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三千里地山河

◎ 三百年来一大师

1928年，陈寅恪加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出任第一组（历史组）研究员兼主任。与李济和赵元任不同的是，陈寅恪因不舍得丢掉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个与自己建立了血肉情感的学术阵地，以及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虽答应了傅斯年聘请，并未前往广州赴任。当盛极一时的研究院解体后，陈寅恪仍在清华园担任大学改制后的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史语所一组主任职务属遥领性质，除人员聘请、职称晋升与研究课题等大政方针亲自操劳，具体事宜并不过问。

1929年春末，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陈寅恪得以与史语所同人会合，并有了经常在一起研讨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经陈寅恪与天津一位叫李盛铎的藏书家无数次谈判，终于把清宫流出的号称8000麻袋，计约6万公斤内阁档案（南按：即满清入关后的档案文书，曾作为废纸被卖掉，后被罗振玉、李盛铎先后获得），以史语所名义买下并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史语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随着安阳殷墟发掘成果的扩大，史语所威望日隆，成为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正如董作宾后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所言：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已有13个研究所，史语所排行第九，“该是一位小弟弟，其实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史语所人员多达84人，比其他的所多一倍至九倍。而“那些兄弟所们，在敬、畏、妒，复杂情绪之下，不能不尊他是老大哥，称之曰‘大所’”。

正在往“大所”路上行走的傅斯年自搬来北平，大有潜龙归渊、虎踞深山之势。除了统率史语所本部人马，傅氏还跃马挺枪杀回北大，于雾色苍茫中争占地盘，以再展当年学生领袖的风采与辉煌。傅斯年入主北大公开的名号是北大文学院历史系兼职教授，暗中的打算是借授课之机，发现读书种子和有希望的学术研究苗子加以栽培笼络，以便其人毕业后拉入史语所，继续扩大“大所”的阵营和声势，后来加入史语所的胡福林——也就是在昆明不辞而别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时候被傅斯年发现并着意栽培的学生。对于北海静心斋储存的数量惊人的内阁大档，傅斯年认为非陈寅恪出面主持整理不可，于是要求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居住的陈寅恪，立即“改住北平，至少可以在北平住每周数日，以便从事上列（内阁档案）工作”。

既然担负着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兼研究员之职，而整理内阁大档的工作又属于历史组，陈寅恪责无旁贷，遂痛快地答应了傅斯年的要求，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36号的寓所，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号租赁了一处宽敞舒适的四合院，并把其父陈三立，连同本家大嫂从南京接来居住。有了城里城外的两处住房，且两处住宅房间墙上都安装了当时极其稀有的电话，陈寅恪开始比较从容地奔波于两地之间。除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徐中舒、劳榦、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之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据东三省，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南移。1933年4月，遵照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指令，史语所拔寨起程，由北平迁往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办公，除一小部分人员与内阁档案留守北平外，其他人员全部南迁。陈寅恪不忍舍弃清华园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南按：意为陈氏在史语所的主任与研究员名义保留，但只给一点薪金补贴，主要薪水由清华支付）。这是陈寅恪与他所统领的史语所历史组共同相处了四年之后首次分别。就陈寅恪当时的情形言，史语所自广州成立之日起，就有迁北平的打算，而陈氏之所以答应傅斯年出任历史组主任，正在于史语所迁北平后自己可以两头兼顾，或者辞去一头而专顾另一头，无论是在清华园任教，或到城内史语所办公处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二者皆可。想不到史语所仅在北平四年就来了个“孔雀东南飞”，一口气跑到了上海，独自留在清华园的陈寅恪遂有辞去史语所职务的打算，只因时局动荡，史语所最后在何处落脚生根仍未有明确的目标，尽管有定居南京的议案，但毕竟没有落实，何况政局不稳，说不定哪一天又出个什么岔子，再度返回北平亦未可知。于是，陈寅恪只好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视具体情形再做最后打算。1934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北极阁兴建的办公地点陆续竣工，大部分研究所陆续迁入，史语所随之由上海迁南京，同年5月增设人类学组，并于筹备完成后的1935年聘请欧洲归国的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产生了辞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一心一意在清华园教书的想法，但未得到蔡元培和傅斯年应允。

1936年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请其赴南京参加史语所会议，就未来大政方针和发展方向进行商讨。陈寅恪思虑再三，于1936年4月8日致函傅斯年，决定不予出席，并正式提出辞呈。函曰：

孟真兄左右：

首示敬悉。所以稽迟未即奉复者，以尚未决计南行与否故也。今决计不南行，特陈其理由如下：清华今年无春假，若南行必请假两礼拜，在他人，一回来即可上课，弟则非休息及预备功课数日不能上课，统合计之，非将至三礼拜不可也。初意学生或有罢课之举，则免得多请数日之假，岂知竟不然，但此一点犹不甚关重要。别有一点，则弟存于心中尚未告人者，即前年弟发见清华理工学院之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而文法学院则大不然。彼时弟即觉得此虽小事，无怪乎学生及社会对于文法学院印象之劣，故弟去学年全年未请假一点钟，今年至今尚未请一点钟假。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不过为当时心中默自誓约（不敢公然言之以示矫激，且开罪他人，此次初以告公也），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之时也。弟觉此次南行亦尚有请假之理由，然若请至逾二星期之久，则太多矣，此所以踌躇久之然后决定也。院中所寄来之川资贰佰元，容后交银行或邮局汇还。又弟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名义，断不可再遥领，致内疚神明，请即于此次本所开会时代辞照准，改为通信研究员，不兼受[任]何报酬，一俟遇有机会，再入所担任职务。因史语所既正式南迁，必无以北平侨人遥领主任之理，此点关系全部纲纪精神，否则弟亦不拘拘（泥）于此也。所欲言者尚多，特先约略奉复，即希鉴谅，并代候诸公，至深感幸。敬叩

撰安

弟　寅恪顿首
四月八日

傅斯年接信，对陈寅恪提出的不出席会议和辞职事皆不照准，退而求其次，想出了一个“两头兼顾”之法，让陈氏只出席几天会议，保证一个星期内可返北平。为了加重邀请的砝码，傅斯年与李济联名拍发电报，以示尊崇和迫切之情，但陈氏仍未南下。4月13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李济的信中说道：“前日奉到来电，又迟疑久之，至今日仍决计不南行，殊负盛意，惶愧之至。弟虽可于一星期内往返，但事实上因身体疲劳及预备功课之故，非请假两星期不可。自昨日起，又略感冒受凉，则短期内往还之可能更少矣。又弟请于暑假后解除第一组主任名义一事，实考虑再三，认有必要，否则亦不拘泥，务求兄等与诸公会商允许，不胜感祷之至。”信旁注数语，其中有“弟不列会或可便于讨论，否则互相客气，又恐不易决定矣。此亦不必到会之一小小理由也”。

