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陶孟和逼上“梁山”

◎ 与毛泽东北大结缘

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 Webb）与萧伯纳（G.B.Shaw）等人共同创立费边社（Fabian Societ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支持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ki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 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曰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辑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员时，经杨昌济介绍，毛带萧专门拜访过北大名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1920年初，北大教授杨昌济病故后，蔡元培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等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此事过去37年，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陶孟和曾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搞的那一套斗争方法，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毛泽东通过郭沫若闻知陶氏的“妄言”，勃然大怒，本想给陶施以颜色，忽想起当年在北大的往事，特别是在杨家唯一的精神与经济支柱——杨老教授坍崩归天之时，陶孟和作为北大名流之一，给予了道义和经济上的体贴、关照。感念旧恩，毛泽东只采取了敲山震虎式的方法，通过郭沫若对陶氏提出了严厉警告，让其闭上嘴巴，不要再出头露面乱哼哼，否则就地拿下，施以颜色。自此之后，陶孟和噤若寒蝉，历次运动皆闭嘴不语，所有的闷气与怨气都憋在心中，终致在政治挤压下忧郁死去，稍占便宜的是免掉了像他的师友弟子们所经历的那般皮肉之苦，可谓不幸之中的大幸。

因在学术和政治上与蔡元培比较契合投缘，陶孟和对蔡氏主持的北大改革和发展规划皆热心效力，陶氏本人博取了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特别是欧美派的信任与支持。1919年初，陶孟和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的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 陶氏赴欧洲考察期间，时时注意为北大网罗人才。当他在英国见到李四光与丁燮林（丁西林）并相互过招后，感到两位年轻人功力非凡，道术高深，才华超群，有干大事业的眼光与魄力，于是很快致函胡适，满怀敬佩之情地盛赞李、丁二人为“不多觏之材”，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 后来李、丁二人皆被延聘，使北大又平添了两名重量级“海龟”教授。再后来，李、丁二人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所长，名噪一时，各自成为雄霸一方的盟主。1920年8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征、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因而，“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按胡适的说法，他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相识，是陶孟和所介绍，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大哥”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这份刊物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竭力倡导“好政府主义”。尽管此举很快成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残景旧梦，而自以为经验丰富的丁文江受军阀孙传芳支使，在上海弄权施术很快落得个灰头土脸，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甚至差点被当时留学欧洲的“大炮”傅斯年杀掉，但这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这也是胡适当年为什么与他的朋友们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后来又不能不谈政治甚至参与政治的内在原因。

为了这种改革的理想，陶孟和发大慈悲，立大宏愿，主张开展社会各方面的调查，尤其是乡村调查，对中国社会问题做出分析，提出见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调查，发表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中国的人民的分析》《贫穷与人口问题》等社会调查文章。在文章中，除了呼唤“民主是一个高尚的理想……要设法增高人民的程度，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实行那个理想”等等之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贫穷更是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 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宜。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劵，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出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 。

◎ 自立山头的甘苦

有了中基会对服务方向的定调，其附设的“社会调查部”就显得有些尴尬和多余，亲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来越感到这样一个非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隶属于中基会，实乃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为此，陶氏在苦恼中觉得这一机构非独立不能发展，便有了拉杆子闹革命，另立山头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给正在上海中国公学做校长的胡适信函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和渴望独立的计划：“现有一件事，打算请你特别帮忙，就是扩大我们这个小机关并且使他独立的事，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还不如索性停止了罢。”陶孟和所说的“停止”当然是一时的气话，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独立和壮大。他继续说道：“我现在正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并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会里有所主张——如你赞成的话。”

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之一，对内部人事有相当的影响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紧接着，陶氏又叙说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种苦闷：“北京自从诸友人去后，又经变成沙漠似的枯寂。我们所过的是离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时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里。小孩们因为请不到合适的先生，太太也变成老夫子了。”

陶氏的这种苦闷，很难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对胡适这样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过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当年由林徽因、沈从文鼎力提携和栽培的记者兼作家萧乾，在许多年后的1994年8月，写了一篇《我的书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章说：

我生在贫苦人家。小时睡大炕，摆上个饭桌它就成为“餐厅”，晚上摆一盏煤油灯，它就是“书房”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间书房——一间不放床铺、不摆饭桌、专门供读书写文用的地方，对于读书人或文学工作者，不应说它是个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中都曾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每天都去北京安定门一条胡同去上小学，在三条拐角处有一排槐树，旁边是一道花砖墙，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那栋洋式平房里临街的一间书房——后来才知道它的主人就是社会科学家陶孟和。平时窗上挂了挑花的窗帘，看不清里面。冬天黑得早，书房里的灯光特别亮。我有时看到主人在读书或伏案写作，有时又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中间徘徊。当时我小心坎上好像在自问：我长大后有一天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雾里看花的萧乾，眼见的朦胧影像是美好的，在他童年的心灵里羡慕这间如同天堂般书房的同时，也一定猜想生活在里面的主人的生活该是多么惬意和无忧无虑的吧。岂不知此时陶孟和心中却凝结着巨大的孤寂与落寞。

自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随着政治重心南迁，中基会人事也随之变更。1929年1月4日，在杭州新新旅馆召开的第三次董事常会上，周诒春被当时的副董事长蔡元培，董事蒋梦麟、胡适、翁文灏、颜惠庆、顾临、贝诺德、司徒雷登、孟禄等人整肃掉，由蔡元培出任董事长，孟禄、蒋梦麟为副董事长，翁文灏、赵元任为执行委员，与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加好友任鸿隽（南按：胡适自称与任鸿隽及夫人陈衡哲为共同的朋友），当选为董事、名誉秘书、干事长，中基会的大权落到了蔡元培与任鸿隽手中，而身兼三职的任鸿隽则成了名副其实的掌柜大臣。此次大会，胡适因董事任期已到，辞职并被接受。与胡适出于相同原因辞职的还有郭秉文、顾维钧、张伯苓、颜惠庆、周诒春，分别由汪兆铭、孙科、李煜瀛、伍朝枢、任鸿隽、赵元任继任该职。因胡适的特殊处境，此次会议对陶孟和所托之事似乎没有什么明显“主张”，除会议“议决拨付国币八千元，作为社会调查部基金本年之息金，拨入该部存帐备用” ，没有其他记录在案的明显动作。

同年6月29—30日，中基会第五次年会在天津利顺德饭店举行，出席者为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翁文灏、赵元任等人。会议其中一项为改选董事。因汪兆铭、施肇基、蒋梦麟三董事，于本年度任满，照章改选。此次改选所整肃的目标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中失势的汪兆铭，“全体一致票选胡适君继汪兆铭董事之任”，“名誉秘书任鸿隽任满，票选胡适董事继任”。同时会议全体一致票选施肇基、蒋梦麟二人董事连任。本次选举意味着暂时避退的胡适卷土重来，并进入中基会权力核心，这个时候的胡适开始为陶孟和的理想事业助一臂之力。正是得益于胡适的“主张”，此次会议正式通过陶孟和的社会调查部改为社会调查所，并得到了下半年四万元经费的预算。郁闷中的陶孟和终于实现了造反起家，另立山头的“宏愿”，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据《社会调查所概况》载：“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又“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 ——这是陶孟和在胡适的鼎力相助下争取独立自主的一次小胜。

对于胡适在自己危难之时显示的真情与血性，陶孟和感恩戴德。作为投桃报李，对胡适遇到为难又非办不可之事，陶孟和同样采取了尽量予以支持的姿态加以呼应。

1931年底，胡适的爱徒吴晗给胡写了一封推荐函，文中说：“生有一北大友人千家驹君，此次在文史号撰《东印度公司之解散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是用新的观点来作尝试，虽不能说是成功，却似乎比时下一般自命为物观者之生吞活剥、削趾就履来得强一些。千君是一个比较肯用功看书的人，他从前曾写过一些文章，如在《平等》上发表之《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之工业化问题》、《中日外交关系之过去与现在》等文，都还有点新见。他是一个畸零人，自幼便见弃于旧官僚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读到现在，今年在北大经济系毕业了。他很想来见先生，不知可否？”

吴晗在信中啰唆了那么多，其实就是想让声名显赫的胡适为同学千家驹谋个差事。胡见信后，除了顾及吴的脸面，也对千家驹的论文选题和不幸经历产生了兴趣与同情，遂相约来见。为人谦和又好热闹的胡适经过一番交谈，对千家驹大为赏识，认为此君乃堪造之材，便在不知不觉中把千氏当成了“我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就要为其两肋插刀，排忧解难，时为号称大学生“毕业即是失业”之时，找份工作谈何容易。兴致中的胡老师想来想去，找不到一把合适的椅子供这位年轻的新朋友来坐，最后一拍脑门，终于想到了陶孟和的社会调查所，顺手提笔修书一封，让千家驹揣在怀里上门求职。陶孟和见了胡适的手谕，当即表示可以在角落安一把椅子让千家驹来坐。但稍后从侧面一打听，得知千家驹乃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担心其人是共产党，或与共产党有瓜葛，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朗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 在胡适一番劝解、说和下，陶孟和勉强答应下来。

千家驹进了社会调查所后，胡适感到一件心事有了着落，颇为欢喜，后来专门把千、吴二人作为例证，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栏中发表文章，证明当时社会上所谓的“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云云。当然，内中的曲折与人际关系的纠缠，几次号称“为政府做一点面子”的胡适是不会透露一个字的。

关于千氏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并不糊涂的胡适是清楚的。1936年元旦，当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时，证婚人便是胡适。胡在致辞中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尽管是席间的玩笑话，但聪明如胡适者，已经隐约地暗中点出了千氏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刚满17岁的千家驹于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开始参与鼓动学潮、驱赶教授等等“捣蛋”生涯，北京大学发生的许多怪事，都与千氏和他的一帮地下兄弟之暗中操作有关。

进入社会调查所的千家驹，最大的感受就是陶孟和的宽容和信任。他后来回忆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它。” 从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孟和也不是傻蛋一个，他只是碍于胡适的情面，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不过，就陶孟和当时的思想观点，确实也是能容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在一起做事的，只要别闹出大的乱子，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过去了。千家驹有所不知，当他到来之时，这个调查所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

在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独立前，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此时的中研院如同当年的水泊梁山一样声势浩大，威震八方。社会科学所成立之初，蔡元培曾邀陶孟和赴南京，专门商谈筹组事宜，意欲让其出面主持工作。但陶氏觉得自己已经在北平组建了社会调查部，山头已立，并且有扩大的计划与“宏愿”，遂婉言谢绝。蔡元培见对方无意在自己手下为将，且有分庭抗礼之野心，转而邀请留学欧美的博士、北大史学系与法学系教授陈翰笙出任所长，无奈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以陈氏属“共产分子”加以阻挠，未果。到了1929年，为减轻阻力，蔡元培以院长身份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正式邀请陈翰笙出任该所副所长，所内一切具体工作交陈翰笙主持。

