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似水流年

◎ 人生若只如初见

梅贻琦等人离去不久，一位中年男子又自昆明来到李庄梁家——此人便是被学界朋友们亲切呼之为老金的西南联大教授、哲学家金岳霖。

老金的到来，与梅贻琦一行到梁家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同意味，他给梁氏夫妇特别是病中的林徽因的慰藉，是梅氏等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老金，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先后留学美国、英国，外加游学欧洲诸国，时间近10年，所学专业由早期的经济学转为许多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哲学。按照当时风行的清华—放洋—清华的人生模式，金岳霖于欧洲归国后回清华执教，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此点非彼“点”，正如许多年后一位叫王洪曦的山东武警教官所说：“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装了满肚子洋墨水的老金，已是今非昔比了。

自清朝同治年间金岳霖的家乡出了一位曾文正公，湖南人的雄心壮志就空前膨胀起来。据老金说，他少年读书时，就跟着学长们齐声高唱：“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另有更狠的，如“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 这种“舍我其谁”的豪气、霸气加蛮气，贯注于金岳霖的神经与血液中，并决定了他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和“改变历史”的意识。只是由于欧风美雨的浸淫，又使老金的“参政”与“改变”意识中少了土生土长的霸蛮之气，增添了现代主义的改良与民主性的因子。192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年28岁的金岳霖，受罗素《数学原理》与休谟《人性论》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产生了自己的理想。面对国内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自由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鼓吹中国要有“好人政府”，也就是要选拔好人做官，由好人在政府里办事才能改良社会并使之进步等幼稚的理论与虚幻多于现实的理想，金岳霖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条道路和独特的生活方式。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老金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做官当一种职业来经营。“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做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知识分子要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并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当时的金岳霖意识到，这个理想要落实到中国大地，并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需冲破相当的阻力和荆棘遍布的围网，甚至漆黑的铁幕，还有一段遥远的包括流血的路可走。但他坚决地认为，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中国的路非这样走下去不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这条路上做出典范，“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

对于老金这一天真、率性、淳朴的禀性和独特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准则，冯友兰认为“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 。这个比喻未见得妥帖，但从老金身上，能隐约看到或想象到魏晋人物、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的影子。这里强调的只是一个影子，或者像《晋书·嵇康传》所言“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外在风度、风仪和韵味，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与司马氏新兴政治势力合作，动不动就抱着琴瑟大弹《广陵散》，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砍了头的嵇康要聪明、清醒、理智和识时务得多。尽管当年的小金、后来的老金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出身的欧美派“海归”一样，中年与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宣言，特别对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对新兴的政权也是从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为老金不同于当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权时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现，才有幸活到1984年90岁高龄去世，这样的际遇在金氏的同辈朋友、同事中算是个罕见的异数，由此可见老金的政治头脑以及对政治和王道理论活学活用的功夫，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吴宓或叶企孙等人可以比拟的。

饱受欧风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观念已相当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华执掌教鞭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暗恋着心中的圣女、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美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风流俊美，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一往情深地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与其同居的那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她老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当那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含泪离去之后，老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索性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于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择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重名，愤而改为林徽因。后来书信往来中，仍有称林徽音者）。后来老金对这段生活有过描述，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又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直至相爱，缘于好友徐志摩的引荐，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识则在英国剑桥，即徐志摩诗中不断吟咏的康河与康桥，著名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便是《再别康桥》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洋时代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皆属显赫一时的高官大员，又是多年的挚友。因了这一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颇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来个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南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 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横冲直撞地钻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并在大洋彼岸生发了一股狂涛巨澜。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因受各方政治势力排挤被迫卸任，旋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的身份赴英国考察，心爱的女儿林徽因一同前往。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就在这年10月，徐志摩告别克拉克大学的同学好友李济，由美国渡海来到伦敦，入剑桥大学学习。两个月后，因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林家父女。此时徐志摩出洋已三年，在欧风美雨吹拂的花花世界里，已蜕变为摧花折枝的情场老手。林徽因情窦初开、妙龄含春的音容笑貌，令徐志摩一见惊为天人。欲火难耐中，徐很快施出几十年走南闯北练就的八卦勾魂术与七步麻醉散，向林徽因发起爱情攻势。其用情之烈，完全可与水泊梁山一派人物中在孟州道上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有一拼，只是目的有点不同罢了。在浪急风高的异国他乡凭空遭遇这样一个猛汉的情爱袭击，林徽因惶恐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但林长民是个见过世面且豁然大度之人，对有妇之夫的徐志摩夜里挑灯看剑式的豪放做派，不但不横加指责，反而有些暧昧地为其开脱。从当年12月1日林长民给徐志摩的信中，可以看到各自内心情感的波动，林在信中说：“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因问候”。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仍在英国读书的徐志摩于1922年3月赶到德国柏林，由中国留学生吴经雄、金岳霖做证，与从国内追随而来的结发之妻张幼仪翻云覆雨地闹腾了一番后，正式离婚。 同年秋，自认为挣脱了锁链的徐志摩匆匆结束学业，由伦敦归国。在家乡浙江海宁和上海等地稍事停顿，于12月来到北京。徐之所以匆忙离开欧洲回到国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听到林徽因已许配给梁思成的消息。而回国的目的，除了弄清虚实，还想以自己的实力和练就的情海勾魂术，赢得林氏的芳心，使其抛却旧构，与自己共结百年之好。然而，徐志摩一到北京，便听到梁思成与林徽因将要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如同当头一棒，令他许多天缓不过劲儿来。

