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三只新生代“海龟”

◎ 一代才女曾昭

从李庄出发的彭山汉墓考察发掘团，除吴金鼎、王介忱、夏鼐之外，还有一位与吴、夏二人同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专业的女性——曾昭燏。吴、夏、曾三人，是李济领导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鼎盛时期所拥有的留学英伦的三只最著名“海龟”。

就吴、夏、曾的人生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而言，虽是殊途同归，但毕竟又有各自的门径。自踏入考古之路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夏鼐跟随的导师基本与吴金鼎相同，治学的路数也大同小异。二人均为人中之杰，考古学界的一代英才，不同的是，吴金鼎在许多方面无法与夏鼐抗衡。二人在性格和习性上就充分体现了典型的南方人与北方人，或者更具体的浙江温州人与山东昌潍平原人的特点。吴氏木讷不善言辞，天资一般却异常努力；夏鼐在言辞上的表现虽不能说出口成章、呈江水滔滔之势，却清楚流利，尤其讲到英语，比吴金鼎更为流畅通达。就各综合素质论，夏鼐比吴金鼎更聪明，更有才华，更具有学术眼光和处事能力。这种落差是天生的，且是不可弥补与不可逆转的。这天生差异也是决定夏鼐在留学前后深受傅斯年赏识，而到李庄之后不久，其风头很快就盖过了他的学长吴金鼎的根本原因。

但是，此时和之后的夏鼐，也并非一骑绝尘，打遍天下无敌手。像天下事物有阴即有阳，阴阳相克相生一样，继李济、梁思永等一代考古学家之后，在新生代考古学家中，堪与夏鼐叫板匹敌者，便是他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的女同学，晚清“同治中兴”名臣、著名爱国将领曾国藩家族后裔——具有女中英豪之誉的曾昭燏。

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曾国藩，是湖南湘乡曾家长子，同胞兄弟依次为曾国藩、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等五人，以祖父辈的家族序列排，分别为老大国藩、四弟国潢、六弟国华、九弟国荃、季弟国葆。哥五个在后来的岁月里，除仅具中等之资的曾国潢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曾国藩作为湘勇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率部与太平天国洪杨辈展开搏击拼杀。曾国华以下三兄弟均投笔从戎，加入了剪灭“长毛”的“圣战”之中。随后的结局是，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战死，曾国葆在围南京时身染瘟疫病亡，曾国荃则成为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的头功之将。

曾昭燏是曾国藩二弟（行四）曾国潢的长曾孙女，按照曾家“国、纪、广、昭”的排列，曾昭燏属于第四代。昭燏的祖父曾纪梁、父亲曾广祚都是清代县学附生，皆诰授中宪大夫。曾广祚是晚清举人，著有《屏锲斋诗文》行世。曾昭燏的母亲陈季瑛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女，即陈寅恪的嫡亲姑母。清宣统元年农历正月初八（1909年2月3日），曾昭燏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荷叶镇峡石村曾家万宜堂，母亲共生十三个孩子，其中六个早夭，七个长大成人，依次是：长兄昭承，二兄昭抡，昭燏，弟昭拯（又名绍杰），二妹昭懿，三妹昭，四妹昭楣。兄妹七人皆勤奋好学，且学有所成，各有所长。昭承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昭抡为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博士；绍杰为上海大夏大学学士；昭懿为北平协和医学院著名妇科医师林巧稚的学生、医学博士；昭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士；昭楣为西南联大生物系学士。七兄妹在世俗社会中名声最大者，当是昭燏的二兄——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之后一度出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的著名化学家曾昭抡。

曾昭燏出生时，曾家虽失了往日的辉煌，但豪门显宦的余晖仍照耀着这座承载着梦想与荣光的巨宅深院。万宜堂为当年曾国藩所筹划取定之名，取“万代千秋”“宜室宜家”“万事咸宜”等寓意。房院规模宏大，具有明式风格，由曾国潢主持建造，并于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此时曾国藩去世已近一年，曾国潢一支移居于此。国潢死后，两个儿子曾纪梁、曾纪湘分家，各居一头，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曾昭燏成长的时代。

在家庭排列中，曾国藩比曾国潢及其他四个弟弟分别年长10岁、12岁、14岁、18岁。作为晚清历史上扭转乾坤、声名显赫的一代人杰，曾国藩最初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在家乡湖南创办湘勇，与洪秀全、杨秀清等搞出的所谓“太平天国”展开血战，历经几年苦斗，终于平息了声势浩大的洪杨之乱。治军有方的曾国藩以卓越战功和道德人格平步青云，先后受封大清帝国两江总督、直隶总督、钦差大臣等高官显爵，一时名动朝野，为天下所重。曾昭燏另一位叔伯曾祖曾国荃，以著名的湘勇“吉字营”起家，在血与火交织的大拼杀中，率部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城，给予即将断气的洪杨残余势力最后一击，由此奠定了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同治中兴”基石。当洪杨为首的武装割据力量被歼灭后，战勋卓著的曾国荃登上了湖北、陕西、山西等省巡抚、两江总督等高位。一时间，整个湖南湘乡曾家祖坟上空，青烟呼呼乱蹿，冲天盖地，直逼牛斗，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福禄周全，门祚鼎盛”的辉煌局面。家中的人丁也如三月的桃树，枝繁叶茂，一串串吐絮放花，繁衍开来。

当然，这个局面的形成是伴着长期的辛劳、无尽的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得之并不容易。常言道，长兄如父，曾国藩未发达之时，就肩负起教导几位弟弟的使命，并为此踏踏实实地下了一番苦功夫。晚清著名外交家兼散文家黎庶昌所编《曾文正公年谱》道光二十六年条：“公与弟国潢国华相砥砺于学，有如师友。”从其他材料还可看出，曾国藩为师的时候更多，其中不乏代父发言的威严和责任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任职于京师翰林院兼国史馆协修的曾国藩写信给家乡的曾国潢等兄弟，谓：“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类似这样透着殷殷亲情的家书，在曾国藩书剑飘零的一生中可谓多矣。它不仅展示了曾家这位长兄望弟成才的苦心，更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在诸兄弟中，国藩与国荃二人面相极为相似，命运也颇相同，于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巧合还属首例。

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但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当他在京师任职时，接得家书，知国潢、国华两位弟弟未得入学，顿觉怅然。他回信说：“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讲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曾氏所说的“卫身”，乃修身向学，自食其力之意。又说：“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不精耳。”

曾国藩的嫡系后人及诸弟的后人，无不被这位声震天下的大清帝国“同治中兴第一名臣”光辉笼罩。而曾氏家风中蕴含的一种脚踏实地、明智的奋发精神，则是由曾国藩一手促成，此点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尤显其重要和难得。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曾国藩致信欧阳夫人，又重复了他屡屡言及的“勤俭自持，习劳苦”“修身齐家”等道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在这种家风熏染下，曾家后人中为官者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凭一技之长在数学、化学、教育、考古学、艺术等领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转变，不是从做官的形式中，而是从精神上使曾家达到了曾国藩所谓“福泽悠久”的功效。曾家的男性如此，女性亦然，且多有特立独行、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如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曾纪鸿一支）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1918年，曾宝荪与胞弟曾约农在长沙创办教会学校——艺芳女校，后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8年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会议，1948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名动一时，成为中国妇女自强自立的典范。

曾国潢的曾孙辈中，曾昭燏、曾昭懿、曾昭楣等几位女性更是非同寻常，堪称一代女杰。曾昭燏的妹妹曾昭楣晚年在台北家中回忆湘乡生活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燏姐长我十一岁。幼时我多病，每次都是她给我讲故事，剪纸人，喂药。先母治家甚严，对我们的教育尤为注意，家中设家塾，请一饱学的老师专授中文。我等都是五岁入学，读完十三经，兼背诵古文诗词等。满十二岁去长沙进初中。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入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

曾家的姐妹之所以自小能受到优秀和新式的教育，与她们的母亲有关，更与她们祖母辈的郭筠老太太有重大关系。郭筠（字诵芳）乃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夫人，其父郭沛霖，后世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写文章，以为郭筠是郭嵩焘的女儿，其实不对。郭沛霖是曾国藩的同年，二人一起考取进士，又一起进翰林院，感情甚好。当曾纪鸿一岁的时候，曾家和郭家就把他们的婚事定下了。郭沛霖去世的时候，郭筠刚刚12岁，成了郭家的女主人。因要做很多家务事，没什么时间看书，后来郭氏和曾纪鸿完婚，才有饱读诗书的机会。郭筠晚年曾对同乡后辈们讲过：“大部头的书，如《十三经注疏》等，都是到曾家来，在文正公指导下才读的。”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长子曾纪泽长期出使外国，从光绪三年离开荷叶镇富厚堂再没回来过。曾纪鸿早年患有咳血病，伏根已久，时作时辍，已而遂成痼疾。光绪七年（1881）病情加剧，不治而亡，终年34岁，与其同年的妇人郭筠遂成为寡妇，清朝诰封恭人，晋封一品夫人。

