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从学者到“斗士”

◎陈梦家与吴晗

清华大学本是从留美预备学校演化而来，对留学背景极其看重，若无“放洋”的经历或特殊才华，要想坐上副教授这把交椅难乎其难。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吴晗曾有一段回忆，说：“我那时候的同学，头脑里都有一个公式，清华—美国—清华。不这样想，简直是奇怪的事。” 但据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传记文章称：“吴晗没有这样想，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穷人，毕业后要担负家庭的生计；同时，他认为自己是研究中国史的，到美国去能干什么呢？所以，吴晗毕业前考虑的并不是去留洋，而是现实的工作问题。” 显然，苏、王所言不尽合理，企图在掩饰什么，假如吴晗不想留美，那真成了“奇怪的事”了。即使是“放洋”回来，要想在清华当个教授，也需按既定的规矩——三年助教、三年教员、六年讲师，然后才是副教授、教授一路螺旋式往上攀升。吴晗不能出洋的原因，是他家境不够宽余，孔方兄的稀少只允许他做留洋之梦而不能真的登上留洋的轮船罢了。因了这一缘由，1934年夏，吴晗于清华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助教。吴在清华做学生时已在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另有《胡应麟年谱》《〈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问世，被当时史学界名宿胡适、蒋廷黻等人视为“史学界升起的一颗明星” 宠爱有加。因而吴毕业时，胡适很想将其转到北京大学任教，但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抓住不放，非留清华不可。胡、蒋两位学界大腕这一争夺，使年轻的吴晗身价暴涨，显然不能按清华的老规矩提升，在蒋廷黻的提携下，吴于三年助教之后越过教员的台阶直接被升为讲师。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回滇创办云南大学，一度在清华园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充实云大，吴晗受聘于云大并出任历史系教授，9月离平，10月取道越南到职，时年29岁。

对于吴晗的人格、学术水平以及为人处世的德行，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施蛰存有过一个简短的评价：“吴晗这个人，性直气爽，很急躁，对一切事情太主观。他似乎没有客观世界。他在清华大学读历史系，专攻明史，为蒋廷黻的得意门生，1934年清华毕业，留校当助教。1937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被任命为新由省立改为国立的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是云南人，此次是奉命去为桑梓服务。他先在清华组织他的师资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罗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讲师一级的人。只有吴晗，在清华还刚升上讲师。他由于蒋廷黻的推荐，要求熊校长以教授名义聘任他，熊校长同意了。因此，在我们这一辈人中间，吴晗可以说是飞黄腾达得最快的一个。但也因此而助长了他的自信和骄气。”

吴晗的“自信与骄气”，实在是环境与机遇使然，也就是说他当初由一个穷学生和一个小助教而大出风头，实在是与胡适、蒋廷黻两位学界大腕的提携与抬爱有很大关系，一旦失去了这两座靠山，其情况就大为不同。

当吴晗在云南大学留住两年后，“觉得此校此系无希望，不愿自误误人”，便想回到已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归建于清华。而此时的蒋廷黻与胡适均离开教育界转向政界和外交活动，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的是刘崇鈜（字寿民），这位刘主任出身于福州世家，夫人是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女，颇具大家风韵。刘氏于1918年由清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在清华任教，一直教西洋通史。据当年的清华高才生，后跑到美国大学任教并成为世界级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说：这位刘崇鈜教学笃实，所用美国人撰写的上下两册通史，细读消化之后便可掌握基本史实，另又精选较高层次的参考书由学生自由选读。正是这门课程，激发了何炳棣对于历史的极大兴趣，并由化学而改修历史，并在学习上养成了“扎硬寨、打死仗”的自我磨炼原则云云。但是，在与何炳棣同级的清华外文系学生，后为山东大学、兰州大学教授的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看来，这门必修课简直味同嚼蜡，刘崇鈜不过一能行走的两脚书橱，还是书籍堆放凌乱的书橱。对此，晚年赵俪生不禁哀叹世道不公，并发出“呜呼，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的不屑与感叹。 刘氏于1948年随傅斯年去了台湾大学并一度出任历史系主任，后来有位台大历史系出身、名叫李敖的人，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过刘崇鈜，并说刘“为人甚笨，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但这种混乱，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 。这个说法似乎证实了赵俪生的看法。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弟子们称为“教学笃实”，又被称为“头绪混乱”的“能行两脚书橱”的争议人物，在昆明时代竟一不小心，与“自信与骄气”的吴晗遭遇了。刘崇鈜接到吴晗转入联大清华的请求，当场回道：“清华方面以规程关系，只能聘为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 吴晗听罢，如同挨了一记闷棍，自己原已是教授的身价，想不到一入清华就贬值为副教授了，而“旧时学侣多已在清华任教授，今如以副教授回去，相形未免耿耿，虽所差不过二十元（清华教授三百元起薪），然自高就卑，亦难释然也” 。

面对这种“降格减薪回清华”的结果，吴晗自是心中不服，他以特有的“自信与骄气”再度找到刘崇鈜理论，毫不隐讳地指出刘氏居然不把自己这位清华才子放在眼里，且把自己降为副教授，不但于情理不合，实乃大逆不道。刘崇鈜听罢，态度强硬地回击说，此为清华规矩，不管谁来都要遵守这一规矩，若清华的条件不合心愿，可另选高枝，刘某绝不阻拦云云。吴晗见对方并不把自己当一盘大菜看待，只看作小菜一碟，顿时火起，遂“将回清华事作罢论” 。但此前的吴晗因过于自信，已鲁莽地拒绝了云南大学“年底加薪及另行调整相挽” 的好意。在进退两难中，吴晗思虑再三，决定来个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的突围方法，抛弃云大与清华，设法钻入北大，以教授的身价在西南联大群英会上亮相，让有眼不识泰山的刘崇鈜看上一看。主意打定，吴晗吸取了上次找刘崇鈜碰壁的教训，不敢贸然向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求请，乃转向胡适的爱徒傅斯年写信求助，企图借傅的力量迫使姚从吾等北大历史系掌权者就范，信中说道：“闻北大史系方面，缺人尚多，先生能再为吹嘘否？” 傅斯年接信后如何看待和处理此事，史料无证，不得而知。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吴晗最终还是以副教授的身价于1939年年底由云大转入清华建制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因了这一机缘，吴晗与陈梦家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吴晗是浙江义乌人，陈梦家是浙江上虞人，吴比陈大两岁，吴毕业时，陈开始在燕大读硕士研究生，两年后毕业。尽管史学与文学属两个不同的科系，但毕竟皆属人文科学范畴，且陈梦家的古文字等研究与吴晗的史学走得更近。陈氏当时的学位和在文坛、学术界的声名，与“新星”吴晗不分伯仲，且陈梦家在社会上的名声，凭借他新诗的感召力与新月派诗人的名头在青年人心目中的地位，则比吴晗要响亮得多。 ^[509] 如此的声名加硕士学位，一进清华就争取戴顶副教授的帽子也在常理之中。遗憾的是陈梦家没有“放洋”的背景与洋人聘发的学历——哪怕是如钱锺书《围城》中描述方鸿渐教授那个假冒的“克莱登”大学的学历，或若干年后号称“将所有人欺骗了，就是成功”的西太平洋大学毕业的唐骏的博士学位。尽管燕京大学本身属美国教会出资创办且相当美帝国主义化，但毕竟校园在中国本土，培养出的学生仍摆脱不了被时人所轻的“土鳖”命运——土和洋是地理的分别，不是知识的武装。按照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的思维定势，燕园的学生即如孙悟空者流，具有一蹦十万八千里的能耐，仍无法与从太平洋西海岸或西太平洋大学爬过来的或大或小、或真或假的“海龟”抗衡。据一位研究者统计，先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179名教授（含副教授）当中，有97人留美，38人留欧陆，18人留英，3人留日，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在26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5位院长皆为留美博士。 或许，这样的阵营，就是梅贻琦所倡导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体现吧。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短短八年的西南联大，居然产生了如此众多的世界级科技英豪与文史大家，与其具有雄厚强劲的师资力量和谨严刚毅的校风是分不开的。