清华出身的梁思成毕业于1923年，亦称癸亥级，这一级的清华学生曾产生了陈植、顾毓琇、梁实秋、施嘉炀、孙立人、王化成、吴文藻、吴景超等后来闻名于世的人物。梁思成本来在这一年出国留学，结果在1923年5月7日，梁氏骑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刚出长安街，就被北洋政府交通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在路边沟中。梁思成血流满面，当场昏迷。尚清醒的梁思永飞跑回家说：“快去救二哥吧，二哥碰坏了。”等梁家的听差曹五奔到出事地点把梁思成背回家时，梁思成脸无血色，昏迷不醒，急送协和医院检查，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受伤。梁思永只是嘴唇被撞裂了一处，流血很多但无大碍。因是当世名人梁启超的两位公子被撞伤，媒体借机大肆炒作，一时产生了许多版本，徐志摩与林徽因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炒作的化工原料，直至许多年后仍有一种较为刺激的说法在流行。这个版本说的是：当时在北京西山养病的林徽因，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的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自西山驶出”，于是在北京街头发生了车祸，梁氏被撞翻在地。记述此事的作者援引了一段当年的“本报讯”并附加了一个证据，“本文资料由陈从周先生书面提供。交代一句：陈从周先生为著名建筑学家，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同行，也是著名诗人徐志摩先生的表弟”云云。

无论如何，梁思成被撞伤是一个事实，梁启超夫人见肇事者金永炎在人前人后仍然牛气哄哄，拒不前来赔礼道歉，便直奔总统府大闹了一场，据说还跑到金永炎家中，从放洋油灯的坎子（小窗）伸进手去，把金次长的脸上抓出了几道血印子。极其不幸的是，梁思成因这次车祸导致骨折的左腿没能接好，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落下终生残疾，走起路来有些微跛。更为严重的是，梁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后来不得不穿上一件医院为此特制的厚重钢背心，以支撑上身。因了这一特殊情况，梁氏只好推迟一年放洋。

1924年，在梁启超精心策划、操作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同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许多年后，当梁思成谈到自己为何进入建筑专业，并成为中国建筑史一代宗师时，毫不讳言得益于林徽因的启示。梁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爱屋及乌，梁思成先是被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尔后才走上建筑这门学术道路。当然，这一抉择与乃父梁启超的思想观念与平时的教导密不可分。颇具学术眼光的梁启超，出于对世界学术前景的了解和关注，很想让儿子到国外学习这些在俗世看来极其偏僻的专业，并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充满期待。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抵达美国后，因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只好入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二人赴美入学刚一个月，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病逝，梁启超再三阻止梁思成回国奔丧。第二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不幸被流弹击中身亡。梁启超亲自写信给梁思成，通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给予林徽因极大的精神安慰。1927年，林徽因于宾大美术学院毕业，旋进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成为中国向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第一位留学生。同年2月，梁思成获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攻读并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根据梁启超的安排，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梁思成的姐姐梁思顺家中举行了婚礼。

1928年8月，梁启超在国内为梁思成夫妇联系好了工作——去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学系。梁思成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月薪800元；林徽因担任教授，月薪400元。这是中国大学最早设立的一个建筑学系。此前，梁启超曾在清华为梁林夫妇联系了教学工作，但后来又改变主意，力主这对小夫妻去沈阳，理由是：“（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对于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梁思成夫妇深以为然，表示完全听从父亲的指教。东北大学方面要求梁、林尽快到职，而这个时候梁启超的肾病日趋严重，梁、林这一对周身散发着温热，正沉浸在甜蜜幸福中的重量级“海归”，不得不中断婚后欧洲的考察和旅行，于这年9月匆匆赶回国内赴东北大学就职。

此时梁启超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与前些年去世的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梁林夫妇专程从沈阳赶回北平奔丧，并设计了造型简洁、古朴庄重的墓碑。梁思成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中所设计的第一件建筑作品，竟是父亲的墓碑。天命人事如此聚合，令人不胜欷歔。

这年8月，林徽因在沈阳生下了一个女儿。为纪念晚年自号“饮冰室主人”的父亲梁启超，梁林夫妇给女孩取名再冰。

梁林夫妇在东北大学如鱼得水，工作极其顺利，遗憾的是东北地区严酷的气候对林徽因的健康极其不利。第二年，林徽因那原本有些柔弱的身体受到损伤，肺病复发，不得不返回北平赴香山双清别墅长期疗养。沈阳回返，标志着林徽因青少年时代的肺病再度发作。自此之后，这种被时人视为像癌症一样不可治愈的肺病，一直与她形影相随，纠缠不休，直至把这位才华横溢的美丽女人拖向死亡的深渊。

由于林徽因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她重返沈阳东北大学工作和生活，梁思成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方向。恰在这时，一个新的机会出现在面前，这便是中国营造学社的聘请。