因了早年的家教和磨炼，郭筠持家教子不让须眉，且老当益壮，曾氏家族的重大内外事务，皆由郭氏决断。相当长的时间，郭筠其实是富厚堂真正拿得起放得下的第一主人，曾家子孙几十口人都听她的号令。郭氏写了个《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子孙自立自强，还一度把自己的书斋取名艺芳馆，并有《艺芳馆诗存》传世。这部诗集后由湖南湘潭大儒王闿运作序，在世家名门中影响很大。郭氏晚年立有“家训”六条，策勉男女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同时不要求女儿、孙女们缠足，不赞成八股文章，亦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要他们学外国文字，接受新式教育。而“每房长孙，不管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她把女儿曾广珊的长子俞大维也带在身边教，并请了个日本人给孙辈们教日语，江南制造局一位留过洋的工程师教英语。除了私塾读完就嫁人的女儿，别的儿孙她都送到国外去留学”。因“曾家人才辈出实得益于老太太的早期抚育之故，以致女孙曾宝荪开设女校要以‘艺芳’之名作为纪念”。 此时曾家仍然呈现着一派繁荣昌盛，从表面上还能看出曾国藩治家精神的痕迹和惯性作用，但又明显发生了新的、与时俱进的历史性大转变。

曾昭燏是1923年刚满14岁的时候，与其姐曾昭浚一起离开湘乡荷叶镇来到长沙，进入堂三姐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子学校读书。翌年曾昭浚得伤寒症死去，曾昭燏备受打击，家母一度让她回湘乡，免得再染病身死，幸得曾宝荪力劝才得以继续留校就读。

曾宝荪是曾纪鸿的长孙女，曾广钧之女，1913年进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就读，主修生物学。1916年夏获理科学士学位，旋进入伦敦师范学院就读。因受西田学院在教育方法和尊重学生人格、师生相互信任方面的启迪，以及在师范学院受到的熏陶，曾宝荪立定人生志向，以教育为终身职业。1917年取道美洲归国，即着手教育事业的筹备。曾宝荪去英国前，曾在浙江一所高等女校读过书，自英归国，这所高等女校的校长巴路义（英国人）支持她在湖南办女校。于是，曾宝荪邀请刚从英国伦敦大学矿冶科毕业的堂弟曾约农（南按：曾纪泽长孙，曾广诠长子），一起在长沙创办了私立艺芳女子学校，曾约农任教导主任，曾宝荪为校长。曾昭燏的两个妹妹昭懿、昭楣也都在艺芳女校读过书，后各有成就。

艺芳女校先设在长沙西园，1918年开始招生，计有英文、算学专修生及大学预科两科，后迁曾文正公祠（即曾国藩祠堂）。祠堂位于长沙小吴门正街，占地广袤，约有百亩，系用清廷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银四五千两，以及盐商捐助建成，曾氏家族每年为其提供资费用以维护。艺芳迁入曾文正公祠，房舍和空间扩大，学校实行六年中学一贯制，除了开设数、理、化、英语、音乐、体育等现代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还进行基督教义的宣传与洗礼，但在义理上与纯粹的基督教学校又有不同，明显地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的优长。如编配班级就采用孔子主张游于六艺的思想，共编六个班，即以礼、乐、射、御、书、数六个字，依序命名为礼字第一班、御字第一班等。

艺芳女校旁边即曾国藩祠的一部分建筑被船山学社占据，当年毛泽东主持的自修大学就办在船山学社。据曾约农从湘乡老家带到台湾的书童朱竹生回忆说，曾宝荪一直记得一件事——毛泽东有一次到艺芳女校对曾宝荪、曾约农讲：“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除了政见不同，后来两家为争夺曾国藩祠中的浩园矛盾加剧，最后的结果是船山学社里的人动用梭镖队对艺芳师生大打出手，艺芳师生四散奔逃，学校一度停办。此次事件又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双方势力在社会急剧动荡的长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角逐，除毛泽东外，李淑一之夫柳直荀，以及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等人都卷入其中，从而铸就了一连串的恩怨纠葛、爱恨情仇，并为曾氏家族成员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下文再表。

且说在艺芳这座基督教会的学校里，作为校长的曾宝荪期望学生“好学，又不专读呆书”，能“崇信基督，又不忘孔孟之道”，能“守校规，又能提出有条有理的建议”。 这些校训和教育方法给少年曾昭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后，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1929年夏，20岁的曾昭燏于长沙艺芳女校毕业，校长曾宝荪劝其留在长沙升学，日后好在艺芳教书。曾昭燏出于对堂姐的崇拜，愿意留下，但其二哥曾昭抡力阻不允，并召其到南京或上海升学。在其兄的坚持下，曾昭燏来到上海住到法租界大哥昭承家中，由正休假住在上海岳父俞明颐家的二哥曾昭抡负责为其补习功课，准备报考中央大学。

曾昭抡（字隽奇，号叔伟），1899年5月25日生于长沙城内陈宅外祖母家（陈寅恪家），后随父举家迁回湘乡荷叶镇万宜堂居住。在父亲和塾师的严教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接受启蒙教育。曾家藏书巨富，在曾国藩旧居富厚堂专门修建了一座藏书楼，珍藏30余万册书籍，号称与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齐名，甚至更为出类拔萃的藏书楼之一。 ^[432] 受先祖“勤奋好学，知书识礼”的故事和“吃千般苦，读万卷书”的家风熏染，曾昭抡从孩提时代就迷恋书本，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藏书楼和乡间的田埂上捧着书本度过。富厚堂藏书楼厅堂侧门上的一副对联“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成为激励曾昭抡和曾氏家族子弟读书的源泉和动力。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连续五代都有杰出人物出现，属于历史上少有的五世不斩的官宦之家，其长盛不衰的奥秘，或许就暗伏在这座藏书楼里。

同曾氏家族其他子弟一样，曾昭抡6岁进入家塾馆读书，9岁读四书五经。塾师对其惊人的记忆力大加称赞，谓日后必有大发之时。1912年，14岁的曾昭抡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赴长沙进入美国圣公会创办的雅各学校就读，半年后转入美国耶鲁大学民间团体主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就读。1915年夏，考入清华学堂。在清华期间，因学习成绩优异，只用5年的时间念完了8年的课程，于1920年提前结业。同年夏，曾昭抡与其兄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此举引起了家族的议论，姑母们大表反对，对两位兄弟的母亲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 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于是，曾昭承进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科，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并获硕士学位。曾昭抡进入著名的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学习，3年修完4年课程，后转攻化学，1926年获该校工学院博士学位，旋归国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科学社年会。时“大革命”在南方闹腾得正凶，曾昭抡受其影响，到广州兵工试验厂任技师，这是曾昭抡关注兵工制造业与战争理论研究之始。抗战爆发后，他对世界战争局势的分析与战后实施原子弹制造计划，与这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当曾昭抡归国经过上海俞家拜谒堂姑母曾广珊时，与俞大维胞妹俞大絪相恋。1927年6月，曾昭抡回到上海与俞大絪成婚，个人出资送俞大絪入上海沪江大学学习。未久，应当年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时任上海政治分会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哲学博士胡明复（胡达）之荐，出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当曾昭抡来到中央大学并把手中的绝活亮出一二，其出众的才华与渊博的学识立即赢得师生喝彩，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至此，曾昭抡与教育和学术研究事业结下了终身之缘。

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日子，曾昭抡节衣缩食，设法让弟妹们入学读书。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经曾昭抡一个暑假的辅导，曾昭燏报考中央大学并被外文系录取，秋季开学成为中央大学的学生。1930年秋季开学后，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当时的中央大学中文系，可谓名师云集，高手如林，如黄侃、吴梅、胡小石、汪东等均于此执教。在几位大牌教授中，对曾昭燏思想学识影响最大的师辈人物首推胡小石。

