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血染红土地

◎“独眼龙”被困五华山

西南一隅之地的云南，自抗战军兴，大批军政要员与学术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备受国人乃至世界瞩目。因了这一历史机缘与风云际会，云南省境特别是省会昆明，在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史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发生，而这一切又同云南当政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5月23日，号称“南天支柱”的老派军阀唐继尧呕血而亡，继之掌握云南统治大权的是另一位实力派军阀龙云（字志舟）。至抗战胜利将近20年的岁月里，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一直掌控在号称“云南王”的龙云手中。 因龙云不是蒋介石拜把子的铁哥们和嫡系，云南省政府与蒋实际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矛盾不断。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抗战热潮兴起和国难家仇，龙、蒋双方暂时保持了克制与忍让，龙云总体上维护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体面，蒋介石也顺水推舟，摆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对龙云，二者暂时相安无事。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整个中国东部沿海土地尽失，处在西南边陲的云南，渐渐变为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战略地位突显，人的精神气脉也随之牛了起来。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昂头挺胸，不再听从蒋介石的摆布，开始依托天时、地利之便，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自作主张，经常与蒋作对，双方裂隙再开，矛盾越来越深。最让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沦陷，龙云接收了大量由港岛撤出的“左倾”主义者，使云南变成了具有另类思想作风的亲共分子的庇护所和大本营，导致“昆明成为共产主义的温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刻国民党极为反感、经常煽动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制造群体性事件的罗隆基等辈摇身一变，成了龙云的座上客，开始在昆明指手画脚，四处招摇，煽惑众志，暗中闹了起来。而抗战时期迁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为另类主张者渗透的主要目标和联络据点。由于另类人士的鼓动串联，大批青年师生也开始趋向“另类”，由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慢慢向联共抗战、支持民主运动的方向转变，以致昆明出现了“民主堡垒”的时髦称谓。

珍珠港事变后，西南联大学生因陈寅恪下落不明，以及闻听孔家老少运洋狗等恶行，爆发了“打倒飞狗院长孔祥熙”的学潮。一开始，梅贻琦面对愤怒的游行队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电话给龙云说明情况，希望得到对方谅解，不要派军警与学生发生冲突。龙云一听是倒孔反孔运动，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灾乐祸，颇有些鼓动意味地说：“学生游行是爱国行动，不要扰乱社会秩序就行了，如果你们不放心，我可以派宪兵司令和警务处长跟在你们队伍后面，以防万一。” 这样才有了联大学生大着胆子在街头游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拦的奇事。让龙云想不到的是，他与梅贻琦电话中说的这些密语，后来被蒋梦麟带到了重庆并传到蒋介石耳中。蒋大为光火，在骂了一通“娘希匹”后，心中对龙云怨恨加重。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欲一举铲除共产党和延安边区政府，如果对延安用兵，就要严防后院起火，更不能容忍占据西南地盘的龙云继续和自己作对，遂下决心要在消灭共产党之前，先剪除这个阻碍党国军令、政令统一的已经发生癌病变、且向四周扩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国远征军第五军残部归国，蒋介石不但没有对杜的惨败问责，反而将其擢升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警备总司令， ^[264] 扩编后的第五军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挥，协同防守昆明这一“堡垒”，同时暗中为剪除龙云这个滋生在党国身上的肉瘤做准备。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发出乞降照会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于兴奋中紧急召见杜聿明面授机宜：“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 同时叮嘱杜除军事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机场做周密的布置，防止龙云逃跑。杜聿明按照蒋的指示积极准备起来。

抗战末期，当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远东战线中国军队的战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广西方面，仅克复了全县至黄沙河一线；江西方面，国军正调集兵力追击赣江下游溃退之敌，日军刚刚退至丰城一线。因而，胜利之际，处理敌军受降及接收沦陷区的一切人员物资，就成为重庆国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为防止中共军队趁机收编敌伪军并收缴其武器装备，10日晚，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命令沦陷区地下军与伪军听候命令，准许伪军以赎罪机会，不得接受非经蒋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军队收编。

就在重庆军民为日军投降燃放鞭炮、饮酒作诗庆祝胜利之时，延安方面通过无线电波得知了消息。在这决定国共两党与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确定了新的政治、军事目标。当天夜里，朱德以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部又接连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地武装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动起来。

蹲在重庆官邸的蒋介石见毛泽东、朱德等人已对敌伪军全面展开了接收行动，震怒中于当日火速下达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国民党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住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趁机赎罪”，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三、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

8月13日，由毛泽东起草，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名义致电蒋介石，谓：11日的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共产党发出命令招降伪军，此为吾人意想之事也。” 这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谋僚唐纵8月12日在日记中发出的感慨。作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蒋介石，更应料到中共反抗的态度，但想不到会如此激烈，且不顾自己一国领袖的体面，竟悍然叫起板来。盛怒之下，蒋介石与谋僚们迅速商定对策，决定电召延安毛泽东邀请赴渝商谈国是，谓：“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与此同时，蒋介石指派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一周之内拿出复员计划，并以最快的速度派员驰往后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权与财产。密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向华中、华北地区集结，火速开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接受日军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装，并设法阻止中共军队插手日军投降事宜。

8月15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抗战胜利演说之后，即致电南京日本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令其通令日军停止抵抗并派人至玉山接受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再次表示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的绝对错误的命令，继续命令所属军队向日伪军进攻。

8月17日，盟军统帅部发布第1号命令，指出：“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但中共军队向日伪军进攻仍未停止。

对于中共表现的强硬态势，蒋介石手下的军政大员方寸尽失，竟不知如何应对。据唐纵8月18日日记载：“冈村来电，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为投降代表，并电称我国军在蚌埠、芜湖等各地袭击日军，请求制止。所谓袭击日军，便是共产党的部队。”在当天的日记中，唐纵于“上星期反省录”一节，列举了国民党最急迫的四条“要务”：

一、敌人最后的试练。敌人唱中日一体，大东亚共荣者八年矣，而今落得投降，因出于迫不得已……

二、我国最后之试练。大规模受敌人投降在我国历史上尚为第一次，不但受降的经验罕有，而遭遇的困难又重新揭起。这次受降的事，如果办得不好，将影响今后国际地位与国家盛衰治乱之机运。中共抓着了这点反抗政府，他知道政府投鼠忌器，故敢无所顾惜，如果把问题处理得好，国共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

三、失却宣传政策的失败。朱德在此次敌人投降事件上狂妄已极，乱发命令，抗拒统帅部，并且将荒谬电文擅发号外，宣传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检扣，要请示总裁。如此小事，要请示总裁，要设部为何事，余诚不解。

四、……

就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纷乱争吵中，中国抗战胜利受降事宜在全国军民与全世界目光注视下拉开了帷幕。