作为未曾沾过欧风美雨的本土学者，吴晗由云大转入清华后当副教授，实属常理，并非是吴晗心中忌恨的刘崇鈜故意刁难的结果。而陈梦家当年跨入清华校门时的身份，是一个比助教稍高一点的教员，这在清华方面也是照顾了他在天下儒林，特别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名望，后仍按规矩于1940年升为专任讲师（南按：介于讲师与副教授之间），1942年在闻一多的提携下升为副教授。又熬了两年，到了1944年才总算媳妇变成婆，戴上了教授的帽子。这一年，陈梦家33岁。而吴晗已于1942年晋升为教授，当时也是33岁。就吴晗和陈梦家的晋升速度而言，在清华甚至整个西南联大属于最快的极少数幸运者，只是吴晗因经受了由云大教授转为清华副教授这一身价跌落的打击，原有的“自信与骄气”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股眉头紧锁的郁闷之气，而比吴小两岁的陈梦家却一直处在亢奋之中。对于陈梦家的升迁，联大众儒生们皆心知肚明，假如没有闻一多或明或暗的提携相助，就凭陈梦家的骄狂性格和目中无人的处事方式，其命运和下场恐怕比钱锺书还要狼狈（南按：任教于联大外文系的钱锺书，因性格骄狂被陈福田等一帮实力派教授挤出校门而远走他乡，详情后述）。由诗人而学者的陈梦家才气逼人、风流洒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此等人物在生活中又往往欠缺自律，且好骄傲自负，平时走路仰头挺胸，而且步子迈得很大，不把一般人甚至同事放在眼里，这就不免使身边的人感到不快甚至产生怨恨，与陈氏同乡的吴晗就是其中之一。

1947年，吴晗在一篇叫作《闻一多的“手工业”》的文章中曾这样说过：“一多在美国原来是学美术的，会描字，也学着刻图章……他会写篆字，写甲骨文，写金文，书桌上经常放着一堆古文字学的书，也写过不少篇关于古文字训释的专门文章。有一次谈起他的一个诗人学生，很多人说此公闲话。一多慨然长叹一声，说他也上过当。这人起先跟他谈新诗，后来谈的更多的是古文字学，一多每有新见，一谈得透彻，不久，此公便著为文章发表了。从来不提谁曾说过这个话。也有几次，还没有十分肯定的见解，随便说了；不久，此公又有文章了。说闻一多曾有此说，其实是错的。应作如何读，如何解云云。如今，此公已经自成一家了，来往也就不十分勤了！当时，有人插嘴，为什么不把这些怪事揭穿呢？他笑了，不往下说了。”

此说尽管没有直接指名道姓，但这个无德之人指陈梦家无疑，而文中“有人插嘴”的这个“有人”，似乎与吴晗无关。其实明眼人一看即明，要不是吴晗借闻一多与“有人”之口道出此事，世人又何以知道闻、陈师生之间还有这样一段“过节”？对吴晗揭露的这段隐私，持怀疑态度者当不会很多，陈梦家确实有他的人格缺陷，20年后之所以被他所在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整死，大而言之是政治的黑暗残酷，小而言之与其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有一定关联。当时与闻一多打这类交道的陈梦家，或许尚未认识到，或许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能自觉克服，作为老师的闻一多自然不好与弟子计较，且依然对这位人中之杰显示出了少有的仁爱与呵护之情。就这一点言之，尽管对陈梦家的成长和发展不见得是个好事，但可见出闻一多有他恩怨分明的一面，联想起刘文典的悲剧，就不能不令后人为之慨叹了。

据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说，清华大学档案室存着闻一多寄梅贻琦的两封信函，湮没日久不为人知。许多年之后，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闻黎明打算为其爷爷撰写一部年谱，在四处搜求材料中，偶尔发现了此函并在年谱中公之于众，于是世人从另一个方位和角度，更清晰地看到闻一多当年对陈梦家的关照与提携之恩。函中说：

本系副教授许维遹、陈梦家二先生升任现职已届三年，并于教课之余肆力著述，初不以物质生活之清苦、图书设备之简陋稍改其志。许先生除完成其巨著《管子集释》二十四卷，《韩诗外传集释》十卷外，又尝致力于《尚书义证》一种，会通古训，发明辞旨，正文字，创获之多，盖自晚清瑞安孙氏以来，罕有其匹。……陈先生于研究金文之余，亦尝兼及《尚书》，而于两周年代及史实之考证，贡献尤大。“年历学”为治理古文之基础，挽（晚？）近学者渐加注意，实迩来史学界之一新进步。陈先生本其研究金文之心得，致力斯学，不啻异军突起，凡时贤所不能解决之问题，往往一经陈氏之处理，辄能怡然理顺，豁然贯通。要之，二先生数年来，不但于先秦典籍沉潜日深，且能处处利用新材料与新方法，故其成就乃得如此，一多于二先生之工作，深所钦佩，特征得本系教授同人之同意，拟请师座转呈聘任委员会，自下学年起升任二先生为正教授，用励贤劳，而崇硕学，如何之处，敬（俟）卓裁。