既然陈寅恪两次复函表示不再南下，并列举了相当的理由，傅斯年自然不便霸王硬上弓，强人所难，陈氏南下之事就此画上了句号，只是他所坚辞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未能遂愿，不但这年的暑假之后未能解除，即便在抗日烽火燃烧于大半个中国之时同样没有实现。以陈寅恪在学术界超凡的学识与名望，满身霸气的傅斯年好不容易才延揽到自己麾下，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令傅、陈二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北平分别近五年之后，陈寅恪与史语所同人又有了一次相聚的机缘，只是，这次相聚不在北平，亦不在南京，而是在硝烟弥漫、弹片横飞的西南边陲昆明城。

◎ 天涯涕泪一身遥

1937年7月7日，当卢沟桥枪声响起时，陈寅恪作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在讲授多门功课的同时，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研究员。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双方大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特别提到：“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又说：“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仁之上）。” 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方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一样的美满生活。 ^[463]

这一时期，与陈寅恪交往频繁、密切者有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等名流大腕。由于陈寅恪日记不幸在“文革”中散失，他的心境已不得而知，但从好友吴宓留下的几条日记可窥知清华园内的景象和教授们不同的侧影。1937年5月21日，吴宓日记云：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近始感树木繁荣，绿叶浩浩发明光，景物之美丽，居处之清幽，皆足以适我之性，怡我之情。能端居自读佳书，即是真乐。……盖宓久为志业、道德、恋爱诸事所困，劳苦多年，不知享受。近顷始渐能超然，略获解脱，稍致心安意得之境界。苟能长如此，则恋爱婚姻问题，无论如何途径解决，皆能得所裨益而不足为累矣。

伴着如此怡情舒适的环境和心境，吴宓在整天思索着恋爱与女人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的过程中，与陈寅恪交往更趋频繁。沿着吴宓日记的轨迹延伸下去，可看到这样的场景：

1937年5月24日晚上、6月3日晚上、11日上午和晚上、22日晚上、23日晚上，陈寅恪要么到吴宓住处闲谈，要么二人在户外西园散步，谈学论世兼及婚丧嫁娶，兴致盎然。

6月25日晚，陈寅恪与吴宓双双来到清华园西园散步，观天上各色雨云及彩虹，夜归后，吴宓作《写怀》诗，以抒当晚得意快活之情怀。

7月6日晚7时，陈寅恪与吴宓再次来到园中散步，后坐在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枪声响起。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风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年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它途。” ^[465]

7月15日，吴宓日记又载：“是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夕5—6洪谦来（南按：留德哲学博士，时为清华大学讲师），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南按：指古希腊特洛伊城与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亡后图谋恢复之往迹，皆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

7月21日，风闻卢沟桥已开战，此为大战之始，清华园内师生更加惊慌。面对此情此景，吴宓颇为悲愤地记述道：“3—4，蒋振东来。友生多为个人逃避之计，或包运书物，而绝少激昂悲愤，以谈论国事者；遑言舍生取义耶？”

7月29日，吴宓日记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紧迫，清华园末日各色人等的形态，以及自己逃亡入城的慌乱情形：

晨，在荷花池散步，花犹盛开。日机在空中整队飞翔，偶闻一二掷弹或炮声，旋及平静。8：00企孙电告，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事实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陈昌年来，言拟随同众学生走门头沟，由此南行，以避敌锋，因学生将被搜捕云云。甘肃学生冯绳武两次来，以存款不多，生活无术，求为宓之仆。宓拒之。此时，见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解散。

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宓原拟终留清华，至是，叶企孙力劝入城。陈寅恪亦谓“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宓以众教授如此行动，遂亦决入城（事后思之，实太急遽）。电K，则香山电话已不通矣。

10：00卞慧新来。还书。宓与吴延增匆匆收检随身零件，单衣，及一部分日记等，于二小手提箱。馀皆弃置（深悔平日不早决行止，双轨预备。此时尚可自雇汽车，多带要件及贵重物品书籍以行，乃全行弃置，悔咎无及）！至1：00毕。

约2：00，与吴延增别，托其暂管宓之书物。又以彦函一包，托彼携归家中保藏。吴延增又大悲泣，挥泪送我。宓忽如此舍弃可爱之清华园西客厅，一生美满舒适之环境与生活，从兹尽矣！关魁元亦来送。宓附乘叶企孙之汽车，并熊大缜君，入城。约3：00抵城内帘子库一号姑母宅中。

就在这一天，陈寅恪见清华园已经大乱，知花落春去，事不可为，亦乘一辆人力车携带部分小物件于纷乱中逃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与家人团聚。一进大门，陈寅恪便急切地招来侄子陈封雄说，其他的东西都可牺牲，唯多年购置的常用书籍与手稿不能丢，让陈封雄尽快想法雇车赴清华园寓所把这些东西抢出来。陈封雄知道书籍与手稿乃叔父的性命，想方设法雇了一辆小汽车前去抢运。陈寅恪购书之多在清华众人皆知，早在哈佛求学时，他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1919年8月18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陈寅恪归国时曾于国外购买一大批书，到清华后仍四处收购不辍。一次竟将积蓄的2000元购买一套日本印制的《大藏经》，约有二三百册之巨，放于清华园寓所中研读。此次陈封雄乘车赶到清华园陈氏寓所，本想把这套巨著一并带上，无奈体积实在庞大，汽车空间有限，只好暂时舍弃不顾，先把书桌内外的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籍匆忙收拾起来塞进车内。当满载书籍、手稿的汽车于慌乱中驶出清华大学西校门时，正好碰见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入，几个鬼子嗷叫着钻出坦克，荷枪实弹冲过来喝令汽车停下接受检查。待车门打开，鬼子们挥动枪上的刺刀胡乱挑检起来，见装载的都是一捆捆的破书乱纸，有些失望地冲陈封雄呜哩哇啦地喊了几句听不懂的鬼话，抬脚狠狠地踹了一下车门，示意放行。据陈封雄后来说，当时日军仍在西苑一带投弹，处境十分危险，遂没有再返回清华园。翌日，因通州败退之保安队为日军追击，溃败人员绕北平城北、城西而遁，西直门外万寿寺之地犹有战事，西直门连续几日关闭，不能出城，逃入城内的朱自清、陈福田、吴有训等清华教授皆乘车出城，欲入清华园抢救书籍、衣物，皆被阻回。后来清华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陈寅恪又遭逢父丧，没再施行抢救措施，当年花费重金购买的《大藏经》和其他大量书籍全部下落不明。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陈寅恪入城之时，85岁高龄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已身染沉疴，行将不治。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终致一病不起。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 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一死明志。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邪！”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在等待中先行准备丧事。

