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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四回中，金陵四大豪门之一的薛家，系“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也即“皇商”。外号“呆霸王”的薛蟠，领着内帑钱粮，采办各类杂料，挂个虚名，支领钱粮。作为皇商，薛家有着许多珍贵物品，如药材、木材等。贾家虽然富贵，有时也得向薛家索取人参、牛黄和上好木材。清代的皇商，负责为清皇室采办各种物品，交给内务府广储司，是故《红楼梦》中的薛家，有着各类珍稀物品。
在后金未入关之前，就有一批山西商人，本着牟利的本能，与后金从事各种贸易。这些晋商利欲熏天，丝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不但贩卖人参、貂皮这些物品入关，更敢贩卖火药这样的军需物资给后金。在清入关之战中，晋商为清军组织军需物资，立下了汗马功劳。至清室鼎定中原后，其中有八家商人成为了内务府的皇商。八家皇商分别是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瞿堂、黄云龙。
八家皇商之中，最有名的即是介休范氏一族。范家熟悉塞外，多年从事运输钱粮业务。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召见范永斗，“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范家被赐产张家口，入内务府籍，此后范家等皇商成为皇帝的商业代理人。范永斗为负责皇家采购皮张等贸易，全力扩充家族业务，财力日益雄厚，奠定了范家日后的基础。范永斗年迈之后，由儿子范三拔接掌家族业务。
清代晋商到蒙古贸易者为数众多，时称“藩商”。在范三拔手中，范家除了继续进行边疆贸易外，也从事其他行业，如铜、盐等业务。范三拔生有五子，其中第三子范毓馪，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为范家生意的掌门人。范毓馪熟悉商贸事务，为人豪迈，又有胆略，使范家业务更加得到壮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领兵出塞外，攻打准噶尔部噶尔丹。此番作战，出塞千里，前后数月，大兵十余万，后勤供给是巨大难题。由于路途遥远，“每石粮草，需银120两”。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清军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范毓馪承担了运粮事务，将每石米粮的价格下降到四十两。以边市贸易起家的内务府皇商范氏带领一些商人，辗转沙漠万里，为清军提供后勤支持。商人运粮的优势是，“克期至，无后者”，可见商业化的运作，效率胜过官方。对于商人们运粮的高效，康熙帝很是满意，多次给予褒奖。
汲取康熙朝对准噶尔部多次用兵，不能奏效的教训。雍正四年（1722），雍正帝就已经开始准备对准噶尔用兵，以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为此特设军需房。经过允祥的精心策划，“经理二年有余，而各省不知有出师运饷之事”。雍正帝特设军需房，整合六部与各省力量，集中财力人力物力，为军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支持。到了雍正七年，雍正帝正式对准噶尔用兵。此次出征，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从北路进，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由西路进。
雍正帝的心腹怡亲王允祥，知道范毓馪精于后勤运输，推荐范毓馪负责运输两路大军的粮饷。范毓馪办理北路粮饷很是卖力，曾以骆驼万余匹，运送由察罕廋尔至科卜多的粮饷。路途遥远，且途中气候环境险恶，范毓馪分段设站，“每站用驼二百只，夫四十名。七八月间，驼只倒毙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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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省成本，范毓馪根据用粮数量及路程，计算各处米粮的价格。各处所需米粮，每石分别耗费11两5钱至25两不等。范毓馪精心筹划，运输粮饷，得到雍正帝嘉奖。“北路军粮范毓馪承领运送，诸事谙练。措置得宜。朕深嘉奖，已加优叙。”
雍正帝赐范毓馪二品太仆寺卿，其弟布政司参政。
乾隆帝登基之初，与准噶尔处于对峙状态，设在前方的诸多营寨需要大量的粮饷供应，范毓馪再次承担了供应的任务。如乾隆三年（1738）夏五月戊午，定边副将军额驸策凌上奏，因为前方米粮储存较多，命暂停运送军营米石。军营现贮粮17万余石，屯田米3万余石。范毓馪每年运到粮2万石，又预备折耗米1000石已交军营。
乾隆三年（1738），口外大获丰收，而京师米价昂贵，贫民缺粮。乾隆帝派遣内务府官员，携带库银6万两，前往张家口、古北口，依照市价采购米谷，交八旗米局平粜，使京师中民众能买得起米。范毓馪毛遂自荐，称自己长期在口外买米，业务熟练，张家口外现有范家伙计多人，采购米粮，断无贻误。故而请由其采买米粮，其费用较之官买，自然节省。乾隆帝当即许可，命范毓馪派人前往古北口、喜峰口、热河一带分头采办，不拘何项米谷，照市价购买，陆续运京，分给八旗米局。
在康雍乾三朝平定准噶尔叛乱过程中，范家负责了相当部分的后勤事务，运输百万余石军粮，为战事的胜利出力甚巨，备受清室青睐。当年的八家皇商“其后嗣今多不振，惟范氏因北运一役，冏卿屡蒙恩赍”。范家为皇帝卖力，皇帝也赏赐给范家很多好处，如采购铜料、分销食盐等。