如此，在中国一南一北，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研究性质相同的阵营或山头。由于蔡元培尚有兼容并包的度量，两家还算相安无事，陈翰笙实际主持的调查所特别关注“三农”问题，按他的想法，既然马克思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那自己就要试着发现一下穷人，特别是农村那些穷人们的秘密。对这一构想，陶孟和也大感兴趣，1930年双方以平等的地位进行了友好合作，共同对河北保定清苑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选定10个自然村1578家农户，对其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及农舍、水井和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等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研究。

1933年8月，陈翰笙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宣读了论文《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论文号称继马克思之后，陈翰笙本人发现了穷人的秘密，认为中国严重的“三农”问题是地主富农一手造成的，必须来一番打土豪、分田地等等暴力手段才得以最终解决。陈氏的言论传到国内，立即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震动，国民政府的党国大员对此大为不满，立即给予痛击。在一片喊打讨伐声中，陈翰笙只好采取鞋底抹油——溜之乎也的战略战术，辞去中央研究院本兼各职，带着手下几个铁杆弟兄悄悄溜下山坡，跑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潜伏下来，准备伺机而动。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几乎成为一个有名无人的空机构，各项工作无法运转。

正在这时，对陶孟和自立山头成割据之势产生芥蒂且耿耿于怀的中基会干事长任鸿隽跳将出来，表示陶孟和既已经独立，腰杆子越来越硬，喘气也越来越粗，看来没有必要再依附中基会这个老巢了。既如此，索性把这个调查所抛将出去，让其合并于中研院。此举既在形式上帮助了蔡元培，使其麾下势力不至于因陈翰笙的出逃而削弱，同时也达到了给陶孟和施以颜色，并驱逐出中基会这座大靠山的目的。主意打定，任鸿隽主动与中研院方面联系。其时，中研院总干事杨杏佛因与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高层派出特务暗杀。声名显赫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受邀继任中研院总干事。丁氏听任鸿隽如此一说，当场表示乐意接收陶氏调查所的家业，收编全部人马为己所用。老于世故的丁文江让任鸿隽作为说客先与陶孟和接头，算作投石问路，待陶氏方面有此意向，再由丁文江亲自出马一举拿下。

想不到任鸿隽把自己的打算跟陶孟和说出时，陶氏勃然大怒，严厉痛斥对方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党同伐异、排弃异己等等不道德做法，并义正词严地指出：此举完全违背了中基会的宗旨与学术界的公理，是对北平调查所合法权益的公然挑衅和肆意践踏，也是对陶氏本人及手下职员人格尊严的污辱，遂当场予以拒绝。

眼看陶孟和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任鸿隽毫不退让，表示乐意奉陪到底。于是，任氏凭其手中的大权，指示中基会大量削减调查所的预算，截其粮道，断其财路，使之不战自溃，以达逼其就范的目的。面对这一凶招，陶孟和极其恼怒与愤慨，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道：“叔永（南按：任鸿隽字）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

陶孟和此举，是想让胡适出面“拉兄弟一把”。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情形已比不得当初拉杆子时的“独立运动”了。当年陶氏要另立山头，成就一方霸业，只是与任鸿隽一人或一个中基会的诸位大佬交锋，胡适尚可跃马挺枪为陶助战，或在阵外擂鼓为其呐喊助威。而现在中间又横插进一个坐地“招安”的老大——中央研究院，这中研院坐前两把交椅的又是自己的师辈人物蔡元培与平辈的“丁大哥”，胡适闻之虽甚着急，但感到左右为难，不便援手发力，处于观望之中。由于胡适的怯战与未能及时救援，陶孟和很快陷入前无救兵，后无粮草的绝境。在此境况下，向以办事干练著称的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一马当先冲出本部立入阵前，以胜利者的姿态挥枪弄刀，威风凛凛地劝其降服，并令其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编。陶孟和眼看大势已去，如不就此下马受降，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丢盔卸甲、全军覆没的命运。瞻前顾后，为保住自己的实力，在山穷水尽中只好就范。同当年大宋朝少华山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等一帮头领，率部归降实力雄厚的水泊梁山晁盖、宋江两大首领一样。万般无奈中，陶孟和只好放弃割据势力，以悲怆的心境硬着头皮将队伍自北平拉到南京，无条件地接受改编。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当时的痛苦之情和艰难抉择：“当叔永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ב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作。”

对于此事，丁文江是打着避免浪费金钱和人才的旗号而做出的收编决定。关于这一做法的得失功过，李济后来曾有所提及：“他（丁文江）的理由详细说来是很动听的。他说，中国的科学人才不多，而金钱更少，我们现在花一个钱，就应该有一个花这一个钱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学术机关，往往以科学研究的名义买了很多仪器，却常常地没人用，等到上了锈，糟蹋了，也没人管，岂不是浪费？这毛病就是有责任的人不但对于金钱的价值没有真正的认识，对于人的价值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而这种损失，不特是金钱的、人才的浪费，更难估计的，为那追求的目标将愈离愈远。”

当时不只是李济一人，几乎整个中央研究院所属人员都颇赞成丁文江收编陶孟和这支流散队伍的做法。在他们眼里，陶氏在北方另立山头，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舒服，必须收入麾下才觉心安理得。丁文江在收拾陶孟和与社会所一役中终于如愿以偿，斩获颇丰。在凯歌声中，丁文江于声威显赫中接着排兵布阵，欲一鼓作气将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拿下，收编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一个由中研院领导、秉志主持的动物研究所。此时，中基会所属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中基会第一届干事长、尚志学会会长、著名生物学家范静生草创。范不幸于1927年12月因病去世，为纪念范静生提倡生物学未竟之志，由其胞弟、化工实业家范旭东捐出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房产作为调查所开办所址，由尚志学会拨付基金15万元，委托中基会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年10月1日，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由动物学家、教育家秉志任所长，植物学家胡先骕、动物学家寿振黄为主要成员，任鸿隽兼任该调查所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任书记。调查所成立后一切经费皆由中基会承担，与中基会成为依附的母子关系。因生物调查所的科研人员老老实实地依附于中基会这座大靠山，没有像陶孟和一样拉杆子造反另立山头的野心，因而，当中央研究院方面的丁文江率部袭来时，遭到了中基会掌门人与生物调查所双方的共同抵抗，丁文江见对方无隙可乘，久攻不下，最后只得收兵回城不再出战，收编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宏愿无果而终。

◎ 何处觅安居

当年少华山的史进、朱武弟兄被以晁盖、宋江领导的梁山武装集团兼并改编后，在后来的众势力平衡和兄弟排座次中，史进被列入三十六天罡领导层之内，朱武居为七十二地煞星之首。陶孟和率部接受改编后，其队伍仍按梁山的办法，没有遭到分割肢解，仍按原建制保留，只是为了与旧体制，也就是少华山山头有所区别，让各位被改编者认识到此处非彼处，必须好自为之，名称改换成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以中央研究院第十一罡星的身份出任高级领导层的所长一职，副所长也由陶的旧部担任，算是地煞星之一员。

当新的格局形成后，历史给予陶孟和一个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契机，那就是尽快招兵买马，培植自己的班底，以与林冲等梁山旧部和原二龙山归降人马抗衡，免遭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悲惨命运。由于陶孟和在北大任教多年，树大根深，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此之前，原北平社会调查所的人员全部来自北大，但此时情形有所不同的是，作为“北大之父”兼中研院院长的蔡元培，对这所学府和学子的影响与号召力，自然是陶孟和辈不能望其项背的。于是，在并入中研院之后，陶氏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战术，除从北大招收人员外，开始在清华、燕京、南开、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高校广泛撒网，招收毕业生入主自己主持的研究所，以这种特有的杂交混血式的新生力量，为自己连同研究所本身在中研院的立足奠定基础。因陶孟和梦想一举坐大，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山中群雄的心理作祟，加之各大学的毕业生来势凶猛，陶孟和已无力选拔、延聘留学国外的“海龟”，直到抗战爆发前，陶氏所主持的研究人员与储备人员共50余众的研究所，只有梁方仲等4只“海龟”，其他均为党性色彩混杂的“土鳖”，且这仅有的4只“海龟”皆属于名声不大的小号型，相当于水泊梁山的朱武、陈达之流，压根无法与梁山英雄鲁智深、武松、杨志、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等原二龙山派的学术“大鳄”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李方桂等武功盖世的特大型“海龟”相提并论，而傅、陈、梁等人又出身名门，非常看重家学渊源与本人在学界的身份地位，因而中研院其他所的人员，包括史语所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戏称陶孟和的研究所为“土鳖”或“土包子”研究所，大有轻视之意。尽管如此，陶孟和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与称呼，依然按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事方式，带领如汤象龙、梁方仲等几员大将与一帮小喽啰，在属于自己的小山包上默默经营，并渐渐打拼出一方天地。

1937年抗战军兴，陶孟和带领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自南京西迁，由湘而桂，而滇，直到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往李庄是在仓促中成行的。此前，既然陶孟和没能像同济大学或史语所那样派出人员前往李庄考察并与当地士绅谈判，已形成被动之局。当陶率部来到李庄这块陌生的地盘儿后，同济大学师生几乎全部占据了李庄镇内镇外的“九宫十八庙”，处于龙头老大的位置，只有一个张家祠让给了李济掌控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而次一级的史语所占据了郊外的板栗坳张家大院与周围民房，势力相对不弱。社会科学所到来后的境况是，前无救兵，后无粮草，没有一点人力财力支撑，只有扮演“三奶”之类的末流角色了。瞻前顾后，思考再三，陶孟和不得不放下师辈的身份，向学生辈的一代霸主傅斯年乞求。

1941年10月28日，尚在昆明一筹莫展的陶孟和致电重庆的傅斯年：“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拨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也就是说，直到社会科学所的人拖家带口，乘车在坡陡路险的乌蒙山区颠簸的时候，陶孟和都不知道这些人该在李庄的哪个地方落脚御寒。

陶氏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且在北大主持《新青年》编务时，编发过傅斯年几篇文章，无论是师承还是私谊皆不算差，只是两人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住。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人员已过万人，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身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镇里的头头脑脑与士绅们此前不知有个社会科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遂弄了个措手不及，陶部大队人马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雾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彻骨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于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来说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困厄潦倒、无家可归、乞丐与叫花子般悲惨的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罗南陔、张官周等当地士绅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氏家族的士绅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赔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民生公司财大气粗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处理各项事务，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科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分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民生公司老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 。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之后，民生公司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让出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由于年前民生公司为史语所转运物资在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的珍贵图书落入长江并造成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而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高位，且爱国心切，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且庞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发展，整日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为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其抉择也就用不着做过多的考虑了。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可以想象，卢作孚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向秘书口述完这短短的20个字时，嘴角上一定露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冷笑。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与社科所的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氏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回到李庄后，先找板栗坳史语所代理所务的李方桂牵头，又找当地乡绅和房主商谈，总算弄了两个不大的院子。因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科所全部人员在此居住与办公，陶孟和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1941年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研究等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喊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亲自指挥下，社科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和办公处。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随着就读和服务的学校与学术机构，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aMyYFPGHST06Na58Mj5f2msYhZIjagf4II5A5q3gLOFJSJPb4yMtL8pMZcEyTJz4