进入城中的吴宓自8月10日始，又几次潜入清华园，将寓中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

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 各自设法向长沙集中，吴宓对此犹豫不决。23日，吴宓亲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吴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陈寅恪表示赞成，唯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他适矣。” 也就是说，日本人已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拉拢，且日后还会前来纠缠，身为富有民族骨气的学界名流，要想不受日本人拉拢和胁迫，甘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于是，二人决定奔赴长沙临时大学，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与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去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而熊大缜抵津后，突然决定赴冀中参加中共指挥、吕正操直接领导的部队抗日，就此踏上了前途扑朔迷离的艰险生涯。

吴宓与叶企孙等同事好友走后，陈寅恪继续留在北平家中办理丧事。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氏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面露惊慌之色，但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南按：应为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做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关于陈寅恪身患眼疾的渊源，据流求说：“父亲出身在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家中藏书丰富，自五六岁入家塾启蒙后即嗜好读书”，从而影响了视力。另据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任教时的助手王钟翰谈到陈寅恪突患右眼视网膜剥离症一事时透露：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 尽管陈氏自知“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但后来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只是被他自己不幸言中，外科手术终告失败，终致一代史学大师双目失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39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小寅恪8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1895年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予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6月3日，日军陷基隆，台湾岌岌可危。6月4日，唐景崧自感力不能敌，遂化装为一老妇，带领随员和部分官银逃到沪尾（今淡水），转乘德国籍轮船“鸭打号”（Arthur）弃职内渡厦门。台籍士绅、新上任的义勇统领丘逢甲得知唐氏逃遁，亦不再抗日，于混乱中携带公款10万元，逃往广东嘉应州。此后，整个台岛人心惶惶，溃兵四处抢掠，台北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继之仓库失火，秩序大乱。延至6月7日，强悍的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亡，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

唐景崧逃回大陆后，被清廷以抗命罢黜，1903年卒于家中，有《请缨日记》等传世。

当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南按：一说因弃台获罪，遭清廷赐死）。胡适5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由美国转赴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媒体多有报道。因了这一历史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任教清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时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的唐筼相识并“一见如故”，在胡适、赵元任夫妇的撮合下缔结连理。在以后的岁月里，陈唐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相扶相携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为纪念台湾岛和唐景崧所取。三女取名美延。抗战爆发，当陈氏一家自北平逃亡之际，陈寅恪47岁，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出生仅4个多月。

未久，陈寅恪与相继赶到北平的几个兄弟匆匆议定了父亲葬礼办法（诸如暂停灵柩于西郊寺庙等），未及出殡，便于1937年11月3日携带家人，连同佣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等踏上了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势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出逃南下与抗日力量会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待这一切匆匆安排妥当，一家人踏上了险象环生的逃难之旅。

此时，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枯萎，草木凋零，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幢幢，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先到一步的叶企孙已奉梅贻琦密电留守天津保管部分资金，与学生熊大缜共同负责清华师生南迁事务。陈寅恪自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做路费，择定乘英商船济南轮南下，一家人于天津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码头，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10年之久的佣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在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只有王妈妈与陈家同行。另外，与陈家同行的还有袁复礼、毛子水和一位北大教授。

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后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几位教授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商店关门，人争相传日军即到，各色人员争相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整座城市陷入混乱之中，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至于最终逃往何处，许多人并不清楚。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中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中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中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一片高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以找到片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加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裂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疾驶。至徐州后下车，天空大雨连绵，日机不能起飞前来轰炸扫射，心神略安，陈家与其他教授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奔赴武汉，在入夜的混乱中，毛子水一只手提箱被人盗走，懊悔愤懑不已又徒叹奈何。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冒雨前往长沙，历尽磨难，终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在天津之时，陈寅恪本想乘轮直去上海或香港再转长沙，为求快捷，决定在青岛登陆转火车南下，想不到此路竟拖延了十几天，且一家人备尝乱离苦痛，才总算熬到了落脚之日。

一家人喘息未定，长沙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好携家眷继续登程。在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 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桂林的日子很快过去，陈寅恪一家又要急着赶路。在蒙蒙细雨中，一家人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稍事休息，再转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此时已是1937年阴历岁末了。

初到香港，陈夫人唐筼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找一家旅馆住下。据流求笔记：“这时香港大学许地山教授夫妇来我们旅馆看望，见三妹患病发高烧，许伯母把我和二妹带到他们家，并代租赁房屋暂住。我家就在这简单行李和家具的房子里度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 ^[473] 大年之夜，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嘱女儿：“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意思是让尚不太懂事的流求、小彭们主动克制、谦让一些，尽量让王妈妈多尝到一点难得的美味。王妈妈从旁侧闻听，感动得泪流满面。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往西南联大授课，唐筼心脏病未愈，体力不支，不能随行。陈氏只好告别家人，独自一人先行上路，自香港取道安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几个月的艰苦跋涉，令陈寅恪与吴宓、朱自清等清华同人在这座边陲小城再度相聚，抗战流亡的生命历程中添加了一个特殊的注脚。

◎ 由长沙到蒙自

因内地战事连连失利，凶悍的日军烧杀抢掠，大批官僚、士绅、商人与难民纷纷向西南边陲，尤其是被誉为春城的昆明逃奔而来，使这座舒展安详的“世外桃源”很快淹没在滚滚人流与嘈杂的喧嚣之中。物价开始上涨，房舍更是高度紧张，几有爆棚、揭盖的迹象。面对此情，提前赶至昆明的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遂产生让联大师生暂在云南蒙自落脚之意。

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长沙临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拍发一份电报，内称：“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 未久，在“云南王”龙云直接过问、协调与昆明各界人士鼎力相助下，临时大学总算在昆明租到昆华农校与几家会馆以备急需，但校舍仍不能满足全校师生需求。于是，蒋梦麟亲赴蒙自考察，受到当地政府与士绅的欢迎，蒋认为此处可以供部分师生容身。3月14日下午，由蒙自返昆的蒋梦麟召集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郑天挺等校务负责人在昆明全蜀会馆开会，决定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暂名蒙自分校，并派出郑天挺（北大）、王明之（清华）、杨石先（南开）前去筹备。王、杨二人先于郑天挺抵达蒙自办理租赁等手续，很快筹备就绪。

蒙自位于云南省南部边陲，为一偏僻的县级小城，靠近红河，可与安南（今越南）通航。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国用武力侵入越南南部，继而探测从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航线，期间不断派出军队窥探、入侵越南北部，1882年侵占北越重镇河内等地。

