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血性男儿

◎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西南联大毕业典礼，刘文典没有应邀参加，他只在自己租赁的那间寒舍前，孤独而凄然地眺望着昔日的同事与学生悄然远去。而把刘氏一脚踢走的闻一多同样没有出席典礼，对他来说，联大的毕业典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对青年学生发表自己的政治高见。当此之时，他正在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昆明学联于云南大学至公堂“青年运动检讨会”上，胡须抖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在演讲中，面对一个学生“今后中国青年应该做些什么”的提问，闻一多先是习惯性地“呵呵”几声，然后回答道：“在去年五四纪念晚会中，我曾提出五四给我们的历史教训，五四运动的初期，教师与同学是一致的。后来，教授的态度渐渐转变，不同情学生，甚至压迫学生，他们的理想是：运动渐渐被政党操纵了。当时那政党不用说就是国民党……今天我们读历史时所庆幸的，正是当时教授们所诅骂而惋惜的，其实凡是以运动始，必以政争终，否则这运动便是失败，是白费。正为五四运动后来有国民党领导，才收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果实，一二·九运动也因有共产党领导，才收到造成七七抗战局面的成果。同时一二·九运动之被人指摘为受党派利用，也正为五四之受人指摘一样。今天历史已经证明两度的指摘同样的是愚蠢无知，然而今天的历史偏偏又在重演，愚蠢无知也依然在叫嚣。”又说：“我们应认清历史的规律，接受历史的教训，大胆投向政治。凡是拿‘政治’来诬蔑或恫吓青年的，不是无知便是无耻。这些家伙必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上的笑柄，正为五四与一二·九时代他们的同类，在过去的历史上一样。”

说到此处，闻一多两手按着桌面伸头环视一周，又“呵呵”两声，接着说：“其实人就是政治动物，用不着怕。中学同学年龄太小，我不赞成你们参加什么政党；但大学同学，尤其是三四年级的同学，快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应该赶快决定你究竟参加哪个政党，或是参加国民党，或是参加共产党，中国就这两个大堡垒。我是民盟的，我不卖膏药，不劝你们参加民盟。”

闻氏的演讲令全场为之大哗，有人拍手称快，高呼过瘾；有人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更有反对者当场予以指责，随后在《光明周刊》《民主与时代》等刊物上撰文对其进行猛烈抨击，劝闻一多照着屈原的法子，赶快跳昆明湖自尽，甚至把闻的暴躁性格与激烈言论，归结为他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所致。同时，在昆明的近日楼、青云街、文林街等处先后贴出署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大幅标语和壁报，谓闻一多等人乃拿卢布的俄国特务，云南民盟支部组织了暗杀公司，董事长就是闻一多，而有个叫李公朴的家伙，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其主要干将为“闻一多夫”“罗隆斯基”“吴晗诺夫”，并张榜悬赏40万元收买闻一多人头一颗云云。

1946年5月5日，闻一多在巡津街四十二号参加了清华学校辛酉级毕业25周年联欢会，在昆的孟宪民、黄子卿、李继侗、罗隆基、潘光旦等人出席了会议，梅贻琦受邀出席。席间，闻一多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大声疾呼地要求大家和清华、留美教育决裂，重新再做学生” 。众人愕然。

5月7日，吴晗与夫人袁震离昆飞渝，闻一多全家为之送行，双方颇为伤感。一年后，吴晗在《一多先生周年祭》中回忆说：“我向你告别那一天，是五月七日清晨，你和一家人送我们到院门口，你看着我居然先走，有点感伤。嘴里说两个月后北平见。看神色，我明白你的难过，你的笑容是勉强的，最末一句话是要我回清华时，先看你旧居的竹子。”

就在吴晗离昆前后，闻一多接任了民盟云南支部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社长一职。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与其子闻立鹤自民主周刊社出来，在离家门口十余步处，突然枪声响起，闻一多遭击，倒地毙命。

闻氏死时尚不足48岁，用梁实秋的话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所谓的‘斗士’。”又说，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自己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 。

梁实秋是闻一多在清华与美国时的同学好友，抗战前又为青岛大学的同事。对闻的回忆，许多与其同时代的人，往往夹杂党派色彩与即兴发挥的渲染成分，甚至如吴晗在狂呼一些空洞的口号之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成见与政治成分。而梁实秋的回忆无疑是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最具理性与符合常情的珍贵历史文献，其价值不可低估。

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于1912年自湖北浠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这年他13岁。闻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后来曾开玩笑自诩说：“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闻一多听后说：“那算什么？我在清华前后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闻入学前没有读过英文，在清华头一年功课不及格被留级一次。留级后的闻一多被编入了1921级，又称辛酉级，与原本低一级的罗隆基成了同级同学。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虽然位居城内的北大是策源地，但坐落在郊外的清华紧跟而上，成为积极参与的中坚力量。清华的学生领袖最初为陈长桐，此人有清楚的头脑和天然的领袖魅力，后来被闻一多同班的罗隆基取而代之，罗成了清华的新一代学生领袖。罗氏思维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风头极健，是个天生搞政治当政客的人物。闻一多虽热心运动，却不是公开的领袖，所做的大都是撰写通电、宣言，制作标语等文书类的工作。那时的闻一多身上还多带有湖北乡巴佬的气息，不善演说，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时满脸涨得通红，如同茶壶倒饺子——肚里有货，就是倒不出来。学校当局出于政府及各方面的压力，对学生在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不满，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在一次学生集会中，下令关闭电灯，欲派人强行驱散学生，众人并不理会，点燃早已准备的蜡烛继续开会。有几个望风放哨的学生突然发现会场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遂一拥而上当场捉捕，经盘问方知是校方特意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特务人员。——此事尽管有些蹊跷，但还是引起了学生众怒并引发了驱赶校长的风潮。张煜全走后，又来了一个金邦正，学生不满，再赶，再走。外交部派来的第三位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有消息传入清华园，说此人吸食鸦片，不务正业，属政客与街头小混混儿之类。于是舆论哗然，清华学生公开表示反对，罗忠诒未能走马上任即已去职。在短短的几年内，清华三易校长，其情形在教育界实不多见。本来清华学生在校学习八年就可毕业“放洋”，但是1921年6月3日，北洋政府派兵镇压以马叙伦为首的北京八校教授索薪斗争，并殴打索薪代表，遂演成“六三”惨案。面对被胡适称为“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的悲剧，北京市学联决议全市罢课，以示反抗。罗隆基、闻一多等29名辛酉级毕业班学生坚持罢课而拒绝参加出洋前的大考，结果被校方分别给予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根据悔过表现方得以赴美。故罗隆基有了“九年清华，三赶校长”的自诩，同时也有了闻一多清华十年的特例。

1922年2月，闻一多屈服于家庭压力，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回到湖北浠水巴河镇望天湖畔的闻家铺子村，与邻村一位姨妹高孝贞小姐结婚。高氏出身乡村小官僚之家，自小在家乡小环境里长大，所受教育不多，粗通文字，但陈腐朽旧的封建礼教却被强灌了不少，从既要“孝”又要“贞”的名字上，即看出为其取名者的苦心与所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文化锤炼。一个月后，闻一多独身一人返回清华，在自己与梁实秋等人创办的“清华文学社”里继续过他的单身诗人生活。时已与闻成为诗友的梁实秋回忆说：“一多对他的婚姻不愿多谈，但是朋友们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般经验。” 半年后的7月16日，闻一多与罗隆基等辛酉级被迫留级的29名清华学生，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开始了“放洋”生涯。

抵美后，闻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开始接受传统的西洋美术教育。一年后，又到珂泉大学、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转了一圈，所学专业仍是美术，但更多精力却放在诗歌的学习与创作之中，其间有《忆菊》《洗衣曲》《七子之歌》等诗歌与诗集《红烛》在国内问世，引起青年人的追捧，从而奠定了其在现代诗坛的地位。

1925年6月，闻一多结束了学业，但没有得到任何学位，遂怀着一丝惆怅与对故土的眷恋之情，与余上沅、赵太侔等同学离美返国。未久，在好友兼诗友，当时正在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引荐下，入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时任艺专校长的是章士钊的亲信刘百昭，也就是后来在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中，被鲁迅称作“率领男女武将”把刘和珍等学生强拖出校的那个“活宝”。尽管闻一多看不上刘百昭辈张牙舞爪的模样，但未敢造次，正如梁实秋所说，“初回国门，难为择木之鸟”，只好暂时隐忍，以作权宜之计。1926年4月，奉系大军杀出山海关攻入北京，其间枪杀了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 ^[465] 大肆迫害文化名人，整个京城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况。加之北京八校欠薪与艺专内部风潮迭起，派系倾轧纷争愈演愈烈，闻一多彷徨无主，乃辞职返回湖北家乡暂住。之后又流亡到上海，在好友潘光旦等人的帮助下，到张君劢创办的吴淞国立政治大学任训导长，半年后离去，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求职谋食，先后做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夏受杨振声（字金甫）之邀，与留美归来的好友梁实秋同去青岛大学任教。闻氏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任图书馆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早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受渐进改良主义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样的主义只教导国人如何去破坏砸碎这个世界而没有建设，是十足的败家子与胡闹台。待“放洋”美利坚，很快与一帮志趣相投的清华同学创立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编辑出版《大江季刊》，宣示自己的政治、文艺主张，闻一多在这个季刊上发表了《七子之歌》《洗衣曲》等著名诗篇。1925年回国后，闻仍对政治保持极大的热情，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中国青年党党魁之一、反共反苏急先锋李璜联手，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据后来迁往台湾的李璜回忆：“我于民十四之秋到北平后，一多时在国立艺专任教职，他是看见《醒狮周报》注销国家主义各团体联合会的发起广告，而同着余上沅找上我的门来的。他一见我，说明代表美国同学主张国家主义者所成立的大江会，特来参加联合会，后而慷慨激昂地说：‘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不错，但得要真正的干一番，你怎样干法？’我答：‘先行团结爱国分子，大家商量着干吧。’他说：‘好！’停一下，他又说：‘现在北京的共产党就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我看老兄是个白面书生，恐不是唱花脸的吧！’我笑道：‘花脸就让你来唱吧！如何？’”

