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大春秋

◎弃北大入内阁

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让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为复员北平做准备。（南按：时朱已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改任教育部长。）同时承诺傅斯年赖以起家并作为根据地与大本营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骅最后强调，这一决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国民党一中全会常务委员会宣布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辞职照准。遴选宋子文当行政院长，翁文灏为副院长，受命组阁。由于宋子文与时任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皆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关系密切，宋便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翁文灏的帮腔与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蛊惑下欣然同意，并于6月答应就职。

时蒋梦麟正在美国考察教育和采购洽商教学仪器、图书，同时物色一批新教授，以为即将胜利复员的北大重建做准备。想不到图书仪器没到手，要聘请的人没见到一个影子，自己却弃北大当起政府的官僚。这一决定不但事前未与北大同人商量，事后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们解释。更离谱的是，蒋自美国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到联大看一眼，径飞重庆。直到6月末，蒋梦麟才给北大历史系教授兼校秘书长郑天挺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到行政院当官的事，并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 等语，这一不合常情的举动，立即引起北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冲动，大骂蒋梦麟不仁不义，无情无义，典型的混账王八蛋。接信的郑天挺也气愤地对周炳琳说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蒋）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在郑天挺等教授们的眼里，蒋梦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级甚至宗师级人物，这样的人物在抗战胜利之际抛弃北京大学，去做一个宋氏门下的帮闲者，实在令人费解和感到悲哀。但蒋梦麟对此却不以为然，照样我行我素，在蒋氏看来，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属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钱塘江岸蒋村的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按蒋梦麟在自传中的解释，蒋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摄政的周公的第三个儿子，被分封到黄河流域下游一个叫“蒋”的小地方，后来子孙统以蒋为姓氏。3世纪之前，蒋氏一支迁往长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无二蒋的说法。据蒋氏家谱云，蒋梦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从徽州迁到浙江奉化，又从奉化辗转来到余姚定居，繁衍开来的，与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蒋介石一支属于近族，后来蒋梦麟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尊敬和照拂，与二人同族同宗有一点关系。

蒋梦麟幼年在家乡余姚蒋村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参加家乡科举考试，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John Dewey）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比同门的胡适进入该校早了三年。1917年蒋毕业时，胡适也完成了哥大的学业即将离校。两人不同的是，胡适于这年5月在答辩场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点昏倒在地，终未闯过最后一道鬼门关。而端坐殿中专管在鬼录上签名的阎王爷兼教授老头子杜威，只是捋着自己花白的胡子假装糊涂，压根不把眼前这位黄皮肤的“支那蛮”放在眼里。年轻的胡适折戟沉沙，怆然泪下，不得不卷起铺盖，含恨离开哥大，赧颜东归。这一年3月，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场上跃马挺枪，过关斩将，连续掀翻了几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阎王，终于突出重围，闯过鬼门关，一举拿下了该校哲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大功告成。而同出一个师门同期毕业的胡适，拿到该校博士学位要比蒋梦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适坐上北京大学校长的椅子，则比蒋梦麟晚了17年。

据说，当年蒋梦麟是背着陪伴了他海外留学九个年头的一条毛毯，吹着口哨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可见其风流潇洒、春风得意之态势。蒋在美国留学时就与孙中山结识，并出任过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的革命性报纸《大同日报》主笔。因了这层关系，蒋氏归国后先是充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助孙撰写《实业计划》等文，其间结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出走，由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蒋氏长期担任总务长，曾三度代理校长）。当时孙中山曾写信给蒋梦麟，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200] 等句，对蒋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这一风云际会，蒋梦麟于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后为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1930年，因与国民党几位元老意见相左，蒋辞部长职，出任北大校长，并适时地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尽管遭遇战乱，但在蒋梦麟任期内北大的教学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联大八年，也是功绩多多，受到学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蒋梦麟毅然辞却北大校长而入主宋氏内阁，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大为不解。行政院秘书长的官衔仅相当于一个副部长，早在1935年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郑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灏、蒋廷黻二人就分别弃学从政，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处长。按蒋廷黻的解释：“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上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定政策的。易言之，一个要注意法令与惯例，一个要注意行政的效果。虽然理论如此，但事实上两部分人员都是在一起办公的。”又说：“所有中央各部会、省及特别市的重大事务都要经行政院通过，各部长、省主席及特别市市长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长。秘书人员要帮助院长处理这些事务，代他分劳。公文往往由秘书长或处长念给院长听。特殊重大事件，要为院长作摘要。秘书长和政务处长都是次长阶级，均能出席院会。” 正是有了翁文灏和蒋廷黻的例子在先，郑天挺才觉得蒋梦麟做此选择特别不可思议。按郑的说法，若说为了贪图功名，早在十几年前蒋梦麟就出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算得上是高官大员了。现已届60岁高龄，北大校长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个国人皆恨之的国之巨奸院长宋子文的幕僚？当花发斑白的蒋梦麟低头躬背，小心谨慎地向一个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晚生宋子文诵读文件时，情何以堪？此举真是应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面对蒋梦麟如此糊涂的抉择，郑天挺认为“为师计，殊不宜”。并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蒋梦麟原秘书、后演变为其夫人的陶曾榖做了陈述，让其转告蒋不要置名节荣辱于不顾，关键时刻还须以北大前途与自己的名节为重。但对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在此种情形下，北大同人共举傅斯年以公私两重友谊向蒋进言，做最后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与蒋氏的交情，或许能挽狂澜于既倒。

蒋与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当时傅刚毕业，但仍在北大西斋暂住，蒋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向这位代理校长“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不久即离开北平回山东，然后放洋出国。1922年，蒋傅二人又在英国见面并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傅回国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后见面机会增多，二人关系更加密切。蒋梦麟曾回忆说：“当我在一九三〇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傅斯年才爱恨交织地勇于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蒋梦麟并未给他面子，傅斯年弄了个灰头土脸。对此，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的事，是因孟邻（梦麟）先生到行政院起来的。他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榖女士的贡献，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我为这事，曾和孟邻（梦麟）先生谈过好多次。他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又说：“我真苦口婆心劝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兴而已。他答应宋到行政院，事先绝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过，到此地亦若干日与北大同人无信（过昆飞机未停），我劝他赶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于是昆明同人吵起来了。” ^[203] 这一吵不要紧，引起了更多教授的愤慨。月底北大召开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蒋校长要到政府中枢做高官，是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阻挡不得，但按教育部制定的《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其他官职，就是说蒋梦麟既然坐上了行政院秘书长的椅子，就不能继续兼任北大校长，必须辞掉，然后由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执掌北大。这个意见通过傅斯年转达蒋梦麟和教育部长朱家骅后，蒋仍无动于衷，开始对傅的态度甚好，后来渐渐有所芥蒂防范起来，压在抽屉里的北大校长之印就是不交出来，大有与教育部和全体北大师生较劲的感觉。傅见对方如此狗坐轿子——不识抬举，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是陶曾榖的把戏” 。盛怒之下遂不再顾及师友情谊，开始鼓动朱家骅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立即革掉蒋梦麟北大校长之职，勒令其交出印把子，一了百了。如果对方还算识趣，仍争取让蒋氏主动请辞，以保全在北大师生面前的一点面子。朱家骅听罢认为此计可行，乃与傅斯年合力夹击围堵，蒋梦麟只好忍痛割爱，与北大一刀两断，公开辞去西南联大常委及北大校长等本兼各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宋子文内阁。

蒋梦麟之所以做出令大多数同人不解甚至在大伙看来“羞耻”的抉择，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所谓人心隔肚皮，冷暖各自知。尽管傅斯年与郑天挺等辈与蒋梦麟共事多年，但对蒋深层的思想与性格了解得并不够。在傅斯年看来，蒋之所以做出这个自认为明智实则糊涂的抉择，与他那位年轻的新任妻子陶曾榖背后鼓捣有极大关系，因为这位风骚加风流兼带着爱慕虚荣的原教育部秘书，一直认为高官大员的奢侈生活才是真正的阔人的生活，其他职业皆属低贱之辈，北大校长亦属此类。因而已是徐娘半老的陶曾榖“尤工媚外”，在昆明短期居住期间，经常组织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漂亮女生，以慰劳盟军的名义到俱乐部陪美军军官跳舞，且以每小时4美元的价格收费，结果是闹得鸡飞狗跳，广受学界与社会人士诟病。因了这些“前科”，傅斯年在给胡适信中，明确认为陶曾榖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问题上做出了很坏的“贡献”。 ^[205]

傅斯年的说法自是含着对陶徐娘不满的情绪，且有点借此泄愤之嫌，但就当时的情形论，把蒋的意愿全部归加到这位半老的徐娘头上，似欠公允。陶曾榖纵有千种风情，万般娇媚，以及千万颗攀高接贵、骄奢淫逸之心，只要蒋梦麟不为所动，她也只能干瞪眼而无可奈何。只是蒋氏的身子先自己弯了，那也就怪不得陶徐娘趁势踹上一脚，来个彻底弄翻颠倒了。就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讨，蒋梦麟辞北大校长入内阁的“荒唐”举动，自有其更加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其深层可追溯到他的童年生活。历史经验给予人类的启示是，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在其心灵里播下的种子，将终生影响他的性格、思想、事业与前途。对于这一命题，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得更加深入细微。按照弗氏的婴儿性欲理论，人生中最早的几年完全决定他的一生，成人后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情绪的毛病，都和童年几个阶段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作为“绍兴土佬”（蒋梦麟语）的鲁迅如此，作为乡村土财主的儿子“贱相未脱”（鲁迅语）兼一代教育家的蒋梦麟也莫能例外。