胡小石，名光炜，字小石，号夏庐（斋名愿夏庐），以字行。原籍浙江嘉兴，生长于南京。1906年9月考取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三年后毕业。由于国学功底深厚和天资聪颖，在校学习期间，受到学堂监督、经学大师、书法名家李瑞清（号梅庵，又号清道人）的赏识。李是中央大学前身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创办人，《清史稿》称他“诗宗汉魏下涉陶、谢。书各体皆备，尤好篆隶”。日本书家称他是“中国书法家五百年来第一人”。拜在其门下的弟子除胡小石外，另有张大千、吕凤子等人。1917年，经业师李梅庵介绍，胡到上海明智大学任国文教员。翌年1月，应邀到梅庵家中任塾师，在教其弟侄经学、小学及诗文的同时，又受李梅庵的指点教导。当此之时，“海内老宿像沈子培（曾植）、郑大鹤、徐积余、刘聚卿、王国维等名士，都流寓沪上，各出其平日所藏的金石书画，相与观摩讨论。小石交游于期间，得阂绪论，遂由碑版、法帖，上溯到金、石、甲骨刻辞，无不加意寻研”。稍后，胡小石又经李梅庵介绍，与江南才子胡翔冬一起拜师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清末诗坛“同光体”领袖之一陈散原（三立）门下，从受诗学。陈氏因材施教，“命胡翔冬专习中晚唐五律，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谨遵师教，转学多师，自成风格”。其诗作被业师陈散原赞为“仰追刘宾客，为七百年来罕见”。

胡小石步入大学讲坛执教后，除一连串著名教育家、学者、诗人、书法家等头衔外，毕生致力于古文字学、声韵学、书学、楚辞之学、中国文学史之研究，皆有巨大成就。许多年后，曾昭燏为胡氏所撰的墓志中，特地点出其生平最致力的三大领域，即古文字之学、书学和楚辞之学——这也是曾昭燏得益最多的三门学问。楚辞之学对于出生于楚地的曾昭燏来说，自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湖南湘乡荷叶镇时代，曾昭燏的母亲对包括她和曾昭抡在内的七个子女都教读过屈原的作品，昭燏本人还写过《读楚辞》九首之类的诗作，颇受时人称许。关于从胡小石问学的这段经历，曾昭燏有一段颇含深情的回忆文字：“余自一九三一年秋始识师。其时师在金陵南雍讲甲骨文及金文课，余往听课，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自是有课必往听，亦尝登门请益。师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皆命余誊录一遍，余略知古文字声韵之学，皆师之教也。师讲中国文学史、楚辞、陶谢诗等课，不仅见解精辟，且深得其神味，听者座无虚席。师所居在城北将军巷，为自筑小楼一所，号为‘愿夏庐’。师自居二楼北室中，称北楼。一榻倚壁，前列几案，皆堆典籍，室中置大案，为师挥毫作书之所。亦于此教余书法，初学即命写钟鼎文，不令习法帖，恐开头便落圆熟陈套也。余每习书，师自后观之，耳提面命，如诲蒙童。”

胡小石一生最得意的门生不过几人，当年得其书法真传者还有就读于金陵大学的张隆延和一位女弟子游寿。时游寿就读于中央大学国文系，曾昭燏转入中文系实得益于游氏的启发。据游寿回忆说：“我与曾昭燏是同窗好友，某日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我叫她转到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 曾昭燏听了游寿的劝说，便前往中文系旁听，时胡小石正在讲授甲骨文及金文课程，倡导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并主张将文字、花纹做综合的研究。两堂课下来，曾昭燏大受震动，惊其引证之渊博，说理之致密，于是兴趣大增，每课必听，并登门请益。胡小石手写声韵表及说文双声字例，命曾昭燏誊录一遍，意在测其功底，曾氏很出色地完成，并对古文字声韵之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胡氏对曾的表现亦甚满意。于是，师生一拍即合，在第二年学期转换时曾昭燏便转到了中文系，并与游寿“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请胡小石先生题词”。 1931年秋，曾昭燏与游寿、张隆延三人，按照旧式拜师规矩在胡小石“愿夏庐”厅堂一齐叩首，呈递门生帖，正式成为胡门入室弟子。后来游寿得以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张隆延留学法国南溪（Nancy）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并一度出任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等职，皆与早年这一历史机缘和打下的深厚学术功底密不可分。

曾昭燏拜师不久，曾昭抡因中央大学系主任开会之事，受到校长朱家骅“叫你们主任来”这句话的羞辱，一怒之下辞去中央大学教职，应蒋梦麟之邀赴北平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孤单的曾昭燏遂移居胡小石“愿夏庐”吃住。对于这段生活，曾昭燏回忆说：“愿夏庐之三楼，为藏书楼，牙签万卷，师甚珍之，外人罕得窥，余常读书其中，竟日不下……”

三年间，师生二人朝夕与共，留下了诸多温馨的慈父爱女般的深情厚谊。小楼的灯火，伴着苍穹的星光跳动明灭，神奇的知识之门无声地向年轻的曾昭燏打开，金石、书法、历史、考古、艺术、音韵学等宏大精深的学问，如汩汩清冽的泉水，从盛夏的青山高原流出，注入一位渴求知识的才女心田。

斗转星移，曾昭燏对其师的治学渊源和精髓深有领悟，而对音韵学的感悟、研习更是颇得要领，据南京大学所藏《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学生历年成绩表》音韵一门显示，曾昭燏连续三年考试成绩均为100分，藉此可见学业之精进。1933年《国立中央大学文艺社丛刊》第1卷第1期刊发的《古文变迁论》，就是曾昭燏记录胡小石讲课（演）稿。胡小石去世后，曾昭燏对这篇文章着重提出：“胡先生研究商周铜器，远在1931年、1932年间，就青铜器上文字的变迁与花纹相适应之说，主张将文字、花纹作综合的研究，其说见所著《古文变迁论》一文。”几年后，曾昭燏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所做的洋洋十多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是在《古文变迁论》基础上的深入细致研究和对胡氏治学路数的传承。

中央大学毕业后，曾昭燏担任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国文兼职教员。1934年秋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造，与其同班的有游寿、沈祖棻等几位好友，胡小石在此兼课讲授书法史课程。期间，曾氏完成了《读〈契文举例〉》一文，刊于1936年本校《小学研究》杂志。

当曾昭燏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时，她的二嫂、曾昭抡夫人俞大絪已考取中英庚款留学生，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此为历届庚款中唯一录取的女性。俞氏到达英伦后，眼界开阔，感到世界真奇妙，放洋读书确是人生梦想中最绚丽的一刻。沉浸在新鲜时尚与澎湃激情中的俞大絪遂致函曾昭燏，劝其莫在国内空耗青春，赶紧赴英留学，以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之中。俞氏之说受到曾昭承特别是曾昭抡的支持，曾昭燏感念兄嫂的好意，决定渡海求法，窥资本主义列强之堂奥，得其学术真针。

1935年3月初，曾昭燏中断金陵大学研究班学业并辞去附中教职，在两位兄长的资助下（昭抡出自己薪水的60%做学费，昭承出路费）赴英伦求学。行前，曾昭燏辞告亲友，登诣师门，一一作别，并特诣胡小石“愿夏庐”与恩师家人告辞。曾氏以礼称胡小石之母为太师母，当曾昭燏听太师母“归后未知能相见否”之语 ，不禁凄然，顿时热泪盈眶。

3月13日，曾昭燏由二位兄长送至上海码头，登上意大利邮轮，赴英国求学，随后在伦敦大学研究院选定考古学专业——这是中国首位赴海外就读考古学的女性，正是在这所世界著名的大学里，曾昭燏与吴金鼎、王介忱、夏鼐等三位海外学子不期而遇了。

◎ 伦敦大学的中国学生

夏鼐与曾昭燏皆出生于清宣统元年（己酉），只是曾氏出生于农历正月初八，夏鼐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生于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按中国传统历法的算法，曾昭燏生在年头，夏鼐在年尾。但按西历计算，夏鼐出生时已是1910年2月7日，比曾氏小一岁。

从曾、夏二人赴英国留学的时间排序看，曾在前，夏在后。曾昭燏由上海动身时，夏鼐正在安阳从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直到这年的8月7日始离上海。尽管曾、夏二人入学时间相差几个月，但同拜在叶兹教授门下就学，属于同年同师真正意义上的同窗。因吴金鼎早已入学，且同为叶兹的学生，曾、夏二人自然尊吴氏为学长，或按武侠小说中的排行称为“大师兄”是也。

同祖上曾文正公常年撰写日记的习性一样，曾昭燏留学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其兄曾昭抡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大概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恒”的一种家风的再现。曾昭抡的日记大多在战乱中遗失，而曾昭燏日记原藏于曾氏后人曾宪洛家中，惜“文革”被抄没，只有少量残存。从南京博物院于2009年曾昭燏百年诞辰期间编辑印行的《年谱》所引曾氏部分日记、信函等材料可见，曾昭燏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随导师读书，还有机会参加实际的田野发掘工作，生活颇有趣味，也是一生中难得的短暂的幸福时光。1935年10月，曾昭燏奉导师叶兹教授之命外出做考古发掘实习，在30日这天，她给堂兄曾约农写过一信，叙述了自己的学习生活等情况。信曰：