此时的闻一多虽然表面上谓李璜是一介书生，实则对其颇为敬重，并一度称其为“光风霁月国士无双”的中华民族最杰出的英雄，他决心追随这位“英雄”在反革命的道路上与共产党分子较量一番。闻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说道：“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困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社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做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

在大批生力军到来之前，闻一多单枪匹马于月黑风高之际，以狂热的激情几次参与国家主义派系分子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而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直至大打出手。闻在给梁实秋的信中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此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苏俄进兵东省大会……（有人）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出言不逊，有如大汉之叱咤一声而万众皆喑。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折鼻端而已……”

如此这般闹腾了几年，转了一个圈子来到青岛大学，闻的政治思想与态势仍未改变。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沈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张学良密令所部不战而退，东北全境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469] 面对东北父老的声声呻吟与飞溅的血泪，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学界师生慷慨悲鸣，要求抗日的呼声在中华大地上翻滚沸腾，呈风雷激荡之势。平津学生纷纷罢课结队南下，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放弃不抵抗政策，立即发兵北上，打出关外，收复东北全境。青岛大学的左翼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加入到这股洪流之中，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号召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积极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大学“反日救国会”，组织由179名学生组成的“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这是在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青岛民众与正义师生发出的第一声抗日的呐喊。

意想不到的是，此举竟遭到学校当局大肆阻挠，校长杨振声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当权派公开表示反对学生此次爱国行动。据梁实秋回忆：“在校务会议中，闻一多有‘挥泪斩马谡’的表示，决议开除肇事首要分子。”这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不识大体的妄举狂言，立即激怒了学生，引爆了大规模学潮，双方矛盾更趋尖锐。梁氏又说，“开除学生的布告刚贴出去，就被学生撕毁了，紧接着是包围校长公馆，贴标语，呼口号，全套的示威把戏。学生由一些左派分子把持，他们的集合地点便是校内的所谓‘区党部’，在学生宿舍楼下一间房里。学校里面附设党的组织，在国内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也会因此而和学校当局龃龉。胡适之先生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曾和校内党部发生冲突。区党部和学校当局分庭抗礼，公然行文。青岛大学的区党部情形就更进一步了，‘左倾’分子以党部为庇护所，制造风潮，反抗学校当局。后来召请保安警察驱逐捣乱分子，警察不敢进入党部捉人。这时节激怒了道藩先生，他面色苍白，两手抖颤，率领警察走到操场中心，面对着学生宿舍，厉声宣告：‘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我要你们走出来，一切责任我负担。’由于他的挺身而出，学生气馁了，警察胆壮了，问题解决了。事后他告诉我：‘我从来不怕事，我两只手可以同时放枪。’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他明辨是非坚韧不挠的精神，那场风波不容易那样平复下去。”

在梁实秋的笔下，张道藩的出场如同武侠小说或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刚健豪迈，气势恢宏。但在许多人的笔下，张道藩是一位政客、小丑加色鬼一流的角色，除了以权力和金钱勾引徐悲鸿夫人蒋碧微和投机钻营当上中央宣传部长，其他的一切更是龌龊下流，不足道也。 ^[471] 而在这次青岛大学的风潮中，张道藩所起的压制作用并不像梁实秋吹嘘的那样大，最后的结果是以杨振声宣布辞校长职并出走北平而使风潮暂时平息。只是好景不长，随着陈梦家进入青岛大学，整个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青岛大学的《驱闻宣言》

在全国教育界爱国师生与广大民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吁下，面对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与日军咄咄逼人的疯狂气焰，爱国之士与军队的正义将领无不同仇敌忾，憋足了劲要与日军来一番生死之搏。机会终于来了。

1932年1月23日，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黄浦江口，操枪弄炮向中国军队示威，日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满脸杀气地扬言“四小时可占领上海”。28日夜，日军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指挥下，奋起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至2月底，日军向淞沪地区增兵10万人，而国军抵抗部队不足5万，双方为争夺吴淞、江湾展开剧战直至肉搏，最后国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至南翔、昆山一线，中日双方遂在第一道防线展开拉锯战。就在这一间隙，中央大学法律系刚毕业不久的一位叫陈梦家的青年，听到国军退守的消息，满怀爱国热情与三位同学一道，由南京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的南翔前线投军，加入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行列。3月底，随着战事趋于缓解，陈梦家回到南京，旋受闻一多邀请赴青岛大学任助教。想不到陈氏到来不久，风潮又起，波澜再生。

陈梦家，原籍浙江上虞县，1911年生于南京一个客居的牧师家庭。少年时代，陈氏已显示出驾驭文字的过人才华。1927年夏，刚满16岁的陈梦家以同等学力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同时开始创作新诗，引起诗坛注意。1931年年初出版了成名作《梦家诗集》，此时陈梦家尚不满20岁。

陈氏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在诗歌创作上赢得了声名，除了他天生的是个才子，还与后天的得两个人后天的悉心指导帮助密不可分，这便是闻一多与徐志摩。当闻一多于1927年到中央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时，陈梦家也正好进入这座学府的大门，风云际会，使他接近了已是著名诗人的闻一多，并很快成为闻最得意的门生。在闻一多悉心指点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称的陈梦家步上了诗歌与戏剧创作之路。1928年，闻一多向刚刚创办的《新月》月刊推荐了陈梦家创作的剧本《金丝笼》和《药》，随后又推荐了几篇诗作。自此，陈梦家成为新月派的一员，并逐渐成长为新月派后期群体中的一员健将。在社会上一度引起广泛瞩目的《新月诗选》，即为陈梦家选编。

淞沪抗战之后受邀来到青岛的陈梦家，颇为闻一多所器重。据梁实秋说：“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有一天他们踱到第一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休息，陈梦家无意中正好坐在路旁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他蓬首垢面，敞着胸怀，这时节就有一个不相识的老者走了过来缓缓地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一多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认为陈梦家是过于名士派了。有一次一多写一短笺给他，称之为‘梦家吾弟’，梦家回称他为‘一多吾兄’，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在这种礼节方面，一多是不肯稍予假借的。”

除了陈梦家，当时闻一多在学校中还喜爱一位叫臧克家的学生诗人，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提携。臧克家于1930年由山东诸城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后因酷爱写诗作文，经闻一多同意转入中文系，自此“成为闻一多先生门下的一名诗的学徒”。 每当写了自己认为值得一看的诗，臧克家便请闻一多批阅，闻总是拾起红锡包香烟，自己先吸上一支，而后客气地让臧吸一支，两人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谈论诗稿。只要闻一多看上眼的诗稿，大多都推荐给《新月》发表，臧的成名作《难民》和《老马》，就是最先由《新月》推出而一路走红的。据臧克家回忆，当时《新月》给的稿费极高，有一次发表了八行诗就给了他四块大洋，这几乎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臧氏在青岛大学的几年，凭着自己的才华与闻一多等人的指点，进步迅速，很快成为一颗耀眼的诗坛新星横亘在东海之滨的上空。闻在自己的书斋桌上放了两张相片，并时常对来访的客人指点着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语间不无得意之色。“闻氏门下有二家”之说，在校园里渐渐传开。

早在武汉大学时，闻一多的兴趣已转向中国文学特别是杜诗的研究，由诗人一变为学者，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变。用梁实秋的话说：“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钻研的癖好。” 到了青岛大学，闻一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诗经》与《楚辞》上，在青岛的几年里，除了写过一首著名的《奇迹》，很少再写新诗。尽管如此，由于他的诗名已是窗户棂子吹喇叭——名声在外，芸芸众生对其属望仍很殷切，于诗坛崭露头角的臧克家在一次随闻一多散步时曾直言相劝：“先生您应该写诗啊，为什么不写了？”闻听罢，略带感慨地答道：“有你和梦家在写，我就很高兴了。”

想不到闻一多未高兴多久，青岛大学的情形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校长杨振声辞职后，一直滞留北平未归，受同事们委托，闻一多专程赴平劝驾，当二人返校后，风潮再起。这次不但使杨振声下定决心辞职离校，闻一多与梁实秋等人也在风潮的冲击中站立不稳，不得不考虑别觅他途。1932年6月16日，闻一多在致好友饶孟侃的信中说道：“前次来信，正值我上北平挽留校长去了，等我回来，校中反对我的空气紧张起来，他们造谣言说我上北平是逃走的。现在办学校的事，提起来真令人寒心。我现在只能求能在这里教书混碗饭吃，院长无论如何不干了。金甫现在已回来，我已向他表示，并得同意，候太侔回来再商量。我与实秋都是遭反对的，我们的罪名是‘新月派包办青大’。我把陈梦家找来当个小助教，他们便说我滥用私人，闹得梦家几乎不能安身。情形如是，一言难尽。你在他处若有办法最好。青岛千万来不得，正因你是不折不扣的新月派……我何尝不想老友聚在一起？在北平时与公超、上沅屡次谈及，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垂头丧气。实秋尤其关心你，但是在这里我两人几乎是自顾不暇了。实秋的系主任与图书馆长也非辞不可，没想到新月派之害人一至如此！”又说：“大风潮又来了，正写信时，学生提出五项要求给校长限三日答复。其中一项是图书馆买书应不限任何派别，各种书都买。这又是为新月派而发的，因为从前已有过新月派包办图书馆的烦言。”

