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归去来兮

◎ 李济的哀伤

就在傅斯年为梁思永、林徽因的病情积极谋划筹款、医治之时，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最为宏大和重要的支柱——李济，由于家庭突遭不幸，又出现了坍塌崩毁的迹象。

抗战爆发后，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父亲郢客老人，妻子，女儿凤徵、鹤徵，幼子光谟），从南京到重庆、长沙、桂林、越南直至昆明，辗转数千里，备受艰难困苦，总算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万没想到，1940年夏，在史语所议迁李庄时，14岁的二女儿鹤徵突患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治疗而死去。一枝含苞待放的鲜花，无声无息地凋落在红土结成的高原之上，在西南边陲那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永久地与青山茂林做伴了。

心中滴血的李济夫妇在巨大悲恸中，来到爱女的坟茔做最后辞别，旋即含泪打点行装，带领全家匆忙迁往李庄。积在心头的哀痛尚未淡去，1942年初春，在李庄中学读书即将毕业的17岁的大女儿凤徵又不幸身染伤寒，一病不起。因李庄缺医少药，终于不治。爱女临走的那天下午，握着父亲李济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在李庄读书，永远不离开您和妈妈，还有爷爷……”纵然有伟大的学者李济博士，连同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数位留德“海龟”教授共同努力，亦回天乏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美丽的双眸悄然滑下两滴泪珠，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

凤徵的墓地选在李庄郊外一座小山冈的平坦之处，这是李庄乡绅张官周出于对郢客老人和李济父子的敬重，特地从自家的园地中辟出无偿出让的一块地方。小小的山冈之上，痛失爱女的李夫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荒草萋萋的山野回荡。李济的眼睛里汪着一潭痛楚的泪水，将一把把温润的泥土轻轻地撒在女儿的墓穴里。一片片于西南早春盛开的黄色花瓣被抛向天际，于新起的坟茔上空飘舞飞旋。没有葬礼，没有悼词，唯有滚滚的江水和阵阵袭来的山风，让人感到生命的凄美与哀伤。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间，李济的两个爱女一“鹤”一“凤”，撇下风烛残年的祖父、悲痛欲绝的双亲以及年少的弟弟，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乘风而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李济的心灵受到了重创，在一夜接一夜痛苦的失眠与哀叹中，精神支柱开始倾斜。彻骨的凄凉与过度的悲伤，终于使李济病倒床头。李济的父亲李权（郢客）老人，这位清王朝末年的小京官，著名的词人雅士，面对两个从小围在自己身边叽叽喳喳，小鸟一样惹人爱怜的孙女不幸夭亡，更是悲情难抑，身体很快垮了下去，不久即中风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老爷子自感将不久于人世，遂立下遗嘱，一旦自己魂归道山，让家人在其墓碑上镌刻“词人郢客李权之墓”以示纪念。五年之后，当身衰体残、骨瘦如柴的郢客老人在南京去世时，李济按照遗嘱一字未改地书写了碑文，算是实践了老人的遗愿。

在凄凉悲苦的心境中，李济勉强从病床上支起身体找到傅斯年，于李庄郊外板栗坳一个月高风清的晚上进行了一次秉烛长谈。按李济的想法，他要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去掉安在自己头上的两顶“官帽”，以便摆脱行政事务烦扰，调整心态，做点案头研究工作，借以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苦痛。对李济的处境，傅斯年深感悲戚，清醒地意识到这根宏大支柱一旦坍塌，对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工作将意味着什么。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紧要关头，他所做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要尽可能地使对方从颓丧萎靡中振作起来，在事业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李庄镇张家祠租赁的办公室，以忧伤的笔调给傅斯年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几里地之外的板栗坳，信中说：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弟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之必要，但恐西北之行（未尝不愿）未必即能生效，或将更生其他枝节。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自不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念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

从信中可以看出，前天晚上的交谈，傅斯年除了给予同情、理解和好言相慰，还为李济想出了一些解脱之法，如到西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等，以缓解对方的精神压力与恶劣的情绪。但一直处于极度痛苦与悲伤中的李济，虽被傅氏的真诚与热情所感动，终未能回心转意。

