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国破花开溅泪流

◎ 炸弹下的书生们

从蒙自撤往昆明的联大文法学院，因事出仓促，当师生陆续到达后，院址尚无着落。据知情者说，筹划此事颇为不易，“初议江西会馆，但稍有眉目，而工学院主持者，又要抢用。嗣闻另有力者，或亦需用江西会馆。则工学院能得与否，尚未可知” 。

就在江西会馆被你争我夺，鹿死谁手尚难定论之时，蒋、梅二常委又派出陈福田、张奚若、陈岱孙三个系主任前往晋宁盘龙寺一带查勘，终因地势狭小荒芜、不堪应用而作罢。正在左冲右突了无着落之际，忽闻当地政府指令昆明城内各中学、师范学校移散乡县僻静之处，于是陈福田、张奚若等乃竭力串通蒋、梅二常委，外加潘光旦、冯友兰等实力派人物，租用昆明师范和农校等全部校舍，将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迁入。这个决定公布后，一度引起部分教授的不满和抵制，浦薛凤则明确表示：“其意一若人愚我智，人怯我勇者。师范当局，已将校产之可搬动者，悉数运走。目睹光景，心殊不安。”

浦氏等教授的担心与不满自有道理，事后发生于师范学院的一次惨烈轰炸也证明了这一预感的正确，但在如此众多师生已云集昆明而学校又无处安置的艰难处境中，迁入师范学院亦是一个便捷的解决之道。未久，蒙自转入的大多数师生迁入昆师与农校，另有一小部分对《易经》和风水较有研究的教授，感觉此处乃属卦相所谓“主大凶”之地，一旦住进，很可能落个人财两亡的结局。于是自行在郊外租房居住，学校当局正好落得个清静，一概照准。

此时，比吴宓等人早一些时候来昆明的陈寅恪，由于兼职的关系，住进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昆明租赁的靛花巷青园学舍楼上——这是他自北平与史语所同人分别四年多来的再次相聚。想不到刚刚安顿下来，又一个不幸的消息险些将其击倒。在离北平的时候，陈寅恪曾托侄子陈封雄把一批书籍邮寄到长沙一个亲戚家，以便自己到达后取用。想不到这批书直到陈氏一家离开长沙后一个多月才收到。更想不到的是，1938年11月日军攻占岳阳逼近长沙，国民党军事高层欲实施坚壁清野战略放火烧城，因执行具体任务者发生误会，于12日夜间突然自行放起火来，长沙顿成一片火海，不知内情的百姓在大火浓烟中号啕悲呼，四处蹦蹿，设法逃生。结果是，一场大火毁房五万余栋，死伤市民两万余人，数十万人无家可归。陈寅恪亲戚的住处也未免劫难，房屋俱被烧毁，而陈氏寄存的书籍也化作灰烬。这场灭顶之灾使陈寅恪一生积攒的心血结晶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宣告破灭，禁不住潸然泪下。

不幸之中的万幸是，昆明的条件优于蒙自，况且还有一个藏书大户史语所在此，陈寅恪得以借到所需书籍应急，其在联大开设的“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制度渊源论”课业得以不辍。

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陈寅恪都需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仅剩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陈氏仍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每到上课时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遭到婉拒。据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教的邓广铭慕陈寅恪才学与声名，经常跑到联大教室旁听，获益颇丰。对此，邓氏回忆说：“虽然因为我的根底太差，对陈先生所讲授的未必能有深切的体会，但反思在那一年多的时间之内，我在治学的方法方面所受到的教益，较之在北大读书四年所得，或许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陈寅恪人格学问，不仅得到了傅斯年与史语所学界大腕与年轻弟子们的尊重，即便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备加敬重。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在清华大学的校史中，流传着许多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趣谈。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威望和名声在他步入清华园不久，即已凭着他的才学与人格力量，深入人心并得到同人的普遍尊敬。许多年后，哲学家金岳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靛花巷青园学舍小楼共分三层十八间，史语所人员撤往龙头村后，此楼成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大本营，但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进城，仍住一楼。陈寅恪因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历史组导师，一直在此居住。据当年在该所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罗常培先生是住在二楼。另外还有助教邓广铭先生和事务员郁泰然先生（郁是刘半农的亲戚，江阴人）。此外还有英文导师叶公超先生。”又说：“他（陈寅恪）本来是清华的教授，可能是因为他是傅斯年先生的亲戚和好友的关系，又住在靛花巷的楼上，就担任研究所史学组的导师了。不过他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躬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周法高的回忆，向世人透露了陈寅恪因疾病缠身而导致脾气暴躁与格外威严的一面，同时也透露了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陈氏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1942年8月30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此信是后来陈寅恪携家从香港逃出抵达桂林时，因家累与身体原因不能速返时已迁往四川李庄的史语所，专门向傅斯年做的解释。但从这几句解释中可知陈氏之睡早觉、午觉，甚或感情冲动、爱发火等是确有缘由的。另据傅斯年1942年8月31日致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言：“其实彼（指陈寅恪）在任何一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又，傅斯年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 按傅斯年透露的信息，此时的陈寅恪不理睬周法高辈，是合乎其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只是陈氏这个看起来与别人毫无关系的习惯，竟把傅斯年折腾得好苦。

傅斯年来到昆明后，为尽到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的责任，经常在靛花巷3号的青园学舍一楼居住。此时日机已对昆明展开大规模空袭，而发生于9月28日的最早一次轰炸就使迁入昆明师范学院的联大师生受到重创。当时的浦薛凤虽然竭力反对进驻师院并因此而“心殊不安”，但因一时租不到居处，只好随文法学院部分教授如金岳霖等迁入。想不到进住不久，敌机轰炸开始。警报响起后，金岳霖、皮名举、刘晋年等五六人，未及时离开，等到看见银灰色敌机一排飞临上空，顿感不妙，急避图书馆内俯伏，扫射与爆炸之声随之响起。最后挤进的一个学生“哎哟”一声大叫，鲜血已顺着额头流淌下来。瞬间一枚炸弹落入图书馆楼后房顶，巨大的爆炸力将楼上一个南开籍学生冲出窗外，身无伤痕而亡，是为震死。片刻工夫，校园大楼正门破碎，窗尽震毁，一座洋房尽成瓦砾，不复辨认。两位联大校工和两名学生被炸后横尸校园。时联大校方正组织学生在昆师集训，一集训大队长躲警报稍迟，被炸弹劈成三段，下身半段尚在墙内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所带两个小孩一同遇难，身首异处。敌机飞走后，外出躲警报回归的浦薛凤见校内一片狼藉，“尸身家属正哭场中，匠人则正挥斧做棺” ，望之凄然。