中国营造学社最早设在北平天安门里西庑旧朝房，后属于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是一个民办学术团体和科研机构，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建筑学研究机构。学社的发起人是朱启钤（字桂莘），人称朱桂老。此大佬1872年生于贵州，1914年（民国三年）10月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后又代理过国务总理，1915年奉袁世凯之命修缮皇宫时，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部湮没日久、由宋代建筑学家李诫（明仲）创作的《营造法式》抄本。此书编成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镂版印刷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朱氏看罢惊为秘籍，将此书借出馆外两次出资刊行，很快引起学术界瞩目。在一片追捧叫好与鼓噪声中，朱启钤头脑一热，索性自筹资金，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工程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朱氏自任社长，办公地点就在他的家中，一些国学名家被邀入社成为社员。这时的情形，还是一群对建筑感兴趣的儒生聚在一起谈古论今的沙龙模式，没有形成什么气候，更没有什么科学研究可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东北地区弥漫着浓重的火药气味，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演习为名进行挑衅，经常闯入校园横冲直撞。为强行修建沈阳—铁岭的铁路，日本人竟把东北大学通往沈阳城里的一条大路截断，树起路障，上书“随意通行者，格杀勿论”等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恐吓标语。政治形势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东大建筑系“弦歌”正处在断亡绝继之秋。中国营造学社的朱启钤探知此消息，托人捎信，希望梁思成夫妇能加入该社工作。此时东北大学校园内已是老鼠动刀——窝里反了，几位院长之间的派系斗争到了剑拔弩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梁思成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和校内诸位鼠辈拳脚相向与明枪暗箭的厮杀，加上林徽因身体不适，已不能回东大工作，于是决定离开他亲手创建的建筑系，一切事务交给当地人童寯料理，回到北平应聘到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继之被聘为营造学社校理之职。

当年梁思成夫妇在美国留学时，梁启超就曾给他寄去过由朱启钤重印的《营造法式》，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科学研究是一块尚未开拓的荒原，而这部《营造法式》更像一个浸在雾中的谜团，无人辨识真正面目。梁思成作为建筑系的学生，对《营造法式》的术语同样不知所云，遂视为“天书”。这个时候，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几乎每一处都做了精确的记录、测绘，并有深入而透彻的研究。此种情形，对于渐开眼界的梁、林既是一种启发，又是一种鼓励，两位海外学子似乎突然看到了天光乍泄，一下找到了为之奋斗的目标。梁思成怀着激动之情专门写信给梁启超，谈了自己日后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之类书籍的志向。梁启超接信后大为惊喜，立即回信鼓励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但还需要多方学习研究，才有可能达到目标。正因为梁思成心目中始终怀揣着《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不解之谜，以及乃父所鼓励支持并值得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件“大事”的因缘，才使梁思成最终决定离开东北大学，为实现心中的“大事”转入民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后来梁林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取名梁从诫，有“跟从李诫”，并以此纪念《营造法式》作者、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之寓意。

梁林夫妇辞归北平不久，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毕业生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一起来到北平投奔老师梁思成夫妇，从而成为营造学社的骨干。未久，曾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的建筑学家刘敦桢，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转赴北平，参加营造学社的工作并出任文献部主任。自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建筑学界的健将，构成了营造学社两根顶梁柱，并作为发起人朱启钤的左膀右臂，对学社的未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标志着他们古建筑研究学术生涯的开始。这个学社由于梁、林以及刘敦桢等精英的加入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渐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学术组织。自然地，中国营造学社本身也为梁、林等人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梁思成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史学的开拓者、文物建筑和历史名城保护的先驱，与他在中国营造学社这段生活经历有极大关系。

◎ 林徽因与冰心成为仇敌

梁、林从海外归国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了新房，即梁启超在东四十四条北沟沿胡同的住宅（南按：即今北沟沿胡同23号），但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此住了不长时间即赴东北大学任教。当他们从沈阳回来后，全家搬入地安门内米粮库2号居住。当时米粮库胡同一带住着大批清华、北大的学术界名流，如陈垣、傅斯年住在米粮库胡同1号，胡适住在4号等。后来，梁、林认为米粮库胡同住宅过于狭窄，又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同米粮库胡同相比，这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四合院，宽敞明亮，安静适宜，确是难得的佳处。

自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的四合院，梁林夫妇所具有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很快吸引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围聚而来，如当年在英国狂追林徽因、时已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在学界颇具声望的哲学家金岳霖，另有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萧乾，等等。这些学者与文化精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陆续来到梁家，品茗谈天，坐论天下事。每逢朋友相聚，风华绝代、才情横溢的林徽因，总是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超人的亲和力和调动客人情绪的本领，使众学者谈论的话题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社会广度；既有学术理论高度，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可谓谈古论今，皆成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梁家的交往圈子影响越来越大，渐成气候，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时人称之为“太太的客厅”。对于这个备受世人瞩目，渐成国际俱乐部特色的“客厅”，曾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心驰神往，如萧乾、沈从文等小字辈人物，就曾因前来请教而得到林徽因的欣赏和提携。

当然，这个时期和林徽因打交道的不只是像萧乾这样的傻小子兼文学青年，一旦承蒙“召见”受宠若惊，感激涕零。有一些在文学创作上成就赫然者，特别是一些喝过洋墨水的女性，不但不把林氏放在眼里，还对此做派加以嘲讽挖苦。当年与林徽因过从甚密的作家李健吾对林徽因的为人做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为此，李健吾还加以举例说明：“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因为每星期六下午，便有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种种现象和问题。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对于这一趣事，李健吾得出的结论是：林徽因与冰心之间“她们是朋友，同时又是仇敌”。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则是“她（林）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

李健吾提到林的“仇敌”冰心，颇有些令后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核查历史，冰心确实写过一篇讽刺文章，标题是《我们太太的客厅》。此文写毕于1933年10月17日夜，自9月27日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这年的10月，林徽因与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等人赴山西大同调查研究古建筑及云冈石窟结束，刚刚回到北平。从时间上看，李健吾的记载似有一定的根据，送醋之事当不是虚妄。冰心此为，的确刺痛了林徽因的自尊心。按冰心小说中的描述：“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又说：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此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