第八章
扬子江头的来客

◎ 庙堂之困

各机构与所属人员在李庄古镇内安顿下来后，开始各行其是。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主持。未久，李方桂因史语所待遇微薄，入不敷出，索性辞职离开李庄到成都，进入以美钞做后盾的燕京大学任教，史语所代所长一职由董作宾出任。

按照工作计划，史语所考古组人员开箱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指导人员整理殷墟出土的陶器；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出土资料研究。后来增加的四组吴定良等人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继续研究自己的课业，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不时闪动着学者们忙碌的身影。当大家在这个新环境中渐渐适应并略感寂寞之时，有客人自远方而来。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朝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294]

梅氏一行自5月中旬陆续从昆明飞到战时陪都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叙永小城坐落在川江以南，位于泸州的正南方，属于川、黔、滇边境之地，素有“鸡鸣三省”之称。此处有永宁河通往长江，往南可入云贵高原，与西边的南溪李庄虽有一段距离，但同属于川南地区，两地在各方面多有联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机构从昆明迁李庄时，叙永是必经之地。史语所的石璋如在押运物资从昆明迁往李庄的途中，曾在叙永附近翻车于河中，晚年他对叙永及西南联大分校的情况曾有片断回忆：“叙永算是一个关口，也不算小地方，不过查得没有蓝田坝厉害……当时很多搬迁的机构来到叙永附近，像西南联大就把招考的新生搬到叙永上课，结果有很多在昆明考上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叙永上课，但是在叙永上课的地方很小，是借用一间小庙来用。我们在叙永的时候，联大正准备教室的布置，尚未正式上课。”

梅贻琦一行于6月9日由重庆到达叙永分校，因交通闭塞，地理位置偏僻，分校师生整日窝在破旧荒凉的野庙中上课，条件简陋，生活极端困苦，女生宿舍设在帝王宫，食堂设在城隍庙，更是多有不便。因是在小庙及周边安置课堂与宿舍，城内的电灯不能接通，晚上只有用一只小碗或小碟，灌上桐油或菜籽油，点燃灯芯照明。时间不长，埋头学习的学生眼毛、鼻孔已被熏得乌黑，倘不小心用手一抹，便成了戏曲中的黑脸包公。师生们整日伴着一堆黑乎乎的泥菩萨上课下课，文化生活几乎为零，不但青年学生难以忍受，即便是随来的教授也觉得不好。梅贻琦等到来后，“助教多愿回昆，学生闻返昆讯皆大高兴”。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叙永分校教授们的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又多倾向于“昆明敌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据守，但昆明如失则叙府（宜宾）继陷，而川南川东亦必不稳定矣。此种推测数月之后或能证明”。

鉴于师生返昆心切和前途未卜的情形，梅贻琦等三人返回泸州后，于6月19日分别致信昆明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蒋梦麟、教务长潘光旦等人，谓“详告叙永分校诸君对于取消分校之意见，正反各列五条，末附本人意见……总之无论如何以早决定为宜。如叙校迁回，同仁及眷属旅费应酌予增加”。

蒋梦麟等接信后，同意叙永回迁昆明，并上报教育部，着手筹措旅费等事宜。梅贻琦一行得知蒋的意见，颇感欣慰，表示在四川多待些时日，自泸州溯江而上，对抗战期间迁往乐山、成都的学术、教育机构做一番考察。

因泸州方面一时无船上行，梅贻琦等人只好坐地苦等，8天之后，总算于6月27日登上长丰轮，一路颠簸动荡来到李庄。此行的目的除了看望迁往该地的老朋友，还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那便是由昆明迁往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部分青年学子的论文需要答辩，郑天挺作为该所的副所长，罗常培身为直接授业的导师，需完成各自应负的责任。李庄古镇在泸州去乐山一线的长江边上，此行正可一举两得。

创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以培养文、史、哲等学科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1921年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后改称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由沈兼士、刘半农担任正副主任，当年顾颉刚、罗尔纲等人曾在该机构担任编辑员。1934年始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所长，傅斯年为副所长。该研究所自组建之初，就具有学术资料丰富、工作范围广泛等与众不同的特点，且在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在历史、考古、整理编纂清朝内阁大库档案、参加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调查并整理所获居延汉简等学术活动方面，都取得过举世瞩目的业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1939年春，西南联大在昆明稳住阵脚，北大文学院一些大牌教授，深感一个具有光辉人文传统的研究所长期中断而未恢复，实有负创立者特别是胡适所长的心愿，应借联大成立之机，在昆明重新鸣锣开张，以展示国人不屈之意志，并培养一批学术种子。这一想法得到了傅斯年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在征得北大校长蒋梦麟同意后，于这年5月在昆明恢复。

由于胡适此时正在美国办外交，所长一职暂由傅斯年代理，原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担任副所长。文科研究所下设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史学等组，各组导师分工如下：

文字组导师：唐兰；

文学组导师：罗庸、杨振声等；

哲学组导师：汤用彤；

史学组导师：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语言组导师：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等。

据说语言组导师本来还有魏建功，因魏和罗常培闹别扭，不久离开北大，赴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等院任教，其导师之职自然化为乌有。

恢复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阵容之强大，远过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师生暂借住中研院史语所在昆明靛花巷三号租来的房子学习与生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术小圈子。第一届招收学生实到者10人（语言组招收的女生陈三苏未曾报到），分为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四组。因后来移居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弥勒殿，很有点中国古代书院的味道，而书院的总负责人称山长，因而罗常培戏称郑天挺为“山长”，10名弟子号称“宝台山北大十翰林”。第一届研究生名单与专业分别是：

文学组：逯钦立、阴法鲁；

哲学组：任继愈、王明；

史学组：杨志玖、汪篯、阎文儒；

语言组：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

文字组：第一届未招生。

第二届与下一届的研究生有：王玉哲、殷焕先、高华年、董澍、王永兴、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等，前后几届加在一起约20人。

对于昆明宝台山的这段生活，第二届文字组研究生王玉哲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如罗常培先生、汤用彤先生、郑天挺先生，大部分时间和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所居乡村，仅数十户，平时荒僻清冷，几不闻人声。研究所坐落在龙头村旁的宝台山上，设备简陋，我们住的几间小土房既是宿舍，又是图书室，连作[做]饭、吃饭也在里面。隔壁是只住有一两个老僧的破落寺院，从不见他们拜佛、诵经，而外面香客亦复鲜过。这也增加了我们似乎旧式书院的清静生活。几十个师生除了每天读书之外，便促膝纵谈学问，别无他事。由于乡下没有电灯，晚上我们是在菜油灯下攻读的……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作副所长的郑先生。”

因傅斯年并不常在龙头村或宝台山，所内事务大都由郑天挺主持，才有这样一个笑话传出。说的是：“每当有人来文科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 有一天，一位少壮军官模样的人来到昆明拜访傅斯年，当他费尽力气一路打听摸到龙头村宝台山文科研究所，那位忠于职责的守门老司阍挡住去路，开始用昆明土话没完没了地解释起正所长与副所长的关系来。时正值盛暑溽热，来者越听越糊涂，以为眼前这个老家伙装疯卖傻，原地兜圈儿故意与自己为难，遂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不耐烦地用山东话道：“你就不要给我瞎鸡巴胡扯蛋了，我要见的是傅所长，你装什么孙子？”言毕，顺手赏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嘴巴。

老司阍身子一歪差点倒地，待站稳脚跟，一看对方黑塔一样的块头，面露愠色，眼角有凶光透出，不敢再行多言，急忙转身跑到所内一间小黑屋，把郑天挺叫了出来，结果双方大眼瞪小眼，并不认识。因了这次尴尬事件，宝台山上的研究生们在窃笑的同时，又戏编一副对联，曰：

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

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

晚年的郑天挺在教育界人士的怂恿下，曾想把这段特殊而有意义的生活写一长文留世，且把当时的学生名之为“宝台山子”，惜文未成而身已殁，令人扼腕。

尽管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对研究所事务和学生学业管理、指导较少，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导师的聘任和处理各方关系方面着力甚多。1940年8月26日，傅在写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曾这样道及：

北大事，我这一年亦颇尽力，近则焦头烂额矣。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南按：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近彼大骂受颐无学问，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了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

傅斯年提到的受颐即陈受颐，原是留美毕业生，归国后辞却境外大学聘请，受胡适之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并做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深得胡适与傅斯年尊敬。此时在昆明，受到正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的排挤，傅斯年为之大鸣不平。傅在信中提到的“从吾胡闹”之从吾，即姚士鳌，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间结识了傅斯年、陈寅恪、毛子水、俞大维、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算是欧美派的一个人物。1934年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两年后出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但其为人为学一直不为傅、陈等欧美派重量级学者所重。由于这种关系，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后，姚从吾没有再进北大，而是跑到他的老家河南大学做了校长。1948年6月，解放军围攻开封的战役打响，姚从吾负隅顽抗，最后见开封陷落，大势已去，便混于百姓中逃出城外。后企图在苏州恢复河南大学，刚及成形，便在解放战争隆隆炮火中仓皇逃往台湾，不久在台湾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得以继续从事教书匠生活。姚在台大的一个名叫李敖的学生，曾对其形象做过这样的描述：“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满头白发，造型厚实朴拙，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他的牙，每颗都很大，并且N多，我始终怀疑他不是‘重瞳’而是‘重牙’，牙齿比一般人要多。当然我这样说，毫无根据，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这种牙多之感，可见也不唯我独有也！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产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组缃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士鳌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士鳌’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302]

不只台湾学生称姚士鳌为“姚土鳖”，即在昆明时的研究生们也在背后偷偷地称他为“姚土鳖”。而作为极其重视家庭门第、家学渊源的陈寅恪、傅斯年等破落贵族子弟，平时待人接物最反感的就是一种唯唯诺诺、鬼头倒把的“土鳖”相。而姚从吾在做学问上更是稀松得令人不屑，他的台大弟子李敖在自己主办的《千秋评论》第43期《五十·五十·易》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要不死读书。很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是辽金元史专家，而元史却没有看过一遍，多令人惊讶！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腋下还是只剩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我看过太多这一类的人，我只能说他们选错了职业！”试想，姚从吾的学问如此，又加一副嫉贤妒能、刁钻刻薄的中原“土鳖”做派，怎能赢得同人的敬重。姚士鳌不幸，竟阴差阳错地与陈寅恪、傅斯年两只光芒四射的重量级“海龟”共为同学兼同事，因而被得出一个“外似忠厚，实多忌猜”“愚而诈”的结论，也就不能怪对方刻薄寡恩了。