二哥则鉴：

妹走入考古一途，事亦滑稽。妹在国内，虽曾起此一念，然自问于此道，毫无根柢，念亦旋消。到英以后，顾小姐力劝妹入维斯堡校补习。因上期是学年最后一期，各大学例不收新生。妹以此校之设，似专门为各殖民地之公民训练的，于妹以不甚须。故妹未上此校，而往伦敦大学各学院接洽旁听。同时请用一教员补习德文及英文。故上期除私人补习外，在伦敦两学院旁听，欲在此一期从容考虑。因妹在中大所学是中文，于英国任何课目均不相衔接。不意伦敦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叶慈，系研究中国及印度佛刻铜器等艺术，现任中国考古及美术学教授，见妹大喜，即令为其校之旁听生。于妹基本科，如人类学等特加教习。再三劝妹专心就学此地。如此一期之久，下期已成不可离之势。妹亦不知其然而至此也。然录于此地亦甚满意……

国土日蹙，强邻内逼，诚不知二三年后国家如何也。妹在此，遇三姐（南按：曾宝荪）之前后同学数人，皆盛言三姐的天才，并问近状，妹一一告之。妹常自念，以三姐之学问才能十倍于妹，为艺芳终身牺牲，妹何以不能？……恺姐（南按：俞大絪，字恺芳）在牛津甚忙，大约明年可回国。妹因教授之命，来此地作发掘工作三星期，日与锹锄泥土为伍，亦觉有趣。拟于明日返伦敦。因闻恒姐（南按：俞大缜）将于后日来英，妹往迎之。恒姐到后，即将往牛津。妹在伦敦居一二星期，亦往牛津。四姐（南按：堂姐曾宝菡）已抵英，有信与恺姐，托于牛津觅屋。家人骨肉能于万里相聚，何乐如之？

……

11月1日，曾昭燏接自国内来的姑表姐俞大缜（恒姐）往牛津与二嫂俞大絪会合。至此，曾、俞两家表姐妹在英伦读书人数达四人，一班心性高洁的才女相聚于千里之外的异国校园，曾昭燏的快乐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1936年，曾昭燏利用寒假到各地博物馆收集散失在英国的中国铜器资料，为写作硕士论文做准备。这年6月19日，曾氏给傅斯年写了一封长信，内容不但关系她的留学生涯和治学路数的抉择，还牵涉到同在伦敦大学的夏鼐和吴金鼎。从这封信中，可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考古界新生代中，最有希望的三位考古学家的留学生活以及当时的处境。信曰：

孟真先生：

……前两个星期，夏鼐给您写与他的信给我看，您和他讨论他求学的问题，并要他转告我，我很感谢您的好意，所以今日冒昧地写信和您商量……

当然在此地（Courtaulld Institute）也有相当的好处，第一是伦敦大学各学院的课程很多，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听讲做实习，例如这一年来我和夏鼐、吴金鼎三人都在其他学院上课，夏鼐上的尤其多，第二论文可以马虎一点，而腾出较多的时间来学习其他的课程，不过根本而论，我们到外国来，应当学外国的东西，中国考古是无从学。

您信上说中国考古学之发达须有下列专科之研习者：

（1）Prehistory.

（2）Egyptology.

（3）Assirriology（？）including Ancient Asia junior.

（4）Classical Archaeology.

（5）Byzantine and Arabic Arch.

（6）Indian Arch.

（7）Oceanic Arch.

（8）American Arch.

但是在英国对于考古并不十分完全，例如（5）（7）（8）是完全没有。关于“史前”的考古，爱丁堡是很有名的，但因地方小，钱太少，设备不十分充足。剑桥似乎也有一点，但我们不十分清楚。您信上说“中国学史前的已有数人”，劝夏鼐不必到爱丁堡去，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讨论。关于Classical的，伦敦大学和牛津都有，但多注于艺术，尤其是雕刻，似乎和我们无大关系。“印度考古”伦敦大学也有少数的课程，但十分的不完全。伦敦大学考古部分最好的要算“埃及学”，其次便是“近东的考古”，包括米索波大米伊兰等。夏鼐大约决计学埃及学，我本来也想学埃及学的，已和教“埃及学”的教授接洽过，他表示欢迎，但夏鼐既学此，我不想学了，因为用不着两人同学一种。夏鼐劝我学“近东”的一种，巴比伦或伊兰，并劝我放弃一切科学的课程，如“测量”“制图”“地质”“人类学”等而专从事于“文字”和“历史”的研求，将来以近东的一种文字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与中国的相比较，也是很有用处。我自己想也是这个方法最好，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比较于文字和历史用功多，而于科学用功少。但我许多的朋友反对，说既然有机会，何不多学点欧洲的文字，何必学这种“死语”干什么，恺姐也是反对的一个，恺姐说“与其学埃及、巴比伦的东西，不如学点梵文”，但我知道学梵文的中国已经有了，陈六哥（南按：指陈寅恪）和许地山就是有名的，您对于此事觉得如何？

我还有私人的问题，我在国外读书，以前是家里供给，现在是老闻 供给，但老闻收入有限，最多能供给我一年，所以我在英国，只有一年了。您给夏鼐的信说“不必学有所成，即学到半途而返，犹有用处”，假使我把这一年的工夫专学近东的文字和历史，您觉得有用没有？

您信上又说“夏鼐与吴金鼎从叶兹读书，无非备其顾问”，当然呢，我也是顾问之一，但我在此地读书，或者可以借叶兹的力量，得到一笔奖学金，可以延长一年或两年，此事虽不可必，但有五分可能，本来是互相利用的性质，他利用职权（利用）我的学识，我利用他的金钱，也无所不可。我假使得了奖学金，便势不得离开此地，而势不得应酬式的写篇论文，但写个关于中国东西的论文，不到半年就完了，横竖是骗人的，他们也不懂，而我可以利用其余的时间来学其余的东西，您以为如何？

现在我总结的问您几个问题：

（一）假使我不能得奖学金，那我在英国只有一年的时间，我应当学什么？还是学点科学的方法？还是学一种文字和历史？不读学位，在中国有没有关系？

（二）假使我能得奖学金，则在英国尚有二年或三年的时间，除写一篇论文外，其余的时间，应当向哪一方面研求？

我没有写信和老闻商量，也没有和家里其余的人商量，因为他们于中国考古界情形完全不懂，于外国考古学尤其不懂，冒昧地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因为我在暑期中必须决定下期的计划，您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希望您也能不惮烦地指教我，您知道老闻很深，一定能相信我一切的话都是真的，最后请您看完此信，即刻撕掉，不要给别人看。

…… ^[442]

曾昭燏写这封信的时候是27岁，其思想成熟或者说对世事洞察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她的同龄人，真有点当年曾国藩为官处事之老辣世故的意味。尤其是后几句，更见其道业之深和非同寻常的魄力。夏鼐是作为清华当时唯一的留英名额，以中英庚款的名义公派到伦敦的，在他的身上肩负着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考古界前辈的热切期望，以及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途使命，傅斯年与李济对他自是关怀备至，殷切之情溢于书信往来之中。曾昭燏没有这份运气，但为中国考古学的前途和自身利害计，她内心颇有些不服气，并对傅斯年有责怪的意味，因而便有了你“既然不惮烦地指教夏鼐”，为何不能一视同仁地也来指导一下我的怨气与期望。可以想象的是，以曾昭燏处事之老成，如果此信是写给李济或梁思永等诸前辈，是断然不会如此直白剖露心迹的。之所以在傅斯年面前敢如此大胆地放言，是与下面那句“您知道老闻很深”有很大关系的。此时傅斯年与俞大綵结婚已近两年，而俞大綵的同胞姐姐是俞大絪，俞大絪即是曾昭抡的夫人，也就是曾昭燏的嫂子。既然傅斯年与曾昭抡是连襟，那俞家、曾家与傅家，就自然地具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亲情，且傅斯年与曾昭抡夫妇私交甚笃，又加上陈（寅恪）家、俞氏家族与曾家有着三代姻亲的旧故，此时的曾昭燏自然要把自己放在这一个盘根错节的姻缘圈子里，并以小妹的身份向傅斯年来一番略带撒娇式的告白。