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作品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有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与虚幻的“三虚”，以及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外加“一二”，即二杆子色彩，这“三虚”“三俗”加“一二”人物的出现，对社会、对爱情、对己、对人，都是一股颓废情调和萎缩的浊流。冰心以温婉伴着调侃的笔调，对此做了深刻的讽刺与抨击。金岳霖后来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当时尚是一名中学生，后来成为萧乾夫人的翻译家文洁若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后，家里更是经常谈起他，也提到他和陆小曼之间的风流韵事。”

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属福建福州同乡，其前辈就有接触，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外加一个胡适搞三角恋爱的地方相识并有过愉快的交往。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醋之后，二人由朋友变为仇敌，以后的岁月再也难以相处了。

1938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同在昆明居住了近三年，且早期的住处相隔很近，冰心先后住螺峰街与维新街，林住巡津街，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即可相见，但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耳闻口传中，从未发现二人有交往经历。倒是围绕冰心这篇小说与徐志摩之死又滋生了一些是非恩怨，且波及后辈，这可能是冰心与林徽因当时没有想到的。冰心在小说中所讥讽的那帮学界名流，却一直作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挚友和知音在时间的长河中绵延不绝。而“太太客厅”最忠实的参与者，当是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为此，有人说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离不开梁思成，缺不了金岳霖，也少不了风流情种徐志摩。此一语，可谓道出这三位优秀男儿对林徽因一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人格塑造。据林徽因的美国女友费慰梅说：“徽因和思成待他如上宾，一见了他们，志摩就迸发出机智和热情。他乐意把那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介绍给他们……无疑地，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持久的贡献是引见了金岳霖——他最挚爱的友人之一、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老金’。”

徐志摩介绍了老金，自己的情感也渐渐转入另一个女人，这便是一代名媛兼交际花陆小曼。

当林徽因从英国归来，在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归国这段时间，徐志摩完成了与发妻张幼仪离婚，再回国迎娶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中国军官王赓的夫人、京城名媛——陆小曼的感情历程（陆在徐的迷恋下，与其夫离婚）。对这段曲折变故，梁从诫曾说：“徐志摩的离婚和再娶，成了当时国内文化圈子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多于欢乐。” 事实确如梁从诫所言，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迁往家乡海宁与南京、上海等地居住。1931年初，为了照顾新婚不久的陆小曼的生活并陪其开心取乐，徐志摩舍北平同事朋友而跑到上海光华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意想不到的是，徐到南方不到一年，就羽化登仙了。

1931年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做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飞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白马山（又称开山），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陈雪屏、钱端升、张慰慈、陶孟和、傅斯年等相聚胡适家中，众人相对凄然，张奚若恸哭失声，林徽因潸然泪下。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同人委派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分别从北平和青岛赶到济南白马山空难现场，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 ^[356]

丧礼结束后，按照林徽因的叮嘱，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飞机的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

徐志摩乘风归去，与林徽因最为相知相爱的男儿，只有梁思成和老金了。

金岳霖比梁思成大六岁，比林徽因大九岁，在梁、林面前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自从得徐志摩引见后，老金始终是梁家沙龙中最为痴迷的铁杆客人。梁家与老金之间，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就非寻常人可比。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的老金，对林徽因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而林对这位金大哥亦十分钦佩敬爱，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奇妙境界。徐志摩死后，金与林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到了心心相印，难舍难离，火花闪闪，一度到了干柴烈火加草木灰搅在一起不可收拾的程度。

关于金与林之间的爱情谜团，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有所披露。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说：“我曾经问起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间，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梁思成进一步解释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从流传下来的可靠材料看，这三人间的关系真有点像西洋小说里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金和林一直相爱、相依、相存，但又不能结成夫妻。金终身不娶，以待徽因，只是命运多舛，徽因英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一个孤独的骑士，继续爱情孤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他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 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因老金只迷恋林徽因一人，平时不太与其他女性来往（南按：只有一个沈性仁是个异数，后有详述），也不是那种太好热闹之人，闲来无事，平时迷恋起养鸡和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一件奇事。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回忆录《杂忆赵家》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南按：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南按：即从美国跟来的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女），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妇科专家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此举搞得杨步伟哭笑不得，因而许多年后仍对此事记忆犹新。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使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雇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把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与老金友善。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之句。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听过老金讲课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听过课和相熟的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什么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逻辑哲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就开设逻辑课，听的人不多，每堂课只有七八个学生，而真正能听懂且领会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对于这门学问的深奥与哲理，与金同在哲学系的冯友兰曾有过这样的话：“金先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感。中国有一个谚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先生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谚语有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的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这和这个谚语的本意正相反。”

当年在联大上课的学生做了教师之后，经常把老金列举的这一事例作为逻辑的辅助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只是说得更通俗易懂罢了。如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话不合逻辑，既然钱财是粪土，仁义又值钱财（千金），那么仁义也就等于粪土。逻辑学的一个功用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一步步与真理接近。对于这门深奥的学问，外行只能瞧个热闹，真正的奥妙是难得一窥的。金岳霖的学问中有很重要的理想主义成分，这个理想或者说梦想，充溢着反中国传统理念的西方现代新式思维，具有相当的特立独行色彩。当时在联大听老金讲逻辑课的几个学生中，有一个叫殷福生的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似乎颇得老金学说的要领。殷福生（后改名殷海光）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1919年生于湖北黄冈回龙山镇一个传教士家庭的殷福生，中学时代迷上了哲学，曾写信向金岳霖求助，老金给予了无私帮助。晚年的金岳霖写过几十篇短小精悍的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张东荪帮助我加入民盟》，明确提到了当年资助殷福生求学的事，并对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大为不满。文中说：“我同张东荪的关系，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不愉快的。先说不愉快的部分。殷福生是当时要学逻辑的青年，写信给我要学这门学问。我问张东荪，有什么青年可以做的事，得点钱过过日子。他说那好办。我就让殷福生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张东荪说没有事给殷做。我只好维持殷的生活。多少时候，现在忘了。”

