖。1940年6月，蒋介石撇开胡适，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争取对华贷款。宋子文下车伊始，便以皇亲国戚咄咄逼人的气势，劈头盖脸地对前来拜见的胡适指责道：“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胡适经此一击，自是不服，当场同宋子文争执起来。自此二人结怨，再也难以共事与合作。宋为急于立功，捞得“大鱼”，也撕破脸皮，开始对胡适进行或明或暗的诋毁与挤压。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蒋介石密电，公开表示对胡适的不满，说：“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得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又说：“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 宋甚至公开提出撤换胡适，推荐施肇基接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认为宋之意见颇有道理，但鉴于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建立的良好关系以及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虑再三，迟迟未下决心。同年11月，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封神》十九回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借此表达了胡氏一心为国操劳，想不到却备受谗言诋毁与暗箭刺击的愤懑痛苦之情。

这年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梳理与回顾，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适仍决定困兽犹斗，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以“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却不作如此想，他越来越把胡适的存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后快。宋氏穷追不舍，连连向蒋介石拍发密电，催促尽快免去胡适大使职务，以“挽救外交之颓局”。在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给蒋介石拍发的密电中，再次枉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并颇有胁迫意味地表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而将胡适排挤于圈外。一向怀有宽恕之心的白面书生胡适，终于忍无可忍，激愤地公开宣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对自己的工作颇多掣肘打压，二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等辈斡旋的同时，依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座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的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而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 在胡适看来，坐上驻美大使这把椅子，并不是一种荣耀和发财的机会，但在另一些官僚政客看来恰恰相反。因而，战事尚未结束，他就被孔宋家族挤出圈外。面对这一悲凉的结局，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在痛定思痛之后，算是彻底想通了。既然大道不行，小道充塞，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按照孔子“乘桴浮于海”的古训，重归士林，操持旧业。

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调驻法大使魏道明任之。胡适接到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后，已近夜11点钟，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稍后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谢。”

9月18日，胡适交卸差事后，提着自己的行李，黯然离开了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记述道：

今天早十一点离开双橡园，离开华盛顿。

同事诸人都在站送我。刘锴躲在我房里，我忽然觉悟，他不愿人看见他流泪。他送我直到Baltimore（巴尔的摩），才回去。我也下泪与他相别。

胡适含泪与同事握别，孤独地来到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开始了断断续续大学教书和蹲在自己租住的房舍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此一居又是四年之久。

既然已经卸任驻美大使，标志着“战时征调”已经结束，该复员回乡了，但胡适为何仍寓住纽约迟迟不肯回国？个中原因颇为复杂，除了他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当时正在美国读书需要一笔钱外，国民政府中枢也不希望他立即回国。内在缘由，曾担任过外交部部长的郭泰祺（南按：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大公报》批评过的以巨额公款购买私人豪宅的那位），于1942年10月6日托人带给胡适的一封密函中有所披露，信中说：“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功在国家，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又说：“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较‘即作归计’之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信中所言多含隐语，但胡适心领神会。此时国民政府中枢，甚或蒋介石本人不想让外界对自己生发“狡兔死，走狗烹”的恶劣印象和非议，同时胡适留美在各大学演讲，还可以像小炉匠一样，在中美关系的一些裂缝破洞间，起到敲敲打打的修补作用。而就胡适本人而言，刚卸去一个攻坚对垒、搏杀前沿的“卒子”职责，也需要有一喘气和改变角色的缓冲机会，不至于因丢官罢职而在国人面前大跌面子。如此这般，在美国委曲求全、遮遮掩掩地留住近四年之后，胡适终以北京大学校长的新头衔，于1946年6月5日下午1点50分，离开纽约东八十一街一〇四号居所，乘朋友的汽车赶往码头，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客轮甲板。下午3点半，邮轮拔锚起程，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望着渐渐远去的纽约百感交集，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深情地记载道：

