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独宿春城烛炬残

◎“国宝”刘文典

在北返大潮中，有两位联大教授未能随师生同行，留在了昆明云南大学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教。一位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典。罗是大半属于自愿留在昆明师大，少半是与傅斯年关系不睦，或者说傅斯年不希望其北归。而刘文典进入云大却另有一番隐情，且这隐情与闻一多有着公私兼及的藤葛。

据钱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联大解散后，“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能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中，专设一篇“刘叔雅”回忆文章，说：“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又说：“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周二人皆为刘文典在北平时的同事，其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只是过于简洁，尚有更多信息没有道及，外人也就无法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出于自身利害考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七七事变之后，二人于刘文典北平的居处那段“较劲”式交往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半字提及，致使这段历史湮没半个世纪不为外界所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陈寅恪热”的出现，刘文典这个陈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着升起温来，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间之盛景。

根据好事者发掘的散落材料，对刘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刘氏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走出国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同时受业于在东京主办《民报》的国学大师、反清斗士章太炎，并成为章氏的得意门生，积极筹划反清谋杀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翌年，即1912年，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民立报》编辑兼英文翻译，宣传民主革命，对袁世凯集团进行口诛笔伐。1913年3月，恼羞成怒的老袁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闷气，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机会于上海车站一下结果了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性命。当时跟在宋氏屁股后头提包的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幸亏躲闪及时，才捡得一条性命。同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复去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主张以刺杀、车撞或引爆自制炸弹等恐怖活动，来打击、推翻袁世凯集团的统治。

老袁一命呜呼后，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1916年刘文典回国，对军阀混战、商业凋零的残酷现实大为失望，在彷徨中决意以学问报国，不再过问政事。1917年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积极鼓吹另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选定古籍校勘学为终身所系，主攻秦汉诸子，并以《淮南子》为突破口加以研究。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为天下儒林所重。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为学术界广为推崇，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逐渐形成了狂狷孤傲的性格，不但不把一般学者文人放在眼里，一旦火起，还要给对方以拳脚交加的教训。据周作人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悄然南下，6月3日，北大学生近千人被当局逮捕。5日左右，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六三事件”，还商讨如何让蔡元培重返北大掌舵的问题。脑后拖一条黄毛小辫，满口“仁义道德”和“春秋大义”，号称北大最古怪人物的辜鸿铭教授登台发言，赞成挽留校长，其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台下就座的《新青年》编辑们熟知辜是一位十足的“保皇派”怪物，又是出于挽留蔡校长的好意，没有站起来与他抬杠较劲儿。想不到接着上台的一位姓丁的理科教授，却让众人郁闷至极。此人是江苏人，本来能说普通话，可是这回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或发了什么神经，在台上却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单句。只见他嘴巴一张一合地说：“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反复嘟囔。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神经病发作一样的语句，有如屋顶上滴着漏水，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安，忽然有人开门把在座的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到刘氏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在台上正啰唆不止的丁教授同样吃了一惊，并神经质地以为是在骂他，便匆忙下台退回了原位。

会议中途停顿，刘半农进来报告，才知刚才所骂的是法科学长王某，原因是为了给被当局捕捉的学生赠送食物而引起纠纷，事情闹到身为教授会干事负责人的刘半农这里，刘听罢不禁火起，遂破口大喝一声，算是给众教授解了围。对这个意外的巧合，周作人颇为感慨地说：“假如没有他这一喝，会场里说不定会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时的形势，在丁先生一边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地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铤而走险。当日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若不因了刘半农的一声喝而停止讲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当时看刘文典义愤填膺的样子，真有可能蹦上台去给那位丁姓教授一记耳光，或一顿乱拳将其打趴在地。只是令大家想不到的是，此次刘文典该出手时没出手，九年之后，反而有别的强人出手，给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

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扮成戏台上的“八府巡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在这位“虎而冠者”的强人面前，学界大腕儿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等温和派人物皆毕恭毕敬，即便骄狂霸道如傅斯年者，对蒋介石其人亦敬佩有加，深为尊重，每论及蒋氏言必称蒋公或介公云云。有人云，傅斯年是学者中唯一一位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夸夸其谈的，此话未必是真。倘真有其事，也是蒋氏逃台之后的事情，那个时候的蒋家王朝早已失了往日的威风，是谓虎落平川被犬欺也——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尽在如此。 而1928年秋后的蒋介石正是年轻气盛、春风得意之时，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作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介匹夫罢了。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见蒋介石端坐大堂正中欲做审讯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做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蹿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向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癫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事实上的国家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蹿起，当场严厉喝道：“你就是刘文典？！”

刘氏抬了下头，吧嗒一下眼皮，口气生硬地回掷道：“字叔雅。”

蒋介石强按怒气，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座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406] 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 话毕，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一个趔趄，身子摇晃着蹿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木柜拔起，“轰隆”一声撂倒在地上四散开来，刘文典也在惯性的牵引下扑倒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与碎瓷破铁中一个鲤鱼打挺站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像武侠小说中飘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样，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踢于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闪着惨白的光芒，一滴滴飘落下来。众人见状，大骇，知刘文典的一脚正好踢中了蒋的小蛋蛋，急红了眼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一举拿下，速将呈霜打茄子状的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施救。

蒋介石在医院病床上大汗淋漓地嗷叫着翻滚了半天，总算化险为夷，只是两个肉球已呈西红柿状急速膨胀起来，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为解所遭之羞辱与心中的愤恨，蒋氏下令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把刘文典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徽大学，把为首捣乱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严刑正法。

消息传出，安徽学界和民众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刘文典夫人张秋华于次日乘轮船至南京晋见蔡元培、陈立夫等党国要员。蔡元培得此消息，迅速联络蒋梦麟、胡适等同事好友，共同致电蒋介石，历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以及追随孙中山先生鞍前马后奔波劳苦的功绩，恕其语言唐突，“力保无其他”（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 强烈要求开释。面对全国掀起的强大舆论，加上蔡元培等教育界名流大腕儿，连同国民党要员陈立夫等一并出面斡旋，权力与事业正在上升但根基并未牢固的蒋介石，为个人威信与政治大局考虑，答应放刘，但以必须“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如此这般，被关押了7天的刘文典，于12月5日获释走出了牢房。

遭受一顿皮肉之苦的刘文典并未服气，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是一个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欲乘轮东下之际，安大师生、当地群众与省政府官员近千人到长江码头送行，省府代理主席孙孟戟拉着刘氏的手满含歉意地说：“虽在缧绁之中，而非其罪也。” 这是孔子当年谈到被官府捉拿到牢狱的弟子公冶长时说过的话，意思是其人虽然被关在牢狱里，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过，后来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孙氏此言当然没有把女儿嫁给对方之意，但对刘文典不计名利得失，敢于和蒋介石拼上一家伙的胆魄与精神深感敬佩，遂以孔子之言示之。——令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正因了这一段传奇经历，他的声名一夜间传遍国内，为天下儒林士子所重。

就在抵达上海等待赴京的短暂间隙，刘文典专程拜谒了他的老师章太炎。1927年5月，章氏被上海市党部临时执委会指名为国内第一号学阀，呈请国民党中央加以通缉。此时的章太炎因对国民党与蒋介石不满，在同孚路赁寓闭门杜客，对国事、学术俱保持缄默，只是偶尔憋不住骂几句蒋介石“罪魁”以泄胸中愤懑。当他听毕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新军阀”等事件始末，神情大振，当即抱病挥毫，书写了“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对联相赠。赠联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对蒋介石的专横独裁进行了抨击，内中透出对弟子所表现出的疾恶如仇精神的赞许。

到达北平后，刘文典于1929年5月21日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即同为章太炎门下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就有关军阀的所作所为“谈了一通”（《鲁迅日记》）。据刘文典回忆说：“老友重逢，欣然道故，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拉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藤椅边，说了半天的话。他平日很健谈，但是很少发笑，这一次谈到广东军阀考察他的思想时那种愚笨的很滑稽的情形，也撑不住发笑了。” 就是这次会见，刘文典详细谈了自己在安徽大学与蒋介石冲突的细节和内幕，对其表现出的精神风骨与气节，鲁迅深表钦佩，事隔两年都念念不忘。1931年12月11日，鲁迅在左联主办的刊物《十字街头》，以佩韦的笔名发表了《知难行难》一文，内中说道：“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以此讽刺赴南京谒蒋介石的胡适等人的软骨症。一时间，此文风传学界，搞得“我称他主席”的胡适大栽脸面。 ^[411]

刘文典在北大任教两个月后，又接受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同时在北大继续兼课。1931年8月，因朱自清休假出国，刘文典代理中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司。此后八年间，刘文典继续进行古籍校勘工作，发奋著述，成果颇丰，先后完成《三余札记》《庄子补正》等著作，在学术界又引起一阵不小的震动，堪称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

◎铁蹄下的书生骨气

关于刘文典在北大和清华任教时的性格、神态，钱穆与周作人已有勾画，大体是不差的。钱氏文中所说的刘文典“晚年丧子”一事，发生于1931年著名的“九一八”事变之后。

面对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领土，进逼华北，张学良军队不战而退，东北沦陷，举国悲愤，学界更是群情激昂。北平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除罢课结队南下向政府请愿，还发起卧轨请愿行动。时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正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欲参加卧轨行动，回家请示后，得到了刘文典支持。作为教授的刘氏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若非采取一些极端办法，不足以令高高在上的党国领袖和军政大员醒悟并认识到下层民众的力量。当时北平已进入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身体羸弱的刘成章因在雪雨交加的旷野里连夜行动，饥寒交迫，不幸身染风寒，不治而亡。