8月2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抵达湖南芷江受降——整个中国战区受降工作由这里发端，随后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此次芷江受降，国军高级将领本着蒋介石“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不要企图报复”的精神，对已是胆战心惊、垂头丧气的日本小鬼子还算客气，且表现出一种雍容文雅的“仁义之师”风度。被派往芷江商谈受降事宜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总代表今井武夫副参谋长等一行8人，面对中国政府显示的宽厚与得体的礼节，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后来今井武夫回忆道：“我深深感激中国军人对战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同时，并深深认识到这里面隐隐蕴藏着日本战败的原因。”

就在中国军队于盟军指定地区全面展开受降之际，蒋介石于日理万机的紧张忙碌中，仍没有忘记躲在西南重镇昆明的龙云这个心腹之患，他不露声色地下令把龙云的滇系主力部队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编为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地方势力的二号人物、滇军将领卢汉（字永衡）率领开往越南受降。 同时以军力不足为由，把驻防昆明的十九师龙绳武（南按：龙云的大儿子）部和暂编二十三师潘朔端部一并调去越南随卢汉受降。此次与卢汉一起赴越南受降的另有广东的第六十二军黄涛部，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第九十三师吕国权部及荣誉第一师戴坚部，总兵力为五个军、四个独立师，计约20万人。各部分别由滇越，桂越边境的莱州、河阳、凉山、龙凭四路入越，定于9月21日以前到达北纬十六度以北的顺化、河内、海防地区集合。按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凡入越受降部队名义上统归卢汉指挥，实际上卢汉能够指挥的只是滇军各部，至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则负责暗中监视卢汉不得因后方有变而私自将军队开回云南的秘密使命，如发现卢部有可疑动作，立即以武力解决之。如此一来，龙云在昆明的兵力只有他二儿子龙绳祖名义上的一个暂编师，因一个团的官兵放假休养，实际兵力只是一个宪兵团和警卫营。中央军在昆明的部队由云南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坐镇指挥，可调动的兵力有邱清泉的第五军全部、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机场守备司令部四个团以及宪兵第十三团等四五万人的兵力。

当卢汉毫无察觉地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告别昆明入越后，蒋介石认为解决龙云的时机业已成熟，只待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声令下予以擒拿。

1945年8月28日，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事关国家大计”的和平谈判。蒋介石一边敷衍着谈判事宜，一边着手谋划彻底解决龙云问题。为了保守机密和麻痹外界，9月27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重庆悄然飞抵西昌做“短期休养”，住于邛海之岸西昌新村特宅。就在这处住宅里，蒋介石在苦心孤诣地构想如何对付毛泽东的同时，也在悄悄策划以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宜。密谋后，蒋介石亲自派空军副司令王叔铭携致杜聿明密信飞抵昆明，谓：“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的云南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院院长，最好一枪不发，保证他的安全，已令昆明空军归你指挥，如龙云不接受命令，即以各种火器轰击五华山。”

10月1日深夜，蒋介石派人携手谕通知住在重庆的云南籍政客李宗黄，令其翌日飞抵西昌，面授云南省政府改组机宜。

10月2日，蒋介石在西昌召开紧急会议，宋子文、陈诚、何应钦、李宗黄、关麟征等军政大员前往参加。会议决定：立即改组云南省政府，暂委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在蒋的心目中，卢汉并不是既可靠又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云南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之卢汉又手握重兵，倘不以高官相安抚，很可能中途发生兵变。尽管有中央军暗中监视并随时以武力收拾，毕竟卢汉重兵在握，一旦动起手来，整个越南前线与西南半壁将陷入混乱，后果难以设想。为集中精力拔掉龙云这根眼中钉、肉中刺，根据孙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只好暂时把一方捂住，许卢为省主席的宝座，以达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目的。

当天下午，王叔铭驾机载李宗黄、关麟征等人飞抵昆明，潜入岗头村防守司令部，将手令三件送交警备总司令杜聿明。内容为：

（一）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撤销，行营所属人员由中央统一安排。云南地方部队交昆明警备司令官杜聿明接受改编。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受，在卢汉未到任以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杜聿明闻讯，连夜召开集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三项命令，并做了军事部署。在此前的1945年9月下旬，龙云的谋士曾建议其提防蒋介石解决他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南方局昆明方面的领导人华岗也暗中告诉龙“蒋介石对和谈诚意不够”，叫他提高警惕，以防万一。所有这一切，均没有引起龙云重视，更未做提防和应变准备。后来有研究者认为龙云过于天真，才导致兵变败北的下场，但在连绵战乱中成长起来的龙云，又何以会天真愚笨至此？真正的原因是龙云久在云南，且军政大权在握，在周围一片阿谀奉承中染上了沉沉暮气，才有了关键时刻不识时务地认为：抗战胜利了，毛泽东也到重庆会谈，全国已出现和平民主趋势，在这样的政治大气候下，蒋介石不会对他下手的错误判断。因了这一错误判断，便放弃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治指导方针，结果最后落了个“一手抓，一手都不硬”，倒地不起的悲凉结局。

龙云的所谓“一手抓”，是：卢汉率部入越前，龙卢二人有一个城下之盟。龙告卢：“如果后方有事，闻讯即火速回军。”卢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入越滇军无论处于怎样不利的情况，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和牺牲，也要即刻反攻回昆救援，不辱主公使命云云。这个秘密协议不是凭空构筑，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龙卢关系密切，二人同是云南昭通彝族，皆出身农家，自小生活的两个村寨只隔一座小山包。龙、卢又是至亲（南按：卢汉夫人龙泽清是龙云的表妹），早年双双投军。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二人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亲如兄弟。既然有了如此亲密关系，又有秘密协议，在这样的前提下，龙氏才感到高枕无忧，对蒋的阴谋未加任何防备。想不到正当他迷迷糊糊沉浸在美梦中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突然携密令驾机飞临昆明上空。从这一刻起，对龙云来说，可谓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

作为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杜聿明怕按蒋介石指令，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会引起一些纠缠不清的麻烦，很有可能贻误军机大事。于是他索性来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反其道而行之，先兵后礼，将这条“龙王”逼到干枯的绝地再做计较。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1945年10月3日凌晨2时，杜聿明步出大厅，望了一眼漆黑的夜幕，脸上露出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冷笑，转身下令所部开始攻击。一时间，枪炮齐发，昆明震动。正在家中熟睡的龙云突被枪炮声惊醒，猛地跳下床来，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此时龙公馆的警卫发现公馆已被包围，还有大炮对准公馆大门，值勤的侍从副官飞快奔报。回过神来的龙云深知大事不好，匆忙穿上衣服，老鼠一样“吱溜”从后门窜走，然后猫腰弓背，悄悄绕过劝学巷、柿花巷等大街小巷，借着夜幕独自一人步行上了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在一片树丛中猫了起来。