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 5，1946）。

别了，美国！别了，纽约！

颇有意味的是，当胡适跨过浩瀚的太平洋，于7月4日靠近离别近九年的故土时，迎接他的首先是狂风暴雨，继而是如血的残阳。此时的胡适没有意识到，这转换突兀的物色景致，既是一种象征，又是《易》卦辞所昭示“主大凶”的不祥之兆。它预示着古老的华夏民族文武周公孔子的后代子民们，在经过八年血火交织、抗击外虏的苦战之后，将再度展开一场更加酷烈的大战与剧战，紧随其后的将是国民党的败亡与赤县神州山河变色。——此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北方的炮火硝烟已随着漫天黄沙起舞升腾。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8月10日，美国特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将正式宣布“调处”失败，同一种族的兄弟在自家的庭院中老鼠动刀——窝里反将起来。历史进程的狂风大势已将这群黄皮肤黑头发的种族分化为非“赤”即“白”两大阵营，身处这阵营中的各色人等，再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和半块自由的家园了。不是革命的战士，就是反革命的罪魁，芸芸众生只能在一场改天换地、再造寰宇的滚滚洪流中，别无选择地扔下锄头镰刀与乞讨的要饭瓢，身着草鞋裤衩，赤膊上阵，抡刀舞棍地展开灵与肉的搏杀与撕咬。

在黄浦江码头走下船头甲板的胡适当然顾不得日出东方西边雨，是大吉大利还是“主大凶”的预兆。像当年他出使美国一样，此次回归祖国，是为“复兴北大”与全国学术界这一“大事因缘”而来。

往事已矣，不堪回首，梦想与光荣、孤独与屈辱皆成过去。摆在胡适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和重大目标，就是把北大建成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与传播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文化重镇。

◎马神庙旁，一片神鸦社鼓

胡适在上海稍事停留即转赴南京述职，7月29日晨乘机飞往北平。为表示对这位儒林盟主的敬重之情，在北平的党国大员李宗仁、萧一山、吴铸人，以及北京大学的傅斯年、郑天挺、汤用彤、郑华炽等名流大腕专程到机场迎接。略显苍老、疲惫的胡适在众人簇拥下，驱车进入城中，透过车窗看到久违的北平城，胡氏感慨万千，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军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从庐山飞到南京。次日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想不到九年后的今天，骄狂的日军早已无影无踪，历尽劫难的北平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怀抱，而胡适又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重回故园，只是与九年前相比，自己两鬓斑白，已不再年轻。而此时的北大，也不再是当年的北大了。

此前的一年里，尽管傅斯年出于义气与对母校北大的爱护加责任，以自己的大炮性格与超人的处事能力，替胡适“打平天下”，让归国的胡校长坐享其成，但傅也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复杂与现实的残酷。抗战胜利之后最初阶段，傅斯年曾多次致电在美国的胡适，汇报学校复员情形，力促胡氏早日归校执政，并谓“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 。但胡适却滞留美国迟迟不肯露面，令傅斯年大感棘手与苦恼。1945年10月17日，傅斯年致长信于胡适，汇报北大复员事并催其速归，信中道：“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凶猛（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因而疑虑。最苦的是我，孟邻先生未尽谅解，又替骝先惹事，所以只有请先生早些回来，然后可以一切照常。我这些天精神在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之下。出席联合国教育会议，又出了事。李石曾以未派他，大攻击骝先，宋子文于是不使骝先去，骝先与子文共事更难，又介公支持骝先，故骝先辞也辞不掉，只是活受罪而已。介公对李印象极恶，故李似乎做不出大事来，但今日教育界复员，极其困难，骝先性情倔强，能支持到何时，全不可定。北大事骝先绝对支持的，然前途既如此，只有坚忍做去，无论前途如何，我们抖起精神去干，总可以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又说：“北大回后，大家也要复员。北平师范大学，骝先允其重设北平师范学院，他们还争‘大学’，这我看实无关系。而北平大学也闹复员（李五支持），简直是与我们捣乱。骝先决不放松，介公也不要他回复，但是还未了。……为我们北大事，弄出这些纠纷，以至李五要打倒骝先，以后此公的事，子文与骝先之不易合作（他们原是好朋友），恐怕还多着呢！”

除了涉及、解决这些狗扯羊皮的人事纠纷，傅斯年还以极大的热情，向胡适谈了他的办学计划、院系设置以及人事聘用等敏感问题，如：

哲学（汤）：此系中坚分子为汤、陈康（治希腊哲学）及约定之王君（维也纳学派逻辑家），另有贺、郑。

国文系：二罗皆愈来愈糟，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语言学亦有很好的人。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

