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南渡自应思往事

◎ 对花还忆去年人

1938年6月下旬，蒙自地界连天的暴雨暂时停歇，天气放晴，无论是联大师生还是城内的土著皆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开来。

蒙自小城之南、联大分校附近有一片洼地，周围遍种杨柳，大雨过后，积水成湖，当地人称为南湖。湖四周有人行道，中有菘岛等景点可供游览。每到晚间，月亮升起，轻风微拂，杨柳飘荡，湖水波光粼粼，美不胜收，“南湖月夜”遂作为蒙自八景之一写进县志。善于描写风物韵致与捕捉女子风情的吴宓，在日记中有过文笔生动的描述：“南有瀛洲亭，北岸为蒙自师范学校及Kalos洋行楼房，东为由校入城之石路，西侧为堤，有桥，有树。堤西更为巨湖，有荷花红白，极广且盛。更西南为菘岛，遥南为军山公园，湖岸环以柳槐等树，南岸有三山公园，又有昔法人布置之墅宅，以花树覆叠为壁，极美。夏日水涨，湖光鲜艳。”

如此妙湖美景，自然成为联大分校师生课外时间闲游之所。在入南湖的堤上，有一横匾，上书“秋至杨生”四个大字，匾后是两排茂盛的杨柳。据历史系教授钱穆回忆说，初时，钱与联大教授皆不知此匾何所指，后来才知蒙自一入春便是连旬滂沱的雨季，雨季过后便到了秋天，这个时候杨柳才开始发芽，直到绿条成荫，与湖光水波构成一绝佳之景色。柳树本应春天萌生发芽，此处却独为秋生，令人惊异。有了这般胜景美色，钱穆“每日必至湖上，常坐茶亭中，移晷不厌”。而每当在环湖散步，“远望女学生一队队，孰为联大学生，孰为蒙自学生，衣装迥异，一望可辨。但不久环湖尽是联大学生，更不见蒙自学生。盖衣装尽成一色矣。联大女生自北平来，本皆穿袜。但过香港，乃尽露双腿。蒙自女生亦效之。短裙露腿，赤足纳两履中，风气之变，其速又如此”。 有一富家出身的女生，本好打扮装束，自香港经安南一路到蒙自，学业没增长多少，装束与妆容方面的业绩却上蹿了许多个档次。当这位女生一袭红白相映的新衣出现在南湖岸边时，游湖的师生惊为天人，继而恍于梦中突遇仙女下凡。只见这位仙女顾盼生辉，满面春风地含笑向自己走来、走来……众师生眼望垂柳摇曳的倩影伴着少女的花容月貌在眼前晃个不停，无不心跳加速，面赤腿软——许多年后，当时有幸一睹芳容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还牢牢地记着这位女生的名字——王慧敏。只是这位名动一时，号称“交际花”的王生，后来花落谁家，后半生一度出任台湾当局“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浦薛凤没有探听到确切消息，遂成人生一大憾事。

打扮艳丽的女生耀眼夺目，联大的男生也较劲儿般，各不相让兼醋兮兮地跟在女生屁股后头尽展风流。就特色言之，北大的男生喜穿长衫，文质彬彬如同乡村学究；清华学生不乏西装革履者，如同归国华侨或时髦商人；南开学生则多穿夹克，头戴软底的小礼帽，有的还戴一墨镜，如同美国电影中的侦探，既神秘又恐怖，用北京话说，很是唬人。每有空闲，教授结伴游湖，男女学生也成群结队地在湖岸四周溜达，有调皮的男生还专门弄来蒙自特产的藤木拐杖拄在手中，像阔佬一样西装革履、大摇大摆地走在前边，后边跟几位着丝绸旗袍，足蹬高跟皮鞋的女生。当地士兵有游湖者，认为来者是省府或地方的要员，情不自禁地向男女生立正行军礼，并一脸严肃、紧张地呼曰“长官”“太太”“小姐”等。男生们听罢，装模作样地点点头继续前行，女生们则羞涩地扭着高翘的臀部，以手捂住白齿亮丽的嘴巴，啼笑皆非地跑开。据当时在蒙自分校任教的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对他的学生回忆说，女生们从香港带到学校的奇装异服，尤使当地百姓感到惊异，有的顽童甚至包围女生，俯身窥视旗袍之内是否尚有内衣内裤，其风气可想而知。刘强调：“这些顽童绝不是小流氓，只不过是惊异而已。”

除了顽童的取闹，面对如花似玉的丽人，动邪念者也不在少数。向来对美女和发生在美女身上惊险故事特别热心收集的浦薛凤回忆说，有一女生不知何故于晚8时许单独入城门回宿舍，途遇穿制服者二三人，喝问女生皮夹内有何物，女生以为遇到了打劫的盗贼，不敢反抗，乖乖将包递上，说：“可以将钞票取去。”其中一人接过皮夹看看，突然从袖中拔出一只手枪，对女生喝道：“随我来玩玩。”女生这才意识到对方不仅劫财还要劫色，环顾四周一片寂静，女生不敢强抗，只好跟随几个贼人往指定地点走去。来到一个拐弯处，忽见一老妇迎面走来，女生趁机一把抓住老妇之手大呼救命。老妇踉跄几步差点倒地，几个贼人就此溜掉。此事惊动了联大与地方当局，有人谓正是女生们装束及修饰太显讲究和新鲜，才惹得贼娃子想入非非，差点酿出祸端。 于是，学校一面严令女生不得单独外出行动，一面要求穿着打扮不要追求时髦。前一项做到了令行禁止，而后一项却无效果，即便女生们不刻意装束打扮，对于当地人来说也如睹天外来客，新奇得不得了。其结果是，联大学生的装束打扮，不但令蒙自女生群起效之，蒙自城内的中老年妇女也深受影响。此前，当地妇女长裙及地，长袖及腕，无论冬夏，皆是如此。新娘子上街必打“遮羞伞”，青年男女上街不得并肩而行。自联大女生到来后，不但新娘子的“遮羞伞”送回了她姥娘家，即是一般妇女也开始穿起短裙，与年轻学生们争奇斗艳，甚至于争风吃醋。而联大学生还有更加出格的事情发生，如一男生被当地一咖啡店老板女儿姿色所惑，索性弃学入赘，当起了咖啡店的二老板。另有学生一男一女，晚自习散后不回宿舍，竟胆大妄为地借着月色在教室桌上拥在一起呈碌碡样来回滚动碾压，结果被好事者发现并报告学校当局，二生被勒令退学。