三天之后，傅斯年回信，再次以诚挚坦率之言劝慰：

惠书敬悉，深感！深感！大约四十为一大关，过此不能不宝爱时光矣，弟之大症，有一好处，即能辞去总干事也。虽今日治学未必有望，而在总干事任中必无望。援庵①之“开快车”（彼亦同感而言），寅恪之“损之又损”②，前者弟不能，后者弟亦求其如是矣。兄目前之事，不在博物院，而在精神之集中。博物院事，似乎办事人不比史语所少，兄可不必多操心（此人劝我语，兄或鉴于裘事③，然彼等事不能再有？亦不可有反常之心理也）。安阳报告固为一事，此外似尚须有一大工作，方可对得起此生。弟所以劝兄一往西北者此也。总之，治学到我辈阶段，无所著述，甚为可惜。兄之一生，至少须于安阳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对得起读书三十年也。然西北不过是一法；其他亦有法，要看战事如何耳。我之一病大约是一无结局，故此等问题多不敢想也。

傅斯年推心置腹的一席话，令李济不好意思再僵持下去，只好带着一颗悲伤、抑郁、孤独的滴血之心，在史语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间艰难支撑。就当时的情形言，无论哪一个方面，都不容许李济轻易对呕心沥血为之经营的事业撒手不管。何况此时以史语所为主体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之事正在紧张地筹划之中，中央博物院的主力人马，对岷江流域彭山一带的田野发掘刚刚取得大捷，并酝酿对牧马山墓葬进行大规模发掘。头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两顶“官帽”的李济，此时如同干手插进湿面里，想抖搂得一干二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给予他的，只能像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自嘲的那样：“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早在1941年春，受“西北考察热”影响，在李济倡议下，经傅斯年、朱家骅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等实权派要员批准，拟组织一个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川康古迹考察团，对西北敦煌一带和四川、西康两省的古迹做一次大规模调查和发掘。西北科学考察团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地理所三家合作，并从西南联大文学院抽调以研究中西交通史闻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向达（觉明）出任团长。由于事涉多家机构，此事一直在不间断的联系、组织中，迟迟未能成行。而川康古迹考察团却较为顺利地按计划实施起来。

川康古迹考察团由抗战期间流亡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博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三家机构联合组成。考察团以吴金鼎为团长，全面主持工作。1941年1月，吴金鼎率队赴叙府一带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发现南溪葬地、九家村崖墓、双江头、旧州城等遗址。同年3月至4月，考察团由叙府沿岷江而上，至成都及周边地区，在新津发现堡子山葬地、旧县城故址。继而在彭山发现蔡家山葬地、双江葬地，在温江发现古城埂遗址，在成都发现青羊宫葬地，在郫县发现马镇古城等颇有考古价值的遗址。

调查工作告一段落，考察团成员撤回李庄休整。1941年5月，吴金鼎再度率中央研究院考察团自李庄乘船溯江而上，沿湍急的岷江直奔彭山而去。

当考察团一行抵达彭山地区后，经过调查走访，发现此处山岭相连，古迹颇多。自汉代始，随着各类墓葬制度和丧葬风俗的兴起，彭山县境成为四川汉代崖墓分布最为广泛、密集的地区。考察团将地理方位与崖墓的分布情况做了大致了解后，决定以彭山县城东北约五公里，位于武阳江、府河与岷江交汇处的江口一带群山定为考察重点，并把江口镇东南一座名叫寂照庵的寺庙作为工作站安营扎寨。此后以江口附近山中崖墓为起点，开始一路向西连排式发掘。尽管考察团人数不多，却是一支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精锐之师，尤其吴金鼎、曾昭燏、夏鼐三人，作为中央博物院乃至整个中国考古与博物馆界最明亮的新星，横亘于中国西南知识分子群落之中，光彩夺目，令人无法忽略他们的存在。而三人周身散发出的强劲势力与刚健锋芒，以及从大洋彼岸带来的最为新鲜的蔚蓝色思想与科技之光，也将随着此次调查发掘，在中国西南地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 吴金鼎与城子崖遗址

作为本次考察团团长的吴金鼎（字禹铭），与傅斯年虽同为山东人，但身材短小，不善言辞，生性腼腆，有时在陌生人面前还偶露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傅斯年膀大腰圆、虎气生生、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山东大汉形象。在外形特征上，如把傅、吴二人比作水泊梁山好汉中打虎英雄武二郎与在阳谷县街头卖烧饼的大郎弟兄，当然不确，因为这对吴金鼎似缺乏公道和人文关怀。但若把傅誉为山东大汉，把吴称为山东小汉，应是符合实际并说得过去。尽管吴氏身材矮小，身子骨却壮健结实，脉管里流淌着山东人倔强直行的血性，倘若打起架来，可与一般壮汉较劲对敌，三拳两脚难分胜负，很可能还会把对方撂倒，这一特色算是多少弥补了五短身材的缺憾。