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资助和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上西南联大的机会，并从金氏哲学中受益良多。到台湾之后，殷氏凭着一张大嘴和湖北佬的聪明，吸引了一批激进青年围观膜拜，一时声名鹊起，号称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飘扬在台岛上空的自由主义的一面光辉旗帜等。 ^[367]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学生，许多年后，金岳霖的名声在台湾地区又响亮一时，并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人物，留在了知识分子心中。

◎ 老金千里走单骑

却说老金来到李庄梁家，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之所以旧病复发，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

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对重庆一带的环境曾做过这样的描述：“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十月至第二年四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磺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 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第一祸首就是当地气候和被硫黄毒素污染的环境。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这张床已跟随梁家转了大半个中国。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此时的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渐渐加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的痛苦、无奈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 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无策的梁思成便在心底呼喊着：“神啊！假使你真的存在，请把我的生命给她吧！”

好在随着天气转暖，林徽因发了几个月的高烧有点消退，但还是时退时烧，无法稳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都躺在行军床上，不能随意行动。这样的束缚对好动惯了的林徽因而言，无疑是一件莫大的痛苦。自从林徽因病倒后，家中一切事务自然要靠梁思成承担。由于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梁思成只好自己学着给林徽因打针，并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梁思成对妻子的坚强和上帝的眷顾心怀感激。

除疾病折磨和生活艰难，对林徽因的另一个重大打击就是她弟弟林恒与其他飞行员朋友的不断罹难。

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后，因父亲林长民已去世，林徽因的母亲与三弟林恒便跟梁家一起生活。“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已考取清华的林恒受抗日爱国风潮影响，毅然决定退学，转而报考了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中国空军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当梁家迁到李庄时，从航校毕业不久的飞行员林恒却不幸在成都上空与日机作战时阵亡。

梁思成得知噩耗，没敢立刻告诉病中的爱妻，自己借到重庆出差的机会，先悄悄拐往成都，匆匆收殓了林恒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为了向林徽因的母亲（南按：抗战爆发后，一直随梁家流亡）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梁思成归来，把林恒的遗物——一套军礼服，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个黑色包袱里，悄悄藏到衣箱最底层。后来老人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了真情，悲痛欲绝，当场昏厥。与自己的母亲相比，林徽因得此消息，尚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承受住了感情打击。据说，梁思成还专门在林恒的遇难地找到了一块飞机残骸，带回了李庄。后来，林徽因把这一块残骸挂在自己的床头，以示缅怀。 ^[370]

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年轻的“三爷”（在家中排行第三）。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赞赏，二人经常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而老金有时称呼他为“三爷”。如今“三爷”驾鹤西去，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经过，不觉悲从中来，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也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潸然泪下。

灾难和痛苦形影相随，但生活还要继续，梁林夫妇“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自己为之追求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伤的眼泪。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人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在几张简易木桌上，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为实现多年的夙愿，梁、林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同时草拟《中国建筑史》写作提纲，欲完成一部积聚在心中多年的皇皇大著。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用心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南按：留学前在长安街骑摩托车被撞的后遗症），常常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为了给林徽因积弱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老金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鸡们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平北总布胡同居住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步伟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大家住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呵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 正是由于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加以对待，他对梁林夫妇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 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岩穴寒士们精神上获得了一丝慰藉。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多灾多难的《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花时间最长，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一只书箱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书稿。

每次老金跑警报，手提箱里除了视若生命的《知识论》，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对这一情状，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在后来撰写的《跑警报》一文中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但“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十分尊崇和敬仰。

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最普遍的是金戒指。老金提着林徽因的情书跑了几次警报后，忽然灵感迸发，非同常人的头脑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有了这个逻辑推理之后，便把这个发财的门道悄悄告诉了几个学生，让其如法试行。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几个学生每次回归都很留心巡视路面。果真有同学两次捡到过金戒指，老金闻讯甚为得意。逻辑推理有此妙用，是教这门课的金岳霖此前未曾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之所伏”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竟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藏有林徽因情书与《知识论》手稿的小箱子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军飞机在城内轰炸，他坐在山中一块石头上，打开箱子取出书稿埋头修改。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竟一觉睡过去了。当老金醒来时，天就要黑了。老金坐起身，揉揉眼睛，提起箱子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忽然想起时，急忙提了灯笼赶回去寻找，凭着记忆找到白天躲警报的大体方位，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块石头。待第二天再去找，方位是找到了，但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在林中闪现，书稿却踪迹绝无。这部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作垃圾随手扔掉，或者是老金误记了方位等等，一切皆不得而知。回到宿舍，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借休假的空隙，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老金之“痴”与“倔”，由于这一离奇事件的发生而传诵一时。