当然，这种性饥渴严重并饥不择食的学生仍是少数，大多数学生较为理性平和，在穿越饱受战乱的祖国山河后，深切感到自己的学习空间与时间，是散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浴血奋战的将士所赐。时长江中下游两岸正炮火连天，武汉保卫战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民族存亡危在旦夕，遂珍惜每一分时光用于读书学习，课余时间则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以慰藉灵魂。到蒙自不久，哲学系学生刘兆吉与中文系学生向长清等人，联合一些爱好诗歌的学生自发成立了诗社，取名南湖诗社，聘请闻一多、朱自清等教授为导师，社员有查良铮（穆旦）、周定一、赵瑞蕻、林振述（林蒲）、刘重德、李敬亭、刘寿嵩（绶松）、王般、向长清、陈三苏等20余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诗社不定期地出版诗歌壁报《南湖诗刊》，举行诗歌朗诵会、座谈会，讨论诗歌的创作方向与前途等问题。

事实上，这个以诗交友和励志的文学社团，自北平南迁湖南衡山时已初具规模，只是没有创作出几首新诗，未成气候便仓促撤离，倒是冯友兰的几首旧体诗，给师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诗的灵感来源于一次课外爬山，冯友兰与几位教授走到一个叫二贤祠的地方，据说是朱熹和张栻聚会之处。祠里正房叫“嘉会堂”，堂中立了一块横匾，上写“一会千秋”。冯友兰触景生情，作了几首古体诗，其中两首是：

二贤祠里拜朱张，

一会千秋嘉会堂。

公所可游南岳耳，

江山半壁太凄凉。

洛阳文物一尘灰，

汴水繁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

亲知南渡事堪哀。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朱自清以深沉微颤的声调朗诵了这两首诗，全体师生受国破家亡的情绪感染，顿有凄怆悲凉之感，有的悄悄流下了热泪。

南湖诗社成立后，社员以写新诗、研究新诗为主，但不反对旧体诗，只是不在诗社主办的壁报上刊载。据诗社骨干成员、曾在长沙至蒙自步行途中收集民间歌谣并出版过《西南采风录》的刘兆吉说，像查良铮、赵瑞蕻、刘重德、李敬亭、王般等人都是外文系吴宓的学生，吴也是一位颇有名声的诗人，且曾翻译过不少英美诗人的著作。于是社员们想请吴为诗社的指导老师，后来怕这位学衡派主将，不仅反对白话文，还反对白话诗便作罢。当第一期诗刊以壁报形式贴出来后，吴宓站在围观的人群中津津有味地品评。十几年后，当刘兆吉对吴宓谈起这段往事并为没有请吴作为指导老师表示歉意时，吴说自己反对的是不像诗的白话诗，而用白话写诗古已有之，算不得什么新发明，如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等等，都是优秀的白话诗。刘兆吉听罢，对吴宓的博学心悦诚服，也为当初的拘谨和对老师的误会感到一丝愧疚。

尽管刘兆吉为当年邀请了闻一多与朱自清而未邀请吴宓做指导感到不好意思，但就当时的情形论，刻板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吴教授，确实不是新诗创作指导的上乘人选。从南湖诗社走出来的诗人后来言谈与发表的文章看，他们认为最好的一位指导者，是一位长鼻子的英国佬，著名诗人、学者燕卜荪。抗战前，刚过30岁的燕卜荪应北京大学外语系之聘来华任教，未久抗战爆发，燕卜荪随校来到长沙、蒙自。此人饮食起居都很随便，休息的日子常独自一人到蒙自城四郊漫游，有一次在乡间小路上不幸遇上了贼人，钱物皆被劫走，但他舍不得常叼在嘴里的那把烟斗，居然不顾安危，又追上去要了回来。

别看这个外国佬纯真率性，吃喝住行满不在乎，讲课却很认真，据说将《莎士比亚全集》背诵如流。在学生眼里他是一位奇才，具有数学头脑的现代诗人，锐利的批评家。他在联大开的那门“当代英诗”，从霍普金斯一直讲到奥登、艾略特、叶芝。所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燕卜荪的同辈诗友，因此他的讲解是书上找不到的内部实情，加上他对于语言的精细分析，与一般学院派大为不同，学生们受到的启迪自然也就非学院派可比。学生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又读狄兰·托马斯的“神启式”诗。而“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略特与奥登……这些年轻作家迫切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 在燕卜荪影响下，一群现代派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如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在蒙自作的《南湖短歌》，以新颖别致的题材和艺术技巧，映射出联大师生当时的灵性和心境：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园花，

你问我的家吗？

我的家在辽远的蓝天下。

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

我走得有点累，

让我枕着湖水睡一睡。

让湖风吹散我的梦，

让落花堆满我的胸，

让梦里听一声故国的钟。

差不多与此同时，南湖诗社社员穆旦创作了《我看》《园》两首诗，以新奇的眼光，捕捉着进入这座边陲小城所看到的大自然舒展开来的鲜活生命。《我看》这样吟道：

我看一阵向晚的春风

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

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

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

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

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

我看流云慢慢地红晕

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

O，逝去的多少欢乐和忧戚，

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

O！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

永在寂静的谐奏里勃发。

也许远古的哲人怀着热望，

曾向你舒出咏赞的叹息，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

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

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

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

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

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

几年后，南湖诗社社员的诗名由昆明传向全国，风行一时，其中的杰出代表穆旦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的大量诗作，深受时人追捧热爱，穆旦一跃成为诗坛一颗亮丽的明星。抗战后期，穆旦参加远征军入缅甸丛林与日寇作战，归国后以椎心泣血的情感，写出了大量反映远征军战地生活的震撼人心的现代诗歌，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1945年1月，穆旦诗集《探险队——献给友人董庶》，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其中收入了蒙自时期《我看》与《园》两首。

当时颇受青年学生推崇爱戴的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已不再写现代诗，专事《楚辞》和神话研究，除授课外，埋头于歌胪士洋行楼上轻易不踏出房门，每到课休或饭后，教授们结伴到南湖堤上散步闲游，患有眼疾的陈寅恪也经常参加，唯闻一多不肯“入伙”。据郑天挺回忆说：“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

郑天挺所言只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并未提及。闻一多在1946年7月所写《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曾有过一个片段式的回忆：“到蒙自后，抗战的成绩渐渐露出马脚，有些被抗战打了强心针的人，现在，兴奋的情绪不能不因为冷酷的事实而渐渐低落了。”又说：“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盐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扬扬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闻一多所说的“败北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联大法学院教授陈瑾昆，此人不但在饭桌上公开宣讲他的败北主义，在课间也对学生大讲中国必亡论，不少教授对其说辞大为不满，但此人却不以为然，甚至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做汉奸未必个个都是坏人，就要遗臭万年等。另有历史系一年轻教师，把败北主义发挥到极致，认为“从历史上看亡国是正常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一国有兴即有衰，有亡才有兴，一个朝代与国家根本不可能‘万岁’”云云。 这种亡国与做汉奸未必不好的言论，自然得到了像闻一多之类热血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斥责。许多年后，同在蒙自的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回忆道：“联大同仁，课余饭后，对于整个国家民族出路，尤其是对目前战局前途，不免时常谈到。……有时二三人散步提及，有时饭桌上彼一句此一句杂乱发言。”这些发言，大体上不外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姑称为甲乙两方面。“甲方面是着重情感，出于主见，表示乐观，认为早应抗战，精神志气，较武器尤重要，无论如何，不可委曲求和，必须作战到底，而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乙方面则着重理智，取客观态度，持戒慎恐惧之心理，认为当初倘能拖延时日，充实准备，形势较优，倘能保持主权，虽暂时委屈，可徐图伸张，谚所谓‘能屈能伸’，亦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甲方讥乙方怯懦悲观，乙方斥甲方为鲁莽糊涂，甚或如寅恪所云，‘非愚即诈’。”