当此之时，住在靛花巷史语所楼上的陈寅恪等人，同样遭受敌机轰炸的威胁，为了躲避空袭，傅斯年命人在楼前空地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做防空洞之用，但坑里经常水深盈尺。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一遇到警报，不惜带着椅子坐在水里，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为此，陈寅恪曾专门做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闻机而坐，入土为安。” “机”，是指日本的飞机，“入土”者，入防空洞也。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已经失明，左眼也开始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又由于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氏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而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奔跑，傅斯年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地挽扶下来，送进防空洞“为安”，才算了却了一件心事，此举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正是由于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密切合作与共同努力，才使一个并不为时人所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跃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中心，并开一代史学研究之风气。许多年后，曾追随陈寅恪治学的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劳榦在台湾孤岛上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道：“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此为赞誉，也是实话。

史语所撤出昆明迁入郊外龙头村后，陈寅恪的日常生活主要由好友、联大外文系的吴宓照应。当时吴宓住在玉龙堆，也就是后来改建的云南大学校门附近，与靛花巷相隔不远。每有警报响起，吴宓立即抛下手中事务，跑到陈寅恪居住的楼上将其扶下，因靛花巷楼下的防空洞过于狭小，吴不乐意委屈自己，乃携陈寅恪向远一点的山中躲避。好在穿过云大校园至环城北路就是白泥山（南按：吴在日记中称“第一山”），或越过古驿道至小虹山（南按：吴称“第二山”），二者路程皆不远，且山下苏家塘村还有几个茶点水果和烧饵块的小铺子，敌机来之前和之后可在此小住休息，吃些茶点之类的食物充饥，顺便打发无聊的时光，算是一个驻足歇息的好去处。据吴宓1940年10月28日（星期一）日记载：

晴。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

吴宓所记的两山因距联大较近，大多为腿脚不灵便的老教授躲避之所，年轻的师生则跑到更远的山中躲避，这个地方便是联大学生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所说的后山。这后山需沿古驿道走出四五里，驿道右侧较高的土山上有一横断的山沟，据说是某年某月由于地震造成。沟深约三丈，沟口有二丈多宽，沟底也宽有六七尺，是一处极佳的天然防空沟，日军飞机若是投弹，只要不是直接命中落在沟里，即便是在沟顶上爆炸，弹片也不易蹦进来。机枪扫射也不可怕，因为沟的两壁是死角，子弹是难以拐弯的。此沟之大可容数百人，年轻人常到这里躲避，无聊之时就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碎瓷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都有新意。汪氏回忆说，至今自己还记得两副，一副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一副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后一副显然是抄袭了陈寅恪的诗句，是一种对眼前场景的纪实。前一副如汪曾祺所说，表面看来“是一种泛泛的感慨，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跑警报的时间与次数多了，在西南联大就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形：同学跑警报，成双成对者越来越多。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和看电影、遛翠湖时不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所说：“一来医得眼好，二来又照顾了郎中，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按照老金所教的逻辑课中的逻辑推理，有恋爱，就有三角，有三角，就有失恋者。当时联大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两人“吹”了，“对儿”就要重新组合。据汪曾祺猜测，在防空洞写下那副“恋爱三角”对联的，大概就是一位被“甩”的男同学。不过，也不一定。

像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对联，患目疾的陈寅恪虽未亲眼所见，但肯定知晓，至少对此类事颇感兴趣的好友吴宓会告诉他的。不过从陈氏留下的日记、书信及谈话材料看，丝毫看不出他对此有过什么议论和感想，可能听罢淡淡地一笑也就过去了。而好友吴宓却对此感慨多多，他在1940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就曾记载道：“逃避空袭出郊野终日，实为少年男女缔造爱情绝佳之机会。”可见吴对跑警报中所见所闻的男女恋爱逸事，是格外关注并充满幻想的，只是这种幻想落到现实之中又往往生出一种尴尬，而这尴尬一旦落到吴宓身上，又是一场揪心扯肺的心灵之痛。吴宓自早年与夫人陈心一离婚后，一直不间断地狂追死缠“三洲人士共惊闻”的梦中老情人，时在上海、重庆等地居住、工作的毛彦文，同时又感觉追逐毛彦文前景渺茫，远水不解近渴，乃在追毛的同时，又坐地追求联大生物系女助教B（英文名蓓拉），但这位B小姐却与本校一位姓赵的体育教员相好，这个“三角”令吴十分苦恼。某次跑警报，B小姐与赵青年跑至苏家塘东山之下并肩坐地歇息，忽见吴宓气喘吁吁地跑来，二人“见宓，低伞以自障”。吴宓见状，只好紧急刹脚，眼珠乱转一通，识趣地喘着粗气转道跑开，心中的滋味大概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的人方可体会。数日后，警报又响，但见B小姐“装扮完整，服红灰色夹大衣”，而赵某人“衣航空卦，草绿军裤。手持照相机。身貌其伟健壮”，二人“相伴而行”。宓见之，大为尴尬，在拖着并不怎么灵便的身子往前奔跑中，只好“缓行，遥尾之”。 一个既羡又妒又无可奈何的人物肖像，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

◎ 鸡犬飞升送逝波

战事连绵，人心惶惶，日军飞机对昆明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吴宓还是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吴宓仍开设外国文学；陈寅恪除了应付史语所历史组、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职责内的各项课业，还拖着病体，靠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奠定其世界级学术大师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写作。