或许是吴金鼎与傅斯年在身材、性格、教育背景及思想等各方面相差太大，二人断断续续相处的十余年里，傅氏似乎一直不把吴金鼎放在眼里，不但缺少对这位既是后学又是同乡的关照，反而在李庄期间，还表现出令吴氏不快的态度和处事方式。至少可以这样说，傅斯年与吴金鼎在感情上未曾建立过个人友谊并为对方倾心过。

相对傅斯年的态度，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则显得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这一情形追根溯源，自然与清华时代结下的师生之谊有密切关联。

1901年出生于山东安邱县万戈庄的吴金鼎，青年时代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在毕业之后的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有幸成为第二届36名学生之一。他在清华主要追随导师李济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其后在中国考古学与人类学上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也根植于此。据当时吴金鼎的同届同学、后任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戴家祥回忆说：当时“李（济）老师所讲的考古学与我们过去所讲的考古，或者挖古董、收藏古董，实在相去十万八千里。在第二届同学中，只有吴金鼎一个人选择这门专业。吴金鼎山东人，毕业于齐鲁大学，看样子实在是个木讷君子，整天拿着本巨型的外文书，据寅恪师背地对我说：‘吴金鼎英文好极了！’可是他没有写出论文，1927年暑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现场”。

吴金鼎在清华就读时研究的课题为“中国人种考”，李济作为他的指导老师尽管只有短短不足一年时间，但对其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吴氏在193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引言中，曾透露了他醉心考古人类学的心愿根植于清华，并受李济的影响至大。吴说：“当李济博士在夏县史前遗址进行发掘时，我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李济博士将其发掘所得的遗物带回大学。从典型器物的展览以至李济博士及袁复礼教授在茶话会中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都十分生动有趣，使我也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

据清华大学档案显示，1927年6月7日，国学研究院召开第十二次教务会议，审查并确认是年有30名毕业生合格，并给予毕业证书。李济也出席了会议，但合格学生名单上并没有吴金鼎的名字。吴没有写出论文，戴家祥推测他在当时可能找不到一个考古发掘的现场，这个推测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待考证。只是吴金鼎英年早逝，没有留下与这一历史悬疑相关联的说明文字，他亲近的朋友如夏鼐等虽有回忆文字，但对此疑点同样没有只言片语的信息透露，这给考证者增加了困难的同时，也提供了多种思考空间。许多年之后，有台湾学者名苏云峰者，经过对这段史实折旧翻新，写出了下面一段话：“李济因主持安阳考古发掘工作及赴美参加考古学术会议，在（清华）研究院讲课的时间每学期不过数周，参加研究院教务会议次数也最少，所指导的学生仅徐中舒、吴金鼎二人，在他的《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

苏氏没有点明吴金鼎没有拿到毕业证书，是与李济的关照不够有直接关系，但如果推理无误，想来苏氏之言应有这方面的指向吧。那么李济就吴金鼎的毕业证书问题，是否像当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于生死抉择的最后一刻，大名鼎鼎的导师杜威教授只是冷眼旁观，任其就地倒毙不起，还是曾热心奔波周旋？这一过程虽无确切的证据留传于世，但从后来李济与吴金鼎的关系看，想来不会像当年的杜威老夫子那样绝情，对考场上“面如死灰”的胡适视而不见，甚而见死不救。李济至少应为此做过一定的努力，只是最终未能成功罢了。

这一推陈出新的理由是，从可考的资料看，在后来的若干岁月，李济一直在鼓励、关注着吴氏学术事业的进展。吴金鼎后来在他的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的引言中，曾这样说道：“民国十六年（1927）春，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同时且就地实习以资熟练。更蒙助教王以中先生之助，约于一月期间共量清华学生六十八人。此作者对于人体测验工作之第一次尝试也。”又说：“既而清华放假整装回籍，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归鲁后任教齐鲁大学，逐日疲于校课，几无余暇得作课外之研究。所幸于学期内尚有长短若干假期，稍得从事工作。计自十六年秋迄十八年冬，共量二百九十一人。适济之先生以书来，询及所获成绩，于是乃取所有资料，核算之整理之草成《山东人体质之特质》一文，邮示先生，极蒙嘉许，十九年春来本所考古组，承先生命，取原稿重新计算之，乃成本篇。” 如果此话不虚，戴家祥所言应有一定的道理，吴金鼎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成论文而未拿到毕业证书。