从浦氏的叙述中可知，所谓“主战”与“主和”两派，不但在共桌吃饭时争论，在散步游湖时也经常争论不休。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双方，时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心中形成芥蒂亦不可避免。被同人谑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闻一多，当为主战派的代表，面对主和派人多势众的压力，他不甘屈服对方的观点，又憋着闷气不能倾吐，索性在饭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来个耳不闻，心不烦，也算是一个解脱的办法——这便是闻氏不愿下楼的真正原因。

至于蒲氏文中所说陈寅恪云中国人“非愚即诈”，实乃陈氏一生之观点，这个观点萌生于幼年，形成于青年和中年，并在战前有多次披露。

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星期后的7月14日，陈寅恪在清华园曾对吴宓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

对于这段话，吴宓的解释是：“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相对陈寅恪的态度，吴宓似乎在战和之间摇摆，但精神颇为悲观，他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按今兹事变，吾侪不能慷慨激烈，为国效力，已属可耻，下至个人亲友安全之计，虽多议论，亦少实行。日日虑祸变之来，而终无所动作，无所预备。因循郁抑，坐待事机运命之支配，呜呼，精神之颓丧不乐，可知已！”

7月21日，吴宓在记述当日所闻战事情况之后，对陈寅恪观点和自己的想法再次披露道：“6：30叶企孙、熊大缜来此晚饭，又同出散步。陈寅恪亦来。熊电城中，并阅报，知宋完全退让，片面撤兵，日内平郊当可无战事。然和战无定策，事事随人转，岂云善计。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宓谓仍视何人为之，而为之者何如也。寅恪仍安静读书。我宜效法。”

此时的吴宓与陈寅恪观点仍不尽相同，他于悲观低沉中，寄希望中国有一位铁腕强人站起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而这位强人自然是蒋介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急剧提升，无论是政客、军阀还是普通民众，皆认为能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寇一拼者，非蒋介石莫属。正如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所说：“抗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那时还不甚显著，人们对蒋主席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津、上海沦陷，南京弃守，吴宓同许多国人一样，对抗战前途的憧憬陷入低谷。12月15日，已迁往衡山圣经学院授课的吴宓记述道：“是晨，得悉蒋委员长拟来南岳，在圣经学院驻旌。本校奉令迁让。顷梅校长等赴桂林寻求校舍（终无所得）。临时大学全迁云云。甫完长途，又难安居！且自今日起，天气骤变，阴雨，且大风。兼之战事消息又恶。上海早败退，南京又失陷。或云蒋公离南京时，谒孙陵。悲甚，晕倒。……亦可为悲剧之英雄也。于是宓心亦甚悲郁无欢，自兹始矣。”

◎ 北归端恐待来生

流亡蒙自后，吴宓把在南岳滋生的悲观情绪一同带来，且比衡山尤甚。陈寅恪与吴宓于教课之余经常往南湖散步，并有诗文唱和，从流传于世的几篇诗作中，可见其悲戚哀伤之情。

据吴宓日记载：1938年5月，“阴雨连绵，人心已多悲感。而战事消息复不佳，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外传中国大兵四十万被围，甚危云云。于是陈寅恪先生有《残春》（一）（二）诗之作，而宓和之”。

残春

陈寅恪

（一）

无端来此送残春，

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

对花还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

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

赤榴如火绿榕新。

（二）

家亡国破此身留，

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

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

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

可堪空白五分头。

残春和寅恪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作于蒙自

吴宓

阴晴风雨变无端，

折树摧花未忍看。

小胜空矜捷坦堡，

覆军终恐败师丹。

降心苟活全身易，

异志同仇御侮难。

一载颠危能至此，

何堪回首梦长安。

诗中吴宓自注：“捷坦堡今译坦能堡（Tannerberg）。”此句指发生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能堡会战，又称坦嫩贝格战役。1914年8月17日，俄罗斯第一、二军侵入东普鲁士，向首府哥尼斯堡进发。俄军成功进入德国，直到德国第八军在8月20日反击。德军设计了一个陷阱，让俄国第二军提前进入德国后，在后面反击其补给线。9月2日，俄军放弃整个作战计划，坦能堡会战后，没有再向德国领土进攻。虽然德军在坦能堡会战得胜，但德军原先并没有准备俄罗斯会在8月中旬开战，因此德军用了两支部队来抵抗俄军，造成德军的资源被分散，继而影响西线对英法联军的战事。吴宓诗中的师丹，一译绥丹（Sedan），今译色当，是发生于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役，拿破仑三世因兵败向普鲁士投降。诗中的“小胜空矜捷坦堡，覆军终恐败师丹”，当指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而徐州很快失陷之事。据吴宓日记：“因忧共产党与国民政府不能圆满合作，故宓诗中有‘异志同仇’之语，而寅恪又有《蓝霞》一诗。”

蓝霞

陈寅恪

天际蓝霞总不收，

蓝霞极目隔神州。

楼高雁断怀人远，

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

警传戏马有新愁。

辨亡欲论何人会，

此恨绵绵死未休。

按吴宓的说法：“蓝霞”二字出吴文英《莺啼序》末段，而寅恪用之则指蓝衫党，通称蓝衣社及红军。“寅恪之意，吾能识之。吾爱国并不后人，而极不慊今日上下之注重‘革命’等观念，而忽略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日本俘虏亦有能言此者，见报。此则二十余年来学术思想界所谓‘领袖’所造之罪孽，及今而未已也。”

未久，吴宓与陈寅恪又于南湖散步之余，以“南湖”为题各赋诗一首：

南湖一首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吴宓

南湖独对忆西湖，

国破身闲旧梦芜。

绕郭青山云掩映，

连堤绿草水平铺。

悲深转觉心无系，

友聚翻怜道更孤。

亘古兴亡无尽劫，

佳书美景暂堪虞。

南湖即景

一九三八年六月作于蒙自

陈寅恪

风物居然似旧京，

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

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

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

日暮人间几万程。

据吴氏解释：“宓以南湖颇似杭州之西湖，故有‘南湖独步忆西湖’之诗。寅恪以南湖颇似什刹海，故有‘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诗。皆合。惟当此时，日军已攻陷开封（时已六月中上旬之间）据陇海路，决黄河堤（中日两军互诋，孰为决堤者，莫能知）。死民若干万人，我军势颇不利。故寅恪诗有‘黄河难塞黄金尽’（指国币价值低落。据云，语出《史记》封禅书或河渠书）之悲叹，而宓和诗亦有‘舜德禹功何人继，沉陆殴鱼信有哉’之责机。”

