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又成别离

◎ 小酒馆奇遇

中研院史语所连同相关的科研机构之所以选择李庄，得益于同济大学的导引。

同济大学是由一个在上海行医的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Dr.Paulun）创办，大致经过是：1900年（庚子）爆发义和团运动，导致英、法等八国联军携枪弄炮来华兴师问罪，在大清天朝的旨意下，官兵们联合号称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义和团成员，与八国联军展开激战，尽管大清方面最终败绩，并落了个赔款求和的悲惨结局，但联军方面也有一些伤亡。德国为应付战时急需，从欧洲本土运来大批医疗设备，并聘请当时在沪极负盛名的埃里希·宝隆医师协助在上海成立伤兵医院。及义和团运动结束，大清王朝屈服，联军扛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趾高气扬地归国，德国方面鉴于运输困难，遂把伤兵医院的全套设备无偿赠送给宝隆医师，以示感谢。面对从天而降的这笔横财，颇具远大理想与抱负的宝隆没有沾沾自喜，或躺在银子堆上享受，更没有把设备五马分尸变成残品零件卖掉，背着满布袋的大洋回家盖房起屋，再娶几房姨太太搂在怀里暗自享乐。而是以这批设备为基础，另外捐了一笔钱，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这个医学堂的创立，竟孕育了一个全新的同济大学，同时也搭起了一座战前战后唯一沟通中国与德国文化的桥梁。1917年，借欧战德国战败之机，同济医学堂被中国政府接收，迁入上海江湾新址，1927年易名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前，同济大学已是一所具有医、工、理三个学院，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综合性德文大学了。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同济大学在上海江湾的校舍遭到日军首轮炮击，顷刻夷为平地。同济师生于惊恐慌乱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仓皇逃离，先是流亡到浙江金华，旋因杭州吃紧，退至江西赣县，随着战争局势不断恶化，再度迁往广西八步，到达后，尚未安顿下来，又因广东战事吃紧，桂境时受敌机侵扰，于1938年12月再一次迁往昆明。翌年2月，全体师生抵昆，开始在城中的临江里、武成路、富春街等十几个狭窄混乱的街区租赁房屋开课。1940年7月，由于日军对昆明城轰炸日渐加剧，同济大学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不幸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被炸弹炸死，噩耗传出，全校师生悲怆不已。眼看局势持续恶化，根据全校师生的意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同济大学高层决定离昆迁川，并向川南叙府（今宜宾）中元造纸厂厂长、同济大学校友钱子宁拍发电报求援，请他在宜宾与泸州一带寻找一个落脚之地。

钱子宁接到电报，得知母校师生正处于敌人炸弹的死亡威胁与精神煎熬中，不敢大意，立即奔波忙碌起来。此时，小小的川南宜宾城已是人满为患，从上海、武汉、长沙一带内迁的人员如过江之鲫，几乎到了难以插足的地步，同济大学人多，根本不可能再安插进来。通过朋友探寻，下游的泸州比宜宾的情况更为糟糕，几乎无立锥之地。于是，同济大学的命运就只有维系在宜宾与泸州之间这个狭小的沿江一线。所幸的是，钱子宁偶然听说在这一线之间的南溪县与江安县尚有可利用的空间，于是火速派得力干将前去打探联系。事有意外，江安县已有国立剧专的师生捷足先登，无力他顾，只有南溪县还有条件和能力安置。但当地官僚和士绅却不肯援手相助，其公开的理由是“小庙供不起大菩萨”，如此多的“下江人”呼啦一下拥到这个江边小城，会给当地社会造成动荡，治安无法保证，传统的社会风俗将变质、变坏云云。真正的想法是当地官僚们不乐意多事，只想如何多捞钱，少费劲，清净安闲地享受各自的悠闲生活。一些当地士绅和社会贤达，生怕“下江人”到来后，哄抬物价，大米小菜都跟着抬成了天价，使他们的生活陷于困顿，故予以拒绝。

正当钱子宁派去的人灰头土脸从各衙门里走出，身心疲惫，无望地在南溪县城一家饭馆借酒消愁时，一个新的机缘来临了。只见酒馆走进两个五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双方一照面，当即打起了招呼。来者是南溪县李庄镇有名的士绅罗伯希与王云伯，双方早有交情，如今在此偶遇，格外亲切。稍事寒暄，几人便坐在一桌推杯换盏喝将起来，席间少不了谈到同济大学欲迁川避难，而南溪县官僚士绅拒不接纳的情形。罗伯希听罢，颇怀义愤，借着几分酒劲随口说道：“这国难当头，怎有能接而不接的道理，这帮官老爷和那帮闲杂碎们也太不顾大体，识大局了。”言毕，把头突然转向身旁的王云伯：“我说云伯，他们不要，咱来接待咋样，别看咱这个李庄镇不大，可是有九宫十八庙和大片庄园嗬，我估摸着安置这伙‘下江人’没得多大问题。”

云伯听了，会意地点点头，附和道：“应该没得啥子问题，不过要回去商量一下才好。”

“那是，是要回去商量，我们俩力争把这件事促成，也好给南溪那些官老爷和闲杂碎们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没得脸面！”罗伯希像是对王云伯，又像是故意说给钱子宁的手下的。

这罗伯希可不是因为酒喝高了胡言乱语，也不是故意吹牛摆什么长短龙门阵。此人乃是见过大世面且办事严谨的人物，早年出身行伍，曾做过川军将领刘云辉的副官，并在成都川军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当过少将参议，后因不满军阀之间的相互残杀与争斗，解甲归田，回李庄老家栖居。因其特有的政治背景，在李庄甚至南溪这块地盘上，算是个叫得呱呱响的人物。钱子宁几位手下在走投无路、垂头丧气之际，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暗花明的李庄，大感意外，从心中透出了感激之情。待酒足饭饱，罗伯希邀请对方同自己顺道去李庄做一番实际考察，与当地官员、士绅们商量后，再做裁夺。如此这般，历史在不经意间施以惠顾，注定了同济大学迁川并与李庄古镇结缘的宿命。

几个人到达李庄，罗伯希找了个上岁数的当地土著，带领钱子宁的手下围着镇内镇外转了起来。他与王云伯则很快找到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的罗南陔说明一切。罗南陔本是读书人出身，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当即表示可以考虑，并派人把李庄的张官周、张访琴、杨君慧、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李清泉、邓云陔等权势人物及士绅名流、巨贾富豪，请到自己在李庄镇羊街8号家中厅堂，共同商议。

此前，为躲避敌机轰炸，省立宜宾师范学校与宜宾中学等两所学校已迁往李庄镇，分别住在张家老宅大房子和李庄下坝。因有了接待外来人员的经验，再接待一个同济大学就不显得突兀。经过几个时辰反复权衡、议论，与会者最终达成共识：如果同济大学有意迁居李庄，大家将竭尽全力为其安置。众乡绅如此痛快地答应，其中自有缘由。许多年后，罗南陔的儿子、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回忆说：“除了罗南陔等人对知识分子同情和尊重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那就是，南溪县城位居长江以北，李庄位居长江以南，南北两地的官僚与民众长期互不服气，隔阂日深，一度视同寇仇。此时的李庄官僚与士绅富贾，大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意气用事之味。也就是说，既然南溪县官僚与士绅不予接纳，李庄就要揽过来，这个道理同罗伯希在南溪酒馆里所表现的心理是相同的。” 历史正是由于众多的复杂因素而使奔流的长河不断地拐弯，想不到这一拐，同济大学竟拐到了李庄。

既然李庄方面已表同意，与罗伯希一道来考察的几人转了一圈后，也颇感满意，于是抖起精神乘船赶往宜宾向钱子宁做了汇报。钱子宁一听，既惊喜又踌躇，尽管李庄有情，但毕竟是个乡镇，不知同济方面是否有意，于是决定亲自乘船前来看个究竟。当他来到李庄镇，对当地的山川形势、民风民俗，特别是九宫十八庙及周边几个大型山庄做了一番考察后，心中悬着的石头砰然落地，在没有更好的地方可接纳的情况下，此处未尝不是一个避难读书的安居之所。