可以想象的是，绝顶聪明的曾大小姐在伦敦大学那雾气升腾的美丽夜晚，独自一人在斗室里纵情泼墨挥洒之时，也一定感觉到了这封信所言“一切的话都是真的”，甚或觉得太过于“真”了，这才有了让傅氏看完信立即烧掉的警示。恰恰是这最后的警示，更见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心照不宣的真性情，以及当年曾国藩于营中灯下密谋机要时谨小慎微、处处提防的影子——当然，信中除了真诚的道白，并没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狭隘自私之处，相反还真诚地透露了曾大小姐要以“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的远大理想，足见其眼光之高，胸怀之广，气魄之大。或许这便是傅斯年终未将信烧掉，并把这一历史见证有意无意地留给后人参阅的原因吧。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致函“少负俊才”的长子曾纪泽说：“今年已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扎挣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作诗文是尔之所短，即宜从短处痛下工夫。看书写字尔之所长，即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说话宜迟，常常记忆否？” 这一全靠“自己扎挣发愤”“从短处痛下工夫”的精神，在曾昭燏信中亦不难看出。如此不让须眉之气，不知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父权文化下女性的“他塑”，还是女性本身的“自塑”，或者兼而有之？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坚持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接到信的傅斯年对大洋彼岸这位翘首以盼的曾大小姐做何答复，因公示的资料缺乏，无法妄加推断，但曾昭燏似乎没有学习近东或巴比伦等文字，主攻方向还是中国的历史、古文字和新兴的博物馆学。这个选择除了傅斯年的旨意，恐怕与李济的影响和指导大有关系。1937年1月21日至4月7日，李济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和大学联合会及瑞典王储、考古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之邀，赴欧洲讲学和学术访问，并出席国际科学联合会总会的伦敦大会。期间，吴金鼎、夏鼐、曾昭燏陪同李济至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所、皇家亚洲学会等处活动和讲演，参观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大学学院博物馆等地，并帮助李济联系英伦的考古界专家，先后陪同会见了伍莱、惠勒、赛利格曼、格兰维尔等著名学者。就在李济抵达伦敦不久，突患一场重病，住了20余天的医院，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两位女性悉心照料，才算康复得较好。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李济在英伦期间，与吴、曾、夏等学生过从甚密，并且“非常关心这几位青年朋友的成绩和他们的去向，时常约请他们讨论，探询他们的志趣。他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动员这几位青年人回国后到史语所和中博去工作，最后果然都实现了”。

据南京博物院档案显示，这年3月，曾昭燏允得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每月百元津贴，并要求曾氏择机赴德国考察，借此研究博物馆学。这份档案和上述信函，连同个人回忆等基本证实，这一时期，傅斯年与李济对曾昭燏攻读方向和治学路数进行过具体的指教，曾氏接受了傅、李的好意，攻读门径与治学路数随即拐弯，先是从课堂与纸面转向了广阔的田野，再是从中国和近东的学术目光与研究理想，转向了处于世界前沿的博物馆学科。这个转变无论是对曾昭燏本人，还是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博物馆学未来的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转移与突破。中国文化中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曾昭燏身上再次得到了生动鲜活的体现。

1937年6月初，曾昭燏以学术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得到导师叶兹的赞许并获文学硕士学位。这篇论文实乃一部专著，文中所列古代铜器上的600种徽识，是从2082件青铜器中整理得来。这是曾氏留学海外数年的收获，也是她的成名之作，因了这部大著，曾昭燏在学术界的地位由此奠定。6月底，在牛津就读的俞大絪、俞大缜结束学业，与曾昭燏一起离开伦敦抵达巴黎，在稍事游览与休整之后，俞家姐妹购买船票归国，曾昭燏则按照中央博物院李济的约定和学习计划，赴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什维希威格（Schleswig）为期10个月的考古实习。

曾昭燏到达柏林的这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曾氏闻听，大为惊骇，这使刚刚告别同学加亲友、孤悬海外的她，“感觉沉闷愤激”和心中戚戚。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曾昭燏与同学们才“以万分振奋的心情，注视这战事的发展，而且慎重地考虑自己能在这抗战中做些什么事”，并“开始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曾昭抡学化学多好”。 此时曾昭燏认为，抗战爆发，祖国最需要的是枪炮弹药与军队的勇武牺牲，而学化学可以像汪兆铭、蔡元培、喻培伦、黄复生、任鸿隽等老一辈革命党人一样制造炸弹，把侵华日军的战舰炸个粉碎。只是自己有心无力，徒叹奈何而已。

怀着这样的心境，曾昭燏经常与在柏林留学的袁炳南、吴大任、赵九章等中国留学生聚会，每次见面，总是谈论国内战争形势。当从柏林的华文报纸得知“北方将士抗战之艰苦情形，而人民逃避一空，救护无人，饮食不给。有饿死者、有自投河死者、转徙流离以达到后方救护所在者盖无几”的悲惨酷烈情形时，曾昭燏悲伤哀痛，心绪不安，归所后久不成寐，只有借助日记抒发心中的慨叹。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曾昭燏写道：“此伤心惨目之情况，真不忍言。余尚偷生此间，过欧洲人之普通生活，真何以对我战士耶！”11月14日晨，曾昭燏与中国留学生杨允植，同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德国的军事家蒋百里秘书谢君处探访消息，“闻其言，心绪更为不宁。又闻傅作义将军战死之讯，悲痛不能自已”（南按：傅氏之战死属误传）。11月21日，曾昭燏往听蒋百里、张彭春演讲。当蒋氏讲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时（南按：蒋百里在他的《国防论》扉页上曾强调了这句话），心情为之振奋。但曾氏亦亲眼目睹演讲后的侨胞大会上，“两派争执几至动武”，于是大起反感，愤然道：“至今日党见犹不解除，事之可悲观者，孰过于此！……战败不足悲，惟今日国人而尚不能团结，则真可悲也。”

此时，曾昭燏逐渐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民族和抗战的帮助，莫过于做好目前的分内工作，待学业大成再为国效力。想到此处，遂强按悲怆心情把自己埋于学问中。12月8日晨，曾昭燏一出家门，即见德报以大字登载南京失守的消息，曾氏立感“触目惊心，心痛欲裂”。本不欲往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只是因为昨日说过自己必往，觉得“不能失信”，于是，“在车站徘徊良久后，仍决心一往工作如常”。下午，曾氏去学生会阅报，方得知南京失守是误传，心中“为之稍定”，同时认为“其实南京之失，于我战略无大关系。徒以为我首都观瞻所系，不由不特别关怀也”。这天深夜，曾昭燏悬着的心仍未放下，乃写信向朋友询问国内真实战况。10日晨，得到正在巴黎访学的北大教授向达信函和所附《泰晤士报》一份，知“南京沦陷，盖旦夕间事”，心情又陡然沉重，发出了“感痛何极”的哀叹。12月18日，正在史前古史博物院上课并实习修补陶器法的曾昭燏，突然从报上看到了南京确实已经失陷的消息，顿时痛哭失声。恰在此时，有一与曾氏同室修补陶器的工人询问中日战争情况，令曾氏有“出语伤人”之感觉，曾昭燏愤恨至极，“恨无手枪击之”。只是考虑“彼非有意，盖教育程度不够”，方没有动手胖揍这个不懂事的家伙一顿。

随后的日子，曾昭燏在学习的同时，仍关注国内抗战情形，并与同学好友以及由巴黎至柏林访学的向达、吕叔湘等竟日交谈，对归国后的前途一片迷茫。1938年1月31日，曾昭燏完成了柏林史前古史博物院实习课程，与指导业师Brittner教授和实验室同事依依惜别。想到国事家愁，前途暗淡，不禁流下了热泪。

2月1日傍晚，曾昭燏踏上了开往慕尼黑的火车，在德意志博物馆蔡司（Zeiss）教授指导下，到巴伐利亚国立博物馆、德国民族博物馆、人类民俗博物馆等众多博物馆参加藏品整理和展览设计实习工作。鉴于曾昭燏在异国土地上展示了中华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深厚的治学功力，英国伦敦大学欲让其留校任教。2月5日，得到叶兹教授相聘为助教的信函。曾昭燏接信后，当天复信许聘。3月24日，曾昭燏结束了在德意志博物馆的实习任务，前往柏林国家博物院与导师等人见面后，于4月18日返回伦敦，19日正式出任伦敦大学叶兹教授的助教，主要从事教书及编目工作。按曾昭燏当时的设想，如继续在本校工作兼学习，最终斩获一顶博士帽子，无论是凭本人的学识，还是与导师的真诚或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是顺理成章之事。想不到这年3月12日，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吞并奥地利，引起欧洲动荡不安。几个月后，曾昭燏主动放弃留在英国工作和戴上博士帽子的双重心愿，决心辞去教职，回归祖国。在任叶兹助教期间，曾昭燏陆续完成了论文《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和《博物馆》等两部专著初稿，后在国内出版。