未久，龙云之子、留昆滇军首领、暂编二十四师师长龙绳祖，闻讯率部封锁了五华山。另一滇军首领张冲也率部向五华山杀奔而来，意与龙绳祖部合兵一处共守省府。杜聿明部一看这阵势，遂以猛烈火力进攻昆明大东门，袭击五华山，并向已抢占北校场的龙绳祖部包剿而来。未战几个回合，龙绳祖军力不支，大部缴械投降。为速战速决，杜聿明指挥所部使用了大批美援武器如机枪、火箭炮、坦克车等重型武器，全力进击五华山。龙绳祖、张冲指挥驻防昆明各城门的宪兵一个团和五华山两个连的警卫部队拼死抵抗，因杜部火力猛烈，守军死伤遍地，不到一个时辰，守卫大东门城楼的宪兵队官兵全部战死。

炮火硝烟中，龙云如同一只受惊的野狐，悄悄爬出树丛，钻入五华山省政府大厅电报室，急促地命电报员向外拍发“戡乱”电报，称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卢汉率领入越军队火速回攻昆明，同时电令省属各区专员、县长率领地方保安团、队，星夜兼程向昆明前进，实行内外夹攻，一举消灭杜部。当时云南各地的保安部队号称10万之众，龙云自恃这支力量可以与杜聿明部较量一番，决心在五华山固守待援。但由于此前他的通信设施大部遭杜部破坏或监视，很快与各方失去联系，龙云成为一只孤独的困兽，只能徒叹奈何！奈何！

3日清晨，龙绳祖残部已无力与对方交战，只好退入省府大厅四周固守。杜聿明怕继续强攻伤及龙云性命无法向蒋交差，下令停止攻击，派人把蒋介石“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命令送交龙云。龙氏看罢，当场骂蒋介石“独夫民贼”“卑鄙无耻”等，而后把手令撕得粉碎踩于脚下，不再理会。

龙云被困五华山的电报发到西昌后，为稳住在越受降的卢汉，打消其回返救援的念头，蒋介石派王叔铭火速驾机飞往河内，将早已写好的亲笔信送交卢汉，信曰：

永衡吾兄勋鉴：

抗战胜利国家急需统一军令政令，为加强中央，巩固地方，特任志舟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调中央供职，以全志舟兄晚节。并委兄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委李宗黄为民政厅长，在兄未到任前，由李宗黄代理。盼晓谕所属，以安众心。并望在越受降事竣，来渝一叙。

顺颂勋祺。

中正手书10月2日

10月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再度飞至河内，名为视察受降情况，实则探视卢汉动静。此时的卢汉已得知昆明发生兵变，龙云凶多吉少，由于昆明方面的通信系统中断，无法继续联系，遂未做出立即回兵救援的决定。当卢接到蒋的书信后，知道这是蒋氏集团施行的稳军之策与缓兵之计，但面对省主席宝座的诱惑以及中央军在旁侧虎视眈眈的局面，卢汉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只有以“沉着、冷静，言谈谨慎”的态度静观其变，暗中做着下一步的打算。

被围困在五华山的龙云仍在深宅大院中，心怀侥幸地等待援军前来“勤王”，杜聿明派人进山劝龙云放弃抵抗，立即下山乘机飞往重庆就职，蒋介石也拍发电报催龙速去重庆，但对方仍置之不理，双方陷入僵局。蒋介石怕夜长梦多，急派何应钦飞昆劝龙云从速赴渝，何氏抵达昆明后，龙云拒绝其上五华山相见。无奈中，蒋介石只好改派龙云的好友、时任中国银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从重庆飞昆再次劝说对方认清形势，速下山飞渝，以免节外生枝，丧命于乱枪之下。龙云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必须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来昆明，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才可去重庆受命。王振芳立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禀报。在这个短暂的空隙，龙云曾准备暗中率残部突出重围，到滇南调回在越南的部队进行反击。一直担任其守卫的张冲和儿子龙绳祖认为其计甚危，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竭力劝阻，龙云遂打消了此念。

10月5日，宋子文飞抵昆明，登上五华山和龙云详谈并做了担保，龙云终于答应卸职，定于次日离昆飞渝。当夜，张冲建议龙云与随身卫士和宋子文等同机飞渝时，设法在空中劫机，强迫驾驶员飞往越南，借机脱逃。龙绳祖认为此计划仍过于冒险，一旦飞机失事，将同归于尽，此计方罢。龙云苦苦等候卢汉的反应已三天三夜毫无消息，在内外交困的绝境中只好仰天长叹一声，神色黯然地走下五华山，于6日午后同宋子文、何应钦、卫立煌等党国大员一道乘机飞往重庆。从草莽中崛起的一代名将，历数18年之久的“云南王”生涯，至此宣告终结。

10月7日，宋子文陪同龙云去见蒋介石，蒋先说了几句略表歉意的话，龙云强按怒火，悲愤交加地对蒋说：“我在你的领导下服务很久了，自问对你、对国家、对地方都没有什么对不起的。改组一个地方政府，调换职务，这原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不采用正常方式，而用这种非常手段，未免过分，这样做，恐对国人留下不良影响。”蒋颇为难堪地解释说：“我的指示不是这样的，这是杜聿明搞错了，要处罚！” 龙云以身体不好为由，表示不能就参议院院长职，蒋予以慰劝。

龙云离开昆明后，杜聿明按蒋的指示着手改编滇军残部。10月15日，杜奉命赴重庆述职，蒋介石与其见面后，颇有兴味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对杜的果敢表示赞赏。之后又对杜说：“你解决龙云对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杜聿明很快明白了蒋的用意，立做慷慨激昂状，说道：“只要于国家有利，我个人不计较任何名誉地位。”蒋介石听罢颇为高兴，说：“你这样识大体，明大义，很好。就照我的命令办吧。不过因为照顾龙云的关系，处分你的命令要先发表。你明天就到昆明办理交代，18日就来重庆。”

10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杜聿明在云南处置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此命令特别在《中央日报》以头条消息登载。两天后的10月18日，蒋介石再度签发命令，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仅仅三天的时间，杜聿明就从天上落到地下，又从地下升上天空。瞬间的升降沉浮，令杜总司令眼花缭乱，惊喜不已。想不到失去了一个小小的偏僻之地昆明城，却换来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庞大地盘，天耶！命耶！或天命俱在耶！只是在兴奋激动之余，也正应了老子那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话，杜聿明没有想到，不久的将来，整个东北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对守桥官兵所说的“尔等之坟墓”。随着杜氏与共军交战损兵折将退出东北，继之统率几十万大军在稍后的淮海（徐蚌）会战中全面崩溃，一代枭雄终于落了个兵败被俘的悲怆结局。此为后话。

◎李宗黄入主云南

就在蒋介石处心积虑铲除龙云这块心腹之患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在名义上已取得了重大进展。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在重庆签订，并于12日正式公布。国民党同意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以及承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承认蒋介石的全国领导地位。

10月11日，毛泽东在国民党大员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飞往延安，国共双方为时43天的和平谈判告一段落。

10月13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国民党将领发布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 。蒋所谓的“剿匪”，自然是指围剿共产党部队，《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的导火索再次拉开。