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本可继续留昆明，因西南联大几乎没有图书可借阅，而史语所藏书丰厚，研究生们不得不像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一样随史语所迁川。1940年9月7日，郑天挺致信在重庆的傅斯年，专门谈及此事。信中说道：

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以为然。但细想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在史语所，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但此外实无他策。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

此事涉及问题较为复杂，史语所迁川已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两个机构相依附，如今再加上一个北大文科研究所，实在令傅斯年头痛，但考虑到手心手背都是自己身上的肉，或者“肉烂在锅里”等事理，在郑天挺一再劝说下，傅斯年终于答应下来。据史语所档案显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随同史语所先后入川驻李庄者有：马学良、刘念和、任继愈、李孝定、逯钦立、杨志玖等。作为助教的邓广铭和他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进所不久的助理研究员、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也相继迁来李庄。有几位同学因各种情况留在了昆明，如周法高就因为车况问题未能成行。据周回忆说：“语言组的马学良、刘念和都随车去了李庄，而我却在停车场停留了好几天没有去得成。三十余年后，在台湾，当时的总提调石璋如先生曾经对我表示过歉意。后来在1941年秋天，我得到傅所长的同意，命我乘车赴李庄，由公家出路费。当时通常都是坐在卡车司机旁边的空位上，出一笔钱给司机，这样夹带的客人就叫做‘黄鱼’。我就是作为‘黄鱼’被带到四川的。” 与周法高命运基本相同的另外几个研究生，也是以此种方法被当作“黄鱼”由卡车司机陆续带到了李庄。

既然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在李庄为学生们适当安置一个读书的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傅斯年办这个研究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毕业生招到史语所留用，北大文科研究所，实际上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个预备培训班。当研究生们到达李庄后，全部被安排在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一起居住、生活，平时则各人在图书馆看书学习，着手撰写论文。为了显示这股力量的存在，傅斯年还专门让研究生们在居住的门口挂起了一块“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彰显于世。若干年之后，当地政府在统计李庄外来学术机构时，北大文科研究所也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了。

◎ 梅贻琦在李庄

相对流亡李庄的几个学术、科研机构的人员，除陶孟和之外，按照辈分排列，梅贻琦几乎是所有人的前辈，尤其对清华出身的学子更是如此。声名赫赫的李济、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等皆是梅贻琦的学生。1889年生于天津的梅贻琦（字月涵），于190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学校第一届师范班，当时的校长为张伯苓，助教陶孟和，陶算是梅的师辈人物。1909年，梅贻琦考取了清华学校前身——游美学务处招收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直接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机电工程系就读，1914年毕业并获工学学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到清华学校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程。据当年就读于清华学校的李济回忆说：“我是他（梅贻琦）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程的学生，那时候所留下来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两点：他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算不得一个好学生。”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弟子们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若不与其相当熟悉，一般看不到他的言笑。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形如雕塑般棱角分明，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曾被来中国访问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 梅氏的风度与雅量，早在1909年参加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考试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梅的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全国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307]

后来李济赴美留学，所在的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城的克拉克大学，与梅贻琦早年所读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在同一城中，这所大学已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就读。有一次李济来到这所大学游玩，便有中国留学生对他说：“梅月涵先生就是从这个工业学校毕业的高才生。”这一情景，给李“留下了一个深的印象”。

当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不久，梅贻琦接替张彭春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负责全校的教务兼管研究院事务，开始有机会一展其治学思想与才能。1928年至1931年，梅贻琦被派赴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冬，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李书华举荐，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梅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志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与深厚情谊。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梅贻琦率清华师生迁长沙，再迁昆明。西南联大成立，梅以常务委员的名义执掌事实上的联大事务。1940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以及在艰苦的抗日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次梅贻琦等人的李庄之行，受到众位学者的普遍敬仰与尊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梅贻琦等三人来到李庄的第二天上午，在董作宾、梁思永、李方桂陪同下，到吴定良等人的工作处如戏楼院、田边上、新院等地参观，顺便到北大文科研究所青年学子们的宿舍视察，并叮嘱准备论文答辩事宜。据梅贻琦日记载：“晚饭为董家备办，同座有凌纯声、芮逸夫，为第四组研究员，专民族学者。饭后因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灯下稍坐即先归房睡下。李（方桂）太太给余万金油，令涂额上，盖余显有醉态矣。”

关于饮酒，梅贻琦在学界向以爱喝、能喝但不闹酒闻名，每遇他人在酒场敬酒，总是来者不拒，极豪爽痛快地一饮而尽，因而落了个“酒风甚好”和“酒圣”的美名。李济曾专门著文说道：“大家都知道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梅贻琦到台湾后，有一位叫孙观汉的助手在回忆文章中说得更加真切：“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在许多次的聚会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

世间万物相生相克，赢得这一连串的“美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此点，在梅贻琦去世后，其子梅祖彦曾有过论述：“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闲暇时他也常与三五好友品尝美酒。在日记中他承认自己喝酒太多，也有过自我批评，但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人云知子莫如父，作为儿子的梅祖彦，看来也是颇知父亲生活况味的。从梅贻琦日记看，在许多场合，梅氏都有喝酒过多且在事后自责的记载。就在此次由昆明飞往重庆与来李庄之前的5月23日，梅贻琦日记载：“（晚）六点余至国货银行清华校友十六七人之饭约，食时因腹中已饿，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原拟饭后与诸君商量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 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

这次在李庄板栗坳董作宾家中，梅贻琦虽没有畅怀豪饮的“壮举”，也未当场失态，但从记载看，也多少有些悔意。当离开李庄与郑天挺、罗常培三人结伴赴成都与重庆考察时期，对朋友招待的各色酒水同样是来者不拒，且仍有不少醉酒记录，在不到20天的短短时间内就有三次。请看梅氏自己的记载：

7月25日

6：30至南打金街99号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在彼晤佩弦、李幼椿、魏、李秘书长等。酒颇好，为主人及朱、李、宋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

9：00回寓，苏永煊来谈清华中学事。留茀斋住寓中，在房中加设一床。

8月4日

3：00王铮如（中行专员）来，陪余往朝阳城垣访刘季陶，季陶适病疟稍痊，勉强起床。

晤其所中刘鸿万及康某。德章忽滑倒，伤颧骨，颇重。

晚饭为刘太太留住，并由余送信邀郑、罗及杨夫妇同来。饭时饮大曲，刘太太兴致颇好，但饭后即呕吐上床，罗亦至院中呕二次。余初代刘太太打牌一圈，后牌停，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者。

10：30归寓时误着王衣，余未觉，而王亦因醉先归去矣。

8月11日

5：30至小可食馆，主人为王翰仙、郑颖孙、戴应观、邹树椿，客为余等三人：杨仲子、任东伯、张女士。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王君伴行，益感不安也。

上述记载，第一次是梅、郑、罗三人抵达成都之后，邀请者皆梅氏的故旧与学生，西南联大的朱自清（佩弦）时正休假被邀往成都讲学，因而陪坐在侧。梅氏一次痛饮20杯，可见确是酒场中难得的痛快豪爽之人。当年的英雄好汉武松打虎前在插有“三碗不过冈”招旗的酒店里，也不过喝了18碗“透瓶香”，到得冈上就不行了，且喝的还是劲道较小的当地自产的老酒，如果不是遭到猛虎惊吓和凉风一吹，打个激灵醒了过来，可能连人加哨棒都进入老虎肚中。而梅氏连干20杯高度白酒，竟能回寓后还与来客谈论事务，可见确是海量，假如不幸路上遇到类似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完全可以搏上几个回合，只是身子骨没有武松硬朗，后果如何就不好说了。

上述记载的第二次，是在梅氏一行返重庆途中的内江。第三次是已回到重庆沙坪坝青木关经历的酒局。以后类似酒局仍然不断，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长，酒桌上的应酬自是不可避免，只是身体很难扛得住酒精对健康的腐蚀力。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又记载道：“上午十时清华评议会，会后聚餐，共十一人。……食时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以后应力戒，少饮。”两个星期后的10月28日，又有：“上午十时半清华服务社委员会讨论结束事项，会后聚餐，为谢诸君努力，饮酒约廿杯。散后大睡……”

据梅祖彦推测：“实际上他（梅贻琦）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 梅氏博得的善饮美名，最终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引申出一个生活命题：人的生活习性一旦形成，很难因外力而改变，尽管理智、刚毅坚卓如梅贻琦者，亦不例外，并终因饮酒过度中风倒下。悲夫！

且说梅贻琦在李庄董作宾家中痛饮之后，次日上午，梅、郑、罗三人到门官田陶孟和的社会科学所访问。据梅贻琦日记载，这天的天气是“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

几人气喘吁吁赶到社科所，刚在厅堂坐定，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梅贻琦问陶孟和：“这里不断有警报？”

陶孟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警报是不断，不过这里不够级别，日本人没有那么多炸弹来照顾，有数的炸弹都投到重庆、泸州、宜宾去了。”正说着，外面传来了“隆隆”的轰炸声，梅贻琦等三位客人有些惊惶，所内十几位青年学者纷纷跑到室外向天空和四周观看，有几人回到厅内道：“可能是重庆那边被炸了，这边听到的是爆炸的回响。”梅贻琦听了，忍不住微笑起来，心想这年轻人是不是神经有毛病，重庆爆炸在几百里外的李庄山坳里怎能听得如此清晰？于是在当天的日记明确记载“不信声音能传来如此之远也”。

下午1点半时，警报声稍歇，所内清华出身的八九人告梅贻琦，要在李庄镇设宴款待，以表达学生情意。梅氏不好推辞，只得随之向山下走去。未走多远，突然又从东方传来剧烈的轰炸声，此时陶孟和面色骤变，立即招呼梅贻琦等奔到山坡下一片树林中躲避。如此躲躲闪闪，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到达李庄镇。只见“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竟都不疏散”，梅贻琦认为如此冒险“实为不妥”。 对此种情形，罗常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问当地人听没听到轰炸声，咋不分散躲避时，赶场的乡民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轰炸重庆的回响。”第二天罗常培一对报纸，发现“所记的空袭时间，果然不错” 。看来梅贻琦此前的估计有误，相隔几百里有如此大的回响，足见重庆被炸之惨烈。

参加李庄宴会者共13人，梅、郑、罗、董、陶等几位元老为客，年轻的后学，且清一色清华出身的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潘嘉林、严中平、林兴育、桑恒廉、夏鼐（时属中博筹备处）八人为主。在异地他乡，师生相见，自是感慨良多、祝福良多，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恍若隔世又如在眼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意图已十分明了，国人的危机感越发紧迫。这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同时强调大学教育“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的办学至理。 ^[319] 对于“九一八”以来的危局，梅贻琦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320] 。