同大多数中国读书人一样，蒋梦麟童年所受的是私塾教育，5岁背诵《三字经》，后来开始攻读四书五经。据他在自传中说，那时恨透了家塾，一度逃课回家，后来老师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讲解课文的微言大义，家国情怀，他才从四书五经里慢慢了解做人的道理，并有了一些朦胧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少年蒋梦麟虽觉背古书既乏味又愚蠢，但当他到了成年，常常可以从背得的古书里找到立身处世的指南针。而由少年到青年这一时期，当他看到并领悟了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年寒窗苦读的煎熬，才终于迎得飞黄腾达的人生风景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无限希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等格言，驱策着年轻的蒋梦麟向学问之途奋力迈进，其情势“正如初春空气中的芳香吸引着一匹慵懒的马儿步向碧绿的草原”。 ^[206] 学有所成的蒋梦麟决定参加科举考试，以此来赌一生之荣枯。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昂首挺胸走进了绍兴中西学堂和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参加郡试，初试和复试均榜上有名，为即将踏上“人上之人”的独木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促使蒋梦麟由一度逃课的顽皮少年，转化为一个埋头读书奋发的“小书生”，除了以上君子大道的渗透，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偶然事件。这个事件在蒋氏的命运转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与其形影相随，相伴一生。许多年后，蒋氏在他的自传《西潮》中对这个隐秘故事做过详细的解说：“我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纷纷下船，有些上岸。这位学台正预备去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知道了。”又说：“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只，随后这只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起学台享受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207]

正是这颇具神秘色彩、令人心驰神往的一幕，在蒋梦麟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种子，这粒种子催促着他在学业与事业双重世俗功业上奋发努力，一度登上了比那位学台还要显赫的权势宝座。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粒种子一直伴着蒋氏身心，挥之不去，慢慢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今，蒋梦麟之弃北大而入政府内阁，正是这粒种子梅开二度，适时开花结果的际会因缘。

蒋梦麟可谓生得其时又不适时。1928年，意气风发的他初次登上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高位时，是否享受到了当年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不得而知。但就当时那种乱象丛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局面，“神秘礼物”即使可得，也绝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成色。到了执掌北京大学时代，要享受类似的礼物，怕也是心有余而物不足了。随着抗战爆发，不但梦中的“神秘礼物”随风而去，即使应得的那份干薪也朝不保夕，生活难以为继。由于战争使中国国土不断沦陷，日军又不断地对海陆进行封锁，中国经济又恢复到了旧时代的情况。女人们又搬出她们的纺车，开始用手纺线。用煤油灯的人家开始改用桐油灯照明，抽纸烟的人改抽水烟，家织布代替了机织布。大片田地荒芜，工厂倒闭，商店关门，乡野田畴遍布面黄肌瘦的逃荒者与失业人员。而对于赖以避难的西南边陲，同样是百业凋敝，经济一落千丈。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蒋梦麟亲眼看到“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 ^[208] 家事校事国事皆令他愁肠百结、焦灼无计与惶恐不安。对于这段经历，蒋梦麟在自述中说：“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了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又说：“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 ^[209]

这种令知识分子落魄的生活遭际，时为西南联大化学系著名的“怪教授”曾昭抡亦深表郁闷和无奈，他在这年7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贴补。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的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尚当卖东西到资补助云。”8月28日记道：“九时，蒋明谦、买树槐来谈，自称现今每月挣一百零五元，入不敷出，顾家更无办法。买又云，彼等住昆师之教员被该校逐出，现已无家可归。” 其悲惨之状可与乞丐难分彼此，甚至可以于夜间同盖一块大废报纸而成为真正情同手足的阶级弟兄了。

1942年，联大中文系教授王力应《中央周刊》之约写过一篇《战时的物价》的小品文，说：“这两三年来，因为物价高涨的缘故，朋友一见面就互相报告物价，亲戚通信也互相报告物价。不过这种报告也得有报告的哲学，当你对你的朋友说你在某商店买了一双新皮鞋价值四百元的时候，你应该同时声明这是昨天下午七时三十五分的售价，以免今天他也去买一双的时候硬要依照原价付钱，因而引起纠纷。又当你写信给你的亲戚报告本市物价的时候，别忘了补充一句：‘信到时，不知又涨了多少。’”又说：“现在有些小地方追赶某一些大都市的物价，恰像小狗背着斜阳追赶自己的影子。但是无论小地方或大都市，人人都在嗟叹物价如春笋，如初日，如脱手的气球，只见其高，不见其低。有时候又像小学算术里所叙述的蜗牛爬树，日升三尺，夜降一尺，结果仍是升高……一向不曾做过生意，现在从北方带来的原值一元的网球竟能卖得九十元，获利九十倍，怎不令人笑逐颜开？”对于物价飞涨而教职员薪水也跟着蹦跳而又始终追不上物价的尴尬现实，穷困中仍不忘舞文弄墨的王教授以调侃的笔法写道：“明年的薪水一定比今年增加：明年如果肯把这一支相依为命的派克自来水笔割爱，获利一定在百倍以上。”

王力早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据说是同班32名学生中唯一跟随赵元任治语言学课业者，后来负笈远游，留学法国，融中西文化于一身，成就斐然，属于陈寅恪、赵元任学生辈中最出色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但据王力自己说，同是我这个人，写正经的文章时往往为了推敲一个字而“呕出心肝，若写些所谓小品，却是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王氏自言是“尼姑思凡，动了一念红尘”之外，当是生活本身的利刃已在他心中划过无数道带血的印痕，郁积于心中的块垒必须倾吐出来才感到身心舒坦一些，于是便有了他一连串发表于各报刊关于战时物价与人民生活真相的文章问世。就当时的情形言，与王力处于同一种心境者大有人在，如抗战期间一直在沦陷的上海行医的医学名家陈存仁，于1949年漂泊香港后，应《大人》杂志之邀，连续写了许多札记类文章，后来结集为《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出版。因两部书多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发愤”之作，加之收集资料翔实，曾轰动一时，颇为抗战生活史家重视。在《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陈存仁对抗战时的物价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为了写这篇文稿，好多热心的朋友为我搜集资料，有一位朋友替我在香港大学图书馆中查到战事开始后，黄金美钞对纸币的比数列表如下：（按：这里所谓一元，起初是指老法币，后来是敌伪时期储备票，再后来是金圆券银圆券等。）

一九三八年五月，美金一元，等于四千一百五十八元。（按：这是初见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六千一百六十元。（按：这是七个月加了半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按：币值大崩溃了。）

一九四〇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一万七千七百二十五元。（按：币值还是涨。）

一九四〇年九月，美金一元，等于十八元七角八分。（按：币制已改。）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二十二元六角。（按：表示这年尚稳定。）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金一元，等于七百八十六元。（按：说明币值大泻。）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金一元，等于十二万一千余元。（按：币值泻得不像样子。）

对于战时物价变迁与高涨程度，陈存仁又列举亲身经历的两例加以说明：

一种就是最不值钱的油炸烩（油条），每一条要卖到二千元，后来涨到五千元，再后来涨到一万元。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买一盒火柴，要一万元，什么纸币我已记不清楚，我却算了一算，究竟一根火柴要值多少钱，拿凤凰牌（最有名的一种）来说，我叫学生细细点一下，一盒火柴大致七十根，用一万元计算，就是一根要值到一百三十三元。

……

从前银元的市价，几天一变，渐渐地成为一日一变，更进一步，成为早晚市价不同，总是涨，涨！币值总是跌，跌，跌！

这样的境况，正是在昆明的陈寅恪赠吴宓诗中所言“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 的生动写照。

1943年，李约瑟自英国第一次来昆明时，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很久了。” 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做了这样的描述：“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黏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橘黄色木头（Coesalpinia sappan）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多详细的事例。”

李约瑟所言非虚，此时西南联大教学设备的陈旧与落后，所需物资，特别是实验物品的紧缺，不忍追忆。据化学系学生吴大观在一篇回忆杨石先教授的文章中说：“二年级第一学期上化学实验课，每两个同学一组，火柴盒里仅装三根火柴，做完实验，按规定要把火柴盒连同借用的仪器一起还回去。我做完实验，把火柴盒一摇，空了，便将空盒毫不介意地丢到靠门的垃圾堆里。当保管员问我火柴盒，我却回答：‘一个破火柴盒还要它干吗！’第二天下午，杨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杨石先，留美博士，原为南开大学教授，时任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我一眼就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火柴盒，心里一怔，知道坏事了。杨先生真的生气了，紧锁眉头，眼睛冒火，毫不原谅地指责我不知国家在抗战中的困难，办学不易，一口气给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你耍什么大爷脾气，我要停止你的化学实验。’仔细想想，在抗战的岁月里，一根火柴都十分珍贵，何况一个空火柴盒！通过一个火柴盒，我悟出了一个中国人生活的真谛：爱惜公物，勤俭节约。” 吴大观同学后来所悟出的“生活真谛”，当然不只限于“中国人”，它对一切国家的人类皆适应。只是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抗战时期，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学子，当更应恪守并从内心深处领会这一真谛的意义，也只有如此，才能于无尽的苦难中保留住心中那粒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火种。

也就在初次访问中，李约瑟还看到：“学生们住在糟糕拥挤的宿舍里，并且遭受着肺结核一类疾病的严重侵袭。因为缺乏洗涤设施，沙眼一类的感染非常普遍。但普通科学工作者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相比差距更显著，有重大成果的男女科学家也住在院子周围摇晃的旧房子里，无法保持清洁。工资只涨了7倍，而云南的生活费用上涨了103倍。我只能做这样的比喻，就像一个人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并担任了年薪1000镑的职务，后突然变成每年不到70英镑，因此要生活在阿盖尔郡的海岸上，就要节省每一个先令。一些在欧美名声显赫的人常常难以填饱肚子。”