就在中国大地硝烟骤起，国共两党操枪弄炮再度展开血战之时，在新一轮隆隆炮声与哀号哭喊声中，迫不及待的西南联大师生提出尽快结束当前之局，三校分家，各自复员北上，早日回归魂牵梦绕，阔别八年之久的梦中之都——平津两地。继蒋梦麟之后出任西南联大常委的傅斯年，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会晤，并对联大做短暂视事，商讨学校复员北归事宜。按当时平津校园情形与国内险恶的局势以及交通状况，傅斯年与梅贻琦二人意识到此时北归绝无可能，至少还需要半年方可复员，因而决定下学期继续在昆明开课。

11月5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刚由东北抵渝的杜聿明，听取他派人侦察营口苏军司令已撤走，中共军队接收营口而不能在营口登陆的报告。对此，蒋介石明确指示：第一，先以两个军兵力从山海关打出去；第二，建立东北地方武力，按9省2市收编伪军11个保安支队协助国军防务；第三，委派9省2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发动敌伪残余向中共控制区扰乱。《双十协定》可当作手纸扔进小壕湾儿，指挥所部进攻共军所控制辖区。随着一连串密令发出，内战规模进一步扩大。为此，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议，并做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报告，称要“建立必胜信心”，并加紧调兵遣将的步伐。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用于围困、进攻共产党部队的国民党正规军已达80多万人。

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共方面以林彪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主联军组成，人数约10万人，3个月后增至50万人。国共双方各不相让，交火不断，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11月19日，重庆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消息传到昆明，各校学生反应强烈，蠢蠢欲动。中共地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抓住时机，决定立即出马，悄悄地潜入校园，暗中支持学生运动。此时的西南联大三个常委均不在校，张伯苓一直是名义上的常委，常驻重庆，对联大事务很少过问；梅贻琦正在北平接收清华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傅斯年正满头大汗地穿行于北平与重庆之间，忙于北大复员事务。梅贻琦离昆之时，按照老规矩，把校务交与清华的二号人物叶企孙代理，而叶氏是位办事低调，不喜声张，更不乐意多管闲事的理科教授，在三校即将复员之际，名义上是代理常委，实际只是勉强维持大局而已。想不到就在这个空隙，蒋梦麟离职前所担心的学潮爆发，震惊中外的血案发生了。

11月24日，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根据谍报人员及军警情报部门的报告，得知“联大等四大学校之奸党分子，拟于明（廿五）日召开时事讨论会，并欢迎各界参加，许自由发言，其目的为举行签字反美游行示威，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事情”等。 李、关等人闻讯，紧急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堵截方案，随后在学校和新闻媒体张贴、登载布告：“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 同时强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礼堂装修为名不借给会场。组织演讲的学生自治会见状，只好改在联大图书馆前的操场进行。云南地方当局得到情报，见无法压制，乃决定派人暗中操纵会场，防止学潮爆发。

11月25日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演讲会，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如期举行，会议特地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尚钺、闻一多、杨西孟等教授发表演说，到会师生6000余人。学者们相继登台慷慨激昂地发表意见，呼吁制止内战，强调“内战必然覆灭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联合政府，要进行和平建国，督促美国迅速从中国撤兵”，“撤换赫尔利、魏德迈” 云云。

当几位教授正讲得面酣耳热之际，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第五军邱清泉部悄悄包围了联大校园，并发射机关枪与小钢炮进行威胁恫吓。一时间，围墙外枪声大作，子弹尖叫着划破夜空，会场出现骚乱。正当师生茫然四顾、不知所措时，会场照明电源突然中断，操场一片漆黑，人群开始散乱。在会场即将崩盘的时刻，早有防范的组织者把事先准备的汽灯点燃，总算稳住了阵脚，经此一折腾，师生们情绪激动，心怀怒气继续发表演讲。未久，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短衣打扮的人跳上主讲台，自称“王老百姓”，呼曰“刚才主讲人所言纯是胡说八道，国内局势当系内乱而非内战，无须诸位在此煽风点火，扰乱民心，如此之内乱，党国领袖自当设法予以平息”云云。 有人突然认出此人并非什么“王老百姓”，实乃驻昆明的中统特务头目查宗藩是也。想到墙外的枪声和断电等突发事件，一定是这帮军警特务暗中捣乱所为。于是，群情激愤，一片喊打，查宗藩看事不好，老鼠一样缩身弓背钻入人群，趁着短暂的混乱溜之乎也。特务们施尽招数而不能奏效，黔驴技穷，只能眼看着师生们继续演讲下去。当学生们高唱着《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于夜半散会时，突然发现校门口已被国民党军警封锁，门外军警如麻，枪炮林立，冰冷的刺刀在星光惨淡的暗夜里发着瘆人的寒光，架在墙头屋檐的机关枪正对准路口，不准外校师生通行。夜色沉沉中，军警们传出口令，如有胆敢外出者，格杀勿论。面对如此凶妄并带有血腥味的气焰，师生们不知如何是好，现场一时出现混乱，漆黑的大地人影绰绰，前拥后挤，一位女生被挤倒在地踩成重伤哀哭不止。数千人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颤抖，激愤中有人高呼以罢课相抵抗，于是群起响应，仅联大学生当晚签名罢课者就达700余众。直到凌晨两点多钟，外校学生才陆续自农场小路经云大后门入城。

第二天，昆明《中央日报》刊出了中央社题为《西郊匪警 黑夜枪声》的消息：

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

据当时的新闻从业人员沈沉回忆，经他事后调查了解，先是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宣传人员炮制了这则消息，经总司令关麟征过目并同意后，指派少将处长宋文彬亲自送到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饬令立即转发各报社刊登。这则消息一经刊出，再度激怒了昆明各校师生，认为这是地方当局为掩盖昨晚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以莫须有的“匪人匪事”影射中伤当夜在联大操场集会的师生。盛怒中的学生决心以罢课表示对当局制造这一系列行径的抗议。于是，在整个昆明处于老大地位的西南联大学生率先行动，纷纷签名罢课。继而老二云南大学、老三中法大学，外加英语专科、昆华工校、昆华农校等18所大中学校相继罢课。到28日，罢课学校达到31所。昆明学生自治联合会眼看学生们大规模闹将起来，且来势汹汹，气焰高涨，潜伏于校园的中共地下党人暗中鼓动指导，火上浇油，趁机组成了昆明市大中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等五校为罢联常委，并发出了措辞强硬坚挺的“罢课宣言”。——一场规模浩大的学潮如同荒原上的熊熊烈火，在冬日的西南边陲燃烧起来。

