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大爱无言

◎ 状元府走出的才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傅斯年又携妻带子离开重庆来到李庄。傅氏的到来，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人无疑是一个喜讯。

此次傅斯年返李庄，除对史语所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傅氏身体垮得如此之快，除原有的病根与终日奔波忙碌，与他突遭老母病故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父亲早逝，家中全靠年迈的祖父与母亲支撑。到了傅斯年祖父傅淦这一代，当年的状元府已经衰败，兄弟们分家时，处世淡泊的傅淦只要了一点末等房产安身度日，因而到了傅斯年成长的年代，家中就显得寒酸落魄，生活困窘。如有急事用钱，告贷无门，傅母只得忍心含泪命人从颓垣断壁上拆一些砖瓦变卖。因住房破损又无钱修理，每逢风雨来临，屋顶漏水，傅母只好怀抱幼子孟博，头上撑一把布伞遮风挡雨，生活十分艰难。按当地风俗，身为长子的傅斯年，在16岁读中学时，就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小城，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更是深恶痛绝。他与丁媳妇长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氏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领，令他苦恼至极。

当他留学欧洲归来，以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傅斯年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遂下定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一刀两断。于是，在1934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傅斯年擦着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总算与丁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维的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到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善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做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才与比自己年轻近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据说，傅斯年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了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因傅母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作为儿媳的俞大綵为照顾婆母身体，不敢给她食肉，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且极爱好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

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危在旦夕。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斯时老太太年已70余岁的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氏老母体胖，加之为躲避战火长年奔走劳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到了1941年春，作为儿子的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源于他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传出，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专门致函表达了真挚的关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飞邮，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担心，因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权”是“剥夺”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担得起担子的领袖人才，国家在这时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读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时还要担心……你的病必须休息静养，若能如来书所云，“六个月内绝对休息”，我可以包你恢复健康，但不可忧虑气恼，也不可贪吃肥肉！你的兴致好，和我一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

不管是“天才”还是“领袖”，或者是真龙天子，作为人难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会单独照顾傅斯年。但胡适的手足之情，还是在傅的精神上给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休养。

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因胆结石引发的疾病死在了医院。

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经此病案，借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愤交集又徒感哀伤了。

斯人已去，作为孝子的傅斯年能够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地料理后事。国难当头，丧事又须从简。傅母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俞大维派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短短几十字，透出傅斯年的得意与宽慰之情。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1966年“文革”风潮兴起时，这个寄托着自己缅怀之情的“水泥之圹”，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的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摧枯拉朽”之势，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荡涤殆尽。此时傅斯年在台湾孤岛去世已十余年矣。

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怀着哀痛与悲壮的双重心境，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但仅出席了一半就因体力不支回到家中继续养病。此时，傅斯年对所谓的“参政”早已没了兴趣，只因为他的老对头孔祥熙，在前一段时间曾到处散布流言，谓：“听说傅斯年病的要不行了！” 言外之意是马上就要断气死掉了。傅斯年闻知怒不可遏，大骂孔氏是乱臣贼子，混账王八蛋，人人得而诛之等。这次带病出场亮相，完全是为了反击幸灾乐祸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言：“盖证明我未死也！”

未死的傅斯年心力交瘁，越来越感到撑不下去了，遂下定决心离开重庆这块是非之地，回李庄休整。

1941年12月3日，已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之职的傅斯年，携家眷乘长丰轮赶赴李庄。

就在傅斯年乘坐的轮船溯江而上，艰难前行的时候，日本帝国海军六艘航空母舰，盛载四百余架飞机，携同两艘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以及驱逐舰、潜艇、油船等共33艘舰只组成的庞大舰队，在第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根据日本军令部发布的绝密作战命令，以颇为壮观的环形航海队形，在波涛滚滚、浓雾密布的太平洋海面上，向离日本本土3000海里以外的美国珍珠港急速挺进。

美国西部时间12月7日凌晨，日本舰队已抵达夏威夷群岛，并进入预定作战位置。1时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胡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的响动，牵缚五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骤然滚动，五艘特种潜水母舰如脱缰野马，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驶去。

夏威夷时间7日早上6时15分，从六艘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的183架日机，在黎明的天空中编好队形，组成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