梅贻琦的良苦用心在这段文字中已表达尽致，但有些思想另类的学生觉得这个表达并不能代表广大师生及国人的意志，遂不明事理和不知深浅地向校长请愿，要求迁校，并有“爱国有心避难无术”的怪论贴到校内墙上，以蛊惑众志。时华北情形岌岌可危，表面上宁静、弦歌不绝的清华园，实际上已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履新未久的梅贻琦认为部分学生的此种要求，是懦弱苟安的软骨症行为，极为痛心失望，遂奋笔疾书，贴出文告，剀切地告诫师生特别是一部分欲偏安江表、苟安图存者注意：国家的将来依赖青年的努力与作为，“自强不息”是清华的校训，期勉青年负起时代的神圣责任，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梅氏的布告在清华引起了极大震动，那些蛊惑迁校偏安的另类人士，不得不闭上荒唐怪诞的嘴巴。而梅氏的“这篇文告，对于民国二十年以后的同学播下了优良的种子”。

梅贻琦上任的时候，清华学生绝大多数无党无派，纯粹以求学为唯一目的，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学生开始有了较为坚定的政治理想和信仰，且有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政治派别做后盾，如此一来，便引起清华园的骚动。1935年冬，清华学生姚克广（依林）、蒋南翔、陆璀、黄诚、吴承明等辈，在中共北方局人员林枫、叶小舟、黄敬等人的暗中鼓动下，以抗日为号召，在北平策动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示威游行，1936年又发起了南下扩大宣传队等政治活动。几次活动使大批爱国心切的学生卷了进去，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恼火，多次派宪警到校园抓带头煽动学潮的学生，却又很难捉到。

1936年2月29日，正是年终大考的第一天，盘踞平津地区的军阀、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派出军队到清华园清查学生共产党员。宋本是受南京政府的指令行事，并不太情愿做此类出力不讨好甚至败坏名声的事，再加上清华校长梅贻琦等经常与宋见面交谈学潮问题及消融解决办法，宋哲元怀揣复杂的心情命令进入清华园的一个团，可以携带枪支做威吓工具，但不得动真格的，最好是徒手将“刺头”的学生擒拿归案。该团团长得令，率部携带未装子弹的枪支进入校园。有消息灵通者得知这一命令并亲眼看到官兵们“温柔”的表现，认为大兵们很傻、很天真，且有点软弱可欺。于是乎，聚集而来的学生们在几名学生地下党的指挥下，一拥而上，将官兵们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缴了枪支，掀翻了运输的车辆，团长以下的军官全部被扣留。越聚越多的学生们群情激昂，对官兵们指手画脚地开起了批斗会。几个激进的学生感觉只开会批斗并不过瘾，索性把几个当官的用绳子捆住吊在树上。与此同时，一个由师生组织的护校组织应运而生，这个组织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期与宪警对抗之意，只要发现风吹草动，便在园内小丘钟亭上敲响警钟，集合同学，以扩大声势。不少有识之士预感到如此闹腾，必将引起更大的冲突甚至祸端。天快黑的时候，校园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帮学生关闭了校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亲自在门口与校警把守大门，严阵以待，预防不测。天黑之后，突然有一个师数千人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和部分警察、特工队伍，由西苑浩浩荡荡地开来，关闭的校门被轰然撞开，守卫的陈福田与数名警卫被闯入官兵一顿枪托拍倒在地，而后用绳子捆了吊在树上，表示以牙还牙。大兵们喊着号子，潮水一样向校园深处袭来，黑暗中只听见跑步的号子声，撞击的枪管声，沙沙的刺刀摩擦声，整个校园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那些白天组织围攻官兵的“刺头”们，眼见对方来势凶猛，知道大祸来临，脑袋急转弯，丢下一脸茫然、不知如何应对的学生队伍，一个个鞋底抹油——溜之乎也。多数学生见平时蛊惑闹腾得最厉害者逃之夭夭，也在一片大呼小叫中四散奔逃。奉命追捕的官兵在黑夜中四处搜寻，先是到学生宿舍查寻，不见几个人影，最后在新体育馆中找到了近千名“避秦”的同学。官兵们将学生们分开，按照名单上的姓名一一查找、核对地下党和带头闹事者。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抓到，只有二十余名参与者被官兵带走。

来势汹汹的军警特工们撤走了，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但有二十余名学生被捕，生死不知，令人无法平静。天亮之后，昨晚悄悄溜走的几个带头者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冒将出来，重登讲台煽动部分学生向校方质问昨晚的名单由谁提供，提供者该当何罪等。议论纷纷中，有人认为名单是教务长潘光旦提供的，便围聚到办公楼前堵截潘光旦，欲施以颜色，作为报复性惩罚。

潘光旦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因跳高伤了一条腿，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为终生残疾，成了“独腿客”，以后走路总是架着拐子，为此很担心留学问题。1922年，潘氏清华学业期满，到了该放洋的时候，他问代理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氏不假思索地说：“不太好吧，美国人会想到我们中国人两条腿的人不够多，把一条腿的都送来了！”

潘光旦听罢这个校长暗含讥讽侮辱的混账话，沮丧不已又无可奈何。有位教美术的美籍女教员司达（F.S.Starr）得知此情，专门找到严校长为潘打抱不平：“他不能出洋，谁该出洋！”

经过一番周折，最后潘光旦总算与其他同学一道赴美国留学。潘氏抵美后，先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攻心理学，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归国，在上海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书，与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胡适等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34年回母校清华任教授。当宋哲元的官兵进校搜捕学生时，他正担任教务长。学生们见潘氏拄着拐杖来到校园，立即进行围攻，几名“刺头”上前把他的拐杖夺过扔到地上，潘只好用一条腿边站边跳以保持平衡。后面的学生见状，甚为得意，大呼小叫地兴师问罪。潘光旦头发凌乱，却面带笑容，在地上来回蹦跳。有一个叫林从敏的学生见此情景，于心不忍，与另一名学生方鉅成上前扶住，将拐杖拾起，架着潘氏向大礼堂走去，后面仍有一群学生不依不饶地高声喊着讨伐口号。走至台阶，只见梅贻琦身穿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梅停留片刻，大体弄明白事情经过，快步来到潘光旦身边的台阶上站定，面带愠色，表情严肃，眼睛瞪着二三百名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显然是尽量抑制胸中的愤怒。夹在人丛中高呼喊打的学生见此情形，顿时闭上了嘴巴，其他学生也静了下来。

只见梅贻琦往台阶上移了一格，挺起胸膛，对众人厉声说道：“你们要打人，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

现场的学生顿时被梅贻琦的威严姿态和坚硬如铁的话震住，瞪着眼睛相互望望，缩着脖子，悄无声息地渐渐散去。许多年后，一直在现场架扶潘光旦的林从敏颇为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记得某学长戏作打油诗一首，描述校长说话谦逊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是在推打潘光旦先生这一天梅师坚定果断，毫不含糊其辞。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梅师表现他在‘危机’情况下，当机立断处事的精神。”

围攻潘光旦的学生们四散而去，此事并没有就此了结，名单的事可以不再追究，但二十余名学生的命运不能不加以探询。当天上午，梅贻琦召集全校学生讲话，以沉痛怜爱的口气告诫道：“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长官吊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宿舍的名单，我能不给吗？” 停了一下，又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学生，以维护学校和学术上的独立。学生们听罢，深为感动，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三日后，被捕的学生全部放回，一场风波就此消解。

梅贻琦“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他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这是李济对梅贻琦的评价，也是梅氏本人真实的写照。而如今，在李庄街头这个异乡餐馆里就座的，有几位就是当年参与闹事的清华学子，当他们从梅贻琦那一直“保持着静穆的态度”和“不多但能切中要害”的言谈中，再次感到了这位“寡言君子”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政治眼光与坦荡胸怀，从而对母校清华和包括自己在内的同胞饱受战乱之苦的困境有了更多理解。在相互告慰与祝福声中，酒酣耳热的梅贻琦又向他的弟子们重复了不久前对清华同人说过的几句话：“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一番话令在座的清华学子热血沸腾，激情荡漾，纷纷表示要在这个偏僻小镇的山坳里老老实实地待着，不管是平日与牛为伴还是夜晚与狼共舞（南按：此时社会科学所的青年学者仍与牛圈为邻，晚上时常听到狼嗥，并有狼窜进院内觅食和吃人之事传出），总要尽心研究学问，唯如此，方可向清华师友敢告无罪，云云。

宴会在情感交织与慷慨激昂的旋律中结束，此次梅贻琦连饮20余杯未显醉意，仍精神矍铄，豪气飞扬。离席后，与郑、罗二人在陶孟和引领下，步伐轻盈，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一如平常地来到李庄镇内禹王宫同济大学校本部，拜访了同大校长周均时，而后至镇内羊街6号、8号，分别拜访了李济、梁思永等各家，天夕时分方重返郊外板栗坳。几人刚登上500级台阶，如浆的汗水尚未擦去，年轻的董同龢夫妇就从一个小山包上奔过来，声言已在家中设了便宴，专等几位业师到来品尝。限于战时李庄的条件，董、王这对小夫妻只能以精心制作的打卤面来招待恩师。因中午已喝过白酒，晚上食吃卤面倒觉得特别舒服，为此，梅贻琦等三人很是满意。

董同龢乃清华出身，夫人王守京出身名门，其父是中国最早留日归国学生之一，王本人则毕业于西南联大，梅、郑、罗三人皆属她的师辈人物。董同龢于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时曾任《清华周报》副刊编辑、清华中国文学会主席，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习音韵学。当时唐《切韵》残本正引起中国语言学者的注意和重视，董同龢抓住这一机遇进行研究，毕业论文就是《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其文得到了导师与众多文科教授的高度称赞。因了这一成就，走出清华校门的董同龢顺利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生，先是给赵元任做助手，并不时地向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请教。后从事方言调查，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益颇大，引起了语言学界的重视。关于这对夫妇颇为奇特的性格、学识和经历，石璋如曾有一个简单的回忆，说的是在昆明时，傅斯年表面看上去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同事平时都不爱跟他讲话，但是二组（语言组）的董同龢并不怕他，经常与其辩论。傅斯年的身材俨然一庞然大物，体重约一百八十多斤，走起路来像一座小山包在移动。有一次罗家伦笑傅斯年曰：“你这大胖子怎样能和人打架？”傅颇为自信地答曰：“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这便是流传甚广的傅氏名言之出处。后来，傅斯年又在南京对他的学生、史语所助理研究员何兹全说：“我就是不怕死。在北大读书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从前后两段不同的话语可见，傅斯年所谓的无往不胜和压倒一切，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否则就只有被人打趴在地并踏上几只脚的份儿了。