饶孟侃不仅是新月派的重要诗人，而且是新月派的重要理论家，更是新月派的活动家。他几乎参与了新月派从形成到消失的全过程。闻一多早期的格律论及一些诗篇，差不多都是与饶孟侃相互启发、共同探讨形成的。只是这样一位诗人却在为生计奔波，托闻氏这位朋友欲进青大谋一教职以养家糊口，想不到又遭逢此等际遇，可谓屋漏更逢连夜雨，倒霉透顶，徒叹奈何！

事实上，闻一多自来到青岛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后，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当然还有后来的沈从文。这些人虽不是新月派成员，彼此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青岛风景秀美，可惜地方过于狭小，缺少文人们最看重的文化氛围，即21世纪之后政客们经常在主席台上妄言几句的“人文环境”。因缺少厚重的文化积淀，整座城市总是感觉空荡和缺少一种很难用言辞概括的韵味，教授们在游逛过几次山水之后，再无处可去，教课之余便开始饮食征逐，把酒临风，以消除寂寞。据梁实秋说，当时的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儒，加上闻一多与梁实秋本人，号称“酒中八仙”。这八位大仙经常聚集喝酒，可谓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30斤一坛的花雕酒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每日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被邀入席，看到“八仙”们划拳豪饮，吓得面如土灰，急忙把夫人江冬秀专门为其打造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如此整日喝酒捞肉地折腾，自然令学生有所耳闻并为之不满，有些青年教师甚或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亦有看法，与徐志摩关系最为密切的沈从文，作为新月派的一员，创作了短篇小说《八骏图》。作品以青岛大学若干同事为生活原型，塑造了八位教授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八骏”中有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六朝文学专家等。这些“骏”们外表上“老诚”“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他们不能忘怀的世俗情欲相冲突。作品通过不同情节，揭示了“八骏”的道德观的虚伪性，颇具讽刺意味。小说甫一发表，就引起圈内几位人士的不快，闻一多看罢更是勃然大怒，对沈颇为光火。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教授甲把达士先生请到他房里去喝茶谈天，房中布置在达士先生脑中留下那么一些印象：房中小桌上放了张全家福的照片，六个胖孩子围绕着夫妇两人。太太似乎很肥胖。白麻布蚊帐里有个白布枕头，上面绣着一点蓝花。枕旁放了一个旧式扣花抱兜。一部《疑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痛膏。”

有好事者认为此段描写与刻画的人物就是闻一多，窗台上的保肾丸则喻示主人在性功能方面有些问题。后来更有精于此道者考证出沈从文“把闻一多写成物理学家教授甲，说他是性生活并不如意的人，因为他娶的是乡下妻子” 云云。闻一多大怒之后与沈从文绝交，形同陌路。后来二人共同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尽管朝夕相处，但关系仍不融洽。小说发表十年后，沈从文在《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一文中说：“两年后，《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抗战后期，早年曾“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 之所以在思想言论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最初的反共的急先锋转变为反对当朝政府，据罗家伦说，是与他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有很大的关系的。

罗家伦是同国民党一个道上的人，他的言论不必当真，但透过梁实秋的回忆和沈从文的小说，可推知当时青岛大学之所以发起驱逐新月派人物的运动，恐怕是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员工已与“八仙”们积怨，而在学生背后参与鼓动，借势为风潮推波助澜。

风潮既已掀起，不能摧枯拉朽，也要折断几根桅杆。6月22日，青岛大学学生为反对学分淘汰制，宣布罢课。理由是新月派把持校务，学校规则过于苛刻无情。按闻一多等当权者制定的规章制度，学生考试若有一门不及格降班；两门不及格开除。对此，学生自治会议决全校学生拒绝暑期考试，以示抵抗。闻一多等人见状，在恼怒气愤中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于23日校务会议上议决开除钟朗华、曹高龄等9名学生头目，并宣布提前放假，以绝后患。布告贴出，全校大哗，学生自治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驱逐不学无术的学痞闻一多”，并以非常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致函闻一多，请其“急速离校，以免陷误青大前途于不可收拾”。25日，学生自治会又公开发表了《驱闻宣言》。其文曰：

我们这次由一简单的改革要求运动，演成扩大的罢课与驱逐恶劣分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养电公告社会，现在为驱逐恶劣首要闻一多这件事，再得向社会宣言。

我们此回运动的意义，具体化的说是反抗教育的恶化，这个恶化大部分是属于法西斯蒂化的。闻一多是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以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痞，很侥幸与很凑合地在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窃取了一隅地位，不幸他狼心还不自已，必欲夺取教育的崇高地位，以为扩展实力的根据。他上年在新兴武汉大学潜窃了文学院院长的地位，武汉大学的同学比我们聪明，等他居职不久，就把他赶走了。前年又来夤缘占据了我们学校文学院院长的地盘，狼子用心，欲继续在青大发挥其势力，援引了好多私人（如果私人是有学识的，我们绝不反对）及其徒子徒孙，并连某某左右其手包围杨振声校长；为欲完成其野心，他很机智地采取了法西斯蒂的道路，不信我们举出一些事实来佐证：

一、前年敝校曾经演过一幕悲剧，就是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前途的一回事。这悲剧的背景，那时候一般以为张道藩为中坚，据某君（悲剧中的人物）于上年在上海晤张氏谈起往事，才知道完全是闻一多的主张。他是暴力的准法西斯蒂主义者，他对于青年毫无同情，用军警数百人把三十几个青年学生赶走了！天乎！痛乎！

二、昨年敝校为抗日救国事赴京请愿，他操纵校务会议，百般阻挠我们。我们为爱国热（情）的驱使，硬着劲儿到了南京，他在学校肆力的大倡其暴力主张，在校务会议席上提请开除抗会执委十余人，很大胆地提倡这样压制爱国运动的主张，幸经某某拼命反对，变为记过了事，第二场悲剧没有展开。啊，天乎！

三、他为了要建树法西斯蒂的理想于学校制度，他首先从事变更学则，重要者如新学则第四十三条之残酷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他的理由是提高学生程度，其实完全是借该项学则作为压制异己学生之工具的，文学院好些同学试卷记分不公允就是例证。

四、此回事件，他又提议开除非常会工作人员九人，校务会议操纵不了（因为有好些教授渐知他的万恶），公然强迫校长于未经校会通过就宣布施行，经昨天全体同学赴校长家大请愿，该布告又马上收回。第三场悲剧还没有展开。

凡此种种都充分能证明他是个准法西斯蒂主义者，其他如他的不通与不学无术的事实，因篇幅关系，不便详提。现在为了学校前途打算，为整个的教育打算，我们已决心驱逐他走，并渴望我们的神圣教育界，不要再上当！

罢课风潮在校方与学生互不让步中滚滚向前，且越滚越烈。26日，闻一多等当权派态度强硬，想出了一个破解学潮的“奇招”，即布告青大全体学生休学一年（仅留20人），即刻离校。按闻一多等人的想法，众生一旦离校，如同水泊梁山那些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众好汉们下山散伙，再难聚拢，带头闹事者也会自生自灭，失去组织反抗能力。学校当局则坐观其成，万事大吉。想不到这一“奇招妙算”不但未能奏效，反而触犯了众怒，全体学生召开紧急会议，谓学校当局“遽令全体同学一致休学，开全国大学之创例，陷青大前途于绝境，置数百青年于死地”。会议决定立即采取“反制”，否认学校一切之处置，同时否认杨振声为青岛大学合法校长。为使青大成为学生理想中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高等学府，学生会决定斩草除根，不留后患，除宣布驱逐“学痞”闻一多外，一并驱逐教务长赵太侔、图书馆长梁实秋等把持青大的当权者。到了此时，杨振声、闻一多等人才感觉到自己弄出的那一套“奇招妙算”，实乃蛇鼠之计，不成器的书生之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事已至此，形势已无法控制，只好听凭事态的发展。一时间，整个校园秩序大乱，四处皆是脸上淌着汗水，来回窜动，且以沙哑的嗓音大呼小叫着各种口号的学生。各色大字标语、黑墨文章，如野坟乱岗中一道道招魂幡，在校园内外上搭下挂，迎风飘扬。已呈过街老鼠状的闻一多、梁实秋无计可施，只能相对苦笑。对此，梁实秋回忆说：“我和一多从冷静的教室前面走过，无意中看见黑板上有新诗一首：‘闻一多，闻一多/你一个月拿四百多/一堂课五十分钟/禁得住你呵几呵？’”这首诗的前三句一看便明，只是后一句暗含了典故，不易为外人所懂。梁氏对此诠释道：“这是讥一多平素上课说话时之喜欢夹杂‘呵呵……’的声音，一多看了也只好苦笑。”

显然，类似的讥讽挖苦并没有多少打击力量，产生的效果也不明显，有驱闻激进者，干脆在黑板上画一只乌龟一只兔子，旁边注明“闻一多与梁实秋”。闻一多见了，很严肃地问在旁的梁实秋道：“哪一个是我？”梁苦笑着告诉说：“任你选择。”

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学校当局失去了最后的招架之功，血脉枯竭，气数已尽。

29日，杨振声赴南京向教育部请辞校长之职，闻一多、赵太侔、梁实秋及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陈梦家等相继离校躲避。青岛大学遂成崩盘状态，一切事宜全部停顿。

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青岛大学，成立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梁实秋等暂留山大，杨振声正式去职赴平，闻一多偕陈梦家也告别青岛来到了北平。未久，闻一多受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梦家则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继续学业，自此各自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闻一多与“二家”