刘文典失子之时为42岁，正是人生的鼎盛时期，算不上钱穆所说的“晚年”。中年丧子，给予刘氏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在极大的悲愤忧伤中，原本就较单薄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后来，随着冯玉祥发起的“长城抗战”事起，刘文典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救亡图存的希望。国难家仇使他强打精神，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以自己两度留日的亲身感受和对这一民族历史的观察研究，告诉弟子们日本对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号召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以便找到这一民族疯狂无忌的根源、症结与“死穴”，在未来抗战中给予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极具血性的刘文典怀着国破子亡的悲愤心境，夜以继日地翻译与日本有关的资料，有时竟通宵达旦工作。据一位学生回忆：“有一天上国文课时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就在这一时期，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联络孙科、李宗仁等辈在广州密谋造反起事，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叫板儿，并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方法，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以“打倒独裁”“护党救国”“中正当死，兆铭当立”为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请躲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并在汪精卫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与蒋介石集团公开唱起了对台戏。在新内阁急需用人之际，陈济棠想到刘文典曾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做过孙中山秘书，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又被蒋介石当众侮辱性地扇了两个耳光，从此与蒋结下梁子，便多次函请并出重金礼聘刘文典，让其离平赴粤，共商“抗日兴国大局”。刘文典深知这帮乌合之众只图私利，不计国家民族危难，成不了什么大器，乃仰天长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遂婉言谢绝，并将重金退回，以明心志。

就在内外交困与感伤中，刘文典心力交瘁，直至一病不起。有好事者为其出主意，谓吸食少许鸦片可以疗治心灵之痛。刘依计而行，神情虽有好转，但渐染鸦片瘾而不能自拔，后虽屡有戒意而不能根绝。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刘文典因家庭拖累而未能及时离平转移长沙，暂时蛰伏下来，在北平北池子骑马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宅院内埋头研究学问，等待逃脱的时机。随着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并为争权夺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整个北平气焰喧腾，浊浪滚滚。时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字管廷）也不甘心落后，很快附逆并在冀东日伪政府谋到了一个肥缺。当不知轻重的蕴六满怀喜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时，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 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

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计划，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海外朋友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面对翻箱倒柜、气焰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以他的倔强、狷介性格，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军“猪头小队长”摇晃着信函呜里哇啦地质问，刘氏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口吐烟圈，一言不发。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见状，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晕倒，待转过身来，面露惧色，手捂头颅龇牙咧嘴地呜哩哇啦一阵，躲在一边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的诗句以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一人化装打扮，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内。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当他沿途看到因战火而造成“公私涂炭”，百感交集，内心发出了“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 的悲鸣。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此时的刘文典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庞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一个流浪的乞丐。当他摇晃着茅草一样轻飘单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车，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双手整理衣衫，庄严地向国旗三鞠躬。礼毕抬头，已是泪流满面。

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图书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一位学生暂为保管，等待一家在内地落脚后再由香港托运至蒙自或昆明。刘文典一听，甚感不妙，对夫人大声斥责道：“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 在苦苦等待中，刘文典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不幸的事实。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沦陷，四箱书稿全部被日寇掳去，下落不明，成为终生遗憾。后来刘氏在给学生上课时说道：“我的书籍资料都在逃难中丢失了，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 据刘文典的一位学生郑千山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赔偿委员会于1947年11月致函云大，告知刘文典当年在香港遗失的四箱书籍于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要求刘填报财产损失报告单及申请归还表格，然后寄回赔偿委员会，由赔委会与相关方面交涉办理。刘文典闻讯大喜，立即办理了手续。想不到此后国共内战越打越烈，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刘氏书籍与手稿交涉事无人予以理会，其他党派自封的政府与机构又得不到国联和盟军司令部承认，此事便告夭折。1961年，刘文典次子刘平章曾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总理办公室回信称：“鉴于中日关系未恢复正常，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此事无果而终。据悉，云南省档案馆存有一份日寇侵华时劫走刘文典四箱书籍的档案材料，刘平章得悉，表示要向日本政府交涉，使这批书籍和手稿重新返回中国云云——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却说抵达蒙自的刘文典经过数日休整，身体、精神明显好转，上课之余，经常与陈寅恪、吴宓等人结伴到郊外散步。一日几人散步至南湖岸边，偶遇一满身泥巴的当地农民在暴打老婆。刘文典平时最恨信奉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待的男人。见那汉子打得凶狠，激愤不已，走上前去质问为何如此凶悍地殴打一个弱女子。想不到那农民汉子并不解释，气势汹汹地回道：“你管不着！”言毕继续挥拳飞脚地殴打已倒在地上杀猪般嗷叫、口吐白沫的妻子。刘文典见对方如此刁蛮，大怒，挺身上前指着那汉子的鼻尖大声骂道：“操你妈，蒙自这块地盘上还有我管不着的事！”说罢拉开架势，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抽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汉子遭此重击，捂脸抬头望着刘文典那刚正威严的神态，很像个有来头的绅士，听对方说着北平官话，又自称在蒙自地盘上没有他管不着的事，心生怯意，遂低头弓背溜之乎也。

吴宓与陈寅恪望着这一戏剧性场面，心中窃笑，本想一走了事。想不到现实生活有时比戏剧更加戏剧化，只见那个倒在地上披头散发、口吐白沫、鼻青脸肿的女人如得神助，忽地立起，由一只受伤的兔子变成了一只野性十足的老虎，张牙舞爪地蹿将上来，一把拽住刘文典的衣袖，质问为什么平白无故打她男人，并腾出一只手向刘氏的脖子和脸抓挠起来。刘文典顿时被弄得目瞪口呆，不知做何解释。幸得吴宓和几个游湖的男生一齐围上前来，连拉带拖将那女人擒住，狼狈不堪的刘文典才趁机灰溜溜地逃脱。

此事很快作为笑料在蒙自分校传开，诸位师生在议论纷纷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那个男人固然该打，女的更加操蛋，她可能想表白一种说不清的心理，才恩将仇报不惜向刘文典宣战。对于刘氏的举动和诸种议论，中文系教授王力却不以为然，他在一篇叫作《夫妇之间》的随笔中公然宣称：“夫妇反目，也是难免的事情。但是，老爷撅嘴三秒钟，太太揉一会儿眼睛，实在值不得记入起居注。甚至老爷把太太打得遍体鳞伤，太太把老爷拧得周身青紫，有时候却是增进感情的要素，而劝解的人未必不是傻瓜。莫里哀在《无可奈何的医生》里，叙述斯加拿尔打了他的妻子，有一个街坊来劝解，那妻子就对那劝解者说：‘我高兴给他打，你管不着！’真的，打老婆，逼投河，催上吊的男子未必为妻所弃，也未必弃妻；揪丈夫的头发，咬丈夫的手腕的女人也未必预备琵琶别抱。” 有人谓这篇文章是针对刘文典蒙自南湖劝架受辱而发的感慨，意谓刘氏不谙世故，竟至惹火烧身。看来刘大师确是做了一件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傻事。

联大蒙自分校迁往昆明后，刘文典开出了《庄子》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以及工作上的顺利，又让他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派头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前，刘文典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庄子》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半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庄子》，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在中国真正懂《庄子》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 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三踢两脚的本事。每当他开讲《庄子》，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此情形，令刘文典越来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且极端鄙视现代文学，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更是轻视，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有学生问刘氏对现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时，刘文典颇为傲慢地道：“只知把她娘，不知有把妗。”为显示自己的气势，刘还不顾情面地公然大骂在联大任教的同事沈从文。沈是林徽因“太太客厅”时代的新生代人物，原来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曾当过兵、做过苦力，属于和钱穆一样靠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作家，后入校教书，但一直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而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被视为末流，经史子集才是学问的大道，故沈从文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称自己为“乡下人”。有一次警报响起，日军飞机前来轰炸，众师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刘文典夹着一个破包袱，于狂奔中突然发现一青年人冲到了自己前面，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时最瞧不上眼的沈从文，立时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领，喝道：“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庄子》，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呵，要跑也应该是‘庄子’先跑！”沈从文在联大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太轻易与人较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逼来，未敢计较，索性一缩脖子挣脱刘的束缚，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识趣，在后面继续嘟囔叫骂，忽见敌机飞临头顶，炸弹落下，乃立即闭了嘴巴，放开脚步狂奔起来。——毕竟炸弹是不管庄子本人还是什么“海龟”或“国宝”的。

正是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轻视，几年后当他得知学校当局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大概是不差的。许多年后，渐入老境的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对自己弟子张文勋等人经常说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刘氏列举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自己一生敬重服膺的重量级人物，尤其对陈寅恪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刘文典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十二万分地敬佩”。除了像陈寅恪、胡适之类的大师级人物，一些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也同样得到刘文典发自内心的尊重，如1934年10月24日，在北平的刘文典进城遇到清华中文系同事、时年50岁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便主动上前打招呼，并告之曰：“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

◎刘文典广场讲《月赋》

除了在校园内外留下一连串颇有点“水浒”气味的传奇故事，刘文典在讲课时也别出心裁，自成一格，成为学生甚至教授们都难得一见的“另类”。每逢上课，先由校役提一大茶壶，外携一根两尺来长的竹质旱烟袋，端放讲堂的桌上。刘大师讲到得意处，一边喝茶吸烟，一边解说文章的精义。据后来到了台湾的学生宋廷琛回忆说：刘叔雅师讲授“文选”一科，在初到云南的第一学期三个月内只能挑选十几篇较短的辞赋来讲解，上课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二时，连讲两个小时中间不休息。“印象最深者有《芜城赋》《海赋》和《月赋》三篇，他老先生讲到兴会得意时，才不理会什么四点钟的下课铃，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钟才勉强结束。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有一天他老先生才上了半小时的课，讲完了上一课未完的一篇文章，他突然宣布道：今天提早下课改在下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五日正值月满之期）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届时在校园内摆下一圈座位，听他老人家坐在中间讲解《月赋》，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 许多教授闻讯纷纷前来瞧个稀奇，刘氏一看众人围将上来，且越围越多，甚是得意，乃像集市上说书艺人一样，神情激昂，时起时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那瘦削的身子前仰后合，长衫下角左右摆动，颇有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直把众人引得如痴如醉，大呼“过瘾过瘾”！