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底了（南按：据老金回忆可能是12月12日或14日）。书成之后，老金曾送给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审阅。只是像这样的专业性特强的书稿，不是一般的人能看得懂的，即便是哲学家而不研究这个哲学分支的学者读起来也感到吃力，有时甚至不知所云，冯友兰也深有同感。据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老金）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一个大学的哲学系，必须有这样的专家，才能算是像样的哲学系。这种看法对不对，我们暂时不论。无论如何金先生的《知识论》，可以算是一部技术性高的哲学专业著作。可惜，能看懂的人很少，知道有这部著作的人也不多。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冯友兰如是说，不排除有自谦和耍一点布袋戏的成分，但细考究起来恐怕多数还是真话，只是以冯当时的地位和名声，不足以令人特别是当政者听从，对这部著作的出版与翻译等建议亦不可能有人理会。事实呈现给世人的是，老金从冯友兰手中接过《知识论》手稿，稍作修改即寄给商务印书馆，时中共军队正在围攻北平城，炮火硝烟中，印书馆的职员已是人心惶惶，各自顾命，没有人再去顾及这部天书一样的书稿了。直到三十余年后的1983年底，由于政治大气候的需要，商务印书馆才把这部倾尽了老金前后两次共十余年心血的结晶——《知识论》印了出来。此时老金已重病在身，和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住在一起，并由梁从诫家人负责照顾这位“金爸爸”的日常生活。当老金病情好转开始翻看这部大著并回忆写作的坎坷岁月时，已是1984年春天。这年10月，90岁的老金与世长辞，这部大著遂成哲学家金岳霖学术生涯的一曲绝响。

[356] 徐志摩遇难后，之所以由沈从文和梁思成去收尸，与沈和徐的深厚情谊有关。按沈从文的说法，徐志摩是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引者兼“恩人”。徐遇难时，沈正在青岛大学任教，因而由青岛直接赶赴济南与梁思成等人会合料理善后是合理的。对徐之死因，沈在给好友赵家璧的信中说道：“徐南去，主要因小曼不乐意去北京，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三十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愚园路房子时，搞个中介名义，签了点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天，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京，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地搭这次邮件运输机回北京。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廿五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一切都这样凑巧，而成此悲剧。”（陈从周《记徐志摩》，载《陈从周散文》，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沈的说法大致不差，更具体的细节他可能不太明了，据山西作家韩石山对这段历史事实研究后说：徐离北京是搭乘张学良专机飞南京的，当时张以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身份驻节北京，顾维钧帮张学良办外交，常乘坐张的专机在南京与北京之间飞行。此次是南京政府要顾维钧代理外交部长，顾仍乘张学良专机赴宁，徐志摩与顾友善，借机一道前行。而“从南京返回北平，徐志摩原打算仍乘坐张学良的专机，但顾维钧一时还不能回去，他便决定不搭乘了。正好离开上海时，他顺便将去年保君健（航空公司财务科长）赠给他的免费机票带在了身上，经联系后获准第二天一早可搭乘航空公司的邮政飞机。徐志摩之所以要匆匆赶回北京，前面说了，是因为北大的教员有活动，要一起表示抗日的精神，但也不能说，与林徽因当天下午要在协和小礼堂作报告，给外国人讲中国的建筑艺术无关。11月19日早8时，徐志摩乘‘济南号’飞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10时10分，飞机抵达徐州，徐志摩在机场发信给陆小曼，说头痛不欲再行，但最终还是又走了。10时20分，飞机继续北上，及飞抵济南附近党家庄时遇大雾，触开山山头，机身着火坠毁，徐志摩遇难身亡，终年35岁。”（《悲情徐志摩》，韩石山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

关于徐志摩坠机事件，11月20日《北京晨报》以《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天雨雾大误触开山》为题，做了如下报道：

[济南十九日专电]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政被焚后，钞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徐志摩遇难后，社会议论蜂起，哀悼者有之，慨叹者有之，补充各种作料添油加醋以供饭后谈资者有之。学人雅士有兴文追祭者，丝竹之辈有为之作诗吟赋缅怀者，有谓“徐先生之死，等于除东三省以外，我们又失去了一省”者（《文化古城旧事》，邓云乡著，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有大谈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关系”者。如此这般吵吵嚷嚷，谈来说去，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这个老幼皆宜的消遣话题才暂时沉寂。想不到几十年之后，随着政治解冻，思想开禁，文化复昌，徐志摩再度成为大众明星和巷里坊间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与此相关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出笼与热播，如同火上浇油，再度吊起了亿万观众的胃口，从而引起了一场围绕主人公是是非非的论争。媒体与网友的评论自不待言，围绕着主人公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等人故事情节的真实与否，徐家和梁家后人都卷了进来，予以激烈抨击……

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的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载梁从诫所著的《不重合的圈》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说得更明了一点，那就是——徐志摩必死。

这股暗含抑徐扬梁（思成）的情绪到了数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一九三一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韩石山《林情徐爱有多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出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与那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决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家为坐标的逻辑去推理，似乎离“爱”与“爱情”偏远了一些。有赞成者说当年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曾公开表达过此意，认为梁思成是林氏最佳的人选，徐志摩只是个不自量力的丑八怪而已。

金岳霖确实说过林与梁结合比与徐结合好的话，但要说把徐描绘成一个丑八怪，似乎是后人添油加醋的结果。有研究者陈宇与陈钟英二人，曾于1983年对金岳霖进行过一次针对性的访问，从当时的谈话记录可知金氏晚年对徐志摩的评价：

我们（按：指采访者陈宇与陈钟英等人）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相片问他。他（按：金岳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

金岳霖所说的大意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为此，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又说：“当然不是说他滑头。”