1883年，法国扩大侵越战争，迫使越南朝廷屈服，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原与越南属宗藩关系，清政府为防止法国占领北越、危及中国边境，遂在西南边陲增派了军队，加强防务。此时法军已不把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放在眼里，公然向清军挑战，中法战争随之爆发。光绪十一年（1885）4月4日，中法双方匆匆签订停战条件，战争终止。这年的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或《越南条款》，又称《中法新约》《李巴条约》。条约共10款，其中第一、二、五条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

光绪十三年（1887），云南蒙自依照《中法续议商务条约》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领事馆、法国银行、医院等，更有希腊人歌胪士（Kalos）在该城开设洋行、旅馆等商业设施。一时间，国内外商人蜂拥而至，纷纷向这块原本并不起眼的偏僻卑湿之地砸钱扔金，蒙自小城迅速热闹繁荣起来，四周的锡矿、铜矿等矿业加大了开采力度，闻名于世的“个旧滇锡”通过蒙自商埠，沿着滚滚红色河道，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据当时的数据显示，鼎盛之时，仅其一地的外贸额就占到了云南全省外贸的77%至89.9%，小小的蒙自一跃成为滇南甚至整个云南商业的龙头重镇。

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借口在三国干涉日本退还中国辽东时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协定，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兴工。当389公里的越南海防至老街段筑成后，法国人考虑到中国境内山高谷深，路况十分复杂，决定全线铺设弯道半径小的米轨（两轨间距一米的铁轨）。中国段原拟从河口经蒙自、临安（今建水）、通海、新兴（今玉溪）、昆阳、晋宁、呈贡等州县达昆明，因临安、蒙自等地的无知官僚裹胁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流氓无产者，上蹿下跳，强烈反对在其境内修建铁路，加之法国勘测队在蒙自等地为非作歹，四处寻找良家妇女和花姑娘陪酒作乐，强暴奸淫，激起了沿线有良知的士绅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迫使法国人放弃原选路线，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偏东避开蒙自城，经碧色寨，过阿迷州（今开远）、婆兮（今盘溪）、宜良、呈贡抵达昆明。

光绪二十九年（1903），法国政府批准东线全长466公里的规划，于次年正式开工。宣统元年（1909）4月15日，一期铁路建成，通车至碧色寨。次年4月1日，全线通车。云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线路——滇越铁路就此诞生。自此，云南的交通状况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条线路对物资的内进与出口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在铁路修筑过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代价，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筑路工人进行极其野蛮的奴役、压迫，仅在滇段修筑的7年间，从各省招募民工总数30余万，而被虐待折磨致死者近8万人，可谓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中国人的累累白骨。

碧色寨位于蒙自县城东北12公里，未通火车前，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偏僻乡村。通车后，一跃成为滇越铁路上的特等车站。便利的交通给这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商机，每当吐着黑色浓烟和淡淡蒸汽的火车呼啸而来，车站便挤满了上下车的旅客和堆积如山的货物。碧色寨像一个被注入空气的红色气球，眨眼间便热闹膨胀起来，成为一个装卸、搬运、运输极为繁忙的车站和商家、官家、旅人毕集的大集镇。

被冷落的蒙自、建水等地的矿主和商人眼见火车使碧色寨迅速崛起，遂于宣统二年（1910）五月，联名上书云贵总督李经羲，要求修建一条由碧色寨经蒙自县城至个旧城的铁路，以便把优质的个旧锡与其他矿物销往国外。1921年，个碧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又延长到建水、石屏，称为个碧石铁路。碧色寨车站正好处在北回归线与滇越铁路交会的地方，是滇越铁路（米轨）与个碧石铁路（寸轨）交会换乘之处，碧色寨在商业上的地位如同一颗闪耀的明星，在滇南腾空而起，各色逐利谋财者在星光照耀下竞相奔来，一个小小乡村很快成为云南的繁华之区。

未久，碧色寨设有海关分关，国际巨商如美孚三达水火油公司、英商亚细亚水火油公司、法国加波公司、德国德士古水火油公司等十多家外国公司在碧色寨设立代办处。车站旁还有一家希腊人开设的歌胪士大酒店，经营项目应有尽有。中国商人、越南商人、法国商人、意大利商人在这块小小地盘上开设的各种旅馆、店铺更是不可胜数，此地一度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

碧色寨的名声迅速蹿升，繁荣一时的蒙自县城却一蹶不振。原驻蒙自的海关移至昆明，很多商号、洋行要么搬迁碧色寨，要么搬迁省城昆明，蒙自很快衰落下去，重新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景况，只剩一片片被主人舍弃的高大坚固的洋房蹲在原处空守寂寞，偶尔以黯然的余光向世人昭示曾经的辉煌——正是蒙自商业地位的衰落，大片房舍闲置，才给予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进驻的历史机缘。

由长沙撤出的部分教授如汤用彤、贺麟、吴宓、毛子水等到达昆明后，暂住昆明迤西、全蜀两会馆，4月初分几批乘火车到达蒙自准备开课。校区主要分三部分：

一、原蒙自海关作为学生上课的教室，租期为一年零三个月，租金仅为国币一元，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二、法国银行、领事馆作为图书馆和教职员宿舍。此三处房舍在一个大院中，来往还算方便。据吴宓记述：“此乃法国人昔所经营布置，为一法国式之花园。花木繁盛，多近热带植物，如棕、榕（即白树。寅恪云，即玉树神油。其汁可避瘴气，制金鸡纳）等。绿荫浓茂，美丽缤纷。……惟房屋甚稀少，半中半西式，且多破毁倾圮。现正在芟除修理之中。此间分校庶务，暂由郑天挺君（毅生，福建）主持，其人贤而才。而工程则夏震寰君任之。宓等均暂住银行一排有地板之半西式房内。宓与涂文君合住311室之前半小间。东北两面有窗。西为套室，可盥储。两床两写字桌即占满矣。饭食初来二旬，甚好。在教职员食堂。晨粥，一鸡蛋。午晚米饭。每桌七人，五菜一汤。每日饭费0.40元。恒患不饱，宓以安南人咖啡店所售之面包佐餐。每枚0.06元，至八月增为每枚0.07，夜晚以线绳悬面包于空中，防鼠食也。”

三、希腊人歌胪士（Kalos）开办的洋行，为另一批到达的教授居住，这是分校租赁的第二处，也是主要一处居住地。歌胪士洋行属于前后两进的二层楼房，面湖临街，建筑精美气派。临街一进的楼上作为教职员宿舍，楼下与后进作为男生宿舍。郑天挺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该处时，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

4月8日之后，到达蒙自的教授渐多，房舍开始紧张起来，在海关院内银行居住者，由每室2人增至4人，而各室内均有门互通，故其“喧扰纷乱之状况，与昆明全蜀会馆亦相差不远，读书写信均难”。

4月12日至20日，经粤、港来滇的男女学生，分批抵达蒙自。由长沙步行来滇的学生，也于4月底到达，如此多的外乡人突然拥入，当地乡民与士绅纷纷赶来观望，整个县城为之轰动。