闻一多进入清华，一直住在新南院，与他的同窗好友、稍后来到清华任职的潘光旦毗邻。清华园环境甚为幽静，极适宜家居读书，这是闻一多自美国归来后最为安定舒畅的一段时光。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遹；助教安文倬、余冠英。这个教员队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后。闻一多作为新聘教授，首次与陈寅恪、刘文典等两位国学大师同台共事，但与他们似乎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联大上演了闻一多狠下心来扫荡刘文典的悲壮剧目。

闻一多在清华园正式登台亮相后，主要讲授大一国文与《诗经》《楚辞》以及唐诗等课程，这对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压力，且在此前学术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流言浮动。正是这种压力，促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代就决定弃诗歌创作而下苦功埋头做学术研究。历经数载辛劳，终于苦尽甘来，获取的成果使闻氏自我感觉“很有发展的希望”。由于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每月340块大洋优厚的薪水，闻一多渐渐从最初的压力与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生最为洒脱豪迈的黄金时期。听过课的清华学生冯夷有一段文字极其入神地描述了闻氏讲授《楚辞》的情形：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处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对于闻一多的精神状态与拿捏的名士派头，梁实秋曾感叹道：“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 此时的闻一多已完全摆脱了青岛大学的阴影与不快，真真实实地过起了无忧无虑、舒适宁静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的影响，闻一多对乌龟壳上的文字渐渐发生了兴趣，并开始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几篇契文疏证的文章。此时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规模出现，中外学界为之震动，殷墟成为学界人士最为瞩目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股学术风潮涌动鼓荡中，闻一多禁不住诱惑，于1937年春偕陈梦家来到安阳，亲赴殷墟发掘现场探访考察。此时正是抗战前殷墟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闻一多与陈梦家师徒二人面对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宝库金山，在发掘工地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残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时的闻一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首次踏入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也是最后一次与四千年前的王城诀别。此次离去，再也没有机会与这座历史烟尘笼罩下的故国都城相会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华北变色，处在清华园中的闻一多无法再“痛饮酒，熟读离骚”，他不得不以复杂的心境作别居住了五年之久的清华园新南院，随师生踏上流亡之路。

当时正逢暑假，妻子于此前已带着两个大儿子回湖北老家省亲，闻一多与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外加女佣赵妈继续在清华园居住。就在战争爆发的前夜，意外地与臧克家相遇了。

臧克家于1934年国立青岛大学毕业，很快受聘为山东临清中学国文教员，其间因《烙印》《罪恶的黑手》诗集问世，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青年诗人。1937年夏，臧克家借暑假之机来到北平走亲访友，其间自然要到清华园拜访他的恩师闻一多。据臧氏回忆说：“闻先生见到我，有点意外，惊喜之情可以想见。他放下手头的工作，和我亲切地谈起来了。谈到梦家的近况，谈他的研究工作，谈他为什么不写诗了，有几句话使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他的意思我明白，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呵。”

久别重逢的师徒二人相会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闻一多决定先把孩子送回老家再做其他的打算。此时的臧克家也不敢久留，于7月19日悄悄回返山东临清。想不到在前门火车站，又与闻一多不期而遇了。按臧氏的说法，匆忙混乱中，只见闻一多“带两个大孩子，挤不上车去。一个搬运夫（红帽子）用全力，极为紧张地帮闻先生一家挤进了车厢，闻先生把五块一张的钞票交到这个苦力的手里，我看见这情况，十分感动。这只手，代表一颗心呵”。在车里稍做安顿之后，臧克家问道：“闻先生，您带的东西很少，那些书呢？”闻一多听罢，“哦”了一声，而后叹口气面色沉重地说：“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几本书算得了什么？！我只随身带了点重要的稿件。”

闻、臧师徒与几个小孩一同到天津，而后沿津浦路南下。车到德州站，臧克家起身告别，师徒二人相互道着“珍重”与“再见”，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汽笛响起，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开动，闻一多继续南下，臧克家回到了临清中学。两个月后，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石友三部退到临清，位于鲁西北的这座古城四处游荡着溃退的残兵败将，凶悍的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一时人心惶惶，争相收拾行李家器夺城而出，向南逃命。临清中学不得不宣布停课放假，师生四散逃亡。臧克家把不能带走的书籍什物，分别包装，存放在一个学生家中，而特别宝贵的两件东西则随身携带。一件是在北平清华园拜访时，闻一多亲自签名赠送的一本《死水》诗集；另一件是祖传的“六臣本”《文选》。仓皇之际，学生们一批又一批前来辞别，师生相见，面色沉郁，相对无言。许多年后，臧克家记下了这个令人痛心悲伤的离别场面：“有一个诗人气质浓重的女孩子，我给她起名‘逸君’的，低着头，在一张纸上写着：‘克师，永别了！’忽然又抬起头来，眼中射出一道希望的光芒，又写下了‘真的永别了吗’这六个大字……我们从聊城，步行到济南，过黄河的时候，正值夕阳西下，坐在渡船上心绪万端，感慨不已。黄河呵，几时再渡船过你北上呵？”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臧克家自济南一路辗转来到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活动，创作出版了《我的诗生活》等诗作。而闻一多则由湖北老家别妇离雏只身一人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任教，未久又与300余名师生一道徒步经湘黔之境来到云南蒙自与昆明西南联大。与他一同前往蒙自与昆明的，还有另一位弟子——陈梦家。

陈梦家随闻一多辞别青岛大学来到北平，未做闻的助手，而是进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当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青岛大学时就对古文字学发生了兴趣。为了这一兴趣，他决定继续求学，力争在这门专业上有所造诣。一年之后，陈因生活所迫，赴安徽芜湖任中学国文教员。这段时间，热河省沦入日寇铁蹄之下，华北形势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出于对家国存亡的关注，陈梦家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陈梦家作诗在前线》与《铁马集》，其中有两首气势磅礴，充满血性与爱国激情的长诗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并传诵一时，在《泰山与塞外的浩歌》这首长达800余行的长诗中，陈梦家吟道：

万里长城！告诉我你龙钟的腰身里

收藏多少锋镝；告诉我那些射箭的

英雄他们英雄的故事；告诉我巍然

无恙的碉楼如今更望得见多远

——有我汉家的大旗在苍茫间飞扬

字里行间颇有岑参边塞诗的恢宏气魄，内中的情绪充溢着激越昂扬的民族精神。其时，无论是诗的风格、深度与壮阔气象，都与新月派那轻歌曼语、风花雪月大相径庭了。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正是陈梦家由一个纯粹的新月派诗人向一个文学家、古文字学家与古史研究专家、学者过渡的象征。

1934年，陈梦家重新回到燕京大学，攻读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教授为导师的古文字学研究生，正式开始由一个诗人向学者的蜕变。1936年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助教。也就在这一时期，陈梦家从历年所创作的诗中精选出23首，结集为《梦家诗存》，算是对此前写诗成就的一个了结，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自此之后告别诗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之中，向着学术的高峰奋力攀进。正如他1956年在《尚书通论·序》中所说：“我于二十五年因研究古代的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转入古史研究。”对于这一转变，作为老师的闻一多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认为这才是一个有才华和志向的青年追求的正途而大加鼓励。陈梦家由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研究者，而且颇有发现，闻一多在激赏之余，曾对好友梁实秋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工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梁氏则认为：“他们师生二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必定甚大。”

梁实秋所言闻陈二人彼此影响是有道理的。闻一多由诗人而学者，且研究范围不断向历史纵深拓展，他于1943年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过：“我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从陈梦家由诗人而学者，以及作为学者30年的治学路数看，基本上与他的业师闻一多一脉相承，所研究的领域有相当一部分也颇为相同，如二人同时对甲骨、金文的兴趣，对神话研究的兴趣等，可谓神交日甚，气味相投。也只有这种共同的情趣与志向，才能彼此影响并开拓出一片新的学术天地。自青岛大学转入清华后，闻一多的政治热情渐渐消失，专心痴迷于学术研究，取得的成就渐渐为儒林所重，在文人相轻的学术界能跻身赫赫有名的清华中文系，并占据仅有的五个教授席位之一，且能得到学校当局与学生双方的认可本身就是明证。而陈梦家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前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十几篇学术论文，除《令彝新释》《禺邗王壶考释》和几篇说解单字者外，大多数是根据甲骨、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其中《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祖庙与神主的起源》等颇受学界好评。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进行古代地理的研究，并有《商代地理小记》与《隹夷考》等名篇问世。像当年的诗作甫一问世就照亮了整个诗坛一样，这一连串浸润着陈梦家非凡才华与深厚功力、面貌一新的研究成果，令整个学术界为之一震，陈梦家由此声名鹊起。

卢沟桥事变之后，陈梦家经闻一多推荐，由朱自清报梅贻琦同意，作为清华聘请人员离开北平来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国文教员。关于这段经历，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在致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得明白：“临时大学尚缺文字学教员一人，拟由清华聘陈梦家先生为教员，薪额一百二十元，担任此类功课。陈君系东南大学卒业，在燕大国学研究院研究二年，并曾在该校任教一年。其所发表关于古文字学及古史之论文，分见于本校及燕大学报，甚为前辈所重。聘请陈君，不独可应临时大学文字学教员之需要，并可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倘承同意，至为感谢！” 信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对陈梦家已有所了解并有器重之意，再加上“为本校培植一研究人才”的光辉前景，梅贻琦较为痛快地批复自在意料之中。可以说，这封信，是陈梦家人生和学术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捩点。