经老金解释，采访者才领会，金岳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老金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南按：是一个政治派别，非某学院某系。）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载台北《传记文学》，1999年第4期）说这话时，金岳霖已89岁高龄（翌年去世），和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呼曰“金爸”。为此，金岳霖颇感欣慰。

关于老金晚年对徐的这段评价，若记录无误，显然是老金带有抑徐扬梁的感情色彩，同时似乎也忘记了他曾是徐、张离婚的鼓动者与签字见证者，也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证婚人这段陈年旧事了。

[367]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他的伯父殷子衡系辛亥革命志士、日知会骨干。殷海光七岁随父母迁到本县上巴河镇，1925年入叶家瓦小学（私塾）念书，1930年到武昌上初中。1933年念高中时与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通信，并与金讨论有关逻辑学问题，得到老金赏识，这在殷海光的思想深处播下了自由主义的种子。上高中二年级时，殷海光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翻译了一部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后在正中书局出版。

1938年，殷海光在金岳霖帮助下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并成为哲学系的高才生。在西南联大，殷接收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为自由、民主和科学奋斗的思想洗礼。1942年，殷海光从西南联大毕业，再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和西方逻辑学。1944年参加青年远征军，被派往印度西多学习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因不适宜当军人提前退伍，在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其间，在《扫荡报》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被国民党要人梁寒操、陶希圣看中，调入《中央日报》任主笔，同时兼任南京金陵大学副教授。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殷撰写了大量社论、评论，出版了多部理论著作。

据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说：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年在联大时，每次上课发言总是滔滔不绝，做慷慨陈词状，“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骂了胡适，再跟着国民党骂共产党，如国民党说中共在延安“游而不击”“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他也跟着狂骂一气。后来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又狂骂国民党。同为西南联大哲学系学生、金岳霖爱徒的王浩曾对何兆武说：“其实殷海光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后来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上学记》，何兆武著，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1949年春，殷海光去台湾，继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主编《青年》周刊，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1949年8月，因受到不同政见者的攻击，愤然辞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职务，转入台湾大学任教。同年11月与胡适、雷震等人一起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任编委兼主笔。195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哈佛大学考察、研究、讲学一年。1955年，殷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一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稿。1969年，被美国哈佛大学聘为研究员，并邀请去美国，但遭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阻拦。由于殷海光不断在报刊发表批评、揭露台湾政治当权者的文章，令当局极为不满，蒋氏父子利用其控制的党、政、军、特及学术界一帮铁杆追随者，对殷做“政治思想工作”，劝其“改邪归正”，不要再搞“歪理邪说”，做毒害“党国”精英和人民大众之事。想不到殷海光敬酒不吃吃罚酒，表示要以自己五尺之躯与国民党政权对抗到底。当局对其所作所为保持了最大克制，只对其采取了敲山震虎和小打小闹的所谓“整训”。

尽管殷海光不识时务，整天像喝醉了酒的莽汉一样，两腿打晃，四处叫骂攻击台湾的蒋氏政权及属下臣僚，但念及殷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蒋政权恨之入骨但始终保持克制而没有采取措施伤其皮肉。只是殷海光本人总觉得不爽，他认为一切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应该按照他的性子和理想来闹腾，只有按他的理想行事，才是最高境界和台湾人民之福。遗憾的是，当局置之不理，恼怒时还来一番舆论鞭挞，或施以小小颜色。殷海光在悲愤交加又无可奈何中疾病缠身，最后身患胃癌不治，于1969年9月6日去世，终年50岁。

殷氏去世后，其在台大时的学生有一个名叫李敖者，多次撰文为殷氏喊冤叫屈，以鸣不平。同时又不断地为自己的牢狱之灾大放悲声，整日连哭加叫地大放厥词，天上地下地痛骂蒋氏父子及其列位臣僚，并不时摆出一堆垃圾状的事例来向围观的看客们证明对方如何卑鄙渺小顽劣，自己如何“高大全”等等。其实李氏应该知道古人所云“好汉死在牢里”的道理，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李敖与其师如此闹腾竟没能死于牢中，更没有弄个“秋后问斩”或“斩立决”，实为万幸。殷海光活到了半百，据说李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活到现在（75岁）尚未登鬼录，且还在60岁时生一小儿。

上述所论，并不是无根无据、无凭证、无事实的“三无”式信口开河，故意贬低殷、李师徒并指责其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禀性。1952年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一文，曾有这样的话：“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又说：“殷福生这个人，我非常不赞成他，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逃到台湾？”当然，除殷海光之外，还有老金早年得意弟子沈有鼎和王浩也与殷氏一道受到了指责：“我也有资产阶级天才教育观点，例如沈有鼎先生在概念游戏方面有特别的能力，我就只看见他的这一方面，他受了我的毒素，一直到现在还严重的脱离实际……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的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金岳霖如是说，内心并没有伤害殷海光、沈有鼎、王浩辈的故意，其目的还在于贬其自身，以便在政治上过关。但从另一侧面透露出那个时代政治形势的险恶。

据说，1948年由英自动返国并留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后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沈有鼎，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开始不久就主动闭上了嘴巴，侥幸躲过了一劫。王浩于1949年前赴美教学、定居，日后成为世界公认的杰出的华裔哲学家。中美关系解冻后，王浩每次重回祖国，都不忘去看望一下他的恩师老金。而殷海光对恩师更是投入了深情的眷恋。殷重病之后，台北“中华电视台”曾经采访过他，问一生中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殷答：“我没有什么心愿了，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能再见一下我的恩师金岳霖先生。50年了，我很想念他。你们将来有机会去大陆，请替我问候一下，就说他的学生殷福生很想念他。”两个月以后，殷海光撒手人寰。

