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闻一多之死

◎“斗士”是如何炼成的

就在吴晗迈向“斗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联大做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对此，傅斯年举例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

这篇以心理学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讲，给联大学生时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60余年还记忆犹新并专门著文做过介绍。在何氏看来，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

何氏在《上学记》中论述吴晗的性格与生活情形时，显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联大的这次独具一格的演讲，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处，因而当他在近距离和远距离打量吴晗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弗氏所创造发明的一个情结（Complex），或一个“疙瘩”之观点。当然，不能说凡是心理上有情结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卫与陈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陈二贼与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吴晗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人在成长与生活中，蛰伏于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结或者疙瘩，对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当是合乎情理和科学论断的。吴晗在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未放过洋的年轻学者所显示的性格、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的起伏与嬗变，与他心理层面中的“疙瘩”，连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人说，如果没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润，绝不会产生“斗士”的吴晗，是耶？非耶？尚有待来者更深入研究并做出科学的论断。

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证实，吴晗成为“斗士”并披挂上阵开始战斗的具体时间，当在1943年李文宜成为吴家座上客之后。吴晗研究者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小传》中，有一个与罗尔纲记述基本相同的细节：“一次，李文宜去看吴晗，袁震说吴晗钓鱼去了。待吴晗回来，李文宜责怪他钓鱼耽误时间，吴晗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袁震有病，需要加点营养，又买不起，只好挤点时间钓点鱼，来增加一点营养。’吴晗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国难临头，已逼到我们鼻子尖了。’”

面对这一情形，聪明过人的李文宜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突然感到了什么，她悄然退出吴家，直奔昆明城北门外，找到在那里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实则搞地下活动，与中共过从甚密的民盟成员李公朴，请他把一位昆明名医朋友介绍给吴晗为袁震治病，李领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带着在昆明地盘上声名显赫的一代名医来到吴家，吴袁夫妇既惊讶又感动，而当李与那位名医皆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乃民盟与一切进步组织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钱，完全属于义务性与公益性活动时，吴氏夫妇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说什么好。

训练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时尽管因故尚未恢复党籍，但仍为中共地下组织鞍前马后忙个不停。面对吴晗极其外露的性格和善于激动的心理特点，李氏果敢、严肃、断然地对吴晗谈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同时以马列主义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吴晗道：“整天发牢骚怎么行？”接着单刀直入，来了个见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这个组织是反对蒋介石独裁，主张抗战到底的。” 又说，潘光旦已经参加了，你也不能光说不练，光看不干呀，也应加入到这个伟大而光荣的组织之中，与蒋介石政权做英勇无畏的斗争云云。吴晗听罢，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加入民主同盟，与蒋政权来个老鹰逐狡兔，翻上覆下地斗上几个回合。至此，双方皆大欢喜，随着一声深沉厚重的“同志！”从李文宜口中传出，一只温暖圆滑绵软的纤纤小手，与一双因整天钓鱼而黑瘦枯黄的粗糙手掌紧紧握在了一起。许多年后，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间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于香味弥漫的咖啡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过去的一切仍历历在目，李说：“吴晗送我出门时，高兴地说：‘你给我带来了两个光明，一是介绍我参加民盟，二是给袁震介绍了医生。’过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门前，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说明他的思想是很想进步的。”

由房门前到大门口，十几步之遥的短短距离，却显示了人情冷暖与人心的向背。吴晗的思想已由渐进转为突变，最终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转型。据吴晗在《自传》中说：“袁震的同乡同学李文宜（中共党员）来看我们，她的爱人周新民（中共党员，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国民党员，云南省辅成的秘书）常和我们来往。他讲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东西，并介绍我见华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统一战线这件事。结果，我在1943年参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选为民盟中委，直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了。”

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吴晗正式加入民盟组织。未久，民盟云南省委员会成立，由云南籍的老民盟成员楚图南出任主席，年轻的吴晗出任青年部长。中共地下党组织趁机而动，通过吴氏加强与驻昆的知识分子联系，吴晗本人受中共组织委托，开始有意识地在西南联大与云大物色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作为一股外围政治势力为中共效力。怀揣神圣政治使命的吴晗环视一圈，很快把目标瞄上了自己的邻居闻一多。如前文所述，当闻家搬到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后，与吴晗一家对门，两个窗子也正对着，闻家进进出出的宾客与闻氏本人夜间躬身塌背刻图章的凄凉情形，都尽在吴的眼中。而对闻家的生活状况，吴更是了如指掌，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曾对吴晗直言不讳地说过，在联大宿舍33家中，我们两家最穷。吴在《闻一多先生传》中也说：“八年抗战，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征发去了，一家八口，无法过日子。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住的从有卫生设备的洋房独院到荒村茅舍，吃的从八肴六肴降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十字街头。”

这个时候，披着一件破烂长衫，乞丐一样在“十字街头”胡乱转悠的闻一多，突然与怀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来的另一“难民”吴晗于寒风冷霜中遭遇，以后二人的结合或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难理解了。

闻一多在清华当教授的时候，吴晗尚是一名学生，二人几无接触。后来，吴留校当了助教、讲师，直到西南联大教授，二人成为文学院同事，才有机会经常见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当两位落魄书生于“十字街头”遭遇时，才一拍即合，成为亲密的难兄难弟加一个壕沟里的战友了。对此，吴晗曾在《哭闻一多父子》中说得分明：“当你做新诗人的时候，我知道你，并不尊敬你。当你埋头研究《诗经》《楚辞》的时代，我明白你，并不接近你。可是，当这一晚上谈了三四个钟头以后，我们的思想和工作都结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后三年中，我和你分享着忧患，贫困，紧张，忙乱，痛苦的日子。”

尽管闻一多算得上是吴的师辈人物，且比吴晗大10岁，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吴晗有意识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说当时吴晗的秘密任务就是把没有任何党派色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闻一多，从“十字街头”扯到对政党活动，特别是他向来不感冒的共产党的施政纲领这条道上来。从吴晗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在近似“断头台上凄凉夜”的环境氛围中，与闻一多初一过招就大有斩获，闻跟随自己而来，自此不再于“十字街头”徘徊踯躅，而是抬头挺胸向着同侪们奋臂呼唤的红色光明之路大踏步奔去。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兆头，中共地下组织不能只猫在草丛中悄悄观望或喝彩，必须适时出面助一臂之力，方能真正达到目的。否则，这位一度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公然叫嚣“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并与“共党分子”一顿板凳棍棒厮打混战过的诗人闻一多，不会从骨子里彻底放弃旧构，弃暗投明，由革命的对立面转向革命的一面，旗帜鲜明地反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国民党与合法的国民政府。要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型变色，必须采取铁桶合围的战略战术，来个十面埋伏，两面夹击，才能迫其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共指引的无名高地与宽阔的金光大道。于是，中共西南局先是派出一名叫王浩的代表与张光年一起，一路化装打扮，悄悄来到昆明，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往西仓坡闻一多住宅，与闻密谈了约两小时。据王浩回忆说：闻一多听后甚以为然，并当场表示自己在外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现在才看到中国的光明之路就是共产党指明的道路，他愿为此奋斗不息。闻先生还说有人邀他参加民盟，他正在考虑他参加民盟好不好，他想参加民盟不如参加共产党。我对闻先生说，参加民盟更方便活动，有利于推进民主运动” 。闻遂不再吭声。