陈梦家偕夫人赵萝蕤到长沙临时大学后不久又随校迁云南，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任教，与闻一多成为朝夕相处的师生加同事。至此，闻氏在授学生涯中遭遇并喜爱的左右两“家”，各自的发展方向与日后可能取得的成就已经注定。半年前，臧克家的北平之行，不仅意味着与恩师在人世间的永诀，同时也意味着二人在事业的追求与前行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清华园相会，闻对臧说的那句寓意深刻的“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臧氏自诩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却极富悲剧意味地领会成“写诗会磨炼人的心呵”。——臧克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980年，其时已75岁，这就是说不仅他当时没有顿悟老师的真正意旨，而且一辈子都稀里糊涂地未能明了暗含于老师心灵深处的真正“意思”。而真正明白者，乃是闻氏喜爱的另一“家”陈氏。这就是为什么陈梦家在诗人身份之后短短的十几年中，就迅速成为世所公认的著名古文字学家、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并在业内独树一帜，取得了举世学者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的原因。同时也是臧克家终生在诗歌创作的小圈子转来绕去，在越来越政治化的诗坛上，像小炉匠一样敲敲打打，热炒热卖，除了早年为他赢得声名的如《老马》等几篇诗作，再也难得有可人业绩出现的悲剧所在。当然，人的天才、灵性与识见是有差别且差别至深、巨大的，无论这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臧克家都无法与陈梦家匹敌。这就是为何陈梦家可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流落到重庆的臧克家曾给闻一多几次写信，欲往昆明求得一个小小教职而不得的又一缘由。 ^[492]

陈梦家在西南联大主要讲授“中国文字学”与“《尚书》通论”等课程。据同在联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及是夫妇同来联大。其夫人长英国文学，勤读而多病。联大图书馆所藏英文文学各书，几乎无不披览。师生群推之。梦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务，所至必先觅屋安家。诸教授群慕与其夫妇游，而彼夫妇亦特喜与余游。” 钱穆这段回忆，接下来主要叙述陈梦家在蒙自热情促成其撰写后来影响巨大的《国史大纲》一事，并对书成后没有提及陈梦家之贡献表示歉意。“余之有意撰写《国史大纲》一书，实自梦家此两夕话促成之。而在余之《国史大纲》引论中，乃竟未提及。及今闻梦家已作古人，握笔追思，岂胜怅惘。”

陈梦家除了以诗成名，钻研乌龟壳上古文字被时人所重，娶了貌若天仙的燕大校花赵萝蕤弄得群教授坐立不安，争相与之游外，其“觅屋安家”的能耐，也颇受同行特别是一些岁数较大的儒生们所推崇。其中，闻一多一家的安置就得益于陈梦家这一特殊的本领。

1938年6月22日，闻一多给他在家乡的夫人高孝贞写信说：“上星期未得你的信，等到今天已经星期三了，还不见信来，不知是什么道理。究竟如何决定，来或不来，我好准备房子。陈梦家住的房很宽绰，他愿分一半给我，但有一条件，他的嫂嫂现住香港，也有来意，如果来，就得让给他嫂嫂住了。所以万一他嫂嫂要来，我就得另找房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须在来接你以前，把房子定好，一切都安排好，事情很多，我如何忙得过来，所以你非早点让我知道不可。”

当时高孝贞带着孩子与女佣赵妈，正住在武昌磨石街新25号一幢二层小楼里，这是闻一多与兄弟们合资买下的房子。想不到信发五天之后，闻一多就得到了确切消息，因柳州航空学校要迁往蒙自，且要占用联大文法学院校舍，军事当局令师生们回迁昆明。闻一多匆忙再给妻子写信解释：“现在非住昆明不可了。但昆明找房甚难，并且非我自己去不可。现在学校已决定七月二十三日结束功课。我候功课结束，即刻到昆明，至少一星期才能把房子找定。所以你非等七月底来不可。”又说：“前后共寄六百元，除前函嘱你给一百元与驷弟或父亲之外，其余五百元想在动身前还要用去一些。但事先总有一预算，请把这预算告诉我。能节省的就节省。昆明房租甚贵，置家具又要一笔大款。我手上现无存款，故颇着急。自然我日夜在盼望你来，我也愿你们来，与你一同吃苦，但手中若略有积蓄，能不吃苦岂不更好？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本来应该戒烟，但因烟不如茶好戒，所以先从茶戒起，你将来来了，如果要我戒烟，我想，为你的缘故，烟也未尝不能戒。”信中闪烁着真情的家常话，除透出云南觅房租屋的困难和闻、陈师生的情谊，也预示着闻一多穷苦愁困生活自此开始了。

当西南联大文法学院的师生来到昆明时，日军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已展开大规模轰炸，闻夫人携五个子女连同女佣赵妈，与闻一多之弟闻家驷一家，在炮火硝烟中离开武昌，经长沙至香港，转越南海防，一路艰难向昆明奔来。闻一多来昆明后的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因得陈梦家相助，总算找到了房子，他在致妻子的信中说：“昆明的房子又贵又难找，我来了不满一星期，幸亏陈梦家帮忙，把房子找好了，现在只要慢慢布置，包你来了满意，房东答应借家具，所以钱也不会花得很多……房子七间，在楼上，连电灯，月租六十元，押租二百元，房东借家具。这条件在昆明不算贵，押租已交，房租候搬入时再交，厨房在楼下。地点买菜最方便，但离学校稍远，好在我是能走路的，附近有小学。”又说：“房东是中医，开着很大的药铺，其亲戚徐君当教员，我认识，是游先生的好友。”

闻一多说的这座房子就是昆明著名的福寿巷3号姚宅，姚家世代行医，且医术医德皆为人称道，故挣下了一份大家业。闻氏租住的只是姚宅的前院，后院仍为姚家人居住（南按：后被田汉一家租住）。闻一多在信中还专门画了一幅平面示意图，为两层木构楼房，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二，皆宽敞豁亮。院内有一大天井，约30平方米，四季如春，花木葱茏，蝶飞虫鸣，令人神怡，这在昆明完全算得上是上等的好宅院了。闻一多妻子儿女到来后，一家八口住楼上三间正房及一间厢房，其弟闻家驷被聘为联大外文系副教授，一家五口住楼上另一厢房，整个大家庭倒也其乐融融。房东姚家乃知书达理的大家主，对读书人格外尊敬，并与联大、云大许多教授如唐兰、罗庸、刘文典、沈从文、胡小石等过从甚密，教授们患病，也多找姚家医治。闻一多不时与主人做些交谈，两家相处和睦，子女又同在昆华附小读书，因而关系甚好。只是主人家那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可能年轻的时候受婆婆虐待过甚，吃过不少苦头，或者年轻时性生活不如意，到了自己终于由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时，开始有些变态地把当年的仇恨一股脑地转嫁到一位叫荷花的丫鬟身上，三天两头便来上一顿花样翻新的毒打。那丫鬟面对横空飞来的棍棒皮鞭，或跑或跳，或在地上乱滚，发出声声鬼哭狼嚎般凄厉的惨叫。每当此时，在楼上俯首做研究的闻一多不得不停止工作，走下楼来加以劝阻，回到楼上时，一边摇头，一边喃喃自语：“太不像话，太不像话！”时间一长，下楼阻止老太太的撒泼耍横，就成了闻一多像给学生讲课一样习以为常的事务。

据说陈梦家来昆明后，托当时在云南大学任讲师的好友徐嘉瑞（南按：后任云大教授兼文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教育厅长、省文联主席等职）为其找房，徐与姚家是亲戚，知道姚氏家大业大，便向其求援。国难当头，颇识大体的姚家主人便腾出这所上等的好房子待客。后来随着昆明遭到轰炸，闻家离开了姚宅，在城里城外几经搬迁折腾，但再也没有这样好的房子可供安身立命了。

学校南迁之后，闻一多仍然延续了清华园五年的一贯作风，除上讲堂便回到舍内闭门读书研究，常足不出户，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在蒙自如此，到了昆明依然故我，直到1942年，对于当时国民党及最高统帅蒋介石领导的全国抗战仍充满信心。有一次他和儿子闻立鹤交谈国际国内局势，在谈到蒋介石时，说：“此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有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就在这年6月，清华大学召开迁昆后第15次教授会，议决聘请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为联大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同时，在当时的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力荐下，陈梦家与许维遹两位教员挤入副教授席位。这是闻氏对弟子的关照，也是陈梦家本身所具有的才华和不断努力的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想不到四年之后，闻陈二人便阴阳相隔，再也不能相见叙谈了。

[465] 邵飘萍（1886—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4岁考中秀才，19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就读，同学中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陈布雷、邵元冲、张任天等人。

1912年，邵到杭州创办《汉民日报》，因撰文讥讽袁世凯，三年内三次被捕。1914年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揭露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本质，从此名扬国内外。1916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邵为驻京特派记者，邵遂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有“特派”称号的记者。两年后，他自创《京报》，为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挥笔大书“铁肩辣手”四字，悬于报社办公室内。

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接连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和《京报》。同年10月，邵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其为导师，开中国新闻教育之先河。邵每周坚持去上两个钟点的课，深得学生敬重。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共55人，其中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当然还有其他党派的著名人物，如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即在其内。

五四运动爆发时，因邵揭露曹汝霖等人的卖国罪行，《京报》被段祺瑞政府查封，邵再次流亡日本。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邵此时已被迫亡命日本，但多次受邵资助和教诲的毛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20世纪30年代，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谈到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形，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1949年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云云。又说自己其实是邵飘萍的学生，足见其对邵的敬重。在去世前二年的1974年，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足见毛终生不忘邵施予自己的恩泽。

1920年，段祺瑞下野后，邵飘萍由日本归国继续从事报业。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邵亲自撰写的简短介绍，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见之，踊跃抢购，为之称快。此后，邵明确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奉，同时反对复出的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强烈谴责段祺瑞执政府屠杀学生，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等极富正义感的文章。当时军阀们惧怕邵氏的声名，又想利用《京报》充当自己的宣传工具，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于邵，希图通好，遭到拒绝。邵氏曾公开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见对方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于是传出话来，一旦奉军打到北京，立即处斩邵飘萍。