想来1927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吴金鼎是带着怅惘和些许的遗憾之情离开清华的。走出校门后，他返回母校齐鲁大学做了一名助教。这个抉择，除他本人内心的故乡情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山东跟其他中国北方多数省份一样，有相当丰富的古代遗迹，自新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的古代遗物，几乎在每一个县区均可发现。既然吴氏有志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选择有机会进行考古工作的齐鲁大学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到野外做田野考古调查，并进一步坚定了他毕生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路向。他在《平陵访古记》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28年4月4日第二次踏勘龙山遗址后的心情：“自此之后余始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中所蕴蓄之重大意义。而余之兴味自此不知不觉亦为之转移，平陵研究之热忱渐趋冷淡。嗣后所读参考书多关于新石器时代之文化。余暇所思念者，亦多为石器时代人之生活状况。盖余已认明此龙山遗址，确为新石器时代之一村落。一部古代史迹深藏黄土垄中。嗣后余将牺牲所有余暇，尽吾全力以求此遗址之了解。”

平陵访古是吴金鼎涉足田野考古的起点，也是他人生历程的重要转折点。1928年，当吴金鼎前往山东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就注意到城子崖一台地有异于寻常的堆积——这是发现伟大的龙山文化一个高亢嘹亮的前奏。后来经过多次探查拭掘，城子崖遗址埋藏的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序列中，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不能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至少这个发现要晚一段岁月，而晚些岁月发现、发掘的城子崖遗址，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是否还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则是无法想象的。对此，李济说得十分清楚：当“殷墟出土的实物分析出来，显然地呈现着极复杂的混合状态，相比的材料必须多方追求。在这类材料实现以前，殷墟出土物之意义，就不能十分明了。故史语所发掘殷墟以来即从事于类似之搜求……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 。由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龙山文化的发现适逢其时，吴金鼎功莫大焉。

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之后，吴金鼎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追寻研究中，对于各地所出陶器特别加以注意。1932年春，吴氏跟随李济、董作宾等前辈再赴安阳殷墟进行第六次发掘，计得字骨一版及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遗物。这年冬天，吴金鼎再于津浦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重要遗址，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鉴于吴金鼎在考古学上的重大贡献，山东省政府专门拿出奖学金，于1933年7月，派他偕夫人王介忱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叶兹（Professor W.Perceval Yetts）教授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南按：王介忱陪读）。同年冬，又跟随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Professor F.W.Petrie）教授赴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后来赴英留学的夏鼐回忆道：“我经过耶路撒冷城晋谒彼特里教授谈起吴先生时，这位八十七高龄的老教授还掀着银须说：‘吴先生确是一位田野工作的好手。虽不勇锐机警，但沉着勤奋，工作罕匹。’在巴勒斯坦碰到几个跟吴先生做过工的阿拉伯工人，提到吴先生，都跷起大拇指说他‘夸依思’（Kwaiyis，即‘顶好’意），吴先生也常以幽默的语调，叙说他在巴勒斯坦跟从老教授工作的经验。”

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此书由李济、梁思永、董作宾任主编，傅斯年、李济撰写序文，主要撰稿人为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等。在赴英国之前，吴氏以相当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的撰写之中。该书共有七章，吴金鼎一人撰写两章，与人合写四章，几乎囊括了报告的全部。这一工作业绩诚如李济在序言中所说：“初稿大部分是由吴金鼎君预备出来的，他是城子崖的发现者，田野工作他费力很多，屋内工作及报告草稿也费时最久。他的初稿交到梁思永先生手中的时候，要比现在的多一倍以上，可见他用力之勤了。”

当《城子崖》考古报告在国内出版并引起业内轰动之时，吴金鼎却在万里之外的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未能亲睹这一盛况。1935年春，吴氏获伦敦大学中国委员会奖学金，返回国内搜集论文材料。就在这个时候，他与另一位中国考古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夏鼐相遇了。

