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大幕在黄昏中落下

◎梅贻琦夹缝中突围

就在傅斯年电报发出的当晚，梅贻琦抵达昆明，这让在夹缝中挣扎突围的傅氏大为惊喜，由此长吁了一口气。

12月2日，正在北平办理清华复员事务的梅贻琦接到了促返的电报，因事务缠身，迟至11日才得以飞返重庆，住进上清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时李济、梁思成、林徽因等几人皆由四川李庄来到重庆。李济是办理公务，梁陪林于重庆中央医院治病，在这多事之秋，几位师友相见自是一番感慨。梅发现“徽因甚瘦弱，但精神犹甚足” 。（南按：此时亦有人传说林因肺病不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里死去，作家李健吾还专门写了悼文。）安顿之后，梅贻琦赶到教育部向朱家骅汇报北平事宜并听命，朱对此讲述了昆明方面的情况，要其尽快赴昆处理。晚上，朱家骅设便宴为梅贻琦接风洗尘，陪坐的有中央研究院同人萨本栋、李济与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等，席间再次谈及昆明学潮，朱得知蒋介石当天下午又萌发了解散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各校的念头，因而“似甚紧张” 。见此情形，梅贻琦借着酒劲当面向朱保证，明日即赴昆明，到周末一定争取复课，倘“本周末不能安定复课，则与其经政府解散，毋宁自请停办耳” 。联大本来就准备解散复员，只是按原定计划要在明年春夏之间，现在既然政府为平息学潮强行解散，那就干脆由校方提出，这是梅贻琦为顾全上下左右各方的面子而出的下策。

12日上午，梅再度与朱家骅晤谈后告别，由于当日没有去昆明的客机，只好搭乘一架货机于当天晚上8点抵达昆明。梅下机顾不得回家，匆忙“搭公司车至才盛巷，晤孟真、今甫、枚荪、廉澄，以汤面一碗作晚餐，且食且谈，乃详知半月以来之经过。十二点后始返寓，家人惊起开门，略话北平情形，一点半睡” 。梅在日记中的寥寥几语，形象生动地勾勒出当天紧张忙碌情形。

12月13日，卢汉在不知梅贻琦已到校的情况下，致函傅斯年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措辞强硬地指出：“务请约束贵校学生，自明日起，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否则此一责任应由校方负之。”

同日上午，梅贻琦先后约见叶企孙、钱端升、冯友兰、傅斯年、朱经农等人会谈，朱进门后说自己刚从卢汉处归来，重庆密电告卢，有“十五日以后如不复课（蒋）即准备举动” 之语。梅听后未做表示。谈话会结束后，至云大医院慰问受伤未愈的学生，随后又拜访了卢汉与新上任的昆明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等军政大员，对各种情形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与梅贻琦的冷静沉着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在接到卢汉措辞强硬的函件与朱经农的报告后，心情又见焦虑，脾气显得异常暴躁。由对学生的哀其不幸，演化成了怒其不争，并怀着对“罢联”的愤怒与怨恨在致朱家骅电文中称：“彼等只是以四个棺材拖延日期，似有所待。两大学当局已明白表示，十七日非一律上课不可，月涵到与谈，认为以后我辈当积极行使职权。如近日（仍做）不到，（即）自请解散。”

主意打定，傅与梅联合起来开始对主张继续罢课的师生进行夹击行动。因得到重庆密电，15日是最后期限，故二人在14日紧急召集联大常委会，确定把复课期限拖到17日。选定这一日期，是因为15日恰逢周末，只有周一的17日才能看出是否复课。此举既与蒋介石要求不相冲突，又为校方从中周旋延长了时间，同时这个时间正好也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中国的日子。倘学潮即此结束，不啻对马特使献上了一个不是礼物的礼物，对国民政府的形象亦分外增添光彩。

有了这一计划，傅斯年又鼓起信心，经过反复思考琢磨，与梅进行沙盘推演，共同制订了一套攻防战术。第一步，先由联大、云大两校当局出面发布必须复课之最后期限；第二步，如学生违命不遵，则傅与梅宣布辞职，逼教授会走上前台；第三步，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全体辞职，以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来个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干脆又利索地彻底解决问题。

就在傅、梅等人急如星火召开常委会之时，卢汉、霍揆彰联名于14日上午向蒋介石拍发密电，谓：“处理昆明学潮，职等与朱次长、傅校长等已尽最大努力，期早平息，照常上课，经过情形，曾由职汉以亥元（十二月十三日）密报电详呈。昨又由汉函云大、联大两校负责，使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并限校长于十七日复课，如果无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

14日下午5点，梅贻琦特约闻一多谈话，想从侧面摸清“罢联”与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的反应。二人交谈后，梅对闻的言行颇为失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5日晨，蒋介石侍从室幕僚唐纵奉命电话昆明梅贻琦问学潮情形，“如果不能如期复课，其不上课之学生一律开除，政府无解散学校之名，而贯彻处理学潮之决心” 。梅得电后不敢怠慢，迅速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清华办事处谈话，先由梅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缘由，及届时不上课后果之严重。继由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等名重一时的大牌教授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为死难学生申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会后，耐不住来回拉锯之痛苦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离昆返渝汇报。

朱家骅为打消傅斯年的焦虑，防其一怒之下做出立即宣布“解散联大”的下策，在听完朱经农汇报后，于当日（15日）向傅斯年拍发电报，云“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唯因当时不能全昭真相”。但处理李宗黄之事“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同时强调，此“亦属情理之常故”，只要“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又，“此事已与月涵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愤”。

然而，朱家骅的看法只能是他自己隔衣挠痒、瞎子摸象般琢磨猜测得出的判断，与蒋介石内心所想，还隔着一个虽有些干瘪但尚鲜活的肚皮，所谓人心隔肚皮是也。在政治斗争中，蒋毕竟比朱与傅等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博大宏阔。他清晰而明了地意识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何时何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遥想当年，在“九一八”沈阳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话，谓：“倘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蒋处理国内一切纷争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以是否有碍于其统治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昆明学潮爆发，他断定肯定是共产党阴谋所致，因而在处理李宗黄问题上，除了私人交情与当初的许诺，还有一个不便向外人道的隐秘情结，那就是绝不能让共产党捞到便宜。

于是，12月15日下午，蒋介石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 在国民党中枢混迹多年的朱家骅自然掂得出这个电谕的分量，遂立即将此电转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待弄清基本情况后，于当夜电复蒋介石，报告说：“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

就在联大主持者与教授们慌乱之时，突然又接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派人转来的蒋介石给傅斯年的电报，电文称：“亥文电诵悉，昆明学潮赖协力疏导渐趋好转，良以为慰。中在平无时不以学生为念，至盼本既定方针加倍努力，务求如期复课，中正 亥。”这封电报表明，对于此次学潮，蒋介石也是顾虑重重，摇摆不定，目前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并不想把事情做绝。傅斯年与梅贻琦等稍感宽慰的同时心中也更有了一点底，对学潮处理亦提高了信心。

就在重庆与昆明之间密电频传过程中，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于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自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昆明学潮地下组织者和领导者加强了联系与指导。

就在毛泽东文章刊发的同一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成“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但声明中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 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帮助蒋介石国民党解除中共的武装。

12月16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衔命到达中国“调处”内战。同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吴玉章、叶剑英等人抵达重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仍然是这一天，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后，表示拒绝复课要求，并送给梅贻琦一份书面答复：“经代表大会决议，在条件未圆满解决前不能复课。” ——绕了一个大圈，事情还是落到了最初的起点上。