钱子宁与当地官僚、士绅就相关情况做了进一步洽谈，李庄方面为表诚意，罗南陔当场起草了一份“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的16字电文，由钱子宁带到宜宾发往昆明的同济大学。随后，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等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分由钱子宁致同济大学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等机关。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得到电报，颇为欢喜，新任校长周均时立即派出理学院院长王葆仁、事务主任周召南赴李庄考察并筹备迁移事宜。正在重庆的傅斯年通过教育部得此消息，即刻发电通知在昆明龙头村的史语所民族学组副研究员芮逸夫，令其随王、周二人共同前往李庄考察。于是，一个注定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标记的新的文化中心，在山河破碎的西南一隅悄然形成。

◎ 胡福林神秘出走

就在芮逸夫去李庄考察之际，史语所发生了一件看上去不大，却令傅斯年大为恼火的窝里造反事件。

这年8月23日，在昆明龙头村一间黑屋子里整日伏案做甲骨文识别与编纂工作的史语所助理员胡福林（厚宣），突然向傅斯年请假，说是有位叫许心武的好朋友，在重庆北碚替自己的妻子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昆明至重庆道路艰难，匪盗众多，需亲自护送家眷赴渝，并说一个月后立即回昆明销假，需预支9、10两个月的薪金以做旅费云云。傅斯年听罢，感到自己手下弟兄生活艰难，其家眷能在陪都重庆找份工作自是一件好事，只是考虑到史语所马上就要搬家，劝对方不要此时离开，最好入川后再做打算。若从新的地方——四川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重庆，此道比从昆明赴渝方便得多。想不到胡福林不以为然，执意要走。傅斯年经过再三踌躇，最终一咬牙答应下来，嘱咐对方快去快回，不要误了所内搬家事宜。胡氏点头答应，此事算告一段落。

几个小时后，傅斯年来到李济住处，把胡福林请假赴渝之事讲了一遍，李济当场表示反对，他认为如果胡福林非要离开，待把家迁到四川后再做行动，这样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现在全所搬迁在即，许多器物需要整理装箱，人手本来就不足，若小胡此时离开，对史语所工作极其不利。本来就有些不情愿的傅斯年经李济一说，颇为懊悔，立即找到正在工作室整理器物的石璋如，让他赶快找到胡福林并转达傅、李二人的意见，希望对方暂且留下，待随所搬迁后再行赴渝。石璋如得令，急忙跑到胡福林工作的那间小黑屋与宿舍，发现人去屋空。又到史语所驻地和弥勒殿可能匿身的地点搜寻，仍不见胡福林的踪影。难道此人神消了不成？石璋如这样想着，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胡氏已悄然离开昆明远走高飞了。

胡福林于1928年自河北保定培德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1934年毕业。在此期间，中研院史语所由广州搬到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北大校长蒋梦麟聘请史语所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腕前往授课，以壮北大文学院声威。而自1931年下半年起，顾颉刚除专任燕大教授外，也受聘北大历史系兼课讲师，每个星期讲几个钟头的课。学生胡福林出于对顾氏学问的崇拜，渐渐与顾颉刚建立了较密切的师生关系。胡氏毕业后，因学业尚不算差，被傅斯年、李济弄进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工作。从此之后，胡福林追随梁思永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了第十、十一次考古工作，并单独主持了侯家庄西北冈王陵1004号大墓发掘。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追随董作宾整理殷墟出土甲骨，兼做《殷墟文字甲编》的释文事宜。据石璋如回忆说：“先前在南京急着将一到九次发掘的甲骨出版《殷墟文字甲编》，所以YH127坑甲骨就只放到架子上，后来装箱都没有再动过。”到了1941年8月，史语所同人感到“离搬家还有段时间，也不知道搬家地点，不妨趁机开箱编号。三组同仁都可以帮忙开箱，编号就落到胡厚宣、高去寻两位先生身上……胡厚宣与高去寻一人写号码，一个纪录，若有可以合块的碎片，也许有两个编号，便趁机重组。董先生就描写重要的东西，进行分类……工作从早忙到晚，吃了晚饭之后继续加班到十点。” 就在这项紧张而繁杂的工作进行中，胡福林悄然告辞了。

当时整个中研院史语所大师如林，将星云集，一个小小的助理员如胡福林者要休一个月的假，本不足挂齿。而此事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当石璋如奉命搜寻胡福林踪迹时，突然发现胡氏的一切书籍文件、生活用品等器物，随着本人的消失也一道无影无踪。石璋如深感蹊跷，觉得其中有诈，立即向傅斯年和李济做了汇报。傅、李二人一听，亦觉不可思议，遂带着疑问与不解在史语所与周边学术机关展开调查。第二天，得知胡福林确已追随顾颉刚跑往成都齐鲁大学办研究所去了。傅斯年听到这个切实的消息，大为震怒，认为这个小胡把自己当猴耍了，遂在弥勒殿几个泥塑金刚面前晃动肥胖的身子，不时跳动脚跟儿，对胡福林以及齐鲁大学连同顾颉刚、钱穆等人骂将起来。骂过之后乃展纸修书一封致胡福林，说：“顷闻兄就齐鲁大学事，为之愕然。如有此事，务乞打消；如无此事，亦乞示知。”随后又命史语所考古组发出一函：“奉傅所长嘱，请将《武丁多妻多子》及《殷代农业》两文留下，交汪和宗先生带来，以便编入集刊。”

两函写就，傅斯年觉得并没有解除心头之恨，于是再修书一封，把窝在肚子中的虚火狂泄到齐鲁大学主事者身上，其书云：

本所职员胡福林君请假离所一日后，本所即得到若干口头报告，谓，贵校之国学研究所一年前即已聘定正在本所任职之胡福林君为教授，资以薪给。其本年之职务则为：（一）在云南为贵校购买书籍。（二）在本所抄录影拓一切本所正在研究尚未出版之材料，以备将来贵校国学研究所之用等语。事涉离奇，殊难置信……据负责人报告，近一年来，该员将本所所藏重要史料誊录甚多。本所之正式工作[资料]，该员亦全数携走，其目的为何？实难揣测……

傅斯年在函中强烈要求齐鲁大学立即“查复上述传言是否属实”，并给史语所一个说法。

齐鲁大学为英美长老会传教士于1917年在济南联合创办，但长时间未能正式立案，后在号称基督徒、蒋介石“老二”孔祥熙的暗中关照下，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在济南立案，承认其合法地位。因孔氏对此出力甚大，按中国特色的处世哲学，齐鲁大学主动聘请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254]

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齐鲁大学流落到四川成都，寄居于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此时，顾颉刚已辞去燕大教职，先是组织一个西北考察团对西北边疆展开调查，后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于1938年10月抵达昆明任云大教授。未久，北平研究院（南按：非中央研究院）迁至昆明，顾颉刚兼任该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1939年春，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邀顾颉刚到该校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顾氏认为齐大开列的条件对自己的生活与学术研究较为有利，慨然应允，并悄悄拉上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穆一道入伙。

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幼年读过家乡私塾，及长，为苏州中学教师，虽满肚子学问，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经人介绍，偶然发现这位乡村才子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以匹敌，称得上是中国乡村自学成才的标本式人物，不觉心生惜才之心。顾颉刚一回到北平，便竭力向学术界荐钱并得到回应。1930年秋，36岁的钱穆离开苏州至北平，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迅速成为史学界一颗亮丽的明星。