未久，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华岗亲自登门拜访，多次做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工作”，使闻“找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接着闻一多在清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一直热衷于政治并喜欢在政治圈子里打滚翻跟头，名义上在联大任教职（南按：只是挂名不任课），实际一直在昆明从事民主同盟组织活动的罗隆基也主动找上门来，与闻一多大谈政治与民主。闻最初对罗隆基留学归国后不务正业与热衷政治活动颇为鄙视，而罗本身在为人处世上亦有很大的弱点，除了男女关系上太乱太滥，整日搞得鸡飞狗跳之外，反感他的人都认为其不够厚道，是典型的投机分子。鲁迅在《知难行难》中，对罗氏的投机行为曾讽刺说：“‘新月派’的罗隆基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 罗隆基一生为人处世的基调大体如此，确实颇为“神妙”。

也正因为罗氏整日混迹于各党派与政治团体中左右摇摆，遇事采取和稀泥做法和“神妙”表现，不但左派人士不满意，即是国民党右派人士也对其深表鄙视，于是有的国民党报纸给罗隆基起了个“玻璃裤子”的绰号，又谓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等。据说有一次蒋梦麟质问他为什么愿意做共产党的尾巴，罗隆基干脆地说“做共产党的尾巴比做国民党的尾巴好” ，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好处，管他尾巴还是头，有奶便是娘，尽管做下去便是了。于是当国共谈判决裂之后，中共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南京的报纸就发表《驱逐罗隆基》的文章，认为罗在南京已无所附骥，应赶快追随周氏至延安做共产党的尾巴。有为罗打抱不平者，认为周恩来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为何单独要把罗隆基驱逐出境？媒体遂对之曰：“街上的狗只有切断尾巴的，没有切断头的。”梁实秋对此曾有过议论，认为“这话说得太可怕了” 。

闻一多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好友梁实秋去探访，恰逢罗隆基在座，言谈中闻一多对这位老同学正颜厉色地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此语令罗隆基大为尴尬。对此，梁实秋说，自己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说明闻一多于抗战前夕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来到昆明之后，罗、闻还是阴差阳错，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了一起。

在潜伏于昆明的中共强势力量的四面夹击下，闻一多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丕变，烧火的各方见时机成熟，趁热打铁，于1944年由吴晗介绍闻一多加入了民盟。“从此，闻一多和吴晗成为并肩战斗的战友了。” ——这便是闻一多由“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学者，一跃成为“革命斗士”的人生历程。

既然成为“斗士”，以后生活的主题就要突出一个“斗”字。当时加入民盟的已有云大的楚图南、潘大逵，以及联大的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吴晗，外加北门以开书店为掩护的小老板李公朴等知识分子。于是，一干人马扛着民盟的大旗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地“斗”将起来。闻一多以“九头鸟”特有的性格后来居上，一出场就显得勇猛异常，全身心地投入进来，达到了“成天的奔走，成天的工作，看书的时间没有，连看报都得在深夜上床的时候看”的境界。 因了这种表现，很快被晋升为民盟昆明支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成为负责人的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这一切在民盟和西南联大史册上都留下了车载斗量的资料，很难一一详述。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言以蔽之，所谓“斗”，其主要方式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发表演讲、宣言、通电，出壁报，演话剧等，以此作为投枪、匕首外加手榴弹，和国民党集团与国民政府斗，直至斗出了一个学潮汹汹，游行队伍接连不断，反政府口号响彻云天的局面。

既然民盟诸将皆喊着口号公开“斗”将起来，那么被“斗”的一方也不能闲着，开始进行反“斗”。双方皆立下宏愿，决心“斗”出一个名堂，若无名堂皆不罢休。对方先是在怒恨交加中谓闻一多、罗隆基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此后特别送给闻氏一个新的绰号“闻疯子”，并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以这个“疯子”为首的“斗士”们予以“膺惩”。此时，闻、吴等人已“斗”出了经验与胆识，并有了一套“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凡是共产党做的一定是好事，国民党干的一定是坏事”。

据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回忆说：“某年，杨振声从美国讲学回国，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开欢迎会，杨振声吹嘘美国是‘年青的国家’。闻先生当场反驳说：‘我认为美国不是年青的国家，苏联才是年青的国家。’” 于是二人当场争吵起来，欢迎会变成了吵闹会与叫骂会，联欢变成了联斗。北大复员后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氏被学校的一批新贵与中共上层贬于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任教，其中一个暗结就是与他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与新贵们发生冲突有关。当然，这是后话，而对于闻一多越来越露骨的政治态度，吴晗曾不无得意地举例说：“就在研究生考试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搞了个大规模的反苏运动，发表了宣言，西南联合大学有一百多个人签了名。有人也来找一多签名，一多打听了一下，住在他家斜对面的一位签了名的教授，也是当时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从此人的口中，知道主持签名的是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一多就来和我商量，我们就认为这一定是坏事，不但不签名，还想了个法子，通过当时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发表公开声明，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谁缔宣和海上盟

吴晗所说的这次签名活动，是1946年2月间事，导火索是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协定》。这是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旧译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者——中华民国政府，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全称为《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决定了许多国家未来的命运与政治进程。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没有依照当时被占领国家的期望，要求战后被苏联“解放”的国家交由联合国代管。此外为争取苏联对日宣战，协定中部分内容明显侵犯中国权益。因其他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其秘密协定并不知情，故又有“雅尔塔密约”之称。此时，中国虽然号称四强之一，却完全被置之于外，蒋介石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不仅事前被蒙在鼓里，就是在协议签订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条约的内容也毫不知情，直到4月29日，才从驻华大使赫尔利口中得知。

此前，赫尔利从重庆返华盛顿述职，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认为这一做法极不道德，并对中国极不公平，遂致书罗斯福令其设法改正。罗斯福说明因急于结束二次大战而受另外二巨头特别是斯大林胁迫才做的决定，颇有悔意，授权赫尔利赴莫斯科和伦敦与斯大林、丘吉尔再做协商和挽救，尽量维护中国主权和蒋介石的领袖面子。想不到4月12日，罗斯福于下午3时（北京时间13日晨6时）因突发脑出血去世，副总统杜鲁门于罗斯福去世两小时后，在白宫宣誓就总统职，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就此开始，向来自以为是且牛气哄哄、聪明中伴着糊涂的赫尔利，对这一密约的斡旋亦不了了之。

赫尔利斡旋未果，心中颇有点窝火，返回重庆后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做了通报，但不允许蒋质询英、苏二国。蒋介石闻听自是万分震怒，但迫于当时世界局势与三巨头的政治压力，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言，或不敢言，独自闷在家中呜呜呀呀，除了摔几个杯子，踹翻几张桌子，继而对围上来劝阻的唐纵、张道藩等臣僚，骂几句“娘希匹！”之类的恶语以表愤慨，别无一点办法。