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张宗昌率大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咔嘣一下垮台断气，北京政权落入了奉张武装集团之手。张作霖立即下令封闭报馆，钳制舆论，捕杀报人，一时间北京城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张作霖下令想尽一切办法逮捕。4月24日，被奉军高层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氏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设计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并说自己已向少帅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办等。邵相信了这位好友的话，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布《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人士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不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奉张方面态度决绝，各方奔走均告无效。

4月26日凌晨1时许，邵飘萍被“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后判处死刑。其“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邵氏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居然幽了对方一默。未久，枪声响过，邵氏倒地立毙，时年40岁。

后来民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称：“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邵飘萍死后100天，即当年8月6日，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奉系军阀张宗昌逮捕，枪杀于北京天桥，时年52岁。

[469]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大体经过是：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沟一段路轨，诬称此举乃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自此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此后，日军在一周之内占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地区，兵锋所向，直指黑龙江辽阔领域。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屯扎在该地区的19万东北军精锐根据指挥者的命令，一枪未放退入山海关以内。至1932年1月2日，日军用百日时间占领东北三省全境，此为事变之尾声。这个尾声只是一个阶段或过程的界标，它引发的重大恶果不但未得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用傅斯年的话说，“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而“沈阳事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九一八”一年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载《傅斯年全集》，第四卷）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节制东北的封疆大吏是号称“少帅”的小六子张学良，他身兼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行营主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此时张不但有掌控生杀大权的“东北王”之誉，而且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的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设在北平的“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这是张学良一生权势的顶峰。不过，这位“少帅”当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一位风流倜傥外加吸大麻玩女人、生活淫荡糜烂的纨绔子弟，此人倘生在一般人家，依然子承父业，早已加入了黑帮暗道，或越过夹皮沟爬上威虎山与座山雕辈在林海雪原中占山为王了。所幸凭借胡子出身的老子张作霖留下的宏大基业，阴差阳错地使其登上了全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而显赫一时。此次日军进攻，东北几十万大军一枪未放就丢了东北三省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导致三千万东北同胞在日军的铁蹄下过起了亡国奴生活，作为封疆大吏与最为直接的军事最高指挥者自然难逃干系。一时间，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恨之，斥骂曰“不抵抗将军”。凡具有道德和正义感的国际社会舆论也无不对张氏的所作所为大加鞭挞，德国报界甚至曾提议干脆将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这位“不抵抗将军”，因张将学良这一做法“有裨于东亚和平乃至全世界和平不浅”云云。（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11月15日）

这股愤懑之情及反张怒潮，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一直没有停止，时率领红军进入陕甘地区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1936年11月26日给由东北失地撤往陕甘地区“剿匪”的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信中，对“九一八”事变和张学良之不抵抗主义给予了严厉指责与痛斥，信中说：“……岂知沈阳变作，竟无卫国之人，一枪不放空国而逃，千里关山惨然变色。人民欲战，军队不欲战；士兵欲战，官长不欲战；下级官中级官欲战，上级官不欲战。亡国罪魁，败兵祸首张学良等之肉，其足食乎！夫张学良为保存自己及其奸党数十条性命，竟不惜令十余万英勇士兵与中下级干部尽变为无家可归之亡国奴，竟不惜令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之俎上肉，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有更可耻如此者乎？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丑声洋溢，秽德彰闻。张学良不足惜，足下辈青年将校，乃亦随风而靡，良可叹也！”（《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

这里着重提到的是，就在舆论喧腾，世人对张学良皆曰杀的历史性时刻，上海《时事新报》11月20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哀沈阳》七绝二首。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诗中所说的赵四，按时髦的说法乃张的小蜜或曰二奶赵一荻；朱五乃梁思成、林徽因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膝下排行第五的女公子朱湄筠；蝴蝶即胡蝶，乃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女主角，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倾国倾城的当红电影“皇后”，也是中国第一位应邀参加国际电影节，将中国电影带入世界的文化“大使”。

诗的作者马君武同样不是等闲之辈，此人乃广西桂林人士，清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桂林、广州、上海等地高校，1901年冬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化学，图谋制造炸弹搞恐怖活动，对紫禁城实行“庖丁解牛”式的打击，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桌椅板凳连同上面坐着的皇帝、皇妃、皇族中的各色人等炸个粉碎，以此瓦解大清帝国。1905年8月，马氏在日本首批加入同盟会，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并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同年底回国，任上海公学总教习。1907年赴德国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学，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作为广西代表参与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次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马任总统府秘书长兼广西省省长。1924年国民党实行改组，马君武联合冯自由、章炳麟等儒林名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公开决裂。1925年出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旋被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党籍。此后，马弃仕途而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校长。据马君武当年的学生胡适（1906年胡氏考中国公学时乃马亲手拔取，后胡也做过该校校长）对他的弟子罗尔纲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罗尔纲《胡适琐记》，载《胡适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只此一语，马君武的张狂狷介性格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1927年，马氏应广西省政府之邀赴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并出任校长，几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全国哄传“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于事变之夜，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抱着赵四，搂着朱五，挎着胡蝶等一堆“名女人”在灯光闪耀的舞池中上下转着圈扑腾不休。于政学两界声名赫赫，又天性耿直狷狂且颇负诗名的马君武闻讯，激于爱国义愤，以革命老前辈的资格加一代名诗人的道行，仿李义山即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北齐》二首，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哀沈阳》。李义山之《北齐》乃咏史之作，诗曰：

一笑相倾国便亡，

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

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

更请君王猎一围。

此诗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因宠幸冯淑妃而导致亡国之祸，以借古鉴今。马君武抓住“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醉生梦死的生活以成其诗，极其明白地向世人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正在北平情意绵绵地纠缠于三个妖媚女人之间跳舞行乐，哪管他三省沦陷，神州陆沉，以及父老乡亲焚骨埋尸之惨状。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一经刊发，顿成洛阳纸贵，国人闻之无不同仇敌忾。因了这首诗的广为流传，也更坐实了张学良“不抵抗将军”之恶名。为此，马君武颇为得意，直到6年后抗战爆发之初，马氏还在汉口自诩此诗敢和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祭酒吴梅村痛斥汉奸吴三桂的那首著名的《圆圆曲》相媲美，且大有胜吴氏一筹，永垂史册之慨。后来的历史确也部分地证明了马君武本人的预见，事隔70余年，能谙熟并顺利背诵此诗者大有人在。

奇怪的是，自1949年之后，当时“国人皆曰杀”的张学良摇身一变，竟在大陆成了一身浩然正气、令人顶礼膜拜的箭垛式英雄人物，他的“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被莫名其妙地转嫁到了“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头上。倏忽间，地覆天翻，日月倒转，整个大陆流行的说法是，当年张学良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才导致了东北沦陷、大地陆沉的悲剧。此种观点与说法像细菌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于各种教科书、政治类读物与普通的纪实类书籍中繁殖滋生，很快传往社会并深入普通民众之膏肓。受其传染，连一些与此事件相关的人物在回忆录或署名文章中也持此说，并列举了一连串云山雾罩的所谓“事实”和“铁证”，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洗冤辩诬”。流风所及，遍布海内外，大有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势。

在诸多的论著中，或曰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李新、袁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编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或曰在日军进攻面前，蒋介石竟严令东北军抱“绝对不抵抗主义”，使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退入关内。（《中国革命史常识》，总政宣传部编，战士出版社1983年出版）或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高存信《张学良、蒋介石在“攘外”与“安内”问题上的分歧》，载《抗日战争研究》，1982年第1期）或曰“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九一八事变史》，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出版）或曰，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漠笛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出版）或曰，当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电张学良：“切请采取不抵抗主义，勿使事态扩大，影响外交解决。”（惠德安《张学良将军逸事》）还有的论著引用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发表在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上的回忆文章《郭维城将军揭露十四年前反动派出卖东北罪行》，证明“九一八”事变导致东北沦陷与张学良无涉，全是蒋介石一人的罪过。文中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九一八事变史》）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类似说法可谓洋洋大观，不一而足。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夜，张学良在哪里？蒋介石又在哪里呢？蒋介石下达过“不抵抗命令”吗，他是向谁下达的？

许多材料说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在北平看戏。2005年，香港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李氏一度引用当年任张学良副官的何世礼之说法，谓那天张陪着何世礼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罢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当时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等等。这一说法与另一位留法名人盛成的回忆录《旧世新书》所言大体相同，只是盛氏的回忆更为详细，说张当晚所在处所是华乐戏院，当时盛正陪同国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继在院内看戏，其座恰与张学良包厢相邻。戏的主角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褚到新疆出差刚到平不久，他唱戏其实是票友性质，与真正的名角登台演出不同。这晚褚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者乃褚之秘书。盛氏“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旧世新书》，盛成著，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另有一说，谓“九一八”事变当晚，原住在协和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唱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即起身返回医院。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着左右终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夤夜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几乎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汤纪涛、汤纪森《张学良二三事》，载《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9册，总113—1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等。（张高峰《少帅与赵四小姐》）以上事例说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某戏院看戏应是事实——尽管细节各有不同。

然而，蒋介石却远没有张学良如此悠闲自在，9月18日这天，蒋偕周佛海等乘“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赴江西“督剿”红军。（《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二，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78年出版）有人说这一晚蒋在南昌行营，有人猜测很可能正在军舰上过夜，但无论作如何说，蒋介石这一夜不在南京当是不争的事实。结合顾维钧与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来看，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消息，不是事变当晚的18日，而是第二天的19日，这一事实亦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得到证明。19日晚，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1981年出版）既然蒋当晚不在南京，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学良，不可能一晚上与南京的军事幕僚们来往十几封电报，因为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且十几封电报传来传去需要大量时间，根本不可能在几小时内完成。因而郭维城的回忆漏洞颇多，难以凭信，更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几十年来大陆没有发现，而台湾已经解密的“总统档案室”密档存放处亦无痕迹。只是郭维城等人之谬说，日后又以讹传讹，滋生了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藏匿蒋介石电报于伦敦之说，遂成又一悬案。