日军轰炸机群对珍珠港先后实施两轮攻击后迅速撤离，总计炸沉、炸伤美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炸坏美飞机450架，有4500多名美军官兵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国时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发表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并注定要流传后世的演说。罗斯福同时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 梁思永患病之因

因冬季上水行船，傅斯年乘坐的轮船行驶缓慢，经过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总算于1941年12月7日上午到达李庄板栗坳。一进家门，便感到头晕目眩，全身无力，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面对高血压症再度加重，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两天才稍有好转。当傅斯年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宅院，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舒展着筋骨，眺望东流不息的滚滚长江，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珍珠港事件已经爆发，就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中国军队首次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走出国门，与同盟国军队一起夹击日军。

12月23日，蒋介石在重庆官邸召集中、美、英等国军事代表会议，对太平洋战局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演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 ，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南按：东南亚诸国）北进（南按：苏俄），独不反对其西进（南按：中国）。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 蒋委员长一席话，令中方人员不禁想起当年最有实力制衡日本的美国，不但隔岸观火，而且还暗示日军把战火烧向积贫积弱、灾难连连的中国，以保存他们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面对日寇步步进逼与中国军民在长达四年半的时间里孤军御敌、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座的军政大员无不悲感交集，泫然泪下。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威胁与生活极度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

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其迫切之情。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并寄来一字据，曰：“兹经凌纯声、芮逸夫、董作宾先生介绍，承张雨苍先生雅意，愿将本宅大礼堂东边套房二间借与本人居住。本人亦愿出资，代为修理仓房五小间，以答厚谊。立此字据，附粘修理仓库房工料一单，并祈存查。”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云云。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十米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连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许多年后，俞大綵记述道：“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

这段叙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人描绘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除了环境如“世外桃源”，居住条件也如傅斯年给胡适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宏观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住房条件基本相当，甚或在上坝月亮田的梁家还更高一筹，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事实上，傅斯年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身体、生活条件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綵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频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而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

“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

傅斯年到李庄稍作休整，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而大山那边林徽因的病情却依然没有康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疴，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走出板栗坳，满头热汗地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驻地，见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妻时，对于林的病情没有太感意外，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则大出意料，十分焦心。

当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 。按梁思永的想法，或许到了四川就可以提起精神多做一些工作，因而到了李庄之后，尽管路上受了很多苦，但精神很好，跑前忙后不亦乐乎。当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迁入李庄郊外板栗坳张家大院后，梁思永考虑到山上的环境可能对自己身体不利，便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罗南陔家一个单独的小院中。

罗南陔属于读书人出身，时任国民党李庄党部书记，无论是思想还是眼界都较一般当地土著为高。自梁思永携妻子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住进之后，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融洽。罗家种植了近300盆兰花，见梁思永身体比较虚弱，还伴有类似气管炎的病症，春天来临时，罗南陔就命家人把几十盆上等兰花搬到羊街8号梁家院落，除了便于观赏，还借以改善环境，调节空气。当梁思永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于院中望着碧绿的兰花，嗅着扑鼻的芳香，心中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时在李庄镇郊外上坝月亮田的梁思成经常到羊街8号看望弟弟一家，罗南陔与梁思成也渐渐熟悉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当时罗家还开办了一个期来农场，仅菜地就达一百多亩，从开春到秋后，每当新鲜蔬菜下地，罗家总是专门精选两份，一份送给梁思永，一份送给梁思成一家，以接济他们艰难的生活。梁家兄弟在李庄近六年，与罗家的这种亲情一直保持下来。

梁思永把家安在李庄镇内，生活较为方便，由于史语所在山上板栗坳办公，上山下山都需爬500多级台阶，来回异常辛苦，梁思永便采取周一上山在史语所宿舍居住，周六下山回家休息的办法，在镇内家中的时间是每周两夜一天。当时梁思永的身体尚好，工作热情颇为高涨，“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精神”。