史学系：从吾、毅生、子水、向达。非大充实不可。受颐必须拉回，愈早愈好。此系，史语所可以有人补充，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

理学院各系：算学充实，可惜多在国外。物理很好，也可添人。化学，曾昭抡极热心，目下人太少。物[地]质空空如也了，但有办法，因北大当年早有此系，此系第二辈多是北大出身，易拉。（北大出身，不可多拉，以免门户，但国文、史学有学风关系，地质有特殊情形，难避。）

法学院最糟，政治系不成样子，经济空虚，法律则几都是律师。

……

以上诸事尽管纷乱，但总算有线索人头可寻，最令傅斯年头疼的是增设的几个学院，按照此前“复兴北大”的指导方针，朱家骅、蒋梦麟等政学两界大佬，积极主张复员后的北大增设工、农、医三个学院，以增加综合性大学的砝码与气势。而傅斯年认为，工、医学院费钱太多，出力难以讨好，最看好的则是创办农学院，在致胡适的信中，傅氏以忧国忧民的情怀说道：“农学院甚有意思，在华北之将来，其用无穷，我们不能老坐而论道，我们总当与人民接近，总当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来，而且我们学校最大的毛病，是：学生一入学，便走大街，英文永远学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级搬到城外去受严格训练，有个农学院，可以开这个端。……不过清华也要同时办，正商量中，或者出于‘分工合作’。”又说：“如果清华也坚持三十五年度办，教育部为难。但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卑视——孟邻先生之情感，关于联大者，并非无其理由——所以我想这一点是不让他的。” 傅氏决意不让对方，但清华也不是省油的灯，想方设法予以反击。傅斯年在接下来致胡适的信中说：“追加复员费，此事曾引起清华、南开之冲动，闹得教育部甚为烦恼。”又说：“在教育部领到二百时，有我们五；四百时，有我们十；六百时，有我们十五；八百时，有我们二十。此已与骝先原则说好，他并无难色，因他人更凶也。周鲠生来信要三十，兼大骂。”

就北大而言，抗战时期与清华、南开共同创业的近九年，不能说所得到的只有被“卑视”，当然有它光荣与辉煌的一面，但傅斯年信中所述也不是信口开河或者说空穴来风。事实上，清华凭借美国庚款的后盾、扎实的学风，以及几十年形成的一整套组织系统，在许多方面，其强劲的风头均盖过了北大与南开，这一状况令号称老子天下第一的北大同人深感失落，并产生受对方“卑视”，进而滋生了一些不便为外人道的芥蒂与怨愤心理。钱穆晚年在他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提到的北大同人在云南蒙自联大分校，为文学院院长由清华的冯友兰担任而不让北大的汤用彤沾边之事发生争吵，并向前往视察的蒋梦麟建议北大独立之事即属此类。尽管最后经钱穆解释，同人们以抗战大局为重，“不再言”，但不等于说北大教授们心中就不再有芥蒂和情绪。此时傅斯年对胡适所发的牢骚，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北大同人憋在心中积闷日久的怨气。既然联大已经解体，北大复员独立，当然也就有了重整旗鼓，与清华争个高下的新机缘。因而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要求胡借留美之机，设法为北大新开办的几个学院募集书籍、仪器及款项，一旦就绪，便赶紧归国。因为“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那才糟呢！先生回来后，我当留校二三月协助，然后赴美治病……”

傅斯年践行了当初的承诺，胡适一到北大，他就主动把自己坐得温热的校长椅子用毛巾擦了擦，搬到胡老师屁股下连扶加抬地将其请了上去，笑逐颜开的胡适尽管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打着哈哈当仁不让地坐稳了。傅斯年不但要把胡老师扶上北大第一把交椅，还要按中国特色的“扶上马，送一程”的老规矩，再送夫子一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北平，把一切敌对势力和半敌对势力荡平铲除之后方可卸职。