陈寅恪诗向以多典、隐晦著称，几乎无诗不典，不弄懂诗中引用典故，则难窥其堂奥。吴宓诗受陈寅恪影响颇大，当年吴、陈二人在哈佛时，吴曾向陈请教过作诗的奥秘。1919年5月25日《雨僧日记》载：“近常与游谈者，以陈、梅二君为踪迹最密。陈君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陈君谓，欲作诗，则非多读不可，凭空杂凑，殊非所宜。又述汉、宋门户之底蕴，程、朱、陆、王之争点及经史之源流派别。宓大为恍然，证以西学之心得，深觉有一贯之乐。为学能看清门路，亦已不易。非得人启迪，则终于闭塞耳。” 又，“寅恪习惯，以诗稿持示宓等后，不许宓钞存，立即自撕成碎片，团而掷之。但寅恪在美国所作之诗，宓皆能背诵” 。另据吴宓女儿吴学昭所言：“父亲很注意收集寅恪伯父的诗作，从哈佛同学时开始。他常说，寅恪伯父作诗不多，但很精美，寓意深长，不熟悉历史典故，不具有丰富的文学知识，不对其人有非常的了解，很难确切领会其诗深邃的含义。寅恪伯父关于诗词的谈论，语多精彩。如为诗作笺注，详叙当时情事，以贻后人，寅恪伯父谓之‘今典’。谈唐诗与唐代文学的特点，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的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由于此，云云。’”

透过这些记述和追忆，可见陈对吴在学术上和为文作诗方面影响之深。从已发表的吴诗看，大体沿袭了陈诗的路数，作为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陈、吴之诗字里行间透着国破家亡的哀愁与忧戚。但就诗的整体质量和艺术价值而言，吴诗比之陈诗稍逊风骚。

陈寅恪《残春》一诗之深意，除吴宓简单提及，需解者尚有“读史早知今日事”“过江愍度饥难救”等句。晚年的陈寅恪栖居岭南之际，曾有《柳如是别传》一书问世，开篇有云：“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平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又《赠蒋秉南序》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拣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陈氏赠蒋文中，有两个名字属于难以直言的隐指，这便是辛有、索靖。辛有为周朝大夫，周平王迁都洛阳时，辛有在伊水附近看到一个披发的人在野外祭祀。披发是戎族的风俗习惯，辛有据此预言这地方不及百年必将沦为戎人居住之地。辛有死后，秦、晋果然迁陆浑之戎人居于伊水之滨。唐代诗人吴融在《金桥感事》中用过此典。诗曰：

太行和雪叠晴空，

二月郊原尚朔风。

饮马早闻临渭北，

射雕今欲过山东。

百年徒有伊川叹，

五利宁无魏绛功？

日暮长亭正愁绝，

哀笳一曲戍烟中。

据《唐诗鼓吹评注》释读，此诗“指孙揆败于沙陀之事”。沙陀，以族名代称藩镇李克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李克用进据邢、洛、磁三州。昭宗不顾多数大臣反对，采纳了宰相张浚等人发兵讨李的主张。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结果三战三败。张浚的副手孙揆在这年九月李克用破潞州（今山西长治西南）时被杀。李克用的军队乘胜纵兵焚掠晋、绛、河中一带。百姓家破人亡，赤地千里。大顺二年春正月，昭宗被迫罢了张浚等人的官，二月又为李克用加官晋爵。诗人吴融时在潞州金桥，有感于此，写了这首诗。吴融生在藩镇割据时代，预感到唐王朝必将灭亡，但他不可能直陈其事，又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用辛有的典故，巧妙地抒发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同时昭示世人，辛有的预言生前无人理睬，死后却备受赞叹，这又有什么用呢？肺腑之言，泻于毫端。尽管个人不能挽狂澜于既倒，但作为诗人的吴融仍希望皇上采用古时魏绛的方法，以期收到“五利”之功。魏绛是春秋时晋悼公的大夫，晋国所在地的山西，是个汉、戎杂居的地方，民族间经常发生战争。魏绛曾建议用“和戎”方式解决矛盾，他认为“和戎”有“五利”，晋悼公采用了魏绛的主张，因此收到“修民事，田以时”的政治效果。吴诗人通过肯定魏绛，婉转地批判了唐王朝此次对李克用的用兵方略。

另一历史人物索靖，乃西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累官征西司马、尚书郎，封安乐亭侯，谥号庄。当西晋行将灭亡前，索靖预见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前的铜驼伤感地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唐代诗人李商隐有《曲江》诗，曾以索靖所指人事隐喻唐王朝的时势。诗曰：

望断平时翠辇过，

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

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

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

若比伤春意未多。

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康骈《剧谈录》）。安史之乱后渐趋荒废。唐文宗颇想恢复升平故事，于大和九年（835）二月派神策军修治曲江。十月，赐百官宴于曲江。甘露之变发生后不久，下令罢修。李商隐这首诗，写于事变后第二年春天。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李诗中的第六句“老忧王室泣铜驼”，承起首“望断”句与颔联，以索靖忧西晋之亡，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整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而“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皆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

陈寅恪用辛有、索靖二典，谓其青少年时代即预感到中国将乱，外敌入侵。此两段回忆正可与“读史早知今日事”相互印证。而《残春》一诗，则暗合了李商隐《曲江》“伤春”之意。但与陈诗意蕴更接近的是陈寅恪的本家——南宋陈与义的《伤春》。

靖康之难，金兵入侵，权奸误国，高宗南逃，陈与义流落江南，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表达了对国家的忧虑和对未来国家复兴的希望。陈寅恪《残春》诗中的“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当自陈与义的《巴丘书事》“未必上流须鲁萧，腐儒空白九分头”而来，表达了作者面对国破家亡，自己无力匡扶大厦之倾而只能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的郁愤之情。此种心情从陈氏同组诗中的“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句中可见要略。

诗中的愍度，因避讳亦作敏度，即支愍度，西晋僧人。据梁慧皎《高僧传》载，两晋及晋宋之际，北方南下的高僧几乎遍及“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诵经”“兴福”“经师（转读）”“唱导”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义解”高僧的人数最多。两晋时期南下的著名僧人有：康僧渊、康法畅、支敏度，“晋成之世，（康僧渊）与康法畅、支敏度等俱过江”。《世说新语·假谲》以诙谐、轻松的笔调叙述了上述南下过江僧人及受其影响的南方僧人的佛教活动，如“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当时南下过江的僧人并非都是一帆风顺，但他们凭着自己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和掌握，使名士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流亡云南边陲的陈寅恪以支愍度南渡，喻自己漂泊西南，以授课为生计的无奈之举。正如他致史语所历史组劳榦、陈述信中所说：“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此话虽有自谦的意味，但正迎合了伧道人“治此计，权救饥尔”之意。