李约瑟究竟不是文科出身的秀才，他对联大师生理解的同情当然会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理解”，但在行文中所做的这个蹩脚的比喻，既不够高明又不够“科学”。此时的联大教授哪里会有阿盖尔郡海岸上的“舒适的公寓”，有的只是在脏乱的陋巷或偏僻荒凉的郊外风雨飘摇的几间土屋。在这个黑土屋里居住的教授及家人们，不是要节省“每一个先令”，而是需要想方设法从外面弄进家门一文大钱以便活命，有的人就是因为难以弄进一个“先令”而险些丧命。时任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的吴大猷，先是租住在昆明市内周钟岳公馆一层，后为避敌机轰炸携家迁到郊外岗头村，进城上课比较麻烦，对此，吴曾回忆说：1943年春天，“有一天我从岗头村搭一辆马拉的两个轮子的板车去西南联大上课，马惊跳起来，把我摔下车的路旁。因为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差不多一个月。内子阮冠世本来便连病了几年的，因为又担心，又侍候我，等我稍痊了，她便病倒下来。脉搏微而快，有时数也来不及数。身体太弱了，医生看也没有什么办法。……第二天城里北京大学的办事处的金先生下乡来，看看是否要预备后事了。幸而冠世挣扎过去，病卧了几个月，到了冬天，费好多事，借了一辆病车，从岗头村送她到西山车家壁的惠滇医院分院，住了两个月，总算回过一口气来。”又说：“现在大家或者不容易想象那时我们孤单单地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

吴大猷夫人倏忽间欲登鬼录的时候，不知阴曹地府哪个值班的小鬼打了瞌睡或发了慈悲之心，倏忽间又越过了鬼门关，重回人间大地生活。相对来说，联大陶云逵教授一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

1904年出生的陶云逵，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攻读人类学、遗传学和民族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南开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从事彝族、傣族、纳西族人类文化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抗战期间足迹遍布西南地区的山野村寨，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联大任教并兼任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期间，陶氏不畏艰险，赴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Nasupuo）部族（黑彝，属于藏缅语系倮群）调查研究当地族群盛行的鸡股骨卜风俗和传布，其成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轰动学术界而成为民族人类学的经典之作。1943年，陶云逵率领几名助手离开昆明到大理苍山洱海一带进行人类学调查，其间，爱子忽然得了当地人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陶云逵返回昆明，已经永远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贫困的生活与精神的打击，令陶教授难以承受。未久，身患当时社会和坊间谈虎色变的“回归热”而病倒（南按：1934年6月，北大教授刘半农前往内蒙古等地调查方言音调和声调，途中遭昆虫叮咬，染上“回归热”。返平后于7月14日入住协和医院，当日下午不治而亡，卒年43岁。傅斯年曾“为之流涕”，并谓刘是“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最终转为败血症而于1944年1月26日撒手归天，年仅41岁。

陶云逵身后极度萧条，夫人林亭玉遭失子丧夫之双重打击，经济贫困，生活无着，痛不欲生，撇下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娃，投身滇池欲一死了之。幸有渔民发现，急驾舟前往搭救，将在水中翻滚的林氏用渔网套住提上船来。送医院抢救时，在其口袋里发现了一封遗书，世人才知道这位衣衫褴褛的投水女人，原是西南联大一位著名教授的夫人。事后，南开大学为陶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而林亭玉又无法在昆明生活下去，两难中，联大的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和陶云逵生前挚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等发起募捐，凑了路费和一点生活费，才将陶夫人及其襁褓中的女娃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

陶云逵教授一家悲惨至此，那些夫妻儿女健全的教授家庭，生活亦痛苦不堪，即如蒋梦麟、梅贻琦、潘光旦等联大的头面人物，生活处境同样极端恶劣，难以为继。据梅贻琦五弟、抗战时期曾任成都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的梅贻宝回忆说：“三十四年美国国务院约请燕京大学指派教授一人，赴美报聘。教授会议推举我去应邀。由成都起飞，道出昆明，在‘五哥、五嫂’家住了一夜（南按：梅贻琦在家族辈分中大排行第五）。校长住宅倒也罢了，只是人口多些，挤些，晚饭实在太简单了。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临睡给我搭了张行军床，借了条被，就设在‘五哥’书架前。他一面看学校公事，我们一面叙谈家常。我问到祖彦，‘五哥’才说，两天前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我素来服务于私立学校，大致比国立机关待遇好些，而家里多半有两份职务收入。亦曾听说‘五哥’在昆明主持联大，生活不宽裕，但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此。遐迩传闻的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的佳话，大概就属于这个时期。”

梅贻宝所言不差，就在这一时期，教授的月薪只够半个月吃饭，剩下的半个月只好另想办法，且多靠夫人们操劳。教授夫人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吃饭，在昆明这块地盘上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卖。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回忆说：“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我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月涵还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又说：“卖糕时我穿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尽管如此，还是要风雨无阻地来往奔波，而换来的钱大都给孩子们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学习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韩咏华一家高兴了，潘光旦却有点不太高兴，他除了喝汤，还想吃肉，沾一点腥味，但又无钱购买。于是因地制宜，根据昆明当地耗子又肥又大且无处不在的特点，支起铁质夹子抓耗子。每抓到耗子便“剥皮去内脏，收拾得很干净，切块红烧”，全家人分而食之。据潘光旦女儿潘乃穆在回忆文章《关于潘光旦吃鼠肉的故事》中所说：老鼠肉的味道“感觉和吃鸡肉、兔肉差不多，并无异味。吃过之后也没人因此害病”。 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很快在昆明和更大的范围传开，经过好事者不断加工渲染，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若干年后得到了冯友兰证实，冯氏说：“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传一时。他的兄弟是个银行家，在重庆，听说他吃耗子肉，赶紧汇了一点钱来，叫他买猪肉吃。” 于是，潘光旦吃耗子肉的故事才渐渐消停。

◎蒋梦麟辞别北大之谜

正是昆明的艰难生活与困苦处境，最终导致蒋梦麟的思想和人生观发生了大的嬗变。北京大学校长在士林中吵吵嚷嚷，看上去热闹风光，但说到底还属儒生、寒士一个。按照古代对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在三教九流中，儒生列入九流之“中流”阶层。到了元朝，政府按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把被征服的臣民划分为十个等级即“十流”：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的儒生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臭老九”，位列娼妓之后，连一个妓女的地位都不如（南按：再后来的“文革”期间，“臭老九”们多数成了反革命分子而被送进大狱，享受起老虎凳与辣椒汤的待遇了），与乞丐成了门对门、眼对眼的亲兄弟。作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几近一个丐帮帮主，并无真正的地位和风光可言，其落魄之状在战时的昆明尤为明显。1943年12月，在昆明的蒋梦麟利用钻防空洞的时间，以英文撰写完成了自传体回忆录《西潮》一书。在写作间隙，他曾写信给正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希望对方能帮忙校正一下其中的错误。在谈到自己不用中文而用英文写作时，表面上的理由是在防空洞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但内在的动机还是为了在美国出版方便。此时蒋的5个子女都在学校读书，开销颇大，一切全靠自己与妻子微薄的收入艰难支撑，因而在请胡适校正的同时，也希望对方设法帮忙在美国寻找出版商尽快出版，以便“能赚点稿费养家糊口”。蒋认为在当时的贫困处境下，“如能摸几文钱，使全家的灵魂不与体魄分离，已是意外的收获了”。 ^[223] 身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竟困窘至此，确也是令人扼腕太息。

与西南联大教授包括蒋梦麟、梅贻琦等校长级的人物生活条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战的大后方，同时存在着“朱门酒肉臭”的现象。身为名牌大学校长，有时总不免要参加一些官场、豪门的聚会，对这些聚会的场面以及宴会的奢侈程度，蒋梦麟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录，但从梅贻琦日记中可以寻出一些线索。如1941年10月13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曾养甫请客在其办公处（太和坊三号），主客为俞部长，外有蒋夫妇、金夫妇及路局数君。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酒有Brandy、Whisky；烟有StateExpress。饮食之余，不禁内愧。

曾养甫乃广东平远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曾任广州特别市市长、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1934年发起兴建钱塘江大桥，并对主持修建大桥的茅以升助力甚多。时任交通部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日记中提到的蒋夫妇，即蒋梦麟与陶曾榖。面对如此丰盛的酒肴，梅贻琦在深感“内愧”的同时，不知蒋氏夫妇做何感想，想来应该感觉很爽的吧，至少陶曾榖的心中是会有这种感觉的。

1943年1月27日，梅贻琦日记载：

晚赴李希尧夫妇饭约，主客为美国各部高级武官，男女客共四五十人，酒肴均甚丰盛，或太费矣。

1945年10月31日，梅贻琦又记：

下午在常委会之前约孟真来谈关于两校复员问题。七点前会散，赴段克昌（晓峰）饭约，因其请帖未书“夫人”，故余自往。他客为卫夫妇、梁华盛夫妇、关太太、邱太太。菜甚好，金钱鱼、北风菌、鹿筋、熊掌等罗列满前，惜太多，不能尽赏耳。

段克昌时为陆军军需监（后为总监），其职属典型的肥差，从菜肴中罕见的鹿筋、熊掌即可见差使之肥。这个宴会也正应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且奢侈得让客人眼花缭乱，以至到了“不能尽赏”的程度。这一情形正应了联大教授王力所言：“路有冻死骨的反面是朱门酒肉臭。用不着研究经济学，大家都能明白，朱门的酒肉越臭，路上的冻死骨越多。” 甚也。