1939年春，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校方已安排好该校汉学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面对如此荣光的礼聘，陈寅恪曾两度辞谢，后考虑夫人唐筼患严重的心脏病，不能抵昆团聚，同时借赴英机会可治疗眼疾，遂答应就聘。在得到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同意后，陈寅恪于这年6月下旬乘车由安南转往香港做赴英的准备。全欧汉学家闻陈氏将来，云集奥格司佛城，静坐以待。在重庆的史家、文学家陈衡哲得此消息，曾评论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欧洲战火骤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时能够起程，杳无可知。陈寅恪茫然四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于港岛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天意、人事、家愁、国难俱如此，真令人忧闷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 此时的傅斯年亦无法可想，无奈中的陈寅恪只好于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继续等待可行的机会。对此遭际，陈氏有《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藉见其悲感交集之心情：

暂归匆别意如何，

三月昏昏似梦过。

残剩河山行旅倦，

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狸狐搰摧亡国，

鸡犬飞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

只余未死一悲歌。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机。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 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泰褀（字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 ，一面做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直接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信中道：

现除飞机外，尚有由广州湾至桂林一道勉强可通（亦需经过无穷苦难）。内人及小孩等不计其生死存亡，令其迁至广西居住，通计载运人身及搬运行李，据最近车船夫轿之价，约近四五千元国币，若此能设法筹出，或者于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广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于广西，以免多费川资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时此道能通与否耳！总之，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磅（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见之机矣！

又近六月来，内子与弟无日不病，只得轮班治疗服药，以二人不能同时治病也，因此病又时发，未能全恢复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抄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

2月28日，陈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为前封信的补充：

内迁既已决定，则广州湾亦有制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带，故乘天气尚寒时，将皮袍棉袍尽量穿在身上带渝，以为过冬御寒及当作被盖之用。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后之准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

傅斯年接信后，想方设法为陈寅恪筹集川资，但来回奔波几圈，几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资助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军截断，任凭陈寅恪捶胸顿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苍天却板着面孔，未有半点怜悯之意，陈氏一家只有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陈寅恪在给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邓广铭并转呈傅斯年的信中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后便无办法，行止两难，进退维谷，颇如待决之死囚，故半年来白发又添无数茎矣！”同时明确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将家眷由广州湾赴广西居住，因路短费省，且可略带行李（运费极昂）”。最后，陈寅恪特地嘱邓广铭说：

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也。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香港并以第三十八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本派遣军司令酒井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以陆军中将矶谷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当日军偷袭珍珠港和继之空袭港岛之日，正是傅斯年从重庆赴李庄的第二天，而到后立即病倒。当傅氏在昏昏沉沉中得知战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被困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性命堪忧，必须立即设法促其离港，于是强撑病体，接连拍发了三封加急电报。

（款）重庆杭立武兄：

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

斯年　灰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重庆王毅侯兄：

祈电丁巽甫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再此间无存款，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仁垫借，乞速汇。

斯年　灰

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

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

斯年　灰

就在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命运焦虑不安，拖着病体设法营救之时，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最后一架飞机——中航空中行宫号呼啸着降落香港启德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尚未来得及离港的中国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提议，“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史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抢运”之列。此前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做好准备，携家乘机返国，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的“老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批保镖守卒。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与夫人莫秀英，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时常装扮成半男不女模样的孔令俊巡视整个机舱后，发现她心爱的两只洋狗“雪儿”与“黄雄”蹲在舱内没有落座。孔二小姐走向前来，沉着脸对陈济棠喝道：“你们两个老东西是怎么上来的？”

陈济棠抬头一看孔令俊不男不女的狗熊样子和粗鲁无礼的举动，面带怒色地高声回道：“我是陈济棠！是蒋委员长请我上来的。你这浑小子，他妈的是谁家的崽？”

“噢，陈济棠，蒋委员长请你上来的，很好。只是我的狗还没有座位，我现在请你下去，把座位让给我的狗狗。”孔二小姐面色冷峻，颇为气恼地说着，极度傲慢和挑衅性地瞥了一眼陈济棠。

陈济棠见对方如此无理，竟不把自己这位党国大员、一级陆军上将放在眼里，怒不可遏，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喝道：“放你妈的狗屁！你是什么人，敢在老子面前撒野施横？”

“我是孔令俊，孔院长的二小姐！你想怎么着？”孔令俊摆出一副轻蔑、鄙视的神情应道。

陈济棠闻听对方来自孔门，知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活阎王——孔二小姐，遂强压怒火，摆出一副老前辈的架势，责怒道：“嗬，原来你是庸之先生的女儿，我和庸之在北伐时就相识，还是好友，你做晚辈的，应该照顾我才是，不该如此无礼！”

陈济棠话音刚落，拥挤混乱的机舱传出一阵吵嚷声，孔二小姐意识到时间紧迫，遂不再与对方纠缠，索性从腰间“嗖”地一下拔出手枪，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道：“妈啦个巴子的，你少给我啰唆，像你这种反复无常的小人也配当我的前辈？快给我滚下去，否则让你尝尝花生米的滋味，滚！”

“他妈的，还真反天了，难道我陈济棠还不如你一只狗值钱？”陈济棠怒不可遏，欲做拼命状。

“你是个什么东西，怎么能跟我这只德国纯种的狗狗比，快滚，快滚，否则毙了你个的！”孔二小姐晃动手枪，在陈济棠的额头上连点了三下，陈氏像公鸡吃食且被噎着一样，前仰后合，嗓子眼发出“呜呜”的声响，额头上突显青紫斑块。

面对眼前的一切，陈济棠夫人莫秀英早已吓得面无血色，瘫软在座位上动弹不得，陈的副官见孔二小姐如此凶妄，意识到此时的陈济棠显然不再是当年的“南天王”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好汉不吃眼前亏，再争执下去，陈氏的老命可能真的搭在这里了。想到此处，强按怒火，起身充当调解人，连劝加拉地把陈济棠夫妇弄下了飞机，孔二小姐的两只德国纯种洋狗冲主人汪汪地欢叫着跳上空出来的座位。