自1934年始，由史语所编写、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考古专门报告《城子崖》出版之后，学术界好评如潮。受其鼓舞，傅斯年、李济等开始筹备安阳殷墟发掘报告《小屯》的编写、出版事宜。1934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西北冈发掘时，恰好小屯的发掘由第一次至第九次告一段落，即着手进行发掘报告编著。受城子崖报告编写方法的启发，梁思永拟把自己主持的西北冈工作告一段落后，接下来做室内整理工作，其他人可以主持另外遗址的发掘，这样田野、室内均可工作。待报告完成，再去做田野工作。如此循环往复，遗址不断发掘，报告不断出版，中国的考古事业将出现一个良性发展的盛况。遗憾的是，卢沟桥一声枪响，惊碎了这个辉煌的梦。抗战之前，梁思永只写出了《后冈发掘小记》 《小屯龙山与仰韶》 两篇文章。仅此二文，就引起学术界广泛瞩目和好评，“在当时都认为在中国考古学上是划时代的贡献，使中原史前文化的层位予以确定”。

来到李庄的第一个夏天，梁思永精神干劲一如从前，日间工作之暇，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与梁思永抱怨的昆明气候大为不同的是，李庄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只是这种刺激有些过火过度，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这种气候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到了第二年初夏，梁思永卧病不起，不但不能再到田野工作，还差点丢了性命。

尝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地的气候是造成梁思永发病的一个原因，但梁氏本身就有沉疴，其病症肇始于殷墟发掘的年代。

1931年春，27岁的梁思永来到殷墟参加史语所考古发掘团工作，由此发现并正确划分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1932年，在一次野外发掘时身患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生活艰苦，梁思永来回奔波，不能稍离工地，病情未得到及时控制。直至高烧几日，转成病情严重的烈性肋膜炎，才急忙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梁思永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协和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了四瓶如同啤酒一样颜色的积水。经加量用药和多方设法救治，方稳住病情。当时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孕，日夜守在丈夫病床前施以照顾。梁思永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直到1932年底才渐渐好转，但未能完全康复，且在未来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潜在隐患。

1934年，梁思永再度参加安阳殷墟侯家庄南地与同乐寨的田野考古发掘，接着于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也就在这次发掘中，梁思永与夏鼐两位在中国考古史上影响深远的巨擘不期而遇了。对于这次相会的情形，时隔近20年，夏鼐回忆道：“我初次跟梁先生做野外工作，是1935年春间在安阳侯家庄西北冈。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仍很鲜明。那次也是我们初次的会面。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与李济等组织全所同人携带物资由长沙经桂林、越南海防迁往昆明，由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随梁思永一同流亡到昆明的妻子李福曼，不得不在街道两边摆地摊变卖家中稀有的一点衣物艰难度日。据梁思永的外甥女吴荔明说：当梁思永一家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五岁的女儿梁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当时红透世界的女童星设计的洋娃娃——秀兰·邓波儿，便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不肯离开，软磨硬泡让妈妈李福曼买下来。当时生活已极清苦，但梁氏夫妇实在不忍伤孩子的心，一咬牙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幼小的梁柏有度过了一段欢乐而难忘的时光，并于战时的西南之地给予她幼小心灵莫大慰藉。令人不忍追忆的是，1940年冬，当梁思永携家随史语所即将迁李庄时，家中生活实在困难，李福曼忍痛把女儿已爱抚了两年多的洋娃娃——可爱的秀兰·邓波儿，以18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富商的女公子。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变”，年仅七岁的梁柏有大哭不止，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久久难忘的伤痛。

来到李庄后，梁思永开始着手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并有“一气呵成”之志。这部报告自南京撤退长沙时即开始撰写，梁思永一有机会便出示标本，加以整理。在昆明时已将西北冈的全部出土古物都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了大致轮廓，完成似乎指日可待。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未过几个月，梁思永开始患病。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给正在重庆出差的李济写信汇报三组的工作情况，顺便谈了自己的病况，信中说：

一、技术员张曼西君试用期满，成绩不佳，已于上月底辞去。三组绘图员一席又虚悬。请兄就便在重庆招考。关于资格，弟意：学历不必限制；年岁在廿五岁左右或以下，年青一些好；能绘图兼摄影为上选；绘图以钢笔黑墨画为主（尤着重线条）；须能写生兼机械画。三组各报告大致都进行到绘制图版之阶段，此项技术人员之需要甚为急切；如研究所不能供应，工作只好让实君（南按：指绘图员潘悫）一人慢慢做，何年何月做得完，就无法估计了。三组现积之绘图工作，非少数人短期内所能完成；这次招考，研究所如能取用二人更好。如用二人，其中至少一个须能兼摄影。