梅、傅等人见此情形，决定实施反制，命人在西南联大张贴布告，以强硬的姿态表示，全体师生一律于17日复课。云南大学80名教授联名发出《告全体同学书》，劝告学生复课。闻一多等另类派教授感到无限期罢课，可能逼迫蒋介石采取“最后措施”，而教授们对当局解散联大也忧心忡忡，颇为凄惶，遂有了让步的念头。此时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经过酝酿研究，认为“罢课必须适可而止。应修改复课条件，除惩凶一条由联大教授会提出公诉外，如其他条件得到解决，即可采用停灵复课的办法，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争取全胜” 。据中共联大地下总支书记袁永熙回忆：“会后我见到闻先生，他见面就问：‘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说：‘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又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我见闻先生这种态度，便将我们开会的情况告诉他。闻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这样好！我马上去告诉梅先生，他是我的老师。’”

当晚，闻一多与梅贻琦进行了晤谈，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九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即走告孟真。”

◎闻一多与傅斯年叫板争胜

令梅贻琦大失所望的是，事情并不如闻一多、潘光旦所说的那样有所“转机”。当他于17日上午10点冒着寒风冷雨，哆嗦着身子与傅斯年同往联大新校舍查看，竟没有一个上课的人影。于是，二人在失落中张皇，于心虚中调整。下午3点，梅以懊丧沉郁的心情约教授会同人茶话，“报告最近数日经过及本人（与傅）感觉无望，不能不退避贤路之意” 。继梅贻琦之后，傅斯年起身以哀惋的声调说道：“为学校前途和为学生命运计，在万般无奈，无所希望中，作为校务负责人，我们只能引咎辞职，别无他法可求之。”说到这里，泪水不知不觉地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手绢不住地擦拭着，欲述而不能语。受梅傅二人情绪影响，许多教授对学校前途悲观失望起来，于是纷纷提出辞职。面对此情，向来与闻一多、潘光旦等站在一条线上的张奚若适时地站起来对众教授道：“何必呢，我们应该尽力地挽留梅、傅二常委，凡是慰留常委的都请站起来。” 如此一说，茫然四顾的教授们不得不站起来表示慰留，梅傅二人也只好半推半就地表示打消辞职之意。

带有表演性质的茶话会尚未结束，有人提议转开本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梅傅二人表示同意，教务长潘光旦等签名，入会者达88人，由周炳琳任会议主席，闻一多仍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会上，围绕复课与惩凶问题再度展开辩论，以傅斯年为首的大多数教授都主张复课日期再延长三天，诸位应劝导学生于20日一定复课，如届时仍不能复课，则“教授同人只好辞职”。

针对这项提议，闻一多、潘光旦、钱端升等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弄出一个反提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不能办到，则全体辞职”。 这个反提议再度将事情绕回过去一直争论不休的“先复课再惩凶，还是先惩凶再复课”的老路上来。于是两派之间就这一提议和反提议，你来我往拉锯式地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争吵，未分胜负。傅斯年气喘吁吁，用他那庞大的烟斗不耐烦地敲得桌子“啪啪”乱响，而闻一多则不时地放下记录的笔杆，手攥比傅氏小一号的烟斗，边抽边与傅展开激烈论争。相互之间越争越恼火，越论越偏离主题，闻一多在猛吸了一口烟后，对傅斯年大声道：“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 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张奚若说，闻一多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有人知道的。于是，张与其他教授开始劝解，谓“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云云，意在指责闻一多有些过分。而此时的傅斯年脸涨得比猪肝还要黑，沉默了足有两分钟，突然立起小山一样的躯体振臂高呼：“先生们——”略做停顿后，又用一种颤抖的声音急促地喊道：“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 接着又高呼：“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面对傅斯年的叫骂与呼喊，闻一多忽地站起，怒气冲冲地对傅道：“我就是布尔什维克！” 意思是你想怎么着？这一极具挑战意味的口气，令傅斯年更加暴躁狂怒，他把大字号烟斗往桌上“砰”地一摔，剧烈的碰撞使烟斗蹦跳着带动风声从冯友兰耳边擦过，冯氏为之失色。傅斯年复大声喊道：“你这个布尔什维克给我滚出去！”

这一声明显带有颤音的叫喊，令在场者大为震惊，众人用一种近乎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当年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北京游行队伍总指挥，目前的联大常委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国民参政员傅斯年，心中百感交集，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慨。当众人把傅斯年强行按回椅子上，坐在身边的冯友兰伸过脑袋，悄悄对傅斯年半开玩笑地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瞥了一眼冯友兰，铁青着脸，只顾猛喘粗气，已说不出话来。

此次会议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总算熬到结束，最后形成三项决议，大意是：本会代表于明日起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担任书记员的闻一多在关键的第三项中记录为：“本会认为本星期四应行复课。”会议主席周炳琳在审查中认为该记录不够明确，乃改为：“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但又加了一个附加条件：“只要星期四（20日）整天中有一个学生上课，教授就不集体辞职。”

闻一多等人一直吵闹坚持的那个反提议方案，在本次会议中遭到断然否决，未能写入会议记录。对此，中央社昆明分社于当日发往重庆的电讯稿明确说道，“今下午全体教授会议中，两常委报告此次经过后，各教授一致坚劝勿辞职，并决议于18日全体教授再劝导学生一次，如在20日不复课，即总辞职。同时亦希望政府早日罢免李宗黄” 云云。

教授会在纷乱争吵中形成的这个决议，依然没有得到学生自治会代表认可。梅、傅等派出各系主任与大批教授加紧做学生的劝导工作，姚从吾等国民党联大支部负责人全力以赴，集结校内党团力量，或明或暗地对学生进行内部拉拢、分化、瓦解，各派力量皆憋着一股气进行最后一搏。此时，眼看杜鲁门总统已公开宣示对华政策，要求国民党必须扩大政府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实行民主改革，而马歇尔的专机已在中国落地。对国民党政府而言，昆明学潮问题已到了必须摊牌的最后关头。

12月18日上午，卢汉给蒋介石发出特急密电，称“对于学潮最后之处置工作，业已就绪”，目前“做最后努力”。并暗喻，如果劝解失败，即以武力解决之。

刀已出鞘，箭在弦上。

12月18日下午3时，蒋介石给朱家骅发出一封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红印的“国民政府代电”。文称：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

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候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

中正（三十四）亥巧　府军信

朱家骅接电后，见蒋介石明令学生复课的最后期限可缓至20日，意识到蒋在极度的忍耐中做出让步，悬着的一颗心遂稍稍缓解。他把蒋令转发昆明，特地告诫傅斯年以及卢汉与霍揆彰诸军政大员，特别强调在“如何与何时执行”蒋令的问题上，务必“妥慎办理”。言外之意，即使限期已到，也要三思，不可贸然动武，以免重蹈李、关之覆辙。同时，他明确要求联大和云大两校当局“再尽最大之努力，恳切劝导学生即日复课，以重学业，以副期望”。

朱家骅在重庆与昆明间全力调和，傅梅二人与联大、云大的多数教授亦积极运作劝导，学生自治会开始松动。中共联大支部负责人洪德铭找到闻一多，正式委托闻单独会晤梅贻琦，表示学生会方面的复课条件还可修改，争取梅打消顾虑站在学生会一边。闻一多当天晚上单独面见梅贻琦，并把学生会的条件向梅交了底。心中有数的梅贻琦与傅斯年商定，于19日再度召集教授会，通过了以书面形式劝告学生的决议，同时推冯友兰、周炳琳等为代表，面见卢汉，请其取消“禁止自由集会”之前令，如果取消此令，学生会减少敌意，事情可得缓解。卢汉听罢，极其痛快地允诺。政府当局做出了让步，布告贴出，学生方面也明显开始发生分化。到了最后期限的20日，联大各系均有学生陆续到教室上课了。

面对这一动态，傅斯年仍心存疑虑，而暗中操纵联大内部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姚从吾却欣喜异常，兴奋起来，他当即发密信以邮代电致重庆的朱家骅，通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信中写道：“联大教授坚持二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二十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