陈诗后一句所说的“弃世君平俗更亲”之“君平”，乃西汉蜀郡人严君平，名遵。道家学者、思想家。《汉书》记其人于汉成帝时隐居成都市井中，以卜筮为业。“因势导之以善”，宣扬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以惠众人。日得百钱足自养，即闭门读《老子》。精老庄之学，终身不仕，著书十万余言。年九十余，以其业终。

据与陈寅恪友善的联大政治系教授浦薛凤说，在蒙自时，陈氏曾手书《残春》诗以赠，但与后来流传者稍有差异，其中上二句为“伧僧义旧饥难救，曹社谋亡梦已真”。前一句与“过江愍度饥难救”用典相同；后一句典出《左传·哀公七年》：“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社：曹之国社。后以“曹社之谋”，指灭亡他人国家的阴谋。北周庾信《哀江南赋》“鬼同曹社之谋，人有秦庭之哭”即出此典，借此可见陈寅恪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陈氏的悲观之情，与《南湖即景》中的“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之句，可谓一脉相承。

所谓“南渡”，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所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陷，政府与人民流亡西南，为第四次南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陈寅恪对此次南渡的前途深为悲观忧虑，于是有“北归端恐待来生”之语。

作为史家的陈寅恪以史观今，企图“在史中求史识”，寻找“历史的教训”。而中国漫长的历史留给后世的一面镜子，就是立足中原的封建王朝三次南渡未归而终致灭亡的事实。这个事实在陈寅恪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投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晚清消亡，民国兴起，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刚刚缓过一口待死之气，又遭逢日本军队入侵，按照中国的军事实力与国人“上诈下愚”的德行，实难与雄视亚洲，具有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日本帝国抗衡。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陈寅恪与学界大腕丁文江、胡适、蒋廷黻，甚至抗战初期所谓“低调俱乐部”成员，包括国民党高层内部的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者流，具有相同、相通之处。

就在陈寅恪于蒙自南湖岸边感时忧国、徘徊苦吟之际，他曾经的上司兼好友、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近代史家蒋廷黻，正猫在国民政府实际中心汉口的一间房子里，埋头撰写《中国近代史》。在这本作者称为“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的薄薄的小书里，蒋氏谈到了1894年清朝和日本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中日甲午战争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结果众人皆知，中国战败了。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蒋廷黻因之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511]

借古喻今，自是文人史家的惯用笔法，蒋廷黻此处文字没有什么隐秘可言，仍无非是避战、慎战等与胡适和陈寅恪类似的战争观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东北沦陷，日本侵略者欲吞并华北，继而全面征服中国的企图，胡适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相抗，力主避战求和，认为中国军力不足以言战，战则中央军力必毁，故“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 ，竭力主张国民政府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10年的和平。这一主张使胡适成为“主和派”的靶子而为“主战派”群起攻之，并有司法院院长居正要将其逮捕法办的激愤之语。许多年后，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坦承：“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他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又说：“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日本外相]币原于那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报告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原一直都急于寻求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政府措置失当。而且也越发使我相信日本民政党的政府是急欲将‘九一八事变’地方化的。”

为了应付这一险恶局面，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此议得到了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派的赞成，认为这样做可使冲突紧张形势不致蔓延。蒋氏说：“《独立评论》创办于‘九一八’事变后，自然其中会有许多讨论到和战以及国联是否可以信赖的文章。《独立评论》同仁中没有人主张立即对日作战的。在这一点上，大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当时天津《益世报》编辑罗隆基，发表了一篇轰传一时的文章，题目是《枪口朝外，不可对内》。文中大意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在《独立评论》上为文答复罗氏，略谓：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社中同仁对我的主张均未表示异议。……和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们讨论时事，我可以感到[丁]文江胸中的激愤，也可感到胡适心中的忧伤。”最后，蒋廷黻以惋惜的心情说道：“日子一天天过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来越失势，迷信武力的主战者越来越抬头。在中国，反政府分子利用纯洁的人民爱国热狂，呼吁作战，而政府拿不出办法以缓和人民的情绪。我认为一项伟大的改革和建设计划或可代替人民主战的情绪，但是政府无力及此。我想《独立评论》的同事们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时他们表示出来，有时不表示而已。”

蒋氏所言大体不差，除了《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者，像陈寅恪、叶企孙、金岳霖甚至吴宓等清华一些较理性的教授，所持观点与上述基本相同。1932年4月，陈寅恪在《清华周刊》发表《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一文，借古喻今，文章最后提醒国民党当局并警示世人：“夫明之季年，外见迫于辽东，内受困于张李。养百万之兵，糜亿兆之费，财尽而兵转增，兵多而民愈困。观其与清人先后应对之方，则既不能力战，又不敢言和。成一不战不和、亦战亦和之局，卒坐是以亡其国。此残篇故纸，盖三百年前废兴得失关键之所在，因略征旧籍，以为参证如此。” 金岳霖在1951年12月思想改造运动中曾公开检讨：“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

对于这些不同的论调和声音，正如浦薛凤所言，知识分子中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主和派，对于“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之有无变化，而如有变化，其对吾国影响之利害得失，亦难预料”。因而才出现了“甲乙两方观点不同，论断自异” 的争持。而这个时候，无论主和还是主战，皆是政治策略上的主张不同，属于个人对时局的识见与判断问题，即政见之差异，当然不能一提主和就目为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设若以不损失主权为前提，以较小的代价与日本谋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只是事实上又如胡适后来所言：“和比战难。”而一般群众总是赞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旦果尔演成全面战局，则民族国家根基时感动摇，力不如人，气不足靠。因而，抗战爆发后，在蒙自的浦薛凤曾做过这样的推想：“最高当局内心恐本来宁愿忍辱一时，不愿轻启戎祸，只因一般高调论者，似乎非此不觉痛快。不得不孤注一掷。”

浦氏之推测自有道理。早在1932年，国学大师黄侃在《牡亡》一诗中就喊出了“羞与深仇同日月，不妨孤注掷乾坤”的声音，后来全国军民特别是知识群体中的学生，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曾产生了北平学生南下逼蒋抗日之举。在如此人势汹涌的潮流中，若说蒋介石是被这种声音逼上了抗战之路是合理的。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发表的《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特别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这个讲话已透露出蒋氏内心的良好愿望与迫不得已的做法。而一旦战争打响，蒋介石确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孤注一掷，壮士一去不复还了。1937年12月29日，蒋介石对于右任谈话，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即是蒋的性格、决心与抗战的态度。