二、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

信中看出，此时梁思永尚能带病坚持工作，并为撰写殷墟西北冈发掘报告之事操劳不息。但随着冬季来临，梁思永肺病复发，且来势汹汹，发展迅速，梁氏自称是“闪击战”，极大地威胁到生命。正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傅斯年由重庆赶往李庄。

◎ 在困境中突围

在李庄镇羊街8号，傅斯年详细询问了梁思永的病情，虽暂时得到了控制，但仍“颇使人忧虑”。傅斯年环视周围环境，认为罗家的房子虽好，但少阳光，且有些阴冷，这对患有肺病的人极其不利。经过反复权衡，傅斯年决定在板栗坳山上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内，专门腾出三间上好的房子，请来当地木工安上地板，钉上顶棚，在窗上装上玻璃，打造晾台等，让梁思永搬来居住，以便能每日晒到太阳，并可在晾台上做简单的室内活动。待一切准备停当，梁思永已病得不能走动，只得请人用担架抬到板栗坳。但上山需跨越500多级台阶，为求万无一失，傅斯年与梁思成亲自组织担架队伍，先由梁思成躺在担架上请人抬着在上山的台阶上反复试验，出现问题及时设法解决，感到切实可行后，方请人把病中的梁思永抬到板栗坳称作“新房子”的住处安顿下来。

鉴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都已“吃尽当光”，只剩了一个“穷”字，傅斯年意识到非有特殊办法不足以治疗梁思永和同样处于病中的林徽因的病症。于是，1942年春天，傅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曰：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389]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　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　年又白

此信发出11天，未见回音，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深感为难，情急之下，傅斯年召开所务会，想出了一个新的援助办法，再度写信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满怀挚诚与爱慕之情地历数梁思永功高过人之处，并请其核准史语所做出的决定。原文如下：

骝先先生院长/企孙、毅侯两兄赐鉴：

梁思永先生病事，兹述其概。十年前，思永于一年过度劳动后生肋膜炎，在协和治愈，但结疤不佳，以后身体遂弱。自前年起，忽生胃病甚重，经二年来，时好时坏。去年胃病稍好，又大工作，自己限期将殷虚报告彼之部分写完。四个月前，即咳嗽，尚听不出肺病声气。上月医生大疑其有肺病，送痰往宜实验，结果是+++！所听则左右几大片。此次肺病来势骤然，发展迅速，思永自谓是闪击战，上周情形颇使人忧虑，近数日稍好。思永之生病，敝所之最大打击也。兹谨述其状。

思永虽非本所之组主任，但其moral influence甚大，本所考古组，及中央博物院之少年同志，皆奉之为领袖，济之对彼，尤深契许。彼学力才质，皆敝所之第一流人，又是自写报告、编改他人文章之好手，今彼病倒，殷虚报告之进行，一半停止矣。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仁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仁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

彼如出事，实为敝所不可补救之损失，亦中国考古学界前途之最大打击也，故此时无论如何，须竭力设法，使其病势可以挽回。此当荷诸先生所赞许也。查敝所医务室现存之药，在两年中可以收入二万数千至三万数千元（如照市价卖去，当可得六七万，今只是用以治同仁生病之收入，故少）。拟于此收入中规定数千元为思永买其需要之药之用（本所原备治T.B.之药甚少，所备皆疟、痢等）。此事在报销上全无困难，盖是免费（即少此项收入），而非另支用经费也。此意昨经敝所所务会议讨论通过，敬乞赐以考虑，并规定一数目，其数亦不可太少，至为感荷！若虑他人援例，则情形如思永者亦少矣。以成绩论，尚有数人，然以其在万里迁徙中代弟职务论恐济之外无他人，故无创例之虑也。如何乞考虑赐复，至感！

专此，敬颂

日安！

傅斯年　谨颂
四月二十九日

写完此信，傅斯年思忖半天，觉得意犹未尽，许多具体的操作细节亦未言明，为了达到终极目的，还需做一点补充说明。于是，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傅氏再次展纸，蘸墨挥毫，做了如下追述：