既然部分学生已开始上课，就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这一情形，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昆明的卢汉与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强令全体学生上课，只能静观其变，向各自期待的目标进展。其间姚从吾等指挥党团员加紧活动，对学生实施分化。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自治会一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来一往，使得占大多数的中立派学生进退两难，事情陷入胶着状态。如此连拖两日，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上课人数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气了。

22日下午3时，傅、梅二人再次组织教授会，由梅贻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参加，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各路派系的教授积极献计献策，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形成决议。在17日会议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将李宗黄先给予撤职处分，学生再复课，如不能办到，则教授全体辞职。这项当时未获通过的决议，兹补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此决议实际上既照顾了闻一多等人的强硬态度，又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对于这项决议，学生自治联合会方面表示基本满意，中共地下党联大支部与民青组织负责人洪德铭认为，闻一多“确在这里立了大功”。 为表明校方态度，由教授会决议，授权梅贻琦向学生自治会发表书面谈话，梅在谈话中称：“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

22日晚，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 此时的傅斯年认为大局已定，自己无须久留，但梅贻琦等人却颇不情愿傅在事情未明确之前过早离开。从梅的日记可以见出，内中透出一股独木难撑、孤苦无助的苍凉。

令梅贻琦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正朝着他期望的目标急速进展，并且急转直下。

21日，马歇尔由上海飞至南京，与蒋介石举行了首次会谈。出于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尽快平息学潮的考虑，同时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蒋忍痛割爱，电令李宗黄速赴重庆述职，并于23日电告卢汉，对昆明学潮问题应“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

同样是对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调处”的事实，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也迅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发来的紧急密电，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 也就是说，此事闹腾得差不多了，该收摊打烊了。

12月24日，李宗黄卷起铺盖，在万众声讨中黯然离开昆明飞赴重庆。

同日，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明确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并保证学校将根据法律控告杀人凶犯等。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了这一消息。

25日，昆明学生“罢联”经过讨论，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忍痛抑悲，停灵复课”，昆明各校学生即日复课。 至此，持续了一个月的罢课风潮算是暂告一个段落。关于这一事件得以平息的头功属谁，当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有一份秘密报告：“傅斯年博士至少把局势控制住了。无论是云大的熊校长还是联大的叶企孙代常委都没有表现出多少主动性。” 这个结论不能说全面，但还是较为恰当的。

学潮暂时得以平息，但整个“一二·一”惨案还没有了结，尚有四具冰冷的尸体躺在联大图书馆漆黑的棺材中。而四具黑棺外加一条吊在梁檩上鲜血淋漓的大腿标本，皆由学生自治会掌控。昆明学潮能否再度爆发，四具尸体一条腿到底何去何从？就看两个月内重庆国民政府对李宗黄的处理结果了。

◎联大悲情录

与关麟征大不相同的是，挟着铺盖卷回到重庆的李宗黄，狷狂的性格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面见党国大员还是一国之主蒋介石，他都仍昂头挺胸，做大义凛然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坚持认为昆明惨案自己不但无过，反而有功于党国，是政府“戡乱”的功臣，所有的罪过全是昆明共产党暗中捣乱的结果。直到翌年5月，李宗黄还四处喊冤，并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鸣冤叫屈，坚称：“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而当12月1日极不幸的惨案发生之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旋承中央命，指派新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与宗黄三人，共同审判，严厉惩凶，并决定从优抚恤死者，从国法人情立论，此案本可了结。不意阴谋之辈，不逞之徒，以惨案为奇货可居，以学子为政争工具，竟四处活动，百计中伤，不惜淆乱是非，颠倒黑白，甚至血口喷人，借刀杀人，极尽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之能事。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 ^[381]

李氏离开昆明到重庆后上蹿下跳，喊冤叫屈，弄得蒋介石左右为难，迟迟不能对这位“有功于党国”的“忠臣谋士”做出革职还是升迁的抉择。而对于李氏的四处张扬与撇清，外界纷传，但大多不以为然，个中态度，梅贻琦直接表示“便可不理”。而傅斯年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更具有水泊梁山好汉风格地直呼“李宗黄该杀”！他明确表示“昆明学潮之起源，校内情形复杂，固为一因，但当局措施荒谬，极为重要”。为此，傅斯年详细地述说了当局的荒谬经过：

11月25日晚，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有人在师范学院放炸弹，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还有一人可成残废，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就是在此情况下到昆明的（4日），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复常轨。我的办法，真正敢作敢为，彼时大家汹汹，居然能做到不出新事件。到了11、12日，我本有可以结束之事，忽知其不易（以有党派鼓动），随又转变一种办法，即加压力于学生也。此时梅亦返校，我们二人请辞职，教授决议，如学生不复课，即总辞职。有此压力，有的上课。而学生会亦渐渐下台。我走时，此局已定，有尾巴，我不赞成再让步，由梅料理，故我先走。大致说20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一，24日上课者约十分之二，26日全上课。我于24日返渝。

总括说：

（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第五军长），关麟征代人受过。

（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非当年之北大、清华可比矣。

（3）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

（4）学校以后之善后，我实在办不了啦。

我之辞职未准，但联大一职必辞，决不再去昆明。梅月涵心中如何打算，我不能了了，他专听潘光旦等人之话尤不可解，我岂能再代他受过。北大一职，可以不辞，静待适之回国。本当早赴北平，偏偏这些事打岔，现在北平太冷了，等过了三九阳历二月中旬再去，方妥。此时要开政治会议，回李庄也回不来，我本辞政治协商会议，而辞不掉。当然，此时回家休息，岂不太好！一切至今困顿，皆因两念所误，赴延安（有此协商会议）；为北大，公私交弊，言之可叹，寂寞由你想，你如去修道院，念念默然。我一辈子忙人的事，忙到如此地步也。

政治协商会议，国外的压力甚大，或者可有若干结果，否则必然一事无成，我在其中，其苦万状，参政会同人颇有骂参加此会者，我这几年无一时……

此时的傅斯年也只是空发议论而已，满腔愤慨很快成为泡沫随风飘散，“该杀”的李宗黄不但没有人头落地，反而毫发未损且得以另谋高就。

1946年2月13日，《中央日报》发布消息，称：“云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李宗黄，另有任务，应免本兼各职，任命该省政府委员张邦翰兼民政厅长。”14日，再发消息，称：“党政考核委员秘书长沈鸿烈，前奉派赴北方视察，兹闻中央对沈氏将另畀任务，该会秘书长一职，已改派李宗黄接充，业于十一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

报道既出，傅斯年或许已经明白，或许仍蒙在鼓里，蒋介石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固然通过行政院免除了李氏在云南的本兼各职，表面上给予处罚，但实际上并不想太过于打击像李宗黄这样一批铁杆忠党分子的情绪。在前期许诺的云南省主席已无法办到，李氏本人也不可能再有所指望的情况下，蒋只好退而求其次，通过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命李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以这种方式算是为李氏挽回了一点面子。

原本“该杀”的李宗黄摇身一变，突然成了面貌一新的党国大员，这一戏法的演变，势必导致昆明学界新一轮反弹。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南按：实乃李）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 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惩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的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

2月15日，梅贻琦乘机飞渝办理清华复员事务，西南联大一时群龙无首。趁这一空隙，昆明学生联合会主席、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秘密联合由中共地下组织操控的文协昆明分会、中苏文协昆明分会，连同民主同盟主办的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纠集15000余人于2月17日在联大新校舍广场召开讨伐大会。会议由闻一多任主席，褚辅成、钱端升、费孝通、吴晗等人出席大会并慷慨发言，强烈要求政府立刻严惩昆明“一二·一”惨案主使者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等军政大员。为了加重会议的分量和砝码，会议组织者专门把炸断一条腿的缪祥烈用棍子抬上主席台，以现身说法激起众人的反政府斗志。经过闻、吴等几位另类派教授一招一式鼓动煽情与缪祥烈声泪俱下的现场控诉，入会者情绪很快被激发调动起来，演讲尚未结束，就有人急不可耐地蹦到主席台振臂呼喊“打倒李宗黄”“杀关麟征、李宗黄以谢天下”“立即改组政府”等口号，同时提出游行示威以壮声色。中共地下党员吴显钺等学联领袖见火候已到，顺势鼓动，表示响应。于是，整个会场如同决堤的潮水，人群“轰隆”一声拥出联大校园，于昆明大街小巷呼啸开来。