◎ 考古界两只学术大鼎

191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城内厝库司前老屋的夏鼐（字作铭），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主要选修功课有：张尔田的“史学”、钱穆的“国文”、萧公权的“政治学”、任宗济的“经济学”等。1931年暑期考取清华大学二年级插班生，改入历史学系。选修功课有：吴其昌的“中国通史”，孔繁霱的“西洋通史”，钱穆的“战国秦汉史”，史禄国的“人类学”，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研究”，以及“法文”，后再选修雷海宗的“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鈜的“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法文”“日文”等。1934年5月完成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之长江流域田赋问题》，受到导师蒋廷黻教授赞誉，7月获文学学士学位。8月以考试成绩之冠（总平均83分），被清华研究院近代史门录取。10月以考试成绩总平均78分，获得中美“庚款”提供的出国留学奖学金。据夏鼐研究者孟甫说：当时能获得留学美国资格的名额只有历史、考古各一名。夏鼐的同学杨绍震，自知水平不及夏鼐，便对夏说，如果你我都报考历史，我定会下榜，如果你考考古，我考历史，那么我们都有希望。这样我们清华就会有两名公费留学生了。夏鼐一听认为他说得也对，就同意，果然二人均被录取。就当时夏鼐的学习情形言，他原致力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对考古学所知甚少，为此他曾后悔，一度想放弃名额，准备重新报考清华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生。后经朋友劝说，才决定先出国看看再说。

当时要赴国外学习考古学，按规定学生在出国前必须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历，于是，清华大学确定傅斯年、李济为其导师。夏鼐开始阅读考古学书籍，而他阅读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时期于山西西阴村田野考古的发掘报告《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1935年1月4日，夏鼐抵南京，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拜见李济，并在所中广泛阅读中外文考古书刊，时间长达两月有余。在傅斯年和李济安排下，这年3月，夏鼐抵河南安阳，参加梁思永领导的殷墟发掘团进行考古实习，在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区东部，先后发掘了几座小墓和车马坑。其间，与石璋如、刘燿、胡福林等考古人员相识。又遇及由傅斯年陪同前来参观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许多年后的1983年，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在日本做了三次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讲演，在谈到商代文明和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时，夏说：“我是1935年春季在安阳殷墟初次参加考古发掘的，也是我第一次到这考古圣地。那一季我们发掘西北岗墓群。发掘团在侯家庄租到几间房住下去。因为当时盗墓贼猖狂，曾寄来匿名信，要我们不要染指他们视为宝藏的西北岗墓群，否则当心性命，所以住处的门前有威风凛凛的武装士兵站岗。”

夏鼐所言，自是安阳发掘后期的情形，而先前的发掘，其艰难险阻要比这时严重得多。最早驻守安阳的兵士由同情史语所考古人员处境的冯玉祥将军所派，后来一直延续下来。兵士的进驻，在盗贼蜂起的年代，客观上使殷墟发掘人员的生命和出土文物得到了保护，这是身处战乱不休的年代，颇为庆幸的一件事。

夏鼐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实习期间，接受的是李济、梁思永二人的指导训练，因而继吴金鼎之后，夏鼐算是从李济直接受业的弟子。鼐，大鼎也。历史竟是如此的巧合，此前的李济不会想到在中国田野考古这道亮丽的星河中，竟有两只大鼎齐聚自己门下，并在日后的岁月领一时风骚，发出灿烂光芒。当年李济与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皆受业于狄克逊教授并获益匪浅，因而李、梁二人皆主张夏鼐赴美后仍投奔到狄克逊门下攻读。不巧的是狄克逊刚好于这年病故，李、梁遂把英国伦敦大学定为中国考古学的培养基地。夏鼐征得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留学。于是，一个原本对考古学知之甚少的大学生，由于命运的安排，从留美改为留英，并由心仪的历史学转向陌生的考古学。

夏鼐即将赴英就读，对同样陌生的大英帝国，特别是即将就读的伦敦大学充满了好奇与遐想，而这时恰好在殷墟发掘工地上遇到了一位从这所学校临时返回的留学生吴金鼎，二人自然地交往亲近起来。对于这段经历，夏鼐在回忆中作如是说：“我和吴先生的初度相识，是民国二十四年春在安阳侯家庄的工作站。那时他正由英国返国来搜集论文材料，偷空暇跑到我们的发掘团来看看。他的诚恳，他的模样，初见面时便令人心折，相见恨晚。”

1935年夏季，夏鼐结束了安阳殷墟发掘实习活动，于8月7日在上海乘意大利邮船赴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苏伊士运河、威尼斯，然后乘火车，于9月2日抵巴黎，3日到达伦敦。10月，正式在伦敦大学考陶尔德研究所注册就读。