闻一多的意见，于1944年6月8日在联大第二十一次聘任委员会上获得通过，梅贻琦于7月28日核准。从此，陈梦家正式以教授的身份登堂入室，授业解惑。仅隔一个多月，在金岳霖与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引荐下，陈梦家应邀取道印度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据《闻一多年谱长编》讲，闻“明确表示不赞成陈此时出国，认为国内的事更紧要。但陈觉得机会难得，执意赴美，先生便不再说什么”。

闻一多为何不赞成陈氏赴美，国内又有什么事更要紧呢？《年谱》的作者没有说明，但从罗常培的自传中不难看出。1944年底，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应邀赴美任朴茂纳大学人文科学访问教授，罗说：“当时反蒋的斗争已然尖锐化。一多、光旦等也力劝我不要远离祖国。可是，我从中学时代就梦想出洋，因为经济压迫和家庭牵缠，直到四十七岁才得到这个机会，如何肯失掉呢！” 这个时候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都已加入了民盟组织，走上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道路，他们自然希望陈梦家、罗常培等人也与自己一起行动，把昆明或整个中国弄一个天翻地覆的局面出来。但人各有志，陈罗二人对此等政治蛊惑、宣传之事，从心底里不感兴趣，闻一多也就不能勉为其难。况且对于没有留过洋的学者来说，在一个“海龟”满池走的小环境里，压抑憋屈了如此之久，捂得人脸色发青，两腿打晃，若能到太平洋东西海岸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远比在国内乌烟瘴气的氛围中扑腾，更令人神清气爽和心向往之。更何况，陈梦家此次美国之行，其夫人——前燕大校花赵萝蕤还可一道前往（南按：因清华有夫妇不能在一校任教的规定，赵萝蕤随陈梦家至昆明后一直在家中待业与自修），并入该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此美事岂有放弃的道理？陈梦家此次是走定了。

1944年9月15日晚，梅贻琦在他的西仓坡寓所设宴欢送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受邀陪坐者有莫泮芹夫妇、冯友兰夫妇、王力夫妇、吴宓、闻一多、吴晗等人。作为背景与陈梦家基本相同的吴晗，在宴席间做何感慨不得而知，仅就闻、陈这对师生而言，此时都没有想到，在明月高悬的夜色之中，酒干话尽便是永诀。

◎专业不同心同仇

陈梦家偕娇妻赵萝蕤飘然而去，闻一多留了下来，开始由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斗士”的转变。

闻家兄弟在姚家大院住了大约半年时间，因昆明小西门、潘家湾等地遭到日机轰炸，闻家驷在轰炸中被砖块击中面部受伤，认为姚宅大院很不安全，开始向郊区乡下搬迁。未久，闻家驷迁到小东门节孝巷13号，即昆明风云人物周钟岳公馆的偏院租住。闻一多携家疏散到晋宁，一年后又搬回昆明，住在闻家驷家中。1940年10月，日机轰炸规模加大，闻氏兄弟再度搬迁，闻一多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偏房。昆明郊区众多的所谓“营”，皆为明末清初守卫昆明的兵营构成，随着历史的变迁，兵营撤去，渐渐演化为一个个村落，陈家营即其一例。

闻一多租住的这处偏房以土坯构成，原是房东用来堆苞谷和柴草之处，房间异常简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窗户，只是靠院子的一边，半截土墙上挖了一个小洞，一些参差不齐的柴火棍支撑其间，说不清是窗户还是栅栏。院子空间狭小，只有一个阴湿的天井，太阳尚未落山，矮小的土屋就被黑色笼罩，人在屋内感到极为压抑憋屈。即使是这样一个阴暗的空间，闻家也难得独享。翌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华氏险些送命，惊恐中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正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共14口人，在一个约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其拥挤之状不忍睹。遥想当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住的独院大小共14间房子，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院中绿树成荫，花木葱茏，空气流畅，居者神清气爽。此一时彼一时，两相比对，已是天壤之别。令世人感佩的是，在如此简陋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辍，并以惊人的毅力，在各自领域里结出了丰硕成果。闻一多完成了轰动一时的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完成了饮誉世界数学界的不朽之作《堆垒素数论》。

与闻一多等大多数清华教授所走过的清华—美国—清华三位一体的经历大为不同的是，华氏属于少年失学、青年自学成才的典型人物。1910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华罗庚，父亲以开杂货铺养活一大家人，生活困窘。同大多数具有特别天赋的少年一样，华罗庚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罗的数学天赋被同样具有数学才能的老师王维克发现，遂倾尽心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退学后因对数学的迷恋、痴情不改，华罗庚开始在家中自学，每天10小时以上，并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华氏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经人介绍，华罗庚到金坛中学当会计，业余时间仍不忘数学钻研。当时有两份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的期刊，一是1916年由留日学生陈启修、王兆荣、吴永权、周昌寿、傅式说、郑贞文等人发起，成立于日本东京的中华学艺社所办文理综合性中文学术期刊《学艺》（1920年迁沪）；一是由留美学生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周仁等于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美国绮色佳小镇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所办的《科学》杂志（1915年创刊号在上海发行）。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当会计期间，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订阅这两份刊物，以便及时了解数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1926年，《学艺》7卷10期发表了数学家苏家驹的论文《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这道数学题早在1816年已被挪威年轻的数学家阿贝尔证明是不可解的，苏式解法与阿贝尔的理论相矛盾，必有症结存在。当时清华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已看出了破绽，但因事务缠身未能及时撰文批驳，一直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年仅19岁的华罗庚在阅读杂志时意识到苏家驹的解法不可信，经过验算，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于是致信《学艺》杂志指出苏文错误。《学艺》于1929年5月出版的9卷7期登出简短声明：

……前半均合理论，但自第三页第十五行“若将P ₃ 写为二项式……”，以下语意暧昧，显与次页下段矛盾，查此问题，早经阿柏（N.H.Abel）氏证明不能以代数的方法解之。仓促付印，未及详细审查。近承华罗庚君来函质疑，殊深感谢，特此声明。