同世间万物皆相生相克的规律一样，史语所二组的董同龢同样生得人高马大，如黑塔一样耸立于众人面前，若以“体积乘速度”，产生的爆发力绝不在傅斯年之下，且董氏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比已现颓相的傅氏更具实力，所以初生牛犊的董氏并不畏惧傅氏这只号称“压倒一切”的老虎——当然，二者的比拟并不是真的要拳打脚踢，刺刀见红，主要体现在平时的学术论战上。傅斯年虽学问广博，文史数理皆有精深造诣，号称练就了前记五百年、后算五百载的妙法神功，但史语所二组有音乐之类专门的学问，且这种学问并不是诸葛亮摆空城计弄的那种吹拉弹唱的小把戏来蒙人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式的文化语言艺术，即使诸葛武侯再生，亦不见得尽解其中的玄机奥秘。在这方面，作为专家的董同龢自然要比傅氏懂得更多更精也更广，故在石璋如所亲临的场合，傅斯年每与董同龢辩论，“在许多时候辩不过董。有时不知为一个什么问题，二人就开始抬起杠来，史语所的同仁就聚过来围观” 。傅斯年眼看自己出现力不能支的颓势，就以“这个董同龢最爱抬杠”为名宣告败退。

此时，无论是董同龢本人还是围观的史语所同人，都不可能想到，这一场场看似激烈而傅氏又往往最后败北的论争，实际上暗藏着傅的另一种心机。几年之后，傅斯年在为董作宾撰写《殷历谱》的序言时，才将这玄机奥秘抛露出来。傅氏用心之细微和良苦，也才为大家理解和心生敬意，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 一场特殊的考试

且说梅贻琦等人在李庄镇内镇外转了一圈，江也渡了，山也爬了，酒也喝了，汗也流了。接下来的7月3日，开始对几位研究生进行考评。

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制度，每一个研究生配一位正导师、一位副导师，语言组第一届研究生研究的范围和导师为：

马学良，云南非汉语研究，导师李方桂、罗常培。

周法高，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丁声树。

刘念和，汉语历史音韵，导师罗常培、魏建功（未就聘）。

每当研究生答辩时，不论是正副导师，按理都要参加。此时，与其他组的研究生一样，以上这三位研究生都将出席在板栗坳戏楼院召开的论文答辩会。但身处战时，受各种条件限制，导师、学生皆被战争炮火分割几地，且有的导师如魏建功等早已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分道扬镳，哪里还有师生齐聚一堂的机会？因而，不但当年郑天挺在致傅斯年信中相商“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的事未能落实，即使是在李庄板栗坳进行的这个答辩会，也因缺乏导师与学术委员会人员而变为一种外在形式，比不得在北平时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氛围，更无法与该研究所的创办者胡适当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时，面对的肃杀情景相提并论了。 ^[331]

可能由于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那段被搞得灰头土脸、口吐白沫，差点倒地不起的特殊经历，使他铭记在心，他在自己入主中国学界执掌学位生杀大权的漫长岁月里，显得格外宽容和民主，从而令无数后生小子感念不已。据一位叫陶元珍的北大文科研究生回忆：抗战前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胡适以研究所主任资格首做批评，言辞谦和却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胡批错了的地方一一指点出来。胡适立刻停止批评，毫不动气，请韩姓学生的导师、佛学权威汤用彤对报告继续加以检讨。当报告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做准备，免得像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做错误批评啊！”此后胡适并未因此怀恨那位韩姓学生，反而特别重视，为其学习、谋生帮忙多多。几十年过后，陶元珍不无感慨地说：“他（胡适）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借口维持师道尊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尽管郑、罗二位导师早已知道弟子们各自研究的题目，但也不敢像胡适那样听完报告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甚而提出批评，倒是把胡适大度、宽容的方式方法延续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批研究生来到李庄后，与昆明相隔千山万水，郑、罗二人已是鞭长莫及，只是名誉上的指导教授而已。实际的情况是，李庄的这批学生，除了相互切磋，靠史语所藏书自学，主要依靠史语所几位大师指导。如罗常培在他的《沧洱之间》中所言：此时的“马、刘两君（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梧梓（声树）两先生指导，李君（李孝定）受董彦堂（作宾）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继愈）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早在昆明时期，马学良就曾跟随李方桂赴云南路南县的尾则村做过倮倮语调查研究。师徒二人在路南县境奔波了一个多月，各掉了十多斤肉，白皙的皮肤也早已变成灰黑色，总算把撒尼语的词汇记录下来，并整理出了一个语音系统。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短缺，时间不足，未能进一步记录其语法系统。1940年秋冬，马学良与张琨等研究生，随李方桂与史语所大队人马迁往李庄板栗坳，并继续在李氏的指导下，整理研究撒尼语资料，同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

此时，郑天挺和罗常培看到的马学良的论文，就是有关撒尼语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马生本人及论文的评价，罗常培在他的《蜀道难》一书中做了如下叙述：“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定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 罗氏的记述，字里行间透着温暖和感念的真情，令人读后久不能忘。

经过一天的忙碌，答辩会结束，对各位研究生提交的论文，郑、罗二人均感到满意，除个别地方需要“小修”外，全部通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当年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答辩时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面如死灰”的悲壮场面，师徒双方皆感欣慰。

7月5日凌晨，李方桂夫妇忽闻外面传来枪声，立即惊起，出门察看。只见板栗坳远山近林笼罩在墨一样的黑暗中，并无异常动静。刚要返回室内，枪声再度传来，且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清晰，似是沿长江边向板栗坳推移。

“土匪，是土匪，不是抢劫就是火并。”暗夜里，李方桂轻声对夫人说。

“要不要唤起梅校长？”李夫人徐樱悄声问着，此时梅贻琦就住在李方桂家中的楼上。

“他可能刚睡着，不要唤他，估计没啥大事。”李方桂回答着，夫人徐樱不再作声。

枪声响了一阵，渐渐稀疏起来，见板栗坳周边仍没异常动静，李氏夫妇方回归室内。

早上6点钟，梅贻琦等即起床准备下山，下午在李庄码头登船赴宜宾。早餐时，李方桂夫妇问道：“校长，昨夜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没有？”

梅贻琦摇摇头道：“开始热得睡不着，等睡着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李方桂讲述了昨晚外面枪声大作，并断定是土匪骚扰作乱时，梅贻琦略作惊奇状，叮嘱道：“看来你们以后要多加小心，我在泸州和叙永分校时，就听说川南一带土匪自抗战以来，像蝗虫一样在川江两岸窜起了。乱世出盗贼，自古亦然，只是你们别发生意外就好。”梅贻琦断断续续地说着，吃罢早餐，离开李家，同郑、罗二人一道告别了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诸君，在李方桂夫妇陪同下，往山下走去。

至一山坡，李庄镇内风物已看得分明，梅贻琦等在一棵大树下站住向对方辞谢。李氏夫妇恋恋不舍地望着三位师友，各自眼里含着泪水。握别时，李方桂道：“今日一别，何时再得一见，天南地北，恐遥遥无期矣！”一句话引得夫人徐樱的泪水“唰”地落下，众人顿感怆然。梅贻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

8点半左右，梅氏一行来到了李庄郊外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学社租住的院子，看望梁思成夫妇与刘敦桢等研究人员，并借此告别。

四川气候潮湿，秋冬时节阴雨连绵，这对在昆明时就一直身体欠佳，曾患有肺病未得到根除的林徽因来说无疑雪上加霜。1940年冬，梁家从昆明赶来时，天气的阴寒加上路途颠簸劳累，不到一个月，林徽因肺病复发，连续几个星期高烧40度。此时李庄随着民国战乱，百事凋敝，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恰逢梁思成为了营造学社的生计问题，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乞讨”活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当他从信中得知爱妻发病的消息后，向重庆的朋友们借钱，买了些药品匆忙回赶。尽管心急如焚，从重庆到李庄，也要在水上漂流三天三夜才能抵达。据梁从诫回忆说，当时没有肺病特效药物，也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病人只能吃点于事无补的药物，凭体力慢慢煎熬。因了这一场病，林徽因卧床不起。尽管在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梁思成做些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梁思成的生活担子因而越发加重。

按照辈分，梅贻琦与梁启超算是同代人，梁思成夫妇自属晚辈，但平日相处共事却没有隔代之感，故双方交情颇好。此次梅贻琦等人来李庄，没有忘记这对可爱的夫妇，此前的6月30日，几人曾专程登门看望过梁氏一家，林徽因卧病不能起床，几人在病室谈约半小时便匆匆告辞，为的是“恐其太伤神也” 。

此次梅贻琦等三人下山登门“再看梁夫人病”，令梁林夫妇甚为感动，为表示礼节和礼貌，林徽因强撑着发烧的病体，令人将行军床抬到室外与来客交谈。对于当时的情形，梅贻琦在日记中记载道：“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烧，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

当梅贻琦问梁思成近来生活、工作等情况时，梁氏有些伤感地说：“除徽因有病外，由于营造学社经济窘迫，到重庆政府‘化缘’又没得到几个钱，大半年来未开展什么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也不能组织野外考察，只是猫在这房子里，整理前两年在昆明野外考察的资料，同时把抗战前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考察的报告也找了出来，继续整理。佛光寺的研究报告在长沙和昆明时整理了一大部分，迁李庄时草稿一并带来，现在正好借这个缺少经费外出考察的机会加一整理。如这部报告能顺利完成，接下去准备写一部英文的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云云。 ^[338]

梅贻琦等人听了，一股忧伤之情弥漫心头，不知话题如何说下去。最后，主客双方又谈了一些生活方面的事务，斜躺在帆布床上的林徽因认为李庄缺医少药，不利于养病，提出希望自己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人重返昆明，与西南联大的朋友住在一起工作、生活。梅贻琦听罢，以自己所知的医学知识，深感对方的病情很难在短时间内好转，恐怕还要在眼前这张帆布床上度过一段漫长的岁月，而且由李庄迁昆明，千山万水又谈何容易，故未予响应。

谈话在郁闷与压抑的气氛中结束，梅、郑、罗三人离开营造学社，在李庄羊街6号李济家中吃过湖北做法的凉面后至江边一茶楼饮茶，借等船来。此时，董作宾、芮逸夫、杨时逢、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梁思永等皆来送行。李济的父亲、词人——李老太爷（郢客）也从家中颤巍巍地走来参加到送行之列，此举令梅氏甚觉不安。临别时，李老太爷与梅贻琦握手曰：“江干一别。”梅氏听罢，一阵酸楚袭上心头，“言外之意，不禁凄然”。

下午3点钟，长丰轮自下游开到李庄码头，仍以“地漂”（趸船）登轮，梁思成坚持独自踏“地漂”将梅贻琦一行送到轮上。望着思成瘦弱的身体和因过度劳累而灰黄的脸庞，想起林徽因躺在病床上送自己出门时，那双透着泪光、令人爱怜的眼睛，梅贻琦不禁生出了“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 的感慨。在无尽的祝福和感念中，长丰轮载着三位学界巨子，迎着滚滚的江水向宜宾方向驶去。