然而，这些宴会只是表面上奢华的一面，至于高官大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是惊世骇俗。1945年，蒋梦麟的本家兼好友、原清华名教授、后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调任救济总署署长，其奢华与气派程度从他的侄子，自小跟随蒋廷黻长大的蒋济南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可见一斑。蒋济南说：“救济总署黑幕重重，如以汽车送人，大批冰箱被宋子文拿到私人公馆去了，救济物资，好的卖了吃了。坏的一部分丢到海里（丢到海里也有好的，后来又有人控诉），以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你到湖南去时，余籍传（湖南分署长）准备了好久，要‘欢迎’你，花了二千万（当时相当于十部大新卡车的价）。国民党政府贪污案件处处有，而以救济总署最甚，美国人也在内。芝麻大的官也有一大幢房子，一部汽车。你看看，福州路一百二十号停了多少汽车？建国西路五百七十号房子，是汪精卫的‘公馆’，你接过来大加修饰，住的人经常只有六七人，可是工友却有二十余人之多，汽车一叫，工友们便一哄而出来排队迎接！” 此时蒋廷黻的派头与收受的金钱，已远远超过了当年蒋梦麟在家乡看到学台所开动的“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尽管蒋梦麟没有亲眼看到蒋廷黻衣锦还乡的宏大豪华场面和私底下收受的贿赂，但类似现象满目皆是，蒋梦麟不会陌生。闪光耀眼的金钱、宽敞明亮洋房，外加香车、美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刺激蒋梦麟心肺的原料与活生生的榜样，那种蛰伏在童年记忆中“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再次从心底萌生，于是便有了在人生的晚年弃学从政，在夕阳沉坠的最后一刻伸手捞一把的梦想。而这一切，也正是其夫人陶曾榖所日夜渴盼的幸福生活。

除了生活贫困造成的压力，以及在这种高压下分娩的在人生晚境大捞一把的梦想，在蒋的心中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那便是对学潮的恐惧与厌恶。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蒋梦麟凭着十几年执掌北大的经验与深刻洞见，深感西南联大乱象已生，无法扼制的学潮大风暴即将到来，身心俱疲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境卷入这场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了。

1919年，当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在营救出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后辞职悄然离京，自天津、上海一路跑到杭州，在一位朋友家中隐居下来。未久，当时正在南方的蒋梦麟于西湖边一座住宅密室与蔡元培会晤，蔡向蒋坦陈了自己对北大未来的担忧，认为自此之后北大的校规校纪将分崩离析，主校者很难维持局面——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此次取得的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的欲望将更加强烈，也更难满足” ^[229] 。如此下去，后果不敢想象。也正是这次秘密会晤，促使蒋梦麟鼓起勇气，与前来劝驾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一起，乘火车前往北大代理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这是蒋梦麟正式介入北大高级领导层，也是结识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运动健将之始。主校后，蒋与胡适等教授们接触并交谈时势，对方同样表现出与蔡元培一样的忧虑。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北大学生在“五四”小胜之后，果然为其成功陶醉得忘乎所以。蒋梦麟惊奇地发现，“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考试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的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230] 。这一情形到蔡元培于同年9月重返北大执掌校柄后都未改变。1922年10月，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此举令部分学生大怒，马上揭竿而起，纠集一干人马气势喧腾地来到办公楼前示威，要求学校当局立即取消这一规定。蔡元培闻讯赶到现场，告诉示威的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则，但在胜利中权力欲望膨胀起来的学生，已不再把这位使旧北大脱胎换骨为新式的“北大之父”放在眼里，继续高喊口号并张牙舞爪地拥进教室和办公室，四处寻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誓要砸烂他的“狗头”。蔡元培见对方如此嚣张，竟然蹬着自己的鼻子上脸，遂一改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怒目圆睁，一边把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之上，一边摇摆着拳头，声色俱厉地大叫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231]

蔡元培向示威的学生逼近几步，对方就后退几步，但始终围成一个半圆形，如同群狼围攻猛虎，跃跃欲试又不敢强攻，双方陷入难分难解的僵局。在这尴尬情形中，幸得北大教务长顾孟余闻讯出面表示延期收费，紧张的局面方得缓和。——当然，学生们明白，所谓延期即是取消，示威者再度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给蒋梦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清晰地记住了在此次纷乱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一直躲在人群背后暗中鼓动学生们高声叫骂。后来学校开除了几个闹得最凶的学生，但这位鬼头鬼脑的青年却成了漏网之鱼，毫发未损。多少年后，蒋梦麟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他，此人已成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还是一个心黑手辣的贪官。据说此人抗战胜利不久即死去，空留下了一大堆造孽钱。对此，蒋梦麟得出一个结论，即生活中那些总是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会成为社会的渣滓与不良分子。

当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之后，学潮越来越凶，并出现了针对他本人的风潮。这个风潮的起因是有一件事蒋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部分学生盛怒之中关闭了学校大门，并把蒋梦麟关在校长办公室施以颜色。情势紧张中，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通过电话问蒋是否需要找警察救援，但被蒋谢绝。大门关了两个多小时后，由于需要进出的教员与学生太多，在各方叫骂、推搡甚至厮打的多重压力下，带头闹事的学生不得不重新打开校门，放人群进出，最后蒋梦麟也被教员们从办公室解救出来。但闹事者仍紧跟不舍，叫骂不绝，最后的结局是，几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被学校评议会宣布开除。

对于学潮的爆发和学生们的陶醉心理，蒋梦麟认为，大多数学生开始是出于爱国热情，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等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继而掉转矛头与学校当局作对。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一旦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出来，而作为学校当局，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极其困难的。学生如是，工人的情形亦复如此。他们因生活不如意或劳动强度太大而心理不平衡，在找不到发泄与示威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在雇主身上。不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对付那些罢工工人，要比对付学生简单得多。有时用武力来镇压，有时干脆就拿机关枪扫射一番了事。后来，段祺瑞执政府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运动的不二法门，在一群学生包围执政府时，遭到残酷的机关枪扫射。1926年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事件，蒋梦麟算是亲身经历者，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结果不肯听我的劝告。他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结果是“这次灾难有一百余学生死伤，二十余具死尸留在了段执政官邸门前的广场上，另有数十人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或手术台上断了气”。 ^[233] 段祺瑞执政府的这种残暴行动，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普遍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对准政府，似乎永远处在亢奋中的学生们还经常把矛头对准号称由“猪崽”议员们组成的“腐败之家”——国会。蒋梦麟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几千名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但“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下河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 ^[234] 北大当局与那运炸弹的学生算是躲过了一劫。

面对形形色色的学潮和暴力与反暴力行动，十几年后，在昆明防空洞中就着惨淡昏黄的菜籽油灯回忆这段往事的蒋梦麟，颇有洞见地总结道：“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学生当时多半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是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235] 蒋氏之言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真正道出了当时的学生运动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原因。

随着学潮一浪接一浪涌动不息，原本躲在背后暗中操纵和鼓动的教员，也因欠薪、改革和官僚们腐败等问题，与时俱进地纷纷走上前台，向学校当局或政府公开叫起板儿来。如1921年6月，北京大学与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几百名教员“为饭碗的问题”（陈独秀语）掀起风潮，直至发生到总统府请愿讨要欠薪造成流血事件发生。教员们在学生们大队人马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来到教育部，强迫部内大员与闻讯赶来居中调停的八校校长到总统府请愿。结果是，当不情愿的教育部次长马邻翼与八校校长被教员与学生裹挟着来到总统府门前时，沉寂的大门轰然洞开，大批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年龄略长的教员和女学生纷纷跌入浊水游荡的沟中，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污，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纷乱的脚步从他身上脸上踩过，差点被踩成人肉饼子。领头的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夷初）额头被打肿一块，鼻孔流血，嗷嗷大叫。对于此次流血事件，向来不赞成闹风潮的胡适在事后的日记中，有些自责地记述道：“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 蒋梦麟则更是深有感触地说：“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了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对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是58岁，蹲在昆明地下防空洞笔走龙蛇的蒋梦麟慨叹曰：“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噩梦，有时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237]

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蒋梦麟此说并不虚妄，当是苦思焦虑的结果。此时的西南联大已今非昔比，党派渗透，各种政治势力介入，使原本较为平静的校园变得风起浪涌，波诡云谲，不知什么时候就将发生夺魂索命的血腥事件。而这个时候，蒋氏对西南联大那些所谓的左派文人如闻一多、吴晗等辈的嚣张气焰，颇看不顺眼，深感西南联大在闻、吴等“另类”人物的暗中操纵下，已卷于党派政治斗争的急流旋涡而不能自拔，血腥之气已在整个联大校舍弥漫飘荡。面对这一险象环生、处境难料的艰危情势，蒋梦麟感到自己桑榆已晚，寒秋将至，再也无力与之抗衡和周旋了，对联大局面逐渐失去信心，最终产生了对傅斯年所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的颓废之想，以及“北大没有希望”等消极心理。在这一悲观、颓唐的心理作用下，蒋氏开始为自己的前程打算，并考虑脱身之计。因了这诸多方面的缘由，便有了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言，蒋与北大教授之间的感情越来越“不算融洽”了。