1930年12月，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在《科学》15卷2期发表，此文很快落入熊庆来的法眼，熊在震惊之余向同事们打听华罗庚是哪个大学的教授，没有人知道。碰巧清华算学系有位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的一点情况，二人通过信但并未谋面，于是按熊庆来的吩咐，唐给金坛的一位同学写信询问，才知华是一位仅有初中学历的辍学青年。熊庆来得知此情，对华罗庚的遭际与出众的才华产生了爱怜之心，遂与同事杨武之等教授商量把华罗庚调至清华栽培。经得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同意，爱才心切的熊庆来嫌写信太慢，便让唐培经拍发一封电报给华罗庚，简单说明事由并让其快寄一张照片与唐，同时约定北上的时间和车次，以便接站。1931年8月，唐培经按照约定的时间拿着照片赶到前门火车站接华罗庚，等了好长时间不见华的踪影，当下车的人快走尽时，突然看到一个跛足青年背着一个包袱一摇一晃地走了出来，唐培经一对照片，发现这位左腿不断在地上画圈的小伙子，正是自己要接的人，不免吃了一惊。

华罗庚到清华后，得到熊庆来的热情接待，虽然华氏腿有残疾，但头脑清醒，才思敏捷，对答若素，甚得熊庆来喜爱，熊以一个杰出的数学家和教育家的直觉，预感到华氏“他日将成为异军突起之科学明星”。在熊氏与叶企孙等教授的关照下，华罗庚被准许留在清华园算学系当助理员，经管分发信函兼打字、保管图书资料等事宜，月薪40元。面对诸位前辈的好意，华氏自是感激涕零，知道自己该如何把路走下去并尽可能地开创出一个新局面。自此之后，华罗庚边工作边学习，只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大学算学系的全部课程，同时自学英、法、德文，为拓展更大的学术区域做准备。

当华在国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熊庆来、杨武之等教授提请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聘华为算学系助教，第四年升为讲师，开始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赴英国剑桥留学深造，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注意和赞赏，一颗科学新星就此升起。1938年，28岁的华罗庚离英回国直奔昆明，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教授。因华罗庚的人生之路颇具传奇色彩，在学术界名声不小，联大学生有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者便相互打听：“华罗庚是谁？”意思是长什么样。有一天，华氏从联大操场走来上课，于是有同学便指着华说：“就是那个瘸子。” 因了这一独特的形象，华氏很快就被全校师生认得了，只是大家认为那位直喊“瘸子”的学生，很有点不够尊师重道的鲁莽与张狂，于是大家群起而攻之，狠狠地教训了那个不知人理待道的狂生一顿。不过，据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说：“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儿画圆圈。”

尽管身患残疾，生活困苦，且经常遭受敌机炸弹的袭击，如1940年夏秋的空袭，华氏在逃往“一线天”峡谷时被炸弹掀起的泥土埋入土中差点丧命即其一例。但华罗庚在昆明的日子总是面带微笑，精神焕发，整个人的性格与生活态度，颇具有20世纪上半叶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型革命人物的味道，此点从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回忆中可窥一斑，赵说：“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南按：徐后来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 正是有了这般乐观旷达的精神和积极进取、坚毅刚卓的校风，才铸就了如此众多“虽九死其犹未悔，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英雄好汉，才会以辉煌的业绩昭告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华罗庚在陈家营半间黑屋子里完成的《堆垒素数论》这部在数学领域丰碑式的巨著，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优美学风，以及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同孕育的丰硕果实。

在这部大著的论证中，华罗庚对世界级的数学大师、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做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华氏在关于“素数变数的三角和估计问题”及其在“华林—哥德巴赫问题”上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当老一辈杰出的数学家何鲁冒着灼人的暑热，在一幢小楼上挥汗审阅时，几度击案叫绝。稍后，中国数学界对华氏的专著给予崇高评价，这部著作也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仅一名），华罗庚由此成为中国的“数论之父”。同年，华氏把手稿寄给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以高度的惊喜之情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第22号专著的序列，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美国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特地为华罗庚塑像，并列为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当年熊庆来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华罗庚异军突起，一跃成为世界数学领域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成为明星的华氏没有就此止步，又开始了矩阵几何等方面的研究，向更宏阔邈远的领域迈进。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与闻家同室居住并双双取得辉煌成果的往事时，不禁欷歔感叹，曾赋诗一首，借此表达了两位教授在艰难团苦中的不屈精神与深厚情谊：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居住，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梁实秋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自己并不知晓的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一切“斗”缘，都在这里肇始并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痕。

1944年西南联大举行五四文艺晚会，闻一多发表了题为《新文艺与文学遗产》的讲演，这是闻一多正式走到前台亮相，由学者转变为一位政治“斗士”的重要标志。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居住。自此，政治风潮愈演愈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急浪高中踏着浪尖前行，终于被滚滚洪流掀翻身亡，沉入九泉之下。

事实上，作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梁实秋通过杨振声等人的口，对闻一多的情形还是略知一二的。按梁实秋和梅贻琦等人的看法，闻一多之所以成为“斗士”，主要与他生活穷苦有关，当然还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暗中拉拢与助力，尽管二者不能形成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至少二者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联大教授的穷苦，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若干岁月，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正如梁实秋所言：“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他家里人口多。他共有八个孩子。” （南按：陆续有二女一子夭亡，存活三子二女，所说的在昆明时一家八口是指闻氏一家七人另加一女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还没有像许多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实行计划生育，受远古时期流传“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圣人之言浸淫，大家闲来无事，便铆足了劲搞生孩子比赛，多者自然成为赢家，少者自是输家，若生不出一个男孩，则被时人称为“老绝户头儿”，等于是失败的人生。多灾多难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大家庭随之产生。而在地虽大但物不博，积贫积弱，正处于物价飞涨的战时的中国，作为家庭的支撑者，在经济方面所承载的压力之巨与心理之苦痛自是可想而知。

从可考的资料观察，闻一多在战前的清华园时代，虽生活条件优越，鉴于人口众多这一特殊历史原因，似无多少积蓄。一个明证就是战争爆发后，学校决定师生由长沙撤往昆明，闻一多主动选择和学生一起步行这一事实。此前外界的宣传大多是说闻氏当年之所以如此，是内心装着如何伟大崇高的理想与道德，才决意随团步行赴昆，事实并不尽如此。行前，闻一多在给其兄闻家骥的信中说得清楚：“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员方面有杨金甫、黄子坚、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校中本拟发给教员路费六十五元，由香港取道安南入滇，步行者则一切费用皆由校备，不知路费是否照发，若仍照发，则此款可以干落矣。” 同年2月16日，闻一多写给父亲的信中，再次说道：“前函云乘汽车经桂林赴滇，今因费用过巨之故，仍改偕学生步行。” 信中可以看出，得经验与得金钱皆是促其步行的因由，而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大。此时离卢沟桥事变才半年的时间，物价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如脱缰野马一路飞腾，陈寅恪诗中所说“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的局面，则是1940年之后的事情。假若战前闻氏手头有些积蓄，何以会为65元路费而做出千里步行的决定，并视为一件要事专门向家人作书禀报？