因个人成长经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傅斯年、胡适等团体中人的关系由表面的客气逐渐变为不再客气，感情裂隙越来越大。 ^[255] 究其内情固然复杂，但大体的脉络还能看出，按钱穆本人的说法，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系，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钱氏对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价值并不大，无非是“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而已。 就胡与傅相较，钱穆更看不上眼的是傅斯年，因为胡适当时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问世。傅斯年一直反对“著史”，倡导以专题研究为重，崇尚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客观等理论衣钵，此点与钱穆心中那带有苏州甜米糕和咸鱼味的史学观相抵牾，言谈交往中互不服气，终致个人关系恶化。据钱穆自己回忆说，他与傅斯年只有在批判康有为今文家疑古之说这一点上是同志，过此以往，则泾渭分明。傅斯年赴台去世后，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奉命检查整理傅氏携台的全部档案资料，发现傅与钱之间只有两封通信，且都是为公家之事，其中一封信是钱穆为学生争取奖学金而与姚从吾联名写信给傅斯年的，可见二人关系之薄。

到了20世纪40年代，傅斯年公开对外宣称他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而钱穆对傅也已明显地表露出厌恶之情，二人积怨渐深，几乎到了见面开打找练的地步，这一情结和怨仇毕生都未能化解。据一位知情者回忆，钱穆尝谓傅斯年霸气十足，是水泊梁山忠义堂里的山大王一类人物，就是一个造反起事的土匪头头。而傅斯年则骂钱穆属于狗头猫脑的鼠辈，充其量是一个南方小裁缝，根底肤浅，不足与谋。抗战之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一度出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时为中国地理学会总干事的张其昀（字晓峰），在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见到傅斯年，询问对此书的看法。 张某人明知钱、傅二人不合，故意询问，无非是一种阴暗的心理在作祟，挑拨是非，看个热闹。傅斯年当然不傻，知道对方之意但又不把对方与钱穆等他心目中的鼠辈人物放在眼里，遂高声回答道：“我从来不读钱某人的书文一个字。钱某人屡谈西方欧美学术如何如何，那些知识其实都是从《东方杂志》转抄而来的，没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创造。”

张其昀听罢，立即瞪圆了蚕豆状的眼睛，老鼠一样龇牙咧嘴地“吱吱”怪叫着回敬道：“你既然号称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又如何知道得这么详细？”

傅氏涨红着脸吭了一声，而后愤然骂道：“他妈的，不读他的书就不知道其浅薄可笑了？你见过你老爷爷，也就是你爷爷的老爸没有？”

对方不知何意，摇着头道：“没有，早死个的了。”

“你有没有老爷爷？”傅斯年快速问着，晃动着小山包一样的身躯，疾步向前，摆出要以体积乘速度，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架势。

“我当然有老爷爷！”对方见势态不好，后退几步，嗫嚅着说。

傅斯年突然仰天哈哈大笑，继而又面色严肃地说道：“此谓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乃知其荒唐之故也！”

张其昀愣了一会儿，终于醒悟，深为傅斯年的嬉笑怒骂所惧，怕再争执下去不但看不到对方的热闹，弄不好会被眼前这位活阎王暴打一顿，乃缩头勾背，老鼠一样一步三回头，连蹦加跳地溜走了。

从钱穆晚年的回忆文章可知，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密切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等辈。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尽管顾在这个运动中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功绩可言。钱穆一直对顾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激，他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赴成都协助顾，与顾颉刚的邀约有关，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政治空气有联系。据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 闻一多跳着脚尖大骂钱穆不是个东西的情形，虽然发生在钱氏离开联大以后，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对立面仍在不断扩大增长中。就当时钱穆的为人处世而言，也并不是如傅斯年所说的臭狗屎一堆，一无是处，对其深表同情和支持者还是大有人在，如后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就对钱氏说，倘若在昆明，当“可以诽谤罪将闻一多等人讼之法庭” 。正是由于派系倾轧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缘由，钱穆接受了顾颉刚的建议，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于1939年9月先回苏州老家探亲，而后赴四川成都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而这个时候，中研院史语所几乎没有人知道，顾颉刚已秘密和胡福林建立了联系，并拉胡氏一同入伙齐大研究所了。

无论是北大时代还是抗战之后，胡与顾的关系较为隐秘，对于二人的交往外界熟知者不多。而一直对顾颉刚心怀不满的傅斯年始终蒙在鼓里。如果傅氏知道胡与顾的密切关系，胡不可能进入史语所工作，即使阴差阳错进了史语所，也会被傅斯年踹出门外。胡福林与顾颉刚一直隐而不宣，自是胡氏的聪明之处。按照石璋如推断，当在昆明龙头村的胡福林得知中研院可能还要迁徙的消息后，“觉得未来难料，就与以前的老师顾颉刚联系……顾的兼职很多，表面上不活动，可是实际上很活跃。北平研究院当时在黑龙潭，顾颉刚住在龙头村西北边、隔金汁河就到黑龙潭的浪口村。……既然浪口村与龙头村不远，可能顾就与胡厚宣有联系。”

石氏的猜测确实不错，许多年后，胡福林对这段经历交代说：“正在云南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时居乡下离我处不远的浪口村，先生时常遣师母于去‘街子’（集市）时，带字条给我，命查找资料。而钱穆先生亦随联大来西南，只播迁途中，家人皆留苏州，先生即东归探母。此时顾先生已与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于迁校成都之齐鲁大学创国学研究所，他邀请教书于西南联大的钱先生和我任研究员。顾先生告，齐鲁大学有明义士所藏甲骨需要整理，故约我同往。这样，在史语所即由昆明迁往四川时，我于1940年转往成都来到齐鲁大学。而钱穆先生亦于同年在返乡侍亲一年后，经重庆抵蓉。”

胡福林所说的这位明义士，原是加拿大教会中人，英文名James Mellon Menzies，曾受教会派遣来中国安阳一带传教，见当地的甲骨具有文物和学术价值，趁机收购保存了一批有文字甲骨。1932年，明义士携这批甲骨入齐鲁大学任考古教授，并在校中办了一个博物馆收藏自己的部分甲骨。抗战爆发后，齐大迁入成都华西坝，部分甲骨也随之同迁。可以想象的是，欲弃昆明赴成都的顾颉刚正需要人手以壮声威，且齐鲁大学又有明义士收藏的大批甲骨需要整理研究，胡福林在甲骨整理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算是内行，顾氏乃暗中拉胡氏入伙。胡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认为另立山头的机会来临，遂与顾一拍即合，这才有了后来胡福林离奇出走的事发生。

傅斯年的霸气以及在学界政坛的身份和地位，齐鲁大学当权者自然深知，接到质询函不敢怠慢小视，于1940年9月20日复函傅斯年，解释说：“敝校三年前，曾购置明义士所藏甲骨，以整理需人，夙闻胡福林先生精于是学，遂行奉聘，此议虽系发于去年，但当时胡先生以贵所工作一时未能结束，辞谢不来，并将原聘函退还，此为去岁十月中事。至本年四月胡先生来函谓贵所工作再有三四月可了，敝校因再寄出聘书，订明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惟因道途艰阻，特发给旅费国币一千元正”云云。

这封信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傅斯年听到的消息，尽管此前傅认为“事涉离奇，殊难置信”，但此次却不得不予以置信了。为此，傅斯年更加恼怒，认为这是顾颉刚、钱穆者流另立山头，与史语所分庭抗礼，向自己挑战的不祥之举。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诸学术大腕闻讯，皆对此表示愤慨，并鼓动傅斯年对齐鲁大学校方（实则是对顾、钱、胡等人）来一番口诛笔伐，以正视听。于是，傅斯年卷袖挥臂，再度奋笔疾书向齐鲁大学开起炮来，书曰：