由于卢汉对李宗黄这个冤家对头出任新职同样大为不满，没有派军警阻止，昆明街头汹涌翻滚的人潮急浪汹涌向前。大潮滚过处，留下了一堆堆用各色纸张书写的宣传口号与标语。当众人空着肚子双腿发软全身打晃两眼发花回到校园时，夹杂在队伍中满面尘土的闻一多于兴奋之中，不无得意地用沙哑的声音对身旁的人说道：“军警特务哪里去了？他们是学乖了，还是泄气了？”其实他哪里知道，大权在握、重兵云集的地方当局，怎有突然吃素、泄气的道理？倘无隐情，何以至此？闻一多此言，实在是不谙官场之道的书生意气。

就在闻、吴等人支持鼓励昆明学生纷纷拥向街头之时，远在重庆的梅贻琦先后会晤了傅斯年与朱家骅。当时正患胃病躺在自家寓所床上的朱家骅，尽管不知闻一多等此刻正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游行队伍中狂呼尖叫，风头正健，但当谈到联大近日形势时，朱家骅甚表忧虑，认为“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 ，并特地专门向梅贻琦提出警示。

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育部当值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因为）此责他人亦难负也”。乃“急至朱寓稍留”，而后即返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收拾行李，次日一早乘机返回昆明。

梅贻琦风风火火地赶回昆明联大，得知学生会已决定将罢课时间推迟两天，尽管梅对找上门来的学生会代表“严予告诫，倘如此行动，尤属不合，学校更难予同情”等，但僵持到3月4日，罢课风潮还是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日联大及昆市其他校学生罢课一日，以表示对于李案处置之不满，此举诚非全无理由，然亦只能听之，更望勿生其他事端耳。” 毕竟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此事处置上太不明智且有些过分，作为联大最后一根支柱的梅贻琦自然不能跟着他们糊涂下去，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的情况下，对罢课风潮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则不失为明智之举。

3月5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报告昆明方面的动态：

（一）昆明共产党控制之学联，支日联合各大中学生共千余人，开会罢课反对李宗黄就任新职，并企图要求省政府方面，拨款七千五百万元作为‘一二·一’事件死者赡养抚恤费。各校大部分学生均照常上课，罢课学生微日有复课模样。（二）共党近由延安、贵阳派来李晓（东北人）、陈定侯（江苏）、张学易（东北）三人，均系西南联大毕业生，来昆以图加强滇省共产党组织，已饬详查其行动。（三）共党分子预定于灰日公祭死者并向省政府请愿。（四）本党学生蔡麟笔等仍积极策动筹办爱国运动，不断宣传，收效甚大，并拟于佳日在昆明分四区扩大宣传，谨闻。[南按：电文中的支日、微日、灰日等，属专用语，指4日、5日、10日等。]

因惨案中死去的四名学生棺木仍停在联大图书馆尚未出殡，李宗黄出任新职事件自然被学联的组织者与出殡等事联系在一起，成为与地方当局谈判的重要筹码。事实上，就在学生罢课的同时，根据中共云南省地下工委指示，西南联大学生、地下共产党员吴显钺、萧荻等，分别代表昆明学联和遇难学生治丧委员会，已开始与云南当局交涉死者出殡事宜，并表示在出殡日要举行大规模出殡游行，以宣泄胸中愤慨。为遏制这一不利于和谐稳定的势头，云南当局除答应可为死者抚养费垫款5000万元，以争取早日结束此局外，专门找来当地所谓的士绅名流、社会贤达，与吴、萧等人进行谈判。听命于云南当局的士绅、贤达们，以四项不宜条件加以阻止，即：

（一）凶死者照地方旧日习惯不应出殡。

（二）宣传意义多于哀凄，不似出殡方式。

（三）多数学生填塞扰攘于通衢中以影响治安，不宜出殡。

（四）棺木与葬地同在联大校内，无出殡必要，应让死者早日入土为安。

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论战，最后双方皆做出让步并达成协议，即出殡之日，殡葬队伍可以进城，但不贴标语，不喊口号，游行之后立即回校就地安葬。

3月17日，为四位遇难者出殡仪式开始。只见死者灵柩上覆盖着青天白日的中华民国国旗，并有“党国所赐”大字条幅（南按：此条幅不知是讽刺国民党当局，还是一种特别荣耀予以标榜）。据当时治丧委员会负责人萧荻回忆：“在出殡前夕，又生波折。我们原已预定好的抬灵柩的杠房，却突然奉令不准来抬了。于是我们改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到我们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无法驾车。我们便决定买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用人来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 经如此一番折腾，载有棺木的人拉马车总算驶出校园，向昆明城内进发。送葬者与围观者组成了一支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在吹拉弹唱的伴奏与阵阵哀乐声中，浩浩荡荡地在昆明城中通衢大道转了一圈，而后返回联大校园安葬。

对学联组织的这次行动，卢汉、霍揆彰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报：“三月十七日昆市大中三十余校男女学生万余人，为‘一二·一’事件死亡学生发丧，十一时由联大新校舍出发，沿各大街衢作出殡游行，游行期间，仅作简短之宣传及散发传单，游行行列所至，市面铺户自行关闭，以示抗议，观众态度冷淡，予以严重之精神打击。午后五时，游行完毕，翌日即行埋葬。”又说：“关于奸伪分子之活动，以事先已经饬属注意监视外，并针对其弱点，发动各校党团学生及地方党政人员，实行防制，致未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现虽有少数学生仍做各项宣传活动，但均在我严密监视，并策动党团学生发动相对言论，以遏制之。”

卢、霍电文所言大体不差，但显然也有违背常理之处，按鲁迅的说法，中国人最喜欢看的一景就是杀头，杀过头之后的埋葬仪式也是在“喜欢”之列的。如今为被当局枪杀的学生举行出殡且还要沿街游行，这在昆明应该算是百年不遇的奇事，城中百姓焉有不倾巢出动一观其景的道理？根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说法，出殡时仅在联大新校舍草坪就云集了3万多人，这个数字当是可信的，而在昆明市内观看出殡游行者当不会少于10万之众，或许还不止。只是当游行队伍回到联大校园准备在早已修好的墓穴前安葬时，像乌云突遭狂风袭击，纷乱的人群眨眼四散，只有缕缕薄幕缭绕其间。而葬礼的主祭、陪祭人员更是少得可怜，除了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代表校方主祭，陪祭者仅闻一多、钱端升、尚钺、王赣愚、吴晗等几位志愿者，别无其他教授参加或在墓前驻足。对这一凄凉尴尬的场景，闻一多大感不解与悲怆，登台后竟“半天说不出话，好久才悲愤地致辞”，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民主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我往下看看，今天我们参加陪祭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只有两三位），是害怕吗？还是关着门装不晓得？难道连师生朋友们之情，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这些人上哪儿去了？是害怕吗？今天我参加了，不见谁把我怎么样。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此时的闻一多也许已经意识到，面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冷清、凄凉的场面，除了大多数教授对连绵不绝的学潮感到疲惫甚至有些厌倦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当局通过姚从吾、蔡梦笔等联大党团员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其他教授不肯露面，显然已闹不出群体性事件了，但作为西南联大“定海神针”的梅贻琦，因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云与学潮狂波，对此却放心不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前十一点出门往武成路福照街口伫立三刻许，学生殡队久不至，后始知已改道由大西门经青云路进城矣。街上观众甚多，似无成群可有冲突者……夕闻殡队已返校，安葬幸无他故。”