在闻一多到达昆明转蒙自文学院任教后，他给妻子的信中再次提到经济问题：“据梅校长报告，清华经费本能十足领到，只因北大、南开只能领到六成，所以我们也不能不按六成开支（薪金按七成发给）。我们在路上两个多月，到这里本应领到二、三、四（共）三个月薪金，共八百余元。但目下全校都只领到二月一个月的薪金。听说三、四两月不成问题，迟早是要补足的。” 当时清华仍握有美国赔款的部分基金，在三校中最为富有，但怕刺激北大、南开两校，求得师生间的平衡，清华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小心谨慎。此时闻一多虽手头不算宽余，对生活仍充满信心，只是后来随着积蓄用尽，物价飞涨，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1940年，战火进一步蔓延，沿海与东部陆地人口大批南迁，昆明人口猛增，物价飞腾暴涨起来，闻家的生活陷入了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养家糊口，同大多数教授一样，闻家除了借贷就是变卖衣物，生活几近陷入绝境。就在这年的冬天，为了买米下锅，闻一多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寒风凛冽，他只得以长衫和一件破旧的羊毛衫御寒，不到一个星期就得了感冒病倒在床，妻子高孝贞只好含泪向其他教授借了一点钱，把那件大衣赎了回来。有联大同事看见，为了节省开支，寒冬腊月，在微明的晨曦中，闻一多率子女们到陈家营村南边的一条小河用冰冷的河水洗脸，处境十分凄凉。到了第二年春天，闻家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所有衣物全部当尽卖空的困境中，闻一多一咬牙，决定把自己从北平带来的几本线装书卖给联大图书馆，以换钱买米。对于一个整日与书打交道的学者来说，变卖自己心爱的书籍，不啻挖割心头之肉，其切肤之痛非亲临其境者不能领会。当他把几本书捧送到联大图书馆时，满面凄楚地叮嘱管理人员：“一定要把书看好管好，等将来回北平，我一定要把它们赎回来。” 话毕，眼里闪着泪光。令他没有想料到的是，未能回到北平，就身死异乡成异客了。

◎十字街头异乡客

闻一多死后，吴晗一连写过几篇纪念文章，尽管政治口号多于内容，但感情还是颇为浓厚真挚的，吴说：“在前年五四的前几个月，为了一桩事，我去看他。那时，他在昆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员，每月有一担米，一点钱和两间房子，虽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顿没一顿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说，只说要加钟点，一多明白了，不说什么，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抽签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对面。从此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时早晨菜钱无办法，彼此通融，一千两千来回转。五个孩子带一个老女佣，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够用十天。” 吴晗所说是真实的，闻吴二人联手合作亦始于此。

闻家辗转搬到联大宿舍后仍是一贫如洗，家中仅有的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教授去英国时所送，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吴晗向学校借来又转借的。闻一多的书桌是用三块长木板拼凑而成，像裁缝桌子，还有两把从乡下捡来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摇晃怪叫。此外，还有两张小板凳，两口破箱子，吃饭时一家人刚好一桌，孩子们站着吃。后来，多亏闻一多拿出了刻图章的看家本领，生活才稍有好转。吴晗曾在回忆中这样说：“两年前他学会了刻图章。这故事包含了血和泪。他研究古文字学，从龟甲文到金石文，都下过工夫。有一天朋友谈起为什么不学这一行手艺。他立刻买一把刻刀下乡，先拿石头试刻，居然行，再刻象牙，云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个牙章的时候，费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烂，几次灰心，绝望，还是咬着牙干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说这话时，隔了两年了，还含着泪。以后他就靠这手艺吃饭，今天有图章保证明天有饭吃。图章来得少的时候，他着急，为了要挨饿。图章来得多的时候，更着急，为的是耽误他的工作。” 又说：“米没有了，得买，菜钱，靠刻图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两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没有生意，就得借贷。到了真没有办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佣去摆地摊，卖旧衣旧鞋。有一天，我问闻太太，卖了多少，她苦笑一声说：‘三十多件破衬衫，卖了三千多元，反正够明天一天了。’”

对于吴晗的回忆，梁实秋读到后表示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一点夸张。只是吴晗说闻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图章，靠这行手艺吃饭，时间大约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 ，此记忆有误，实乃1944年5月间事。当时为闻一多能顺利挂牌开张，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杨振声、姜寅清、朱自清、罗常培、唐兰、潘光旦、陈雪屏、沈从文等共12位联大与云大名流出面推介，清华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还拟稿作一短启，也就是招揽顾客的广告语：

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

短启写就，闻一多亲自携至昆明城北门街联大教员宿舍附近，于一间上书“三友金石书画社”匾牌的屋子贴了上去。广告一侧，有一大张白纸，上有各式字体的图章样子和印就的润例，外加一玻璃框装饰。屋内更多摆挂的是著名书法家、云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和岳父张筱楼的书画，由北门书屋老板李公朴负责照理。梁实秋在重庆时曾看到闻一多的润例，后来他在《谈闻一多》一文中说：“事实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时始，一九二七年的时候便已为光旦、刘英士和我开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艺。不过到了昆明正式挂牌，技艺大进罢了。听说盟军人士出于好奇，也往往订刻图章，比较可得美价，故亦来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寥寥，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直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得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

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〇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〇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的母亲与家人皆反对这门婚事，令吴悬崖勒马，不要执迷不悟，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挠。但儿大不由娘，且此时的吴晗已受过清华的高等教育，满肚子学问与自由思想，又岂肯听从一个乡下老太太和家人们啰唆？面对各种阻挠与劝告，吴斩钉截铁地对家人宣告，世之本无鬼，何以被迷住心窍？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吴不嫁。生同衾，死同穴，无论是阳间还是阴间都在一起过了。据吴晗的朋友罗尔纲说，1936年春天，他曾奉吴家人之命亲自做过吴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后一次奉告。当时吴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疗：“他睡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听我的话，一句都不回答。后来我把我和他类似的婚姻问题跟他相提并论，有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的意思，他张开了眼睛，眼边有些湿了，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 吴的一句话说得罗尔纲“惭愧无地”，当场打了退堂鼓。至此，吴晗母亲与家人心中纵有一百个不乐意与想不开也无力回天了。