正当失势的陈济棠灰头土脸地被赶下飞机之时，又一个人斜着身子从舷梯上拱了进来。孔二小姐一见，挥动手枪大声喊道：“机舱已满，不能再上，快给我滚下去！”

“孔二小姐，我是《大公报》的胡政之，我们认识的，是布雷先生来电让我坐这架飞机的，我有要事，必须赶回重庆。”来人嘟嘟囔囔地说着，侧身挤进机舱，接着后面又跟进两个西装打扮的人。

“什么狗屁要事不要事，有要事就让他们派专机来接，都给我滚下去！”孔二小姐怒吼着，身边几个保镖蜂拥而上，将胡政之等几人连推加踹，“呼呼隆隆”地轰下了飞机舷梯。

一代重量级军阀陈济棠与中国新闻界呼风唤雨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地上大骂不止，其他几十位党国大员、文化名流，面对如此骄悍的孔家主奴，更是无力登上飞机舷梯。所有的人只能两眼冒火，情绪激昂，高声疾呼“国法何在，党纪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号以示抗议。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活阎王——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舷梯迅速撤除，空中行宫号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划过跑道，在众人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

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香港唯一的堪启用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恶少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抑制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胜利。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听到赴香港飞机返回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党国要员和一批新闻记者按捺不住心中兴奋，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然而，从飞机舷梯走下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南天王”陈济棠，也不是许崇智、何香凝、胡政之，更不是陈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夫人，而是孔祥熙一家的恶少连同携带的老妈子与洋狗、床板、马桶。见此情景，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悲愤交集，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当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北洋军阀及其一帮御用策士于盛怒中，曾指斥新兴的士风为“洪水猛兽”。对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专门著文反击道：“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傅斯年进一步补充道：“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 此时，躺在李庄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强撑病体遥望西南云天的傅斯年没有想到，当年掀起的那场洪水巨浪早已过了许多年，而猛兽与猛兽的徒子徒孙们却还依然如故地兴风作浪。假使死在港岛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面对孤苦伶仃沦落于港岛的夫人与陈寅恪等文化大师们，不知作何感想？

孔二小姐一行在众人愤怒的目光逼视下驱车离开机场后，站在清冷的机场上不见自己老板胡政之的《大公报》接机人员，一路叫骂着回到报馆，向总编辑王芸生汇报了事情的大体经过和孔家的恶行，报馆同人深为胡政之的处境担心，更为孔家的专横跋扈使大批文化名流沦落港岛而痛恨，纷纷表示以手中的笔做武器讨伐孔氏家族。盛怒中的王芸生立即拍板定案，奋笔疾书，很快草成一篇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论，于12月22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借题发挥，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孔氏家族霸占飞机的丑闻，同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文中说道：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社评一经发表，舆论大哗，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纷纷谴责孔氏家族用飞机装洋狗行径。12月24日，昆明《朝报》以《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为标题，转载了《大公报》社评并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香港战事爆发，有人把飞机装运沙发和洋狗到重庆，大公报前几天以社论原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将原文介绍如下……”

《朝报》对《大公报》社评的转载，立即引起了西南联大与昆明各校师生的义愤，校园内外沸腾起来。未久，当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陈寅恪本该在“抢运”之列，而由于“飞狗院长”家中的主子与奴才从中作梗而未返回，悲愤交加。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在一个名叫《论坛》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以哀婉、悲愤的语调追怀香港沦陷后，生死与下落皆不明的陈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

文章刊出，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南按：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 力主师生起来反抗。出于义愤，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笔大字起草了“讨孔宣言”，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宣言云：“国家之败，多由官邪。……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孔贼贪污中饱，骄奢恣睢，已为国人所共愤，为法理所难容，而此次风闻由香港以飞机运狗者，又系孔贼之妇！致使抗战物资、国家硕老，困于港九，沦于敌手而不得救。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呼吁我校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通电全国，同声诛讨。通过学运，掀起高潮，期树讨贼之大纛，倡除奸之首义。剪彼凶顽，以维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责。”

在学生自治会组织下，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校本部广场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学生们在短暂集会后，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示威游行。沿途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西南联大当时在校主持工作的蒋梦麟、梅贻琦二常委出于对孔氏一家恶行的义愤，不但对学生的义举未予劝阻，还暗中准备了应变措施，并乘车尾随游行队伍之后，以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好及时出面加以调解。

游行过后，联大与昆明市众多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宣布罢课，并向全国各地高校拍发“讨孔”通电，以期通过这一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予以警告和惩戒。流落到西南各地的大学如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陕西汉中城固的西北联大等师生接到通电后，纷纷响应，相机而动，高举旗帜和标语，涌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贼祥熙”“惩治贪官污吏”与“铲除祸国殃民的豪门家族”等口号。远在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接到通电，迅速集聚学生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因李庄是个小镇，师生们转了几圈觉得不过瘾，便挑着大旗、标语特地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借住的张家祠门前、史语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所在的上坝月亮田等地，高呼口号，背诵诗词，悼念被“飞狗院长孔祥熙的狗崽子害死的陈寅恪教授”。在李庄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属机构的同事，听到陈寅恪“死去”的消息，大为震惊，纷纷派人向傅斯年询问详情。傅斯年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探询实情。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整个李庄的科研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愤与忧伤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全国兴起的“反孔”“倒孔”热潮随着明暗两条渠道很快传到重庆，平时养尊处优，自恃有强权巨资撑腰的孔祥熙与夫人宋蔼龄还是感到了惊恐，这种恐惧或心理压力主要来自国际大环境和政治气候。此时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已初步形成，12月22日，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已走出国门入缅甸对日作战。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等决议案。24日，蒋介石约请美国代表勃兰德向罗斯福总统转达：“远东地区对日作战，端赖中国之陆军与英美海空军协同一致为一体。务望美国有一中、美联合作战计划。”30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决定授予蒋介石“全权处理国事，以驳万变而赴事机”，相当于国家元首的大权。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