有了这一先例，西南联大其他一些文科教授，有时也模仿刘文典在校园广场上摆桌安椅，于皓月下开设讲座。这一别出心裁的形式，颇受学生欢迎。以此为引子，在1940年至1942年期间，西南联大校内竟掀起了一股《红楼梦》热潮，此热潮最早由吴宓的学生、联大外文系教授、留德博士陈铨发起，吴宓帮着张罗。陈铨本人是位作家，曾以剧本《野玫瑰》闻名于当世，且在重庆等地掀起批判讨伐他的波澜。据吴宓1940年4月11日日记载，陈铨于当晚在大西门内文林堂讲演《叔本华与红楼梦》，反应强烈，“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陈铨的演讲一炮打响，令吴宓等人极其兴奋，很快在联大成立了一个“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的“石社”，以吴宓、陈铨、黄维等欧美派教授为核心人物，开始于不同时间、场合演讲《红楼梦》，热潮随之掀起，渐渐从联大校园内蔓延至整个昆明城，演讲受到各阶层人物的追捧。当地新闻媒体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抓住这一话题趁机炒作，使“石社”与《红楼梦》热潮持续升温。作为这股热潮核心人物之一的吴宓，还受昆明电台之邀，专门演讲了20分钟的《红楼梦之文学价值》，得酬金80元。 当时昆明一碗面的价格是2元，吴一次演讲所得相当于40碗面条，其数量不算太多，但对穷困的教授来说，也算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了。

在红风梦浪吹拂下，对红学素有研究的刘文典内心也骚动挠痒起来，经不住师生们再三鼓动，毅然走出几间租住的小土屋，亲自披挂上阵，登台亮相了。以吴宓为首的留学西洋的“海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从西方文艺理论着手，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加以阐释。演讲者差不多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气度轩昂，一副绅士风范。而留学东洋的刘文典则白发飘飘，一身粗布长衫，圆口平底蓝帮布鞋，手里端着一杆比胳膊还要长的竹质旱烟袋，摇摇晃晃，一副“之乎者也”的乡村私塾先生模样。与西洋派研究路数不同，刘氏往往采取自清代兴起的惯用手法，以传统的“索引派”为正宗，对红楼中的语言故事，进行“寓言式”破译，甚至穿凿附会地“顿悟”。据当年听过吴宓与刘文典演讲的学生回忆，吴、刘二人对《红楼梦》的另一个不同讲法是，吴在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解时，往往把自己摆进叙述主体之中，时常来一点“现身说法”。由于他内心对梦中情人毛彦文始终有挥之不去的情结，因而在演讲中经常失控，把自己追求毛彦文的情事抖搂出来，成为学生们记忆中的一个亮点。如有一个晚上，吴宓本来是主讲《文学与人生》课，讲着讲着头脑一热，嘴巴失控，扯到了《红楼梦》并将自己摆了进去，大谈自己“订婚、结婚及早年识彦”之往事。听者拥塞。 ^[430] 于是，在西南联大的红学讲演热潮中，骤然兴起了两个不同派别和不同的阵营。大名鼎鼎的刘文典以其孤傲张狂的性格，一开始就摆出与吴宓等人“唱对台戏”的姿态，在两军对垒中欲利用“索引派”的秘传绝招后发制人。最初的一次讲演，组织者考虑到刘氏可能不是吴宓等人的对手，为避免在华山论剑中败下阵来当众出丑，专门安排在一个小教室开讲。想不到来者甚众，只好改在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方得以如愿。

刘文典在月色朦胧的广场上纵横捭阖，大显神通，直令众生听得目瞪口呆，啧啧称奇。刘氏随之声威大震，名冠一时，大有将以吴宓为首的几只西洋“海龟”斩头揭盖下锅烹煮之势。之后的日子，每逢刘文典讲演，听者云集，呈翻江倒海之态势。据亲自聆听的一位联大经济系学生马逢华回忆说，刘文典一出场就摆出非同凡响的名士派头，事先由组织者在校园里广贴海报，时间定在某日晚饭之后，地点在图书馆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大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由于经常停电之故，讲台上已燃起烛光，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烛光摇曳中，但见刘文典身着长衫飘然而来，如仙人降世般在桌后落座。这时，有一身穿长裙、容貌靓丽的女生扭动细腰，满面桃花状为其斟茶。刘文典从容端杯饮罢一盏茶水，象征性地清清嗓子，而后霍然起立，像戏台上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道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啊！”

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儿来，刘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说罢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起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扭头环视四周，慢条斯理地问道：“为何我要专写这四字，其中必有隐情奥秘所在，有奥妙啊！”见众人皆为这一噱头提起了精神，后面围得成行成片的观者跷脚仰身伸着干树枝一样细黑的脖子等着听“下回分解”。刘大师摆开架势，以“索引派”手法破译这一“寓言式”的四字密码。

按刘文典的解释，作为皇妃的贾元春还在宝黛二人情窦初开时，就不赞成二人相爱。《红楼梦》第十八回写贾元春回家省亲，看到大观园中各处山水楼台题的匾额都点头称许，唯独看到“蓼汀花溆”四字，便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贾政听罢，即刻令人改换。元春为什么要留“花溆”，而独去“蓼汀”？这是因为“花溆”的“溆”字，其形似“钗”，其音似“薛”；而“蓼汀”二字反切就是“林”字。由此可知，贵为皇妃的贾元春在省亲时，就暗示她属意的是薛宝钗而非林黛玉。——这位贵妃的一句话，宝黛二人的情爱悲剧也就算坐实了。

刘文典此说一出，众人无不称佩，皆曰这次遇到了“真宝玉”，刘教授不愧为国宝级的大师也！

与其唱对台戏的吴宓平时对刘文典的学问极其服膺，除经常混迹于学生中间听刘氏讲《庄子》，并呼曰“高见甚是”外，还经常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交对方修改、润色，每与同事交谈，对刘文典亦颇多赞誉。此次见文典以摆擂台的方式，用另类方法开讲《红楼梦》并在联大师生间引起轰动，禁不住好奇之心，也借着朦胧的夜色夹杂在学生之间前来探望，以窥对方虚实。吴在1942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 从简短的记载看，这次刘是在屋内演讲，因下雨打雷之故，刘文典的派头和所讲内容没能尽情展示，所以吴在日记中没有记述其声色情状。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吴宓前来的目的除了探个究竟，或凑个热闹，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追寻“花姑娘”方面，其他的一切也就顾不得了。在另一次日记中，吴宓明确记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见琼在众中。宓偕雪梅归途。” 这一简短的记述显然用的是春秋笔法，其暗含的故事可谓多矣。据西南联大史家、云南昆明人余斌教授考证，日记中的“琼”，即联大生物系女助教张尔琼（南按：后有一段时间在昆华中学教书），与吴宓若即若离，不愿发展恋爱关系。而“雪梅”则是贵州女诗人卢雪梅，多次婚恋失败后转向吴宓。这个晚上吴本来是偕恋爱中的卢雪梅去听刘文典讲演的，想不到吴端着饭碗里的肥肉还想着锅里的骨头，到了会场又开始搜索其他目标，并有幸发现了昨日情场追逐过的猎物张尔琼，于是又想入非非，心猿意马地来回打起转来。——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时候，被时人称为“国宝”的刘文典，即使是把天上的星星讲得掉下来，且变成一堆陨石落到吴宓的头上，恐怕吴氏也无心思去关照了。

当然，刘文典的“对台戏”也不是经常出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因为此时整个联大教授的生活已陷入极端贫困，他必须像其他教授一样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寻找额外创收的路子，以维持全家的生计。与其他教授有一个很大不同是，刘文典的鸦片瘾自离平抵达蒙自后再度发作，于痛苦难忍中，“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钱穆语）。恶习复发后，刘也就不管不顾地由着性子大吸特吸起来，遂在江湖上有了“二云居士”的雅号。所谓“二云居士”，如周作人在回忆刘叔雅一文中所言：“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

在物价飞腾，师生啼饥号寒的昆明，刘文典以一个穷教授微薄的收入，除了养家糊口，还要购买闻名于世的云南烟土与宣威火腿享用，大笔的资金如何解决？这就成为到昆明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幸的是，刘氏在天下儒林中名声响亮，当年被蒋介石所打的两个耳光，经过坊间不断加工传播渲染，又在他的赫赫声名中增加了不少含金量与筹码，仿佛介公所赐的不是两个响亮耳光，而是两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招牌上刻着“刚正不阿”“英雄豪杰”“国之瑰宝”之类从字缝里难以找到的若隐若现的模糊图影。故若谈起联大刘教授文典，昆明地界有头有脸的人物皆以知晓其人或与其人相识为荣。出于对其声名的仰慕，加之刘文典本人又善于书写表、志之类的旧体骈文，正合了一些旧官僚的心意，这才有了钱穆所言“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以酬谢的局面。钱氏所说的“皆争聘”或许有些过誉，像此类事在当时的联大校园中比较敏感，获利者不便公开宣扬，别人亦不便做深入调查研究，只凭同事间口传耳闻，有些不见得与事实相符。不过刘文典以这项手艺挣得所需的鸦片与火腿钱，当是不争且公开的事实。据吴宓日记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几杯浊酒下肚之后，就听一位曾在北大任教，后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吴博士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其间提到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曾主持云南《大理县志》的编辑事宜，得款近十万元。稍后“又传典撰、炜写缪云台母墓铭，典得三十万元，炜得十万元，未知确否”。