查本所助理员胡福林于本年八月廿三日请假一月送眷赴渝，言明一月后即返滇销假，并预支九、十两月薪金，以作旅费。行前并未表示辞职之意，且谓其妻由许心武君介绍在北碚工作，言之凿凿。该员领有本所任书，任期至本年度年底截止。但据贵校来函，该员又已接受贵校聘书，并订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此种矛盾事实，究应由贵校解释，抑由胡福林本人解释，无关重轻，惟有不能不向贵校正告者：本所历来对于服务人员，除契约中所规定双方必须遵守之少数条件以及一切文化国家学术机关共认之原则外，无任何其它约束，但在规定中者，则双方均有严格遵守之义务。十余年来，本所同仁之聘任、续约、解约、去职，各随意志，照章而行，来去均极光明。曾有其它学术机关借用本所专门学者，先例甚多，大抵均在约满以后行之，或由请求机关征得本所同意，本所亦乐为赞助。如胡福林之未向本所辞职，即接受贵校聘书，并领双方薪金者，尚为初见。该员在本所工作有年，尚属勤谨，向无外务，不意贵校利用美金收入，外汇高涨，由滇赴川旅费一项，即支一千元，使一青年学者背其契约上之义务及作人之道，且事前并未与本所有商洽，此等办法，是否基于贵校所谓‘基督教之精神’，自应仍请贵校思之。本所以为此类举动，似与学术机关之身份不合，且易在青年学者之心术上生不良之影响，实不胜遗憾。

在指责教训了一番后，傅斯年又以凌厉的姿态和攻势向齐鲁大学发出警告：

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在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又，贵校来函，如昆明“购书之困难”等语，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购书，由此转寄贵校，积之已久，人所共见。诸如此类，以无大情，不暇细论，一切统希照查为荷。

当傅斯年发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伐檄文时，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时，胡福林已悄然转道赶赴成都齐鲁大学，与顾颉刚等人胜利会师于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院研究所驻地了。对于傅斯年的愤怒与指责，齐鲁大学校方与顾颉刚、胡福林等商讨后，认为傅氏尽管霸气冲天，但毕竟鞭长莫及，对齐鲁大学构不成巨大威胁，且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是重权在握的孔祥熙，有这位孔大人罩着，谅傅斯年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做出不利于齐大的事来。于是，校方当局与顾、胡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会心一笑，不再理睬。只是令顾颉刚与胡福林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明义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将所藏甲骨中的大部分珍品悄悄打包，秘密转移到外籍好友麦克卢医生住房地下室中，这个诡秘的行动没有一个中国人知晓。抗战爆发，齐鲁大学南迁，这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甲骨并未随校迁到成都，学校于兵荒马乱中带走的只是一小部分零散甲骨。因而胡福林到了研究所之后并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供发挥，颇为窝火。（南按：直到1951年夏，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林仰山，才向当局交出了一份明义士埋藏地点的秘密地图，这批甲骨珍宝才从地下室挖出，得以重新面世。）

1941年5月19日，胡福林致函傅斯年，询问可否援引史语所“集刊十本一分附录沦陷文稿办理之例”，用于自己最新撰写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商量后，李、董二人皆认为不可，于是傅回信予以拒绝。想不到胡福林并不罢休，来信提出抗议，指责史语所几位巨头不通人情世故。李济得知此情，勃然大怒，在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道：“弟对于胡福林实在厌恶。他所抗议的几条是否可作有效答复这要问彦老了。士林多此一人即多一败类，未议尊意如何？”8月3日，傅斯年回复李济：“关于胡福林事，如就其引彦老之文与之辩，转不易说，只能就他末了‘不得已’一节，骂他一顿。弟觉应复一信，尊意如何，乞示知。”

傅斯年与李济对胡福林的抗议有无反击，如何开骂，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史语所算是与胡福林彻底脱离了关系，虽胡氏日后还有主动示好的信函致傅、李、董几位大腕，几人皆漠然处之。

◎ 挺起中国人的脊梁

就在傅斯年火气凛凛地写信讨伐胡福林，以及与齐鲁大学你来我往地较劲争吵之际，史语所大队人马已经离开昆明，正在翻越崇山峻岭，奔走于风雨迷蒙的路途之中。

此时，赵元任已赴美讲学，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各有一摊子业务需亲自料理，史语所的搬迁事宜，由语言学组的研究员李方桂主持，石璋如作为总提调予以协助。

在中央研究院10个研究所中，史语所的物资之多是出名的，甲骨、青铜器、陶器等地下出土器物，连同从各方陆续运来的共20多万册珍贵书籍和部分明清档案，有六百余箱之巨。面对这份国宝级的庞大物资，李方桂从昆明利国公司雇用了二十多辆汽车，每三辆为一组，分批行动。

1940年10月5日，史语所组织的第一批车队由昆明龙头村向四川李庄进发，由于中国营造学社与史语所的依附关系，梁思成、林徽因及学社的其他同人，尽管对迁往偏僻的李庄很不情愿，但为了利用其图书资料的缘故，只好随车前往。为此，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的信中表白道：“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梁氏所说的英国，此时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苦难和考验。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实行“海狮计划”，德英爆发不列颠之战。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法西斯德国对英国发起大规模长波次轰炸袭击，轰炸范围遍及英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到不列颠战役结束，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约有10万幢房屋被摧毁，4.3万名市民死亡。伦敦因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轰炸最为严重的三座城市之一（其他分别是柏林和重庆）。感同身受，远在昆明的梁思成得知与日本共同结成邪恶轴心的法西斯德国对英伦和欧洲大陆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消息，自有一种兔死狐悲、芝焚蕙叹之感。

尽管心情沮丧，但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就必须跟随史语所一同进川，别无选择。10月25日晚，住在龙头村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邀请金岳霖、曾昭燏等朋友到家中吃饭，算是离别昆明前的最后晚餐。席间，众人尽量避开令人伤感的话题，以免把聚会搞成追悼会，大家只谈一些历史传奇和花边新闻。在“名嘴”林徽因的诱导下，众人“谈鬼至深夜” ，直到天际放出亮色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因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所有准备工作在一种混乱、焦急、恐惧中度过，过度的劳累使梁思成于起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随史语所专门为家眷辟出的一辆有篷客车离开了昆明。据林徽因事后写信对费慰梅说，这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年龄从70岁的老人到怀中的婴儿一个年龄段都不缺。由于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从昆明到李庄，需经滇黔公路入川，中途翻越沟壑纵横、坡陡路险的乌蒙山脉，并需渡过著名的赤水等几十条水流湍急、险象环生的河流方能到达长江上游的城市泸州。许多年后，总提调石璋如回忆说，由昆明到李庄，一路要过曲靖、宣威、黑石头、赫章、威宁、毕节、叙永、蓝田坝等地。除了其他几个地方的艰难险阻，在“黑石头、赫章、威宁一带的山区，其实都很危险，因为夜晚时老虎会下山觅食，人都不敢出来。在黑石头、赫章，司机、副手会留在车内，锁上车门，不敢出来。到了威宁，地方稍微平坦一些，车子可以围在一块，司机还是留在车内，万一有老虎过来，司机可以打开车灯吓走老虎。”

史语所人员所乘车辆历尽艰险抵达泸州，停在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卸货，通过当地的转运站转送到大吨位轮船，再沿长江水道运往宜宾，最后从宜宾再返运到李庄码头上岸。根据傅斯年的指示，先遣人员潘悫、王文林等人与长江航线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联系，负责具体的转送航运事宜。

“民生”是合川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立的轮船公司，主要经营重庆至上海的长江航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总吨位18718吨，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和长江航运的主力。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自此，卢氏临危受命，放弃了预定到欧洲考察船运业务事宜，全力投身于航运组织中，并向他的员工明确提出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的倡议。随着华北陷落，淞沪战争爆发，南京告急，武汉面临威胁，民生公司奉命集中了所有的轮船，在两个星期内将四个师、两个独立旅的川军将士，由重庆、万县等地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武汉前线。