尽管吴金鼎比夏鼐大九岁，由于同为李济的门生，并有了安阳殷墟相识、相知的经历，外加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二人很快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在生活、学习上的相互帮助与切磋自是必然。对此，夏鼐在回忆中曾绘声绘色地说道：“在英伦时，我和他人很少往来，但时常不惜跑几里路，爬上几十级的楼梯，到他所住的三层楼小阁上去看他，一起聊天，有时在不列颠博物院中工作后一同出来，在英伦的狂雾中，并臂相偕，一面行走，一面谈话。” 此段叙述，如同一幕幕电影画面，令人如同置身于雾都缥缈奇幻的生活中，亲眼所见两个风华正茂的东方青年学子，在雾气弥漫飞卷的伦敦古城，于一幢幢陈旧而壮丽的楼群交织而成的街道旁侧，身心充满激情地探讨着中国考古学的前景。那瘦削的背影在狂雾中渐行渐远，若隐若现，如同他们东方祖国的命运，于政治雾幕与战争硝烟的裹挟中升降浮沉，前途莫测。

1937年，吴金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次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的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Kegan Paul, London，1938）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并得以顺利以英文在伦敦出版，由此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开先河之作。关于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吴金鼎在序言中有明确的说明：“中国考古学中最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以及中国与西方在古代的关系。而这些问题随着彩陶的发现又再复苏引起争论。”吴氏通过对各地区陶器的分析与比较研究，拟建立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的年代顺序表，以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这部著作的成就，后世考古学史家陈星灿曾做过中肯的评价：“应该肯定吴金鼎已经正确地根据陶器的比较（主要在制作技术方面）把仰韶村的文化遗存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比梁思永漫然地称之为混合文化已经进了一步。”又说：“吴金鼎氏虽然没有论及彩陶的来源，但是通过对陶器的分析，把甘肃史前文化远远置于河南仰韶文化之后，这种做法也间接地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的假设。”

时身在英国曾亲眼目睹吴金鼎撰写这一长篇论文过程的夏鼐，后来不无感慨地论述道：“为了做这一研究，吴先生不但翻遍了所有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亲身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并且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院，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他的这一部书，因为所收入的材料的丰富，已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的必备参考书。虽然因为近数年来西北的考古工作者有了好些新发现，加之安特生氏近来将他二十年前在中国发掘的收获，陆续写成报告发表，所以新材料增加了不少，有许多可以补充或修正吴先生的书中的说法。但是在还没有人出来再做这样综合的工作以前，吴先生这部书，仍不失为最详尽的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参考书。” 斯言是也。

1937年冬，吴金鼎偕夫人王介忱挟洋博士之光环、“海龟”之盛誉、成名著作《中国史前的陶器》之威力，涉洋渡海回到了生养他的故土。只是适逢中华大地硝烟弥漫、人头乱滚、血流涌动的“主大凶”之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已迁往长沙圣经学院，吴金鼎夫妇闻讯赶赴长沙，于战乱中寻找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导师。想不到刚刚抵达长沙值敌机轰炸，差点死于敌人炸弹之下。惊魂甫定，便跟随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因为那里常有铜器时代墓葬出土。“十二月南京沦陷，研究所紧缩，又拟他迁。”

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自此，吴氏夫妇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的二十几万片典型陶器标本进行全面审查整理。同年10月，在李济具体组织下，由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以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小姐为团员，另偕同几名技工赴云南大理及洱海一带进行史前遗址调查，至1941年1月，在吴金鼎主持下，曾、王二位女士带领技工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

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吴金鼎率领王介忱、曾昭燏等“苍洱古迹考察团”成员赴大理郊外，开始用现代科学手段对所获遗址进行发掘。据曾昭燏在1951年向中共组织部门提交的一份自传说：“吴氏夫妇皆基督徒，性格也较为保守，所以彼此在一起研究、生活的过程中关系相当融洽。” 从后来的事实看，曾昭燏所言不虚，但吴氏在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甚至悲剧，也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此时吴金鼎、曾昭燏一行在大理民众中了解到，该地区的风俗习惯与中原有异，男人基本不下田劳动，所有的野外工作都由妇女承担，而此次发掘也只能采取入乡随俗之法，所雇用的技工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因而有人说吴金鼎主持下的“苍洱古迹考察团”开了中国“女性考古”的先河，创造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云云。发掘队先后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中、龙泉、白云甲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7座古墓。经过对发掘遗物进行整理研究，吴金鼎与他的业师李济、梁思永等皆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鉴于发掘遗址分布于苍山之麓和洱海之滨，故定名为“苍洱文化”。这一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开创了西南地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中国西南部田野考古与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后来整个西南部地区文化体系建立了坐标，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42年，吴金鼎、曾昭燏主持编写完成了《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刊在四川李庄出版，这本报告的特殊性在于，插图全部用木版刻印，为考古发掘报告所罕见，从内容到形式都引起了业内专家热情关注。作为师辈人物的梁思永更是赞不绝口，并有“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之赞誉，并说吴金鼎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为中国的考古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云云。