吴氏日记中所说的“典”，即刘文典，“炜”即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任教于云南大学的著名书法大家胡小石。缪云台乃当地著名财阀，曾做过云南省农矿厅厅长、劝业银行经理等职，时为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吴宓所记的“未知确否”，当是拿捏不准，不敢妄下论断，因为30万元酬金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许多年后，西南联大研究专家余斌教授认为：“假定确有其事，数额怕没那么大。罗常培主编《大理县志》（确有其事）得款才‘近十万元’，刘文典名气再大也不至三倍于此，工作量的大小明摆在那儿。再说胡小石的书法虽然十分了得，‘写’一下总不能和编一部县志等‘量’齐观吧。” 余氏之所以持怀疑态度，缘于双方作品的“量”不能“齐观”之故。但酬金的多少有时并不以量的多少来论，文学艺术毕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产品，注重的应是质而非量，书法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概莫能外。若以世俗的金钱价格论，与刘文典、胡小石同辈的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书画大家，所画之鹰、马，要比活蹦乱跳之鹰、马，无论是现大洋还是人民币或曰国际通用之美元，都要值钱得多。而荷兰画家凡高的一幅《向日葵》在一次拍卖会上，则拍出了相当于两亿人民币的价格。假如有一地主雇一群打工仔在田园里真的播种几十亩甚至上千亩的向日葵，不知需要流多少汗水，经历多少个日夜，收获多少火车轮船，才能卖得出凡高这一幅画的价格。由此推知，凭胡小石在书画界的名气和地位，“写”一下就等于罗常培编一部志书的稿酬，未见得就绝不可能。既然胡小石可为，而比胡氏世俗名气大得多的“国宝”级的国学大师、具有“活着的庄子”之称的刘文典，所得几十万元丰厚酬金也就成为可能。否则以吴宓之性情，不会不在日记里直接加以否认，而只做“存疑”处理。据时人回忆，抗战期间刘文典在昆明名气之大，可与“云南王”龙云相提并论。当时国民政府明令禁烟，但云南的两个人却不禁止，一是龙云，再一位就是刘文典。 如果此说属实，可见刘文典确是十分了得。

除为旧官僚写谀墓文换取酬金以应付生活所需，刘文典还以真挚的情感，为国军阵亡将士撰写了大量诗文。1941年3月，国民党陆军第五集团军第三军在山西境内与日军作战，被集结的25万日军合围于中条山。中国军队与日军战至5月10日，日军攻势凌厉，国军伤亡惨重，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收到撤退电令时，已陷入重围，只得继续与敌展开激战。延至5月11日，第三军伤亡过半，四面受敌，粮尽援绝，后路已断。在这危急关头，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成为抗日战争中牺牲于战场上的国军八位上将之一（另有两位遇敌机轰炸阵亡）。唐淮源阵亡后，1942年2月2日，国民政府发出《追赠陆军上将第三军军长唐淮源褒扬令》，他的家乡云南省江川县政府奉令于县城东门营建唐公祠，供奉唐将军牌位及肖像。除国民政府主席与龙云等党国大员赠送匾额外，江川县政府还专门邀请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为这位被誉为“名将风范”的“滇军完人”书写“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刘文典欣然应允，且表示义务撰写，以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尊崇。

“公资天地之正气，体皇灵之纯精，慕先民之高节，蹈前修之盛轨。”“非忠贞秉之自然，壮烈出乎天性，孰能临难引义以死殉国若斯者哉？！” “唐淮源将军庙碑”碑文文辞肃穆，情真意切，道出了书写者对抗日英烈的景仰缅怀之情。

1944年5月，驻印度的国军和滇西远征军经过整训后，同时向缅北和怒江以西的日军发起攻击。陆军第八军奉命从保山开赴龙陵，增援滇西远征军左翼，担负攻打松山的任务。从当年7月到10月，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该军最终克复松山，全歼日守军。消息传出，举国振奋，在昆明的刘文典面对敌人日落西山的结局，夜不能寐，遥望西天，念将士之奋勇，思国势之转机，挥毫写就了颇有高适、岑参边塞诗风格、回响着铮铮铁骨之音的《天兵西》：

雪山百尺点苍低，

七萃军声散马蹄。

海战才闻收澳北，

天兵已报过泸西。

春风绝塞吹芳草，

落日荒城照大旗。

庾信平生萧瑟甚，

穷边垂老听征鼙。

抗战胜利后，昆明圆通山建成“陆军第八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碑上刻有阵亡的3775名士兵和125名军官名录。刘文典这首饱蘸热血与泪水，激情飞扬、气壮山河的《天兵西》，一同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就是这样一位性情狷介、狂放不羁、赫赫有名的刘文典，没想到一不小心栽到了闻一多手中，且终生被困缚于西南之地未得北归，令人至堪扼腕。

◎神秘的磨黑之行

正如冯友兰为西南联大撰写的纪念碑碑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刘文典被闻一多直接或间接地一枪挑于马下，“二云居士”是“因”，世间的人际纠纷与矛盾是“果”。瓜藤纠葛，因果相应，便有了刘文典悲剧的诞生。

事情的缘起，来自刘文典的磨黑之行。

磨黑，又称磨黑井，位于昆明西南千里之遥的哀牢大山和无量大山接合部，与老挝国界毗邻，属云南普洱县治。磨黑井是滇南一带最庞大、重要的产盐区，所产井盐广销中国西南诸省与老挝、缅甸、越南等多个国家。除盐业外，磨黑也是茶叶以及鸦片等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因两座大山夹隔，这一地区无公路可通，自磨黑井运盐、茶及鸦片外出，需靠马帮跋山涉水穿行十几天，方能走出森林密布、野草丛生、蟒蛇横行的深山老林，逐渐步入文明城市。此地虽富甲一方、因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不仅国民政府的政令不能通行，即使“云南王”龙云也鞭长莫及，真正属于“天高皇帝远”的荒僻之地。

当此之时，普洱县磨黑镇有一位叫张孟希的大地主、大盐商、大土豪，此人先后担任过普洱道尹的警卫队长、团防大队长，边防营长，盐运使等职。凭借庞大的财力与黑白两道人脉关系，张孟希渐渐蚕食和控制了磨黑盐井，成为思（茅）普（洱）地区独霸一方、赫赫有名的“地头蛇”。据可考的资料显示，张孟希为人暴戾凶残，又具有咬钢嚼铁的江湖哥们义气，被派往思普一带的政府官员、驻军，以及直属国民党中央的盐场公署官员，都对其人的霸道无礼惧让三分，因而张某人越发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像自古至今一切时代黑社会老大、老二及其走卒们一样，一旦有钱有势，便野心膨胀，反意萌生，企图窃权弄柄，夺取地方或中央政权。张孟希尽管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却同样充满了野心，手下豢养着一支拥有几百条枪的私人武装队伍，在当地以“土皇帝”自居，心底里还时常兴起问鼎之念。除了心狠手辣的霸道做派，张氏又有附庸风雅、装腔作势的一套，经常以知书达理的进步士绅面目出现于衙门与各交际场所，并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小学校，请当地一些读过私塾的先生任教，以解决磨黑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只是教学质量效果不佳，无法满足学生求知的需要。为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状况，也为了在盐商灶户间提高自己的威望，为其暗藏的政治野心培养人才，在身边策士谋僚的指点下，张孟希于1941年底派手下到昆明公开招聘教师到磨黑开办中学。当一张张“招贤榜”在昆明街头贴出后，被一个叫吴子良的人偶然看到了。

吴子良又名吴显钺，乃西南联大商学系一名学生，同时也是中共联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分支部的组织委员，其相貌特点是，个矮、嘴大、眼小、身瘦，善于交际。其嘴巴功夫十分了得，号称能移动苍山，搬动洱海，不但能把地下的死人说得再生，还能让这位活过来的死人帮自己战斗。1941年春，随着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又一次掀起了反共浪潮，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央“长期埋伏，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十六字方针，把潜伏在联大内部一批暴露或即将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疏散离校，到各州县或乡镇隐蔽起来秘密活动。此次吴在联大附近看到张孟希派人张贴的招聘启事，心中大喜，此正是一个隐蔽的上佳场所，遂决定揭榜应聘，借到磨黑任教之机，开辟中共地下工作的秘密据点，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共云南地下党工委批准。出于各方面考虑，中共联大地下党组织还委派另一位联大学生、中共党员董大成与吴氏一起应聘。经过一番联系、取保（南按：保留学籍，并由联大助教冯宝麟担当保人），二人于同年10月离开联大赴哀牢大山深处的磨黑镇就职。