5月31日，随着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方面才正式通知中国《雅尔塔协定》内容。蒋介石虽气恼至极，但又只能采取打掉牙和血吞的方式方法暂时容忍。6月2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对方转告斯大林要求宋子文于7月1日以前到莫斯科谈判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应以《雅尔塔协定》为先决条件。6月27日，蒋介石派新任不久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与蒋经国等一干人马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宋子文与随后赴苏谈判的王世杰等人，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最终以承认《雅尔塔协定》的既定事实，同意让外蒙古独立及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的让步，换取苏联政府对国民政府的支持。7月11日，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苏军当于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自中国东北三省撤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撤退工作。” 8月9日，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对日军展开攻击。苏军的参战在加快了日军迅速、全面崩溃的同时，也给苦难的中华民族埋下了椎心泣血的痛苦与祸患。

就在宋子文赴苏谈判之前，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已走漏风声并引起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街谈巷议。据时在昆明的左派文人宋云彬日记载：“早些时此间流传一种谣言，谓在克里米亚会议中，苏联与美国订有秘密协定，将朝鲜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并谓苏联要求满洲及台湾之统治权。此消息据云由某地盟军总部传出。此间各大学墙壁上皆贴有此项新闻（系用打字机打出者），一部分头脑不清醒之学生，颇为所惑。四日前有两联大学生来，以此事相询，余告以此乃法西斯余孽所造之谣言，其目的在挑拨离间。” 类似传闻不但已到宋云彬耳中，在重庆和成都等几个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区同样风传一时，对此深表义愤与抵制的潜流已经在知识阶层和高校学生中间涌动。当宋子文赴苏谈判并与苏方达成协议之后，传闻更烈，即是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双目已经失明的陈寅恪亦闻此讯，并于病榻上赋诗两首，以抒胸中郁闷、悲愤之情。诗云：

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

谁缔宣和海上盟，

燕云得失涕纵横。

花门久已留胡马，

柳塞翻教拔汉旌。

妖乱豫幺同有罪，

战和飞桧两无成。

梦华一录难重读，

莫遣遗民说汴京。

玄菟

前朝玄菟阵云深，

兴废循环梦可寻。

秦月至今长夜照，

汉关从此又秋荫。

当年覆辙当年恨，

一寸残山一寸金。

留得宣和头白老，

锦江衰病独哀吟。

时在成都休假并与陈寅恪相处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吴宓有抄存稿，文字略有不同。吴宓所抄《玄菟》诗附注：“时宋子文与苏俄订约，从罗斯福总统雅尔达秘议，以中国东北实际割让与苏俄。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此诗及前后相关数诗，皆咏其事而深伤也。” 从吴宓附注可知，陈寅恪前后二诗，皆围绕同一主题感怀伤国，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忧思焦虑之情。

陈寅恪第一首《感赋》诗，首联中的“宣和”，指宋徽宗年号（1119—1125）。“燕云”，指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此处的“燕”指契丹所建的燕京，“云”指云州，北宋初年泛称有待收复的北方失地。“宣和海上盟”乃一典故，当年北宋与北方的辽、金成三足鼎立之势，而辽占据燕云之地。宋徽宗在臣僚的串通下，欲借崛起于东北地区的金国的武力，合力攻击宿敌辽国，以收复北方燕云失地。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结盟成功。因宋金密谋是通过渤海湾来往，史称“海上结盟”。想不到宋金联盟与辽国开战后，宋兵屡败于辽军，最后金兵孤军挺进攻下燕京。金国得手，深感宋朝软弱无能，遂找各种借口不交割燕云诸州给宋室。后几经交涉，金太祖始决定还燕京所辖六州二十四县，但宋朝必须将原来向辽国交纳的岁币如数交纳给金国，并另做经济补偿。陈寅恪借此典故，喻中苏缔结的盟约，具体指中国需要借助苏联的军事力量打击日本，而苏联却乘机控制东北，东北之地虽得犹失。

在陈寅恪看来，历史确有昭示未来的范例，在史中求史识，古今之事何其相似？《玄菟》诗中的“留得宣和头白老”亦指同一史事、时事。“花门久已留胡马”句中的“花门”，山名，在居延海北，唐代曾在此设立堡垒，后为回纥占领，后人多代指回纥，此处当喻指苏联的政治军事势力已渗透到新疆。此前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先后发生暴乱，暴乱者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甚至有苏兵参战。尽管暴乱以谈判和让步的方式暂时得以平息，但苏联的力量仍潜伏于该地区伺机而动，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柳塞翻教拔汉旌”之“柳塞”，当指柳营。西汉周亚夫治军严明，其军驻细柳，号细柳营，故后世多称西部军营为柳营。“拔汉旌”，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传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此处当喻指东北地区苏联势力将取代中国政府。

颈联中的“豫”，指历史上伪齐刘豫，刘氏曾勾结金国进攻南宋，此处喻汪精卫和华北、华中等地的伪政权。“幺”，指宋代在洞庭湖一带作乱的杨幺，杨幺亦曾暗中勾结伪齐刘豫政权图谋南宋，后被岳飞率岳家军剿灭。无论是妖邪的刘豫还是作乱的杨幺，皆有投敌卖国行为，因而皆是民族的罪人。“飞”，当指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此处指蒋介石及其抗战政权。“桧”，自然是指臭名昭著的秦桧，喻指汪精卫及其所谓的“和平”政权。

时日本败局已定，但苏联又虎视眈眈，窥觊中国领土。面对这一严峻局势，陈寅恪以此两句诗来反省抗战功过，并认为分裂国家者皆有责任，而蒋、汪代表的群体和实行的路线相反，汪精卫高唱的“和平运动”终将失败，但蒋介石政权乱象已显，亦不足言胜，故谓两皆无成。 就当时的局势，不只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陈寅恪如此认为，国民党内部高级官员甚至汪伪政府中人亦有不少人与此观点相近。抗战期间投靠汪伪政权的周佛海在1941年2月17日日记中说：“……渝当局对美、对苏，均不乐观，苏联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邵力子（南按：时任驻苏大使）亦请求返国，是国共关系将影响中、苏关系；元老派主党政军分权，蒋对此亦必愤而烦闷。总之，余深觉余辈无前途，今阅情报，则重庆亦一塌糊涂，决无前途之可言。宁渝均无前途，是中国无前途矣，哀哉！苏联警告渝府接收共党要求，是已开内政干涉之端矣。苟抗战胜利，共党得势，则苏联之对中国，恐与日本无异也。日本已渐次觉悟，苏联则方兴未艾，苏联较日更难应付。” 此段记载在陈诗创作之前四年，可见周佛海在其他方面堪称狡诈残忍的糊涂虫一根，而在这一点上还算清醒。另据唐纵1945年日记载：6月27日，宋子文与蒋经国起程访问莫斯科。6月30日，“上月反省录”：本党政治的腐化不但引起党外的反感，亦且失了党内的同情，如果没有显著的改革，全国人心将不可收拾…… 这段记述，正暗合了陈寅恪诗中所指的社会情形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危机。

陈诗尾联“梦华一录”，指宋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此著为宋室南渡后追忆北宋京城汴梁昔日繁华景象而作。此两句明白地表示作者不愿重温《东京梦华录》的旧梦，意喻当局莫使北宋灭亡之局，在刚刚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苦难中国重演。——令人扼腕的是，这一悲戚的家国情怀，只是陈寅恪与其同道者一厢情愿罢了。

