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地，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如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所述，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李约瑟更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其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他40岁之前问世。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诚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3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 的雏形。

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 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

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E.R.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拜访总干事叶企孙，讨论战后中国与欧洲科学合作事宜。其后与当时正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界大员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翁文灏、张道藩、蒋廷黻、蒋梦麟、朱家骅、梅贻琦等人分别做了晤谈。受朱家骅聘请，李约瑟与E.R.多兹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这年6月，通过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就在这个机构组建时，李约瑟因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与研究所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陈年旧梦开始复苏，他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还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计划，拟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及其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方面，做深刻比较、研究，写一部专著，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南按：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陈立夫听罢，“以其所志正获吾心” ，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并鼓励道：“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本书由你写比我们写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由一个非中国人来谈中国事物所编写的书必然有更大的价值。” 为配合李约瑟这一工作计划，陈立夫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 。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足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做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做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于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 。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 。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 ，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出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 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 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 等。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是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收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其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论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因为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召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

李清泉回忆此事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 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 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 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子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 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安静的李庄乡村，尽管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在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对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看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做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做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对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做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博士的信中说，在板栗坳遇到了“许多最突出的学者”，结识了“大学者傅斯年”，信中对傅的形象做了这样的描述：“傅斯年，山东人，约55岁，有点洋化，谈话很多而能引人入胜，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记的面孔和形状奇怪的头，灰色的头发直竖上去。” 这个描述，在所有撰写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谓是最切实和生动的精彩一笔，傅氏之与众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状的相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蹲在李庄郊外山顶的“寨主”傅斯年与李约瑟相见，很快成为意气相投与相互理解的“哥们儿”。傅斯年认为：自从明朝万历在位的年代，耶稣会士（Jesuit）利玛窦（Matteo 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缘起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 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人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

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人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 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 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中，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做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人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萌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人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 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 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以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过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做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 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

◎一代名媛沈性仁

当李约瑟来到门官田见到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时，陶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未缓过劲来。而与沈性仁相识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人，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为沈氏不幸命运扼腕的同时，也陷入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凄凉之境。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第，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同乡张謇的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并很快受到蒋的重用。钱昌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钱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名流之后、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即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任职6年。后因派系倾轧，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 《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被诊断患癌症，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的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 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 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 ^[43] 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 ^[44]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其翻译的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 此剧后来被译为《少奶奶的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她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四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著名报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吧。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孟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大学返平，住北总布胡同3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光彩照人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慕、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平时不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 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

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诱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世俗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兰州设点的打算。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怡正在兰州，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他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兰州，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43] 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会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其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7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延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工人部长、秘书外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青年部长等职，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有“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展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而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展板。

展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塞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浊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一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况，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8000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泻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

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

[44] 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CC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

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其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

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极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

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不满。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观察》第2卷第1期刊发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就曾公开提及“国家资本”这一被歪曲的社会痼疾，除了铁路、航业、银行业等豪门资本外，傅还特地指出：“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曾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对此做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对钱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评，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钱为此很不高兴。

就钱昌照政治命运而言，尽管与翁同在资源委员会任主要职务，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逐渐恶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CC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会副主任职务。1949年八九月间，钱怀着对蒋介石、翁文灏、CC系等各派系的强烈不满，准备赴英国讲学。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云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他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中共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回返大陆。 uWaU3mOCYAIIOZRJEqmrrPWAlPacwZupr8TE8Cz9SBaCZJkp/yPIJA3flbDYnx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