只有到了四具棺材完全落入墓穴并被红土掩埋之后，梅贻琦望望有些人影稀疏的校园和零星飘过的冷雨，一颗悬着的心才悄然落下。

◎南雁北归春迎客

中外瞩目的昆明学潮得以暂时平息，学生们又回归教室上起课来。但每一位师生都感觉到，此时整个西南联大的情形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冥冥中似有一种勾心引魂的神秘东西在校园游荡飘浮，令师生心神不宁且有相互疏远防范的感觉，原来那种温馨浪漫、团结和睦的气氛已随雾飘散，无处寻觅。这个感觉刻骨铭心，令大多数师生难以忘却。许多年后，冯友兰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一个生命体自有其诞生、成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一旦消失不会再有。此时的联大已走到了生命阶段的尽头，任何努力已无法挽回曾经有过的繁盛与强劲的局面。而摆在联大教授会面前的当务之急，不是愈合内伤，重整旗鼓，再建“教授治校”的威信和威力，而是解散联大，三校各自设法返回平津，再造未来之新局。

4月12日，西南联大在清华办事处召开教授会议，由梅贻琦报告筹备复员事宜。按此前傅斯年与梅贻琦通信中的设想，鉴于陆海空交通工具难以寻租，联大继续一学期，至9月后再始移动。这一计划遭到了许多教授反对，教授们强烈要求按原计划于5月10日开始迁移。

4月14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在昆明大东门外临江里一七二号龙云公馆举行校友话别会。据说选此地址乃闻一多的主意，为的是让入会者睹物思人，唤起心中的悲愤之情，共有60余位联大教授和200多名学生参加了会议。会上，闻一多按惯例发表了演说，只是此次比往昔更趋激烈。据当时的记录显示，闻一多在说过几句客套话后，接着话锋一转，这样说道：

联大就要分开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不久就要回到老家去啦！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怀念故乡，怀念清华园。可惜，如今除了那半个中国之外，哪儿也不会有安乐土！比如说，这座美丽的花园，多么幽静！这个会场多么欢畅！你们可也知道：丑恶的东西就躲在旁边，要威胁，要破坏这个会议，要带军警前来检查，要把他们的反动货色硬塞进会场，连这样一点高兴，也不甘心让人享受，连这样一个惜别联欢的会，也违反了什么集会法。现在总算开起来了。但是，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北平，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恐怕不是什么幸福，也许是更丑恶的灾难！

……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有些人毕业了，留了洋，干脆不回来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当了校长，或者当了大官，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想的和说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啦！其实，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别人又以为我在骂人了。是的，对于反动的不公道的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不该骂？

前几天有个刊物隐约地骂了蒋介石，于是他的党徒们嚷起来了，说侮辱了什么似的，还有些好心肠的知识分子跟着说这太过分了，难道说，他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害了那么多的人民，骂一下都不行吗？咱们应该讲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就要骂！

据参加会议的冯友兰回忆，闻一多越说越慷慨激昂，有一段说：

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才刚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闻一多的演说，令在场者大为惊悚，许多人认为有些过分，也有人认为这是闻氏故意耸人听闻，博取声名，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为之拍手叫好。作为联大驻校负责人的梅贻琦听了别人的转述，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十二月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南按：查良钊）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第二天，即4月15日，梅贻琦又记道：“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对此，梅贻琦曾产生了清华大学复员后，将解聘闻一多的念头，而“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

梅贻琦本想来个顺水推舟，把闻一多这个棘手的“斗士”弄到美国，让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东西两海岸之间，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面对面地“斗”下去，直至“斗”出个名堂来。但闻一多深知自己一旦到了美国佬的一亩三分地，不但“斗”不出什么名堂，弄不好连自己也“斗”进去，在漆黑的监狱里蹲着了，因而并未听从梅贻琦的指令，坚决要留在联大与中国人“斗”。因了闻的强硬态度，尚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梅贻琦亦不强人所难，只好听之任之。只是梅氏没有想到，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其“斗”至死的重大意义正如冯友兰所说：“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做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树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碑文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前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本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词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阳，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

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

诗书丧，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

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

赵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

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

维三校，兄弟列。

为一体，如胶结。

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彻。

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

纪嘉庆，告来哲。 ^[398]

冯友兰朗诵完纪念碑碑文，揭幕仪式开始。历经八年的联大生活就此宣告结束。 除师范学院留驻昆明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南按：即后来的云南师范大学），联大师生分批北返平津，当天即有90多名师生乘卡车北上。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校歌响起，汽笛声声。师生们整日在校园相聚时，尚不觉得有什么不同，而一旦分别，才蓦然感到各自的灵魂被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许多师生对望无语，相拥而泣，恋恋不舍地离开倾注自己青春热血的春城与脚下那块水乳交融的红土地。

[381] 一直坚持在昆明惨案中自己是党国有功之臣的李宗黄，出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复杂的政治目的，于1946年4月30日借赴昆明出席云南省参议会闭幕典礼之机，向与会者散发了一份《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声明说：

昆明学潮，纯为反动派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治阴谋，一切罪恶，假此而行。其所资为口实者，不外禁止集会与发生惨案两事。

去年十一月中旬，云南党政军当局，迭据密报，反动派决在昆明从事暴动——罢课—罢工—罢市。二十一日云南省政府改组，二十三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延安无线电广播，即有此种预示，二十四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校学生自治会，为反动派所操纵，竟以反对内战与美军为名，事前未经许可，突召开时事讨论会，遍请各界参加，意在游行肇事，以达其政治阴谋。政府为防患未然，及保持盟军友好起见，当根据是时尚未废止之“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办法”予以劝阻。此种措施，极为合法，乃该校等，不唯不加理会，反于翌日首先罢课，并四出压迫各中等学校，一律响应，以张声势。沿途击伤学生，殴辱军警，（存有道歉凭证）横冲直撞，无法无天。政府曲于优容，未予法办，而群情愤激，不可遏抑，反动派复从中指使，遂有十二月一日极不幸之惨案发生。

其时宗黄已交代省主席之职，然仍与军政当局上紧缉凶，翌日即行破案。

……须知吾人革命，以仁爱为目的，以青年为骨干，对于一般学生，向来爱护周至，即个人立身处己，尤与天下人以共见。彼乌烟瘴气，无损于日月之光辉，魑魅魍魉，断难在白昼而横行，卒之公道克伸，社会齿冷，凡被利用做傀儡者，亦自觉哑然若有所失。

现国土未全复，民困未昭苏，凡有良心、有血性、有祖国爱者，救死扶伤之不暇，焉有闲情逸致与反动派计一日之是非，较一事之短长。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彼辈阴谋鬼怪，层出不穷，必不吝以祸滇者祸国。兹特声明，以免再中奸计，帮人君子，幸共鉴之。

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昆明
（原件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李宗黄将此声明在昆明散发后，引起一阵骚动，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夕赴省参议会休会餐叙，至则宾主已有散去者，勉强终席。出至缪云台家，遇李一平，再与缪家吃饭半顿，饭后在廊前闲话，李出示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十点归。”5月1日又记道：“早报上未见李之声明注销，便可不理矣。”（《梅贻琦日记》）

李宗黄的“声明”在昆明骚动了一阵后，未见更大的响声，心有不甘，遂在重庆广为散发，并于同年7月30日，干脆转致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以扩大在国民党高层之影响。宋对此如何处理宣示不得而知，但世人所看到的是“一二·一”惨案的余波尚未平息，枪声又起。此时，闻一多惨遭特务暗杀已半月矣。