[294] 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为西南联大常委，共同主持校务工作。因张年老体弱，又兼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职，公务甚忙，无更多精力管理联大之事。蒋梦麟先在联大参与主持管理，后常驻重庆，或在国外奔波，再后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做官，西南联大的事务从始至终实际多是梅氏一人主持，因而梅贻琦被学界一直称为“梅校长”。鉴于此称已成为习惯上的“事实”，故用之。同时，本文沿袭当时学界的习惯，称“校长”而不称“梅常委”。也为对应下文中梅氏的活动与对话场面，避免因名称交代不清而产生混乱。

又，194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寅恪与郑天挺就读的王永兴，在许多年后自己成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时，对西南联大的具体情形如此说：“西南联大在昆明能正常进行教学科研，种种重大问题主要落在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与北大秘书长郑毅生（天挺）先生肩上，毅生先生处理的事务更多。西南联大的办学方向与精神，由梅、郑二位先生决定，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固然因为众多学术水平甚高的教师与学生的努力，亦与西南联大办学方向和精神密切相关。”（王永兴《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西南联大时期，论人数、经费、设备，清华均占压倒性优势。而此时主持联大校务工作的梅贻琦，则必须让清华不感到吃亏，也让北大和南开不觉得被清华占了上风。事实证明，梅是这样做的，且做出了令人敬佩服膺的水平。梅在此等问题上再次显示了胸怀之“大”，这种“大”就是令他对整个联大平等看待。因而整个联大师生一样看待他，共同尊称他为梅校长。这亦是本文称梅氏为校长的又一个原因。

[302] 《快意恩仇录》，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据李敖说，李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时，其父突患脑出血死在家中。由于李氏在丧葬事宜上不按常规出牌，号称特立独行，搞得世人议论纷纷，并背上了“不孝”的恶名。据李自言，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认为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说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李敖回忆录》，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不知李济是否真的说过李敖气死他老子之类的话，而其人竟完全相信了姚从吾的一面之词，从此之后与李济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李敖许多攻击李济的言论，皆与此事有关。许多人认为李敖不该张口咬人，且咬到李济身上，却不知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敖对李济之恨，其始作俑者，则是这位河南农民出身“外似忠厚，实多忌猜”且“愚而诈”的台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也。

[307] 清华学校是宣统三年（辛亥，1911）成立的，美国退钱是在宣统元年就开始了，所以在学校正式成立之前，游美学务处先派出了三批留美学生。分别是：

一，宣统元年（己酉，1909）八月，47人；

二，宣统二年（庚戌，1910）七月，70人；

三，宣统三年（辛亥，1911）七月，62人。

在第一批留美学生中，“有一个瘦瘦的长着雷公嘴的人物，就是梅贻琦”。（《梅校长月涵博士七秩年谱纪要及其与清华有关事迹》，载台北《清华学报》，新2卷第1期，1960年5月）第二批便是胡适、赵元任、张彭春等人。

关于胡适参加留美考试与录取经过，胡氏曾有一段回忆：“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试留美赔款官费的第二年。听说，考试取了备取的还有留在清华学校的希望。我决定关起门来预备去应考试。……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开卷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下文我说《周髀算经》作圆之法足证其时尚不知道用规作圆；又孔子说‘不逾矩’，而不并举规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规矩并用，足证规之晚出。这完全是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一百分。英文考了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十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的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五十五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四十自述》，第83—84页，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其实，这次考试胡适并没有达到各学校通常划定的及格线，平均分数仅得59分。既然要凑足70人，招收的方式自然就是矬子里拔将军，这就决定了招考方顾不得投考者是打虎的武松，还是武松的兄长——卖烧饼的武大郎了。但无论如何，像历史上所有真正的招考一样，在发榜之前，考生们的心情总是怀揣一只小兔，恍恍然，怦怦然，坐立不安。尤其像自我感觉并不好的胡适就更是如此。许多年后，胡适回忆道：“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得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胡适《回想明复》，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

胡适的聪明此时显露无疑，一般人看榜是从上往下看，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倒着看。当时自我感觉或实际情况考得比他差的大有人在，恐怕不见得都有自知之明和如此做法。当得知刚才所看的并不是“正榜”时，胡适如同从跌落的深坑又突然望见了暗夜中跳跃的鬼火，惶恐中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抬起衣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看到了另一张榜。榜文如下：

胡适在回忆中继续说道：“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名字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道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胡适《回想明复》，载《科学》，第13卷第6期，1928年）至此，胡适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砰然落地。

后来方知，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胡适回忆说：“后来我和他和（胡）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关系。”（《回想明复》）

胡适所说的胡达，共三兄弟，即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胡达后转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回国后任大同、交通、东南等大学教授。在东南大学时与吴宓等一群重量级“海龟”同事，并与这些同事共同开创了东南大学最为鼎盛的局面。1927年夏季休假回乡，为避暑到一个偏僻池塘游泳，用的是狗刨式。游到中途不幸其小腿肚子转了筋儿，不能继续蹬踹，乃紧急呼救。时值正午，乡民们正在家中睡觉午休，其声不闻。只有附近一个80多岁的老妪闻讯，拄着拐杖，全身打着哆嗦赶到水塘边探个虚实。只见胡达在池中呈旱鸭子状呜呜哀叫着不住点头喝水和吐水，情形甚急，性命甚忧，那老妪却只能望塘兴叹而不能下塘救人。胡达扑腾了一阵后，终于气尽力绝，没水淹死，年仅37岁。

与胡明复（后改名胡达）颇为相似的是，胡适的名字也是留洋前才改的。胡在回忆中说：“我在学校里用胡洪骍的名字，这回北上应考，我怕考不取为朋友学生所笑，所以临时改用胡适的名字。从此以后，我就叫胡适了。”（《四十自述》，第84页）此又见出胡氏之聪明。至于是大聪明还是小聪明，或者是否聪明反被聪明误等，只能另当别论了。

[319]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关于梅贻琦这句名言的历史背景如下：

1928年8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出北平后，国民政府把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亲自支持下，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冯友兰为秘书长。罗到任后，推行了扩充学额、添招女生、兴建馆舍等一系列措施，表面看起来搞得颇为红火。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5月22日，在各种压力下罗被迫辞职离校。关于罗氏在清华的是非功过以及离校的原因，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有几句评论：“罗确有缺点，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清华只有接受罗为校长。梅贻琦、赵元任和我等都是这种看法。那时，还有别人在谋做清华校长，他们还不如罗。”又说：“罗家伦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是有功的。但是他也有缺点。罗在学问上根底不切实，又好大言，以致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所轻视。1930年春，教授会和学生会都表示了对罗不满意的意见，罗不得不辞职离校。”（《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罗辞职时，他的计划大都开始实施，有的半途而止，有的已初见成效，大部分被他的后任梅贻琦校长出色地完成了。

罗家伦辞职后，清华校务会议推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清华校长职务。未久，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北平，借此机会，有一山西人名乔万选者，通过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谋到了清华校长一职。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法官等职业，其学问、人品皆不能令天下士林服膺，更不能令清华师生满意。结果乔一到清华，即被闻讯而来的学生拒之大门之外，连校长的椅子都没能摸一摸就灰溜溜地掉头走了。据当时的北平卫戍司令、山西人楚溪春对代理校务的叶企孙说：“从山西来北平的许多阎的部下并不赞成乔这样草率到任，曾劝告他不要这样做，而乔不听，以致被拒。”楚氏还表示，卫戍司令部决不以军警支持乔到校，全校师生员工因而都放心了。

叶企孙代理校务至8月底，9月中旬即照原计划休假一年，赴德国进行学术研究。1931年春，由于C C派头目陈立夫的关系，吴南轩被派为清华大学校长。吴曾在美国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里学习过教育，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解都与罗家伦相差一大段距离，到校后遭到了教授会和师生的强烈反对，被迫离校。接下来在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支持下，翁文灏受请出面代理清华校长，翁应允就职。这年的9月12日，清华结束暑假开学，举行全校大会，翁文灏讲完话后，表示自己因事务繁杂，不再主持校务，代理校长一职仍由三天前从德国归来的叶企孙担任。

据说，在吴南轩要求辞职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曾请赵元任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但赵却推荐了当时在美的清华留学生监督梅贻琦，梅氏推脱不过，只得由美返国就任。国民政府遂命赵元任赴美接替梅职，赵当了一年多的留美学生监督后返国重回史语所工作。（《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启龙、邓小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也有另一种说法，即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师生的意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出版）1931年3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98页）当时胡适正和蒋介石政权闹别扭（1929年，胡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上海市特别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对胡适的警告令），所以蒋对胡没有好感。而向来与国民党没有瓜葛的赵元任自然也不在蒋介石圈选的范围之内。

另据时任南京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回忆：“民国十九年冬，我当着教育部长，那时清华大学罗志希先生坚决求去，梅先生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我去电请其回国掌管清华校务，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任职一直到现在。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他当然尽了不少的力，这是我在教育部长任上最满意的一件事。”（《清华校友通讯》，第66卷第9期，1940年9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推选梅贻琦的可能性较大。梅贻琦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被时人称为“寡言君子”。正如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对梅贻琦的评价：“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就当时的情形论，由梅出任清华校长，可谓众望所归。

梅受命返国后，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五、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以上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流传。据北大教授、中国教育史家陈平原说：“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320]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关于梅贻琦这句名言的历史背景如下：

1928年8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出北平后，国民政府把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亲自支持下，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杨振声为教务长，冯友兰为秘书长。罗到任后，推行了扩充学额、添招女生、兴建馆舍等一系列措施，表面看起来搞得颇为红火。可惜好景不长，1930年5月22日，在各种压力下罗被迫辞职离校。关于罗氏在清华的是非功过以及离校的原因，时任清华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有几句评论：“罗确有缺点，但在那时的政治形势下，清华只有接受罗为校长。梅贻琦、赵元任和我等都是这种看法。那时，还有别人在谋做清华校长，他们还不如罗。”又说：“罗家伦对于清华大学的发展是有功的。但是他也有缺点。罗在学问上根底不切实，又好大言，以致为教师们和学生们所轻视。1930年春，教授会和学生会都表示了对罗不满意的意见，罗不得不辞职离校。”（《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罗辞职时，他的计划大都开始实施，有的半途而止，有的已初见成效，大部分被他的后任梅贻琦校长出色地完成了。

罗家伦辞职后，清华校务会议推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代理校务会议主席，兼代理清华校长职务。未久，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扩展到北平，借此机会，有一山西人名乔万选者，通过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谋到了清华校长一职。乔为清华1919级毕业生，留美后专习法律，回国后曾做过律师、法官等职业，其学问、人品皆不能令天下士林服膺，更不能令清华师生满意。结果乔一到清华，即被闻讯而来的学生拒之大门之外，连校长的椅子都没能摸一摸就灰溜溜地掉头走了。据当时的北平卫戍司令、山西人楚溪春对代理校务的叶企孙说：“从山西来北平的许多阎的部下并不赞成乔这样草率到任，曾劝告他不要这样做，而乔不听，以致被拒。”楚氏还表示，卫戍司令部决不以军警支持乔到校，全校师生员工因而都放心了。