1938年6月3日，曾昭燏在伦敦大学工作整日，并得到硕士毕业文凭。据曾氏在后来提交的自传中说：“暑假时，伦敦大学举行盛大的典礼，授学位给上年的毕业生，发了通知给我，我不去，心里想：‘祖国的人民正在浴血抗战的时候，我何必去参加这种为个人荣誉的典礼！’我只写了封信去，让学校将文凭寄到我寓所来。” 另据她当天日记载：“二年工夫只此一纸而已。”

6月10日，曾昭燏闻“广东遭敌机惨炸。平民死者已达五六千，惨不可言”的消息，发出了“此真百世之仇，不可忘也！”的愤慨与悲鸣，遂坚定了尽快回到祖国，与人民一起受难的决心，并写信向家人讲述这一打算。8月1日，曾昭燏收到时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大哥曾昭承信函，谓中国已战火遍地，混乱不堪，抗战前途甚忧，“力阻其归国”，曾昭燏一时“心绪颇乱”。经过几天的思考，仍坚持返回家园。8月21日，驻美大使胡适赴伦敦中华协会演讲，曾昭燏前往听讲，并与胡适“略谈”，且“印象甚好”，认为“所谓闻名不如见面”。从这条日记推断，此为曾氏与胡氏的初次谋面，而这次交谈为日后二人交往埋下了伏笔。9月14日，曾昭燏归国的决心已经下定，并写一航空信至柏林的朋友杨允植，让其代订二等船票。次日，曾氏与威格纳尔（Wignall）教授午餐，席间，幽默风趣的威格纳尔讲了许多他当年在中国北平访问时的见闻趣事，说有一次与一美国人往看明陵，同乘一汽车前往，并雇一向导。因道路崎岖不平，那位美国人大为抱怨，并问向导：“此路何时所修？”向导从容答道：“大概两三千年。”美国人遂哑然而不作声。曾昭燏听罢，一股复杂的情愫涌向心头，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如今却面临被外虏大卸八块的灭顶之灾，不能不令人备感神伤。当天晚上，她把自己决定归国并已订船票之事告知夏鼐，得到了夏的支持。

1938年9月19日，曾昭燏向导师和伦敦大学校长告辞，起程返国，由夏鼐和另外两位朋友送到维多利亚（Victoria）车站。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氏以略带伤感和恋恋不舍的心情写道：“别矣，伦敦！”

26日，曾昭燏由柏林抵达巴黎，此时欧洲战局更趋紧张，巴黎民众人心惶惶，开始逃难。因一时不能成行，遂独自到卢浮宫一观，因时局混乱，那里已闭门谢客。正在怅然中，有一守门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曾昭燏抬头答道：“中国人。”对方听罢大为欢喜，说我们两国人都是朋友嗬！遂向曾昭燏送了一个飞吻。曾氏见状，心头的阴霾消了一半，心想法国人的愉快性情真非英国人所能比，笑意中，也学着法国佬的样子给了对方一个飞吻，对方大为高兴。晚8时许，曾昭燏登上火车前往马赛港，夜色朦胧中透过车窗向外看了最后一眼，心中默念一句：“别矣，巴黎！”

9月30日，曾昭燏踏上了由马赛港起程的轮船，向东方故国驶来，同船有中国留学生费孝通等数人为伴，倒也不显孤寂。10月22日，曾昭燏一行在越南西贡上岸，此时传来广州失陷的消息，顿感“晴天霹雳，闻者皆面无人色，大事从此去矣！”

经过几番周折和长途跋涉，曾昭燏等终于在29日上午接近国境，众人见到久违的国内风物山色，不禁触景生情，又“遥见一穿灰色衣之士兵荷枪而立，几为之泪下，看见其老迈龙钟之态，不免失望” 。经过一天的颠簸，下午6时抵达昆明，与前来迎接费孝通的友人李君一同到居住在昆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家中晚餐。餐后乘黄包车到西南联大找二哥曾昭抡，到校后方知曾昭抡到重庆开会未返，而时在联大读书的三妹曾昭亦居亲戚尹家，不在校内，遂大为失望，幸得曾昭抡同事介绍表哥俞大绂在此，方喜出望外，立即找寻交谈，并知道家中所有人的消息，久悬的心始落地。

第二天，曾昭燏与俞大绂谈及归国时，一路看到大好河山遍布疮痍，难民成群，民族危殆，欲暂时舍弃学术研究工作，做一名战地新闻记者，以便更直接地为中国的抗战服务。这一设想缘于曾昭燏对国难的焦虑，以及爱国人士勇于牺牲精神的感召，也显示出，在她的血液中暗伏着一名政论家和记者的因子。早在1927年，正在长沙艺芳读书的曾昭燏经历了“汤翯事件”。当时国民党正在北伐，一年仅17岁的女中学生汤翯，无父无母，家境清贫，平时并未涉足政治，因被国民党特务在其枕头中搜出共产党的传单而被捕。尽管汤翯声明这份传单她并不知情，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所为，但仍被关入监狱。事后查明，该传单为一左翼学生陈姓同学所放。尽管如此，国民党仍视汤翯为亲共分子，决定施以严刑。曾昭燏与汤姓同学平时来往密切，眼看好友蒙冤被难，挺身而出，不顾亲友的反对和自己被牵连的危险，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道设法营救，一面为其写法庭辩护词，一面让汤翯的婶母到庭长的姨太太处说情，公私两面夹击。但终于无果，汤翯被当作罪犯游街示众后惨遭砍头，遗体弃市，遭到凌辱。身临其中的曾昭燏目睹了惨痛的一幕，又在汤翯一个在教会做事的姐姐处读到了遇难者临刑前留下的一封带血的遗书，伤心欲绝，心灵备受刺激，难以释怀。1929年，曾昭燏就“汤翯事件”的真相撰文在《新社会》杂志第9期发表，揭露国民党的暴行，倾吐了积郁在心中日渐膨胀的恶气，痛苦愤懑之情稍感缓解。此为曾氏第一次发表时事文章，也是她萌发日后成为一名报刊评论家和记者，揭恶扬善，传达民众心声的志愿的发端。1951年，曾昭燏在向中共组织撰写的自传中，专门提及这件往事，并坦承自英国回来后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为抗战服务的想法就缘于此。

只是，曾昭燏的记者之梦刚一萌生，就遭到在昆明的亲友特别是俞大绂反对。俞认为眼前这位曾小姐过于天真，对国内抗战情形亦不够了解，徒凭一腔热血欲弃多年的学术造诣不顾，去做一个并不熟悉行情的战地记者，于国于己皆无益处，还是以教书和进研究机关为正途。曾昭燏亦觉俞大绂所言有理，遂打消了做一个记者的念头，于11月4日到昆明靛花巷史语所租居之处拜见李济。5日，曾昭燏与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夫妇共同聚餐，商谈受聘中央博物院事宜。6日，赴昆明郊外温泉傅斯年、俞大綵一家居处拜访，就留学与归国后的前途等与傅斯年做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傅明确表示支持曾昭燏进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并对曾的事业和前程寄予很大希望。10日，曾昭燏突接一亲属自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谓曾昭承来信，嘱其回湘迎母，遂立即告别傅斯年夫妇搭车返回昆明。时俞大绂以“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聘书相示”，但曾昭燏思母心切，无暇顾及。当天下午，由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曾昭楣相送曾昭燏至汽车站，“别时不觉泪下。此去湘中烽火万里，未知能生还否也？” 按当时的行程计算，由昆明至湘中至少需要12天，且时逢战乱，凶险莫测，故姐妹俩深感悲戚。

当曾昭燏乘车抵达桂林时，接曾昭承电报，告母似已逃出湘乡，正向西南奔徙，嘱其留桂探候。曾昭燏闻讯，立即在当地登报，并留有时住驻桂林的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地址。11月23日，突有一个叫陈昭熙的表姐找上门来，谓家乡沦陷，熙妹与母亲及一男工逃出湖南抵达桂林，正准备赶往昆明投亲，想不到在此地看到了报上的消息，真是曾家祖辈烧了高香，才得到这异地相逢的因缘。曾昭燏闻讯，悲喜交集，立即随熙妹到下榻的旅馆，母女相见，自是一番热泪与亲昵。