尽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如《沙家浜》中的刁德一评价阿庆嫂的那句台词“这个女人不寻常”。袁震与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学生，两姐妹天生好“斗”，也具有“斗”的天赋和胆魄，袁震在武昌女子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走上了“斗”的道路。自此一“斗”不可收拾，且越“斗”越勇，越“斗”越彪悍，于大革命时期袁震与她的阿姐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于战前一起潜往北平秘密从事地下活动。袁震与吴晗相恋后，一来二往，袁家姐妹的“斗”志与政治态度，对一介书生的吴晗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吴在《自传》中曾坦白交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这里所谓党的教育自是指共产党而非国民党。吴在求学时代作为胡适的爱徒已广为人知，胡在许多方面奖掖提携过吴，可以说没有胡适就没有吴晗学术上的成就，因而吴在人前人后皆表现出对胡无比的崇敬之情。当时号称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袁震，对胡适的那一套政治主张颇不以为然，言谈中不时流露出对胡氏的轻蔑意味。每当吴晗谈到他所仰慕的适之先生如何如何时，躺在病床上的袁震则以嘲讽的口气谓吴“在胡适面前要矮三尺”。而吴的回答却是：“我在你面前要矮一丈。” 按吴晗研究专家苏双碧的说法，吴氏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这说明吴晗的思想认识有了进步。后来，袁震追随吴晗来到昆明，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大后方物价的飞涨，都非常不满。她经常骂国民党反动派，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这些对吴晗的影响教育都很大。尽管这时的吴晗，还谈不上能自觉地抗日反蒋，但他已无法安下心来闭门做学问了”。

苏双碧这段话，尽管让人读来有一种生硬和异味的感觉，但往深里一想，可能还真是如此。不知《水浒传》中那个卖烧饼的武大郎身高是多少，所受夫人教诲如何，但一个自称在老婆面前矮一丈的男人，所受对方的影响之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以后的路数和出息也基本可以定调。后世有研究者如钟亦非认为，假如没有袁震，很难说吴晗会走到“斗士”这条路上去，也很难说后来竟“斗”出了一个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堂。依他与胡适的关系，极有可能在大地“陆沉”之时，作为被“抢救”学者之一，追随胡去了台湾或美国。若真如此，吴晗后来就不会有副市长的高官可当，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文革”开刀祭旗的牺牲品了。不过，像这样“大胆的假设”，纵如考据大师胡适面对这个繁难的题目，也很难考出个是与非。历史一去不返，世人看到的是，青年吴晗在经济压迫与爱妻袁震的政治影响下，逐渐向“斗士”的道路上走去。

吴晗偕在政治上高大得需仰视，才能窥其一个小小鼻尖的爱妻袁震来到昆明后，袁震之妹赴延安中共大本营受训，姐妹间的通信大多由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转递，吴晗仍继续接受着两姐妹的谆谆教诲。1940年，西南联大为避免敌机轰炸，在四川叙永成立了分校，吴晗受命赴分校执教中国通史。当时吴颇不情愿弃昆明远赴四川小城叙永，无奈此时他刚从云大转入联大任副教授不久，尚无资格与资深教授特别是刘文典一类人中豪杰相抗衡，只好硬着头皮偕病妻袁震前往。因袁震的身体状况不能乘汽车翻越山高路险的乌蒙山区，只能乘坐飞机，而来回的机票却不能在联大报销，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此一折腾，便弄了个倾家荡产，生活陷入困顿。到了叙永之后，情况更加不妙，吴晗在《自传》中说：“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渐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家中）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 因为这种感慨，他开始心情烦躁，饭食难进，对国民党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学生们明显地看到，他讲课时很容易激动，抓住某一题目就指桑骂槐，将一腔怨恨发泄到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身上，并“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走出书屋，进入社会了”。

随着叙永分校撤销，1941年9月，吴晗偕妻回到了昆明联大本部。在回昆明时，吴氏夫妇专门绕道重庆，看望了董必武。吴过去虽未见过董氏，但早已通过袁震与董有过多次书信往来，并建立了感情。见面后，吴向董透露了昆明和西南联大本部以及叙永分校师生的思想动向和政治倾向，董向吴氏夫妇讲了一些抗战形势与延安的秘闻。董、吴这次会见，为吴晗在思想和心理上成为一名“斗士”注入了催化剂，而这个催化剂一旦遇到相生的另一种原料，就会像核裂变一样发生快速反应，并将巨大的能量释放于指定的地点和场所。

当然，吴晗肚中的核反应堆真正发生裂变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正如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所有那些最重要的历史性时刻，都需要有酝酿的时间，每一桩真正的事件都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因从叙永绕重庆再到昆明，回到联大校本部的吴晗一家算是彻底坠入了赤贫阶层，此段生活令吴氏一直耿耿于怀，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 。同闻一多一样，为了凑钱给袁震治病，吴晗忍痛把仅存的几本线装书全部卖给了联大图书馆，身上常年穿的是长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从昆明地摊上买来的手工土制香烟，此种尴尬情状，吴晗不止一次地说过：“身份早已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自己的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

正当吴晗作为一个“难民”踯躅昆明的十字街头，“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关键时刻，中共派出的地下代表化装打扮悄悄地进村了，这便是吴晗后来所说的“政治来过问我了” 。

1943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派南方局负责人华岗、周新民等人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化名林光侯，由云南籍的民盟负责人楚图南出面向云南大学推荐，担任云大社会学教授。 ^[537]

周新民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昆明市民盟负责组织方面的事务。此前，民盟云南方面的负责人罗隆基到重庆，向中共提出两党派之间相互联系的愿望，中共重庆办事处乃让罗回昆与华岗接头具体协商。于是，罗隆基与华岗商量后，除了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又把触角伸到了西南联大、云大等高校，开始有意识地与高级知识分子接触。华岗一到昆明，就筹划成立了一个“西南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开始招募与传统派有别的另类知识分子参加，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潘光旦、曾昭抡、闻一多、吴晗等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并以研究文化为引子开始秘密活动。但活动仅限内部整合与统一目标性质，或曰预热性质，离真正摆开场子，挽起袖子赤膊上阵大“斗”、特“斗”、豁出性命地“斗”，还有一段距离。

当时与周新民一起被派往昆明的，还有一位女性中共地下党员、精明老辣的李文宜。李是袁震的同乡，早年和袁溥之同学。因了这层关系，华岗便派李对准吴晗的软肋发力，争取里应外合将其一举拿下。于是，李文宜与周新民在悄悄地进村之后，很快成了吴晗家的座上客。吴的好友罗尔纲回忆说：“1939年春，社会研究所迁到昆明，设了个工作站在城外十多里的落索坡村，我在那里工作。不久，吴晗因昆明频遭轰炸，也搬家到落索坡村来住。那时吴晗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是生龙活虎，此时却消沉抑郁。他除了进城上课外，整天在村边桥头钓鱼，有时放下钓竿，在大路上低头踯躅。我看他心头怀有极大的苦闷，对他生命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就要来临。果然，没有多久，他就成为一个民主战士向反动统治战斗了。”