吴、董到达磨黑后，先办了一个初中补习班，效果良好，受到了张孟希与学生家长的信赖和尊敬。有一天，张孟希提着水烟袋在与吴子良聊天时突然问道：“蒋介石是怎么发起来的？”吴子良答：“还不是靠的黄埔军校。” 张孟希哼哼着，抽几口烟，低声道：“我们也可以办个好学校嘛！”吴子良立即意识到对方的野心，也想仿效蒋介石办学，以培养日后为他所用的基础人才。吴顺水推舟，立即说出一套办学计划，并保证可从昆明聘到一批优秀教师办好学校。此举令张孟希大喜过望，翻身从烟榻上下来，握着吴的手让其迅速筹划办学事宜，随后下令由盐商灶户们集资，于翌年底成立了磨黑中学并开始招生。据后来到磨黑中学任教的萧荻回忆：“从党的需要来考虑，只要做好对张孟希和当地士绅的统战工作，把学校办好，取信于民，不仅可以站稳脚跟，安全地隐蔽中共地下党骨干，还可以向朴实的山乡青年传播革命理想，逐步发展成为党的活动据点。经过吴子良、董大成二人一年的艰辛努力，在学生家长中树立了威信，也取得了张孟希的信赖，办学条件更加成熟。1942年底，吴子良回到昆明物色志同道合的同志去磨黑办学。由于自己是应聘而去，且正式办过‘取保’手续，无须隐讳自己是西南联大同学，张孟希本人则对西南联大迁到昆明，著名教授云集，也早有所闻。因此在吴子良返昆延聘教授的同时，便提出想礼聘一位大牌教授到磨黑小住，为他的亡母撰写墓志铭‘以光门楣’，进一步提高他在滇南的社会地位。”

为达到“站稳脚跟”的政治目的，吴子良答应张孟希尽量为其聘请一位声名显赫的教授至磨黑效力。时云南境内的官僚政客甚至普通百姓，对父母的墓志、碑刻之类身后事特别感兴趣，许多人不吝钱财请社会名流书写镌刻，并升起相互攀比之风，撰写者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名越大，越受追捧，出钱邀请者也算是瞎子跟着秃子走——借光登高了。

很显然，张孟希所渴望聘请的这位人物，必定是懂得古典文学，善于辞令并能撰写碑文墓志的教授。经过反复掂量权衡，吴认为在联大中文系几位名教授中，刘文典最为合适。从名声上论，刘有跟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光辉历史，并一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有蒋介石奉送的“国宝”之雅号和在安徽大学校长任上，被蒋扇过两个耳光后踢中蒋介石蛋蛋的“侠骨”；有“活着的庄子”与“国学大师”的头衔；又有“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的专业特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刘还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二云居士”雅号，在通货膨胀的昆明，吃饭喝水尚且不易，何况鸦片、火腿一样都不能少地整日享用，这需何等巨大的资金支持？尽管刘文典为人撰写墓志碑文得到了不少外快，但并不是每日皆有所得，也是经常饿肚子的。刘氏与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属于同乡，早些年却经常骂段是“乌龟王八蛋”，并与段氏家族势同寇仇。刘与李鸿章也是同乡，李氏的为人处世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多多，但刘文典却与李家后代非常要好。卢沟桥事变之后，与刘文典有点瓜穰子亲戚的李鸿章之孙李广平，曾在昆明省政府任秘书，有点经济实力。李与刘颇为投机，关系亲密，每次刘文典断炊，便书纸条一张，上写四个字“刷锅以等”，使人送交李，李广平得字条，便差人送一点钱为其救急。 由此可见，能挣外快但又经常“刷锅以等”的刘文典，要整日吸食鸦片、大嚼火腿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邀请刘文典赴磨黑，便成为第一选择。

张孟希听了吴的介绍，自是欢喜，谓非踢中蒋公介石蛋蛋的这位刘氏“国宝”不请，并许下诺言，假如刘“国宝”到磨黑，保证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至于鸦片火腿之类更是不在话下，大大地有，尽管享用。不但如此，待刘氏回昆时除赠送厚礼，另奉上头等“云土”50两作为酬谢，等等。

怀揣这一计划和优待条件，吴子良回到昆明，很快在联大聘请了萧荻、郑道津两位男同学和另一位女同学许冀闽等三人为磨黑中学教师（南按：三人均为中共联大地下组织领导的“群社”成员），接下来悄悄地做刘文典的说服工作。刘氏听罢对方开出的条件，经过一番考虑，表示乐意前往。据萧荻回忆说：“对于是否请刘叔雅先生同去磨黑，我们和吴子良同志等曾有过不同意见，但最后吴子良同志分析，刘叔雅先生在联大属于‘灰色教授’，在学术界则有较高名望，他到磨黑后，会整天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对我们的办学工作不会多所干预。而我们初到磨黑的主要目的是‘站稳脚跟，笼络士绅，深入工作（办好学校），培养学生’。请他同行，并不违反党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还可以为我们树立威望，取得张孟希更大的信赖。最后，我们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1943年初，刘文典与当时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打过招呼之后，挈妇将雏，随吴子良等人开始向磨黑进发。自昆明至磨黑的千里小道上，山高谷深，林密草长，野兽成群，加上沿途土匪猖獗，时有劫案发生，行旅者只能跟随配有枪支火炮的大队马帮前行。刘文典一行自不例外，张孟希专门提前派出几十人的马帮携带枪支弹药前往昆明迎接。刘氏一家三口与联大女同学许冀闽乘坐滑竿，其余几人则各有一匹马驮行李兼做乘骑。一路上又有许多小马帮“跟帮”同行，声势浩大。为防不测，行伍出身的张孟希又以自己的声势和人脉触角，事先派人在沿途山寨打过招呼，并安排了接待事宜，于较大的站口还专门派人负责设宴接风洗尘。如此走走停停，经过20多天才到达磨黑地盘。处于西南边疆的山乡僻壤，突然来了一批国立大学的学生，且还有国父孙中山的原秘书，号称“国宝”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同来，自然是空前的盛事，整个磨黑为之轰动，不等人群到达，有好事的当地官僚百姓纷纷跑出村寨迎候，欲一睹这位“天外来客”的神采。为显摆自己作为地头蛇的势力与威风，也为了给刘文典这位“国宝”脸上增彩，张孟希亲率当地士绅骑马坐轿出磨黑十里迎接，而不甘落后的学生们则组织起来，早早跑到三十里外的孔雀屏等候迎接他们的老师和“国宝”了。

一行人到达磨黑，欢迎场面盛况空前，当地人算是实实在在地开了一次眼界。几天后，磨黑中学举行开学典礼。整个仪式由校长吴子良主持，刘文典与出任学校董事长的张孟希分别上台讲话。张在讲话中对几位新来的青年教师大加称赞，对刘文典更是奉若神明，口口声声呼曰教授、大师、“国宝”。最后，张向全体学生和入会家长宣布他的校规，谓：“学生入学后，一切都交给老师负责，家长不得过问。学生学习不好，可以留级，犯了错误，老师有权处罚，可以责打，关禁闭，但不得开除。实在有不可教诲者，交给他，枪毙。” 这番“高论”，让新来的几位联大学生与刘文典都惊诧不已。张氏此举，显然有故意在几位新来者面前显摆自己作为“土皇帝”威风的一面，也是后来枪杀在磨黑任教的联大学生的一个隐语。

开学典礼就这样在彩旗招展，表面升平祥和，实际暗伏杀机的形式下结束。作为校长的吴子良顾不得许多，率领教师风风火火地办起学来。未久，吴子良见有机可乘，便开始为自己的目标打算，即在学生中选拔一批人参加秘密读书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书刊，使磨黑渐渐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在思普地区活动的中心据点，并为后来一系列血与火的惨烈斗争打下了基础。“土皇帝”张孟希一看几位秀才所办学校真的是有板有眼，蒸蒸日上，大为高兴。尤其想到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发迹与磨黑中学的前景，野心狂涨，豪气倍增，当即命人把自家大门口张贴的“仁义处世，不忧不惑不惧；兴邦为本，立德立言立功”的对联扯下，重新书写一副曰：“驾欧美之上，为天民，胸怀宇宙；在思普之间，做地主，藐视京都。” 其张狂虚妄之态真正是跃然纸上了。

至于“国宝”刘文典在磨黑的生活情形，据萧荻说：“他虽然住在磨黑中学，但对我们办学的工作并不干预，平时也很少出门，多半在自己宿舍内吞云吐雾，在烟榻上和张孟希及当地士绅谈古论今。这些场合，多数由吴子良校友抽空作陪。每周他也抽点时间，找我们几个老师和当地有文墨的士绅讲《庄子》、《昭明文选》和温、李诗，偶尔也给学生作个报告，但初中学生听不大懂，所以并不经常。”又说：“刘叔雅先生对我们这些联大学生不远千里到磨黑办学的目的，当然并非全无所知。但他并未作过什么干扰，有时也还在一些士绅中间对我们作些褒词。说他给我们做了‘挡风墙’，除了他的到来给我们壮了‘声威’之外，又给张孟希的母亲撰写了墓志铭，也使张孟希分外感到荣耀，有利于我们对他进行统战工作。”

有文章认为刘文典的磨黑之行，对当地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吴子良等人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是被联大的几个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与左派分子给“涮”了一把，是被精心策划的阴谋装入套里弄到磨黑去的，自己成了被别人利用的“挡风墙”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实在是天底下第一号冤大头。但从事件的亲历者萧荻回忆与当时的具体情形看，作为在青年时期即追随孙中山兴风作浪，大闹革命，高喊“满贼该亡，孙文当立”的刘文典，对吴子良等辈来磨黑的政治目的不但是“并非全无所知”，应是心知肚明，否则将不再是刘文典，而是李文典或黄文典，甚或是名声显赫一时的“土包子”大地主刘文彩了。只是此时55岁的刘文典已非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也不是执掌安徽大学与蒋介石有一拼的“圣斗士”了，生活的磨难与岁月的淘洗，已使他血气消退，渐趋颓废。正如鲁迅1932年所说：自《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此时的刘文典当属于“退隐”一类，尽管他凭着早年的革命经历与经验，洞若观火，觉察到吴子良等人的政治目的，但作为“二云居士”的他，在这千里之外的山野僻壤，也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在烟榻上腾云驾雾，偶尔到当地士绅家中讲讲古书，享受暂时的神仙之乐，难以顾及其他的芸芸众生是要拉杆子造反闹革命，还是进行反革命打砸抢烧活动了。