5月4日，联大分校宣布开学，寂寞的蒙自小城又重新热闹起来。全体女生借住城内早街周伯斋宅第一幢被学生们号曰“听风楼”的三层小楼，周家不仅借出一幢楼房照应女生住宿，还设宴款待联大先遣团成员，令师生深为感动。因蒙自地处边陲，社会成分混杂，打家劫舍的匪徒不时前往光顾。为防不测，分校负责人经与当地政府商妥，由县里派保安队40名驻扎在“听风楼”附近的三元宫，对女生实施保护，每当晚自习散后，女生们要由校警护送进城住宿。

前来的师生发现，蒙自地理环境与内陆省份很有些不同，春天就是雨季，暴雨连旬滂沱不止，搞得人不能出户，城中店铺多数关闭，而“最堪忧惧者，乃时有巨蛇进入室中，惊惶逃避，不可言状” 。原居住在蒙自海关的教授，因一室多人，性情各异，喧扰纷乱，不宜备课和休息，一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开始自觅居处。4月下旬，吴宓、汤用彤、贺麟、浦江清和一位外籍教授于校外合租一幢西式二层小楼，吴宓为其取名为“天南精舍”。到了5月，几乎每天下雨，且较之前更大更猛，道路泥泞难行。由“天南精舍”到蒙自分校教室，须经一片田野，久雨则积水成为泥淖，跨越极其艰辛，一不小心就滑倒于泥潭，成为水中鸭子，或一个情形颇为狼狈的泥猴。不堪忍受其苦的吴宓等教授又陆续返回校内宿舍，在教职员食堂用餐。以久雨之故，凡居住在平房或楼房一层的教授，室中积水淹及床脚，除了蚊蝇乱飞，还有花花绿绿的大小群蛇窜入室内，沿床缠绕，对着主人摇头摆尾，瞪眼吐舌，做啮人状。教授们一见，便惊呼奔逃，久久不敢回宿舍就寝。有一位清华来的青年讲师，晚上看见海关院内墙上有条黑乎乎的大裂缝，颇觉奇怪，拿灯一照，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蟒从房顶倒挂下来，讲师大惊，手中的灯盏“砰”的一声摔出丈余，后退两步一仰身倒地不起。

因海关旧址荒草丛生，蛇蚊特多，令人生畏，大多数教授想到条件较优的歌胪士洋行楼上居住，但洋行房间有限，需抽签决定。对此，郑天挺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孙、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又说：“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陈寅恪与政治系教授浦薛凤（号逖生）及一女生，在安南乘火车于4月23日下午4时才抵达碧色寨，而后转乘小火车到达蒙自海关旧址，时已暮色苍茫，在与朱自清等教授见面后，方知临时大学已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设在西安的临大，也已迁往汉中，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了。第二天，经与分校总务主任樊际昌商量通融，陈寅恪与浦薛凤、沈乃正等三教授没用抽签，即允准移住歌胪士洋行楼上一大一小相通的两室，浦、沈住外面一大间，陈寅恪独住里面一小间。一个星期后，闻一多由昆明来蒙自，住歌胪士洋行楼上2号一室。教授房中设备统一配置，分别是每人板床一张（三块板两张长凳拼铺而成），书桌一，木椅一，洋油灯一，余则一无所有。因条件实在过于简陋，陈寅恪等各出四元钱，每人向歌胪士洋行购得旧藤椅一把，后来的教授虽欲出重价索购，但藤椅早已售光，只能因陋就简，应付度日了。

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时，陈寅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古代东方书籍，以及经年批注的多册《蒙古源流》《世说新语》《新五代史》等，连同部分文献资料，装入两只木箱交于铁路部门托运——这是他几十年心血凝聚并视为生命的珍贵财富。万没想到的是，待陈氏赶到蒙自，雇人力车夫将运来的木箱拉到居住处兴冲冲打开校点，却发现箱内只有砖头数块，书籍等物踪迹绝无。面对如此惨状，陈寅恪当场昏厥。后据校内同事分析推断，很可能木箱在越南海防换滇越火车时发生了变故，而盗窃者可能就是铁路行业内部的不法分子，他们误以为箱内盛有金银珠宝，或其他贵重物品，遂想法窃走，因多数书都由包袱或其他物包藏，窃贼并不以为是书，或以为书中夹有重金。为防盗事过早暴露，另易砖头数块入箱内，以此蒙混过关。可以想象的是，当盗贼们怀着满腹发财的欲望在暗处打开包袱，发现包藏的竟是一堆破旧书籍时，一定气得七窍生烟。而流亡西南的陈寅恪眼望一堆砖头和两只空箱，自是悲愤交加，顿足捶胸，徒叹奈何？奈何？！

陈寅恪所丢之物，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珍籍秘本”，而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其间有蒙古史、佛教史和古代东方书籍。这一批眉批本，可说是他研究工作的“半成品”，是心血与思想的结晶，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便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这些书籍在陈寅恪心中的地位之高和价值之巨，是一切读书人特别是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所能深切体会的。1942年9月23日，陈寅恪在给好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信中，对此次遗失书籍与手稿做了如下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与沈乙庵书大异。后闻伯希和在库伦获元秘史元本，故欲俟其刊布，再有所增删。用力虽勤而原书价值颇不高，今稿既已失去，亦不复谈论此事矣。

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

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

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今梵本亦非尽善本，有不及译本所依据者。又其所据之本，亦有与今不同者。其异同得失，皆略能窥知）列于校记。今虽失去，将来必有为之者。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弟前居柏林时，从德名家受读，颇喜妇人入道之诗，哀而不怨，深契诗经之旨。然俱是公历纪元前作品，尤为可贵。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精（？）其诗，亦俱失去。

正因为这批倾尽了陈寅恪心血与汗水的书籍与稿本遭窃，使若干部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新著不得不加以延迟，甚至成为泡影。如《世说新语笺证》《高僧传笺证》等“半成品”，一直未成完璧，遂成终生憾事。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即此劫发生17年之后的1955年，栖身岭南的陈寅恪突然收到越南华侨彭禹铭一封信，言其家居西贡，曾到海防搜买旧书，偶得陈氏当年遗失《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寄存家中。陈寅恪闻讯大喜，急欲见到实物，惜越南政府禁书出口，法令甚严，一时无法携出，只好等待时机。未久，越南战火突起，兵火所及，将西贡数万家变成瓦砾之场，彭禹铭家不幸亦在其内，家藏数千卷古籍尽付一炬，陈寅恪批注本《新五代史》一并化为灰烬。据陈寅恪后来说，他唯一得到的“原箱遗物”，是一位旧时清华毕业生梁秩风辗转买得的《论衡》一部，惜这部书不过是当年为填塞箱子起见，偶然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对此，陈寅恪在致他的学生蒋天枢信中满含遗恨地说道：“当日两箱中文书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此时身边旧箱中原物，仅余填补空隙不足轻重之《论衡》一种，可叹也。”