事实是，直到1946年2月11日，中国民众才对《雅尔塔密约》内容有所耳闻。这一天，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了上年同日在雅尔塔拟定的秘密协定，当时刚刚由蒋介石侍从室谋僚升为内政部次长（行政院13日通过）的唐纵意识到这份密约对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格局演进的重要影响，特地在2月14日的日记中规规矩矩地抄下了这份电稿：

【中央社华盛顿十一日专电】 斯大林委员长、英前首相丘吉尔及故罗斯福总统，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关于苏联于德国投降后，对日宣战之条件，所订定之雅尔塔秘密协定，本日由华盛顿，伦敦及莫斯科同时公布。该协定之条款内，规定保留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恢复苏联于日俄战争所丧失之权利，日本失败后，以千岛割让等等，其原文如下：

苏美英三国领袖业已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之二、三个月及欧洲战争结束时，将协助盟国对日宣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

（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一九〇四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甲、南库页岛及其毗连之各岛，应归返苏联。乙、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

（三）千页群岛应割于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古、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须征得中国蒋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斯大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议定，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名）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官僚与普通民众才明白，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与日军作战，原是有这么一个秘密协定在暗中支撑，而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协定，中国的国家元首与民众竟被蒙在鼓里。更令国人愤怒的是，苏联赶跑了盘踞在东北的日军，竟以主人翁的姿态对东北各地特别是城市和港口实行严格管制，且肆意横行，不准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在旅顺登陆，竭力阻止党国大员前往接收财产，直至骄狂到随意射杀、暗害接收人员，并有张莘夫等类似事件发生。

张莘夫，原名张春恩，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六台村，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与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登记员毛泽东等均有交往，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后留学美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唐山工程学院教授、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等职。日寇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委任为接收要员，派往东北，任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七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 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 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元。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

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据唐纵日记2月22日载：

重庆各校学生贰万余人为苏军不退出东北、中共为苏联帮腔而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以该二报为苏联张目也！游行口号：（一）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二）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三）彻查张莘夫惨案；（四）中共应即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于东北之协议；（五）中共应即爱护祖国；（六）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七）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八）反对分化内蒙[古]；（九）打倒新帝国主义等三十三个口号。大会宣言，要求苏军即撤出东北，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请当局不作额外让步，并有质中共书提出五个问题。

2月24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继庼、钱清廉、吴任之、吴思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权、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等20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书，文中措辞激烈地指出：“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纪录。”又说：“雅尔达会议的召开（南按：雅尔塔，时译为雅尔达），正在中国中原湘桂各次战役失利之后，原子弹尚未成功以前，罗斯福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下，急于要求苏联对日宣战，其处境心情，我们容能了解；但不顾道义，违背本心，同意苏联的要求，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其事绝不可恕。罗斯福及其领导的美国，在中国人心灵上原占有极其友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已因雅尔达秘密协定大受打击。我们绝不能因为罗斯福在这次整个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以及其他过去对于中国的同情及援助，就原宥他这次的过失和责任。”而“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于中国的抵抗日本，从来缺乏公平而有效的援助，甚至于一度封锁中国的惟一国际交通，以求对日妥协。这种态度，久已有失公道。丘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以前，曾特意夸大美国对华的援助，他蔑视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及其他应占有的地位，在雅尔达会议上，他显然背负了为英国盟邦的中国，这完全是一种不荣誉的行为”。

在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不仁不义的同时，《抗议》以大量篇幅对苏联的阴谋和恶行进行了痛斥：“苏联在雅尔达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的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

最后，傅斯年等警告中国政府当局：“应将这一问题及最近东北各种震惊人心的发展全部公开，要求联合国调查，用以杜绝今后任何可能类此的秘密外交，并以避免东北重为世界大战的因素。关于目前的局势，中国政府除在苏联同样履行其条约义务的条件下履行其所签订的中苏条约中所应履行的义务外，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同时呼吁：“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团结，监督政府，督促政府努力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及其主权、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2月25日，怒气未消的傅斯年又于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长篇檄文，指出中国失去东北的严重后果：假如没有了东北，中国永不能为名副其实的一等国，永不能发展重工业、纤维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业，中国必永为贫、病、愚之国，永远走不上积极建设之路。因而，“中国不惜为东北死几千万人，损失国民财富十分之九，不惜为东北赌国家之兴废，赌民族之存亡”。

就在重庆学生游行示威与傅斯年等学界大腕们在报刊连篇累牍撰文，对进驻东北的苏军进行口诛笔伐之际，西南联大师生也开始了行动。首先是110名教授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宣言》，主张苏联军队撤出东北。然后是千余名师生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为苏军在东北搬运机器和强奸妇女等罪恶举行东北问题演讲会，联大教授傅恩龄、冯友兰、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高崇熙等分别讲话，对苏军暗杀张莘夫等一连串罪恶大加讨伐。会后师生走出校园在昆明大街小巷游行，高喊苏军撤出东北等口号以壮声威。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大小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吏、群众，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呐喊行动。

如此全国性的抵抗热潮，自然引起了国际政界和舆论的高度警觉与关注，先是苏联以提出抗议为名，对自己的恶行强行狡辩，谓此次游行乃中国政府内部有人策动，并谓何以不要求美国撤兵而偏要求苏军撤退？但中国民众并不买账，依然高呼“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驻沈阳苏军司令在舆论压力下，公开出面承认东北机器装备许多已运往苏联，但此事系根据三国协定所为，并无不妥。美国方面一听大感不快，国务卿发表声明，谓苏军的做法纯是擅自主张，并无任何协定根据，那位司令官是因伏特加喝多了，才如此丧心病狂，胡言乱语。

因各地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对苏军的恶行抓住不放，驻长春苏军只得对外发表声明，谓东北苏军在撤退中，撤尽时期不至迟于美军。于是，围绕苏军到底是正在撤退还是压根未退，美国是否同时撤退，张莘夫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如何惩办凶手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在知识阶层和学生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和争论。西南联大教授签名行动中，吴晗所说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员”，自是指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等人，而那个“被愚弄的签了名的中间分子”则是历史系教授向达。向达后来在报上发表声明，指出“拿给他签名的油印宣言与报纸上发表的宣言不同，并说自己签名时曾附注也要请美国撤兵，冯文潜、汤用彤教授都同意这个意见” 云云。

因了这些事件，西南联大师生中的左、中、右三派外加另类派等各个派别，渐渐分化融合成两个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见面恨不得拔出刀子一刀结果对方性命的政治兼暴力色彩的派系。在闻一多与吴晗等人看来，国民党之所以支持这次游行，除了促使苏联撤军之外，还有反对和阻止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意图，因而除了敦请历史系向达发表声明，以“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吴晗也跑到前台，亲自赤膊上阵，发表战斗檄文，以骂街的方式与口气，向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反苏教授、学者讨伐起来。吴晗说：“在御造的‘全国性’的反苏空气中，平时，三缄其口，口口声声‘天皇圣明，民罪当诛’的若干名历史教授，好容易抓得了机会，也许，还不如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御造的机会，来卖弄他们积陈几十年，霉得发黑的历史观点吧！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养狗千日，用在一朝，大发其史学宏论，从历史观点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从中西文化之演变中，证明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帝国主义，并称此次东北事件，即其帝国主义者之侵略野心表现云云。” 骂过之后，吴晗以战斗的激情呵斥道：“名历史教授们听着！帝俄决不是苏联，也不可能等于苏联！帝俄的侵略账不能算在苏联的账上，犹之乎清朝和北洋军阀的一些丧权辱国的滥账不能算在国民政府账上同理。”而“就中苏关系说，过去帝俄是中国的敌人，而一九一七年以后的苏联，却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友人，铁证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曲解苏联即帝俄，不但厚诬苏联，厚诬中国人民，也厚诬了历史” 。