[398] 联大八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具有久远的标志性意义的校歌与纪念碑文一直流传下来。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前些年，北京大学对此碑曾照原格式进行复制，立于西校门内校史馆附近，以供后人瞻仰。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西南联大校歌词曲者的姓名，均未被校方公布，而世传的校歌歌词作者，即有罗庸、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蒋梦麟等人的不同说法；曲作者亦有马约翰、沈有鼎、张清常等不同传闻。1980年4月27日，星期日，清华大学迎来了69年校庆，当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老校友们对词曲作者提出了疑问，在争论不休中，有人建议去请教一下原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时年85岁的冯友兰。借着回母校的激情与一股酒劲儿，有几人一摇三晃地来到了北京大学校内燕南园号称“三松堂”的冯友兰寓所请教，其中一校友因领杯喝得太多，一头撞到树上昏倒而未至。据冯友兰回忆，当几人喷着酒气慷慨激昂地说明来意，冯认为他们算是找对了人，并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会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想不到，随着冯友兰这句话的传出，事情就变得复杂诡谲起来了。

冯友兰当时可能觉得以自己身为西南联大八年文学院院长兼校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此言一出，完全可以一锤定音，不会有任何异声怪调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锤子下去不但未能定音，反而如同捣了一个蛰伏多年的马蜂窝，直弄得群蜂四起，乱音飞腾，怪调频生，在西南联大校友甚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

首先向冯友兰发难者乃张清常。

1980年11月1日，张清常在《北京晚报》发表了《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一文，声称自己是联大校歌谱曲者，并进一步指出，《满江红》歌词真正作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罗庸而非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冯所作的只是一首“现代诗体的歌词”，与罗同时应征，但没有入选，罗词张谱被定为校歌，并“曾铅印分发给历年入学学生”。

张清常的否定与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直接呼名道姓，极易令人产生当了30年“反面教员”的冯友兰“伪造历史”甚至“剽窃别人成果”的联想。冯友兰见文后愤然而起，立即著文予以反驳，在经过一番周折后，冯文于同年11月23日于《北京晚报》“作者读者编者”栏目刊出。冯友兰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由此亦可证明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词系我所作。”同时认为张清常所说“现代诗体的歌词”，是后来应张的请求，特别为张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实在与制定校歌并无关系”。冯还说：“西南联大结业北返时，曾在昆明立纪念碑一座。碑文是我写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两用。”碑文有“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词，勒为碑铭”句，由“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这个碑文是“罗庸亲自写在石头上”的，这便足以证明校歌歌词是自己所作，“不然，何能如此？”

冯友兰列举的证据显然比张清常要多得多，有些证据还保存完好，如西南联大档案与纪念碑等，就完好如初地保存在清华档案室内与昆明联大旧址，且各种文字俱在。按照冯友兰的设想，如果校歌不是自己所作，在撰写纪念碑铭文的时候，自己能去抄罗庸的歌词吗？有这个必要吗？假如自己剽窃了罗庸的歌词，还敢明目张胆地让罗庸把这篇东西刻在石头上吗？作为同事的罗庸难道没有一点反应吗？假如罗庸屈服于自己的权力，或者有其他想法不敢吭声，那么最知内情的朱自清也一点反应没有吗？即使朱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那么另一位曾在碑上篆额，疾恶如仇，平时以火暴脾气著称的闻一多又如何袖手旁观，没有半点声响？对照碑文与歌词，联想罗、朱、闻等诸位教授当时的态度，难道还不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歌词就是我冯友兰所作吗？

冯氏的想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厢情愿成分，因为此时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刚刚从“文革”浩劫中苏醒过来，怀揣各种怨恨情绪的知识分子，已没有几人把他这个在“文革”中与江青等人纠缠在一起的“梁效顾问”当回事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冯友兰的辩驳文章与列举的证据，不但未能起到五音聚合的作用，反而引来一片新的质疑之声，一个署名“联大一校友”的作者于同年12月29日再于《北京晚报》发表《西南联大校歌作者究竟是谁？》的文章，认为冯友兰根本就不是校歌的作者，所谓自称作者，实乃一假冒伪劣产品而已。文中对冯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并有“死无对证”“剽窃别人成果”等激烈言辞掷出，虽未坐实“剽窃别人成果”者就是冯友兰，但剑锋所指，刀锋所向，明眼人一看即明。

面对这种持续恶化的局面，冯友兰感到了自己的被动与力不从心，同时也意识到了今非昔比，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再也不是西南联大与清华复校时一言九鼎的模样了，目前的处境是一个被现政权和新兴的学术界抛弃的边缘人物。但既然自己认为并公开宣布过联大校歌歌词是冯友兰所作，即所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不能被扰乱视听，或迫于压力而屈从他说，必须坚持己说并揭开事情的真相。但要揭示事实真相，不能总在家中坐而论道，或在报纸上开骂打仗，最要紧的是找到并拿出提示真相的证据，否则无从谈起。一如冯友兰后来所说：“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当事人。既然是当事人，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种当时的记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冯友兰自述》，第277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

为了寻觅证据支撑原有的说辞，使自己尽快干净利落地从泥沼中脱身，冯友兰开始了行动。功夫不负苦心人，证据很快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儿子朱乔森所藏的他的父亲的日记，日记中有联大校歌委员会决定校歌歌曲是非的会议记载。冯氏见罢大喜，后来回忆说：“朱自清是当时委员会的五人之一，不能说他不知情。日记又是当时的记载，不能说有记忆上的错误。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冯友兰自述》）

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南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但未通过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约翰）、杨（业治）、沈（有鼎）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南按：后来出版的朱自清日记原文为“开会讨论张清常曲，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

（《朱自清全集》，卷九、卷十，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冯友兰说：“根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

又说：“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演唱的西南联大校歌。有人说：日记中只说冯词，何以知那个冯词就是《满江红》词呢？可能日记中所说的冯词不是《满江红》词，罗庸所作的是《满江红》词。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校歌委员会所决定最后上报常委会、常委会所据以公布的不是《满江红》词，《满江红》词怎么会成为联大校歌呢？根据朱自清的这三条日记，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冯友兰自述》，第278页，冯友兰著）

冯友兰的证据一出，把关注此事的围观者实实在在地震了一下，许多人怀揣疑虑从侧面打听，冯氏所言是否属实。在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工作的黄延复致函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就校歌歌词一事进行询问。王力在复函中认为作者应是冯友兰。1981年5月15日，原联大哲学系教授沈有鼎公开具函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朱自清的日记加上王力与歌词谱曲当年的见证人沈有鼎的证词，冯友兰为歌词作者似乎是铁板钉钉，无可争议了。作为冯友兰自己，认为有了如此“铁证”，足以堵住众人之嘴，真的是“不必再多说了”。于是，在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一书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冯颇有些得意地把自己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一段回忆，作为一个附记放于书中一同公示于众。意想不到的是，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蛰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有生力量再度起而反扑，从而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更大规模的论战，其影响与范围波及海外华人华侨与两岸同胞，众人为之注目。

1987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刊发了号称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张源潜的署名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以张清常的说法为主要依据，并辅以清华大学的档案材料，洋洋洒洒，颇具规模地构建了联大校歌制作经过的历史现场，得出了罗庸才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的结论，最后二人斩钉截铁地宣布：“罗庸先生作词，应是无可怀疑的。”

1988年10月，由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合编的《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全文转载了黄张二人合撰的《制作经过》。这一转载，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篇文章，实则意味着以上几方对黄张二人观点和说法的肯定。