◎闻一多对刘文典一剑封喉

刘文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磨黑之行，在西南联大校园引起了波澜。当时清华聘任委员会已召开会议，议决续聘刘为联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但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对刘氏的磨黑之行大为不满，认为此人的所作所为有失一位学者的操守，不足以为人师表，不但不寄发聘书，并以手中掌控的权力将刘氏解聘，欲革出清华。众教员闻讯，觉得事关重大，尽管刘文典磨黑之行，无视顶头上司、清华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的存在，居然不打招呼，独自出走，属于典型的“犯上”，但并没有“作乱”，因而罪不当革职并被扫地出门。众人纷纷为刘氏讲情，企图挽救“国宝”于危难。据同为中文系教授的王力在《我所知道闻一多先生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滇南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被革职的消息传到磨黑，刘氏在震惊之余惶恐不安，顾不得吞云吐雾，缥缈于蓬莱仙境驾鹤逍遥了，匆忙于7月25日写长信向梅贻琦申辩，试图挽回颓局。信函如下：

月涵先生校长道鉴：

敬启者，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六七年来亦可谓备尝艰苦矣！自前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褚墨之所能详。两兄既先后病殁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近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适滇南盐商有慕典文名者，愿以巨资请典为撰先人墓志；又因普洱区素号瘴乡，无人肯往任事，请典躬往考察，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者，绝非水土空气中有何毒质，不过疟蚊为祟，现代医学尽可预防。“瘴气”之名倘能打破，则专门学者敢来，地方富源可以开发矣！典平日持论，亦谓唐宋文人对瘴气夸张过甚。（王阳明大贤，其《瘗旅文》一篇，对欧阳修文瘴气形容太过）实开发西南之大阻力，深愿辞而辟之。故亦遂允其请。初拟在暑假中南游，继因雨季道途难行，加之深山中伏莽甚多，必结伴请兵护送，故遂以四月一日首途。动身之先，适在宋将军席上遇校长与蒋梦麟先生、罗莘田先生，当即面请赐假，承嘱以功课上事与罗先生商量，并承借薪一月治装。典以诸事既禀命而行，绝不虞有他故。到磨黑后，尚在预备《玄奘法师传》，妄想回校开班，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意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不料五月遽受停薪之处分，以后得昆明友朋信，知校中对典竟有更进一步之事。典初尚不信，因自问并无大过，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耳。不意近得某君来“半官式”信，云学校已解聘；又云，纵有聘书，亦必须退还；又云昆明物价涨十数倍（真有此事耶，米果实贵至万元耶），切不可再回学校，长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其他离奇之语，令人百思不解。典此行纵罪在不可赦，学校尽可正式解聘，既发聘书，何以又讽令退还。典常有信致校中同人，均言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之言。良以财力稍舒，可以专心全力教课也（此意似尚未向罗先生提及也）……典现正整理著作，预备在桂林付印，每日忙极（此间诸盐商筹款巨万，为典刊印著作，拙作前蒙校中特许列为清华大学整理国学丛书，不知现尚可用此名称否，乞并示知）。今得此书，特抽暇写此信，托莘田先生转呈。先生有何训示亦可告之莘田先生也。雨季一过，典即返昆明，良晤匪遥，不复多赘。总之典个人去留绝对不成问题，然典之心迹不可不自剖白，再者得地质系助教马君杏垣函，知地质系诸先生有意来此研究，此间地主托典致意，愿以全力相助，道中警卫，沿途各处食宿，到普洱后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

道安不一

弟刘文典再拜七月二十五日

两天后的7月27日，刘文典再写信给罗常培，与致梅函一并发出，文曰：

莘田学长左右：

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

道安不一

弟　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七日

刘文典在致梅贻琦信中所说的“某君”即闻一多。此时闻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强硬口气，对这位老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已看不出有半点情意存在。而刘氏的申述信一并寄给罗常培转交梅贻琦，显然刘想让罗在梅跟前替其说情，拉兄弟一把。当时联大虽属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建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也就是说，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所谓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是也。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虽比闻一多高一个级别，但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蹲在炕上指挥锅台下的灶吏聘请刘文典为上宾。如此一来，罗若想拉刘一把，所做的只能是再把信转给梅贻琦，而后趁机为其进言，开脱过失，借梅的力量扭转乾坤。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又如何说辞不得而知，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为不妙。梅贻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态度，于9月10日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地对刘文典道：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命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素以“爱才如命”见闻于全校上下的梅贻琦，如无特殊困难和考虑，是决不肯轻易从自己手里放走像刘文典这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的。梅所说的“事非得已”，除了刘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严重地违反了清华和联大的规章制度，加之闻一多坚持的态度，梅贻琦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452]

另有人谓，当时刘文典还有一个可能翻盘的机会，这就是请自己尊敬且关系密切的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梅闻二人施加影响与居中调和。遗憾的是，冯此时正在美国讲学未在联大，终致刘文典回天乏术，徒叹奈何。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在后来谈到刘文典被解聘一事时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正是乘这样一个空当发难的。” 据鲲西所了解的内情，闻刘二人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鲲西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多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也是男子汉尤其是诗人型的热血男人所为，即毛泽东所谓“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鲁迅所坚持的“一个都不宽恕”是也。冯友兰在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时，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难有“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之慨叹。当然，如此感慨者并非仅冯氏一人，西南联大组建时，中文系主任由清华教授朱自清担任。1939年底，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辞职，中文系主任改由北大的罗常培继任。1943年12月22日，朱在给老友俞平伯的信中，曾这样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此只教书不管行政。然尔来风气，不在位即同下僚，时有忧谗畏讥之感，幸弟尚能看开。在此大时代中，更不应论此等小事，只埋首研读尽其在我而已。” 教授之间确也不能免俗，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尤甚，处于激烈竞争的学界，相互攻讦排挤亦不是什么新鲜之事。

当刘文典被闻一多强行解聘，欲逐出清华之际，与其友善的外文系教授吴宓挺身而出，为其大鸣不平，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四处奔走呼号，同时致函陈寅恪，请其设法予以挽救。当时陈氏逃出香港尚在桂林，正准备转赴成都燕大任教。得到吴宓的求救信后，权衡再三，感到大局已不可挽回，乃快函云大校长熊庆来，力荐刘文典转云大任教，以挽狂澜于既倒。

在磨黑的刘文典经此事变，心灵备受打击，当然不愿按闻一多说的“长为磨黑盐井人”，而是迅速抽身携家眷离开磨黑中学赶回昆明。 ^[457] 当他在昆明郊外那几间租住的土屋寒舍刚一落脚，顾不得鞍马劳顿，立即来到司家营闻一多的住处找闻氏理论。此时闻一多正在家中吃饭，刘一步闯进来，暴跳如雷，对闻大加斥责。闻一多见状，自以为真理在握，不甘屈居下风，于是起身在饭桌旁与其吵闹起来。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眼看将要挥动老拳，或动板凳腿，来个我以我血溅饭桌。多亏朱自清恰巧因事到场，乃奋力劝解，才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恶战。

后来刘文典是否找过梅贻琦当面申述，外界知之寥寥，但他在闻一多的强势阻挠挤压下，最终还是未能跨进清华的大门，被迫转于云南大学任教。自此，一代国学大师的星光渐次暗淡。闻、刘之纠葛以及刘文典的不幸际遇，或许可视为冯友兰在纪念碑碑文中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之下的一个阴影吧。

[406] 其为一典故，来源如下：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属最有学术威望和受学生欢迎的名教授之一，时有学生主办的刊物每年出一期《向导》之类的专号，以向入学新生介绍校中情形，包括介绍各系的教授，等等。专号执笔人大都是高年级学生。由于刘氏性格耿率，形象生动，主张民主，学生们有时不免同他开点善意的玩笑。据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查寻，在1935年的一期《向导》中，有一篇诙谐、生动、有趣的文字，对刘文典做了如下描述：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是为我们刘叔雅先生而设的。幼时读《新青年》，看见刘先生清新美丽的文笔，缜密新颖的思想，辄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才气纵横的“摩登”少年。后来又从书铺里看到刘先生的大作《淮南鸿烈集解》，读一读卷首古气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书中考据精严的释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因为有这一种观念在脑子里，所以考入清华那年，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但当第一次看见刘先生时，这种矛盾无稽幻想，一下子就逃走得一往无踪了。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哪！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且说刘先生外观虽不怎么动人，然而学问的广博精深，性情的热烈诚挚，却是小子到如今仍觉得“十二万分”（刘先生常用语）地佩服的……刘先生是国内有名的训诂学家，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当他教我们《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字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像这种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的力量，岂是时下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可与同日而语的？

（“清华校友通讯丛书”《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三辑，黄延复摘编）

[411] 1922年5月，前清逊帝溥仪曾召见胡适。胡氏在不久所作的《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记载了这次被召见的经过，其中有“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进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之语。

1929年10月，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云云。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各报转载了消息。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刊发了鲁迅（署名佩韦）的《知难行难》一文。鲁迅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430] 《吴宓日记》，第八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吴宓一生追逐的女人多多，年龄相貌也各有不同，但毛彦文却是吴宓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他牵肠挂肚的女人，直到死，吴宓还在念念不忘这位令他魂牵梦绕的风流浪漫的女性。只是毛彦文不顾吴宓一片相思之情，竟出乎吴氏本人和世人意料地投到了当时已垂垂老矣的熊希龄（熊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怀抱。1935年2月9日，38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在南京举行了场面盛大的婚礼。关于熊希龄情场战胜吴宓的传奇过程如下：