叶企孙代理校务至8月底，9月中旬即照原计划休假一年，赴德国进行学术研究。1931年春，由于C C派头目陈立夫的关系，吴南轩被派为清华大学校长。吴曾在美国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里学习过教育，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解都与罗家伦相差一大段距离，到校后遭到了教授会和师生的强烈反对，被迫离校。接下来在教育部次长钱昌照的支持下，翁文灏受请出面代理清华校长，翁应允就职。这年的9月12日，清华结束暑假开学，举行全校大会，翁文灏讲完话后，表示自己因事务繁杂，不再主持校务，代理校长一职仍由三天前从德国归来的叶企孙担任。

据说，在吴南轩要求辞职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曾请赵元任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但赵却推荐了当时在美的清华留学生监督梅贻琦，梅氏推脱不过，只得由美返国就任。国民政府遂命赵元任赴美接替梅职，赵当了一年多的留美学生监督后返国重回史语所工作。（《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启龙、邓小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也有另一种说法，即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清华大学因校长人选引发学潮。战争结束后，清华师生希望在周贻春、赵元任和胡适中挑选一位出任校长，但政府却以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议论乖谬，碍难予以任命’，而周贻春又坚辞不就”为理由，否决了师生的意见。（《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出版）1931年3月，清华大学派三位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表示：“政府非不欲容纳学生意见，但先征周贻春未得同意，胡适系反党，不能派。”消息见报后，胡适在日记中只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报载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头衔。”（《胡适日记全编》，第6卷，第98页）当时胡适正和蒋介石政权闹别扭（1929年，胡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上海市特别党部呈请将胡适撤职查办，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对胡适的警告令），所以蒋对胡没有好感。而向来与国民党没有瓜葛的赵元任自然也不在蒋介石圈选的范围之内。

另据时任南京教育部长的李书华回忆：“民国十九年冬，我当着教育部长，那时清华大学罗志希先生坚决求去，梅先生在美国任清华留学生监督，我去电请其回国掌管清华校务，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任职一直到现在。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他当然尽了不少的力，这是我在教育部长任上最满意的一件事。”（《清华校友通讯》，第66卷第9期，1940年9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推选梅贻琦的可能性较大。梅贻琦以独特的人格魅力被时人称为“寡言君子”。正如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对梅贻琦的评价：“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就当时的情形论，由梅出任清华校长，可谓众望所归。

梅受命返国后，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其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不能邀准，而且本人又与清华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作，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同时梅贻琦宣布了自己的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二、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三、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五、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求撙节罢了。”

六、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1931年12月4日）

以上六条施政方针，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和示范作用。特别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之句，被称为至理名言广为流传。据北大教授、中国教育史家陈平原说：“我相信，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胡显章、曹莉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331] 胡适自1917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他的博士帽子问题就引起学界与坊间关注，但内在的悬疑直到今日仍未搞清。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一问题又成为研究者疑惑、考据、争论的热点。

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蔡元培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署名“胡适博士著”，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蔡氏在序中说胡适是著名的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并云：“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明知道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且不是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但在《大纲》中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适的身价。而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拢，为的是彰显其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震慑当时北大气焰嚣张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亦有人认为，当时的蔡元培对胡适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熟悉，关于“博士”与“三胡”问题，是受胡适巧妙的蒙骗而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的。也就是说“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自己）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年第2期）到底哪种说法更具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于1917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并没有戴上博士帽子，而是光着头，空甩着十个手指头归国的，直到10年后的192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有争论的是，胡氏为何毕业10年才得以戴上他梦寐以求的那顶博士帽子，其中的奥秘何在？

金岳霖晚年曾写过一小段关于胡适的回忆文章，叫作《胡适，我不大懂他》，其中涉及胡氏毕业论文事，金说：“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老金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当年老成持重的金岳霖已变成了老金头，记忆力明显衰退，回忆起往事也就免不了有一些失误。其实，胡适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刊行，底稿的中文本标题是《先秦名学史》。1983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

金岳霖对胡适的学问向来有轻视意味，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金氏却说胡“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余世存《非常道》），又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等。从老金表示对胡适不太懂的文章中还曾举过几个小事例，其中一个说：“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又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通过这些小事例，看出金岳霖对胡适这位哲学博士的疑义，同时也隐约透出金氏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的信息。这个信息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不同的评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人，著名史家唐德刚就曾明确指出：“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说：“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也就会‘不得人心’了。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我的朋友”的朋友》，载《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为此，唐德刚给胡适当年的博士问题辩诬，专门用功费力做了仔细精密的考证。按唐的说法，胡适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奈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通称“三栏”或“三柱”的不同结果。其分别如后：

第一柱，“小修通过”。“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

第二柱，“大修通过”。“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

第三柱，“不通过”。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100本（今日用缩微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考得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时美国出版太贵，中国学生论文频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100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所以那位疑胡派诗人张子英先生说的“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那时几乎个个博士都如此。张诗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贴切了。不过有的“先用”一年半载，有的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的。

夏（志清）、富（路得）二教授认为胡公先用了10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交了”就是了。……夏、富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则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事实上，胡氏在1917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10年！

杜威来华讲学归国后，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释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唐德刚之说遭到了胡颂平、余英时等人的反对与责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者按”中引述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述。唐说：“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年）。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所以胡适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对此，胡颂平为胡适辩护说：“照《胡适杂忆》的话，似哥大不应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乃是事实，若非唐君推断有错误，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它可疑之处”。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为证明这一说法，余英时根据胡适日记、往来书信与《口述自传》等材料，列举了几项与此相关的事例加以论述，认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已修够了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加上哥伦比亚的两年，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年，“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下同）

余氏还指出，在已出版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中，有一封1919年9月7日朱经农给胡适的信，文曰：“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据史家余英时考证，这“昔日好友，今日雠仇”乃指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这是当年“谣言”的策源地，但朱经农显然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胡适的博士论文没有印出来。1920年8月9日，朱经农在致胡适函中附注说：“又，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根据这两封信件，余英时认为胡适的论文终于在1922年刊出，与其有一定的关系。

按唐德刚的说法，如果胡适在哥大不是在考试时遭遇了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胡氏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胡适口述自传》）余英时认为此说比较荒唐，当时哥大“博士论文‘口试’是‘最容易的一道关’，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除非‘哥大纪录’中有关于胡适从‘大修’改‘小修’的明确记载，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余英时的解释是：“胡适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只要一查1919—1920年《日程与日记》残本（《全编》第三册）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除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这应该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另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所以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决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年才有欧美之行。……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重寻胡适历程》）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授，后出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与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这位钱穆的追随者，一向自视甚高，号称海外研究胡学的权威人物，虽没有到当年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份上，但也牛气哄哄，不把其他史家放在眼里。因而便有了痛责海外史学界大腕唐德刚的“义举”。不过与“天子门生”唐德刚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是一个等级，英时堪称小字辈，无法与修炼得几乎成精的唐老夫子对阵匹敌。就唐德刚而言，英时只不过是个娃娃，无须与之较真，面对责难乃避而不言，一笑了之。但英时的“犹大之吻”却惹恼了与其年龄相当的台湾史家汪荣祖，汪氏同样出于看不惯唐德刚遭受问责的“义举”，像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说的一句政治术语一样，“自己跳出来”挥刀弄棒地对余氏进行了一番痛击。汪说：“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之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年第2期。以下引文同）

在谈到胡适“博士问题”的关键点时，汪荣祖说：“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

汪荣祖最后说：“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近来又看到余英时新近发表的一篇名为《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见《余英时文集》，第5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余氏在文中称自己又发现了几条新证据，足以彻底解决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并举例说明，以“作为全案的最后判决”。

余氏所得新证据为胡适的一篇“略记”和一封信。“略记”写于1922年1月，是胡适为亚东版《先秦名学史》所写，内中说：“这部论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发展的专著是我在1915年9月到1917年4月旅居纽约市时期写成的。它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作为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部分要求。……过去四年中我曾渴望能有机会，对这篇论文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但工作的压力使我无法达成这一愿望，这是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华的英、美朋友读过此书原稿的，都一再劝说我将四年前的旧作照原样刊印出来。我现在决定这样做，虽然很有些勉强……”就这一“略记”，余英时得出结论：“我们由此确知两个基本事实：第一，1917年他的博士论文呈缴后，当时便已为哥大哲学系所正式接受；第二，1922年亚东刊本，除‘略记’和‘导论’之外，与1917年呈缴的论文原稿完全相同，并无改动。1926年12月[胡适]《日记》记：‘发电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杜威处。’可知他1927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即是凭着1917年写成的论文定稿。这一事实必须建立在一个绝对性的前提上面，即1917年5月22日的论文口试已顺利通过。”第二个凭证是，1917年4月13日，胡适有一封长信给韦莲司，信末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好的部分给了杜威教授，他对我所写的非常满意，并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估计再一星期就可以整个写完了。”余英时得信后，认为“这真是一条铁证，可以摧毁任何关于论文口试未通过的妄测”。针对唐德刚一段“极其生动而有趣的‘想象’，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当然在于指导教授杜威对它的评价如何”。因而余英时认为：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杜威读过了除‘结论’以外的全部论文初稿，感到‘非常满意’并且给予‘许多鼓励’，那么所谓‘口试未过’的推测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指导教授杜威既已肯定了论文的价值，任何奇峰突起的意外是不可能在这一场最后的口试中发生的。”因而，余氏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年的根本原因就是论文迟交的缘故，其他的解释和猜测都是妄言。“八十五年来的一件疑案终于完全消解，再也没有争论的余地了。”余氏所做的这个结论是否就是真正的结论，在这一悬案破译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奇峰突起”的可能？且等历史的检验吧。

[338] 1936年6月，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赴山西考察古建筑，在五台山豆村附近的山中发现了著名的晚唐建筑佛光寺。经过几天的考察研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随着相关的物证推演而出。这座古老庙宇的大殿建成于晚唐的公元857年。这个时代，不但比此前梁思成等人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127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已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独乐寺，位于天津蓟县，梁思成、林徽因于1931年在考察中发现，始建于辽代统和二年，即公元984年，当时是已发现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这座建筑保存了不少唐代建筑的风格。1933年9月，梁氏夫妇在山西大同沿线的考察中，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应县辽代木塔，相当于公元1056年）。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曾感慨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载《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5—6期。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古建筑普查中，在五台山离佛光寺不远处发现了年代更加古老的南禅寺，该寺院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即公元782年，比佛光寺早75年，但殿宇规模较佛光寺小了许多。参阅《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1期）

当梁思成、林徽因连同两位助手走出山门，骑上毛驴离开五台山佛光寺来到附近豆村一家鸡毛小店住下时，当天夜里，远在北平的卢沟桥响起了枪声，由此拉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梁家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人生之旅。 1zZOQ6xwNx7x5J7l38Zk3GzMlDBA6B2HEQx70jPYMciwxB6GVa1+kTp6C8O2KV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