经过一番旅途周折和千辛万苦，曾昭燏母女及随行的亲属经贵阳、越南海防等地，总算于1月19日到达昆明，与家中在昆的亲人团聚。也就是这一天，曾昭燏首次见到了刚从重庆回昆、分别四年的二哥曾昭抡，其亲近欢乐之情非外人所能体会。第二天下午，曾昭燏来到西南联大宿舍，与曾昭抡、俞大绂交谈未来工作事宜，俞大绂告“金陵大学陈裕光校长以‘考古讲座’名义邀请其至金大工业讲学”，曾昭燏以“余心在中央博物院”而辞谢了陈校长的好意。

其后，“为了使国内田野考古学的炬火不熄灭”（夏鼐语），在国难当头的危难中，曾昭燏正式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组的苍洱古迹考察团，于1939年2月9日与吴金鼎、王介忱等人，一道赴云南大理苍山洱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借此际遇，曾昭燏大显身手，首次向中国考古界展示了她卓越的才华和广博的学识，发掘成果极为惊人。

1941年2月，曾昭燏以出众的学术才能和组织能力，被任命为迁往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总干事，位居李济一人之下而统揽实际上的全局事务。此时夏鼐已携英伦博士之盛名来到了李庄。自此，吴、曾、夏三位年轻的考古学家，势同滔滔不尽的江河穿越层峦叠嶂的高山峻岭，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融会集结，并将以锐健的英姿和蓬勃朝气，荡漾开一片烂漫的风景。

——抗战期间最著名的彭山汉代崖墓大规模调查发掘的序幕由此揭开。

◎ 发掘彭山汉墓

自1941年5月始，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江口镇方圆百里的崎岖山区展开调查，至1942年12月，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6月14日，考察团对江口附近崖墓开始大规模发掘。此后以江口为坐标，一直向西延伸，发掘地点计有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砦子山等处，共发掘汉代崖墓77座，砖墓2座，所发掘墓葬均有详细的勘测记录并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如曾昭燏后来撰写的《永元残墓清理报告》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1941年6月12日，与吴金鼎君自寂照庵北行，往寨子山调查。于山之西向半腰上，见有近代石工所开之大缺口，其近处有一洞，盖一已开之崖墓。入其内，见墓室尚完好，惟石椁破片与泥土堆积不平。吴君忽于墓之尽头处左侧，发现一内室，室门外两侧石上，各有刻字一行。向内一行过暗，不能读。向洞口一行，有“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字样。既已知墓之年代，当即决意全部加以清理。

15日，再往访此墓，为内室门侧刻字二行作拓片。内室不见天光，甚暗，持灯入，见瓦棺残片及泥土堆积，于土中拾得残陶数十片而归。

16日，率一工人往，将内室瓦棺碎片，堆于一处，室内泥土，全清理一遍，凡遗物皆为拾出。19日，清理外室左面石椁内之积土。20日，为内外二室作平面剖面各图，工作遂毕。据本地人言，四五年前，山下石工凿石修路，此墓遂开。然（英人）陶然士于1931年在《华西大学边疆杂志》上发表《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言在川所见之崖墓中，惟有一墓带刻字，可确知其年代，为永元十四年三月廿六日，但陶氏并未言此墓在何地。今吴君所发现之永元墓，与陶氏所见者年月相合，疑即为一也。

从简短的文字可以看出，刚刚30岁出头的曾昭燏，此时已超越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完全按近代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操作，工作方法真正代表了当时英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水平，使田野考古学上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曾氏与吴氏等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操作规程，可清楚地看到中国考古学在输入了西方科学理念之后，所发生的承前启后的重大转变。

曾昭燏在报告中提及的陶然士，乃一英国传教士，1908年，这位陶然士（Rev.Thomas Torranee）来到中国沿四川岷江流域做汉墓调查，曾到过彭山，后写成《四川西部崖墓与古代葬阜》一文，发表于上海《亚洲学会会志》第41卷，曾氏显然读过此文。

事实上，四川省境内的崖墓自南宋起就有发现的记载，当地土著常在山区崖间发现洞穴，但并不认为是墓葬的一种，而称为“蛮洞”，也就是远古时代出没于草莽丛林中的野蛮人居住的洞穴。直到近代才被考察者证实为汉代人有意开凿的洞室墓，简称崖墓。20世纪初，当欧美学者、传教士、文化强盗，以各种名义纷纷拥向中亚和远东大陆进行古迹考察或劫掠之时，同敦煌藏经洞的命运一样，偏居西南一隅的彭山地区也引起了注意和重视。继英人陶然士之后，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在转遍了大半个中国后，又沿嘉陵江和岷江进行崖墓调查。这支考古队一度抵达岷江流域的江口，并在彭子浩一带发掘了大量崖墓。色伽兰本人有《中国西部考古记》行世，书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中国文物“精美绝伦，名冠天下”。同时又以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武断地判定四川汉代崖墓的建筑形制来源于古波斯崖墓。1935年，色伽兰编写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出版行世。

1933年，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在担任川南传教士和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期间，曾专程到彭山江口一带调查崖墓，并对其中一墓进行发掘。墓壁用花砖砌造，惜此墓早已被盗，内中空无一物，无功而返。后来葛氏率华西大学一批师生，调查发掘了四川广汉三星堆玉器坑，从而揭开了三星堆器物与文化大发现的序幕。

此次以吴金鼎为首的考察团于彭山汉墓的发掘，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观念上，都比陶然士与色伽兰等人先进高明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收获与研究成果也就自然不同。如在第15号墓发掘中出现的“秘戏图”，以及对该图的认识和处理就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例证。这个例证从1941年11月26日，吴金鼎于砦子山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可辨大概，信曰：

前函谅达左右。作民（铭）兄于昨日去成都，明达兄回寂照庵帮豆芽房（发掘）队赶办结束，鼎一人留砦子山。今日新开本区第十五墓，忽然奇运来临。墓门面刻一凤（残），楣上刻双羊相向，中刻“春宫”——一对男女并坐拥抱接吻，男之右手搭过女肩持乳部，女左手抚男肩，余两手相携。

前函陈述，鼎及作民皆不主张凿取石刻，惟此处春宫或将视为例外。自今午出现以后，好奇来观者大有其人。因践损洞下麦苗以致地主厌烦，青年男女以此画为调笑资料。由此二事可以推测，将来此处石刻不毁于地主之手，即遭道学先生敲碎。似不妨站在卫护彭山风化的立场上，将其移运嘉定存藏中博院仓库，地方人士当能谅解，甚或钦佩吾人之卫道精神，而同时亦不违反保护古物之旨。其唯一困难即石质不佳，石匠能否凿下而不致碎，极有问题。

吴金鼎发现的“秘戏图”门楣高浮雕，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汉代风俗中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向后人“提供了与历来正统观念相悖的题材，这就需要今人对汉代的意识形态观念重新加以估计” ，尤其是将“秘戏图”置于墓口门楣处，不避讳甚至特意展示人体和性爱，这在中国性史和陵墓史上极为罕见，其保存、研究价值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从吴金鼎给李济的信中可看出，他主张把“秘戏图”作为标本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切凿下来移入博物馆做永久性保存，而一同前来发掘的陈明达则从建筑学上的完美性考虑，力主保持原貌，坚决反对切凿，于是二人展开了争论。吴金鼎在征求夏鼐等人的意见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硬是从当地请来极富经验的石工将“秘戏图”浮雕凿了下来。此图先是藏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仓库，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那座雕刻“秘戏图”的崖墓，则于后来“文革”中被“已觉醒了的革命群众以满腔的热情全部捣毁砸烂”，成为一堆荒草飘荡、蛇鼠出没的废墟。而此时吴金鼎已去世多年，尚活在人间的陈明达闻知此情，不禁为之欷歔，由此感谢吴氏当初的“固执己见”。

经发掘团的史语所研究人员高去寻考证，这幅“秘戏图”的功能和作用主要是辟邪厌胜，正如在他的论文《崖墓中所见汉代的一种巫术》中所说：“汉墓之有这类图像乃为保护墓葬或死者之尸体及灵魂的一种巫术之用也。” 曾在抗战前参加过殷墟发掘的高去寻，在田野工作中特别注意对民风民俗的调查研究，他于这年12月12日的日记中载：“午前彭山寨子山工人杨玉山谓余曰，‘此地有钱人家死后，绸子包尸首，玉环金圈戴在手腕上，因为如此则尸不朽烂。口内含银子，子孙可以有钱使’。余问曰近日此种风俗仍存否？杨曰：‘有钱人家仍然如此。’” 这种在民间代代流传的材料，令善于思考的高去寻马上想到安阳殷墟发掘时，所见到的屈肢葬、殷礼含贝与握贝等风俗，他把这种风俗同彭山崖墓的“秘戏图”联系起来，共同作为宗教史与文化史加以考察、研究，从而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令学术界为之耳目一新。