就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作为老大的蒋介石自然意气风发，并想方设法在国际上树立自己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的良好形象。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突然爆出他的胯下“老二”连同周边荒芜地区的歪瓜裂枣们，不识大体，招摇惹事，弄出了天下皆怨、学潮汹涌、舆论沸腾的局面。面对此局，蒋介石自是对孔氏一家怒其不争大为恼火。而孔氏一家，特别是官场老手孔祥熙，深知自己那不成器的老婆孩子给老大捅了娄子，且通过此次事件，自己平时的恶行与丑行得以广泛地暴露于天下，并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关注，不但损坏了自己多年苦心孤诣伪装而成的国民党“干才”与“善人”形象，对蒋委员长的形象也是个致命打击，一旦老大感到扛不过去这个门槛，很可能就要拿手术刀把自己这个胯下“活宝贝”一刀切掉，到那时自己将血染灰土，成为人人可以蹍踩的一块臭肉蛋了。

但是，孔氏家族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广博的人脉与强大的财力背景，令蒋介石不易也不敢轻举妄动。蒋氏在深知暂时不能对这个胯下“老二”实施外科手术的情况下，凭借手中权力，联合各方势力共同消除影响，压制学潮与舆论就成为一种必然。于是，蒋介石与孔派人员开始向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各地军政大员施压，要他们以抗战建国为重，设法压制和阻止学潮。陈立夫与各地军政大员不敢抗拒，只得向各学校校长施压，令其设法予以阻止。各校校长为保全学校与保护学生计，不得不进行配合，消解学潮。按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的说法：“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

就在“倒孔”学潮爆发后的第二天，西南联大常委会突然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梅贻琦与蒋梦麟皆到场讲话。梅贻琦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 又说：“这次‘讨孔’运动已经够了，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学校不利，对你们求学不利，希望你们立即复课，不要再闹了。我认为这样已经够了。” 梅贻琦讲毕，由常委蒋梦麟发表演讲，蒋氏说了一些与梅贻琦大致相同的话，最后几句颇为动容，竟至声泪俱下，说道：“你们再闹下去，学校就要关门了！” 在一旁就座的昆明警备区司令宋希濂见蒋梦麟哽咽不能语，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大意是说：“孔祥熙也确实有问题，但要通过合法手续揭发检举。这样停课搞学生运动对学校工作不利，对社会治安不利，对抗日战争不利，希望同学们冷静一下，不要再继续搞了。” 经此一会，学潮的热情被消解，昆明各校的“讨孔”运动陆续收场。尽管此次行动没有引发更大规模的学潮，使“讨孔”运动形成全国各阶层波澜壮阔的局面，但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倒行逆施，也算是抡了几棍子，给予迎头痛击。

在重庆的蒋介石与孔氏家族并未因学潮暂时平息而弹冠相庆，喜形于色，当他们从CC头目、教育部长陈立夫处得知，西南联大学潮竟有三青团团员鼓动和参加时，甚为恼怒与惊恐，为防死灰复燃和发生更大的变故，蒋介石亲命黄埔系“十三太保”之一，原“别动总队”特务头子，时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康泽飞赴昆明彻查此事。由于当时与蒋介石有隙的“云南王”龙云予以抵制，加上联大校方保护，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雪屏等三青团骨干人员从中周旋，另有康泽本人与孔祥熙及其派系人员平时关系不睦等复杂的纠葛，康泽行前原打算逮捕学生的计划未能实施，只是对学生特别是参与“讨孔”的三青团成员集中起来训斥一通了事。1942年3月3日，随蒋介石从印度归国的宋美龄在云南大学讲演《访印归来及其他》，这位第一夫人对昆明学生的“讨孔”活动仍耿耿于怀，诡称洋狗乃飞机机师所带，箱笼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并以“我阿姐（宋蔼龄）是最怕狗的” ^[562] 等谎言为之辩护。此举正应了陈寅恪“狐狸狐搰摧亡国”的预言诗，入会师生非但不为其言所惑，反而从这位婆姨的狡辩与放浪姿态中，更加坚信孔氏家族与国民党政府崩溃垮掉的一天确是不远了。

此次规模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倒孔”游行揭开序幕，尽管很快归于沉寂，但它的潜流却一直在校园和民众之间涌动不息，成为日后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惊雷。就陈寅恪而言，毕生从未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活动，此次却无意之中以自身的不幸遭遇成为“讨孔”活动的导火索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发生于国内这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身陷孤岛的陈寅恪并不知晓。

◎ 残剩河山行旅倦

陈寅恪没有死去，只是被困在居处不得动弹，与家人共同承受着战争的灾难。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但此时，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三位一体，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一切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蹿动飘舞的破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霎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能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陈氏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甚觉味美无穷。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慌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不知如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 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哄哄的房东自此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花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嘁里喀喳”把头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苦痛。

在不能出门、无法逃亡，只有苦撑待变的日子里，陈寅恪强支病弱之躯，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十二卷）倚床抱持诵读。此为宋代史家李心传所撰，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自建炎以来，正是强邻压境，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时代。战与和、忠与奸、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进程。当读到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沦城之日，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陈氏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与史实印证，不觉汗流浃背，有切肤之感受。在书的最后一卷，陈寅恪跋曰：“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氏共鸣。未久，驻港日本宪兵首领得知陈寅恪乃世界闻名的学者，便祭出安抚、拉拢之道，欲令其为日本谋事。对此，令几个宪兵拉两袋当时在港岛已极其紧缺，而陈家又特别急需的大米以示恩赐。陈寅恪夫妇见状并得知来历，竭尽力气把已放于室内的米袋拽了出去，奉令行事的宪兵呜哩哇啦地说着鬼话又一次搬回，陈氏夫妇再度拽出。如此往复多次，最后陈寅恪面带怒容用日语高声斥责宪兵，并告知宁肯一家饿死也不要这来历不明的大米，宪兵们见状，知强迫无用了，不再争持，将米袋拉了回去。