罗尔纲说吴晗钓鱼是真实的，但说不久就成为一名“战士”并开始投入战斗，则是他的猜测，或者故意粉饰，而这个猜测或粉饰与真实情况不符。对于吴在昆明的生活情形，或许他的学生辈人物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曾先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土木、历史、中文、外文等四个系的何兆武，在后来口述的《上学记》一书中提及了吴晗，并明确表示不喜欢吴晗的讲课，原因是吴不是对历史做综合的观察，而是分成许多条条框框，如中国的官制、中国的经济等，把历史分割成许多专史，缺乏综合的整体观点。在生活中，吴晗有几件事给何兆武留下了很不快的印象。何氏说：“我的姐姐是38级经济系的，毕业以后不能住在学校，得找个房子住，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我姐姐就租了他一间小房。‘二房东’在旧社会是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被认为是从中剥削，吃差价。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不过在旧时代，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吴晗轰过我们几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兆武说的这件事应是吴晗自叙永分校归来之后，不过据吴氏说他那时“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从楼上掉到饭碗里。下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的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吴何二人到底谁说的更符合历史真实，或者二人说的不是一时一地，关公大战了秦琼？这个悬案只有期待未来的研究者予以弄清。但无论如何，吴晗在西南联大时代给何兆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在谈到昆明遭日机轰炸的情形时，何兆武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并对吴晗有所评价。每当警报来临，大家往郊外奔跑，二十来岁的青年学生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但老师们因年纪较大，又在书斋里静坐惯了，翻山越岭就费劲多了，而正是这样的反差，给事件的亲身经历者提供了观察各色人物的机会。何氏说：“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与昆明各校师生、社会民众甚至于梅贻琦、吴晗等人跑警报的际遇相同的是，此时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位叫废名（冯文炳）的学者也在跑警报，只是此处不叫跑警报而叫“跑反”。废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抗战爆发后回到老家湖北黄梅 ，经历了多次挈妇将雏弃家“跑反”的流徙生活。1939年，凭借从亲属那里借到的三元钱旅资，废名辗转到了一个叫金家寨的乡村小学教国语，半年后又赴临时设在五祖寺的黄梅县中学教英语，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重返北大任教。1947年，应《文学杂志》编辑朱光潜之邀，创作了以自己在故乡避难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从1947年6月到1948年11月在《文学杂志》连载，轰动一时。小说借废名的影子——莫须有先生对战争生活的观察，道出了自己的感受：“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但经历了抗战，莫须有先生始感到没出息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中国的读书人”。作者高度赞赏了乡间民众在战火纷飞中镇定自如地耕地、拾炮弹壳、带着牛羊猪狗“跑反”，且在空隙中打牌的“精神”，认为这一切隐含着平民百姓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求存能力，而普通民众的生活与经受的苦难，要远比知识分子悲惨得多。在废名的描述中，“跑反”是一个在民间有长久积淀的语汇，天下乱了谓之“反”了，而且这个乱一定是天下大乱，并不是局部的乱，局部的乱谓之“闹事”。“闹事”二字是一个价值判断，意若曰你可以不必闹事了。若“跑反”则等于暴风雨来了，人力是无可奈何的，无论是内乱是外患，一样说“反了，要跑反了”，仅莫须有先生听到的就有“跑满清的反”“跑长毛的反”等。“跑反”已经成为民间的持久记忆以及战乱年代的恒常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蕴含着对命运的无奈与乡民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莫须有先生说，抗战时期“跑鬼子的反”，不仅仅是人，相反，“人尚在其次，畜居第一位，即是一头牛，其次是一头猪，老头儿则留在家里看守房子，要杀死便杀死”，有一种豁出去了的镇定。跑的次数多了，农人们在间歇的空隙依旧聚众打牌，或者在竹林间谈笑自若地纳凉。对此，作者废名站在底层的乡土上，以农民的视角对知识分子进行拷问：“同莫须有先生一样在大都市大学校里头当教员的人，可以说是没有做过‘国民’。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他们一概没有经验。这次抗战他们算是逃了难，算是与一般国民有共同的命运，算是做了国民了。”但是这些大学里的教授并没有做多久“国民”，经历了最初的颠沛流离之后，与中国底层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的身份依然特殊，“逃难逃到一定的地方以后，他们又同从前在大都市里一样，仍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且对这种特别身份和特殊阶级的自我认同与标榜，比其他时候更为强烈。

对于废名的认识和观点，远在昆明的何兆武亦深有感触，在心有戚戚焉的同时，将所熟悉的知识分子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审视。何氏在《上学记》中所述的吴晗跑警报的形象，以及特别触及的吴晗罢教的一个插曲，便可见出埋藏于不同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底色。

吴晗由云大转入联大后，教的是《中国通史》公共必修课，因为是要计学分的必修，平时上课的人很多，结果第一个学年下来，全班考试没有一人合格，众生大感惊讶。据说当时联大也有类似情况，如周培源教的物理系二年级必修课力学，第一次月考也是全班不及格。这个路数有点像《水浒传》里描述的孟州牢城，犯人来了先打一百杀威棒，要你尝点苦头，知道对方的厉害。但这种做法用到教学上，必须是权威教授、学术大腕才可偶尔露一手，不是什么人都能仿效的。吴晗1934年夏天才从清华历史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39年底从云南大学转入联大时才30岁，职称为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土包子”学者，无论是年龄、学历、资历、学术水平和声望等，都难以和留学东西洋的大字号“海龟”相比，也很难让比自己小不了几岁、同样心高气傲的学生们折服。在这种情况下，吴晗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全班学生抡起杀威棒一顿乱打，此举不但不能制服对方，反而让全校师生有一种吴某人妄自尊大、不知深浅轻重的感觉。于是，满肚子怨气与怒气的学生推选代表与吴晗交涉，先检讨学生们没有好好学习，然后毫不客气地表示老师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吴晗听罢，勃然大怒，当场把学生代表赶了出去。这个过程在学生这边，就像当年阿Q进了钱府被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怒吼“滚出去”一样受了侮辱。而在吴晗这边，认为学生们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于是宣布罢教，以示对学生言行的反击。此事在校园内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经校方出面说和才算摆平。