不可忘却的一个关键是，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渴望英美等大国施以援手，共同驱逐日寇，他派胡适、蒋百里等人出国即是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只是对于这一方针，汪精卫一派人物并不以为然，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伪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樊仲云曾发表一篇《和与战》的奇文，樊氏在文中大放了一番战难、和亦不易的厥词之后，以宋人南渡为个案剖析抗战得失并做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战不容易，和亦非易。这是严肃的事实问题。诚如李纲之言，必须‘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若己无能力，而欲利用他人而求一旦的侥幸，如宋之借金灭辽，借元灭金，或者以为这是中国以夷制夷之上策，其实却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于慎行《读史漫录》中论曰：‘童贯助金灭辽，徽宗不纳种师道之谏，辽灭而北宋随亡。孟珙助元击金，理宗不能乔行简之谏，金灭而南宋亦亡。人病羸顿，不养其元气，壮其筋骨，而强举函鼎之重，则喘绝立毙。金，世仇也，中原，故土也，灭之而收其旧疆，其言非不正且顺也，然以江南半壁之积疲，蒙古新造之方锐，是病羸顿而举函鼎也。’所以感情与事实二者，必须慎重斟酌，度量轻重。屈己求和，诚不免于耻辱，尚得救亡图存，乘时自振。若其不然，贸然出于一战，则直亡国耳，岂有他哉！南宋之亡，便是如此。南渡之初，宋诚有可以一战之势，然而秦桧却专执和议，结果宋固由此而存，而一般心理对于和议，遂更深恶痛疾，几于不愿闻问。于是到了末季，舍和而战，遂以亡国。和战之不易言有如是哉！赵瓯北论宋之和战问题曰：‘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成，不和议而亡。盖其兵力本弱，而所值辽金三朝，皆当勃兴之运。天之所兴，固非人力所争。以和保邦，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议为辱，妄肆诋諆。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廿二史札记》）不能不说是持平之论。”

按樊仲云的观点，中国的抗战时局恰似北宋、南宋面临的危局，面对强盛骄狂的日本，中国既不能守亦不能战，是无能力。蒋介石欲求他人（英美）以夷制夷，这是“最愚蠢不过的办法”，相当于“病羸顿而举函鼎”，汪伪政府所谓“犹不失为图全之善策”，是识时务之俊杰的图存之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樊仲云此文刊于《天地》第8、9期，时为1944年5月、6月，而不是胡适与陈寅恪声言“主和”观点的战前与抗战之初了。此时，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为日本人手中的鹰犬和实实在在的帮凶，自然不是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春秋大义空头议论所比拟的。对于汪精卫这一变节行为，与汪直接打过许多交道的蒋廷黻曾说过如下几句话：“以人而论，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阳国难会议，讲了好多次话，我仍不能获悉他的真意所在。我晓得他是反对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做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我们《独立评论》的同仁于获悉汪氏出长行政院时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对中国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汪为了他个人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是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

蒋廷黻最后两句话，算是点中了汪精卫的死穴，而樊仲云等辈的言行，公开为汪伪政府和汪的叛逆行为张目，已远离了政见之争，不但缺乏爱国之心和对国家的真诚，实质上已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走向了人民的反面，成了典型的汉奸卖国贼外加反革命分子了。

◎ 别了，蒙自

教授们关于抗战成败的争论还在继续，众师生翘首北望，以复杂、悲怆的心境，关注着这场决定民族存亡的战事。

1938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告世界友邦书》和《告日本国民书》，以纪念中国军民抗战一周年。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氏要求全国军民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全力促成武汉会战的胜利。

就在这一天，联大蒙自分校全体师生在旧海关旷地举行抗战周年纪念礼。由樊际昌任主席并致辞，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演讲。冯氏语气平和，谓“一年来中国之胜而非败，语极乐观”。 想不到演讲中突有一意外插曲，把会场搅乱。一个战前受聘于清华历史系、名字叫噶邦福的俄籍老教授，亦随校南来并参加了本次活动。当冯友兰演讲到一半时，只见这位白须飘动的俄国教授号叫一声扑地不起。身边的师生见状，以为是这位俄国佬因高呼口号未能呼出憋气倒地，或者是故意耍什么布袋戏，以活跃演讲的气氛。待细看之后，只见这位教授脸色发青，热泪横流，满面呈悲凄之状，方感另有隐情。众人手忙脚乱将噶邦福抬出会场请医生急救，半个小时后方缓过神来。原来这噶邦福当教授前曾做过俄国军官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战役中，作为下级指挥官的噶邦福奉命率部冲锋，突遭敌机关枪扫射，乃紧急下令卧避。当枪声停止，噶邦福挥枪喝令前进，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其他官兵全部阵亡。此段酷烈往事随着冯友兰抗战演讲再度被忆起，遂有这位噶教授突发悲声，昏厥倒地的一幕。众师生闻知内情，受其感染，无不凄然，几个女生掩面而泣。

好在噶邦福教授引发的这段悲情插曲很快过去，礼毕，“是日上课如恒，并举行献金救国”等活动。本次献金活动，全体师生在物价上涨、生活困顿的情形下踊跃捐款。最初以陈岱孙教授的25元为首，随后学生中出现了捐献30元者，有的女生无钱，而将手上的金戒指捐出，众人大受感动。在叶公超、金岳霖等各方鼓动下，教授们捐款数目开始增加，由40元增至50而65元，直到冯友兰攀升至75元，独占鳌头方止。本次捐款共得献金2000余元，超过了蒙自全城捐款的一半以上。

7月底，联大蒙自分校考试完毕，本学期的学业就此结束。此前，因蒙自地处西南边陲，交通、生活方面多有不便，西南联大在昆明陆续建造校舍并有了一定规模，校委会决定分校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即将由广西柳州迁往该地的中央航空学校。联大校委会同时决定，自8月1日起放暑假，至11月底止，假日期间陆续完成师生向昆明的迁移工作。

因西南联大成立未久，本届毕业生均用原校名义发给文凭。清华毕业生专门编纂了一本“清华第十级年刊”纪念册，请朱自清写几句话以示纪念。朱欣然慨允并写道：“向来批评清华毕业生的人，都说他们在做人方面太雅气、太骄气。但是今年的毕业同学，一年来播荡在这严重的国难中间，相信一定是不同了。这一年是抗战建国开始的一年，是民族复兴开始的一年。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暑期开始，学生们背着行囊，告别师友，自碧色寨上车。在送行的队伍中，除了朱自清等教授，还夹杂着50多名当地青少年，即联大学生的学生。在蒙自不长的时间内，联大学生埋头读书，成立南湖诗社，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当地招收失学的青少年学生50余人，为其补习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教唱抗日歌曲等等。夜校设在歌胪士洋行一层两房间大房内，学生们热情高涨，当地群众极其满意，与联大师生感情得到了进一步沟通和升华，也播下了进步思想的种子，时间虽短，影响至深。当这50多名夜校学员闻听他们的老师——联大学生赴昆明的消息后，自发组织起来到车站送行。有的为联大学生提包，有的握着对方的双手久久不愿放下，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据南湖诗社社员周定一说，学员中有一位年龄较大的跛子，只见他在车窗跑前跑后，脑袋一点一点地，满脸汗水为联大学生们递行李，和学生们一一握手告别，脸上淌着泪水。望着他那真诚、憨厚和恋恋不舍的样子，联大学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这个青年学员还率领几个代表，专门到昆明看过他们的教师。