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春节过后，忽有一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老师筹建文化学院。陈寅恪听罢，愤而将对方赶出家门，并谓“你不是我的学生”。待静下心来一想，感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想方设法逃离港岛。而这时，在重庆的朱家骅已拍发密电至澳门，委一国民党地下人员告知陈寅恪，谓某日将有人携款由澳门至香港某地等候接应，请陈寅恪设法与其人接头，并携家眷按计划出逃。但这位携款人由澳门赴香港五次接头，均因日军盘查甚严，未达到目的。陈寅恪眼见形势紧迫，知事不可为，遂产生了冒死突围的想法，经过一番筹划与化装打扮，陈氏携全家老小于1942年5月5日夜，乘一艘运粮的小商船，在夜幕掩护下悄悄逃离了坟墓般的孤岛，并在抵达澳门时得以与接应者谋面。对方奉朱家骅之命送来由中央研究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拨发的款项19000元，另有部分逃亡的川资。饥寒交迫的陈寅恪得到这笔款子，如得天助，遂携家踏上了逃往内地的历程。先是由澳门乘船取道广州湾（即湛江），再由陆路乘车向内地进发，一路艰苦跋涉，于6月抵达广西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信）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 ^[566]

同一日，陈寅恪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等四人的信中补充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弟前居香港半年，每食不饱，后得接济，始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 而当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乃弟尚活在人间，且在港岛被困期间不食敌粟，设法摆脱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庆幸之余又越加敬佩，即写《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一首作为纪念，内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 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的称赞与嘉赏。

抵达桂林的陈寅恪一家，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学所等三个研究所也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索性在离桂林市40华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

按照陈寅恪女儿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人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使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前行的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 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作他图。

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周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借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准备”。

陈氏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此信尚未发出，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而关于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胆大妄为，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向叶企孙讨伐起来。

叶企孙，1898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后来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又说：“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

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叶企孙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的著名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1925年8月应清华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同时开始了理学方面的毕生创业。1929年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

1940年，随着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傅斯年出任总干事，后傅氏体力渐渐不支，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顶替此职。朱家骅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决定请叶企孙出山。经过一番周折，叶企孙与梅贻琦终于答应了朱家骅的要求。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 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

叶企孙与陈寅恪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直到随校迁往长沙、昆明，二人仍保持深厚的友谊。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告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史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笔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李庄的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薪似可从一月份支起，但从六月起实付寅恪，以前五月薪抵消旅费之一部分。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

傅斯年接信看罢，心想这个叶企孙在杂事纷繁中还惦念着寅恪的工作和一家的生计，其心可感，其情可嘉，实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随后复叶企孙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如果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600元又临时加薪40元。否则，不能为之。傅斯年再度搬出为梁思永治病，把史语所医务室弄得完全破产的尴尬之事以说明自己是个“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之人，而如今“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 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之故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是在6月30日回信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徜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

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云云。”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两次写信问陈氏来不来李庄，何时来李庄，并把李庄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都做了详细介绍，但陈氏回信除了说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绝未谈及到李庄事”。这让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点窝火，心想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总该有个说法，如此装聋作哑是何道理？在此种心情驱使下，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

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为诧异”，心想自己并没有收到陈寅恪马上来李庄的信函，又没有变更此前的意见，“何以忽然有此？”尽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贵所转寄桂林”一语，稍感释然。按傅的打算，待聘书一到李庄，即将其压下，而后再修书与叶企孙理论不迟。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办事处职员王毅侯信，告之曰：“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径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一月至五月领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又说“自6月份起全部寄交先生应用”云云。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凭空挨了一记闷棍，当场把信摔在地上，大喊一声：“他凭什么！”跳将起来，对叶企孙表示极大不满。8月6日，傅斯年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

如此言辞激烈的战斗檄文作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复杂言语没有尽情说出，于是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指导起来：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过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

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

服务通则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

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其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而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做了详细说明和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

8月30日，陈寅恪复信傅斯年：“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素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

在信的附言中，陈寅恪补充道：“所中诸友乞均道念，如欲知弟近况者，即求以此函与之一阅也。中山、贵大、武大皆致聘书，而中央大学已辞了，而又送来并代为请假（怪极）。弟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半年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庾子山诗云：‘何处觅泉刀，求为洛阳贾。’此暮年之句也。”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为傅斯年不动声色地予以解困。陈氏出身家业正值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和复杂经历，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此次他对自己洁身自律，对世事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史语所同人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此举正应了吴宓当年赞誉陈寅恪之语：“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 通观陈寅恪一生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式方法，不但不是埋头书斋的考据家或“书呆子”，反倒是一个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理的卧龙式人物。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做了道歉式解释，但傅斯年仍不依不饶，复函中明确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傅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七分。而今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太上总干事”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脸呈紫红色，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 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且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他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指挥、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叶企孙与之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同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辞却的公开理由是叶“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 叶在中研院的助手何成钧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 叶辞职后，由物理学家李书华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未久，李辞职，由物理学家萨本栋继任。

1943年夏，日军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由湖北向常德进攻，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境内进发。一路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再过独山到都匀。原本就有病的唐筼不幸又染上了痢疾，艰难支撑到贵阳后，病情更加严重，腹泻脓血，经月余调养，复重新上路。此时陈寅恪又身染沉疴，只得咬着牙关继续奔波，一家人沿川黔公路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总算于11月底到达重庆，住进了姻亲俞大维、陈新午夫妇家中。原清华研究院毕业生蒋天枢、蓝文徵当时正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任教，听说陈寅恪一家至渝，相约前往拜谒。陈氏夫妇皆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见弟子到来，强撑身体倚被而坐。蓝文徵来时在街上仅买到三罐奶粉，陈寅恪见后爱不释手，叹曰：“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个样子呵！”

由于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异常，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几乎无法生存。此前陈寅恪已接到燕京大学聘书，在同俞大维夫妇协商后，陈氏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在1943年岁暮，身体稍有好转的陈寅恪夫妇，携家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许多年后，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去李庄），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大师。而史语所同人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也如滚滚长江中游走的鱼，渐行渐远，直至冲出三峡汇入大海的那一刻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