一个月前，当气数已尽的龙云走下五华山，被迫飞往重庆后，处于大军围困中的昆明城始解除戒严。连日来惊恐慌乱的市民于迷茫中买来报纸一看，只见头版大字标题为：“龙院长今日飞往重庆就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职，云南省政府主席将由卢汉就任，在卢汉未到昆明之前由新任命的民政厅长李宗黄代理。”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许多人以复杂伤感的心情在庆幸“老主席没有被乱枪乱炮打死”的同时，对李宗黄卷土重来且代理省主席一职表示极大的愤慨。李是云南鹤庆人，属于蒋介石的铁杆追随者，江湖上人送外号“黄狗”或“黄鼠狼”。1927年国共决裂，蒋介石挥刀“清党”时，刚刚成为新生代“云南王”的龙云，感到椅子尚未坐牢，不情愿开罪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统治添乱。对蒋的命令，常常故意拖延或拒不执行，一切全看对自己在云南的统治是否有利而决断。正是处于这样一种天时、地利、人不和的特殊条件，在蒋介石下令“清党”最初的几个月里，云南的中共组织没有受到重大打击。而这年的8月，中共率领军队公开在南昌发起暴动，对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蒋介石于震怒中，下决心集中精力剿灭中共组织和军队。为了挟制龙云势力，经过反复权衡，特别委派自己的铁杆弟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陆军中将、云南籍的李宗黄赴昆“协助”龙云“清党”。李氏到昆明后，以朝廷监军的身份手摇尚方宝剑，挟“龙王爷”以令诸侯，依靠云南国民党右派势力，私自成立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手枪队，专门用来缉拿追捕枪杀共产党员和追随者，四处进行白色恐怖活动。慑于李宗黄咄咄逼人的气焰和心狠手辣的剿共手段，大多数共产党人都离开昆明跑到乡间蛰伏下来不敢露头。时有昆明成德中学一共青团员学生名叫梁元斌者，在崇高的无产阶级思想光芒和革命热情激荡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加拼命精神，并不把李的手枪队放在眼里，坚持向当地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千条万绪，归根一条就是“造反有理”，等等。当一次在昆明武成路再度向过往群众宣传演讲时，被李宗黄部下特务跟踪监视。梁氏发现张着机头的枪口瞄上了自己的脑袋，才蓦然意识到对方的“花生米”大大地有，而自己肩膀上的肉球只有一个，一旦弄掉，再难生矣。惊恐慌乱中，梁元斌转身撒腿逃奔，当跑到一个小巷时，李的手枪队扣动了扳机，梁中弹身亡。

血案发生后，中共云南地下党人暗中指挥追随者与当地群众抬着梁氏的棺材和血衣在昆明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打倒李宗黄！”“惩办杀死梁元斌的凶手！”等口号，同时派代表到五华山向龙云请愿。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心怀不满，更对李宗黄骄横跋扈的做派和不把自己这位“云南王”放在眼里而恨之入骨。如今见血案突发，民众抬棺而来，不胜狂喜。他意识到扳倒李宗黄，将其扫地出门的有利时机业已来临，遂强按心中的兴奋，在接见代表时先是以猫哭耗子状对青年学生梁氏的遇难表示悲痛，而后又摆出大义凛然状，表示支持群众的倒李行动，优抚梁氏家属等。此举给风头正健、耀武扬威的李宗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致李氏倒地不起。只有到了此时，李宗黄才深深地体会到：在云南这块地盘上有龙阎王坐镇，就没有自己这个小鬼掌控政局，随意把共党分子往鬼录上登载的权力。眼看自己翻身对抗无望，李氏思前想后，只好怀揣大丈夫不争一日之短长的远大志向，俯首认输，于悲愤交加中放弃云南，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回到南京中央党部蛰伏下来潜心修炼，等待日月变换、天地改色的时机再杀一个回马枪，以扳倒龙云，做一个实实在在的诸侯王。想不到在他苦苦等待了18年之后，机会终于眷顾了他。

性格狷介但颇爱好舞文弄墨、扬风扎猛的李宗黄晚年有几部著作问世，其中在撰写的回忆录中，不厌其烦地叙述蒋介石决心除掉龙云而让自己取而代之的细节。按李氏的说法，1945年7月16日，他在重庆被召到蒋介石官邸听命，蒋说：“志舟行为特殊，连年阻挠抗战，我都念在他的前功，曲予优容。可是长此以往，对他过于纵容，恐怕他自己也难以善始善终。所以现在决定请伯英（南按：李宗黄字）兄回滇，接任他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两职，假如志舟能够听命，那就调他到中央来另畀职位，否则就应给予他相应的制裁。关于这一件事，伯英兄有什么意见？”

李氏见蒋突然说出这番话，热血“嗡”地一下涌向头顶，顿时惊喜莫名，百感交集。但他毕竟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手，很快又冷静下来，不露声色地答道：“宗黄恭谢总裁栽培，可宗黄才薄力微，难以担当如此大任，一旦贻误军国大事，悔之晚矣。就宗黄本人看来，省府主席一职，宜考试院副院长周惺甫先生出任，宗黄可任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蒋介石听罢，稍愣了一下，随后模棱两可地说：“也好，伯英兄不妨问一下周惺甫，听听他的意见。如果他能让志舟引退，就让他来维持现状，稍过时日之后，再由伯英兄接任也可。”

李宗黄所说的这位周惺甫即周钟岳，号惺庵，云南剑川县人，白族，1876年生，自小有神童之誉，屡次参加考试均拔头筹。据说他在家乡读书时，当地一个土匪在剑川西南石宝山被乱枪打死，土匪的同伙估计与周钟岳家族有关，但又找不到确切证据，土匪们咽不下这口气，便想出一个办法，专程派人请周钟岳的父亲周之炳为亡者写一副挽联。周之炳乃清末秀才，喜诗文、善书法，在剑川一带颇有名气，对土匪的弦外之音心知肚明，于是感到左右为难。这挽联是写还是不写？如果不写，后果明摆着，土匪们将以此事寻衅滋事，借机报复。而写，又写什么呢？阿谀奉承不是自己的性格，且周氏家族与当地百姓也不会答应。反其道而行之，内含讽刺甚至斥骂之语，正中土匪设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老秀才左右为难，与几个文朋诗友在家中厅堂叽叽咕咕反复议论筹划而不得要领时，周钟岳放学回家旁听此事，瞪着小眼，脱口道：“这有啥难的，写就是了。”周之炳刚要为儿子的冒失而呵斥，身旁一老秀才和颜悦色地道：“说得轻松，你写一副我看看？”周钟岳并不顾父亲的脸色，走进书房泼墨挥毫，很快写就拿了出来。只见上面写着：“生死由天定，功过后人评。”横批是“呜呼哀哉”。众人一看，既惊且喜，老秀才周之炳也认为此联真是绝妙，透出儿子的非凡智慧，神情大振，拿起笔来挥洒而就，打发人送到土匪摆设的灵堂处。匪众们集中起来琢磨了半天，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借机报复的事也只好作罢。因了这副对联，周钟岳的神童之名远播四方，并在当地民间长久地流传下去。