为何年纪轻轻的，并没有什么威望的吴晗，要演如此一场拙劣甚至是可笑的戏剧呢？据何兆武在中共建政后看到吴晗所写并公开发表的检讨，认为吴氏“在心理上总有一个情结（Complex），或者说，心里老有个疙瘩，希望自己跻身于名教授之列。比如他说自己拿桶到井里打水，老打不上来，便感叹教授生活的悲惨，总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名教授。教授为什么就不可以去打一桶水呢？” 何氏所言，正应了废名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所批判的，很有一些大学教授，对于做国民的痛苦，做国民的责任，做国民的义务，一概没有经验。即是在抗战逃难中做了一阵子“国民”，在环境稳定之后，仍然感到自己是“特殊阶级，非国民阶级”，所以才有了吴晗感觉自己亲自到井里打一桶水，便是知识分子的羞辱这样一种心理情结，或称之为疙瘩的滋生。正是这种情结，加速了吴晗向“斗士”道路迈进的步伐。

[509] 关于新月社与新月派，世人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和诠释。一说新月社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也就是在徐志摩的住所松树胡同7号，到1927年才移到上海。早期的新月社只是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们凑在一起聊聊天，演演戏，是一个类似票友会那样的组织，没有一点政治色彩。闻一多最初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只是出于他对戏剧的爱好和他对徐志摩本人的好感，与政治没有关系。其特点是以留学欧美，或者说以清华学生为主要班底。到了1927年5月，胡适来到上海，当时徐志摩正在筹备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杂志。徐请胡适参加，并让他做董事长。最初的11位董事为胡适、余上沅、闻一多、梁实秋、徐志摩、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后来加入了罗隆基与邵洵美等人。当时书店是朋友们集股成立的，最早出版的一批书就是朋友们的译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带有政治理想的文人团体，新月社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胡适和新月社同人以《新月》为阵地，开始对国民党猛烈批评，促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议政的一个高潮，但当时闻一多却保持了沉默。事实上，《新月》杂志自1928年3月10日首刊之后，编辑人员名义上为徐志摩、饶孟侃、闻一多三人。当时饶任职上海市政府秘书，整天有忙不完的公务，很少顾及刊物事。闻一多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有点鞭长莫及，实际负责主编的只是徐志摩一人而已。在南京的闻一多除自己为《新月》写稿外，还拉了一些年轻人的稿子入选《新月》，除陈梦家外，另有费鉴照、陈楚淮等几个年轻人也颇受闻的青睐，并为之荐稿。1929年4月，闻一多自动解除编辑职务。

另一种说法似乎与此不同，如艾青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四集《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的序言中说：“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主办的；然而作为《新月》月刊却在一九二八年三月才创办。”新月派的主将闻一多，开始写诗采用自由体，但“不久却成了格律诗的狂热的提倡者，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写了《也许》《死水》《静夜》《一句话》《飞毛腿》等诗，正如他自嘲的，是‘带着脚镣跳舞’了……第二年，因与徐志摩、梁实秋观点不同，辞去编辑职务。”又说：“另一个主将徐志摩，他具有纨绔公子的气质。他从教会学校出来到外国学银行学。写了不少爱情诗……他喜欢在女人面前献殷勤。他的诗，常以圆熟的技巧表现空虚的内容，如他写的《沙扬娜拉》……陈梦家也写了一首《葬歌》，说希望到一个‘永久的国度’。他却写完了还活了二三十年。属于新月派的诗人很多，活动的时间也最长，这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一股消极的潮流。”按艾青的诠释，到了陈梦家的《雁子》，新月派已经奄奄一息了。1931年闻一多写了一首《奇迹》之后，新月派已不可能出现什么奇迹了。

与艾青观点不同者如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中说道：“闻氏后来回到清华任教时，他还是不懈地注意提拔新诗里的后辈人才。曹葆华同孙毓棠都是他的经常的座上客。卞之琳、李广田诸人也跟着他时常在一起。所以徐志摩死后……《新月》《诗刊》所主张的那一种新诗运动，却实在仍然由闻氏继续下去。”（《闻一多年谱长编》）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要说徐死后，闻把新诗运动继续下去这种观点，似乎明显有硬伤。徐作为新月的诗魂，自1931年坠机遇难后，“新月”开始西沉。闻一多算是新月派最有影响的诗学理论家，但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开始转向了，不仅转入学术研究，而且与新月派成员在思想、艺术旨趣、政治观念等方面，渐渐拉开了距离，终于走上了“斗士”之路，直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在青岛大学的门生臧克家就曾说过：“他（闻）曾对我表示，对《新月》月刊是不满意的，违反了当年创刊时候的初衷，显然是对胡适有意见。另外徐志摩坠机消息传来，闻先生并没写文章悼念他，大家都知道他们二位关系是很好的。我问他，他回答说：‘志摩一生纠缠在爱情的故事里。’”（《悲愤满怀苦吟诗》）便再也没了下文。相对于徐志摩遇难后胡适等人的忙乱与纪念，闻一多与新月派的分道扬镳不言自明，因而睁着眼睛说闻在徐之后继续这一派新诗运动，不是无知就是妄语了。

[537] 华岗，浙江龙游县人，1903年6月9日出生于庙下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青年团地委书记、团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长期关押，1972年含冤病逝。

许多年后，华岗在山东大学的一位下属、历史系教授赵俪生写过一篇短文，历述了华的经历。赵说：“现在距离华岗死在济南雁翅山下的监狱中转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会也早开过，他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华地下党秘密传播的一本小册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著者就是华岗。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长期在白区工作，当年从国民党反省院一出来，就被任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但围绕他的一生，一直还是众说纷纭。一个活了69岁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15年竟是坐的共产党的牢，并且最后惨死于牢底。他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不善于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满了不幸。他的第一个夫人与他是同志，还同在一个党小组，小组三个人，另一个是邵荃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又因为提倡写中间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时期，华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护理患病的邵荃麟，结果同志的爱转变成夫妻的爱，这件事令华岗终生遗憾。后来他到北京开会遇见邵，两个人擦身而过，不打招呼。‘文革’期间，华岗在监狱里与杀人犯、盗窃犯睡在一起，而且还要受这些人斗争殴打，最后死在一条空荡荡的土炕上，身无完衣，体无完肤，大小便淋漓在尸体四周，房内洋溢着一股恶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论家，下场如此。”（《篱槿堂自叙》，赵俪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另，新中国成立后，邵荃麟历任过《人民文学》主编、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革”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死在狱中。 Aij/1erHC1c2FRaLNHfn8W8NUBHju1JsoeRk7/doAahoufvFK6DkqKTrbrk9MN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