除了以上的缘由和心理动机，还有一点令蒋梦麟心里感到恐惧的是，时逢乱世，若遇到一个善良宽厚的明主，知识分子们尚可苟延残喘，甚或人五人六地生存下去。而一旦遇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帝，或比秦始皇帝还要恶劣霸道的新主子，那就不是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可以了结的了。稍有不慎，即身陷囹圄，甚至遭遇灭门之灾。在这历史动荡的转折点上，宁肯做一个无聊的政府幕僚或帮闲，也比做一个朝不保夕、奔波忙碌的“丐帮”帮主要平稳安全得多。此次入主宋子文幕府，说不定通过宋氏家族的斡旋，还可以顺梯登天摘月，捞取更大的高官厚禄，以便获得在童年时代心向往之的家乡那位学台“封藏在箱子里面的神秘礼物”。——正是怀揣这样一个辉煌的梦想，蒋梦麟才不顾北大同人和士林好友们的竭力劝阻，甘愿在宋氏小朝廷效犬马之劳而置联大于不顾。至于西南联大解体之后北大何去何从，是有希望还是“无希望”，是死是活，已决心入主宋氏堂庙的蒋梦麟就顾不得许多了。

在学界一片惋惜、困惑甚至怨怼、斥责声中，国民政府于同年8月免去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职。经蒋介石授意，政府欲任命有“大炮”之声誉的傅斯年为北大校长，以维持局面。

蒋介石之所以让傅斯年出面收拾联大残局，主持北大复员工作，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确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傅斯年本身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中享有很高威信的代表人物，但傅又具有热心公事、疾恶如仇的性格，正如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说，往往把公家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最后成为“亦官亦学”之人。恰恰是傅的威望、性格与对政府的忠诚拥护等条件，令蒋介石做出了如此决定。早在1945年2月26日，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就奉命与原北大教授、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号称国民党权威理论家的陶希圣，交谈过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唐纵当天做了这样一段记录：“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陶氏这一见解为唐纵所接受的同时，对蒋介石自然要产生影响。事隔几个月，身处乱离之世的傅斯年因历史的风云交会被委以重任，但他的头脑尚属冷静，深知北京大学在天下儒林中的分量，更深知此时还有一个比自己威望大得多的学界领袖胡适远在美国，而胡适才是收拾西南联大残局、复兴北大的“最恰当之人物”——尽管傅斯年并不知道陶希圣对唐纵所说的话，更不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因为胡适在学界的地位则是众人皆知的。就像当年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的存在一样，傅氏同样没敢忽视胡适这个高大身影的存在，只要胡老师一息尚存，自己是万万不能迈过锅台上炕，窥视北大第一把交椅的。于是，傅遂向朱家骅建议，让德高望重的胡适回国主持北大事务，自己可做胡氏大旗下的一个大字号喽啰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朱闻听此言，出于复杂的考虑，对胡适颇不以为然，且对傅的荐举表示冷淡。但傅斯年既不上任，又令朱很感为难，只好推托此举是禀承党国最高领袖介公的旨意，不好擅自更改，否则将有“欺君之罪”，如傅氏坚持不就，可径自奏明介公，与教育部无涉云云。朱的一番说辞，傅斯年觉察有推托之意，但仍不改初衷，决心让自己尊敬的胡老师来坐北大第一把交椅。

8月17日，傅斯年决定放手一试，径自上书蒋介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自己不敢承袭如此名誉和重担开脱。书中说道：

主席钧鉴：

昨日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　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骝先先生勉之再三，云意出钧裁，强为其难。伏（夫）思斯年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未蒙显斥，转荷礼遇之隆，衷心感激，为日久矣。今复蒙眷顾，感怀　知遇，没齿难忘。惟斯年赋质愚戆，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　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屡加告戒，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有此情形，故于胜利欢腾之后，亦思及觅地静养之途，家族亲友，咸以为言（然）。若忽任校务，必有不测，此又求主　席鉴谅者也。越分陈辞，敬乞　鉴宥。肃叩

钧安！

傅斯年谨呈　八月十七日

傅斯年开头所说的显具六朝骈文特性的几句话，单从行文来看，尽管有官场惯用的套话与阿谀奉承的气味，但也不乏真诚。作为文章斫轮老手，傅氏在分寸的拿捏上不失为恰到好处，无论是自谦还是抬捧，并不显生硬，对方心中一定很爽并愿意笑纳的。而“每以越分之言”等句，想来二人都心照不宣，自是孔祥熙被罢官的暗指，而孔氏之丢掉官帽，蒋介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中，不惜得罪夫人宋美龄和树大根深的孔氏集团与姻亲宋蔼龄，于痛苦中做出的抉择。凡事一有被迫，被胁迫之人自是对胁迫者心怀怨恨，此为人之常情。尽管各自肚中明白，却不能解释，一解释就是弄巧成拙。傅借此次事件以隐喻的方式巧妙地旧事重提，显然地是把对方置于了一个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境地，而此时的蒋介石对傅的“越分之言”当是更进一步理解与释然了。在傅斯年这边，仅是对旧事和自己的“忠心”理解和释然是不够的，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让对方在保持权威和面子的情况下收回成命，绝不能让一个国家元首感到自己令不能行，并为此恼怒或失落，更不能让蒋公心中萌生傅氏此举乃骄狂自大，甚或狗坐轿子——不识抬举的印象。于是有了傅斯年祭出“恶性血压高”这一撒手锏，以保全于万一。傅氏之说并非故弄玄虚，后来赴台湾出任台大校长就是因此病而倒于讲台。在重庆时，孔祥熙经常对人放风，“听说傅斯年快不行了”，也是缘于此恶症，想来蒋介石读到此处，会多少有点感动并生出一丝谅解之情的吧。

当然，傅斯年上书的目的不仅在此，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既然聚义厅这把椅子自己不愿或不便来坐，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总要自家弟兄来坐才好。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妙文：

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关切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　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　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治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近年养病留美，其政府社会，询咨如昔，有助于国家者多矣。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汉奸，制造其所谓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多矣。越分陈辞，敬乞鉴宥。肃叩

钧安！

傅斯年谨呈　八月十七日

与一般的推荐书大为不同的是，傅氏的这些话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可谓暗伏玄机。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胡适，在许多方面并不受蒋介石真心喜欢，但胡适对国民党政府又多是以“客卿”的身份“小骂大帮忙”，大范围与蒋政权尚属于一股道上的人，处在内忧外困中的蒋也要拉拢利用，但与黄埔军校嫡系又大不相同。如果傅氏上书没有后面几句话，或许蒋介石还要考虑、掂量一番，有了这几句，情形就变得非同寻常。傅斯年在不动声色的起承转合中暗含了刀兵，并为胡适过去和未来的存在加重了砝码，其笔锋之犀利强劲，直让人想起诸葛孔明的《隆中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傅斯年一番纵横捭阖，把胡适的身份和地位上升到治国安邦不可或缺的高度，以及矗立在平津学界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有胡适即有平津。蒋介石信以为然，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9月4日，国民政府颁令：“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呈请辞职，准免本职，任命胡适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未到任前，由傅斯年代理。”

像当年刘备与诸葛亮没有想到作为持节驻守的关羽将军竟大意失荆州，不但做了刀下之鬼，最终导致复兴汉室的局面和希望全盘尽翻一样，此时的蒋介石与傅斯年也没有料到，三年之后的冬日，驻守平津的学界领袖胡适，于赤水洪流与炮火硝烟中弃北大仓皇南遁，再次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

◎周作人骂傅斯年“驴鸣”

就在傅斯年、郑天挺、周炳琳对蒋梦麟的离职满含悲愤口诛笔伐之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一直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一变故，并以和事佬的口气不愠不火地为蒋开脱，强调梦麟此举实乃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云云，以此消融北大诸教授的怨声与愤慨。当国府发布胡适出任北大校长的消息后，胡没有推辞，而当时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也不容许推辞。回国执掌北大，无论是对胡氏个人还是政府，都是一件保存体面、如释重负的最好解脱机会。但在正式出山之前，像过去皇帝登基需要有一个“劝进”程序一样，表面上的“逊让”文章还是要做一做的。于是，胡适拍发了一封致朱家骅、蒋梦麟（南按：胡文称孟邻）、傅斯年三人的电报：

骝先、孟邻、孟真三兄鉴：

江、微、鱼电敬悉，缓复乞恕。世界教育会议，当勉强遵命参加。民国二十年以后，北大复兴，孟邻兄领导之苦心伟绩，弟所深知，北大复员，仍不可无孟邻兄之领导。曾于上月托张仲述带信与北大同人恳切工述此意。孟邻兄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孟真兄肯扶病暂代，最可感幸。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分劳，暂代一时，以待孟邻兄之归，此意至诚恳，乞亮察，并乞转陈主席与咏霓兄，并恳转致北大同人，至感。弟在外八年，结束稍需时日，拟明年二月海道归国，并闻。

弟　胡适　蒸（十月十日）

电文发出，礼数算是尽到，既是答应暂代一时，那“一时”的长短与何时权归旧主，只有看天命人事了。正是这封电报，意味着蒋梦麟与北大彻底脱离关系，这时的蒋或许已经料到，此次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他付出过心血与痛楚、充溢着光荣与梦想的北京大学了。

因胡适尚在美国，在归国之前，国民政府任命傅为北大代理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在这种情形下，按朱家骅的说法，傅“不得不勉强答应”。

1945年9月20日，傅斯年以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会议就内迁教育机关复员以及教育秩序整顿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议决，参加者有朱家骅、翁文灏、李石曾、蒋廷黻等政学两界大腕。傅氏在会上极其活跃与情绪化地指手画脚，并公开为朱家骅出谋划策，其形态立即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对傅氏张牙舞爪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当场不无讽刺地谓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听罢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见傅脸呈猪肝色真的动起怒来，怕节外生枝，引起对方的心脏病，遂不再攻击。事后，傅斯年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道出了自己的委屈：“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他）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由我负责。” 不管朱家骅听不听，傅斯年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势当是符合实际的。

通过这次会议，傅斯年更加认清了教育界局面复杂与派系争斗的险恶，他在给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道：“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相约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 从此信可以见出，傅斯年已做好与一切北大之敌开打的准备了。