（第一部完）

[562] 何兆武《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载《万象》，第5卷，10—11期合刊，2003年10—11月。何兆武于本次回忆中又说：“倒孔游行仅此一次，但它引发了沉寂已久的学生运动，使之从此再度蓬勃展开。随后两三年间民主运动逐步成燎原之势，终于至四五年底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它成为此后三年多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正式登场的第一声春雷。”

又，国民党派机抢救陷落香港名流事，由于《大公报》的披露，广为社会各界所知，坊间传闻颇多。但所有的议论和义愤大都针对“飞狗院长”孔祥熙一家，学生们示威游行也是针对孔氏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恶行而发。似乎没有人提到另一位备受瞩目的人物宋庆龄，而当时宋庆龄恰好就是乘坐这架飞机与姐姐宋蔼龄及其家人一道飞回重庆的。从宋庆龄给胞弟宋子文的信中可以看出，宋庆龄对《大公报》就此事的报道与社会各界反响颇有些不满，曾一度想出面澄清，后因种种原因而作罢。此信隐匿60余年，直到2004年随着宋子文档案公开，才被外界所知。

全国解放后，宋子文移居美国终了一生，其档案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收藏，2004年部分档案解禁并对外公布，当时中国新闻社曾发过消息。消息云：

【中新社2004年4月28日电】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美西时间26日上午，对外公开所藏的宋子文档案，供研究使用，当日一早即吸引不少历史学者与研究人员前往阅览。据台湾《联合报》报道，由于宋子文是中国近代史颇具影响力家庭之一的宋氏家族长子，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若孟表示，宋子文档案每件资料都很有价值，包括他关于“西安事变”的日记，及他与二次大战时期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谈话内容，“都是非常新鲜的史料。”据了解，此次斯坦福大学公开的宋子文档案共计66盒，分为3部分，后面两部分（共25盒）首度开放阅览。其中第一部分是宋家在1970年代就捐给胡佛研究中心的文件，约3万件已陆续开放供学者阅览；第二部分是与蒋介石和宋美龄相关文件，过去因顾虑宋美龄仍在世，未能公开；第三部分（59至64盒）则是冯英祥（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长子）上个月刚捐出的2000多件重要文件。但第三部分资料中的第65盒需有专人协助才可阅览；第66盒未公开，虽然宋氏家族已同意公开，但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美国政府相关资料，基于美国《档案法》的规定，必须经数十年后才能公布。（见中新网2004年4月28日新闻栏目）

中新社所说的“当日一早即吸引不少历史学者与研究人员前往阅览”，其中一人即为旅美学者张俊义。张氏在翻阅宋档后，对抗战时期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交往的书信、电报颇感兴趣，对部分内容做了择录、翻译。其中有一封宋庆龄用英文写给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子文的长信，主要涉及香港沦陷与宋氏一家乘机脱险事，张俊义全文译出并公开发表，世人乃知当时的一些具体细节与另一侧面。

抗战之后的1938年6月，宋庆龄联合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一个非党派性质的救济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宋出任主席。在“保盟”成立初期，宋子文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仅出任了名誉会长一职，而且在物质上提供了不少便利。如“保盟”总部办公地点——香港西摩道21号，即为宋提供。宋庆龄居住的寓所，即宋子文位于九龙嘉连边道的私宅。另外，姐弟二人还多次联名向海外发表公开信，表达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御侮的决心，呼吁海外友人共同支持中国抗战事业。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各自政见不同，以及蒋介石施加政治压力，宋子文于1941年6月公开发表电文退出“保盟”，不再过问其事，但姐弟二人还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

1941年11月27日，正在美国华盛顿办外交的宋子文通过各种消息，觉察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危险，于是给国内的宋美龄拍发急电，要其转告身在香港的二姐赶紧撤离，电文曰：“太平洋局势严重，一触即发，请设法使二姊速离香港。感。文。”（张俊义《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载《百年潮》，2004年第12期。以下引文同）但宋庆龄似乎并未在意弟弟的警告，仍留住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8个小时后，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香港的闪电进攻，香港面临一触即溃的危局。远在美国的宋子文挂念二姐宋庆龄的安危，于12月8日再给宋美龄拍发急电，要其设法搭救二姐：“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使二姊出险否？盼复。庚。”最后的结局是，国民党派出了飞机，宋蔼龄一家与宋庆龄等人安然抵达重庆。惊魂甫定的宋庆龄很快给身在美国、一直挂念着自己安全的宋子文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详述在港的历险过程。全文如下：

重庆，1942年1月12日
亲爱的子文：

尽管你及时提出警告，我还是遭遇了日本对九龙的闪电战。但我们设法逃了出来，且毫发无伤，这对你一定是个不小的安慰……若不是霭龄姐（Sister E.）碰巧在香港，我还不会这么快地脱险，她和罗莎蒙德（Rosamonde，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的英文名字——译者）还有蕙芳（Way Fong，即赵惠芳，宋霭龄的女管家——译者）几天前才刚刚来此看病和治牙。我们在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的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逃脱。当时我们四周正在猛烈地交火，每分钟都有被飞来的炮弹或炸弹炸死的可能，机场上六架被毁的飞机和两个大弹坑随时提醒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冒险，先躲藏在香港比较安全，然后再从香港坐小船到边界也能逃脱。

九龙至港岛间的轮渡服务停止了，只有持特别军事通行证的人才能上船，所以我一直等到8日晚上才设法趁灯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这边，中央银行的钟秉铎（P.N.Chung，孔系下属，时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广州陷落后迁港办公——译者）帮了大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我。7日晚上，我们听到报告说，港府发布了总动员令。但是，由于来栖（Kurusu，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派去美国谈判的特使——译者）还在跟华盛顿谈判，所有人都觉得在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所以我们上床睡觉时都很平静。但是，第二天清早7点半，一波又一波的敌机就从紧靠我们的街区上空飞了过去，投下了致命的炸弹。这时防空炮开始发射，整个天空被黑烟笼罩，大片房屋起火燃烧，人们尖叫着、呼喊着。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了九架日本飞机飞过我的房子，这些飞机显然是刚向启德机场投弹回来，因机场距我们的房子只有5分钟的路程。

