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 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 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支持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 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曰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颜色，忽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杨老教授坍崩归天之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体贴、关照。感念旧恩，毛泽东只采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颜色。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陶孟和对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 陶氏赴欧洲考察期间，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道术高深，才华超群，有干大事业的眼光与魄力，于是很快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 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各自成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按胡适的说法，他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相识，是陶孟和所介绍，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这份刊物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支使，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但这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这也是胡适当年为什么与他的朋友们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内在原因。

为了这种改革的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问题》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等等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 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宜。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

◎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多余，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为此，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拉杆子闹革命，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正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胡适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章说：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里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

自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随着政治重心南迁，中基会人事也随之变更。1929年1月4日，在杭州新新旅馆召开的第三次董事常会上，周诒春被当时的副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蒋梦麟、胡适、翁文灏、颜惠庆、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孟禄等人整肃掉，由蔡元培出任董事长，孟禄、蒋梦麟为副董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南按：胡适自称与任鸿隽及夫人陈衡哲为共同的朋友），当选为董事、名誉秘书、干事长，中基会的大权落到了蔡元培与任鸿隽手中，而身兼三职的任鸿隽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柜大臣。此次大会，胡适因董事任期已到，辞职并被接受。与胡适出于相同原因辞职的还有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周诒春，分别由汪兆铭、孙科、李煜瀛、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继任该职。因胡适的特殊处境，此次会议对陶孟和所托之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主张”，除会议“议决拨付国币八千元，作为社会调查部基金本年之息金，拨入该部存帐备用” ，没有其他记录在案的明显动作。

同年6月29—30日，中基会第五次年会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举行，出席者为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翁文灏、赵元任等人。会议其中一项为改选董事。因汪兆铭、施肇基、蒋梦麟三董事，于本年度任满，照章改选。此次改选所整肃的目标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中失势的汪兆铭，“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汪兆铭董事之任”，“名誉秘书任鸿隽任满，票选胡适董事继任”。同时会议全体一致票选施肇基、蒋梦麟二人董事连任。本次选举意味着暂时避退的胡适卷土重来，并进入中基会权力核心，这个时候的胡适开始为陶孟和的理想事业助一臂之力。正是得益于胡适的“主张”，此次会议正式通过陶孟和的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下半年四万元经费的预算。郁闷中的陶孟和终于实现了造反起家，另立山头的“宏愿”，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 ——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时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作为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加以呼应。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唆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要为其两肋插刀，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谕，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瓜葛，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 在胡适一番劝解、说和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后，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几次号称“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氏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辞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暗中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怪事，都与千氏和他的一帮地下兄弟之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回忆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它。” 从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孟和也不是傻蛋一个，他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观点，确实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独立前，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此时的中研院如同当年的水泊梁山一样声势浩大，威震八方。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邀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氏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的计划与“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见对方无意在自己手下为将，且有分庭抗礼之野心，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分子”加以阻挠，未果。到了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

如此，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或山头。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度量，两家还算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调查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论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本人发现了穷人的秘密，认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言论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立即给予痛击。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略战术，辞去中央研究院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溜下山坡，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伺机而动。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人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自立山头成割据之势产生芥蒂且耿耿于怀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既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喘气也越来越粗，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这个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其时，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高层派出特务暗杀。声名显赫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受邀继任中研院总干事。丁氏听任鸿隽如此一说，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丁文江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把自己的打算跟陶孟和说出时，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排弃异己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和肆意践踏，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遂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乐意奉陪到底。于是，任氏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就范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南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一人或一个中基会的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挺枪为陶助战，或在阵外擂鼓为其呐喊助威。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这中研院坐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平辈的“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与未能及时救援，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向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一马当先冲出本部立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挥枪弄刀，威风凛凛地劝其降服，并令其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如不就此下马受降，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丢盔卸甲、全军覆没的命运。瞻前顾后，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在山穷水尽中只好就范。同当年大宋朝少华山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一帮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好放弃割据势力，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ב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对于此事，丁文江是打着避免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的收编决定。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理得。丁文江在收拾陶孟和与社会所一役中终于如愿以偿，斩获颇丰。在凯歌声中，丁文江于声威显赫中接着排兵布阵，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此时，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不幸于1927年12月因病去世，为纪念范静生提倡生物学未竟之志，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由尚志学会拨付基金15万元，委托中基会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由动物学家、教育家秉志任所长，植物学家胡先骕、动物学家寿振黄为主要成员，任鸿隽兼任该调查所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任书记。调查所成立后一切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成为依附的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大靠山，没有像陶孟和一样拉杆子造反另立山头的野心，因而，当中央研究院方面的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双方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对方无隙可乘，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收兵回城不再出战，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 何处觅安居

当年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以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武装集团兼并改编后，在后来的众势力平衡和兄弟排座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梁山的办法，没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也就是少华山山头有所区别，让各位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级领导层的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

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由于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全部来自北大，但此时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于是，在并入中研院之后，陶氏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外，开始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收毕业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坐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祟，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员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只“海龟”，其他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鳖”，且这仅有的4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等原二龙山派的学术“大鳄”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盖世的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研究所为“土鳖”或“土包子”研究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啰，在属于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经营，并渐渐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谈判，已形成被动之局。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儿后，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科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只有扮演“三奶”之类的末流角色了。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

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且在北大主持《新青年》编务时，编发过傅斯年几篇文章，无论是师承还是私谊皆不算差，只是两人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住。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人员已过万人，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镇里的头头脑脑与士绅们此前不知有个社会科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遂弄了个措手不及，陶部大队人马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雾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彻骨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于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来说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困厄潦倒、无家可归、乞丐与叫花子般悲惨的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罗南陔、张官周等当地士绅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氏家族的士绅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赔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民生公司财大气粗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处理各项事务，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科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分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民生公司老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 。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之后，民生公司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让出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由于年前民生公司为史语所转运物资在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的珍贵图书落入长江并造成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而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高位，且爱国心切，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且庞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发展，整日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为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其抉择也就用不着做过多的考虑了。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可以想象，卢作孚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向秘书口述完这短短的20个字时，嘴角上一定露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冷笑。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与社科所的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氏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回到李庄后，先找板栗坳史语所代理所务的李方桂牵头，又找当地乡绅和房主商谈，总算弄了两个不大的院子。因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科所全部人员在此居住与办公，陶孟和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1941年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g9lt4FKMaVOJPlcaIyM5AL5oR4vGcYLBwpoXfLlG6Yc/G+8dPR6AOrBMQpa+Rw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