历史行进到此处，吴金鼎成长历程的脉络以及他与李济的关系也就变得清晰明了起来。这里不妨旧话重提，试想，如果像苏云峰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几位导师的评价，仅凭李济在自己《感旧录》中“无只字谈到清华研究院之事”，就武断地认为“可见他与学生之间，没有建立起像王国维和梁启超一般的亲密关系”，着实有欠公允，并有信口雌黄、胡言乱语之嫌。至于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 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而是像邓公小平所说的某些“不怀好意”的外国鬼子一样，完全是由咬文变成“咬人”，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一位叫徐复观的学者曾痛斥“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其间的“小疯狗”就是指四处咬文加咬人的李某人。

就李济而言，他尝谓自己“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不为吾心之所不安” 。这个“大不韪”他没有言明何所指，想来应包括强加在他头上的无奈之事与无耻之辞吧。尽管许多学界中人不一定像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生许倬云那样“在李先生身上，我们看见了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 ，但从吴金鼎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李济对其至少是尽了自己最大心力来奖掖提携的，假如李济静夜独坐遐思，其“心”当是相“安”的吧。

如果没有过硬的反证，可以说，若不是李济十几年来不间断的教诲与鼓励，天分并不出众的吴金鼎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言：“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所建立的一段师生情谊，亦驱使吴金鼎以李济为自己的终身学习的对象。不论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完成；龙山城子崖遗址与黑陶文化的发现；《城子崖》发掘报告的撰写；安阳殷墟发掘的参与以至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调查工作，吴金鼎都是得到李济的支持和鼓励的。” 事不避亲，其说应该算是公允和公道的。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吴金鼎英年早逝，失去了承接李济学术道统的机会。倒是另一位年轻的门生夏鼐步吴金鼎之后，继承了李济的学术衣钵与治学路数，并在十几年后的中国大陆创造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辉煌局面。

据夏鼐后来对人说，当他刚刚走出清华园来到安阳殷墟之时，李济除自己与傅斯年共同担任导师外，还特意把他安排到当时最好的发掘现场——侯家庄西北冈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工地，交由“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家”梁思永亲自带在身边栽培。这个时候学术界没有人特别留意年轻的夏鼐在安阳的实习和赴英留学对中国未来的考古学意味着什么，但此时的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几位名宿心中已十分清楚，以夏鼐出众的天分和才气，倘学成归国，无疑是接替李、梁二人挑起中国考古学发展重担的主要人选，因而在傅、李、梁等学术界大腕的眼里，夏鼐的渡海求学，关系到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声望，其意义与一般留学生不可同日而语，而后来的事实也对此做了确切的明证。

可能傅斯年、李济对夏鼐寄予的希望过大和过于迫切，仅实习半年，傅、李二人就开始催促其远赴英伦。对于这一史实，夏鼐赴英后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要求延长留学年限的信函中有所披露：

生曾于[1934年]12月23日陈请学校拟再留国内预备一年，当时承批复，此事须得导师同意。生曾与导师李济之、傅孟真二先生商酌，二先生皆劝以早日出国为是（李先生于二十四年四月初旬，致函安阳，劝生能早日出国，还以早日出国为佳。傅先生则口头接洽）。盖以国内考古学之标本实物，皆极缺乏……生有见于自己预备功力之不足及国内预备之困难，曾企图转习近代经济史，结果未能成功，只得贸然出国……

在这种情形下，夏鼐怀揣李济写给自己的朋友、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叶兹的介绍信，踏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从夏鼐踏上大不列颠国土的那一刻起，中国少了一个经济史学家，而多了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伟大的考古学家。