9月25日，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为此次会议结束召开宴会并致辞，大旨为：一、各校迁移应在明年课业结束之后；二、西北西南各校除少数外，宜留设原处；三、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四、未来学校发展应质、量并重云云。重庆会议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可谓中国教育、文化界的分水岭，越过这道标志着战前与战后的山岭，那潜流汹涌的溪水很快与社会大潮融汇一起，形成了一股翻江倒海的滔天巨浪，在中国大地上喧嚣奔腾起来。

会议过后，傅斯年即委派北大教授陈雪屏与郑天挺由昆明赶往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为学校复员做准备。当陈郑二人抵达北平，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件颇感头痛的麻烦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与学生仓皇南下，占领北平的日军利用原北大的校舍和来不及迁运的图书设备，又成立了一个伪“国立北京大学”，并招生开课，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未随校南迁，仍留在北平并渐渐堕落为汉奸的汤尔和、钱稻孙、鲍鉴清等原清华、北大教授，先后出任伪北大“总监督”和“校长”等职，鲁迅之弟周作人和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容庚等没有南迁的原北大、燕京大学教授也相继下水，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容氏出任文学院教授。此次陈雪屏北上途中，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令其接收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等事宜。总体方针是不管是真北大还是伪北大，全部照单接收，然后把教职员弄到一起办学习班，鉴别之后再做是否录用的决定。但这一点与傅斯年的想法大相径庭，因而导致抵达北平做接收的陈郑二人不知如何是好。

傅斯年向来最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文士，对他的先祖傅以渐当年没有率领梁山一带的英雄好汉参加抗清复明运动，挥动花和尚鲁智深遗赠的月牙铲，或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喝了宋江端来的毒酒砰然倒地后遗落在家乡的黑铁铜头板斧，来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且还参加了满清入关后首次乡试、殿试，得中顺治朝状元并做了满清王朝的高官大员，一直耿耿于怀，深以为耻。对与自己同一时代的亲朋故旧、同事友好，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顾名节和民族大义，甘愿为日本小鬼子驱使的大小知识分子更是深恶痛绝，恨不得立即将其擒获，按入老虎凳灌一顿辣椒汤，或干脆推出辕门斩首而后快。据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对存在台北史语所的“傅斯年档案”整理研究，发现许多细节都与傅氏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比如他特意收集一小袋有关郑成功坟墓、祠庙的照片，并在其中一张照片背面题道：“民族主义者郑成功起义的地点是南安县东文庙。”又如他在抗战胜利后马上写信到北平问文天祥祠是否无恙，后来当他为开除日据时代北大“伪教员”一事与北平教育界闹得不可开交时，请视察北平的蒋介石与自己同游文氏祠，并合照于“万古纲常”的匾额之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更细微之处，如傅斯年在记笔记时，将有关中亚历史者列为“虏史”；又如傅氏读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作者主张以历史上几个胡人政权为正统的文字时，便写了不少眉批痛斥凌氏。此外，还将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对教会学校的排斥与竞争。当年傅斯年与陈寅恪等竭尽全力耗巨资购买从故宫流出的明清内阁档案，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这批珍贵资料流落到燕京大学，尤其是日本人之手。更有甚者，傅斯年曾说过，宁愿中国赤化，也不愿做日本的殖民地。而在史语所大举校《明实录》时，历史学者吴丰培来函建议参校日本的善本，傅氏回答说，“即使日本有善本也不用”。

正是内心存有这样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处理北大事宜，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当场表示伪校教职员坚决不予录用，全部都要屎壳郎搬家——滚蛋。同时表示要请司法部门将罪大恶极的儒林败类捉拿归案，打入囚车木笼，来个“斩立决”等。

蜗居在北平的伪教员们闻听傅斯年摆出一副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模样，既惊又怕，特别是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已经进入补习班任教的伪北大教授，更是恼羞成怒，不仅四处鼓噪，还企图浑水摸鱼，负隅顽抗。伪教授们经过一番密谋，暗中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不承认自己属于伪敌人员被“征调”，而是国立北京大学永久的合法教授，并纠集起来共同向时任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请愿，强烈要求入主复员后的北大，继续担当传道授业解惑、万世不朽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为表示自己的正统与合法性，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于11月7日北平《正报》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借此抗议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书曰：

孟真足下：

卢沟桥事变正当庚南归过汉之时。在粤逗留四月、北平已陷，南京岌岌。庚以燕大职责，乃复北归，黾勉四年，成《重订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数书。教育部授以二等奖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继续聘为通信研究员，不虞之誉诚非所堪，差幸不见弃于国。太平洋事变，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先生握手告余曰：“吾辈希望之日至矣。”庚亦自念吾国百年积弱，庶几奋发为雄乎！燕大复校于成都，同人多西去，八妹媛亦从之而西。而庚独眷恋于北平者，亦自有故：日寇必败，无劳跋涉，一也。喜整理而拙玄想，舍书本不能写作，二也。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三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素性倔犟，将以一试余之坚白，四也。沦陷区之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黄（皇）撤退，亦未与人民以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胜利终属于我者，亦余之责也。以施教于燕大者施教于北大，于其暇日，复成《卜辞研究》、《倪瓒书之著录及其伪作》数种。……当北大等校之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优先聘任留平之旧教职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及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更。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为之工作。则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人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忧为之！然而借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呈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员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斥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坚（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为何乎？固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之视吾辈为汉奸，啼笑皆非，所谓真理，固如乎。天乎，尚何言哉！

……北平警官学校，未闻以伪逆见斥，而施之于三校者，无他，饭碗问题也，接收诚易事，政府当不吝此数月之经费。明年合流，在昆明之北大迁回北平，则教员之聘任，尚志尚功，有难言者。即以古文字古器物而言，在真校则有唐兰，在伪校则有庚。以言尚志，庚自不比相从患难之唐兰。以言尚功，则经验之富，著述之勇，苟有量才之玉尺，正不知孰为短长。一校既不能兼容并包，何去可取，殊难斟酌。余谓此无虑之见也。

……

容庚　白

对容氏这种汉奸还是汉忠、之乎者也的巧言诡辩，傅斯年嗤之以鼻，毫不妥协，并在与北平驻重庆特派记者约谈中，爱憎分明地表白了自己的观点。1945年12月2日，北平《世界日报》对谈话内容做了披露：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顷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行期未定，校长胡适，传明春或返国。

就在傅的声明刊出之时，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正猫在北平八道湾居家的“苦茶庵”，一边饮着苦茶，一边悠闲地做着叫作《石板路》的散文小品。文中极具感情色彩地回忆了他的故乡绍兴石板路与石桥的优美，结尾处写道：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红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文末所谓的“驴鸣”，是对傅斯年发表声明的回应。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

1937年北平沦陷后，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坚持不肯离去。他当时幻想在北平隐居下来，脱于红尘之外，以教书、写作、翻译为生，继续过那恬淡平静的“苦茶庵”生活。原北平的许多朋友或致信，或作诗，或亲自登门劝其南下，不要窝在北平与日本人同流合污，或一不小心掉到污水里去玷污了身子。但周作人对朋友的相劝以种种理由开脱，就是不走，且自我感觉良好，其态度坚决而强硬。这年9月，他在致《宇宙风》编辑的公开信中，以汉代的苏武自况，明确告知“关心我们的人”“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云云。时远在英国伦敦正欲赴美的老友胡适，出于和朋友们同样的考虑，特别寄了一首白话诗给周作人，隐晦地劝说周要“识得轻与重”，来个“飘飘一杖天南行”，并“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但周作人的态度仍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安居北平继续当他的“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248]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中遇刺，因子弹打在纽扣上幸免于难，他误认为是日本人向其施加压力，给以颜色，遂于枪杀事件发生未久，便怀着惊恐之色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3月28日，又被委任为北大文学院筹备员。自此，频繁出席日伪组织的各项活动，据周作人日记载“来者皆宪兵队长”“来者皆胁方教育文化之官”等。随后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等职，一只脚落入“水中”。1940年12月，他再次“荣升”为以王揖唐为首领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南京汪伪政府国府委员”“日伪华北综合调查所副理事”等职，整个身子已全部泡到污泥浊水里去了。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前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10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这年10月，汪精卫由南京飞抵北平，出席1942年度新民全会联谊会，周作人不仅亲往机场迎送，还专程前往中南海勤政殿拜望汪精卫夫人陈璧君。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王揖唐任统监，周作人任副统监。周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训词。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周作人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志得意满地在国人面前晃来晃去，活脱脱一副汉奸面目暴露于天下。

1932年，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这说的是与他自己有关的小团体。而论到革命者与革命军的时候，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鲁迅不厌其烦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料到，当抗战军兴之时，他的弟弟竟位列所说的几种人之内——很不幸，属于最令人不齿的“叛变”一类。

周作人的下水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存留于他脑海中的亚洲主义思想、“亡国论”思想、历史循环思想，以及他对日本民族的感情等，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自1927年以来，他追求所谓的“得体地活着”，以及自誉为修炼得大彻大悟，超越了人间是是非非，进入超凡脱俗的活佛与神仙境界，任何庸俗的举动也就无伤大雅，甚至可以化俗为雅了等，都是促其“下水”的引子。而这个“引子”又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抗战前夕，周作人就写过《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之类的文章，公然为秦桧翻案，否定了主战的岳飞为忠义之臣、秦桧主和为奸相的历史论断。他在《瓜豆集·再谈油炸鬼》中说“秦桧主和还能保得半壁江山”，这样做并“不是他的大罪”，“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又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在《苦茶随笔》中，他居然嘲讽起文天祥的殉国乃“唯一好处是气节，国亡了肯死。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们对于他不应不表钦敬，但是这个我们不必去学他，也不能算我们的模范。第一，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否则怎么死得像呢？我们要有气节，须得平时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那牺牲太大了。第二，这种死，于国家社会倒无益处，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不做这个工作而等候国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第二……” 此等说辞，似是为他自己落水成为汉奸找到了理论根据。

