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 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做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做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做《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 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佩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的战略格局 。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 。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 ，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 。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做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大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表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从以上电文可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 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召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 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觑，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使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 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 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尚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耷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一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话语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 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做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 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发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做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作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后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 ，完全可看作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 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昭襄王，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作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识趣，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 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世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和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备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号称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傅、罗等几个在北大读书的毛头小子，居然不把眼前这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的伟人当人类看待，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但，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一国之主，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的登记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当时人微言轻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个东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云云。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明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在穷困潦倒中，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宫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这个时候，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即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濒危。“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历随风飘逝了。转瞬间，当年的北大故旧，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那位原北大图书助理员如今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在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今日的傅氏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巨大逆转，各自内心的复杂、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 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终于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傅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 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做了见证。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富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作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把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逞“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厢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167] 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做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中共高层安排及尹达本人的关系，傅斯年除按名单会见主人外，还专门挤出时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单独会见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真出路”。 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 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做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六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 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四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 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 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做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地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理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芒刺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厢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做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1942年6月，日本海军进攻中途岛，遭到美国海空部队的拼死抵抗，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和多艘驱逐舰、战列舰被击沉，从此在太平洋战场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8月，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发动反攻。此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连连受挫，节节败退。渐已控制太平洋局势的美军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开始，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北部着手大规模反攻。由于日军拼死阻击，美军进展缓慢，历时半年苦战才勉强攻下瓜岛。之后，美国海空军痛定思痛，一改过去传统教科书式的作战方法，实施全新战略，这战略如同当年成吉思汗之运用草原上铁骑流动战术，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军队手足失措，全盘皆翻。

日本方面初以为美国反攻是一岛一岛打过来，殊不知美国新战略的实施，把太平洋当作成吉思汗的欧亚草原，运用越过堡塞的万里长驱、越岛进攻之战法，即暂不进攻日军某些防守顽固的岛屿，而是凭借强大的战舰越岛而过，在新几内亚北部采用蛙式跃进式速攻战术，长驱直入，直逼日本本土，从而使部分防守岛屿孤立无援，成为一座毫无战略作用的死岛。此外，日本军方原以为美国海军接近自己所有陆上空军基地时，便是自己得手之时。殊不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与日本海空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美国仅1943年制造并编入现役的航空母舰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战败时，全部用于战争的航空母舰才不过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军接连攻占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11月，美军出动B—29远程轰炸机，从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关岛起飞，直扑东京，实施连续大规模轰炸。另一路美军从西太平洋沿新几内亚北部进攻，与英、澳、荷军队会师后，攻占新几内亚西部。1945年2月，两路美军胜利会师，重返菲律宾。6月，美军迫近日本国门，号称天下第一的无敌战舰“大和号”被击沉，日本海军全部被摧毁。

几乎与此同时，在国际瞩目的缅甸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在初期受挫之后，重新集结精锐与美、英、印、东非、西非部队，于1943年10月在缅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缅甸国民军和游击队于1945年3月底发动总起义，5月1日克复首都仰光，日军在缅甸的战略彻底告败。

在中国本土战场上，由于中国军民坚持不懈地抵抗与反击，终于粉碎了日军企图以战养战，把中国占领区变为太平洋战争“兵站基地”的计划，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军对日实施全面反攻。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在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人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哭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三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个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不亚于东京。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子做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子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子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己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菅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惋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天降喜讯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属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无可遗憾地尽到了责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能管得了的了。 ^[185] 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强大的盟军给日本小鬼子奄奄一息的躯体致命一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 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南按：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出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领袖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驻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重庆《中央日报》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记者由美国发来的电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此后经苏联赞同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获致。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国民政府高层一无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蒋介石同样蒙在鼓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南按：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我赴陈公馆，陈家小孩在陈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主任大怒，责彼等孩子们不该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证实消息。”

正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摆出一副老夫子的严肃面孔，满含怒气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们的时候，美军总部年轻的大兵们已开着吉普车，手举香槟酒边喝边高呼口号满大街乱窜了。而敏感的《中央日报》已经印出“号外”，开始在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张贴，整个重庆已形成欢乐的海洋。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时，《中央日报》火速派出数名记者遍布山城进行采访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

报道说：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着热浪围成一团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并坚定地相信会从广播里听到更加真实详细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讲英语节目的电台突然中断，继而播音员开始用中文诵读合众社和中央社分别发来的电讯，随后，播音员说道：“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百万市民已在狂欢中，现在请听《凯旋还故乡》。”爆发在听众头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欢声。是后，女高音与男中音的嘹亮雄浑的大合唱在欢呼里响了起来……

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正在重庆家中，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

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他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做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发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七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

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

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师，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扫残敌，如猛虎临羊。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

拥护着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

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短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

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偕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日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晃，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

住在李庄镇郊区四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人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人，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处观察动静。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九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一架自制的滑竿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竿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

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

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

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发表了抗战胜利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

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167]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做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南按：假如此说让当年流亡西南边陲的傅斯年、陈寅恪们读到，不知将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在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之后，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但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185] 除了罗、郑等人提供的证据外，在李庄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据罗南陔之子、原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说：“美国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投到京都、奈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羊街8号我家。当时罗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弹，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适，就问蒋委员长，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议把梁思成接到重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原子弹咋扔合适，让他画个圈圈。梁思成临走时，专门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罗南陔，要他好好照顾梁思永，还说美国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画在何处也心中没数。当时梁氏兄弟与我父亲就商量，最后说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为那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这个看法，说了些话就走了。日本决定投降后，梁思成从重庆回李庄，又来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亲与他兄弟俩聊天，梁思成说，美国这次轰炸，日本的城市毁坏得很厉害，但最后还是按照我们商量的建议，没有炸京都、奈良。后来罗斯福说光用常规炸弹还不行，需要扔几颗原子弹，要不日本人不得干，来问我。我还是那个建议，扔那里都可以，但就是别扔到京都、奈良。后来美军就参考了我画的圈圈，就把原子弹扔到了广岛和长崎。”罗萼芬说：“梁思成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给他们倒茶，就听到了。所以说美国炸日本和扔原子弹，故事就发生我家。这个事从我家传出去以后，李庄的百姓就说：‘不是美国原子弹，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国丢下原子弹，打得日本直叫唤。’后来罗哲文来李庄，问我这个事，我告诉他，他才把事实真相写出来。”

罗萼芬老先生的这段话，自然是孤证难立，目前仍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罗哲文确实回李庄访问过，但对此说表示怀疑。既然罗老先生说得言之凿凿，就只能作为一说记录于此，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庄罗萼芬家中采访记录） cHoVyQhhPF3aqOMZMldfTa4+fs91CpYSKKewOga/bMxe8GkBwZa7zXQFTgzi83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