除“秘戏图”之外，考察团还发现了佛教造像和飞羊乘人插座（南按：又称摇钱树插座，现藏于南京博物院），首次证实佛教至少在东汉时期就传播到了中国。而崖墓建筑格局及墓内大量的随葬品，第一次以实物形式模拟再现了东汉四川地区的现实生活场景，表现出与中原地带的地域性差异。特别是大量仿木结构的石质建筑构件的发现，如编号为460号墓墓门斗拱、530号墓墓内石柱，皆向古建筑研究者提供了接近原大的汉代建筑构件资料和堪与同时期希腊建筑柱式相比肩的中国建筑标志性实物。吴金鼎等人从墓葬的技术源流等各方面分析，所得结论与当年法国人色伽兰完全相反——四川汉代崖墓确系本土文化的产物，与所谓的古波斯崖墓没有任何内在联系——这一结论，再次对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给予了颠覆性回击。

历时一年半的彭山崖墓发掘，在资金短缺、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辉煌成果。正如夏鼐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所言：“那时候因为抗战正殷，经费困难，吴先生想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收获，当时住在山中一个叫做寂照庵的和尚庙中。吴先生提倡节约，以身作则。不但早晨吃苞谷面做的粗馍馍，还要轮流推磨磨苞谷面。发掘蛮子洞，有时找不到工人，便几个人亲自动手。逢到休息日，还跑十几里路赶街子买吃的东西打牙祭。然而生活虽是清苦，大家精神上都很愉快。每日收工时，大家从崖墓中钻出来，弄得满身是泥。返工作站换衣服，一起传观着新获的罕见的古物，抚摩欣赏。有几天，吴先生患了脚气病，只好留守工作站，看见大家收工回来，一一慰劳。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大家围坐一盏菜油灯，吴先生谈笑风生，时常说几句笑话，使大家哈哈大笑，打破了古庙中沉寂的空气。此情此景，恍惚犹昨。”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结束。面对如此重大收获，作为发掘团团长的吴金鼎仍感意犹未尽，又率领人员移师牧马山再度展开调查发掘。与彭山崖墓不同，牧马山属于土坑墓或砖室墓类型。这类墓葬比崖墓要大得多，除拥有不同于崖墓的特色外，墓坑多未扰动，内藏器物极其丰富，具有极大的田野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宝藏，吴金鼎显现了少有的大将之风和罕见的气魄，他在1942年9月由牧马十七保一位周姓人家寄给李济的信中说道：

今春鼎在蓉参观华大及四川博物馆时，私立小小志愿，希于三年期内愿见中央博物院所有藏品在全国居首位，并使自己在汉代考古学上得有一知半解。自发现牧马山葬地后，此志益坚。近与乡珊（南按：后补队员赵青芳）兄仔细计议，拟于短期内多开几墓，冀天从人愿，在江水大退前获有特殊重要发现。……今特早日以所志愿求助于先生，愿在指引之下，趁留川机会，尽力代博物院搜集标本，并增长个人学识，为公为私，苟得如愿以偿，则感戴之忱，更将倍于往日矣！

胸中拥有如此气魄和宏愿，加上已发现的丰富地下遗物，在李庄大本营坐镇遥控指挥的李济，自然乐意设法筹集经费，使牧马山的发掘不至中断。吴金鼎等人得此支持与鼓励，不负所望，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很快发掘了大型墓葬七座，其中砖室墓两座，土坑墓五座，收获了大量的上等文物。

1942年12月9日，严寒的冬天已经到来，岷江水位急速消退，吴金鼎等人尽管心有不甘，但鉴于运输所必需的水位尺度，不得不开始停工撤退。在吴金鼎的组织指挥下，发掘团队人员把出土的各类随葬品，所采集的石质建筑实物标本等，总量在20吨以上，分装三条大船从江口镇起程，顺岷江浩浩荡荡驶往李庄镇码头——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以丰富的斩获宣告结束。

就在彭山汉代崖墓发掘斩获甚丰，捷报频传，李济从亡女的阴影中得以摆脱，梁思永病情逐渐好转，众人准备挽起袖子在扬子江尽头的小镇上大干一场时，蹲在板栗坳山顶上的“寨主”傅斯年，却进入了旧忧方解新愁添的尴尬境地，围绕“三百年仅此一人” ^[457] 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是否来李庄，以及薪金如何支付等一系列问题，与新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你来我往地叫起板儿来。

[432] 按传统说法，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分别为江苏常熟县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始于乾嘉时的瞿绍基；浙江吴兴县的皕宋楼，始于咸丰年间的陆心源；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始于光绪初年；山东聊城的海源阁，始于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杨以增。其中以瞿、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湘乡曾氏家族的富厚堂始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又称“毅勇侯第”，当地人称“宰相府”。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藩被诏封太子太保，加封一等毅勇侯。富厚堂建好以后就在大门上方悬挂了“毅勇侯第”匾。据曾宝荪在《我的家世》中描述：“这栋大屋，大体是照侯府规制盖的。宅有东西两门。进来是一个半月形的石板大坪，半月形外，是一张大塘，也是半月形，有如泮宫。中门因为门楼很宽，所以并不显得高大，门上有‘毅勇侯第’四个大金直匾。进了大门，便像北京的四合大院。”（转引自《曾昭燏年谱》，曹清、张蔚星编撰，南京博物院2009年印行）

富厚堂的建筑，最精华部分则是藏书楼。包括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四个部分，分别为曾国藩、曾纪泽、曾纪鸿与郭筠、曾宝荪等曾氏子嗣的藏书。其建筑面积总计为2054平方米，其中专用于藏书的占16间，计800余平方米，藏书30余万册（卷）。宅南是曾国藩的藏书楼求阙斋，里面收藏有曾国藩的藏书10万卷，种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和各地的地方志，地方志是曾国藩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阙者，空也，缺也。意为学识无涯，无瀛之时，同时也暗含福禄不可尽享，要有缺憾之意。其他诸楼也名有寓意，如曾纪泽兴建的“归朴斋”为返璞归真之意等。除曾国藩的求阙斋外，另外三楼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总计藏书20万卷之多，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书，另还收藏有大量平装书籍和外文书籍，尤以归朴斋收藏外文书籍为特色，如《大英百科全书》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书籍陈列满架。整个富厚堂藏书楼藏书数量比杨氏“海源阁”多出10万卷，比陆氏“皕宋楼”多出15万卷，比丁氏“八千卷楼”与瞿氏“铁琴铜剑楼”都分别多出20万卷。另比其他四楼多出大量平装书籍和外文书籍。单就数量而言，富厚堂藏书楼堪称晚清以来天下第一楼。

[442]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印行，1995年。

《曾昭燏致傅斯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存傅斯年档案。

[457] 据与傅斯年、陈寅恪二人同在德国柏林留学的罗家伦回忆说：当时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普遍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求知欲极其旺盛，又各怀学术创获的雄心壮志。“朋友中陈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从保留下来的64本之多的陈寅恪学习笔记看，当时除梵文和巴利文外，陈氏还学习过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回纥文、朝鲜文、印地文、俄文、波斯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至于陈寅恪一生究竟懂多少种文字，当时学术界中人和日后的研究者皆无定论，据陈氏在西南联大时期的研究生王永兴说，陈氏“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王永兴《陈寅恪》，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另据陈氏的再传弟子、台湾学者陈哲三云：“他（陈寅恪）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字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面对诸种说法，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后来较为谦虚、平和地对外宣称：“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第5期）求学时代的陈寅恪尝自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是他的志向，也是实至名归的一种境界。

当陈寅恪在国外学业大成，载誉而归，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后，声名日隆，为学界同人广为推重。从陈的学生刘隆凯整理的当年课堂记录，陈寅恪在考证讲解唐代白居易那篇著名的《琵琶行》时，陈氏广征博引，以此考出了那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倡女原籍何处，什么人种，多大年龄赴长安为妓，属于几流妓女，在什么年纪金盆洗手成为“商人妇”，与那位茶商是正式结婚还是同居关系等。每一步考证，皆缜密谨严，无不令人拍案叫绝。因而，陈寅恪每次授课，除学生外，因羡慕其学问之广博与才情之高，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名贯一时的教授皆前来听讲，因而陈寅恪便有了“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对陈氏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鸿学硕论，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于敬重推崇的同时，深感自愧不如，甘拜下风，并慨叹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北《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 HFSNfckib2q1GvDVLwBpiau8Rj2MBUm0zrcPRbfpR1VQwZyh10PWgtpE4VdsKP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