1904年，周钟岳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7年回国，执掌云南省教育厅大印。辛亥革命后出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滇中观察使。1915年随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1919年任云南省代省长。1921年，任云南省省长。1927年因局势动荡而辞职，返回剑川静观待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李宗黄如是说，一是在蒋面前略示自谦，表明自己的风度和政治雅量。同时也吸取了以往在昆明的教训，看中了周的资历和在云南官场的老底火，想暂时找个依靠扶持一时，当各派势力安静后自己再设法登台亮相。蒋介石心知肚明，顺水推舟，李宗黄得令后很快找到周，传达了蒋的意见。久经官场的周钟岳听罢，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替别人垫背的圈套，加之对李的为人处世尚无好感，乃断然拒绝。

7月21日，蒋介石再次召见李宗黄，李把与周钟岳的谈话结果和盘托出。蒋见周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遂冷冷地说：“既然如此，那就仍然由伯英兄回滇主政，等到我一切部署就绪，即日成行。请伯英兄严守秘密，积极准备。”

眼看大事将成，只迈一步即可登上省主席的宝座，李宗黄惊喜交加之情可想而知。想不到世间风云变幻难测，此事中途横生枝节，令李的大梦成了亦真亦幻的浮萍。抗战胜利后，卢汉带大军赴越南受降，因怕引起兵变，也为了暂时稳住龙云在滇的旧势力，蒋介石在幕僚策士们的建议下，突然改为卢汉接替龙云做省主席，李为代主席。对此变故，蒋对李的解释的是：“因为国军全面反攻即将全面展开，卢汉将随何总司令率部反攻，云南方面，在此过渡期间，我想暂以卢汉负云南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而以伯英兄任民政厅厅长兼代主席，到了相当的时间，再为伯英兄真除。这样的做法，对于政略的运用上不无裨益。”

蒋的意图很明确，龙云手下的头号干将卢汉做省主席只是一个“过渡”，并非长久之计，李需要暂时隐忍，到适当的时间再予以“真除”。也就是说等到国军受降结束，局势稳定，卢汉大军开赴东北，云南潜在的危险渡过之后，再设法免去卢汉之职把李扶正。因了蒋介石的这个许诺，李宗黄才全力以赴助蒋赶走了龙云，自己轻装便捷，迫不及待地来到昆明出任了省民政厅厅长、省党部主任兼代省政府主席之职，以待蒋介石不久为之“真除”。从李宗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完全相信蒋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后来也没产生过怀疑，因为卢汉不是蒋的嫡系，而自己却是其铁杆的心腹。

早在国民党“一大”时，李宗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但几十年打拼苦斗，却一直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和取得过一方诸侯的实权，眼看快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其兴奋激动之情自非一般政客和普通人所能领会。由于李心中怀揣着“云南王”的梦想，且头一次暂时充任掌控实权的封疆大吏，自然非常看重在这两个月代理的“政绩”。而最能体现政绩的就是临行前蒋介石授意他的“回云南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除‘三害’”。 蒋所指的“三害”，即民主堡垒、学生运动与龙云旧势力。由于李宗黄在昆明各派势力中名声不佳，自然引起许多人的厌恶，而云南各高校一些中间派师生对李的所作所为与傲慢狂妄之态也表示了同样的反感。在这种境况下，李宗黄与当地各方势力的冲突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二·一”惨案

登上临时“封疆大吏”宝座的李宗黄，本来就极端厌恶龙云旧势力及其纵容民盟等亲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骜不驯，用他的说法就是“为人刚直耿介，作风大刀阔斧”“有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 这就导致李氏在学潮事件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激烈的心态，即“奸党”阴谋分子愈是鼓动学生闹事，我李宗黄就愈是要同他们对着干！即使到血案发生之后，李氏也依旧刚愎自用地认定：学潮的发生根本就是冲着自己这位临时省主席来的，是龙云的旧势力勾结共产党意欲阻止其掌控云南军政大权，是一种故意捣乱滋事的流氓行径。因此，上台伊始，为了表现忠党忠蒋之心，把可能发生的反政府学潮扼杀于萌芽之中，李宗黄一开始就决定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并联合昆明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和国民党党团骨干，采用破坏加恐吓的双重伎俩，使大多数师生心生畏惧，知难而退。25日晚，当学生们把会场改在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上继续进行演讲之时，李宗黄即下令手下党徒特工人员按预定计划轮番上阵进行反制，并说服邱清泉出动第五军官兵，以枪炮齐鸣的激烈措施扰乱示威，达到恐吓学生，使对方不敢外出游行的目的。

后来有研究者分析，当晚李宗黄与关麟征等人的确最怕学生们冲出校园游行，而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诉过李，这种校园集会属于正常的活动，一般要到深夜才会结束，根本不可能发生深更半夜高举灯笼火把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经高度敏感与警觉的李、关等人则坚决地认为，此说只是不谙世事与政治斗争之常规的书呆子或愚夫之见，不足为凭，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谍报人员截获的关于延安与昆明遥相呼应的秘密情报。 ^[294] 正是这种自以为是并有些神经质的固执己见，与以武力为后盾、天马行空的所谓“反制措施”，激起了各校学生强烈反应。本来已取消游行计划，更不曾想过罢课的学生们，反而在经历羞辱和极度义愤中，于第二天开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会游行非法禁令”和“保护言论及身体自由”的罢课风潮。

就在罢课风潮形成狂涛巨浪，大有决堤之势的关键点上，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闻风而动，先后发表了昆明“罢联”草就的《告全国同胞书》等言辞激烈的檄文。《新华日报》更是慷慨陈词，发表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当局的做法实在过于霸道与蛮横云云。此后，罢课风潮瞬间呈滔天之势决堤而出，开始向昆明之外的广大地区奔腾蔓延开来。

学潮骤然升起，如平地突起惊雷，令云南当局措手不及。此时的李宗黄等人不仅不为自己不当的处置检讨并采取补救措施，相反，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乃切实的“反奸党”斗争，是忠于党国和领袖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的光辉写照，是领袖意志与思想决策的忠诚执行者。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当得知昆明部分学生受中共地下党的暗中操纵，公开跳将出来呼吁组织联合政府时，蒋介石就向教育部发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国八年苦战，军民牺牲，历尽险阻艰难，始获奠定抗战最后胜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将开始，而存心破坏抗战之阴谋分子，见胜利在望，乘机思逞，散播谣言，假借名义，肆其煽惑，尤其对于学校青年鼓动利用，无所不至，冀欲酿成学潮，扰乱战时秩序，以削弱抗战力量。政府维持法纪，捍卫治安，责无旁贷。如各地学校学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坏秩序发动学潮者，政府即视为妨害对敌作战、阻挠抗战胜利之祸国行为，必当予以断然严厉之处置，决不稍有姑息。” 这里所说的“断然严厉之处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闹革命的阿Q一样，“咔嚓”一声砍头的意思。在蒋介石看来，非动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挠“祸国”之行为，平息各地汹涌而起的学潮。