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包括民生公司、招商局等在内的所有大小轮船公司的船只均归这个委员会指挥，主要的任务则是抢运战略物资入川。此时，从上海、南京和华北、华中撤退到武汉的工厂设备、战略物资，大批的军队和给养，以及故宫南迁的国宝等等，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运到西南后方。卢作孚集中川江中下游的所有轮船，在武汉保卫战的炮火硝烟中，日夜工作，紧急抢运。

1938年10月21日，广州落入敌手。24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长江一线开始向西南大举进攻。至此，原集中于武汉三镇及周边进行防御的129个师110万国军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中国国土精华尽失，彻底陷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整个国民政府抗敌武装力量，已无一个完整的师可以继续作战。若论外援，除从苏联购买的一点有限军援外，英美和其他所谓民主国家皆袖手旁观，几无片甲之赠。有些巧合的是，就在武汉沦陷的那天晚上，驻美大使胡适与奉命前往美国借贷的金融家陈光甫，正在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家中拜佛求神，竭求美国当局尽快为借款求援打开绿灯，为身衰力竭、即将崩溃断气的中国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而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如钢铁等仍源源注入敌国日本。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决定中国不被灭亡的最后一线希望，就是滞留在武汉西部长江岸边宜昌城内的9万吨重要战略器材——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并决定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卢作孚后来在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说道，那些器材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敌机已飞临宜昌实施轰炸，日军正向宜昌推进，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而民生公司承担的任务，除了这9万吨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战略物资，还有10万聚集在宜昌等待入川的军政两界要员及其部下与附属人员，外加100万吨左右的零散物资和不计其数的难民，处境万分危急。当时国内重量级的船运实业家是浙江巨商虞洽卿和卢作孚，虞洽卿掌控的三北轮埠公司、中华轮船公司和鸿安轮船公司更大，总吨位达到9万余吨，主要在长江下游和海面上经营。抗战爆发后，虞洽卿的船只大部分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命凿沉于长江下游，以封锁江面，阻止日军舰船沿黄浦江口上溯。尚余的4万吨左右大船，因吃水深而无法进入浅水位的川江。当时在川江行驶的船只共有24艘，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

10月23日，即武汉沦陷的前两天，卢作孚到达宜昌坐镇指挥输送事宜。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是长江航线上一个重要的转运港，上游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凡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下游开来的船只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入川。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4天，下水航行至少两天，而当时川江已接近枯水期，较大吨位的船只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左右，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停航期。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必须在40天的时间内运出。而要完成如此之巨的运输量，以民生公司当年的运力计算，需要一年时间。

此时的宜昌小城已是人心恐慌，大街小巷遍布逃难的人群，满地是待运的物资与器材，轮船公司内外塞满了前来交涉的各色人物，“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相互责骂” 。面对人声鼎沸、混乱不堪的局面，卢作孚到达宜昌的当天晚上，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船长、技术人员会议，促使众人要以《孙子兵法》“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精神，想方设法打破困境，突出重围，保全中华民族生存、反攻仅存的一点血脉。次日清晨，随着太阳光芒初照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宜昌，抢运方案终于制定完毕，其核心是分段运输，缩短航程，多运快运，整个川江分三段航行：宜昌至三峡入川为第一段；三峡至万县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待运物资中，除了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行转运。如此这般，川江水位回落之前的时间被充分利用，仅有的运力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计划既定，卢作孚指挥部下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予以协助。由于川江航道独特的条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卢作孚号令员工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必须装备完毕，拂晓即拔锚起航。每当夜晚来临，江边码头、轮船、驳船，灯火交映，人影绰绰。装卸人员的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江水涌动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抗战烽火中独特而动人的历史画面。

这场后来被著名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270] 的行动开始后，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在日机轰鸣与残酷轰炸中，把重要物资的三分之二在40天内安全转运到大后方。此后，枯水期来临，中水位轮船已不能在川江继续航行，卢作孚临危不乱，组织民生公司职员改用木船和绞盘拖船装载着最后三分之一的物资日夜运输。遇到浅滩水枯处，民生公司的员工与前来援助的军民一道，改用人力在长江岸边拖着一艘艘分装的木船艰难地一步步前行，开始了长江航运史上前所未有的意志与力量的竞拼。尽管有为数众多的轮船被追逐而来的日机炸沉，有的触礁而毁，水手和船员伤亡惨重，但那大船小船齐头并进，那军民不分、通力合作的悲壮场面，以及在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川江水面负重前行的身影，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而使后人越发奋励。其间，有外国记者拍下了全裸的民生公司职员和当地纤夫，为抢运战时物资，于寒风凛冽中在长江岸边匍匐前行的照片。当这批照片在西方报刊登载后，引起强烈震动。为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人，才知道世界东方这个被讥讽为“拿着筷子与日军刺刀交战”的民族，在最危急的时刻会用肉体与炸弹、刺刀搏斗，用鲜血浇泼战火的烟焰，中国民众有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意志与潜在力量——这样的民族是不会灭亡的。美国民众援华的呼声空前高涨，美国政府与议会对中国抗日前途的估计以及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观。

1938年12月上旬，宜昌大撤退结束。此次抢运的物资，相当于民生公司战前1936年全年的运输总量。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正是得益于这次大抢运，一批现代化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在山河破碎中又于长江上游大后方相继建立起来，为中国政府组织反攻和夺取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军方后来在检讨武汉会战得失时，才认识到此次中国军民拼着性命抢运战略物资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并慨叹道：“假定昭和十三年（1938）攻占武汉作战的同时就攻占宜昌，其战略价值就大不一样了。” 限于当时的特定条件，日本侵略者没有这样做，或者上帝没有给予他们机会实施这一进攻计划，中华民族绝处逢生，最终等到了战略反攻的那一天。

声名远扬的民生公司在战火纷飞中度过了最危难的时刻，留下了一段光芒四射、千古不朽的历史荣誉，卢作孚本人也于1939年元旦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事隔两年，面对中国学术重镇由滇至川，卢作孚与他的民生公司开始了新一轮转移中华民族国宝和学术精英的行动。与武汉会战期间宜昌特殊抢运不同的是，这一次运输更注重商业运营模式，并遵照双方拟定的协约予以操作。

◎ 滇川道上的行旅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派出的第一批车队行程并不顺利，一辆在易隆附近山区翻车，一辆中途抛锚，只有趴在山野草莽中暂且与虎狼为伴，后来经过千难万险才到达泸州江边。林徽因等人乘坐的眷属车也无一例外地遇到了麻烦，据梁从诫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当车辆陆续到达泸州南岸的蓝田坝后，在潘悫、王文林等先行人员与当地转运站交涉下，人与物资一起转入民生公司轮船，沿江西行至宜宾，再转乘小型木船返回李庄。身在重庆的傅斯年得到消息，于1940年10月15日致电王世杰转呈四川省政府报告说：“谢拨给南溪县李庄为迁徙所址，第一批人员物资已到达，余在途中。”

11月12日，由史语所研究人员王崇武押队的第三批共140箱物资抵达宜宾，稍事停留后，分装几艘民生公司小型驳船运往李庄。意想不到的是，刚驶出宜宾不远，其中一艘驳船不幸失重倾覆，船上运载的货物全部滚落于江水。众人一看大事不好，急忙上岸找人打捞抢救，宜宾专员冷寅东闻知，深感事关重大，当即下令所属水运局火速派遣潜水员下水打捞。在上下左右一番紧急抢救后，总算把落江的箱子全部打捞上来。万分遗憾的是，落水者偏偏不是收藏的青铜器、陶器或甲骨，而是分装于各箱中的拓本与善本书籍，尽管装箱时外部包了一层函套，仍全部被江水浸透。

此事迅速报知了先期到达李庄的董作宾和在重庆的傅斯年，二人闻听大惊，董作宾向傅斯年发电商讨救治办法，傅斯年早已气急败坏，大骂王崇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箱珍贵书箱翻落水中。骂过之后，一面派人和民生公司在重庆的总部联系查验、索赔事宜，一面指示宜宾王崇武等人速把落水书箱搬到一个安全地方开启验示并设法救治。