骝先吾兄：

此函尚有未尽之意。思永是此时中国青年学人中绝不多得之模范人物，无论如何，应竭力救治，彼在此赤贫，即可卖之物亦无之（同仁多在卖物补助生活中）。此种症至少须万元以上。此信只是一部分办法耳。去年弟病，兄交毅侯兄中央医院费公家报销，弟初闻愕然，托内子写信给毅侯兄勿如此办，内子谓，然则将何处出耶。弟后来感觉，去年之病，谓为因公积劳，非无其理，盖1月中弟即自觉有毛病，而以各会待开，须自料理，不敢去验，贻误至于3月末，遂成不可收拾之势，故去年受三千元，在兄为格外之体恤，弟亦觉非何等不当之事。思永身体虽原不好，然其过量工作，实其病暴发之主因。报销既无问题，甚愿兄之惠准也！

专此，敬颂

痊安！

弟　斯年　再白
四月二十九日

与早年和梁启超交往并友善的李济不同，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他进北大求学以及留学海外再归国的那段岁月，梁启超的思想光芒已经暗淡，影响力显然大不如前，思想不但与时代脱节，且有倒退之嫌，再也没有当年万人景仰的盛况了。故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奉校长曹云祥之命聘请梁启超为导师时，曾发出过“儿时读《新民丛报》，即于梁任公先生钦佩甚至。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恒大，影响我的思想精神”。又“及宓留学美国，新文化运动起后，宓始对梁先生失望，伤其步趋他人，未能为真正之领袖，然终尊佩梁先生为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曾明言“弟于任公，本不佩服”。但无论如何，梁任公对社会改良以及“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这就是说，梁启超思想光芒的余晖还是在吴宓、傅斯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闪耀未绝，只是仅此而已。何况梁启超晚年竭力反对国民党的主张，并作为国民党的敌人，在演讲中公开骂过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卑鄙下流，无论什么坏人，只要一入他的党，立刻变成了很好的好人。握权者向来都是最凶恶阴险龌龊的分子，什么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成了俎上鱼肉等。如此怨慨与评价，搞得天下舆论汹汹，对国民党北伐与日后的统治极其不利。尚以士大夫阶层和“御史”自居的傅斯年，政治立场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尽管他数次强调自己拥护政府，不是拥护既得利益集团，但与梁启超的是非观念自然有着根本区别。从梁思成与林徽因早期的交往圈子看，傅斯年偶有参与，如徐志摩乘机遇难之事，傅氏就曾与胡适等人一道参与了处理后事的讨论，但仍不能说是深交。当年北平以林徽因为主角的著名的“太太客厅”，也少有傅斯年出没的身影，这一缘由与傅氏本人有一多半时间在南方有关，但徐志摩也并不是全部生活在北方，却是“太太客厅”最为活跃的座上客。两相比较，可见傅与梁家交往之深浅。而今傅斯年之所以对思成、思永兄弟加上林徽因不遗余力地关心帮助，确如傅本人所言“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梁思永来到史语所后，一直作为傅斯年的下级从事工作，其间亦无其他如俞大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三人关系转化成亲戚关系的枝节横生。傅、梁二人之交，如同一条直道的河流在苍茫大地上毫不喧嚣地汩汩流淌，此景也壮观，其情也绵绵，纯粹属于自然界的正常互动，整个脉络清澈明媚，没有半点污浊之气，真可谓应了古人那句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当然，像这种四处求人、八方联络以取得款项的事，也只有傅斯年这样的“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和“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胡适语）才能做到——否则，仅就梁启超“曾为国民党之敌人”这道门槛就难以迈过去。因了傅的性格和在政学两界放射的巨大能量，在当时或之后，有不少学界和官场中人称傅斯年为典型的学霸或学阀。 这虽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淫者见淫的事，但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对傅为人处世的定位。按台湾学者王汎森的说法，在那样一个时代，要成为“学霸”或“学阀”，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与仅有的一些基金会如中基会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政府关系方面，傅与国民党的组织部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形同莫逆，而且共同具有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他与国民党内自由派官员关系密切，并最后得到蒋介石的尊重。在基金会方面，朱家骅是中英庚款的负责人，而与傅氏谊兼师友的胡适，则是中基会的负责人。不仅史语所的诸多经费——尤其是安阳发掘的庞大费用，能得到中基会的挹注，傅斯年实际上也常成为广大学者与政府及基金会间的桥梁。”又说：“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而其来往书信中，与此性质有关者乃极多，尤其抗战期间，大量知识分子贫病交迫，为知识分子请求各种补助成为他的要务，傅氏成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王汎森说这段话的时候，曾翻检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列举了几个事例，其一就是正在云南大理家乡进行民间文化调查的史语所研究人员李家瑞，曾致信傅斯年“因生活迫人，为儿女太多所累，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请假一年，暂营商业”，以免饿死。另一个就是为梁思永与林徽因请求补助一事，“梁思成夫人林徽音（因）在一封给傅斯年的信中表示他们感谢得不知说什么好”。