1916年秋，在杭州女师毕业的毛彦文考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学习英语。此为一教会学堂，毛彦文的才学深得同学朱曦的钦佩。朱曦乃前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字秉三）夫人朱其慧的内侄女，自小在熊家长大。有一天，熊夫人到女校探望朱曦，偶尔查看成绩，发现毛彦文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遂相约见面交谈。朱对毛的相貌和学识深有好感，便再三嘱咐朱曦要和毛彦文这样的同学交朋友并向其学习。毛见堂堂的熊夫人平易近人，一派大家闺秀风范，亦产生敬爱之情，自此与熊府有了交往。1920年，毛彦文自湖郡女校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外语科，两年后转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适与熊希龄的女儿熊芷同学。未久，二人成为密友，毛彦文与熊家的接触也更加频繁起来。1931年8月，自美国留学归来，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毛彦文在同学熊芷的陪同下，到北平参观了熊希龄于1918年创办的规模宏大的香山慈幼院。立志献身教育事业的毛彦文，对慈幼院的教育模式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老猫知道肉香”的熊氏，也对风韵飘逸的毛彦文产生了“老猫吃小鱼”的大胆构想。

1934年，已丧偶鳏居的熊希龄在经历了一阵激烈的心理斗争之后，在内侄女朱曦的精心安排下正式向毛彦文求婚。此时经历了两次婚姻打击并与吴宓纠缠不清的毛彦文，已感身心俱疲，很想找个爱情港湾停歇逗留。经过朱曦等人和一群帮闲者架弄与撮合，毛禁不住十面埋伏，八面夹击的人情世故，终于答应了熊的求婚。于是，38岁的毛彦文于1935年2月9日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在一片大呼小叫与媒体的冷嘲热讽中，熊老汉与毛小姐在南京举行了一场豪华的婚礼。此后，毛彦文来到北平，出任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之职。

当熊希龄追求毛彦文时，毛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二人结婚后熊要剃掉胡须，对方不但愉快地答应，并立即找来剃头匠，把留了二十多年的长须剃去。此时有位老友前来拜访，不明就里，以为是熊氏欲赶时髦，不禁摇头说：“秉三哪，你已是66岁的人，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熊听罢，深情地望了一眼身边的毛彦文，笑着对老友道：“人家就是要求有此一举，否则不干啊！”遗憾的是，熊希龄刚“举”起来，没干多长时间，就砰然倒地，一命呜呼了。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毛彦文随熊希龄赴香港，拟转道去长沙办理香山慈幼院分院事。不料熊氏突患中风，于同年12月25日病逝客寓。

当熊希龄撒手归天的时候，日夜思念毛彦文的吴宓正在长沙南岳衡山临时大学文学院任教。据吴宓日记载：12月31日晚，在图书馆开分校师生新年同乐会。散会后，上楼。“贺麟招宓至阅报室中，指示宓看日前二十六日。汉口《大公报》电讯，载称熊希龄君，于二十五日在香港病逝云云。宓震惊，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一首，‘忏情已醒浮生梦’云云。另录。于是起，燃灯小煤油灯，旋改用菜油。写之。再寝。思感缠绵，而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第一年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

经过一夜的精神煎熬，第二日，也就是1938年元旦，吴宓又记：与同事贺麟联名电唁彦，文曰：“香港电局探交熊希龄夫人礼鉴。惊悉秉老仙逝，无任悲悼。至祈节哀顺变，谨此唁慰。贺麟、吴宓。”因元旦电报局放假之故，唁电未能发出。“宓昨夜就寝之前，燃灯作长函致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君，述爱彦之深情，及今兹悲悼之意。请其以彦现在情形及住址相告。此函竟未得复。今日又函毛子水君。长沙。旬日后得复，谓仅知香港熊寓为‘跑马地，凤辉台，十六号’云云。宓按　凤去台空，此地名亦不祥之征。此后两月中，宓几于无日无夕不思及彦。自觉我一生惟爱彦最为深至久长，熊公既殁，宓或可有机缘与彦重复旧好，终成眷属乎。”（《吴宓日记》，第六册）

因心中复燃的欲望加希望之火，吴宓开始给毛彦文写信，以倾诉离别之苦，相思之情。同时向周围的人诉说缘由，并寻求理解与同情。除同事贺麟等人外，吴还向因抗战而迁往南岳衡山的一位在军事委员会秘书厅当秘书，称为凫公的人诉苦。据吴宓1938年1月5日日记载：“除夕悲彦诗，宓曾以写示凫公。今日，凫公偕其同僚来，未及叙谈，乃约往访。”1月7日，吴宓往访凫公，“凫公赠宓诗二首，另录宓《诗稿》中。最能道出宓对彦之情事。宓甚爱之，尤喜其‘可堪生死摇魂梦，死指熊公之殁。只与悲歌历夏秋。言宓之壮年、中年时期，如此过了，为伊葬送。’此二句至深刻也。凫公在邻近之村店中，款宓以酒饭。又久谈。凫公以为宓可存爱彦之心，但不必再去接近，与贺麟所见同”。从记述的口气看，吴宓认为对方之言合理，自己也有下决心从此与毛一刀两断的意思。想不到事隔六天之后，吴就拿捏不住，开始连续往香港发信，向毛彦文发起狂攻。据吴宓日记载：“十三日，致彦一函，慰藉，并述宓三年来生活实况。十九日，又致彦一函，均寄港，约到港访晤。盖处今乱世，会晤极难。而宓今决由港、越航海入滇，乃为过港晤彦故耳。”（《吴宓日记》，第六册）

面对吴宓的旧情复发与雪片状的信函，毛彦文均未理睬。待为熊老头子办完丧事，便回到国内工作。大部分精力投入慈善教育事业，并设红十字总会于重庆，收容战区流浪儿童及学生，在四川筹设了万县慈幼院，先后收容了大约5000名儿童及学生等，其间一度出任浙江省参议员。

面对毛彦文紧捂不露的冷屁股，千古多情的吴宓却要一根筋走到底，仍是情书不断。在爱之愈切，愈求之不得的痛苦焦虑中，便有了吴宓的嘴巴在公共场合经常失控，在课堂上不自觉地扯到与毛彦文的陈年旧事上来，由此成为联大师生饭后谈资甚或取笑的故事。当然，除了课堂上，吴宓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几乎到了逢人便说毛彦文的病态境地。在南岳、长沙、蒙自时代，一长串的人物听取了他的“汇报”，到了昆明，更是日胜一日，且“汇报”的圈子已由文教界扩大到军政界，与关麟征的交谈就是一个显例。

1940年，关麟征出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由湖北转入云南，驻守滇边，司令部设在文山，在昆明有一个办事处。关是陕西户县人，吴宓乃陕西泾阳人，两县相隔不远，关吴二人算是陕西小同乡。关经常在昆明办事处所在地——崇仁街瘐园小住，闲来无事便在友人的介绍下，与当时住在昆明玉龙堆联大宿舍的同乡吴宓相识，随后几年间二人关系融洽，互有往还。此时吴宓仍紧追毛彦文不放，毛仍置之不理，每次寄去情书，均被原封不动退回，吴对此“百感交集，不胜悔痛”。正在这时，偏巧遇着一位谈得来的关将军，自然地要向这位同乡一诉衷肠。据吴宓1941年1月22日的日记载：吴去瘐园回访关麟征，其间“谈甚欢，留晚饭。关君甚关心宓爱彦事，欲出力助成，俾宓与彦结合”。吴宓一听这位总司令要亲自出马助自己好梦成真，大为感动，尽情畅述“对彦之往事”。这位关司令听毕，以黄埔军校出身的战略家眼光“评判曰，统论全局，宓秉真情，彦用手段，宓之行动错误，彦之心术不端。宓是过，而彦是恶。彦只欲指挥操纵宓，以表示其权力。宓倘1930年赴美，甚至1935年1月赴沪，均可婚彦。但婚后结果恐不佳，终致决裂”。最后，关麟征总结三年来毛彦文对吴宓的做法和态度，认为“其三年来对宓之行事一贯，始终只是极自私而冷淡地将宓推开，只恐沾染受损，绝无丝毫为宓设想之意。故宓如再对彦进行，必无结果，故宜毅然将彦事宣告终结，另寻佳偶”（《吴宓日记》，第八册），以为上策。

就在对毛彦文穷追不舍的空隙，吴宓又在昆明追求女诗人卢雪梅与联大助教张尔琼，同时还与昆明某外资公司一位叫“琰”的女职员打得火热，且在卢、张、琰三者之间摇摆不定，悬空不决，无法拧紧套牢。面对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的现实，关麟征在按军事家排兵布阵的战略战术运筹帷幄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与雪梅结婚不宜，即琰亦恐难成。皆当放弃。彼多才而个性强之女子，实乏情感，尚力用术，只欲操纵爱人丈夫，使之听命。不可为室家。娶妻以河北女子为最好（关公前年所择娶之夫人，即是），盖北方女子柔而多情。”最后“盼宓速就此途自为计也”。（《吴宓日记》，第八册）