陈寅恪的命运如此，而战时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旅途中丢失财物者比比皆是。1937年11月27日，吴宓日记载：“阴，微雨。上午9：00至车站，宓之卯箱已运到，遂自舁归。但已破毁，以绳索之。箱内之黑云丝棉袍亦已为人取去。后此宓将卯箱中物，归并其馀各箱，而此牛津纪念品之卯箱遂不复存矣！” 时局动荡，世道如此，面对一幕幕惨景，作为一介知识分子除了扼腕长叹，夫复何言？

遭窃事件使初到蒙自的陈寅恪一病不起，悲愤交加中，仍做着登堂授课的计划。待身体稍有好转，便写信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人求援。时史语所历史组的劳榦（字贞一）、陈述（字玉书）等人已抵达昆明，并与史语所同人丁声树、全汉升等借住拓东路663号赵元任家。5月1日，陈寅恪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中，以哀伤的笔触写道：“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

5月7日，陈寅恪向劳、陈二人追加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所中同仁均乞代致意。”

劳榦与陈述接到陈寅恪求援信后立即行动，于5月5日寄出第一批书。然而路途关口阻隔，寄送并不顺利。5月12日，陈寅恪在复信中说：“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末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

三天后的5月15日，陈寅恪接到劳、陈二人于11日发出的信件，谓《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焦急中的陈寅恪再发一函述说急迫之情：“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那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

陈氏信中提到的那君，指史语所图书管理员那廉君，此前史语所拟派那氏赴蒙自点交寄往联大分校的书籍，陈寅恪欲让那廉君把《大藏经》一并携往蒙自，想不到昆明无书，希望落空。欧阳竟无，名渐，字竟无，亦称宜黄大师，江西宜黄人，著名佛学家、居士，与陈寅恪属同乡旧识，曾赴昆明讲经并为陈氏所知。

几天后，那廉君来到蒙自欲点交书籍，因涉史语所与联大的运费问题发生纠葛，未能开箱。陈寅恪亦收到劳、陈二人寄送的昆明佛经流通处所刊佛经目录。陈氏看罢，认为可买者不多，遂于5月21日回复道：“兹将目录寄上，乞查收，并希将右列六种购就寄下……屡次烦渎，心感不已，所费邮资谅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数奉还。又，高去寻君文稿亦交那君带回，并附一复书，乞转交为荷。”

6月17日，陈寅恪给劳榦、陈述二人再发一函，此为迄今可查的陈氏在蒙自期间发给二人的最后一书。内容如下：

大作均收到，容细读再奉还。弟于七八月间必到昆明，如两兄不急于索还，则俟弟亲带至昆明面还。如急需，即乞示知，当由邮局寄上也。

联大以书箱运费系其所付，不欲将书提出。现尚未开箱，故联大无书可看。此事尚须俟孟真先生来滇后方能商洽解决。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匆复。

许多年后，陈氏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师门往事杂录》中，摘录了陈寅恪致陈述三封信函，多涉学术方面的问题，陈氏对二人的关爱、呵护、教诲之情溢于言表。在转引6月17日致劳、陈二人信后，蒋氏曾注云：“其时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孜孜不倦。其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伟矣！录上四信，藉见先生彼时情怀。世之读上录函件者，其亦省识先生当日感愤之深欤？”

[463] 据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32年留学法国归来任清华中文系副教授，后为西南联大教授的王力说：“抗战以前，常听人说大学教授是清高的。‘高’字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品格高，第二是地位高，第三是薪金高。关于品格高，自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也就撇开不提。关于地位高，我们应该感谢达官贵人的尊贤礼士，使一个寒儒也常能与方面之权要乃至更高的官员分庭抗礼。关于薪金高呢？正薪四百至六百元，比国府委员的薪金只差二百元，比各省厅长的薪金高出一二百元不等，比中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五倍至十倍，比小学教员的薪金高出二十倍至三十倍。虽然住惯了外国的人对于区区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不觉得多，甚至于有‘芸阁官微不救贫’之感（自注：芸阁，古代藏书的地方，这里指掌握图书的官），但是，像我们这些‘知足’的人看来，每日有人送菜上门，每周有人送米上门，每月有人送煤上门，每隔一二十天有书贾送书上门，每逢春天有花匠送各种花卉上门，也就可以踌躇满志的了。”（王力《清苦》，载《生活导报》，1943年8月22日）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一般教员的情形，比王力高一级的大牌教授其条件还要好。

自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后，为招聘贤能，清华大学颁布规定：教授月薪300～500元，每位教授可拥有一栋新式住宅。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顾毓琇、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等近50家。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建的西式砖房，每位教授一栋，其条件比西园更好，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的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清华学生的学费每学期10元，不收寄宿费，共有学生1200余人。

20世纪30年代币值与2000年的对比情况大体如下：

1934年月薪500元，约合2000年1.5万元。当时大学教授常有兼职，收入更多，例如在学术界地位和陈寅恪齐名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职所得月收入可达上千元，甚至达1500元。有一个时期陈寅恪也在北大历史系兼职，后鉴于身体状况，夫人唐筼以“再兼职就不管饭”相要挟，陈氏才不再兼职。当时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购置一辆小汽车，耗资500元，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1936年，顾颉刚因考虑每日往来于城内的北平研究院与西郊燕京大学之间，多有不便，也购小汽车一辆，每月支付司机的薪水是20元。当时的物价波动不大，基本情形为：一角七分可买一斤上等黄酒；一元钱可买八斤猪肉；一元钱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且伺候十分周到；一元钱可吃一汤三菜的西餐（小吃、黄油果酱面包、咖啡）；二元钱可买一袋上等面粉；月租八元可得一个约有20间大房的四合院。当时北平一家四口，每月12元伙食费，即可达到小康水平。（参见《文化人与钱》，陈明远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据周作人回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北平与胡适有过“卖稿的交涉”，所谓交涉其实就是由神通广大的胡适出面推荐给出版商，凡例共有三回，都是翻译稿。最后一回是周作人翻译的一册《希腊拟曲》，也是周在那一时代唯一的希腊译作，共有4万字。译稿由胡适荐给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所得稿酬是每千字10元，共得400元。周说：这个价格是他在当时卖稿中所得的最高价格，“有极大的好处，即是就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是到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周作人《忆胡适》，载《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