林徽因这封信在封存、湮没了几十年后，被台湾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整理者王汎森重新发现并公之于众，由此为傅斯年与梁家的交往又增添了真诚而感人的一笔。信曰：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因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幸运），终总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

此信略有残缺，落款日期已难觅，因而具体时间已不可考。据辗转得到这封信影印件的梁思庄（梁思成妹）之女吴荔明推测：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的求援信后，与翁文灏等人设法做了援救之策，而傅斯年得知确切消息或收到款子后，在转给梁思成的同时，顺便把他给朱家骅信的抄件一并转来，意在说明缘由。而此时恰逢梁思成外出（最大可能是去重庆办理公务），信落到林徽因的手中。林看罢自是感激莫名，未等梁思成回李庄，便先行修书一封，表示对傅感谢，同时顺便做些谦虚性的解释，并问及其他事宜，如“思永已知此事否”，等等。

至于傅斯年为梁家兄弟讨来多少款子，吴荔明说：“因为当事人都已经谢世，无法妄测，只有耐心等待相关档案后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林洙舅妈记得二舅曾告诉过她：收条是傅孟真代写的。……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送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二舅妈林徽因和三舅思永，从此生活质量有了改观。”（南按：林徽因去世七年之后，梁思成于1962年与清华建筑系女同事林洙结婚。）

为了证明傅斯年确实送来了款子，吴荔明还引用梁思成给美国驻华好友费正清的信做补证，梁氏在信中写道：“你们可能无法相信，我们的家境已经大为改善。每天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她说主要是她对事情的看法变了，而且有些小事也让她感觉不错，不像过去动不动就恼火。当然，秘密在于我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了。而最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两个月来增加了八磅半。”

吴荔明的这个推测，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令人困惑之处，从梁思成致费氏的信中看，内中并未述及傅斯年送款之事，而后来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在写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传记中，引用这封信之前是这样说的：“可是，他（梁思成）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他现在成了管理者，一个什么都得管的‘万事通’，奔波在李庄和陪都之间筹集资金，成天忙于开会和联系人等等，而不是从容不迫地专注于他的研究、绘图和田野调查。” 从这段记载分析，似乎费慰梅更倾向于梁家生活的改善是梁思成本人奔波的结果。

当然，要彻底推翻吴荔明的论断是困难的，除了林洙一面之词外，最能证明梁家得款的证据是林徽因在给傅斯年信中那句话：“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倘若梁家未见成果，何以凭空生出“引见访谢”之意？

这个谜团湮没了60多年后，于21世纪初有了破译的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得知翁文灏日记有一部分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经与翁的家属和台湾方面沟通，特派研究员李学通前往查阅核校。李从翁氏1942年的日记中发现了如下两条记载：

9月16日，访陈布雷，谈梁思成、思永事。又谈魏道明为驻美大使，美方颇为不满。

9月28日，接见周象贤、Fitzroy、周茂柏、李允成、黄人杰、张克忠、胡祎同、周国剑（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如果没有相抵牾的推理，这两条日记就是梁氏兄弟得款过程和数目多少的铁证，其操作程序当是朱家骅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咏霓）商谈，由翁找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陈布雷，再由陈向蒋呈报，蒋介石以他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赠梁氏兄弟二万元，以示救济——这个环节得以破译，上述三封信便可通解。

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从傅斯年上书到蒋介石赠款的五个月里，梁家兄弟的生活特别是梁思永的病情一直有恶化的趋势，必须随时用药物控制。而除了史语所有个医务室和一位被同人称为“白开水”的专职医务人员（南按：据石璋如说，每当同事到医务室看病，这位老哥就说多喝白开水，于是大家便送了他一个“白开水”的绰号），要从外部购点药困难重重，傅斯年只好以割腕断臂的方式打起了内部主意，而这个主意产生的后果，正如8月6日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信中所说：“又云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仁责言”。又，8月14日信：“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