长鸣声中，联大师生随车起程，美丽的蒙自与南湖渐渐远去。

对于蒙自这段特殊的生活，许多年后，冯友兰回忆说：“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这个说法和比喻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的认同，郑天挺在回忆中特别提到这种合作精神的开端在于蒙自：“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他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

这段话在赞誉的背后又另有深意，而最有研究价值的是“不必要之误会”一句，此句到底何所指，郑氏没有明确所指，或者不便提出，但从清华教授浦薛凤回忆中可以略知一二。当初以蒋梦麟为首的筹备班子力主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蒙自，包括浦薛凤在内的清华部分教授并不认同，浦氏说：“予与寅恪未离香港时，早闻蒙自有飞机场，且紧贴校址附近，当即诧异联合大学当局何以糊涂至此地步。原所以由湘移滇者，纯为安全起见，俾教员学生得长期各事所业。今不于昆明郊外或西山一带，因陋就简，改作黉舍，又不听云南省政府之示意，到大理一劳永逸，而必贪便苟安暂迁蒙自，其故何在。”当浦薛凤与陈寅恪等抵达蒙自后，见机场与校址几乎相连，且均在一块广阔的平地间，若敌机飞至，必玉石俱焚，“于是私心更以为迁到蒙自殊不甚妥当”。当时北大部分教授认为浦氏的看法是杞人忧天，敌机不会光顾如此偏远的蒙自。其结果是徐州失陷不久，政府即开始扩建整修蒙自飞机场，柳州航空学校将迁蒙自，以迎战即将前往西南地区轰炸的敌机。在这种情况下，置于险境中的联大不得不被迫迁移。“然而眷属初来，喘息甫定者，闻之殊甚怏怏……及七月中旬，知已定夺，迁往昆明。异哉明知昆明而可设法，何不早在一处。若系敷衍一时，则曷不乘此时机彻底打打算盘。总之数位校长之委员制，自不能迅捷处理校务。”

由浦氏的说辞可知，当时云南政府曾有让文法学院迁大理之意。大理是滇西著名的城邦重地，不但有著名的苍山洱海，依山傍水，风景优美，且寺院林立，空闲房舍尤多，当是办学读书的好去处。1939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从桂林迁入该地喜州小镇，借用当地的文庙、大慈寺、张氏宗祠及部分民居开堂授课，平安地度过了抗战岁月。不知为何，西南联大的代表蒋梦麟等人却拒绝了云南当局的示意，舍大理和昆明西山等处不就，匆忙定于偏僻闭塞又潜伏着战争危险的蒙自，未几又在仓皇中撤离。这一番颠来倒去的折腾，实在令人郁闷，此举因是以蒋梦麟为主的代表促成，引起部分教授，特别是清华教授不满和非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蒙自开学后，梅贻琦与蒋梦麟均分别来此地视察和小住。梅的到来与回返甚为低调，但蒋梦麟携带善于交际的夫人陶增榖到来，则不断召集北大师生开茶话会，引起清华部分师生的猜忌与不满。对此，浦薛凤说：“闻北大与清华学生方面，有些意见。据云起源于步行入滇团。盖彼此各自团结，曾到处互争卧地，而发生小冲突。南开学生甚少，固无所谓。北大自蒋校长到后，屡开会谈。闻钱宾四曾独排众议，谓此刻无所谓北大精神。清华则仍然个人主义，例如梅先生来，同仁绝未想到，设宴开会。”

浦氏所闻旅行团中的北大与清华学生在宿营地发生一些小冲突，不难理解，但似不是主要矛盾。而后面所说的“北大精神”与“个人主义”则是关涉这个群体团结与分裂的要害处。只是浦氏所说语焉不详，不知内情者难得要领，只有参考钱穆的回忆方才明白大体脉络。浦氏所说“力排众议”的钱宾四，就是此次事件的参与者、北大教授钱穆（字宾四）。钱氏说：“一日，北大校长蒋梦麟自昆明来（蒙自）。入夜，北大师生集会欢迎，有学生来余室邀余出席。两邀皆婉拒。嗣念室中枯坐亦无聊，乃姑去。诸教授方连续登台竟言联大种种不公平。其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及北大校长均留重庆，惟清华校长梅贻琦常川驻昆明。所派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南按：即汤用彤），岂不堪当一上选。其他率如此，列举不已。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余闻之，不禁起坐求发言。主席请余登台。余言，此乃何时，他日胜利还归，岂不各校仍自独立。今乃在蒙自争独立，不知梦麟校长返重庆将从何发言。余言至此，梦麟校长即起立羼言，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再在此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群无言。不久会散。”

这个插曲，就是对浦薛凤上述含糊其词的释解。蒋梦麟召开会议遇到的问题，不仅涉及北大本身，更关系到西南联大的兴衰存亡。西南联大之所以没有像西北联大一样“三个人穿两条裤子”，由不可避免的摩擦、矛盾，导致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甚至拉杆子搞独立，而是最终以辉煌的成果昭示于世，除了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南按：胡适在北大50周年纪念会上语），还与像钱穆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教授的共同努力不可分割，如果没有这一团结谦让精神，西南联大，特别是后期的联大，极有可能要闹到三个人穿一条或者争夺一条裤子，直至大打出手，落个三败俱伤的结局。此可谓不幸中的大幸。

蒙自分校学生走后，教授们陆续撤往昆明，有几人准备暑假后再返昆，期间或处理未尽事宜，或埋头读书。陈寅恪因身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职，比之好友吴宓等提前返昆，临走时，有《别蒙自》一诗赠吴宓：

我昔来时春水荒，

我今去时秋草长。

来去匆匆数月耳，

湖山一角已沧桑。

随着大批学生与教授离去，蒙自校园内外顿显冷落寂寞，令人怅然。吴宓1938年8月29日《雨僧日记》载：“是日下午，宓自城中西门步归。街中及城边，均不见诸多黄色军服之男生，与蓝袍或花衫之女生行聚，更不闻纯正爽利之北平官话。于是蒙自全城立成寂寞空虚，馆肆中尤阗其无人。而宓行过桂林街女生宿舍及早街之转角宅楼，不见倚窗人语，又有人面桃花之感矣！及出城，步绕南湖一周，风景依然，荷花正好，而寅恪诗中所谓‘桥边鬓影、楼外歌声’者，渺不可见闻。即Kalos教授学生所居之楼上下，亦门窗严扃，栏柱尘封焉。”