当傅斯年在重庆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为傅斯年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在北大《新潮》时代还明确支持过傅并为之张目，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做日本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且有威胁警告性的“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看罢，当场把信拍在桌子上，大骂一声：“他妈的，青天白日旗还没落下，难道反了这些缩头乌龟王八蛋不成！”遂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眼看向傅斯年求救的法子落空，周作人又转身投向其他的学生、故友，但得到的多是冷眼与“恨其不争”的指斥。周氏对此愤恨不已，并将这愤恨倾泻于笔端以示发泄，1945年11月10日，周在日记中写道：“近时世人语云：越等中央越遭殃。又学生间传语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17日再记：“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颉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

在一连串的困惑与称奇之后，周作人便祭出最后撒手锏，主动邀请记者前来谈话，他一袭长衫、文质彬彬状端坐“苦雨斋”，一边喝着苦茶，一边慢条斯理向外倾倒肚中的苦水并夹杂着申辩，称自己附逆“是在沦陷区为国家教育青年，为国家保存元气”云云。只是所有的申辩都归于徒劳，此时的周作人已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真正体会了一把“穷途末路”这个词语的味道。面对日暮途穷的时势，他不再继续努力与前行，索性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办法，“坐在家中等待国家的制裁”了。 就在周作人饮罢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小品文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即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与“闻巷中驴鸣”，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挽歌。

许多年后的1971年5月9日，台北《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南宫博《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一文，其中一段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其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做一些事，岂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此文刊出后，许多人不以为然，曾被鲁迅指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著名学者、时在台湾师大任教的梁实秋就曾出面回应道：“南宫博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就在周作人与傅斯年叫板儿对阵之时，傅斯年于重庆再度对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就伪北大教职人员去留问题发表了四点严正声明。12月8日，北平《世界日报》做了如下报道：

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对伪北大教职员，好像抱有一种义愤填膺、不共戴天的愤怒。除在十月三十日，我已将他赌咒发誓不肯录用伪北大教职员的谈话，专电报告外，今天，我于前两日参加教育部朱部长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一早冒着迷蒙的细雨，再去访问他。对这位患着血压过高而又爱国狂热的傅先生，我想更详尽地听听他的意见。在傅先生的寓所里，开门见山。

傅斯年向记者提出了四点重要声明：

一、专科以上学校，必须要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的青年们看看！北大原先是请全体教员内迁的，事实上除开周作人等一二人之外，没有内迁的少数教员也转入辅仁、燕京任教。伪北大创办人钱稻孙，则原来就不是北大的教授。所以现在伪北大的教授，与北大根本毫无关系。二、朱部长向我说过，伪北大教员绝无全体由补习班聘请任教之事，而系按照陆军总部征调伪敌人员服务办法，征调其中一部服务，不发聘书，与北大亦无关系。三、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四、在大的观点上说，如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先生，如明春返国的胡适校长，北大教授团体及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我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现在将来，北大都不容伪校伪组织的人插足其间。

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暂时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 ^[257] 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于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昶、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收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容氏曾一度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去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 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对于这段经历是非，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说道：“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又说：“实在这样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正是由于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无情做法，才使“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馀烈”。 有些伪北大教职员与傅的对立面，公开宣称傅斯年是胡适的一名打手，但傅却不承认，他在史语所复员南京时的酒会上，公开对众人道：“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

就在傅斯年于重庆、北平之间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呈火烧眉毛状荡涤汉奸，办理北大复员事务时，西南联大的大本营、战时文化中心——昆明，又乱将起来。

[200]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03] 《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斯年所说的这位陶曾榖，原是蒋梦麟同事兼好友高仁山的夫人。高仁山乃江苏江阴县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1925年春，高仁山与好友陈翰笙（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查良钊、胡适等人在北京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高任中学校长。蒋梦麟和高仁山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高仁山热心政治活动，曾是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结束后，高任北方最高的统战组织——“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1927年9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下逮捕，1928年1月15日被杀害于北京天桥。

高仁山死后，蒋梦麟对其妻陶曾榖照顾备至，隔三岔五地溜入其家嘘寒问暖，后将陶氏调为自己的秘书，二人关系由“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的旧情境，一下子进入了干柴烈火交织而成的“红泥小火炉”的新境界。接下来，就是“能饮一杯无？”了。

蒋梦麟打定离婚再娶的主意后，回到家中，一脚将他原来家庭包办的那位糟糠黄脸婆踢出门外，伸出温热的双手将风骚美丽的陶曾榖抱进门内。1936年某月某日，由胡适做证婚人，蒋梦麟与陶曾榖终于结为百年之好。婚礼上，蒋在答谢宾客中说：“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云云。

[205] 1945年夏，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作《咏成都华西坝》诗一首：

浅草方场广陌通，

小渠高柳思无穷。

雷车乍过浮香雾，

电笑微闻送远风。

酒醉不妨胡舞乱，

花羞翻讶汉妆红。

谁知万国腾欢地，

却在山河破碎中。

（《陈寅恪诗集》，第3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这是一首明显含有对美军在成都胡作非为不满的诗。首联说华西坝之美景，颔联则涉美军之事。自1941年开始，随着飞虎队来华助战，美军越来越多，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军在中国后方成渝、昆明等地的人数成倍增加。据资料显示，当时在昆明的美国人，除了著名的陈纳德“飞虎队”，另有美国领事馆、驻华美军总司令部（设在昆华农校内）、驻华美军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部（设巫家坝机场）、美军补给司令部（设东郊黑土凹）、美国海军驻昆明联络处（设席子营、眠山两地）等许多机构，另有美军招待所五十个，床位达到三万六千六百七十三张之多。（《闻一多年谱长编》，第685页，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如此多的空床位为美军官兵的“性”生活解决了可供扑腾的场地，还得需要活人来压场子，于是这一问题便由越来越兴旺发达的妓女队伍承担。后来，钱多气盛的美军军官开始不满足与叽叽咕咕说起话来双方都听不懂弄不明的妓女们打闹玩耍，遂把贪婪的眼睛盯上了驻昆各大专院校，专门找通英文、善交际的俏丽女大学生喝酒玩乐，跳舞骂俏。在一顿昏天黑地的折腾之后，官兵们还要带上女生乘坐吉普车在街区和郊外兜风显摆，向中国男人示威。故此类女生被称为“吉普女郎”，霸蛮的吉普车被称为雷车。陈寅恪诗句意指载着“吉普女郎”的军车驶过，香气弥漫。第三句，胡舞，当指西洋交际舞这类。汉妆，自是指中国陪舞女郎，此处当特指陪美军跳舞的女大学生。当时成渝两地同昆明一样，有许多女大学生走出校园陪美军跳舞寻乐。被沈尹默称为“昔时赵李今程沈”的程千帆、沈祖棻夫妇时流亡四川，分别于武汉大学与华西大学任教，沈有词《减字木兰花·成渝纪闻》，其中之四即指美军与女大学生跳舞事并涉及了蒋梦麟夫人陶曾榖：“秋灯罢读，伴舞嘉宾人似玉。一曲霓裳，领队谁家窈窕娘。”沈之丈夫程千帆教授注：“……盖皆写当时教会大学学风之流荡也。时有北平南迁某校之校长夫人，尤工媚外，每率女生陪美军军官跳舞，虽为路人指目，不顾也。”（《涉江词丙稿》，载《沈祖棻诗词集》，沈祖棻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据史家胡文辉考证，程注中的南迁某校之校长夫人，“当指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榖。（《陈寅恪诗笺释》[上卷]，胡文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曾参加过远征军的战地记者黄裳在一篇《美国兵与女人》里，对此事说得更加明了详细：“在印度时就有不少小兵向我问中国的女孩子是不是漂亮，好像久已神往了的样子，无怪他们一来中国就有乐不思蜀之感。这一批女人分起来有几类，最‘上等’的是一批社会上的名媛，如在蒋梦麟夫人领导之下，昆明的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女生们都起而慰劳盟军参与伴舞，那初意倒是并不为错的，不过后来竟弄得计时论钱，如每小时四美金，则大为失策，与普通的舞女没有什么分别了。其次的即是从香港、上海来的舞女之流，她们会说英文而且是‘行家’，自然得心应手，不过这种人才也不多。降至末流即是一批专做洋人生意的女人，她们并不懂英文，也多少会说两句洋泾浜，讨价还价的本领是有的。头发烫得奇形怪状，而且都穿了‘洋服’，不过那‘洋服’是用最蹩脚的印花布制成，剪裁得也十分奇异，穿在身上令人有一种特异的感觉。当她们被揽在洋人的手里在街上走的时候，搔首弄姿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在昆明的晓东街上的南屏戏院门口，咖啡室内，几乎全是她们的世界，那样子多半是像京戏中的《蝴蝶梦》里的二百五，满面涂得雪白，两道红唇，冷然可畏，眼睛是无神的，好像已经疲弱得不堪，狂吸着美国香烟大口地喷着。这种风景让人看了总是惨然不欢。”（《黄裳自选集》，黄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陈寅恪诗中的最后一句，自是面对山河破碎的悲凉哀叹。这首诗，吴宓曾有抄录，中间二句为“雷奔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晚风。酒困不妨胡舞乱，花娇弥觉汉妆浓”。奇怪的是，吴对陈诗似颇欣赏，但对有些露骨的说法却表示愤慨。1944年初，西南联大某生在昆明《扫荡报》副刊撰文，“谓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吴宓看罢，在日记中写道：“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吴宓日记》，第九册，第186页）可能这个撰文的学生写得太过分，又牵涉到联大外文系，才引起了吴宓的愤愤然吧。