由此可见，为了挽救梁思永的生命，傅斯年以他特有的霸气加梁山好汉的哥们义气，把医务室本来并不厚实的家底，几乎全部倾注在了梁思永身上，从而出现了史语所同人不满和各种舆论滋生的状况，而傅斯年本人也感到进退不得，颇为恼火。事实上，在如此艰苦卓绝、生死茫茫的紧急关头，因一个人的病情把整个史语所同人、家眷所依靠的医务室弄得破产解体，这对全所人员造成的惶恐是显而易见的，舆论对傅氏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非议也是一种必然。若不如此，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即便是在别人眼里手眼通天、霸气冲天、牛气冲天的“三天”之才傅斯年，面对梁家兄弟这种特殊的情形，也有点力不从心。幸运的是，因有了蒋介石赠送的这笔款子，来回奔波的傅斯年，总算可以抬头挺胸抹几把额头上的汗水，长吁一口气了。

[389] 此处令人感到有些突兀。为何傅在颂扬林徽因的同时，突然从半道扯出一个冰心来为其垫背？且明确表示林的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此种语气显然含有对冰心轻视的意味。傅何以要弄出一个不相干的冰心与林对比，难道傅与冰心之间还有“太太客厅”的纠葛与过节吗？

从傅斯年、冰心的人生历程看，二人没有特别的交往，也没有明显的矛盾。据梁实秋与费孝通等人说，当年冰心留美时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和诗人，加上外表文静高雅，得到了许多热血正盛的男生青睐，一时间求爱者云集，在美利坚合众国那块充满野性与朝气的土地上，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式的爱情追逐大战。但在五彩缤纷又夹杂着刀光剑影的情场上，多路来攻的英雄豪杰只能在围城之外来回兜圈徘徊，无法破门而入，来一个生擒活拿。纵然有强悍之将如顾毓琇者，用尽全身气力，一次又一次发起强攻，其结果仍无法突破冰心那冰冷如铁、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大败而归。在各路攻取的人马中，平时不声不响的吴文藻坚信世间无不破之城与不盗之墓，乃抖起精神，以《孙子兵法》所倡导的巧取制胜之道，利用独特的火攻战术，几个回合下来，使冰心防线产生雪崩，从而一举拿下，取得了令人喝彩又被众人嫉妒的辉煌战绩……而这部大片中上演的一切因缘际会、爱恨情仇，与傅斯年皆毫无干系，可见傅对冰心的轻视，与世俗的爱情观或弗洛伊德的情爱欲望理论都没有直接关联。有人谓冰心当年写《我们太太的客厅》小说，讽刺林徽因与“客厅”里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负面影响，引得与“客厅”有联系的傅斯年大为不快，并对冰心如此轻率加轻狂的做法，产生了厌恶与轻视之感，从此怀恨在心。此次借向朱家骅进言的机会，正好把林徽因与冰心放在一起做一对比，以扬林抑冰的方式，达到出一口恶气的目的云云。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冰心确是有她的人格缺陷，据北大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忆陈寅恪先生》，载《怀旧集》，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从这段回忆看，冰心除了当年撰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与梁思成、林徽因交好的学界朋友，并引得林徽因派人送给她一坛山西陈醋以示报复外，的确有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令人不太喜欢的一面。但这些事仍然与傅斯年无关，看来傅氏对冰心的鄙视必有更复杂的原因。

从已披露的材料看，傅斯年对冰心的轻视，与她的丈夫吴文藻有极大关系。这一说法的证据是，晚年曾做过高官大员，且一直坚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非来一场“改造”不能走上正途的费孝通，在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说过这样的话：“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朱学勤等《费孝通先生访谈录》，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下同）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官场得意的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这之后，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关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某人“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最后费某人自己也落入圈套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氏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梁效”顾问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苟活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和具有反面典型意义的标本。

费孝通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合，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合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一个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档案保存的傅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侧面。

1938年10月，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任职，主要讲授“经学史”与“中国上古史”两门课程。并在距城20里的北郊浪口村安居。据顾的女儿顾潮说：“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父亲到昆明不久，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云云。（《我走过的道路》，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弄出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这样说道：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傅斯年全集》，第7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当此之时，顾、傅二人因在广州中山大学时代和后来的一系列矛盾，早已割袍断义，互不来往。但为民族大义计，顾接信后，听从了傅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长文刊于周刊。顾氏如此说，当然不是屈服于傅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楚图南《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情况，顾颉刚在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觉’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我觉得如果不把这种心理改变，边疆割据的局面是不会打破的，假借了‘民族自觉’的美名，延迟了边民走上现代化的日期，岂不是反而成了民族罪人。所以发表这篇文字，希望边民和内地人民各个放开心胸，相亲相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扬弃这种抱残守缺的心理。”