面对萧条落寂的景色，多愁善感的吴宓备感凄凉，为排除弥漫心头的忧伤，吴氏想起仍居住在“天南精舍”尚未离去的汤用彤、贺麟二教授，于是在8月30日，索性打起铺盖卷移于精舍，与汤、贺二人一起居住。9月7日，暂留蒙自的钱穆、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四人也从校舍移于“天南精舍”，与汤、贺、吴三人共同居于精舍上下楼。在同住的七人中，多数埋头读书和研讨学问，吴宓除研读业务书籍，还弄来汤用彤的《印度哲学讲义》《汉魏西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谢佐禹的《人生哲学讲义》加以研读。唯年轻的沈有鼎不肯读书，经常弄出一些反常举动，令其他教授特别是吴宓大为恼火和反感。

生于上海的沈有鼎，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赴哈佛大学就读，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哲学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早在清华读书时，沈有鼎就以才华出众令师生刮目相看，他的业师金岳霖与“哈佛三杰”之一的哲学家汤用彤都认为沈生才气非凡，日后堪当大任。而沈氏自己也感觉良好，且不免自负。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台湾出了一本金岳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福生）临终话语的书《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岳霖交往的经历及对老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说的是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时在美国的王浩读罢这段记载，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

金岳霖的雅量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沈有鼎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不拘形迹的做法与口无遮拦的说法，并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有如此雅量来对待。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时期，文学院的钱穆、吴宓、闻一多三教授与沈有鼎合住一室。据钱穆回忆：“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南按：即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定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处，则亦不易知也。”

钱氏所言，显然有褒宓厌沈之意，对沈的言行，只是没有露骨地贬斥而已。但类似事情到了吴宓眼中就大不同了。在吴氏眼中，沈有鼎虽聪明，且甚用功，“然其为人极可鄙。毫无情感，不讲礼貌。衣污且破，服装如工人。饭时则急食抢菜，丑态毕宣。置父与妻于不顾，而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彤谓其似织工马南Silas Marner（注：1861年出版的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所著小说《织工马南》中之主人公）。众于会食或游谈时，恒以沈君种种为笑谑之资。宓有时不能忍，或且面斥沈君之非。沈君则夷然自适，不怒不慊。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在嘲讽责备一番过后，吴宓又颇为感慨地说：“平心而论，诸君皆难得之好人，待宓亦甚厚，然不免为普通中国式之君子，而宓重感情而好负责整饬，本末兼治，群己并顾，时乃感其不足之处。”

吴宓观察人物心理行为之细致，描述之生动传神，几令人拍案叫绝。但在略显刻薄的指斥之后，又不失宽宏大量的挚诚以待。尽管学人之间各自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性格迥异，且有这样或那样在别人看来足以笑谑或诟病的地方，但毕竟“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保存国家民族的读书种子而流亡西南边陲，日子还得过下去，团结互助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是民族大义之所需。因而，留住在“天南精舍”的七教授，在相互体谅包容中友好地度过了蒙自的最后一段岁月。而这段最后岁月，在诸位教授的记忆里，也自有跌宕起伏的情趣所在。按照钱穆所言，七人同住一处后，未久就听移驻蒙自的空军基地人员漏出音讯，说是日军很可能要来空袭，当然这个空袭是针对空军不是平民，但七教授住的地方与空军基地很近，一旦敌机投弹，难免会发生基地起火，殃及池鱼之事，诸位的性命堪忧。正在众位焦虑而又不知如何应对之时，沈有鼎发挥了他的特长，谓自己是《周易》研究专家，甚得卜筮之道，可以用八卦之占以卜吉凶。众人一听甚是欢喜，乃于月黑风清之夜请其占卜。沈有鼎挽起衣袖，施展法术，一番神秘兮兮的摆弄，得节之九二，验之以书，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众人大骇，遂召开集体会议，决定自次日起，每日早餐后，携带干粮、水壶与所读之书，立即出门，到蒙自郊外荒野偏僻之处各自读书，下午4点之后归宿。为了做到言而有信，行之有效，会议决定推选吴宓为本次行动的前敌总指挥。每至清晨，由吴宓挨室叩门呼唤督促，迟到者则遭批评。早餐后由吴宓率队至郊外躲避空袭，一连数日皆由吴总指挥发号施令，其状“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

如此这般度过数日，10月17日，冯友兰从昆明致信汤用彤、吴宓等人，谓联大各院均定于11月15日提前在昆明开课。于是，“天南精舍”七位教授议定于10月29日集体离蒙自赴昆明，并推举汤用彤为赴昆明旅行团团长，吴宓为会计，总筹赴昆事宜。

10月27日，吴宓偕钱穆、沈有鼎二人至南湖、军山一带散步，游览蒙自秋景。傍晚返回，阅报得知武汉已于前二日失守，众皆悲戚。28日傍晚，吴宓独自来到南湖，在堤上伫立良久，作诗一首：

离蒙自赴昆明

半载安居又上车，

青山绿水点红花。

群飞漫道三迁苦，

苟活终知百愿赊。

坐看西南天地窄，
顾亭林诗云：“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深。”

心伤宇宙毒魔加。

死生小已遵天命，

翻笑庸愚作计差。

日前《云南日报》所登沈从文君《知识阶级反省》一文，愚甚赞同。

第二天，汤用彤率领吴宓等人打点行装离开“天南精舍”，由碧色寨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至此，联大最后一批人员告别了蒙自。曾经留下了联大师生欢声笑语和精神慰藉的南湖，连同一幢幢镌刻着岁月烙印的优美建筑，构成一道永恒的风景，长久地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之中。

[511]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廷黻（1895—1965），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历史专业，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任教期间，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以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同时收购散藏于民间的档案，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其间还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出任主笔。1935年12月，蒋廷黻受蒋介石之邀，以非国民党员身份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踏上了仕宦之路。后多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回忆录》等著作传世。

蒋廷黻写这部《中国近代史》小册子的时候，正是他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的空隙。当此之时，蒋的好友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正准备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6万字。蒋受邀写稿，并在武汉大会战到来之前的短短两个月时间写就该书，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蒋廷黻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重排出版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的“小序”中做了这样的说明：“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于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

这部只有几万字的著作，实际上为作者的学术生涯与学术成果画了一个句号。此后，蒋氏整日周旋于官场，在灯红酒绿与小蜜二奶拥抱的欢笑以及大奶无休止的吵闹、厮打声中终了一生。 Jv8qQzyYsDEL/RzQSuwFOGKEQ5G4s2e5nncb4SFaBWKybJwUEuW5Da/bJsmyNQ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