崇尚武力并以武力解决学潮，对蒋介石而言，业已成为一种惯例。无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兴起的学运，还是西安事变前的学潮，最后关头蒋氏都主张不惜以武力处置，诚如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对张学良所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作为党国领袖所采取的严厉“反制”手段，无形中为国民党高层一些要员做出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黄认为，正是25日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对于后来罢课风潮的发生，他认为这是“奸党分子”在捣乱失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的反扑。地方当局对待这次反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加以反制，达到令其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目的。

11月27日下午，李宗黄再度找到关麟征、邱清泉等军事将领和特务头目在省党部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组织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为总干事，反罢课委员会下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等各组，各组组长皆由国民党、三青团、军队政工人员、宪兵头领与特务骨干分子构成。另外由云南大学学生、三青团云大支部书记纪廷琛；联大学生、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蔡麟笔等人为联络员，负责收集校内情报，随时向当局汇报并做内应。此次李、关等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要“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不惜一切力量压制“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25日晚，那个曾自称“王老百姓”的特务头领查宗藩，在会上更是神经兮兮地煽动说：“现在党国处于危机之中，党员要忠于党国。联大学生都是共产党，我们要去打死他们。” 一时间，整个省党部会议大厅人声鼎沸，情绪激昂，弥漫飞溅着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

会后，关麟征向蒋介石拍发了密电，报告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等情况。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

行动计划很快密报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得到关麟征的电文后，即交由次日官邸党政军汇报会处理。会议做出决定，“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并决定改组党政军会报机构，以为应付时局指挥机构”。 但公文尚未按程序走完，就爆发了“一二·一”惨案。

在李宗黄的指使下，从11月30日起，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各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与驻昆第五军所属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开始在昆明市区各街道通衢，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对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则用拳头加耳光伺候。此时学生们尚不知国民党高层已有了“不惜流血也要压制学潮”的密令，当有人问特务为什么行凶打人时，特务们竟瞪着眼反问道：“我为什么不打？打一个大学生有八万元，打中学生有四万元的奖赏。” 言辞中透着蛮横凶妄、无理可论的气焰，当日有十余名学生被打伤或被刺刀穿伤，其中包括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被打得晕头转向，天旋地转，感到气氛不对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回到学校，紧闭校门，不再外出，在校园内罢课以示抵抗。面对此情，生性刚愎自用的李宗黄表现出比职业军人关、邱等还要强硬的姿态，竟赤膊上阵，操纵便衣军警和特务冲入学校，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12月1日上午9时左右，根据预先布置，由李宗黄及助手李耀廷把省党部各科室与市县党部的助理干事，以及调统室的便衣特务集合到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准备向学校全面进攻。行前，李宗黄亲自训话，并为党徒们打气说：“过去我在昆明办党，学生们也闹事，打到门口来。当时，我手下的干事宁伯晋他们就不怕，他们也打了出去。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大好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

当受到蛊惑的大批党团人员准备出发时，李宗黄仍不放心，吩咐省党部守卫大门的卫兵长，将所有卫队枪支上的通针和刺刀收集起来，交给党徒，藏匿身边以做凶器。见通针刺刀不够分配，李便命令党徒各自收集攻击与防身器具。于是，省党部内，厨房里挑水的扁担、盛水的木桶、炒菜的勺子、烧火的木棍、炸油条烤羊肉串的铁钎、打扫厕所的拖把等都被收集而来用于行动。待党徒们各自手中均有攻击的家伙，李宗黄巡视一过，方命令亲信杨灿率队跑步至如安街三青团团部的行动指挥所，与等候在那里的军官总队学员等军人、特务联合一处，杀气腾腾地向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联大新校舍、联大师范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菁中学学校杀奔而来。

因有李宗黄在背后撑腰，几百名党徒、军人、特务精神亢奋，呼呼隆隆地冲入学校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有自视勇猛者竟公然投掷手榴弹进行轰炸，仅片刻工夫，联大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及20余名学生被打翻在地，嗷叫不止。其时正从联大门口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退伍军官于再，不幸被一暴徒拉响的手榴弹当场炸倒，后送医院不治而亡。 ^[302] 当日12时左右，在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下，四五十个特务强行攻入联大师范学院，在院中投掷手榴弹。师院学生人少势寡，猝不及防，见对方来势凶恶异常，于混乱中只好从食堂窗户爬到窗外的昆华工校求援，待与昆华工校同学联合后，即从窗户复入师院以石块木棒进行绝地反击，这一行动竟将大批特务击退于校门之外。只是大门刚刚关闭，又被后续的大批党徒攻破，并从门外投入手榴弹两枚。烟雾腾起，响声过去，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李鲁连当场被炸翻在地，有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将李救起急送云大医院抢救，途中复遭暴徒拦截毒打，李鲁连登时气绝。另一位女学生潘琰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痛苦呻吟。一暴徒见状，兽性大发，举起手中带尖的铁棍，照其腹部猛刺三棍，潘昏死过去，送医院后气绝身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倒在师院大门的石槛上不能动弹，一特务上前举起木棍照头部猛力打砸，黑红的血液顿时从张的右耳流出，红色之上漂浮着白色的脑浆，而“脑浆和血液已混在一起，业已无救”， ^[303] 当场丧生。被手榴弹炸成重伤的还有联大学生缪祥烈、昆华工校学生李云等十余人，缪被炸断一条腿，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不得不将断腿锯掉，落了个终身残疾。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大体经过。有些巧合的是，惨案发生的当天，卢汉已经回到昆明并正式接替李宗黄出任云南省主席一职。于是，昆明与重庆之间再度风起浪涌，陷入了一场派系复杂，身份隐秘，各为其主，合纵连横，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争斗。

[264]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陕西米脂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1932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1933年3月，率第二十五师参加长城抗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37年负责创办装甲兵团，为国民党军第一任装甲兵团团长。1938年后，装甲兵团先后扩编为第二〇〇师，第十一军，改番号为第五军，杜升任军长。1941年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2年8月回国，升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司令。曾统率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中与中共军队对垒。后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俘获，后被定为战犯，送进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其他陆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共同进行改造。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1961年3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1964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1981年5月病逝于北京。

另，据已披露的材料显示，杜聿明第一批国民党要犯特赦，与他的女婿杨振宁（夫人杜致礼）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有很大关系。杨振宁与李政道作为华人首次获诺贝尔奖，在国共两党之间震动很大，双方皆派人通过不同渠道赴美，争取二人为台湾或为大陆效力。正是杨的获奖，使杜在被俘改造的国民党将领中第一批率先走出监狱。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天祥第23代孙、毛泽东的表弟（文的姑姑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黄埔四期生（与林彪同班，文担任班长）、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军中将代参谋长文强，被俘后与杜一起作为战犯在监狱关押长达26年半之久，直到1975年3月才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获特赦出狱。