顾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在这篇文字里，顾氏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说：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如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人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南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便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陈寅恪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6页，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大家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学生费孝通。

吴与费同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费做吴的助手，当时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的，因而吴氏挟庚款之声威，与费孝通辈联合一帮师生和所谓的“民族学家”，在昆明搞了一个号称“民族学会”的山头，并扯出大旗，占山为王，有声有色地闹将起来。众所周知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来就有一个声望颇大的民族人类学组，其人员由大字号“海龟”吴定良、凌纯声以及著名学者芮逸夫等人构成，这个组至抗战爆发时，已遍走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对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动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摄影机进行实地考察拍摄。这就是说，此组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在全国独树一帜，没有任何一个同类团体和个人可以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文藻、费孝通欲在云南边陲拉杆子立山头树大旗，这自然就被傅斯年与学术界同人看作是对史语所甚至整个中央研究院的挑战。

傅斯年眼看吴、费之辈高举的大旗在云南高山峡谷中飘扬开来，并对自己所属的阵营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式的打击，公开在报上驳斥傅、顾之说，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一看，自是怒火攻心，立即意识到吴、费等“民族学家”的言论，将在云南产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弄不好会产生新的乱子，引起复杂的民族纠纷，必须立即想法截断这股势力。根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兵家战略，傅斯年采取后发制人的战术决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开始向吴、费联盟反击，于是有了顾颉刚与傅斯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主题论文发表。兵锋所指，一目了然。已经占山称王的吴文藻见顾、傅集团挥刀弄枪地向自己砍来，颇不服气，认为顾、傅联盟构筑的理论堡垒乃牧竖之妄语，必须以“替天行道”的豪气与正气，坚决、彻底、干净地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吴文藻亲自秉烛焚香，筹划密谋，坐镇指挥，遣费孝通为大将，高擎“民族学会”的大旗，呼喊着“为学问而学问”，以及“学问不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率领部分精兵强将一路喊声震天地杀出山门，欲扫荡顾、傅联盟堡垒。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对势力，傅斯年挥舞令旗，急速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阵营调兵遣将予以迎战。因吴氏敢于较劲称王的底气来自有美金英镑支撑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而当时该会的董事长是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兼任，总干事为杭立武，傅斯年便采取釜底抽薪的狠招，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二位钱权在握的掌门人，揭露吴、费之谬说，痛陈其妄为，历数思想观点之荒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危害，要求朱、杭二人紧急将吴氏他调，以免破坏民族团结，发生不测之事端，借机达到将来犯之敌一举击溃之目的。

傅在致朱、杭二人的密函中告之曰：

先是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边疆”“民族”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其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其中自有缺陷，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吴使弟子费孝通驳之，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猡皆是民族。一切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为纯粹汉人者本居少数，今日汉族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性，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种同化作用，在此地本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云，猓猡也；大官如周钟狱，民家也；巨绅如李根源，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猡，这些地方是夷……更说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漠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为学问作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最后，傅斯年说：

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以傅斯年的霸气及与朱、杭二人的密切关系，加上顾、傅在昆明所调集各路精兵强将的强力支援与夹击，吴、费山头不稳，派系不牢，最终力不能敌，丢盔卸甲败下阵来。最终的结局是，吴文藻偕夫人冰心弃昆明转重庆另谋新职，整个昆明“民族学会”阵营树倒猢狲散，傅斯年所说的“费某”也顾不得“大放厥词”，而不得不设法撤离山寨，杀出重围，夺路而逃了。

正是鉴于这样一种充满了火药味的政治、学术背景，深知费氏所言“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的傅斯年，在反对、轻视吴氏的同时，对他认为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冰心没有好感，并在致当年曾给过吴文藻一记闷棍的朱家骅信中，再度与林徽因同时提出来，并给予轻视性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TDJoThI6vRRV/zEceq0eRfsiG3rKKLBqwdO7tE9qyqyqesTTCfWu68NXhp1rb0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