不久，正对我们房子后面的小山上就挤满了逃难的难民，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穿着各色杂样的衣服，甚至有些人只穿了内衣裤，更有些人只裹着毛毯和羊毛巾。这些人刚从他们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四周围到处都是人们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这简直让我难以忍受……

我们到达这里的那天上午，《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犬，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个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霭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我正用的这台打字机是属于工合（CIC）的，我希望不久能让人从仰光或加尔各答捎一台给我，因为没有它，在周围每个人都忙来忙去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甚至连假装忙碌都不行。

闪电战第一天我在九龙经历的紧张时刻，令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头一周我就像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大把地脱落，我担心很快我的头就会秃了……

姐妹们对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一旦我的工作人员到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将继续开始我原来的工作。

请向家里所有人带去我的爱，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爱你的宋庆龄
（南按：由张俊义按宋信英文翻译。）

宋庆龄的这封信除真实地披露了香港沦陷的一些细节外，特别提到了正在香港的大姐宋霭龄和孔系的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秉铎。当然也没有忘记叙述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飞机洋狗事件”。对这一事件“出笼”的经过，张俊义通过对宋子文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研究，对一些细节做了如下披露。按张的说法，事情经过是：日本袭港时，重庆《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身陷香港，总编辑王芸生找到陈布雷，托其设法救胡。陈布雷旋告王芸生：“蒋委员长已电告香港机构，让胡先生尽速乘飞机出来。”得知消息，《大公报》派人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接机，机门打开，并无胡政之，却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西服的孔二小姐接运而去。王芸生得报，甚为气愤。恰巧这时国民党在开五届九中全会，于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遂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上。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风波，重庆、昆明等地还发生了大规模学生上街游行的事件。

王芸生写这篇社论时大概没有料到，“国母”孙夫人其时也在机上，而“飞机洋狗事件”攻击的矛头虽对准的是孔家，但却令乘同机抵渝的宋庆龄感到尴尬与委屈。从信中看，宋庆龄曾一度想写信回击，后被人劝阻。对于亲身遭遇香港历险的宋庆龄来讲，自己之所以能顺利脱险，其中多少有大姐宋霭龄的功劳，而她们在香港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翌日凌晨5点的惊魂时刻，也非身临其境者所能体会的。另有这一事件的专家结合宋庆龄的信加以研究，认为当时的孔二小姐并不在这架飞机上。当飞机停在珊瑚坝机场时，孔二小姐前往接机，人们误认为这位半男不女的活阎王与其母同机从香港飞来。后事情被媒体揭露，便相继产生了孔二小姐在香港机场阻止陈济棠、胡政之的逸闻，一连串孔二小姐的恶行也就在民间流传开来。有研究者认为，当时陈济棠没有在香港云云。

抗战结束后，国共再度分野。宋庆龄再次站到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与弟弟姐妹间的亲情再度阻断。这期间，宋子文的权力达到了政客生涯的顶峰——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共内战后期，宋子文成了中共方面点名惩办的战犯，名次排在蒋介石和孔祥熙之后，名列第10位。1949年1月，宋子文辞去最后一项职务——广东省主席，并抛弃了偏安一隅的蒋介石政权移居美国，靠战时在中国搜刮的大量财富过起了寓公生活。宋庆龄则留在了中国大陆。政治分野最终使兄弟姐妹的骨肉亲情分崩离析。

1971年4月24日晚，宋子文偕夫人在旧金山一位老朋友家里聚餐，因一块鸡骨头进入气管而长时间不能拔出，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时年77岁。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曾给蒋介石夫妇发去了一份唁电，云：“他（宋）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们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4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一版报道了宋子文去世的消息，并附有遗像，另在第三版刊载了《宋子文事略》，内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祖国，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府，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云云。国民党当局没有像先前对待孔祥熙那样，为其在台湾举行一个追悼大会，也没有派政界要人或至亲赴美国参加其葬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应付了事。当年孔祥熙死后，蒋介石除了颁发“‘总统’褒奖令”予以表扬，外加赠匾、发表祭文，还用“蒋中正”的名字，亲自为孔祥熙撰写了“事略”，两者相较，待遇甚是悬殊。据台湾官方发言人的解释，其妹宋美龄原打算赴美参加葬礼，在“获悉”中共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时，遂“立即决定取消此行”，在美国的宋霭龄则犹豫不决。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宋子文追思礼拜。参加者有宋的遗孀张乐怡和三个女儿，宋的弟弟宋子良，以及顾维钧、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宋氏三姐妹均未出席。这一情形，死者自不晓不觉，但对于苟活于世的生者，无疑是痛苦的精神折磨。就人性本身来说，这应算是一个为政治而牺牲亲情的家庭悲剧范例——不过，这都是题外话了。滚滚凡尘之中，为政治而牺牲骨肉亲情者，又何止宋氏一家一姓哉？

[566] 此信由台湾学者王汎森在傅斯年档案中获取，整理此信时，王氏发现傅斯年在空白处批曰：“信中所说陈逆璧君凶妄事，在陷落之初，该女贼（或其代表，原报告不详）与伪‘中山大学’‘校长’前往，请其出来。寅恪在床上，云生病，不能动，该贼即加以恫吓，而伪‘校长’反云不要为难病人，遂去。所谓‘北京大学’事，系钱逆稻孙所为。钱曾受寅恪推荐，彼此次乃以欲拖之下水以报德，所有寅恪信中所谈事，骝先先生知之颇详，但事关各方面，不便以书信分告诸友也。斯年附白。”

信中提到的钱稻孙，原为清华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时为沦陷区日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农学院院长。陈璧君，乃汪精卫夫人，此时已随其夫汪逆精卫叛国降日，成为中国头号汉奸。陈璧君时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AScrxygMVgfLsjmYPWELxeUembxmMO3alvT0b/kvrCpo67Qou6LeV4q8Wu0EKt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