[206]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07]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08]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09]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23]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29]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0]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1]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3]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4]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5]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37] 《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西潮》与《新潮》是蒋梦麟在昆明和台湾分别书写的两部自传性作品，而著名的《西潮》（Tides From The West）则大多是在躲警报的防空洞中以英文写成的“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当时的写作背景艰苦异常，一如蒋梦麟自己所言：“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在我们周围爆炸，处身在这样一次世界大动乱中，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可怕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发生呢？……我在这边城里冥想过去的一切，生平所经历的事情像梦境一样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于是我捡出纸笔，记下了过去半世纪中我亲眼目睹的祖国生活中的急剧变化。”“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如脱缰的野马……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撤退回中国。敌机沿途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三千妇孺老幼就这样惨死在途中。难民像潮水一样沿滇缅公路涌入昆明。街头拥满了家破人亡的苦难人民，许多公共建筑被指定为临时收容所。经过二三个月以后，他们才逐渐被疏散到邻近省份，许多人则直接回到福建和广东老家。”又说：以“八万左右农民及男女老幼胼手胝足建筑成功的滇缅公路现在已经因另一端被切断而告瘫痪。一度曾为国际交通孔道的昆明现在也成为孤城，旅客只有坐飞机才能去印度。二十五万人加工赶筑的滇缅铁路，原来预定十二个月内完成，但是部分筑成以后也因战局逆转而中止了。中国已与世界各地隔绝，敌人从三方包围着她（只有涓涓滴滴的外来补给靠越过世界驼峰的空运在维持）。中国就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窘境中坚持到底，寸土必争，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蒋梦麟自谓，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使用英文写出的字较易辨识。写作的文化目的在于“看看能否从历史中找出一点教训”。此书英文本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学术界高度重视，并被哈佛大学远东研究所定为重要的参考书之一。12年后的1957年，蒋把此书译成中文，在台湾由《中华日报》出版发行，立即风靡一时，佳评潮涌，尤其是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册。在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沙漠”里，这部书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人生教科书”。蒋梦麟决定继续写他下半生的自传，并定名为《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遗憾的是，《新潮》并未写完，原稿中尚有不完整的随笔没有得到整理，但这部未完之书在台湾出版后，仍受到读者欢迎与追捧。近50年来，这两本书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关于两书的异同，蒋梦麟说道：“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248] 关于胡适以诗营救周作人出污泥之事，在胡去世后的1962年，周作人写了一篇怀念文章，内中谈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周说：“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适之远在英国，远远地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

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

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皇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北大感旧录——十一胡适之》，载《知堂回想录》[下]，周作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257] 周作人于1945年12月6日被捕，关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1946年5月从北平解送南京老虎桥监狱，等待法院判决。就在周氏被捕不久，其弟子俞平伯即致书身在美国的胡适，称周“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反成清议集矢之的”，吁请胡适或向国民政府建议，或致书友好的当道者，或诉诸舆论，使周“得一公直之待遇”。（《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71、133页）周的另一弟子废名借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质疑传统士大夫的“气节”观，认为问题的本质在“生存”而不在“死节”，称“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他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而出任伪职。（《废名集》，废名著，王风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战后作为国民政府文教部门派往平津的接受大员，对周作人的求助不予理睬，从而被周在日记中骂为“败类卑劣”的沈兼士，在周氏入狱后也开始与俞平伯、陈雪屏等十三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谓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并列举证据，以“减其罪戾”。时已入宋子文内阁的蒋梦麟，也以前北大校长的身份开出了战时曾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的证明。1946年夏归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也给法院去公函证明战时“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以为周作人开脱。

类似种种甚嚣尘上的说辞，经过媒体揭露后，社会人士多有不满，傅斯年闻讯更是异常愤怒。1946年10月12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道：“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一句：我一到南京，记者纷纷来，多数问我北大复文首都高等法院为周作人事。我即照我意思答他们，一是法院来问，不是北大去信；二，北大只说事实；三，此事与周作人无利与不利之说，因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中央社所登，大致不差，想见北平报矣。过数日方知，先生在北平第一次与记者谈话，《大公报》与上海左派、此间小报均登载而twisted，谓‘我与周仍旧是朋友’，上海《文汇报》与小报又嚷成一片，此所谓盛名之下故意找茬也。我想先生南来时，恐他们还有此一问。报载北大公事上说校产有增无减，此与事实上不尽合。若以战前北大范围论，虽建一灰楼，而放弃三院（三院是我们收复的），虽加入李木斋书，而理学院仪器百分之七十不可用（华炽兄言），艺风堂片又损失也。上海左派有心攻击，遂以此节说之不已。我听说，未见到，只见到《大公报》（最近）。写供先生或稍注意，因南来时必有记者问也。”（《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在信中附《大公报》剪报一份，标题是《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作者迪吉。报道列举了当年胡适为劝周作人南下而在伦敦作的“藏晖先生昨夜作一梦”八行诗，以证明胡与周的朋友关系。接着说：“现在周已锒铛入狱，经过二度审讯。胡也海外归来，主持北大教务。胡到校之后，除掉发表过一次谈话，提出保持蔡孑民先生精神外，如何实施校政，尚未见诸具体。然而，据最近南京航讯，刊出周案除上次受审时，曾有蒋梦麟拿前北大校长资格，证明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之证明书一件，替王龙律师添加了不少的辩护力量之外，现在，在再审讯之后，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适的证明公文，这在胡真可说关心朋友到底，而王龙律师在辩护上，自然更加利上有利了。”又说：周作人“何知有这么大的魅力，引动了我们的胡大校长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公文？‘不寻常’真正‘不寻常’啊！果然9月13日审周逆时，‘因为证人同济大学校长周洗凡在沪未到，仅由周之交务律师王龙转请向教[界]调查被告地下工作之功绩’，这还能说不是胡的证明所收得的效果吗？大约四次审讯，对于我们这位好伟大的‘地下文化功臣’不但不会判甚么罪名，还该建纪功碑哩。到那时，我提议就把蒋、胡的证明公文，尤其是胡适之的力证，勒作碑铭，让他以垂不朽吧！”（《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33—137页）

或许周作人听到什么风声，或许是出于对王龙律师的感念之情（王龙，字天瑞，是当时南京颇负盛名的律师。周作人与他在南京高等法院所在的朝天宫左庑偶然相遇，“立谈数语”，王即表示愿义务为周做辩护律师。对此，身处困境的周作人对此感激不已，称王是一位“侠情高谊”的人），遂于1946年10月25日，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作七律《偶作寄呈王龙律师》及跋文。此诗、跋于11月3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内容如下：

但凭一苇横江至，

风雨如磐前路赊。

是处中山逢老牸，
中山狼传，狼欲啖东郭先生，问老树老牸，皆左袒狼，

不堪伊索话僵蛇。
伊索寓言，樵夫见蛇冻僵，纳之怀中，乃为所啮。

左庑立语缘非偶，

东郭生还望转奢。

我欲新编游侠传，

文人今日有朱家。

鄙人于去冬被逮，于今已十阅月。寒门拙老，素鲜亲族，三十年来不少旧学生，有三数人尚见存问，而下井投石，或跳踉叫号，如欲搏噬者，亦不无其人。昔读中山狼传，虽知人世常情，不足为怪，而近年中一再见之，亦不能无所感慨。今年夏来南京受讯，在法院邂逅王天瑞先生，立谈数语，慨然允任义务辩护，侠情高谊，不知所报。近闻某生又复叫号，此声余固已谂闻，未免毛戴，唯想起王君，有如中山道中之遇老叟，更深致感激之意。计在法院相见之日将三月，因作一诗以为纪念，并寄呈天瑞先生，以博一笑。

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知堂

周诗无大深意，大体是说自己孤零零地“一苇渡江”南来，在狱中已“面壁”十个月，前途渺茫，甚至性命堪忧。此间一些以怨报德的“小人”，像中山狼一样欲置自己于死地。幸亏遇到了此前并无交情的律师王龙，才使自己像即将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一样，有新的希望。发表该诗的《文汇报》记者在“附记”中说：周诗怨恨的像中山狼一样的某生，“据说即是新潮社时代与罗家伦同为一时健将”“现在则是社会贤达了”。而且，“记者曾听周作人说胜利后曾以一书致‘某生’”，想不到此信曾被“某生”大加批注，宣示于众，力斥其妄云云。周作人对傅斯年仇之深，恨之切，由此可见。直到傅斯年死后仍撰文叫骂不止。

1946年11月6日，首都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氏不服，提出上诉。1947年12月9日，最高法院认为：周作人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亦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最后改判有期徒刑10年。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1949年8月14日，从上海回到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据唐弢回忆说：“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XX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唐弢又说：“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我以为这样处置是合理的。”（唐弢《关于周作人》，载《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

唐氏所言是否属于历史事实，学术界尚有争论，多数人认为这一说法“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毛泽东与周作人在北平曾经相识则是不争的事实。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有“毛泽东君来访”的记载，可以作为二人相识的凭证。或许毛出于当年的这份感情才给了周作人一个改过自新并能自食其力的机会吧。

另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文洁若回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从400元减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周作人哪里知道，这次的减半，其实就是风暴的预兆。1966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通通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给他们做了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待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实在不忍，就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82岁的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文洁若《苦雨斋主人的晚年》，载《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K16ZCdkeAAJ0iING/7eupo5TZ0Y4rrY0xt47Bcgj+6tklyx5g/CH4WMis6PNdv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