此后，傅斯年电请董作宾由李庄赶往宜宾，亲自组织指挥对落水书籍的救治事宜，凡从江水中打捞出的箱子，全部集中到宜宾明德小学进行开箱、晾晒，并一一登记造册。于是，在重庆与宜宾之间，傅斯年与董作宾的信函你来我往，频频交换救治情况并向民生公司通报。

宜宾方面，除了王崇武一队人马外，又加派了后到的一组同人共同晾晒救治。大约到了1941年1月11日或12日，晾晒的书卷才算告一段落，所有人员乘船押运物资抵达李庄板栗坳驻地，正如石璋如所说，这一下“等于晒了三个多月的经”。

除了王崇武等一队人马中途发生意外，在昆明最后一批押车起程的石璋如，途中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一辆汽车翻入赤水河桥下，所幸没有摔入水流滚滚的河心，车上的箱子大都散落在桥头，只有几个滚落于河边的浅水里。石璋如与同行的王志维等人憋着闷气到当地去找吊车求百姓帮忙拖吊，寒风呼号中，经过三天三夜的折腾，车子才被拖上来重新上路。当来到泸州装船时，已是1941年1月9日。又经过4天的装船押运，全船物资才算安全运往李庄板栗坳居地。至此，史语所全部人员和物资抵达李庄，众人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1941年1月18日，傅斯年从重庆匆匆赶往李庄，主持分房事宜。

就在傅氏准备动身之时，同济大学师生也陆续翻越乌蒙山脉，渡过赤水河，溯江向李庄赶来。原本只有三千多人口的李庄古镇，突然要安置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尽管当地士绅和民众早有心理准备，但当一队队人群扛着箱子，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还是感到震惊和为难。

当初联系迁徙地点时，同济大学在先，李庄乡绅拍发的电文也是“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中研院的史语所等机构只是跟随而来，因而在李庄的院落房舍分配上，如同当地豪门大户分家一样，就形成了正房夫人与偏房二奶、三奶、四奶及小妾、丫鬟们的主次关系。同济大学凭借此次行动中开山鼻祖的地位，自然博得了头彩，凡李庄镇内最适合外来人员办公、学习的场所，如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时兴建的各种会馆、祠堂，或年代稍晚的九宫十八庙，均被其所占据。如当地著名的南华宫成了同济大学理学院，紫云宫变成了同大图书馆。镇内位置最好、规模最大、院内房舍最为宽敞明亮的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的校本部。最具川南代表性的建筑——东岳庙，由当地士绅组织人力用滑轮和长杆起吊神像，让这些掌管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天神们暂时集中到一间黑屋子里“办学习班”，待抗战胜利后再出来工作。腾空的大殿、偏殿和各个大小不一的套院，支起了简易的课桌——同济大学规模最大的工学院在此敲响了上课的钟声。镇内原小学校址——祖师殿，腾出后移交同济大学医学院，除平时上课，还作为学院解剖、实验场所应用。当地驻军十八师一个团部住在东岳庙的偏殿内，经学校委婉劝说，也移迁他处，调给同大使用。同济师生在这座千年古镇找到了一片绿荫与栖息之地。与同济大学相比，中研院来李庄的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则逊色了许多。处于“二奶”位置的史语所，总算占据了离镇四公里张氏家族最庞大的住居地——板栗坳（栗峰山庄）。半年之后，当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罗常培来李庄时，对这座山庄的位置和地形做过如下描述：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址在板栗坳，离李庄镇还有八里多……离开市镇，先穿行了一大段田埂，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到了半山的一个地方叫木鱼石，已经汗流浃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躲在一棵榕树荫下休息一会儿等汗干了，才能继续登山。又拐了三个弯，已经看不见长江了，汗也把衬衫湿透了，还看不见一所像样的大房子。再往前走到了一个众峦逃拱的山洼里，才算找到板栗坳的张家大院。

尽管板栗坳离镇中心远了点，且位居一座大山的山顶，要到其地需过田埂，穿树林，上山需爬500多级台阶，但这个当年曾经暗藏刀兵的大本营，如同当年水泊梁山的水寨一样庞大，且自成一统。太平天国后期，当地一个号称“张四皇帝”的人，曾与出走西南的石达开暗中联系，率万余人在此造反起事，后被清兵与当地民团剿灭。如此庞大的城堡式山庄，房舍除了存放大批物资，还可安置研究人员和家眷，倒也不失为一处理想的避难之所。

傅斯年到来后，开始找人修整房舍并着手分配。因板栗坳交通相对困难，特别是要爬500多级台阶才能到达山峰顶部的山庄，来往异常辛苦，考古组的李济与梁思永两个重量级人物都不想上山，自己在李庄镇内找房租住。另一位重量级人物董作宾则不怕山高路艰，乐意上山与众人一起聚居。为此，傅斯年严格规定，凡是单身的研究人员与技工全部上山，并在山上成立伙食团，共同搭伙做饭，实实在在地过一段水泊梁山豪杰聚众山寨的日子。板栗坳的住房按照等级制分配，职级较高的研究人员分配的房子相对明亮宽敞，职级低的青年人自然要在小黑屋里蹲着。为便于管理，整个住房与办公场所基本以当地原称如桂花坳、柴门口、田边上、牌坊头、戏楼院等四处大院落为主。

按照各机构座次排列，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家被政府“弃之不顾”的民间学术机构和史语所的附庸，此次是被迫来到李庄，经过学社另一位重要支柱刘敦桢和林徽因等人的努力，总算在李庄郊外的上坝月亮田找到一处农舍落下脚来。这座房舍属于普通的川南民宅，布局为前后两个较大的院落，院中各有平房几间，梁家与刘敦桢一家各占其一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其余的房屋作为营造学社的办公室用房。主持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因在离昆时突发高烧，直到一个月后方随史语所最后一批车队赶来。此后，梁、刘二人在本地找了几个木匠制作了几张桌子与条凳，算是办公用具，以备同人看书、绘图、写作之用。

中国营造学社总算安顿下来，条件虽苦，但毕竟有史语所的图书可参看，有过去野外考察的大批资料可供整理、编写，有一个较为安静的环境，学问可以慢慢做下去。相对这几家机构而言，陶孟和率领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显得颇有些尴尬和狼狈了。

[254] 关于孔祥熙与齐鲁大学的情缘颇有戏剧色彩，其源头要追溯到1900年（庚子）的义和团运动。那一年，由山东省冠县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打着“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的口号，与中国境内的洋人发生争斗，打砸抢烧事件很快席卷全国。除京津一带特别是著名的北京西什库教堂等西洋人传教的据点遭到了义和团攻击外，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堂，同样遭到了义和团的攻击与焚毁。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理会设在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的潞河书院已无法上课，外国教师感到大祸临头，纷纷潜逃。此时，一个叫孔祥熙的晋籍青年学生也被迫离开书院，欲回山西太谷老家避难。

1890年春，教会所办山西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年幼的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同意，但是族人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光荣传统，洋人搞的那一套是典型的歪理邪说，进教会学校就是走歪门邪道。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为条件，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孔氏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太谷小学堂外籍教师魏禄义推荐，孔祥熙来到直隶通州，入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传教士到校外讲道时，经常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增强宣讲效果，从而受到书院高层的重视。潞河书院年轻美丽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氏尤为关注，认为这个整日满脸挂笑的中国小伙子是个可造之才，遂以她出众的魅力与热情，最终引导年轻的孔祥熙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忠心耿耿的基督教徒。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孔祥熙于归晋途中，急急赶回太谷，去营救早年曾给他治过病的教会医生高斯和极力保送他进入教会学堂的魏禄义等洋人。此时，那耸立在太谷县城的基督教堂早已被义和团焚毁，所有在太谷的外籍传教士均被捉拿关押在教堂三间尚未完全焚毁的偏房内。孔祥熙回到家中，经过一番密谋，暗中买通看守洋人的乡民，两次看望了包括魏禄义、高斯在内的9名外国传教士及部分教民，嘱咐他们做逃跑的准备，并给予逃亡的部分旅费。在孔祥熙重金贿赂下，看守的义和团成员暗中帮助其中3位洋人逃走。孔氏的行动尽管诡秘，仍被义和团的高层侦知，义和团声言如抓到孔祥熙立即处死，有知情不报或故意隐匿者一经查出，格杀勿论。