海峡两岸民间交往解冻后，台北“中华电视台”记者来到北京并采访了已近90岁的老金。当记者问金岳霖是否还记得过去曾经教过一个叫殷福生，后来改名殷海光的学生，老金说：“我太老了，教过的学生很多，记不得了。”对方说：“可是您的学生还记得您，对您给他的帮助念念不忘。”金岳霖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提他干吗！”

这位记者走后，北大哲学系主任汤一介（汤用彤之子）曾专门问过老金，说金先生您的记性那么好，难道真的忘了这个叫殷福生的学生了吗？老金笑了笑说：“没有。殷海光在海内外有一点小名气，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他原来的名字是殷福生，真难为他还能记得我。他是湖北人，我那时年轻，孤身一人，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我又用不完，殷福生很穷，我资助过几十个哲学系的学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他们回报我。我对殷海光好，不是为了他将来报答我。一个人真心地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别人怎么回报。善之为善，不求回报，这才是善的原意啊！”

几年以后，殷海光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应邀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借机拜见金岳霖，说是十多年以前，受自己的老师——台大教授殷海光之托，来看看太老师。遗憾的是，此时老金已经去世了。

[370] 徐志摩在济南白马山坠机身亡时，按照林徽因的叮嘱，前去收尸的梁思成专门带回一小块失事飞机的残骸。此后的岁月，这块飞机残骸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以表达对徐志摩的永久怀念。就是这块飞机残骸，令好事者视为林爱徐的“铁证”。有一名叫苗雪原者，在《书屋》2001年第11期上，发表了《伤感的旅途——徐志摩情爱剖析》一文，着重提出梁思成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的问题。经过苗氏的一番论证，认为：“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流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梁在徐生前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徐飞机失事后，亲赴出事地点参与料理善后事宜，并给林带回失事飞机残骸上烧焦木片一块（南按：实际是铁片）。但林徽因的反应一定令梁始料不及，林竟将此木片悬挂于卧室正中央，并一直挂了二十四年，直至辞别人世。深知徐林过去的交往，对其也并非没有一点本能的戒心，但既然能够主动带回存留着诗人印迹的遗物，说明梁此举是在信任徐、林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而为之的。但梁在徐死后才惊觉林与徐之间的关系决非友谊所能包容——诗人是林心中永远的痛，占据着任何人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而这在徐死前，一直超出梁的理解力。至于梁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难以下断语。也许在徐死前是爱的，由于父荫而得到林的梁或许出于对林所承受的痛苦而心怀内疚，对林的举动加以迁就包容，但这并不成为永恒的爱的充分证明。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含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它以迟到的勇气寄托了始而柔弱终而刚强的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意中人无限的深情。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

为了证明梁林之间没有爱情，苗氏举例加以说明：“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遑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一至于此！”

苗氏此说一出，在坊间与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的关系一时甚嚣尘上，又成为新一轮饭后谈资。苗氏之说，看似独辟蹊径，另立门户，成一家之言，但细一考察又不尽然。第一，梁娶新夫人林洙与林病逝“仅一年”明确有误。从当事人留下的材料看，梁与林洙相爱是在1959年之后，结婚是1962年，此时离林徽因去世已七年矣。（参见林洙《困惑的大匠》，另，作者曾亲自找林洙证实过。）如此时间间隔，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第二，如果说林在卧室悬挂徐志摩遇难飞机残骸是林爱徐的“铁证”，那么林在李庄悬挂弟弟林恒罹难飞机残骸之举则说明了什么？

对于林收集飞机残骸的真伪，有一位名叫陈宇的徐志摩研究者曾专门到古城西安采访过林徽因的堂弟、已由大学讲堂退休在家的教授林宣。据林宣说，林徽因跟他情同手足，几乎无所不谈。林宣与徐志摩也很熟，当年林徽因在香山养病，就是林宣陪徐志摩不断看望、照顾林徽因的。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林宣对陈宇回忆说，“他（南按：指林宣）陪徐志摩下了香山后不久，就听到徐志摩再次北上飞机失事。关于林徽因保存飞机残片，确有其事。但不是一块，而是两架飞机的两块残片，并且都是由梁思成去取回的。一次是抗战期间，林徽因当飞行员的胞弟林恒在对日空战中阵亡，梁思成参与后事处理带回的。另一次即徐志摩出事时，林徽因叫梁思成马上赶去济南取回的。林宣说两块残片他都见过，有烧焦的痕迹，都用黄绫扎着，放置地方并无定所。”（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载台北《传记文学》，1999年12期）

如果林宣的回忆无误，这两块“铁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只把此物视作一种亲情、友情的纪念性标志，并不专含男欢女爱的爱情之“爱”。这一标志尽管不能如梁从诫所说徐、林二人一生都没有男女之爱的“爱”，但至少可说明所谓的“铁证”并不太“铁”。至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林徽因，就如同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一样，也只有梁思成自己心里明白，外人看到的都是表象，不足为凭。据梁思成的后续夫人林洙在《困惑的大匠》中记载，梁思成生前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曾对人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此语是否可代表梁氏的心境，或许较为复杂，有待识者明察，但绝非苗氏所说的如此简单则是肯定的。 5U1PgkAR8qvLAV4qCqBZXT2tq1KaOND7xLqXV4r1Y/O4OJKKlYSuQ7da8q33PQ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