其实，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主义”之真相，一生号称敢作敢为的张学良晚年曾多次谈及。他直言不讳地反复说明，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南京中央政府和蒋介石本人。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记者采访张学良并提及“九一八”事变情形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又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张学良说这话时身在台湾，鉴于其几十年遭监禁的经历，采访者怀疑：“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作如是说。”（《张学良文集》[下卷]，周毅、张友坤、张忠发编，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出版）也就是说，当时采访者认为张学良之语不能代表他的真心话，而是迫于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压力不得不做言不由衷的表态。对于采访者的论断，许多研究者不以为然，以曾景忠为首的大陆学者认为：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去世，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90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另，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谈到“九一八”事变，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段干木《评〈张学良传奇〉》，载台北《传记文学》，第81卷第1期，1984年）

由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谓蒋介石一夜“十几次复电”说，后来就有文章加以引申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到欧洲，特地把这些电报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云云。而据曾替张学良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

张学良在与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时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张学良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又说：“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氏述及50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出版）

尽管最有发言权的张学良就此事再三清楚地加以表明，但仍有一部分顽劣不化者不愿意相信这一事实，仍一口咬定是蒋介石所为。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要想咬定蒋介石，就必须否定张学良之说，如何否定？于是有好事者，如在凤凰卫视演讲的李敖等人，就编造出一个心理学上的神话——斯德哥尔摩征候群。李敖公开放言道，张学良晚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叫作“斯德哥尔摩征候群”的病。李解释说：“什么叫作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地方一个银行，一个强盗进去抢了这个银行，然后裹挟了一个银行女职员，带着她作为人质，然后跑掉了，就使你警察开枪不好开，抓我也不方便。结果这个女孩子在被迫跟这个强盗浪迹天涯海角这样跑的时候，居然爱上了这个强盗，然后就跟着这强盗等于干同样的事情了，就是认同了这个强盗。这个在心理学上叫作斯德哥尔摩征候群。就是当你被一个力量长时期压迫的时候，久而久之你会不小心地，或者不自觉地对压迫你的势力认同，你对这个力量认同。”（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第278集《“不抵抗将军”真相》，2005年3月30日）

关于张学良是否得了这种“征候群”，此事过于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仅从他以上几段话来看，头脑似乎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所谓压力下的认同。李敖却“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瞪着眼睛坚持“九一八”东北沦陷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证据是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的那封电报，电文除简单报告事变经过外，还说“我们奉行不抵抗主义”云云。因而李敖就说：“从这句话里我们才看出来，原来是中央的决策，我遵照你中央的决策不抵抗主义，所以我不能够跟日本人打，所以我丢掉了东北。所以叫张学良来背这个黑锅是非常非常不公道的。可是蒋介石就这样干啊，张学良就背了黑锅。”

为了进一步坐实是蒋介石下的不抵抗命令，李敖还举出蒋于8月16日明令训诫张学良的所谓“铣电”，电文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洪钫在《“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一文中有回忆）按李敖之思维逻辑，“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抵抗，执行的就是这份“铣电”命令。

且不说这份所谓“铣电”是“九一八”事变前一个多月发出，即使在事变前一两天发出，蒋介石所说的也只是日本人“寻衅”，我方不抵抗。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寻衅”乃“故意找事挑衅”之意，如寻衅逞凶等。而“九一八”事变的当晚，日军炮火之猛烈，进攻、占领意图之明显，显然非“寻衅”二字之意可涵盖，而是“大规模地进攻”了，二者是有天地之别的。因而还是张学良后来说的有道理，作为封疆大吏，这一晚上他有权下达一切命令，只是他把敌人的占领意图误认为是一般的寻衅滋事，由于判断失误，故采取了“不抵抗主义”，眼睁睁地看着沈阳被占领的战争悲剧发生。到了事变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召集党国大员如何商讨，采取如何策略对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九一八”事变之始这一阶段论，责在学良，而社会舆论称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是恰当的，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换句话说，把不抵抗的帽子像李敖一样无端地扣到当夜对事变一无所知的党国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头上，是违背历史真实和极不公道的。有了张学良的解释与声明，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之责任，从此可以明晰矣！若无新的过硬证据，张学良所说可视为终极结论。反过来也可以说，得了“斯德哥尔摩征候群”病症者，不是张学良，而是被蒋介石下令披枷贯锁拿入大牢，在暗无天日的铁窗内苟延残喘了几年的小李子——李敖。正是他坐牢坐得太久的缘故，心理上才产生了这种障碍性疾病，什么坏事都幻想着是蒋氏父子干的。

最后附带说一下当年“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蝶蝶最当行”之诗中的朱五与胡蝶两位名女人。

1991年，张学良对哥伦比亚大学口述部工作人员口述其历史的时候，曾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与马君武的诗，他说：“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就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有跟她开过一句玩笑。”张学良的辩解，意在为他和朱湄筠之间没有马君武在诗中所指的那种暧昧关系做公开澄清。张学良又说：“朱五跟我现在的太太（南按：指赵一荻）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们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调皮得很，有一回在香港的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里，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我谢谢你了，你把我变成名人了！’”张的这段话，想来不是像李敖所言是由于患了“斯德哥尔摩征候群”之病症的胡言乱语吧？

李敖在凤凰卫视中谈到马君武那首诗时，曾唾液四溅地宣称，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接下来便信口开河道：“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大家想到没有，她老了以后才否认……在台湾写回忆录的时候，才肯讲出来真话，当年她不肯讲，她觉得我是胡蝶，我是有名的电影明星，我跟张少帅在一起跳舞，让你们传说好了，她觉得她是一种享受，这涉及了名女人的心理，可是把张学良就害惨了。”

有人对李敖的为人为文曾下过这样一句评语，此君乃“文人中的政客，政客中的文人，两头都沾边，两头都无道儿。作为政客，他的出谋划策，皆小夫蛇鼠之计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作为文人，观其谲吊辞谈，实乃一无行、无耻、无德之三无之妄人也！”或曰：“李氏之所作所为所言，皆摆脱不了孤岛一隅之地的狭隘偏僻特色也。”此评价若不能切中要害，亦与李氏之真实面目不远也。至于本文说李氏信口开河，乃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位“三无”人士，大睁着眼说瞎话，不但诬了他的仇人主子蒋介石，同样枉诬了与他无冤无仇且不相识的一代艺术家——胡蝶。

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一个不可随意更改涂抹的铁证是，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马诗的当日，胡蝶所服务的明星影片公司就做出了快速反应，并于11月21日、22日连续两天在上海最具影响的报纸传媒《申报》上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意谓马君武之作乃一派胡言乱语，根本没有此事。明星影片公司的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如张石川、洪深、夏佩珍、龚稼农、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出面助阵，刊登声明，为胡蝶洗刷不白之冤。其中刊载的《胡蝶辟谣》曰：

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则。禁止男女之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不料公事毕回申，忽闻有数报登载蝶与张副司令由相与跳舞而过从甚密，且获巨值之馈赠云云。蝶初以为此种捕风捉影之谈，不久必然水落石出，无须亟亟分辩乃日。昨有日本新闻将蝶之小影与张副司令之名字并列报端，更造作馈赠十万元等等之蜚语。其用意无非欲借男女暧昧之事，不惜牺牲蝶个人之名誉，以遂其诬蔑陷害之毒计。查此次日人利用宣传阴谋，凡有可以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者，无所不用其极，亦不仅只此一事。唯事实不容颠倒，良心尚未尽丧。

最后，胡蝶颇动感情，以颇慷慨的浩然之气表示道：“蝶亦国民之一分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呜呼！暴日欲遂其并吞中国之野心，造谣生事，设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盖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愿我国人悉烛其奸，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

紧接其后的就是《明星影片公司张石川等启事》，曰：

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反公司罚则而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之一面。今番赴平之男女职演员同住东四牌楼三条胡同十四号后大院内，每值摄片同出同归，演员中更未尝有一人独自出游者。初到及归前数日或出购买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与偕，故各人行动无不尽知。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做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归自北平之张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体职员及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员同启。

这样的白纸黑字堂堂正正地印在报上，还不足以说明当时的胡蝶既为自己又为张学良辩诬洗冤吗？当“辟谣启事”刊出后，社会上有许多人对胡蝶蒙受“不白之冤”表示同情与义愤，曾力主胡蝶诉诸法律，与马君武对簿公堂。胡终能以民族大义为念，洞察敌寇之奸恶，企图“侮辱我中华官吏与国民”，“欲毁张副司令之名誉，冀阻止其回辽反攻”之伎俩，“而毋遂其借刀杀人之计”也。也就是说，国难当头，胡蝶以民族大义为念，没有采取自家内乱，节外生枝，火上浇油，令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动。尽管这些明智的抉择不见得全是胡蝶一人所能想得出，并有明星公司诸同事的功劳，但这一切，至少是胡蝶同意和接受并受国人称道的。就她的姿态而言，哪里如李敖所言有半点得意状，且有“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等卑鄙龌龊的想法？哪里来的“把张学良害惨了”之恶意？如果说在“九一八”事变中本应承担责任的张学良因马诗而感到冤枉，那么最大的受害者乃是无故与其绑在一起的胡蝶。或曰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害惨了胡蝶，使其遭受不明真相者“红颜祸水”的指责与诅骂。故谓李敖所言，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1986年，为了回报观众多年来对自己事业的热情关怀，胡蝶请她的英语老师刘慧琴帮忙，撰写了《胡蝶回忆录》。同年台湾金马奖评奖委员会鉴于她一生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授予她金马奖，隐遁几十年的胡蝶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在回忆录中，胡蝶提到了往日马诗引起的，令她一生都为之耿耿于怀的跳舞公案。文中说：“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我也牵连进去了。”又说：“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抵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知是沈阳失守了”。这段记述，再次向世人清楚地表白，“九一八”事变之晚，她根本未在北平。而据北平报界报道，胡蝶一行抵平已是九月下旬，出车站时，受到热情观众包围，盛况空前云云。那么她与张学良在事变之夜相拥跳舞，当然是子虚乌有之事。