胡适坐上北大第一把交椅，显然与1937年去美国前的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大不同了，尽管孔宋之流一再打压排挤，由于胡适在美经年，尤其是一手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的空前杰作，一时声光四射，世界瞩目，身价倍增。而他轻柔的脚步一旦踏进北大校园，如同潜龙归渊，虎入深山，再度啸傲士林，俯瞰政坛。历史的风云聚会把胡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世俗地位和声名也随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其巨大影响使他不但成为中华大地教育、文化、学术界的“帅”字号人物，而且一举成为政坛象征性盟主——尽管虚幻多于实际（后来蒋介石曾有意让胡当总统，自己掌行政院实权，就是这一虚幻影像中的一个插曲）。在“帅旗”飘荡中，同样沉浸在虚幻迷惘中的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于乱世苍茫中企图求得一方良药，以壮行色。而此时的胡适端坐在北大校长的交椅上，一扫九年来在美受的委屈，特别是孔宋集团施加的窝囊气，野心顿发，开始摇动大旗呼风唤雨起来。按当时出任北大校长室秘书邓广铭的说法，头顶五彩光环，身佩盟主“帅印”的胡适，不但“立志要把北大办好，也不但以华北地区教育界的重镇自任，而是放眼于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的”。 按胡适的构想，国家与其每年花费几百万美元送学生到外国留学，不如省出一部分钱来在国内建设少数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学术独立的希望。本着这一构想，胡适提出了一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即在十年之内先集中资源，经营五所基础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武大、浙大、中央大学。十年之后再陆续扩充其他大学，逐步在整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教育水平——如此强劲的势头与大胆构想，在教育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令一些政客很感难堪。当初傅斯年荐胡出任北大校长时，作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漠然处之，或许对这种情形已经料到。只是书呆子气仍未脱尽的胡适，没有意识到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的政治形势。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宏大叙事”式的光辉蓝图，很快就像他归国时遭遇的西天彩虹，瞬间化为泡影。在急剧动荡的时代潮流中，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教授与学生皆陷入生存的困境而难以自拔，中共地下组织开始行动，发动学潮，展开与国民党政权的争夺战。如果说抗战前中共潜伏于各大学的地下组织尚属零散、隐蔽、小规模的闹腾，如今几乎已是公开的大规模的策反运动了。在“动地走雷霆”（郭沫若诗句）的滚滚学潮涌动中，胡适的大旗很快就淹没在一片浩瀚激荡的急流赤水之中。

此前的5月4日，傅斯年由南京抵平，正式筹备北大复校事宜。21日，针对西南联大学潮的吵闹不息与联大教授闻一多、吴晗等人的嚷嚷不止，傅氏极为愤慨地发表公开宣言，谓：“至于学生运动，今日学生水准，不够为未来之建国人才，甚望能安心读书，专门作学问，学术绝对自由，惟不可作为政治斗争之工具。” 这年7月底，复员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招考先修班学生，考生被录取后可自由选择学校与专业，根据国内情形，共分七个考区，分别为上海、北平、昆明、广州、重庆、武汉及天津。成绩出来后，七区成绩以上海考生为最佳，而昆明考生最差。为此，傅斯年对记者发表谈话，颇为感慨地说：“昆明区成绩最差，因高中学生从事政治活动，而疏忽功课所致。”因而“奉劝昆明同学今后为自己前途着想，努力学业，何必替人家做垫脚石”。

同年8月4日，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在北平《经世日报》发表了《漫谈办学》一文，提请政府与学校当局应负起应有的责任。面对啼饥号寒的师生，政府必须提高其待遇，“不要视之如草芥，这道理尤其应该请行政院院长宋公明白。……我们北京大学的教授，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为闹待遇而罢课、而发宣言，这是我们的自尊处。但若宋公或他人以为这样便算无事，可就全不了解政治意义了”。傅斯年明确表示，在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动荡中，各校皆是面黄肌瘦的教员与衣食无着的学生，形同难民丐帮，希望他们不闹事生非，实在是不近情理的事。但就校长与教授们一方，必须打起精神，拿出为青年、为人类的赤胆忠心。如其不然，学校是假的，不如不办，免得误人子弟。