此时，作为“斗士”的吴晗，已不是几年前由云大转联大受挫而求助傅斯年为之“吹嘘”的时候了，不同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使他与傅斯年越离越远，直至公开对垒叫板，彻底决裂。因了这一事件和缘由，三年之后，傅斯年率三千弟子渡海赴台，吴晗以中共新贵的身份接管北大、清华，也就不再令人感到唐突和茫然。

对于此次事件，当时任教于联大外文系、无派无系的青年教师夏济安用自己的特殊眼光和思维，对各派系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做了一番“另类”评判。夏在1946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说：“除了想她之外，东北问题也很使我忧念，因此午觉不能入睡。连日少休息，精神不佳。我关心国事，倒是出于真心。我不在其位，尚且如此关心，一旦真的做了大官，岂不一天到晚要愁死了吗？东北问题，非美苏打一打不能解决。我看得很清楚，可是还在替国家着急。苏联如此四处不断扩张，战机实已迫切。今秋平津开得成学否还成问题。苏联如果胜了，我算是白投了个人生，大可以不必活下去了。可是我不信我的命如是之坏，假如我下半生还有点作为，大致美国是可以打胜的。”

夏氏日记中所说的“想她”之“她”，是联大外文系一湖南籍的漂亮女生，夏氏正处于对这位女生的迷恋与幻想中。隔一天，也就是2月23日一早，夏济安在忧国忧民的同时，想请同宿舍另一位青年教师钱学熙为自己做恋爱参谋，并有“今天他起来得较早，我先请他吃面，谈论陪都学生反苏大游行一事，我很兴奋。昆明如有此种游行，我准参加。而后，我又拉他去翠湖散步”，开始谈“我在想女人”的事，并想请向达教授做媒人，向是湖南人，“较便说话”。2月25日，夏济安又记道：“联大一百十教授为东北问题发表宣言，未签名者尚有多人，如卞即其一。他们因此事为国民党所发起，不愿同流合污。故心里或主张东北应归中国，却不愿公开发一声明，以示不受利用。呜呼！国将不国，若辈自鸣清高，宁误大局而不稍捐私见，迂不可及也，愚不可及也。”此处的“卞”，即联大外文系副教授、诗人卞之琳。夏接着记叙说：“下午联大草坪上有公开演讲会（这次闻一多等不露脸，由‘右派’教授如查良钊、雷海宗、燕树棠等出马），会后游行，游行人数估计不到千人（我不会数，可是看来总比上次亦在本月，为校场口血案的那次大游行少得多），我没有去开会，可是游行过靛花巷的时候，我站在门外看，却没有勇气参加。我曾经说过要去参加，临时却又畏缩了。到底怕什么呢？就是怕‘清议’。今天这次游行虽不一定就是国民党发动，受到国民党的赞助，是不成问题的，既然有国民党的份，加入进去就好像不清不白了。爱惜羽毛的人，虽然很赞同这件事，可是没有勇气站出去。”

夏所说的“校场口血案”，发生于1946年2月10日，当时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在校场口广场联合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到会者达一万余众。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等应邀参加大会。会议开始时，国民党当局派遣大批特工人员，以重庆工务会、农务会、商务会等名义强行入场，抢占主席台。大会主持者李公朴上前阻止，被特务包围，一顿乱拳将其打翻在地，而后像踢地瓜和玉米棒子一样，几脚踢于台下，李头部中伤，血流不止。出席会议的演讲人郭沫若、马寅初、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也遭到唾骂和追打，自视甚高的郭沫若与特工人员互殴，结果当场挨了几个响亮的耳光后被无情地踢于台下。为表示自己与众不同和戏剧家出身，郭灰头土脸地被人扶起时，还模仿戏剧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仰首张目，“哈哈”大笑了一番，以示对特工人员的极度蔑视。个头瘦小的沈钧儒面对特工人员的行凶闹事，挥舞小拳头连声高呼：“不怕，不怕！”号召有血性者和真正的英雄好汉与其对打，以牙还牙，以暴力对付暴力。于是，两股力量扭打在一起，纠缠在一处，鲜血喷溅，哀号不止，现场一度混乱。特工加打手们以事先准备的铁条、砖头等将主席台人员或抽倒在地，或拍于台下，混战中连围观的记者和部分看客一并打倒在地，共有60多人被殴伤——这就是著名的重庆“校场口血案”。混战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闻讯赶到会场，加以制止和痛斥，特工人员和雇用的打手们才四散而去。

此事经过媒体渲染与中共地下力量暗中造势，引起全国性关注，与被打者政治思想和路径相同者，纷纷通电抗议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暴行，要求惩办凶手，给被殴伤者一个说法。西南联大在中共地下支部和拥护分子闻一多、吴晗等人的造势与鼓动下，2月17日，昆明学联、昆明文协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万人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抗议国民政府当局制造“校场口血案”。此时，原在联大师生声讨中卷起铺盖离开云南，灰溜溜跑回重庆的李宗黄又趾高气扬地出任新职，众人怀着对李的愤怒和对蒋介石的不满来到了会场进行讨伐。这也是夏济安日记中所表露的此次会议参加人数较多的一个深层原因或者说巧合。

针对联大师生对“校场口血案”和“东北问题”游行所表现的不同阵势和不同心理，夏济安在日记中总结性地说：“参加反政府的游行，虽然有手榴弹的危险，却容易博‘勇士’、‘烈士’之名，故参加之人多。参加受政府赞助的游行，虽然（或因为）有宪警的保护，却易蒙动机不纯之嫌疑，洁身自好者不去。真正有勇气的人，只问自己良心无愧，工作的本身有没有意义，既不怕手榴弹，亦不怕清议——然而清议比手榴弹更可怕。我就是个怕清议的人。谣传发起一百十教授宣言的蔡维藩等曾领到三百万赏金。若果有此事，蔡等之心不可问；若无此事，则左派分子造谣手段之恶劣，实在可怕。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不畏造谣中伤的真心爱国人。”

夏济安其心可感，但毕竟是一典型的文人书生，每在纸上说得头头是道，一到实际就因怕“清议”而变得缩手缩脚，不敢动弹了。因了这政治的缘故也牵涉到生活中的是非观念，夏济安如痴似狂地暗恋的那个湖南籍女生，若同是湖南籍且德望甚高的向达出面做媒，或许有成功的希望，但事情没有按这个轨道行进。2月26日，夏济安日记载：“我预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来因为东北问题，我同他意见很不合，我不高兴多麻烦他。” 此后，不但夏济安费尽心机所追求的女生成为黄粱美梦一场空，夏氏与向达也成了陌路之人（南按：经此变故，夏终身未娶，赴台后英年早逝）。而在心理上，夏氏与闻一多、吴晗等人形成的距离，则不是用一个“陌路”可以表达的了。