面对日趋严峻的局势，孔祥熙不敢在太谷停留，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险境。

义和团被清剿后，孔祥熙回到太谷，并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后事。稍后，他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况，并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太谷教案处理完毕后，华北公理会对孔“一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其到美国欧柏林大学学习。不久，经孔祥熙的引路人、潞河书院麦美德教士的奔波努力，该院教务会会议通过，由该校出资送孔氏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潞河书院美丽的女教士麦美德亲自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先攻读理化，后改修社会科学。在美期间，孔氏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将这段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广泛刊布于北美及欧洲大陆报刊，使这位“中国青年英雄”的壮举广为人知。1905年，孔祥熙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氏归国后，踌躇满志，自称未来的理想和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庚子之乱30年后的1930年，直隶州潞河书院的美女麦美德，在传经送宝的生涯中，辗转来到了山东济南，担任齐鲁大学女生部主任一职。当这位已不再年轻的麦美德，对齐鲁大学的洋教授们叙述30年前的义和团运动与山西太谷的往事，并深情地回忆着她心目中的“青年英雄”孔祥熙时，敏感的校方领导人立即意识到埋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玄机，认为齐鲁大学苦苦寻求而不得的备案机会终于到来了，当即委派麦美德亲赴南京拜见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已今非昔比。自美归国后，他借天时、地利、人和等三种大势，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时已身居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要职。当孔氏与满脸皱纹的麦美德相会后，突然从内心深处唤醒了自己美好的回忆，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当麦美德提出自己的使命，孔氏一脸真情地满口答应。于是，在孔氏的直接过问帮助下，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厅准予齐鲁大学立案，承认其正式的合法地位。功绩赫赫的孔祥熙担任了该校的名誉校长。

立案后的齐鲁大学，算是获得了新的生命。校方抖起精神，以雄厚的美金做后盾，广泛扩充校舍规模，聘请儒林名流前来任教，入校学生骤然增多，各系、科和课程设置日臻完备。与此同时，还仿效国内几所著名大学，成立了以弘扬、研究中国民族文化为主旨的国学研究所，开设钟鼎文、文字学、音韵学、古代文选、美学、考古等课程。为了与国内其他几个大学的国学研究所（院）抗衡，齐鲁大学专门把曾在河南安阳传教多年的加拿大籍牧师明义士调到齐大，让其在国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并开讲考古学。明义士号称是博学多闻的“中国通”，对中国文化有着痴迷的情结和强烈的占有欲望。他在安阳传教期间，借中国时局动荡不安的时机，浑水摸鱼，常骑一匹老白马往来于洹水岸边，在传经布道的幌子下，大量搜求中国古代文物，仅其所藏殷墟甲骨就达5万多片。所收藏的古物大部分都被偷运出境，入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专为其开设的“明氏收藏专室”。来不及运走的文物，一部分折价卖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部分被他秘密深埋入齐大的住宅底下，企图在适当的机会偷运出境。直到抗战结束，经过几番周折，明义士的秘密藏宝图被发现，这批宝物才重见天日，回到中国人民手中。

[255] 关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等派系的恩怨，缘自几个方面。据钱穆的侄子，曾做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在2002年4月25日与吉林省政协退休干部在北京一次谈话中所说：“我是无锡人，祖父生了十个孩子，由于人口多、收入微薄，家很穷。我从小在家族的祠堂里念书，念的四书五经，只背不讲，并没有读懂，只是培养了记忆力。后来念初中、高中，都不怎么完全。我的叔叔钱穆，是一位文史大师。他到北大去讲历史，胡适看不上他，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胡适终于没有讲过他。后来我叔叔又被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讲中国史，到香港办大学，在海外很有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才回到台湾，办了国学培训班。八十多岁眼睛失明了还用自己口述、别人笔录的方式著书，在九十多岁临终前，完成了一部大书叫做《晚学盲言》，是一部集大成的书。”（萧善因述，《厦门日报》，2005年3月4日）

从钱伟长的谈话中可知，钱与胡积怨，是由于胡适在北大讲台上敌不过钱穆，顿觉失了面子，因妒生恨，从此结怨。但细考起来，二人的恩怨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

据钱穆本人回忆说：“常熟陈天一毕业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与余相识，惟往来不甚密。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南按：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偕适之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三人同坐。适之袖出天一一柬示余，柬云，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湜弢叔《伏敔堂集》一书，盖适之提倡白话诗，江湜乃咸同间人，遭洪杨之乱，工诗，造语遣词颇近昌黎，多写实。可为作白话诗取镜。此集唯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适之与余本不相识，盖以询典存，故典存招余上台同坐也。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典存谓，刮胡子刀可购可借，区区小事，何足为困。适之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似。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0—141页，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可以说，钱、胡两人初次见面虽然时间短，未做深入长谈，当时也并没有论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却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不得的失望情态。在胡适这一方是挥之不去的尴尬，以后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与钱穆交往；在钱穆这一方或许是深深的失望，他笔下的胡适名不副实，度量狭小。两人初识，远非思慕已久所应有的亲切自然，这似乎预示着两位大学者日后的不谐乃至相斥。

钱穆来北平后进入的燕京大学，于1929年在中国注册，按当时中国政府教育部规定，凡外国势力在华创办学校，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因而当时燕大的校长由清末的老翰林，曾做过民国教育部副总长的吴雷川出任。其实中国人心知肚明，吴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真正拿大顶、主持校务的是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那些受聘来燕大任教的美籍教员既不把吴雷川放在眼里，也不信任中国的董事会，他们把“校长”翻译成chancellor，司徒雷登改称“校务长”，翻译成英文就是president。而美国大学校长可以称chancellor，也可以称president。如此这般驴打滚式地反复包装倒腾，美国人被弄得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燕大在中国政府立了案，更不知还有了一位中国校长。而在中国杭州出生、成长的司徒雷登，自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以中国人的柔道或称“捣糨糊”术来对待美国人，根本不去做任何解释。因而从燕大注册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司徒雷登的职务一直是“校务长”或“教务长”——即美国人认为的校长。司徒雷登就是以这样的“法术”取得了中美双方的认可。

据钱穆说，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员，钱亦在其内，司徒问来者对燕大印象如何，作为在乡村小学、中学教了18年书的土包子钱穆，对司徒雷登制定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含义稀里糊涂，更不会明白此语源自《圣经》中的一句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著，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它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佳，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之。有人知其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名各占一楼，此诚君之荣矣。”

其实在燕大所谓的“M”“S”“贝公”楼，皆是美国捐款人英文字母缩写，以其命名某某楼，不仅为了纪念捐款人，同样也彰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奉献精神。

因有了在家乡不快的经验，钱穆认为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远避为事”，因此两人再度见面，则是钱穆在燕大任教之时了。