此文一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冯友兰本人，连同一直密切注视此事，并为寻找证据而四处奔波的冯的女儿冯钟璞（宗璞）、女婿蔡仲德，对此未做回应，这个间隙无疑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冯家老小已经默认的印象。于是，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认定问题，便咸鱼翻身，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一时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出版发行的报刊中，在提到联大校歌问题时，都众口一词地说是罗庸。如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刘家莹编的《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重量级大部头，这些在学术界颇具影响的书籍，皆把联大校歌歌词作者的帽子戴到了早已去世的罗庸头上，冯友兰被无情地踢出圈外。而这些著作的编辑者们又在黄延复、张源潜一文影响和引导下，在确信此文为不容置疑的圭臬的基础上，采取生拉硬套的方法来处理相关事例，以与黄张二人之文的说法切合。假如发现有不合之处和漏洞，为了拉住罗庸，踢出冯友兰，便不惜为此割裂、增删或篡改史料，以达表面上的自圆其说。于是，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提供给世人的自认为“最靠得住”的证据，连同他在《北京晚报》中的喃喃自辩，都似乎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众人抛到臭水阴沟中任其发臭长毛生蛆去了。流风所及，无坚不摧。在这股强劲合流推拥下，作为冯友兰的女婿，且对冯氏的相关资料掌握最为充分、对其生平研究最为深入的蔡仲德教授，在所编的《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对待联大歌词作者问题，也有些难以决断，直至噤若寒蝉，不敢明示而刻意回避了。

2001年1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中兴业需人杰》一文。此文是杨于2000年10月在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夫妇，捐赠巨款给南京、东南两大学成立华英基金会宴会上的演讲。杨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学搬到长沙成立了‘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底南京失守，三大学又西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初，冯友兰教授写了一首校歌。他一生很得意此校歌歌词，晚年时候写《三松堂自序》时还将歌词录了进去。”又说：“校歌是一首词，词牌是《满江红》。冯先生显然觉得宋朝的南渡和当时的西迁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不但用了岳飞的《满江红》词牌，还作了许多对比。校歌第一阕开头几句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我于一九三八年秋考入西南联大，今天还记得当时唱此校歌时悲愤而又坚决的心情。”

这个时候的杨振宁可能没有看到黄、张的文章，因而以冯友兰的说法为准，但看过黄、张文章者立即做出反应。时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名叫桂苓者，于2001年7月4日在《中华读书报》撰文指出：“此为杨振宁教授记忆有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树立民族心，振奋全体师生的精神，在几经讨论、遴选的基础上确定的。当时冯友兰先生也写了一阕较有影响的佳作，最终入选的却是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庸）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又说：“冯友兰教授在抗战胜利联大即将北归之时，受全校师生委托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联大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和非凡的历史意义，表达了联大人的民族自豪感和为民族复兴继续奋进的决心。碑文后缀以歌词，时人往往将此词与联大校歌混淆。”

显然，这位叫桂苓的女士或男士自己对联大校歌的是非并无研究，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偏听了黄、张一面之词便以此作为棍子给杨振宁迎头痛击罢了。而杨振宁尽管在物理学上有旷世天才，但他对联大校歌的恩怨是非同样没有研究，面对桂苓的迎头痛击，他有些不知所措，或许认为自己真的错了，只好低下头颅，装聋作哑，沉默不语了。

面对如此局面，有一个人一直隔岸观火，密切注视着各色人等随风飘摇、时仆时起的表演。终于有一天，他决心把此事搞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以确凿的史实昭告天下。此人便是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学者翟志成博士。

翟志成放下了正在撰写的《冯友兰传》工作，开始涉足联大校歌悬案。他通过对冯友兰生平与学术经历的整体把握，经过反复推敲冯友兰与黄延复、张清常正反双方的说辞以及提供的证据，反复求证于清华、联大的档案材料，以及联系到冯氏生活的具体历史情境一并加以考察，最终证实了冯友兰才是真正的联大校歌的作者，从而还原了历史真相，廓清了世人对冯友兰为人为学的某些误解与曲解。在长达四万余言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中，翟志成采取最先进的正向和逆向的双向思维考证法，对搜集到的证据进行考证与辩难，其中最能体现翟文意旨，以及点到黄张二人文章死穴，并迫其倒地不起的“撒手锏”，定格在如下几处要害关口：

一、冯友兰一辈子写过的文章，加起来总数要超过600万字，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著作等身”。而联大校歌歌词总共只有93个字，和600万字比起来，几乎等于一比六万，实在微不足道。且冯氏以善谈义理而高居于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的王座，辞章之事对冯氏而言只是雕虫小技一桩，正如他在《北京晚报》投稿中所言：“写过这首歌词与否，于我无所得失。”语气虽极自负，却仍不失为一句实事求是的大实话。而冒认一首曾经万口传唱的校歌歌词的作者，其冒险犯难，又有甚于白昼入市抢金。如果说，冯友兰为了冒认一首于自己“无所得失”的《满江红》词，而不惜犯身败名裂的风险，他的行为，又和一个以六万博一的赌徒有何分别？冯友兰不疯狂也不愚蠢，他为什么要参加这一场连“愚蠢”和“疯狂”都不足以形容的以万博一的绝世豪赌？

二、在1968年的一整年里，冯友兰已被“文革”造反派打翻在地，同时奉了北大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公社两大派红卫兵，以及后来的工宣队的命令，几乎每天都在撰写回忆自己的“反动历史”，以及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交代材料”。其中有一份材料涉及校歌问题。材料原文如下：

关于联大校歌的问题

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其中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稿子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的样子，但终于通过了。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我只记得校歌的一部分的词句。但就这一部分词句看起来，它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愿望，我企图用校歌的形式，把这个愿望灌输给青年学生，使它们成为反动派的接班人。“中兴业，需人杰。”这个“中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兴”，这个“人杰”就是为这个“中兴”服务的“人才”。这六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给西南联大的任务。“待恢复旧神京，还燕碣。”就是预先就有的“下山摘桃”思想。碑文吹捧这个校歌，并将其改写为碑的铭文，现在看起来，校歌和碑文，标志着西南联大的始终。校歌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为联大所作的工作总结。

当时的冯友兰被定为“反动权威”与“反共老手”，其处境正如他女儿宗璞所言，正被捆绑在铁板上，忍受着来自炼狱的熊熊劫火“烧烤，而任何人都可以随着性子往这劫火上添柴加草”。由此，翟志成认为，在这样一种生命不保的艰难处境下，冯友兰的交代材料，就对黄张二人之说构成了极其坚实的反证。首先，趋利避祸，喜利畏罪，是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如果冯友兰如黄延复、张源潜所言，是在假冒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那么，造成他冒充的根本原因，分析到最后，无非是为了名和利，冯友兰也只会在对自己有实质好处或利益的情势下，才有可能冒险一搏，自称是校歌作者。但在写交代材料时，正是人人自危、命悬一线之际，若他从未写过这首校歌，他会“自己跳出来”把屎盆往自己头上硬扣吗？如果当时冯友兰的神经还正常的话，他为何去冒这个作者，平白增加自己的“罪孽”？难道是活得不耐烦了？从冯友兰在“文革”中一连串的表现看，还远没有达到曾国藩当年所言“心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程度和境界。

三、冯友兰声称自己为联大校歌作者，并有朱自清日记为证，而张清常宣称他是从朱自清来信中，获知罗庸为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却始终拿不出朱自清的信件原件证明确有其事，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其说之真。

四、对朱自清日记的解读应用上，黄张二人进行了歪曲、割裂和删改。联大校歌问题的讨论，在朱氏日记中可以找到四条，除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列的三条外，于1938年11月24日还有一条：“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词如下：‘万里长征……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南按：除倭虏二字外，其他皆与传唱的校歌歌词相同）”这一条，可视作朱氏日记四条中的第二条。

黄张二人的文章在引用上述四条朱自清日记时，第一条照单全收，作者当然是罗庸。第二条仅从文字上看，既没说歌词作者是罗，也没说是冯，但黄张却说：“按时间及其他资料推断，这份歌词当是罗庸先生所作。”第三条，即1939年6月14日条，有“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一句，黄张二人一看于自己的立论不利，索性删掉不用，只把头尾对接起来写于文中。而最关键的第四条，即1939年6月30日条，又把“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删掉。如此这般连续砍掉两条带有冯友兰的铁证，既保住了张清常作为校歌歌谱制作者的地位，又把罗庸拉进了歌词作者的圈内，可谓一举两得。如果把被删掉的两段全部复原，则黄张二人的结论则支柱崩溃，全盘皆翻，那么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就是冯友兰。