◎子弹穿过头颅

既然如夏济安所说，凡参加反政府的游行，就可以在手榴弹下博一个“勇士”或更高规格的“烈士”之名，相信尔曹身与名并不俱灭的人物就会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如此这般，反政府的一方与拥护政府的一方，在1946年那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明媚春天里，于春城昆明开始真刀真枪地打斗在一起。决斗双方皆腾云驾雾，剑气如虹，经过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直杀得难分难解。如此无休止地争斗，令名义上拥护政府，实则暗怀鬼胎、图谋私利的一方不胜其烦，决定加大“斗”的力度，来个一剑封喉。于是，一连串暗杀的名单悄然列出，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条通道轰然裂开，等待真正的“斗士”杀奔前来。而这个时候，于搏击拼杀中越战越勇，视死如归的闻一多，并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更不惧怕已开列的暗杀黑名单，以一贯的豪气加血性，跃马横枪杀奔而来，想不到竟一步踏入了鬼门关。

1946年6月25日，也就是闻一多走向鬼门关的前20天，梅贻琦在南京与朱家骅赴蒋介石官邸汇报联大复员事宜。面对蒋介石的垂询，梅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推测，本着息事宁人的方式方法做了回答，这是闻一多遇难前蒋梅二人关键的一次“君臣对”。梅在日记中对这次谈话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个记录很重要，对“闻一多遇刺之谜”的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梅氏日记载，该日天空晴朗，闷热，根据约定，下午5时梅与朱家骅驱车到蒋介石官邸。二人在外客厅坐数分钟后，有他客出，始被让入内室。只见：

主席着蓝长衫，颇安闲。谈话约半时，首告以数日前往北平查看校舍情形，问：复校计划何如？答：现正赶修各部，暂定双十节开学。问：师生能赶到否？答：希望大部分届时能到平。问：下年校中办法如何？答：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随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朱乃提及关于东北事件百余人宣言之事为证。朱又谓曾商量过关于教授长（原文如此——编者）及院系主任人选之更动，总使主要负责者为稳健分子。至此余乃谓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对方似颇颔首。余继谓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主席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因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问题。余问：主席看北方局面是否可无问题？答：吾们不能说一定，或者不致有大问题。言时笑容可掬，其或笑余之憨，余亦故为此问也。承款以糕点杏仁露。朱又报告关于某省厅长事。辞出时承送至门口，似特客气矣。

梅贻琦不是文学家，但此段记述颇得要领，主客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读来如身临其境。按梅贻琦的观点，闻一多、吴晗等人之所以成为“斗士”，实乃被穷困生活所迫，文人嘛，所想的无非是在世俗中出个小名，生活上图个温饱，假如学校北返，教授待遇提高，积于胸中的火气也就不发自泄，上头下头都得到安顿，自然温顺下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只是出乎他的意料，仅隔20天，闻一多竟砰然倒地，喋血街头。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未行者只有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在昆明北门以开办书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算是越过鬼门关到那边去了。李氏一死，出于同情与各方的面子计，作为与李同一条战壕战友的闻一多就不能携家乘机北上，他必须要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当时昆明城风传下一个遭暗杀的人就是闻一多，但事已至此，闻一多也就成为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孤独骑士，只能拼命向前。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了李公朴治丧委员会于云大至公堂举行的李氏生平事迹报告会，发表了后来颇为著名的《最后的演讲》，对暗杀李公朴的特务人员和现场捣乱分子给予痛斥，闻一多讲到激动处，慷慨激昂地说：“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热烈的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会后，闻又与楚图南一起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盟下属的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会议将要结束时，为防意外，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特地前来接应。会毕，闻一多又与楚图南、尚钺等人谈了一会话。此时，闻一多与同人似乎感到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异味，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众人的心，为防止特务行凶时将几个人一锅端，话毕，大家心照不宣地分头默默走出周刊社。闻一多等楚图南走出五六分钟，才与儿子闻立鹤走出大门向西仓坡宿舍奔去。在离家十几米处，突然从小巷角落里蹿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氏立仆。闻立鹤见父亲脑浆迸裂，倒地不起，立刻赶上前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

当闻一多倒下的时候，开枪者轻轻地说了句：“哼，看你还出风头不！”

当闻立鹤倒地时，开枪者说：“好，留下这种，将来替他爸爸报仇！”

言毕，四条汉子转过西仓坡一个弯道，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扬长而去。

对这一血腥场面，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回忆道：“5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跑去……只见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合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

闻一多遭枪击后，当场气绝而亡。不幸中的万幸是，身中数弹的儿子闻立鹤在被送医院抢救三天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随着“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惨遭暗杀，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或为其鸣不平，或为政府洗刷，或编造故事借以渲染政治局势之紊乱。在重庆的民盟领袖梁漱溟等人发出了捉拿凶手，惩办凶犯的呼声。中共方面遥相呼应，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致唁电向闻一多夫人高孝贞表示慰问。一时间，许多团体或个人纷纷募捐以慰斗士遗孤，附庸于党派团体的风骚之士，借闻一多其人其事赋诗咏怀，丝竹之辈仰其行而撰歌以示纪念。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抗战八年所有牺牲、亡故之教授未有比之者。

除若干政治团体与政界人物，7月23日，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等5人，联名给高孝贞发来唁电，内有“闻一多兄遇刺，无任痛悼，谨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当局请求严缉凶手，查明案情，尽法惩治” 云云。

很显然，这封电报稿是傅斯年一人拟就发出的，另外四人仅挂个虚名而已。傅氏之所以把前几位尊姓大名一并列入，可能有让他们分别代表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以壮声势的意思。他自己作为联大常委和这几个机构的“太上首长”列入其中，以彰显其“非官非学”，又凌驾于官、学之上的畸形政治身份和他在学界威风八面的政治背景。不管傅斯年内心究竟做何感想，是心甘情愿地为他向来鄙视和反感的“布尔什维克”与“斗士”洒一把同情之泪，还是猫哭老鼠或老鼠哭猫的做戏演出，但此时作为实亡名亦不存的原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适时联合几位学界大腕拍发这封唁电，则是识大体与合乎人之常情的。

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傅斯年拍发这封电报时正在北平，远在四川重庆与南溪李庄的萨本栋、李济等人，是否知晓傅之攘举，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依靠特殊的通信设施和手段，电文中的胡适是否知晓其中之事亦未可知，但世人看到的是，随着胡适的身影出现在中国大陆，闻一多与他的“斗士”身份，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等，在喧腾了一阵之后很快淹没在胡适的巨大阴影与翻云覆雨的政治旋涡中没了声息。 ^[585] 广大民众的兴奋点被新一轮政治搏杀所吸引，而整个学界的焦点则投到胡适、傅斯年等决定中国教育、学术前途命运者身上。