到达伦敦大学的夏鼐，在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有史之后考古学问题上，于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这两座著名学府之间左右摇摆，最后终于决定在伦敦大学跟从叶兹教授学习“中国考古与艺术史”，选修“岩石与矿物学”“普通测量学”等普通课程，并且师从惠勒教授，学习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后来主攻伦敦大学最为出名的埃及考古学。由于考古学过于繁杂与深奥，特别是需要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尽管绝顶聪明如夏鼐者，也不得不在四年的基础上申请清华校方同意给予延长一年的学习时间。在得到梅贻琦校长批准后，夏鼐如愿以偿，继续留在海外攻读。

1937年12月，夏鼐受学校指派，参加英国派遣的埃及考察团，前往埃及进行田野考古实习，途经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都灵、威尼斯、布林迪斯、罗得岛，直至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及卢克索附近艾尔曼特（Armant）遗址的工作站。1938年初，参观艾尔曼特地区的托勒密神庙遗址和撒哈拉遗址发掘。随后至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详细参观图坦卡蒙、拉美西斯二世古埃及帝王墓，以及戴尔巴哈里神庙。另转赴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提提王后（拉美西斯二世之后）等陵墓和卡纳克的库苏、阿蒙、拉美西斯三世、孟图、图特摩斯三世等神庙，以及尼罗河西岸的几十座陵墓，并对这些遗址皆做了学术性考察。3月2日，夏鼐随团由开罗抵达巴勒斯坦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 Duweir）遗址的考古发掘。一个月后离开发掘工地，转赴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并在那不勒斯停留，细细参观庞培、赫尔库兰尼姆两处遗址。4月19日抵达罗马，参观考察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直到4月23日返回伦敦。

此次旅行、发掘和考察，共用去了四个多月的时光，夏鼐自感所得的收获远超过四年室内读书生涯。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得胸怀开阔、眼界高远、学问竟成的中国古训，在年轻的夏鼐身上得到了应验。而在这一期间，夏鼐曾瞅准机会致信和当面向吴金鼎的导师、耄耋之年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请教。夏鼐凭着自己过人的天资和刻苦努力，像进入埃及金字塔法老的墓穴一样，一步步接近埃及远古历史之门，直至进入辉煌殿堂，窥探到了深藏于学术烟海中的玄心妙诀。

1937年初，李济借赴英国讲学的机会，多次与夏鼐晤谈，关心其论文的写作，并约夏氏返国后与自己一道工作，嗣后又一再促其归国，为振兴中国考古学效力。1939年10月21日，根据导师格兰维尔教授的安排，夏鼐离开英国，前往埃及工作，并进一步收集撰写博士论文所需资料，于30日抵达亚历山大和开罗。由于战争的关系，夏鼐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回国以后于1943年最后完成寄往英国。战后，伦敦大学于1946年复课，7月作为特殊情况免于答辩，授予夏鼐博士学位，夏鼐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南按：1947年10月6日，夏鼐在国内收到伦敦大学授予博士学位的证书）。

同吴金鼎一样，在回国之前，夏鼐已接到李济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发来的聘请函。作为一只才华横溢，光芒四射，对中国未来考古学事业肩负重大传承与发展使命的“海龟”，毫不迟疑地于1940年12月6日由开罗起程回国。先乘火车赴巴勒斯坦，由仰光乘汽车，经曼德拉、腊戌，向阔别五年半的祖国驶来。

1941年1月24日，抵达中国云南边境畹町。2月3日抵达昆明，与自己的师友相会于祖国西南这个兵荒马乱的边陲城市。而风尘未洗，又要离开，到一个自己从没有听说过的小镇生活。遥想当年，安阳殷墟发掘的宏大场面与虎气生生的风采英姿，是何等令人向往自豪，而如今，面对一张张因战争灾难而变得忧郁、压抑、慌张的菜色面孔，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的恍如隔世之感。面对眼前的一切，夏鼐灼热的内心蓦地增添了一股悲壮与凄凉。

1941年2月28日，夏鼐未顾得回家乡看一眼离别五年的双亲与妻子儿女，按照傅斯年与李济的电示，由昆明乘汽车赶赴重庆，晋见傅斯年、李济，汇报留学事宜。3月19日乘船抵达李庄，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到，出任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相继与郭宝钧、马长寿、王天木（振铎）等中博筹备处人员，以及史语所考古组的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高去寻等师友会面。7月7日，夏鼐受李济委派，由李庄出发，前往彭山参加以吴金鼎为团长的考察团，开始了抗战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 JXHgu0TVGCJEuM89DjX9yzo2amjglwRebyU0Xabh3TNIxogRD7vwiXvRcSbjJ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