最后，胡蝶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尽管这段话字里行间耐人寻味（意在表述外间盛传的她在重庆与戴笠的一段私情），但明晰的一点却是在民族大义上的“不含糊”，这一点，胡蝶自信是做到了的。所以，她颇为自慰说：对于有些谣言，“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不但当年张、胡跳舞公案得以澄清，张学良与胡蝶确实终生都未谋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公务到沪，有人欲从中促成其与胡蝶谋面，以不枉“翩翩蝴蝶最当行”之诗意。张即正色谢绝：“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颇有意味的是，1964年6月，胡蝶应邀赴台湾出席第11届亚洲电影展，也曾有好事的记者问胡蝶是否要见一见张学良，他们可以代为安排。胡蝶颇为轻松地笑答：“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胡蝶回忆录》）张、胡这对民国时期最为耀眼的酷男靓女，失去了最后一次翩翩起舞的机缘。

晚年的胡蝶随学有所成的儿子定居加拿大，她生性开朗，闲时常找人聊天或外出散步，1989年3月23日，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了中风，4月23日去世。一代影后随风飘逝，唯那灿烂美丽的翩翩蝶影永驻人间大地。

[471] 张道藩（1897—1968），贵州盘县人，幼年即爱作画，后入南开中学求学，与周恩来、吴国桢、段茂澜等同窗。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吴稚晖到南开讲演，由爱国运动讲到“勤工俭学”，启发了张道藩赴法国留学的念头。

1919年冬，张道藩转道上海乘轮赴英，先补习英文，准备投考专科学校。次年9月考入伦敦大学美术部，攻读西方美术专业。1923年在伦敦加入中国国民党，任驻伦敦支部评议部长。伦敦大学毕业后，旋赴法国入巴黎最高美术学校继续习画。期间结识同为学习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张初见蒋碧微即惊为天人，为蒋美艳的外表所吸引，不久即写密信向这位有夫之妇求爱，未允。张道藩乃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女人结婚。

1926年张学成归国，历任广东省农工厅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内政部和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校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电影企业公司董事长等职，成为国民党官僚阶层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

1945年蒋碧微与徐悲鸿离婚，张道藩乘虚而入，开始与蒋过起了同居生活。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蒋碧微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国大”代表，当时有人推测与张道藩的举荐有关，此举遂成为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随后“国民大会”每次开会，蒋碧微都要换不同的新装出场，而且色彩艳丽，令人瞩目。虽然这时的蒋碧微已是半老徐娘，但与张道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梁实秋就曾说过抗战期间因敌机轰炸，许多机构都疏散到北碚，他所服务的编译馆亦不例外，而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道藩先生常来北碚，在北碚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有他不少朋友，蒋碧微虽然也服务于国立编译馆，却也居住在黄桷树。要从北碚至黄桷树，要搭小木船渡过水流湍急的嘉陵江。而“道藩先生便这样风尘仆仆地无间寒暑的度他的周末，想嘉陵江边的鹅卵石和岸上青青的野草都应该熟习了他的脚步声”。

因张道藩属党国大员，蒋碧微则是万人瞩目的一代名媛，又是名画家徐悲鸿的前妻，她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小报的花絮新闻。有家报纸在花絮里还写到蒋碧微在休息室里和别人唱和，其中有这样两联：一是“秋水长天同碧色，落霞孤鹜逐微风”；一是“天黏芳草碧，山抹暮云微”。这两联都嵌入了“碧微”二字，前者化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后者化秦观词《满庭芳》，引得许多人为之喝彩。

1948年年底，张道藩偕蒋碧微去了台湾，而徐悲鸿和孩子们都留在了大陆。在台湾的张道藩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中华日报》董事长、台湾当局“立法院院长”等职。由于张有一位名义上的法国妻子，在台生活的20年里，张与蒋始终未能正式结婚，只保持了尴尬的小蜜或曰二奶或曰情人的关系。蒋碧微因妾身未明，不能与张一同公开出入社交场所，只能置身笼中像小鸟一样生活，身心备受煎熬。后来苏珊母女去了澳大利亚养病，张乃得以和碧微同居一室。1958年暂时分手，但再也没有重回一起，一对痴男情女在20世纪的中国风雨激骤的舞台，上演了一曲颇具另类特色却又动人衷肠的生死恋歌。

张道藩的一生，除作为国民党高级政客之外，另有《近代欧洲绘画》《自救》《自误》《杀敌报国》《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酸甜苦辣的回忆》等作品行世。1968年，蒋碧微在台北三军总医院送走了张道藩。之后她把自己一生所爱、所为、所思，写成了近50万字的回忆录，上篇取名为《我与悲鸿》，下篇取名《我与道藩》，曾在港岛、台湾及海外华人圈轰动一时，成为畅销书。1978年，蒋碧微在台北去世。也许是为了回应海峡对岸的蒋碧微的回忆文字，1982年，徐悲鸿在大陆的寡妻廖静文完成并出版了《我的回忆——徐悲鸿的一生》。廖文行文流畅，有些史实首次披露，全书颇为感人，但对徐蒋婚变中的碧微成见太深，而对徐不置微词，此举尽管“情有可原”，但毕竟是一大缺憾。

当年张道藩到青岛大学任职，是受杨振声校长聘请，此时张在国民党CC系中已崭露头角，大有青云直上之势，他的一举一动在教育界显得格外敏感。据梁实秋说，杨振声为此曾私下向他解释过：“道藩先生一向从事党务工作，由他来主持教务，也可以加强学校与中央的联系。”只是“这话说得很含蓄”。（《悼念道藩先生》）可见在当时的环境里，有些隐情是不可以公开向世人道的。

[492] 闻一多不再写作新诗而钻入“故纸堆”从事学术研究之后，许多文人骚客对这一颇有识见的选择不以为然。抗战期间，其早年的诗作一度受到云集重庆的新一代左派诗人与所谓诗歌理论家的非议。对此，闻大为激愤与恼怒，他在1943年11月25日给当时正在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职的学生臧克家的信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与学术观，并不无嘲讽地说：“你们作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在你所常诅咒的那故纸堆内讨生活的人原不只一种，正如故纸堆中可讨的生活也不限于一种。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你跟我的时候，我的工作才刚开始。（这可说是你的不幸吧！）”

又说：“我相信我的步骤没有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鱼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这是我要抗辩的第一点。你还口口声声随着别人人云亦云地说《死水》的作者只长于技巧。天哪，这冤从何处诉起！我真看不出我的技巧在哪里。假如我真有，我一定和你们一样，今天还在写诗。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说郭沫若有火，而不说我有火，不说戴望舒、卞之琳是技巧专家而说我是，这样的颠倒黑白，人们说，你也说，那就让你们说去，我插什么嘴呢？我是不亟亟求知于人的，你也知道。你原来也只是那些‘人’中之一，所以我也不要求知于你……克家，不要浮嚣，细细地想去吧！”（《致臧克家》，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与臧克家的幼稚相比，陈梦家超人的灵性与识见再次突显。早在1931年9月，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共选新月派18位成员80首诗，闻一多的《死水》等6首当选，其数量仅次于徐志摩而排在第二位。陈梦家在序言中极富史才与史识地说：“苦炼是闻一多写诗的精神，他的诗是经过不断雕琢后成就的水晶。‘死水’一首代表他的作风。‘也许’、‘夜歌’同是技巧内容融成一体的完美。‘你指着太阳起誓’是他最好一首诗，有如一团熔金的烈火。”想不到这团“熔金的烈火”在燃烧了十几个春秋后，就被重庆的一批左派文人包括臧克家给粗暴地掐灭了，这不能不令闻一多感到愤怒与神伤。从这点上也可见出，闻一多在几年前说“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不说臧克家也是例子之一，并不是偶然的。

1944年秋，在重庆的臧克家写信给闻一多，希望请托门路，为自己在西南联大谋一教职。闻在10月12日的回信中道：“本年联大未添一人，因米贴名额，教育部有限制。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其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载斗量，何足重你？你看远大点，勿再叨叨。”（《致臧克家》）闻的这封信确是师生间真诚的对话，没有半点客套，其说法自有其理。大学选聘教员看重的是这个人学问的广博与学术造诣的深厚，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而不是写几句新诗或无聊小说就可以登台教授的，年轻的新月派小说家沈从文在联大教授圈子中遭到的白眼、讥讽甚至咒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何况就臧克家当时在文坛的影响尚无法与沈从文相提并论，而在学术界的影响则几乎为零。如此一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妙人，联大的轻视是可想而知的。既然臧氏一生都未明白闻一多那“一个写诗写得好的人，做研究工作也一定会做得好！”的寓意，那么终其一生没有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和造诣也就成为必然。闻一多积极推荐陈梦家到联大任教而拒绝为臧克家说情，并请其“勿再叨叨”，自是他心中有一文化良知的天平在。此时33岁的陈梦家已由最初的教员晋升为联大教授，并受邀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游历欧美，开始了对流入异域的各家所藏中国青铜器的全面研究，即将在新的学术领域迎来一个巅峰时代。 J7tISTD3RQe5pzWSuITOgKrVSh0MoFyLcsKy9HZxC3rXGoaiMP6gtgETIsqhCL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