[585] 梅贻琦于7月5日由南京转重庆返昆，十天之后闻一多遭暗杀。梅氏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情形：“日间批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人之安全。”（《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当晚，梅与查良钊急电教育部，电云：“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子重伤。同人极度恐惶，谨先电闻。”（《闻一多年谱长编》）晚12点，美国驻昆领事馆副领事Roser率领两名美军，用吉普车把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张奚若等十余人接到美领事馆暂避。

次日，梅贻琦偕夫人到云大医院看望闻一多夫人高孝贞与儿子闻立鹤伤势，知“肺部曾受三枪，今早已停止出血，腿部中二枪，一大腿骨已断，枪弹尚在内。但此子体格甚好，或能出险。医院中闲人甚多，盖李公朴遗体于今午火化，故来看热闹者特多也”。（南按：与梅日记不同的是，民盟与中共宣传机构皆谓前来者并非看热闹，乃出于对“斗士”的无比崇敬仰慕，特来吊唁，为民主运动鼓与呼云云。）

李闻一案传出后，舆论大哗，一时成为全国各党派各团体与各色人等关注的焦点。民盟云南支部发表《申明》，联大准备闻一多丧事并发表意见，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朱德给高孝贞发唁电慰问，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表示要捉拿凶手。此时的吴晗正偕妻经重庆转赴上海，主要为袁震治病。在重庆时，吴晗夫妇拜访了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要人，汇报了民盟昆明方面的情况与诸位“斗士”们的战绩。到上海后，吴晗住在弟弟吴春曦家中，并设法把袁震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时在昆明负责的华岗已调任上海工委书记，专门送给吴晗一笔钱作为他的路费补助。从这笔钱中可看出，吴晗此前已经在为中共效力，故中共方面以投桃报李的规矩，专门拿出一笔钱以示回报。当时在上海的冯雪峰、史良、许广平、胡子婴、叶圣陶等著名人物曾到吴的住处拜访。当闻一多被枪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吴晗于悲痛中写了《哭一多》《哭一多父子》等文章，与全国各地民盟人员与中共控制的媒体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控诉国民党暴行，强烈要求惩治凶手的政治狂潮。在这股狂潮中，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得不下令追查枪杀案的真相与凶手，予以惩办。

关于闻一多被暗杀的背景及惩凶经过相当复杂，其中许多未解之谜，几十年来一直为台海两岸研究者关注、破译并争论不休。概言之，此案大体有以下几种悬疑。

按闻一多之孙闻黎明所作《闻一多年谱长编》所说：“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早在五月间，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即命令稽查处上校处长王子明、中校情报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四个特务组收集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五十余人黑材料。六月二十八日，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七月五日，南京国防部给霍发来密电，同意霍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七月六日，霍揆彰在设在翠湖的警备司令部内召开秘密会议……会上，霍揆彰命令王子明负责布置行动科暗杀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龙纯曾四人……十一日，特务汤世良（汤时亮）、吴传云、赵凤翔等暗杀李公朴。十二日，另一行动组组长崔镇山召开组员会议，下令三日内刺杀先生，不准留活口。遂即决定秦永和、崔宝山等守候学校门口，跟踪先生；李明山（李文山）、钟刚潜伏西仓坡；崔镇山、欧阳天化、刘锡林在翠湖边随时准备策应。”

《年谱长编》又说：“十五日，先生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大门，便被特务跟踪。先生在云大至公堂演讲时，蔡云祈、尚福海便混在人群中，他们本想动手，但慑于环境，便打电话向王子明请示，王指示说等先生回家再动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先生与闻立鹤从民主周刊社出来，走到离家门十余步处，被早已潜伏及跟踪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李明山、崔宝山、刘锡林、何毅等前后夹击，左轮手枪、快慢机（德国造的二十响）一齐射向先生和闻立鹤。李明山还在闻立鹤腿上补了一枪。”

闻黎明的这段记述，是他根据云南省公安厅所藏解放初期审讯特务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的记录及本人交代材料编写而成，提供材料者乃云南省公安厅工作人员喻芳。应该说对方提供的属于第一手材料，颇为珍贵和可信。但结合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与日记，有些地方恐不尽合理，有些地方还需重新提出加以探讨。如按闻黎明之说，既然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这就证明蒋介石事前知道这件事。但当时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却这样说：“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时已离开蒋介石侍从室并晋升为全国警察总署署长的唐纵接令，立即做赴昆准备。16日晚10时，唐纵来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公馆会商昆明凶案处置问题，唐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李公朴被刺，闻一多又被刺，究为何人所为？”17日，唐纵又来到国府，与吴铁城专门邀约参谋总长陈诚商量李闻一案的处置，陈“首先而坚决的表示，此事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当商电卢汉返滇主持侦查破案”。20日上午，唐纵为李闻案访张群，“彼对于昆明事件之看法，为下级同志出于义愤者所为”。22日，在昆明的原军统局人事处长郑修元（化名郑履冰）致电唐纵，“报告李闻案与警备部有关”。唐纵决计次日赴滇，并致毛人凤密电，谓“此间《新华日报》、《民主报》披露军统局密令一则，须提出抗议，要求中共缴阅原文，否则就是捏造。捏造就是自作暴行，而嫁祸于人的阴谋”。（《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23日，唐纵抵达昆明，通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兵站分监刘叔琬，昆明市警察局长龚少侠，以及受蒋介石亲自指派赴昆协助唐氏工作的原军统局三处（行动处）处长、时任军统上海临时办事处处长的程一鸣等侦查破案高手的协力合作，认定李闻之案就是霍揆彰指使部下所为。李、龚、程三人均系军统特务，乃人中之杰，具有丰富的侦查与反侦查斗争经验。为了坐实此案，在唐的指示下，几人亲自到闻一多被暗杀的西仓坡现场勘察调研，经过提取残留物证、反复测量查验，结合当天目击者的指证以及现场残存的军用吉普车的辙痕等蛛丝马迹，认定闻一多就是死于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部下之手。

7月27日，唐纵悄悄乘机离昆，一路辗转来到九江，渡河，与原北大校长、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同车赴莲花洞，换轿到牯岭蒋介石官邸向蒋密报昆明之行与侦查结果。“主席怒犹未已，大骂霍揆彰是疯子。余曰，闻一多于招待记者会时，侮辱领袖，力斥特务分子，刺激过甚，青年人血气方刚，一时控制不住。主席长吁短叹，曰，汝再赴昆明一行。余曰，请示方针。曰，已告顾总司令，此事务期水落石出，不能冤枉人！顾、卢、霍、张今日已赴昆明。”（《唐纵日记》）

7月31日，唐纵抵昆，旋访卢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唐纵日记：“卢语我，案情不必调查，已成公开秘密，解决办法：（一）由警备部缴出凶手，研究审讯方式与案情；（二）由地方青龙、金马等组织中挺出一人担当本案责任。继与顾总司令商定将李、闻分开，由警备部解决闻案，李案由地方从容解决，原则即做如此决定。晚在金碧别墅，张贞夫、冷融庵、霍嵩山与余商量具体步骤至一时许。旋嵩山，来告李、闻案真相。”