有了这样的论证、论据和结论，翟志成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出现并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尽管此言颇有点自负色彩，但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深厚的考证功夫和文章中施放出的足以摧毁反对者的巨大威力。

翟氏的文章于2001年12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后，又陆续在香港等地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此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之驳也。但被他掀翻在地的黄张二人，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再度打起精神，拼上老命予以反击，但不知是何原因，或是内部产生了分裂，或是由于身体不适等缘故，在反击的文章中，已不见黄延复的大名，而只有张源潜横刀立马于阵前艰难地出手，从所抛出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看，再也不见先前那风采英姿与咄咄逼人的气势，显然是宝刀已老，力不从心，颇有些英雄末路了。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不妨将这篇漏洞迭出的文章摘要如下：

从朱自清11月24日的日记看，歌词作者是谁，日记未提，联系上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可以断定是罗庸无疑。附带说一句，《三松堂自序》未提这篇日记，是忽略还是掩盖，不得而知。

常委会对这首歌词没有表态，“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样子”。为什么不写一首新诗作为校歌，像当时的抗战救亡歌曲那样！作为校歌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告奋勇写出如下的一首富于时代精神的白话诗：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校歌委员会有了可供选择的两首歌词，可惜都没有曲谱。委员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华研究院毕业生、正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他能谱曲，曾与朱先生愉快地合作过，于是就把这两首歌词一起寄去浙大。

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

张清常只给罗庸谱了曲，冯词的曲谱还得另外找人来完成，这大概花去不少时间。最后总算由马约翰和沈有鼎两位教授分别为冯词谱了曲。

1939年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开会，也就是朱自清日记所记载的第三条。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的。在这次会上，杨业治看了三份校歌（读谱）后，“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他记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只是读了三首歌词和曲谱后作出的结论，这次校歌委员会没有讨论，只对马谱提出了须修正的意见，还请三人负责进行。实际上，一支乐曲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让三个人来修正不过是句空话，是“否定”的婉转说法。两个星期后的6月23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张清常谱的曲子，最后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朱自清日记记着：“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最后一句再次提到“冯的歌词”，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半个月前才接受，说不上“早已”）。这次讨论并通过的张清常的曲谱，他谱的是罗庸所作的《满江红》，而这一歌词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并上报给常委会的。因此，这里的“冯”字当是“罗”字之误。日记原是写给本人看的，个别笔误实属难免，只需参考相关资料，很易订正。冯先生抓住这句话来证明他是《满江红》的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纵观前引的四则朱自清日记，谁是联大校歌的作者，读者自可作出回答。

冯友兰的歌词既然在6月30日的会上落选了，他就以《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为题，在7月7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文字略有改动。

西南联大校歌诞生的不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罗庸作的《满江红》（张清常曲）是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也写了一首白话诗，没有选上，就以《拟……校歌》为题发表的，张清常也为它谱过曲，称“勉词”，收入“组曲”和“进行曲”里。几十年以后，冯先生忘记了自己写过并发表的那首《拟……校歌》，错把《满江红》当做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失去，一再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作者，他不仅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还写成“条幅”、“册页”传出，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为他作传的也好，为他撰年谱的也好，都轻易地采用了他的说法，实际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关档案，一切都会明白。历史是客观存在，无法被某一个人所改变的，大师也不例外。

（《书屋》，2006年第8期）

之所以说张源潜宝刀已老，文章漏洞迭出，不堪一击，仅举三例即可明了。

一、张清常接词后，认为罗庸的词适合校歌，于是就为这首词谱了曲并及时寄回昆明。请问张清常是谁，他何德何能，在接到两首词后，自作聪明地“认为”罗庸的词适合，而冯友兰的不适合，于是只给罗词谱曲，而把冯词置之不顾？是谁给他这个权力？如果一个小小的张清常就能决定哪一首词合适或不合适，还要一个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干什么，还要反复讨论比较干什么？

二、关于杨业治的说法，冯友兰女儿冯钟璞于1981年曾专门访问过杨，杨业治的回忆是：“我曾参加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审定工作，记得很清楚，有一曲的作者是马约翰，后来未采用。词便是《满江红》词，词作者不详。”（翟志成《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12月）这表明，马约翰所谱写的校歌歌曲，其歌词正是日后传唱的《满江红》。张源潜文中所说“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恰可以证明《满江红》词作者就是冯友兰。

三、由于此前台湾学者翟志成一针见血地点中了黄延复、张源潜在文章中故意删除朱自清日记有关冯友兰记载的暗穴，在这次绝地反击中，张源潜感到既无脸面又不好继续对此视而不见，只好硬着头皮，咬紧牙关把两条带有“冯”字的记载羞羞答答、欲盖不能地公示出来。非常不幸的是，他这一公布，却无法来解释第四条铁证如山的“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一句。张源潜在万般无奈中，只好一闭眼，索性来个“冯”字当是“罗”字之误。也就是说，本来应是罗庸，但当年记载此事的朱自清糊涂了，当成是冯友兰。按一般的规律，一个三岁小孩尿了床，在受到责难时，他要撒谎的话，也要有一个看起来多少说得过去的理由，如自己睡觉后没有人间感觉，或梦中一个白胡子老头让我尿到一个坑里，醒来才发现是尿了炕，等等。很少有小孩会说是你找错人了，这尿炕的应该是王二狗，绝不是我——尽管我的人现在还躺在这个被尿湿的被窝里。因为这尿炕的事都是私事，尿者并不准备向外界张扬的，更不准备请记者前来拍照在报纸上发表，所以你把王二狗的事弄到我身上是正常的。张源潜推论至此，也真可称得上连三岁小孩都不为的天大笑话。若这样推论下去，是否叫了一辈子的张源潜原本并不叫张源潜，而是牛源潜、马源潜、熊源潜之误呢？因为打字员打错字是很正常的。

鉴于以上若多的漏洞与破绽，张源潜任其一击即可倒地，也就无须再与其费力劳神地辩论下去了。否则就是得理不让人，有欺人太甚之嫌也。

1980年，冯钟璞重返昆明，在西南联大旧址，看到其父撰文的联大纪念碑，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小诗：

那阳光下极清晰的文字，

留住提炼了的过去，

虽然你能够证明历史，

谁又来证明你自己？

1981年10月20日，已是86岁高龄的冯友兰过杭州谒鄂王坟，于风烛残年中想起岳飞那首传唱千古的《满江红》，居然也曾被人说成不是岳飞的作品，感同身受，不禁悲从中来，遂赋诗一首以志其事：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获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说短长。

这显然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是，在经历了世间的风风雨雨之后，冯友兰不仅不能阻止“闲人”前来说长道短，最后连“证明自己”所写的一首歌词都变得如此艰难，甚至到了有口难辩之凄凉仓皇境地。这固然有“闲人”作祟，障蔽了历史的真相，但正如台湾学者翟志成所言：冯友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可谓集天下之攻谤污辱于一身，真正是积毁销骨。如果宣称自己为联大歌词作者的人是梁漱溟，自然会片言折狱一锤定音。若是换成大陆学界普遍尊崇的陈寅恪、汤用彤，或者是金岳霖，他们的遭遇也将会和冯友兰完全相反，这是毋庸置疑的。对冯友兰在学术界与国共两党间纵横捭阖，飞钳转丸，大红大紫与败走麦城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要“证明”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但围绕歌词事件却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人心所向。西南联大校歌悬案，当然与人的行为、人格、道德文章等有重大关系，这一事件不仅对冯友兰是个教训，对日后的所有学人同样是个值得深思和闻者足戒的人生命题。 roQYNTeCTxPZAbaxoAflf8wKbJZIbj8FLj8L8KsVoRgjIp7qGjTW0zc755qBgZ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