话是如此说，但实行起来却是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吃饭问题，这是一个令各方都感到棘手和头痛且必须亟待解决的大事、要事。1945年初冬，受傅斯年和郑天挺指派，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由昆明飞北平查看北大校园设施与化学系实验室及图书仪器设备是否尚存。就在这次北飞中，曾昭抡最初的感觉是“故国河山，依然如旧”，但只要待下两三天，便发现经过八年的敌伪压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确实是变了，北平已不是原来的北平，其变不在物质或表面现象上，而在内容或人民生活与思想上，人民变得很穷，有的已是衣不蔽体，与之相伴的是一种文化上的空虚。清华大学的房子外面大体完整，里面却一无所有。燕京大学的同学，依然是住在华丽的、贵族式的宿舍，可是吃的全是窝窝头，许多同学难得一饱，营养更是谈不到了。昆明、重庆的学生，尽管大多数濒于赤贫，但是每个大学的大门附近，总摆着有许多摊子，开着有若干小贩铺卖食品，生意大都不错。相反地，北平马神庙北大理学院前面，仅有一家小面馆在惨淡经营，光顾者几乎看不到北大的学生。有了二者的对比，曾昭抡深有感慨地认识到，后方民众几年来饱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影响，十倍于今日之北平。不过在那些地方，苦虽说苦，开源多少还有办法，不像北方这样枯窘。那么，到底谁使华北和北平变得如此贫困？曾昭抡认为：“当然主要是万恶的敌人与伪组织造下的孽，但是收复以后，这种情形未见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则此刻当局，不能辞其咎。”

面对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状况，北平学潮兴起并呈四面开花状向全国各地辐射似是一种必然。作为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以教育界大佬的身份，面对颓局，咬紧牙关，为维护他心目中的教育秩序和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做最后的努力。傅氏在《漫谈办学》中以严肃的态度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指出：“学校必须有合理的纪律。这些年来，学校纪律荡然，不知多少青年为其所误，风潮闹到极小的事，学生成了学校的统治者。这样的学校，只可以关门，因为学校本来是教育青年的，不是毁坏青年的。大凡学生闹事可分两类，一、非政治性的，非政治的风潮，每最为无聊，北大向无此风。二、政治性的风潮，政治性的必须要问是内动的或外动的。某处（南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学校……若弄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等于利用童工？”最后，傅斯年以总结性的口吻说道：“我这几个月负北京大学的责任，实在一无贡献，所做都是些杂务的事，只是一条颇为自负的，便是‘分别泾渭’，为北京大学保持一个干净的纪录。为这事，我曾对人说，‘要命有命，要更改这办法决不可能’。”

这是傅斯年首次坦率直白地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正式抽身北大的告别演说，内中不无对这所风雨急骤的著名学府和北平学界未来的焦虑与忧心。当然，日后的北大校园是江水滔滔，还是洪流滚滚，或者在汹涌澎湃的学潮与社会鼓荡中走向复兴还是衰落，他这位被蒋廷黻所讥讽的“太上校长”就顾不得许多了。此时傅氏的大本营兼老巢——四川李庄郊外山顶上的板栗坳，蛰居于山野草莽中的史语所同人，已连连拍发电报催其火速回返，以处理日积月累的复杂事务、人际关系与回迁首都等一连串棘手事宜。代理所长董作宾在电报中称：“同济大学已开始回迁上海，所内人心浮动，惶惶不安，皆盼早日返京。请兄务于百忙之中回所视事，以定具体复员计划，稳定局面。”

对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听而不闻而留在北平继续拖延下去，手心手背皆是自己的肉，且李庄的老巢远胜过北大的临时帐篷——史语所才是自己名正言顺的职责所在，也是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不得不撂下协助胡适“复兴北大”的挑子，搓搓双手，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已有几个补丁且狗毛几乎被揉搓净了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离开故都北平，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向南飞去。