若把周作人的4万字稿的稿酬放在20世纪后半叶计算，可得如下数字：六七十年代所得稿酬是0元；80年代为千字5元，约200元，时猪肉大约七八角一斤；90年代为千字30元，约1200元，猪肉价格略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千字40～50元，约得1600～2000元。其时中国已连续10年经济增长为7%～8%，物价较稳定，若以所得中间数1800元算，约可购买北京郊区土地0.01亩；若购猪肉，按每斤7元计，可得257斤；若有好事者想买活猪拉回家自己练练宰杀手艺，顺便弄些肝肠之类的下水换换口味，可得中等偏上的肥猪一头。如此而已。

[465] 吴宓此处所言“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等等，是指他与妻子陈心一离婚，追一代美女毛彦文又不可得，遂致性欲不得发泄，而只能捂着肚子弯着腰大汗淋漓地干憋，强忍精神与肉体痛苦之事。就吴氏一生所恋爱的女人而言，尽管有几十位之多，但毛彦文在其心中的分量当是最重的，当时流传的许多爱情诗歌与略带黄色的段子，亦由吴氏狂追毛彦文而引发。可以说，直至死，吴宓都没有忘掉此人。鉴于毛彦文在吴宓心中的位置以及毛氏本人在民国时代与几个男人纷纷扬扬的情爱纠葛，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略做释解。

毛彦文（1898—1999），小名月仙，英文名海伦。浙江省江山市须江镇沙埂人。7岁入家塾启蒙。1913年（民国二年）被保送入杭州女子师范，学业名列前茅。1916年（民国五年）入浙江吴兴湖郡女校，四年后毕业，又以浙江省第一名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学习期间参加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22年被推选为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同年，转学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教育行政与社会学，两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国立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1935年，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后辞去大学教职，一心协助熊希龄开展慈善事业，后继熊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其间出席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国际禁贩妇孺会议。1939年当选浙江省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当选北平市参议员，同年11月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4月去台湾，1950年4月赴美，先任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编辑，后任华盛顿大学研究员。1962年退休后定居台湾，1999年11月10日逝于台北，终年102岁。生前著有《往事》一书。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接信后，怦然心动，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国内。悲剧的帷幕就此拉开。

1921年8月，留美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猴急心热地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然而，这次的相晤极富戏剧性，似乎从一开始便隐示着某种悲剧的意象。到了陈家，吴宓西装革履，意气风发，一副海外学子的风采。见过岳父岳母，跪拜叩首后，吴宓在椅子上干熬了一个小时，陈心一才被家中一个老妪从一间僻静屋子里徐徐牵引出来。按吴宓日记的叙述，大家只是默默相对，没有话可谈，场面甚是尴尬。大约15分钟后，一件如同小说般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位打扮时髦华丽的女人翩然临场，这便是吴宓人生悲剧中最为关键的另一中心人物——毛彦文。

对于毛彦文出现的情景，吴宓日记有精彩的记述：只听门口忽报“毛彦文来了”，言时彦已走入，神采飞扬，态度活泼。先对庭中众人曰：“我由家中（江山县也）来，要到北京上学。心想吴先生正回国，不知已到否？故来此处探问一下。谁想到这样巧？”（《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确是一个巧合。毛彦文与陈心一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好友（同校不同班），这天她是专门来陈家做客并探询一下消息的，想不到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子本是同学的关系外，更巧的是毛的未婚夫朱君毅乃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加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二人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但在毛彦文9岁时，其父做主，把她许配给了衢州布店小老板方姓朋友之子为妻。当毛彦文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怕生变故，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不甘命运摆布的毛彦文在朱君毅（时为清华大学学生，在家乡休假）的暗中帮助接应下，从后门悄然逃离。此前，她和表哥朱君毅早已月下为盟，私订终身。在方家退婚后，由朱、毛双方家长做主，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并约定待朱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再举行婚礼。1916年秋，朱君毅赴美国蒙大拿州霍布金斯大学留学。

早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作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便知道了毛彦文其人。那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这位表妹寄来的情书，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心中便涌动出异样的情愫，碍于同学之谊，他不曾流露，而是深深隐藏在心底。

吴宓于美国哈佛留学并与陈心一酝酿订婚的过程中，曾通过清华同学、毛的表哥朱君毅居中介绍，委托毛专门观察过陈心一，事后又经由朱君毅将其对陈的印象、评价以及对吴的建议报告给吴。毛彦文在写给朱的信中明确提到：“不悉吴君欲得一种如何配匹，抑须具有世界知识者，或仅通晓中国知识者就可；抑须善于交际者，或仅能在家为一贤主妇即为满足。以上二端，似不得不先决定。（以妹眼光观之，陈女士似适应于第二种。）至于陈女士之性情，我实不明了，俟调查后再告。”又说：“最好吴君先与之为友，屡与通讯，积久自能知其性情。（性情一节，至难调查，非相处日久，共事时多不能详悉。）苟吴君对于彼表示满意者，再行订婚，较有把握。若单靠妹一度调查，恐不能周到也。”（《吴宓日记》，第2册）

此时，毛彦文的话于含蓄中已表明了真知灼见：吴与陈并不是一路人，结成婚姻并不合适。但吴没能体察毛的苦心，一回国即迫不及待地来到陈家相亲，当他与毛彦文不期而遇时，但见对方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顿时在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怎奈对方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吴宓只好暗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把痴情的目光转向默默无语的陈心一。

当日下午，颇为识趣的毛彦文便告别陈家返回上海。据《吴宓自编年谱》记载：毛彦文来后，陈家人与前来帮忙的“章姑母即留彦午饭。彦直盘桓至下午4时，始去。彦在此，对庭中每一人，时时皆有话说。然仍以与宓所谈者为多。询朱君毅，询美国，询宓之种种事兼自陈述。毛彦文去时，宓亦辞去。岳父亲送宓至城站（火车站）购票，登火车。旋即开行。晚7时前，归抵上海北车站。下火车，回鸿兴坊家中，极近。1921年民国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即阴历辛酉年七月二十日（宓二十八岁生日），宓与陈心一（年二十六岁）。在上海一品香旅社结婚”。不知吴宓是另有苦衷故意隐瞒，还是在整理这份年谱的时候，已是年老眼花，神志糊涂，竟把这段“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好事、美事的细节记载错了——其间或许另有隐情？

根据吴宓当年留下的日记可见，毛彦文走后，吴宓并未离开陈家，而是留居陈家并与陈心一过起了浪漫生活。此时，初涉情事的吴宓欲火腾起，对陈心一的沉默寡言似有所谅解。在陈父的安排下，吴、陈二人双双泛舟西湖，颇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吴宓日记》，第2册）沉浸在情爱蜜罐之中的吴宓，13天以后，即与陈心一匆忙完婚。随后，吴宓与归国的同学朱君毅博士双双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教授。