8月7日上午，唐纵与卢汉、冷融庵（冷欣，黄埔一期，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研究李闻案情，认为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派人枪杀了李、闻。“傍晚赴巫家坝飞机场与周总司令至柔晤面。周含主席命来。传达闻案意旨，现在此案外间知者甚多，尤其美方业有详尽调查，必须认真办理。美方表示，美国固然痛恨共产党，但同时也痛恨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厉害，当年德国向英美表示愿与联合打共产党，英美人民觉得法西斯比共产党还可怕，故与共产党联合打德国。这是值得注意的。研究良久，大家的意思交嵩山带回去准备。”（《唐纵日记》）蒋介石的意旨不但说了实话，还颇具深谋远虑之处。事实上，闻案发生后，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庐山就曾当面向蒋介石问过此案。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一份备忘录中说：“马歇尔将军指出近于无休止的内战迹象和一些似乎政府方面的过格行为。他旋即极坦率地谈到昆明的两次暗杀及其对美国舆论的有害影响，这使委员长尴尬万分。”（《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美]肯尼斯·雷、[美]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nbsp；8日，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此前对李闻案的推断“已有八成真实性了”。

通过以上诸多材料分析，李闻案与蒋介石并无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蒋没有在陈诚呈上的黑名单中圈定李公朴或闻一多，或者任何一位在他看来思想另类的“斗士”。进一步说，蒋介石压根就没有见到这份所谓的“黑名单”，此说只是后来由民盟与中共的宣传机构出于某种政治斗争和宣传的需要，硬性制造而出。否则，蒋不会在唐纵面前大发雷霆并骂霍揆彰是疯子。唐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幕僚，随蒋生活、工作多年，其间多有所为并极得主子信任，类似这样一件并非涉及党国大事的机密，只是一点闹嚷嚷的小事，主仆之间完全没有必要相互欺骗和玩布袋戏，蒋的发怒是他内心活动的真实反映。

此时的蒋介石认为霍揆彰这位黄埔一期生，小不忍则乱大谋，给自己的政治处境造成了被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沈醉所说，蒋当时“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沈醉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亡国之将，被中共作为战犯拿入大牢关了几十年之后重获自由的言辞，通观沈醉在大陆出版的所有回忆录（连同其他很多被中共政权改造过的战犯在内），如史家唐德刚所说，不是像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将领撰写回忆录那样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是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在骂自己及其家人、亲属、老师、上级、旧部甚或朋友的同时，当然少不了骂上几句“老头子”，以示自己洗心革面，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大步踏上了光芒四射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等。当然，这里不是讨论沈氏文章风格的时候，不说也罢。从历史资料的真实与否看，沈醉的这段话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蒋介石不会在国际国内局势如此敏感时期，做出对李、闻这两个知识分子刺杀砍头的抉择，故意给反对势力制造口实，坏了自己正在策划的党国大事。如果蒋介石非要出此下策，下令刺杀李闻二人，那么不是他骂霍揆彰是疯子，他该用拳头击着自己光秃秃的电灯泡一样的脑壳（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对着镜子大声喊上一阵子乌龟王八蛋了。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霍揆彰，在骂了霍疯子一顿“娘希匹”之后，鉴于全国舆论汹汹的局面和国际国内各党派的喧哗与骚动，毅然决定舍车保帅，从霍的部下拉出两个小特务枪决，以了事态。闻黎明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说，霍回昆明后，令王子明、刘叔琬召集行动科特务开会。会上，刘诡称怕公审时露出马脚，请弟兄中出来两人自首，公审后用他人替换了来，事后连升三级，送国防部任职。王子明亦说：好歹要保住霍揆彰，否则一切都不好办。这时，汤世良、李明山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于是，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王子明还抓了两个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二人。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庭，对刺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两人进行“公审”。在场者仅20余人，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以其“伤势未好”为由拒绝。

8月2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宣布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以何绍周（何应钦之侄）继任。

8月26日，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布汤时亮、李文山两人在昆明枪决。第二天早晨，监斩官宪兵十三团警务团副张拯东用酒把汤、李灌醉，拉至东站外执行枪决。汤、李知道受了骗，但为时已晚。

闻黎明所述，说明汤、李二位凶手已被真的执行枪决。但沈醉等人在回忆录中却说汤、李二犯中途已被悄悄调包换下，死里逃生。

据沈醉说：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让他这位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太丢人，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沈醉等人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来。于是，“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军统内幕》）

当沈醉连夜到看守所挑好人后，唐纵又突然命他放弃，说先到昆明看看再做计划，于是沈随唐飞抵昆明开始侦查案情。当案情真相大白后，“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与此同时，蒋还把霍揆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揆彰还准备利用李闻案件来一个借刀杀人，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一度放出风声，说李闻案是云南省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所为，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连夜逃往昭通老家躲避，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如副官长杨立德等却被捕了。但不管如何拷打审讯，这几位旧部至死不承认，事情一时陷入僵局。唐纵怕如此做法会引起以卢汉为首的当地势力怨恨，惹出意外事端，乃劝霍立即放人，另想办法。霍听从了唐的规劝，释放了龙云旧部杨立德等人，另从昆明监狱中提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罪犯，顶替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揆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揆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些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编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沈醉事后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方面了解到，当时霍派部下杀害李、闻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取卢汉当云南省的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对与中共站在一条阵线的民盟的“斗士”们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放倒几个“斗士”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以便实现升官发财的美梦。想不到却落了个鸡飞蛋打的下场。霍在抗战时任过洞庭湖警备司令，当时沈醉在常德军统系统任稽查处长，与霍结识。霍因李闻案而被免职后，居住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建的别墅“嵩庄”当寓公，沈醉曾前去探望。落魄孤独的霍揆彰对沈谈到李闻案时，只认为时机还不到，干得太早一点，才惹出一场麻烦。最后，霍无限感慨地说：“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

沈醉在关于李闻案的回忆中，最后一句话是“解放后，汤时亮、李文山等才被清查出来，落入人民的法网”。（《军统内幕》）

沈氏回忆录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尚待进一步研究证明，不过他说汤李二人在解放后落入人民的法网，那么作为案发地与管辖区的云南省的公安厅应该知道此事，并有讯问笔录等材料留下。但后来云南省公安厅向《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撰者闻黎明提供的只有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的讯问笔录与交代材料，而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一人言及汤李二人在被枪决时于现场被替换之事。如真有此事，作为时任稽查处长，并指挥参与了整个案情的王子明不可能不知，落网后亦不可能不加以交代。或许出于慎重，闻黎明相信当时处决的就是汤李二人。

要真正弄清李闻案特别是两个凶手的真相，只要查一查汤李二人在解放后是否真的落网就可解决。如真的落入人民法网，替换之说自当成立；如果公检法等部门皆不知其人有落网之事，那么，可以认定当年被处决的就是真正的汤时亮与李文山二凶手。

当然，还有闻黎明所说的王子明与沈醉所提到的王子民疑为一人，若王子明就是王子民，那么其人在解放后确实落入人民的法网，但他交代的材料中仍然没有汤李二凶手被替换之说。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沈醉所言可靠性不大。但沈醉在书中又言之凿凿，难道是沈氏的老毛病又犯了，与广大读者耍起布袋戏，或搞起了军统时代指鸡骂狗、声东击西的“暗算”不成？ bsDVUoaHaAov2xQ817RsG/pXycE7SbVNjVFxrN+ehwr9fyA4F8T6Dk2Geq1trc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