论证了大半天，关将军算是乱拳打了一圈，吴宓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日夜思念的梦中情人毛彦文求之不得，就连近在眼前的三个女子也成了“镜里拈花，水中捉月”的泡影。关氏所言，让吴宓在大为感动之后又大为扫兴。此后围绕毛彦文究竟是否可以拿下，用什么战略战术可以一举拿下的问题，关吴二人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吴的情绪也一直随着关麟征的纵横捭阖，在希望与失望之间起伏波动，动荡不息，直到关麟征晋升为云南警备总司令，又为“一二·一”惨案被迫去职，吴宓依然是孤身一人，两手空空，只在梦中才得以与心爱的女人牵手拥抱，尽情享受扑腾狂欢的美妙。

纵观吴宓“传道授业解惑”之生涯，给人留下了一个坦诚、率真、严谨、老实的学者印象，具有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德，但也兼有书生和诗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钻牛角尖、琐碎的弱点，而此点在爱情上的一系列表现更趋明显。吴氏一生比较喜欢女人，更喜欢与故旧友朋谈论女人，而最喜欢谈的就是和毛彦文的情事，这在已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已记得分明。在吴宓大半生岁月中，他成了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的角色，除了毛彦文，他所爱的女人名单还有一长串，其中有结过婚的，有离了婚的，有处女，有寡妇，有美国人，有法国人，有白人，有黑人，差不多是见一个爱一个，年龄差距也越拉越大，从几岁到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甚至几十岁，各个框架中皆不可缺。像顾毓琇说他是“千古多情吴雨僧”还算客气，称之谓“好色之徒”者亦大有人在。钱锺书年少轻狂，为毛彦文的事一不小心踩到了吴氏的尾巴，使其伤心悲痛亦在此列（具体情形后述）。尤使吴宓大感羞辱，不胜悲愤者，乃吴氏在联大拼命追逐的女人张尔琼小姐，此小姐借《红楼梦》之意境，“再三以宓比拟贾赦，宓颇不怿”。（《吴宓日记》，第八册）张尔琼出手之狠之辣，致吴的悲愤羞愧之内伤，想来不会比钱锺书给予的一掌为轻吧。对于吴宓在女人方面的左右摇摆与不安分，陈寅恪看得最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而已，真正的原因是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雨僧日记》，1930年4月20日）

后世不少史家认为，以吴宓的才情与学识，本可以在创作和学术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正是由于他在文化上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过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根本不可能到达的婚恋境界的追求上，致使其事业上的不少设想未能实现。如一部酝酿了20多年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曾数度表示决心，做出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写出。他视作一生两大著作之一的《文学与人生》（另一部即为《新旧因缘》），也迟迟没有动笔，及至晚年完稿，稿子又被他人藏而不还，于是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普通人难以读懂的天书似的讲授提纲（收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一书中），着实令人扼腕。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吴氏的为人处世与治学情形，其在联大的同事钱穆却有不同的看法。钱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这部回忆录中，对吴宓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回忆与吴宓同在南岳衡山与蒙自文学院同居一室的那一段时光时，钱说：“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穆完成这本回忆录的具体时间是1982年双十节，时年88岁，也是由香港转赴台北定居的第16个年头。《吴宓日记》在大陆首次出版则为1998年，此时距钱穆去世已逾8年。可以设想，吴宓日记中的内容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男女情场之间的记载，钱氏是无缘相见的。但吴宓当年的情场逐波，特别是与毛彦文的风流韵事，要说“三洲人士共惊闻”显然有些自吹自擂，而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人士大多数知晓应是事实。如此无节制地显摆，势必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感。金岳霖奉好友之命“前去劝劝”并以上厕所比喻私事不能亮于光天化日之下云云，毕竟属于善意的举动，而胡适派对此就没有这般客气了。1933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所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最后一句，自是与吴宓在报上大肆炫耀“吴宓苦爱毛彦文”等自恋诗有关，引起了胡适等派系的愤慨与非议。

对于类似的种种恶语、讥讽与非议，钱穆自然有所耳闻。正是“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出于对老友的怀念与呵护，进入迟暮之年的钱氏在“回首前尘岂胜怅惘”（钱穆语）的同时，特记如此一段往事，以令后人对吴宓其人其文有个公道的评价——“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台湾出版时，与吴宓一生的风流韵事紧紧捆在一起的毛彦文还活在世上，且就居住在台北，与钱氏居所——著名的“素书楼”相隔不远。钱氏所写的这段话是否考虑到毛彦文的因素不得而知，但确是把另一个在学术上勤劳刻苦严谨的吴宓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是耶，非耶，如何评判就看世道人心了。

最后需要做一点补充的是，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权于大陆全面崩溃之时，毛彦文突患肩胛瘤，医生嘱咐必须立即赴美国治疗，毛遵嘱瞬即赴美。病愈后，曾到美国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学府谋职。1962年回台湾定居，并执教于“私立实践家政专科学校”，1976年退休。曾著有《往事》回忆录一部，在其中《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一文中，只大概交代了二人相识的过程，至于吴如何与自己“苦爱”，欧亚美三洲人士如何“惊闻”等逸闻秘事则没有言及。但在论及吴宓婚姻之不幸根源时，却毫不含糊地说道：“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南按：陈心一）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负全责，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一手造成的。”毛彦文在文中的最后一段话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十余年前海伦（南按：毛彦文）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事中国大陆问题研究时，曾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翻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忘其名），登载许多大陆学者的坦白书。内有吴的一篇，大意说：他教莎士比亚戏剧，一向用纯文学的观点教，现在知道是错了，应该用马克思观点教才正确。当时海伦气得为之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以至如此！吴君的痛苦，可想而知。传闻吴君已于数年前逝世，一代学者，默默以没，悲夫！”（《往事》，毛彦文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

前些年，中国大陆有毛彦文已于1998年去世的传闻，但据《吴宓传》的作者、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说，他于1999年6月访台时，毛彦文尚健在，沈还亲自前往毛寓做了访谈。毛彦文自熊氏故去后，终身未嫁，亦未有子女。据说毛的晚年生活大多靠熊的子女或其子女的下一辈人照顾。当沈卫威提到吴宓并想从中打捞点历史遗迹时，毛故做对此人不熟悉状，只是哼哼哈哈地一带而过，闭口不谈与吴的旧情逸事，看来她是从内心里不愿再提及那段颇具风韵的历史了。此时，毛氏即将跨越三个世纪，可谓罕见之高寿矣。

据最新从台北传来的可靠消息，毛彦文于1999年10月2日在台北仙逝，时年102岁。

——愿青山常绿，大地有情，一代美人安然长眠。

[452] 西南联大时代，清华《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14条规定：“本大学教师在聘约期内，若遇下列事故之一者，本大学得解除其聘约……（丙）旷职或不称职者；（丁）不遵守校章者。”第31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本校任课之钟点不超过最低限度者，不得在外兼事。”第32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外兼课或兼事，须先得本校许可，其所兼课或兼事机关，应先函商本校。”第34条规定：“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外兼课或兼事，其所兼之事，必须与所授之课性质相同。”另外，《规程》对教师在外兼课兼事所得报酬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黄延复《刘文典逸事》）

刘文典的磨黑之行所得报酬，显然大大超过了规定——尽管校方无法证实所得多寡，但按一般逻辑，传言总是要大于事实本身的。刘氏之行为与所贿数字，在联大校园之传播，其势之喧腾，当较事实本身尤甚。此声势自为梅贻琦所知所虑，加之刘氏当年走时只与北大出身的蒋罗二人打过招呼，并未向清华的闻一多请假，当然事后也没有信函往重庆，主动向正在那里公干的一校之长梅贻琦禀报，此举自然令梅感到不舒服或有些恼怒，倘不杀一儆百，若教授们都仿效刘文典之法，瞒着系主任与校长搞一个世界大串联，五洲四海地胡跑乱窜，清华势必陷入混乱与无序状态，将如何收拾？鉴于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与考虑，梅氏方狠下心来给刘文典致命一击。

[457] 关于刘文典到磨黑事为1943年。但闻一多之孙闻黎明与侯菊坤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却误为1942年春夏。因此事一误，后面相关的一系列事件自然大误，世之观该谱者当特别注意。

又，刘文典回昆时，当年同去的联大女学生许冀闽因水土不服而多病，加之一个单身女教师留在磨黑极不方便，亦不安全，乃与刘氏一家共同返昆。1944年初，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的指示，吴子良与另外三位联大学生分批离开磨黑中学，由另一批联大学生陈盛年、黄知廉（黄平）、钱念屺（钱宏）、刘希光（刘波）、秦光荣（秦泥）、于立生（于产）等分批前往接办。同年7月，联大学生曾庆铨与云大学生蒋仲明等又来到磨黑中学任教，利用课堂和各种场合，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磨黑中学和思普地区发展了党员和“民青”成员80余人，使思普地区成为中共在滇南的重要基地之一。内战爆发后，中共力量在这一地区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当时磨黑“土皇帝”张孟希是中共统战的重点对象，有一个时期也曾出人、出枪参加过中共组织的武装，与国民党地方军队作战。到了1948年9月，张孟希出于各种政治利益考虑，又率领地主武装倒向国民党。此时已成为思普地区中共特支委员的磨黑中学教师曾庆铨、蒋仲明，正组织率领当地民兵准备伏击夺取国民党军队的一批军火，不慎消息走漏，被地方武装头子张孟希诱捕。曾蒋二人拒绝了中共特支准备劫狱营救的计划，表示宁愿牺牲自己，以保存有生力量。10月12日，曾蒋二人被张孟希秘密杀害于磨黑镇班底河边。曾庆铨24岁，蒋仲明23岁。

1950年普洱解放后，张孟希被新中国地方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枪决。 QRPdIb9TAND49R35HShmr+ZQGJZBevGD2IhTtUSpiAdqCNtofrPJp/71Ab705l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