[593] 张家康《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载《书屋》，2005年第8期。

所引文章作者张家康在该文中还提到：“罗斯福是胡适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再加上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对胡适便另眼相看了。”直到现在，因包括像张家康这样的作者，在书写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一段时，往往把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成是胡适的同学（本人所见不下十篇（部），不一一列举），这个说法早已有之，可能后来的书写者沿用其说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此处不妨引用胡氏自己的说法为证。1947年10月8日，《经世副刊》登载了一篇叫作《胡适外传》的文章。由于文中提到胡适青年时代在上海与警察打架的事，他看到后，颇有些恼怒，遂于11月10日致函《经世副刊》编辑，表示对登载此文的抗议。在澄清打架之事实后，胡适又道：“如（二）说‘抗战的前一年，胡氏悄悄的由日本转道美国，他是留美学生中的权威者，又和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是早年留美时期的同学，因此……在蒋夫人访美以后，就发表他的驻美大使’。这六十九个字里，没有一句不错。我那回去美国，是从香港飞去的，并没有‘悄悄的由日本转道’。时期是在‘七七’之后两个半月，‘八一三’之后一个多月，并不在抗战前一年。我从来没有和故罗斯福总统同过学，他比我大九岁，他的学堂是哈佛，我的学堂是康南耳，我留学的后半期，罗斯福已是海军次长了。政府发表我做驻美大使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蒋夫人访美是在我一九四二年卸任之后……”（《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胡适函载次日《经世日报》，此文根据胡适保留于日记中的剪报记录）

关于罗斯福总统对胡适的好感，还是罗家伦说得更合乎情理一些。罗说：“胡先生在美国的交游本来很广，声望很大，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对他有特别的好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哈佛大学二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授予世界六十个名人以名誉学位，胡先生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罗斯福是哈佛的毕业生，所以哈佛捧的人他也跟着捧。以后他同胡先生过从颇为频繁，有时还请胡到他的休假地点温泉别墅去度周末。”（罗家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载《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597] 张家康《抗战中的驻美大使胡适》，载《书屋》，2005年第8期。

所引文章作者张家康在该文中还提到：“罗斯福是胡适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再加上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对胡适便另眼相看了。”直到现在，因包括像张家康这样的作者，在书写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一段时，往往把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成是胡适的同学（本人所见不下十篇（部），不一一列举），这个说法早已有之，可能后来的书写者沿用其说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此处不妨引用胡氏自己的说法为证。1947年10月8日，《经世副刊》登载了一篇叫作《胡适外传》的文章。由于文中提到胡适青年时代在上海与警察打架的事，他看到后，颇有些恼怒，遂于11月10日致函《经世副刊》编辑，表示对登载此文的抗议。在澄清打架之事实后，胡适又道：“如（二）说‘抗战的前一年，胡氏悄悄的由日本转道美国，他是留美学生中的权威者，又和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是早年留美时期的同学，因此……在蒋夫人访美以后，就发表他的驻美大使’。这六十九个字里，没有一句不错。我那回去美国，是从香港飞去的，并没有‘悄悄的由日本转道’。时期是在‘七七’之后两个半月，‘八一三’之后一个多月，并不在抗战前一年。我从来没有和故罗斯福总统同过学，他比我大九岁，他的学堂是哈佛，我的学堂是康南耳，我留学的后半期，罗斯福已是海军次长了。政府发表我做驻美大使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蒋夫人访美是在我一九四二年卸任之后……”（《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胡适函载次日《经世日报》，此文根据胡适保留于日记中的剪报记录）

关于罗斯福总统对胡适的好感，还是罗家伦说得更合乎情理一些。罗说：“胡先生在美国的交游本来很广，声望很大，尤其是罗斯福总统对他有特别的好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哈佛大学二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授予世界六十个名人以名誉学位，胡先生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罗斯福是哈佛的毕业生，所以哈佛捧的人他也跟着捧。以后他同胡先生过从颇为频繁，有时还请胡到他的休假地点温泉别墅去度周末。”（罗家伦《胡适之先生出任驻美大使的经过》，载《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599] 据美籍华人学者袁同礼在1961年出版的一部英文著作《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称，胡适共接受了31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32个。史家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先是采信了袁氏之说，谓：“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后又在“注释”中说：“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诉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另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载，胡氏一生共得36顶博士帽子，除求学时通过正式考试得到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其余35顶帽子都是后来欧美各大学自愿赠送。胡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午Columbia毕业典礼，我得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此为我做大使后得到的第一个名誉学位（今年有五个大学要给我学位，因医生的训诫，我只能出门接受两个）。”（《胡适日记全编》）可见此时的胡适已为自己的盛名和徒有虚名的博士帽子所累，也为对立面提供了诋毁的炮弹。 BUtU+NQPTxejrd6WZepfKb3l8WqZRMZptpB2HM+ZpyLj0gDS3n7c2m/1luORAe5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