1931年秋，钱穆在顾颉刚举荐下受聘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胡适展开了正面交锋。毕竟是文人相逢，开始二人都相互拿捏，各自引而不发，胡对钱尚属客气，“每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但后来随着各自的学术观点与为人处世的不同，冲突已不可避免。就学术观点上，二人关于老子时间之争，引起学界瞩目和胡适的极大不快。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因为有孔子问学于老子之说为证，并在自己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把传说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在其所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中，则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不但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相左，并且曾遭到学术名流梁启超的公开反对。在这种形势下，钱穆在北大不同场合与胡适展开辩论。北大师生中有好事者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将此事闹得不可收拾，坊间也有许多关于钱、胡二人争论老子问题的趣闻，于幽默之中反映了二者的尖锐分歧。据说有一次胡适面对前来听讲的师生愤然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当一位同学问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哪一个对时，胡适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合乎真理。”当时在北大求学的学生张中行，晚年在《红楼点滴》一文中曾就此事记载说：“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载《负暄琐话》，张中行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这次激烈的争执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不了了之。对此钱穆曾感慨地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又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胡钱之争，不但令北大师生争相观看，连夫人们也一道搅了进来，其热闹可想而知。

由最初的学术观点之争，最终发展到人事等各方面斗争，直至涉及对各自人格的是非评价。钱穆认为胡适人格低下，不但霸道成性，而且内心相当阴暗，他列举了几个事实加以证明：“胡适之藏有潘用微《求仁录》一孤本，余向之借阅。彼在别室中开保险柜取书，邀余同往。或恐余携书去有不慎，又不便坦言尔。”（《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0页）对于这一说法，后世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可信的，胡适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当年鲁迅提到胡适予他的印象：“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钱穆与鲁迅之间的距离，恐怕比他与胡适间相去更远，有趣的是，他对胡适，经常也不免要“想一想”。

以上自是说胡适性格阴暗之一面，而在“霸道”上则表现得更加露骨。钱揭露说：“某一年暑假后，钱氏得知北大历史系名教授孟森（心史）顶着酷暑对商务新出版的《水经注》作了许多考订，当孟把稿子送北大《国学》季刊欲发表时，主其事者发现孟氏之考证与胡适学术意见有异，当时胡号称业内考证《水经注》专家，震于他的赫赫声名，主事者便告之孟森，适之先生现在国外访学，非等到他回来而不能发此文。孟森一气之下，索性将稿收回，自此之后决定不再考订《水经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8页）

当时北大历史系有位名教授蒙文通，四川人，从师廖平，乃钱穆的好友。他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于南京某杂志。或许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习性，在北大同人中，蒙氏与胡适关系疏远，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便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决定秋后将不续聘。钱穆听说后据理反驳，胡适自知理屈，两次“语终不已”。钱替蒙氏开脱辩解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但胡适并不理会，“两人终不欢而散”，蒙文通还是被解聘了。对此，钱穆暗含讥讽地回忆说：“北大教授蒙文通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而且胡适来，仅为告诉蒙文通解聘之事。”“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不动声色的补白，意在进一步说明胡适的霸道与卑劣。

与蒙文通的命运相反的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在谈到毛与胡适的关系时，钱说：“子水北大同事，为适之密友，在北平时，常在适之家陪夫人出街购物，或留家打麻雀。”又说：毛子水见钱氏撰写的《国史大纲》引论在报上发表后，曾“愤慨不已”，指天发誓“将作一文批驳”，但终“未见一字”。如此这般描述，在时人和后人心目中颇有人缘和声望的毛子水之形象顿时一落千丈，简直不像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而是一个专靠拍马溜须，阳奉阴违的小丑或佞臣了。

自蒙文通被胡适逐出北大之后，钱穆亦从中感到了一丝凉意，心中隐含落聘之忧，他在北平购书五万余册，尝笑语友人曰：一旦学校解聘，可摆一书摊，不愁生活。当然胡适对他，还没有到对待蒙文通的残酷地步，尽管二人失和，胡适从各方面考虑，仍继续聘他任北大教授。不过，一旦涉及实际问题，胡的态度就变得敌友分明。据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任继愈回忆，有一年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有一号称“台大历史系跑出的一条小疯狗”名李敖者为此抱不平，认为“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然而，中央研究院无论是在大陆时期，还是在迁台后的残山剩水，确是一直将其拒之门外的。要说起这段恩怨，除了胡适之外，则与比胡适霸道百倍的傅斯年（字孟真）有很大关系。

当钱穆由燕京转北大任教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从成立时的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期间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等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意在从学生中选拔人才，后来入所的胡福林（厚宣）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北大学生。由于工作的关系，傅、钱二人相识。就像胡适对钱穆开始表现得很客气一样，傅斯年也秉承老师遗风视钱穆为上宾。据钱回忆：“孟真屡邀余至其史语所。有外国学者来，如法国伯希和之类，史语所宴客，余必预，并常坐贵客之旁座。孟真必介绍余乃《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者。孟真此意，乃以此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学界之疑古派。继此以往，则余与孟真意见亦多不合。”（《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1页）

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有两大派，一是“疑古派”，一是“考古派”或称“科学派”。他对考古派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代表人物胡适、傅斯年辈颇不以为然。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诸脑后，这个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搞的那个《古史辨》否定古史，疑而太过，辨而过激，弄出了不少问题，仍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只是钱氏“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

对于原是同窗好友，后来反目成仇的顾颉刚与傅斯年各自史学观与治史方法的不同，钱氏曾直言不讳地说：“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如其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根据。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故在其主持之史语所，其时尚仅有地下发掘与龟甲文研究两门，皆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0页）正是有了如此这般里里外外的隔阂与矛盾，胡适、傅斯年与钱的关系从一个道上的同行者，最终步上了水火不容、分道扬镳的途程。当然，赴成都后的钱穆未久又与顾颉刚发生矛盾，并与张维华合力将顾挤出了成都，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270] 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防线在德国机械化部队快速攻势下崩溃之后，于敦刻尔克这个位于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进行的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大体经过如下：

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国军队在希特勒命令下，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日，英国和法国被迫对德国宣战，但实际上英法军队躲在马奇诺防线后，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对波兰进行有效的军事支援。9月27日，气势正盛的德军占领波兰首都华沙，波兰完全沦陷。1940年5月10日清晨，德军136个师在3000多辆坦克引导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以A、B两个集团军群发起强大攻势，进攻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等国。仅十多天时间，德国装甲部队就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5月20日，德军装甲部队切断了英法联军与其南翼法军的联系，仓促中组成的英法联军三个集团军约40个师被包围在法、比边境的佛兰德地区。随后德军抵达英吉利海峡沿岸，联军被压缩在宽50公里的敦刻尔克周边滨海地区不能动弹。5月26日英国海军下令代号为“发电机”的撤退行动。德国空军猛烈轰炸敦刻尔克，将港口炸成废墟，阻止联军撤退。5月27日，比利时军队大批投降，40万英法联军不得不集中起来，拼上最后性命向敦刻尔克撤退——西面的英吉利海峡成为联军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由于英国海军军舰吃水深，无法靠近海滩，撤退速度较慢，27日全天只撤出了7000多人，而德国大军缓缓而来，并调集一切力量设法切断联军唯一的后退之路。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英国政府呼吁民众提供任何可用的船只，并调集所有能抽调的军舰和民船，无数业余水手和私人船主也应召而来。这支由驳船、货轮、汽艇、渔船，甚至花花绿绿的游艇和内河船只组成的“敦刻尔克联合舰队”，冒着德国飞机、潜艇与大炮的猛烈炮火，往返穿梭于海峡之间，将一批批联军官兵送回到英国本土。由于德军空袭和逼近敦刻尔克海滩的密集炮火令英国海空军无法相抗，自6月2日开始，联军撤退改为夜间进行。其后三天，联军利用暗夜的掩护，每天将2.6万左右的人员撤往英国。6月4日，德军攻克敦刻尔克，担任后卫来不及撤离的法国军队4万余人被俘。

自5月27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历时9天。据英国政府后来披露的数字显示，此次撤军共有338226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近34万从死亡陷阱中撤退而出的大军，为盟军日后反攻保存了有生力量，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传遍世界。 BrFRWLV+Wfvdp4Ntbw6m/pSbLS4rOGXGK8hW7qk/iXsusYIfJHTGUkVU1UclAJ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