[294] 《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第76号快报：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1945年12月8日）。惨案发生后，关麟征曾对两位在联大任教的英籍教授透露了他得到的情报和对学生采取严厉措施的理由，其要点如下：（一）“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半延安就广播了一项声明，说这所大学将举行罢课。谁都知道这所大学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它里面的许多学生都是共产党，就是那些讲演的教授，也是“穿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因此，25日晚上的集会肯定是共产党人早就预谋好了的。（二）共产党人不仅仅是搞集会，“省政府获悉这次集会结束时将要举行游行，横穿城区并攻打公共建筑”。省党部情报系统还获知“学生们拥有武器”，包括炸药。“他们要把游行安排在黑夜以便使用枪支和手榴弹”。（三）学生们不仅仅反内战，他们的目的是反政府，因为“他们在号召工厂罢工，号召农民不要交税和不为政府服役”，意图破坏法纪和秩序等。

关麟征的这些说法，在熟悉联大学生状况和这次学潮经过的这两位外籍教授看来，无疑带有某种妄想的性质。但经过长达4小时的谈话，两位教授深信关是那种“讲话太多也太坦率但基本上诚实的人”。（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5日；《李宗黄对昆明学潮之声明》，1946年5月3日）

[302] 关于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之死因，当时现场目击者、于的同事提供了一份证明，该证明如是说：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左右，本人与南菁中学同事于再君，走到联大新舍大门口时，适遇着灰色棉军服军人约二百名沿公路自东边来，俄尔，打声大作，即见一军人用板凳击打于再君，本人即上前劝解。不料又有一军人用板凳向本人头部打来，幸本人用手挡住，结果仅手部受伤，并见十数军人持木棒、瓷碗、石块、板凳向本人打来，并有一部分军人包围，后本人终能跑脱。脱围后，即绕道新舍后门入联大，当见军人极力企图冲入大门，并有同学多人受伤。十二时许，军人已退，本人到云大医院见于再君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当时于再穿灰色西服（美军军毯改造），打红色领带，穿红线条西装裤（重庆呢），美军皮鞋。经南菁中学两学生之助，本人当将于君抬到22号病室。后忽有一护士来云‘军队将冲进医院来’，并促余等速走，本人当自云大医院后门逃往云大。

下午二时左右再折回医院时，于再君已昏迷不能言，后经医生输注血清250CC，盐水500CC，及注射强心剂，到下午十时二十分于君卒以流血过多身故。以上所述均系本人眼睹事实。

南菁中学教员　张人鹤　十二月七日
（《南菁中学教员张人鹤谈于再遇难经过》，载《一二·一运动》）

另，据《国立西南联大教授会呈重庆实验地方法院告诉状》称：军官队学员于12月1日进攻本校新校舍北区之际，有一队员取出手榴弹一枚，扯动火线，准备投入北区大门内，被本校教授高崇熙所见，立劝该军官总队长戚某加以阻止。该队长夺得手榴弹后，仓皇掷向南区校舍外，时南菁中学教员于再适在门外，先已被暴徒殴伤，复被弹片炸伤头部，耳内出血，遂卧倒北区墙外。旋经抬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就医，于当晚十时不治身亡。（《一二·一运动》，以下引文同）

关于“一二·一”运动的经过与评价，台湾方面当然是见解不同者甚多，即是新中国成立后控制下的大陆知识界，也有不同的声音传出，如云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李森教授在《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中，说：“与激进主义者或暴力革命者不同的是，傅斯年等人想通过合法的社会改良来实现社会的进步。”傅斯年“与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发生了分歧，他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会上与闻一多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两种主要不同观点之争”。“傅斯年认为，学生的行动并非表面上的标语口号那么简单，学校不应该参加政治纷争。”最后，李森感慨性地评论道：“我们今天来看，傅斯年的话也是陈述了客观事实的。无数历史资料证明，当时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运动，都是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死难四人之中，于再（南菁中学教师，24岁）和潘琰（联大学生，31岁）都是地下党员。而另外两个看热闹送了命的人，李鲁连是联大学生，只有18岁；张华昌这个昆华工校的学生更小，只有16岁。……”（《云南政协报》2004年12月15日）

此文刊出后，张华昌的一位叫张德昌的哥哥站出来，他对记者发表声明，称自己的弟弟早被中共政府定为烈士，但李森在文章中却称我弟弟是“看热闹送了命的人”，所以要把李森送上法庭，并让其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云云。后几经交涉，报社方面已发表《公开检查》，李森除发表公开检查，还向张氏家属递交了《悔过书》，内有：“我的文章的观点和历史事实的把握上有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文章中写的‘另外两个看热闹送了命的人……’一处，更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对死难烈士的大不敬……在此，我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革命前辈的严肃态度，谨向烈士家属和参加过‘一二·一’等爱国前辈们公开承认错误，公开检讨和道歉”云云。

[303] 关于潘琰被害经过，据凶手龚正德于1955年10月在庭审时交代说：当时“在省党部未出发前我就拿了铁条。铁条有二尺多长，是窗子上的铁框，一边是圆的，一边是平的，头头像鸭子嘴一样。因排队时就叫我们准备武器，各人找各人的，有的拿扁担，有的拿板凳脚，我就拿了这根铁条。当时想着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一方面是如果动起手来要打时，我还不是能打两下。”又说：有人扔手榴弹后，“我当时听见轰轰两声就闯进联大师范学院第一个天井，一进门我就朝右手边搜索找对象，走到里边两三步，我看到有一块板靠在门背后，我就把板子掀起来一看，发现有一个女学生，头发短短的，脸团团的，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头面上有血迹，中等身材，斜靠在门角落墙上。我就喊：‘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随着我们这一伙反动家伙都围拢来了。其中还有一个喊：‘干吗！’我就拿着铁条戳去，第一下戳在她左腹，戳穿进去不深，因为有衣服挡着。同时第一下还手软，第二下、第三下就戳得深了，戳进有一寸多深，都是戳在肚子上，我戳第一下时，她还惨叫了一声：‘哎呀！’当时就梭到地上蹲着了。第二下第三下时，声气就不大了。我是抡着去杀的，别人也蜂拥用石头打，我刺了三下后，就又朝前进攻去了。被我行凶的这个人就是潘琰。”

当审讯人员出示潘的照片后，龚确认并接着说：“我行凶后就继续向里面进攻，想着再杀几个学生，直冲到大天井的石坎边上，冲到那里的共有二十多个人。后我怕被石头打着，还怕被学生抓住，就退了出来。出来时我看到我杀的那个女的已躺在白蜡树底下死了。躺的地方不是原来我杀她的那个地方，已经移动在白蜡条树下。当我从学校退出来后，到了大西门城门洞首，我们还喊口号，‘打倒共产党！’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回到省党部，我就向行政上报功。……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才搞一九四五年度的年终考绩，结果我是升了一级，由二级助理干事升为人事室一级助理干事……”（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提供） 5Zuz2T1AQHgE1kBl0AGQZCBkAVOg9405/Mj8sbx6UwVOShuVqt4ISc9q8wssn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