随着家庭成立与相互了解的加深，吴宓逐渐不满于陈心一的不善交际，不能与他在知识、学业、心灵上沟通，遂有了另谋婚姻之意。而这个时候毛彦文已出落成才貌双全的奇女子，开始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并出任了女权运动同盟会浙江支会临时主席等职务。其善于交际、识见超群的才华，一时为社会各界瞩目，不少风流文人倾心向慕，趋之若鹜。与吴宓等人相反的是，对于毛的社交活动，朱君毅由开始的不喜欢渐渐表现得不耐烦，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朱以近亲结婚将贻害下一代为由，坚决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守候6年，逃婚只为嫁表哥的毛彦文始料不及，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于吴宓夫妇。于是吴宓作为中间人，往返于两人之间，极力救火说和。怎奈朱君毅去意已决，坚决不肯与毛缔结白首。结果于1924年双方解除婚约（后有研究者认为，朱、毛解除婚约的真正原因是毛彦文性冷淡，不愿与朱做爱，而朱又年轻气盛，如同一只猫围着一个装在瓶中的鱼头乱转，欲入其门而不得。在无法忍受漫漫长夜的枯寂与心痒之际，转而与一个女生私通并生情，终致走上了解除婚约之途。关于朱与女生私通之事，毛在后来出版的《往事》中有所披露）。

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望着瓶中鲜美的鱼头而欲火中烧的吴宓，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颇为唐突地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经受两次婚姻打击的毛彦文极其理智地予以拒绝，只是将吴作为“极好的朋友”看待而已。从吴宓日记看，吴在与发妻陈心一离婚前，颇为踌躇，费了不少神思。他深恐此举遭到社会舆论批评，有损名誉，故以两妻之法是否可行商讨于好友陈寅恪，也就是既不弃陈心一，又可搂住毛彦文，来个一棍开二门。陈当即予以严肃批评，并劝告其“应持道德，悬崖立（勒）马，勿存他想。双妻制度，亦不可行”。（《吴宓日记》，第4册，第168页）吴并不死心，决意仿照古人玩一回一棍开二门的把戏，遂以娥皇、女英为喻向毛彦文试探（南按：娥皇、女英，中国古代传说中尧的两个女儿，姐妹二人同嫁帝舜为妻）。毛见吴宓如此胆大妄为，愤慨地回驳说：“……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思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见《吴宓日记》，第4册，第173页）后来，吴又曾在日记中反复提及，毛并无爱他之意，吴虽两次放下课程千里迢迢前往杭州访毛彦文，意欲触发其对自己的爱意，但仍一厢情愿，毛并未做出吴所期待的回应。

当陈寅恪在美国初识吴宓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竞竞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吴宓日记》，第2册，第35页）此可谓是陈对婚恋家庭生活的彻悟之言。但“千古多情的吴雨僧”（顾毓琇语）不但未能领悟陈氏所言之义理，反而欲火攻心、心乱情迷不能自制，终于做出为追求毛彦文而不惜与发妻陈心一离婚，并抛下三个女儿的绝情事。1929年9月15日，吴宓于《大公报》和《新闻报》登出离婚启事，随后作《九月十五日感事作》诗一首：

早识沉冥谁入俗，

终伤乖僻未宜家。

分飞已折鸳鸯翼，

引谤还同薏苡车。

破镜成鳞留碎影，

澄怀如玉印微瑕。

廿年惭愧说真爱，

孤梦深悲未有涯。

离婚之后，吴对毛更加痴情，曾三下江南，一年欧游，其间苦苦追求毛彦文又反复无常，终于一无所获。情急之下，吴宓于1931年作诗在《大公报》发表，即：《吴宓先生之烦恼仿沙克雷所作〈反少年维特之烦恼〉四首》。

一

吴宓苦爱毛彦文，

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

金钱名誉何足云。

二

作诗三度曾南游，

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

钓得金鳌又脱钩。

三

赔了夫人又折兵，

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

新妆艳服金陵城。

四

奉劝世人莫恋爱，

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

诸天空漠逃色界。

此诗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大哗，当时主张新文化的人在思想上往往流于愤激，对待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一概斥为保守。在批评对方观点时，也常常带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吴宓曾声明：“你们攻击我的学术，那么来吧，要是攻击我的名誉，我吴宓本无名誉可言，随你们去。”尽管吴氏做出对攻击者不屑一顾状，但报刊抓住这一花边新闻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使吴的同僚友好大感跌份和无聊，于是有了金岳霖受朋友之托出面做吴的“政治思想工作”，并劝吴“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而使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老金“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等惊人一幕。

当吴宓决意与陈心一离婚，并幻想着与毛彦文结婚，或一棍撬二门时，吴的好友冯友兰曾以评论的口吻预言道，吴此举之结果为“两头落空”，盖谓其“既失心一又不得彦也”。（《吴宓日记》，第4册，第295页）可惜吴在未能领会陈寅恪那至理名言的同时，又没有重视冯友兰的警语，其结局正如吴宓在自题诗中所言，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也。

[473] 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15页，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文中提到的许地山，后来曾为陈氏到港大做兼职教授，以及对陈家的生活多有救援性帮助，其热情与至诚受到海内学界普遍赞誉。许氏简历大概如下：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祖籍台湾省台南市，落籍福建龙溪（今龙海）。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在梵文、宗教史等方面亦有突出的研究硕果。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文学、宗教和哲学，精通宗教史、梵文。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执教。1935年受聘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为抗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展开各项组织和教育工作。1923年，许地山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主要记述童年时，姐弟们在“收获节”晚上和父亲一起讨论花生品格的一段生活故事。在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父亲经由概括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人生道理，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埋头工作，有益人类。父亲的这番话，给少年许地山留下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志向，并长期以“落华生”作为自己的笔名（古文中的“华”同“花”），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品格，并以此自勉。

许氏与陈氏一家友善，除了在北平时代结下的情谊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缘由，那就是许地山之父许南英在甲午海战前后，曾任职清政府驻台湾筹防局统领。甲午战争爆发后，许南英协助唐景崧率部抗击日军，终因寡不敌众，台湾陷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许南英抛弃台湾的全部家产，携带家眷到大陆福建龙溪定居，过着清贫的生活。自此，唐家与许家遂结成生死之交，其后代感情自不待言。另外，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即陈寅恪启蒙老师周大烈之女，故陈寅恪一家与许氏夫妇共为世交。陈寅恪携家初至港，备受许氏夫妇照顾，盖在其然也。除追忆父亲教诲的著名散文《落花生》外，许地山另有《许地山选集》等著作问世。

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卒于香港，年48岁。葬于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陈寅恪撰赠挽联表达了哀悼思念与感激之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

（《挽许地山联》，载《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fQyon/OvODrEK8H56uqi4eGCXj/jT0utWQo7dh3GUXd5Cbh7wxX+fBjWjsRpSP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