清代官方货币是“制钱”，即俗称的铜钱。不过中国铜矿产量有限，每年所产不足铸造铜钱之需。铜料的采办，由14个内地榷关承办，同时负责采购铸铜钱所需的铅料，收集废铜等。各榷关采购价过低，虽拼命搜刮，也不能完成采购任务。国产铜料不足，转而依赖于从日本进口。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日本长崎对外出口的重头从银转为铜。日本四国铜矿的开发，提供了大量高品质、低价格的铜料，中国则保持着对铜的旺盛需求。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后，清政府从日本大量进口铜料。到了康熙三十八年，原先由榷关采购铜料，改由内务府皇商采办。此年经过内务府上奏，朝廷议定，“以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应办宝泉、宝源二局额铜，改交内务府商人承办。”原先由六关采购的铜料，合计2246360余斤，此后被移交给了内务府皇商，由张家口商人王纲明、范玉芳、王振绪、翟其高等人承办。
到了康熙年间，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张鼎鼐，主事张常住三人，又请将其余崇文门、天津、临清、龙江、赣关、太平桥、凤阳、南新等八关，共1334500余斤额铜，移交给张家兄弟办理。
到日本购铜时，皇商顺带可以携带一些商品至日本销售。这些商品是日本市场上的稀缺品，出售后能获得暴利，内地价一，至日本售卖可得价五。再从日本购铜料回内地，又可以获得巨大利润。
承包铜料的内务府皇商张鼎臣曾道：“原来各关规定铜价，每斤银一钱五分，据我等经营，每斤铜只需银七分，运费及杂项用费需银三分，合计每斤铜需银一钱。”皇商仍然按照一钱五分的价格采购一斤铜，经手之后，每斤可余银五分，扣去“节省银”一分五厘后，仍余银三分五厘。张氏一年承办铜130万余斤，每斤可得利三分五厘，利润之高，可谓惊人。
此处所云的“节省银”乃是清代独创。清入关之后，汲取了明代教训，不敢公开将户部库银收入宫廷。不过清室还是玩了些手段，通过“节省银”之类，混淆公私，充实内务府银两。凡内务府皇商承办各类工程项目，采办铜料、草豆料等，每笔开支中，均要扣下一定数额的“节省银”，缴纳给内务府。节省银，即皇商承办各类工程、采购原料时，承诺所办工程、原料的实际价格，要比以往采购部门（如各税关）采购的价格更低，将节省下来的部分银两献给内务府，作为对皇室的孝敬。
康熙三十八年（1699）十二月，内务府皇商王纲明接办六关铜料，每年将节省银3万两“交与内库”。
每年买铜料的银两由户部支付，但买铜中产生的节省银却交给了内务府。张鼎臣、王纲明、曹寅三方，每年购铜358万余斤，要缴纳节省银14万两。皇帝坐地生金，做起了无本买卖，反正是全国人民买单。
皇商承办的购铜利润巨大，甚至引起了曹寅的嫉妒，曹寅提出由他独承十四关原铜采购计划。最后各方达成妥协，将宝源、宝泉两局铸鼓所用，十四关额铜358万余斤，分为三份，由三方承办：湖口、扬州、凤阳、崇文门、天津、太平桥等六关，分给内务府员外郎张鼎臣兄弟；芜湖、浒墅、北新等三关分给皇商王纲明等人；龙江、淮安、临清、赣关、南新等五关分给江宁织造曹寅。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幕府限制对外贸易，将每年至日本的船只限定为30艘，贸易额限定为6000贯，原铜限定在300万斤内。日本限制铜料出口，导致铜价上涨，负责对日贸易的皇商难以完成任务，只得在京师附近收购废铜器皿，仍无法完成任务，亏损严重。一起承办铜料事务的皇商六人中，有王某亏损帑银83万两，被下狱处死。王某一死，家人需要填补亏空，范毓馪与王某是好友，不忍其一人承担亏损，乃按期如额赔补。
康熙五十五年（1716），范氏等内务府皇商办铜资格被取消，改由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八省督抚，委员办理铸造铜钱的铜料。到了乾隆年间，云南铜矿得到大量开采，用铜压力稍微缓解。但乾隆年间的社会兴盛，铜钱铸造用铜所需更加巨大。乾隆三年（1738），范毓馪再次奉命采办洋铜（日本铜）。
此时到日本从事贸易受到诸多限制，且海上贸易风险巨大，被人视为畏途。乾隆朝初期，办理洋铜事务的官商均遭到了沉重损失，“买铜之官多已破产，买铜之商无不倾本”。范毓馪则云，范家世受皇恩，为皇家效力乃是分内之事，他立刻遣人驾巨舟赴日本采办。范毓馪到日本采购原铜，数量颇大。乾隆九年时，“查范毓馪所办洋铜，足供六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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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购铜的巨利之外，范家还从事其他商业贸易，如盐、木材等。范家在张家口外，砍伐、运输大量木材，入口进行销售，获利颇巨。在皇室的各类大工程如景山、万寿山等工程中，范家利用自己的资金及对森林资源的熟悉，开采了大量木材，低价供给工程之需。同时范氏家族还为内务府运输马匹、粮食，乃至销售人参。
范氏的业务极为广泛。乾隆朝时，在北方，范家与哈萨克从事马匹贸易；在南方，与英国人从事玻璃贸易。乾隆十年（1745）之前，范氏家族通过与内务府的关系，从事人参开采、销售活动，从中获得了暴利。到了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看到人参业务获利实在丰厚，将人参收归官方办理，范氏也停止了从事人参贸易。
范家得到内务府特许，经营河东、长芦两盐区引盐的运销。河东盐区（潞盐），行销地区为山西全省以及陕西、河南等部分地区。长芦引盐，行于直隶和河南的20个州县。范家被指定的购盐区，乃是天津、沧州，此两地盛产高品质盐，而其销售盐的地区，又是人口稠密、生活富庶、交通便利的地区，运输费用也低。范家在这些区域内，构建了一个包括运输、销售的网络，通过盐业贸易获得了巨大利润。
范家在北方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负责采购铜的船局，有洋船6艘，在长芦、河北等地遍设盐店，在北京、张家口等地有多处商铺，在山西老家有大量土地和房地产。范氏家产究竟有多少，已没法考证。范家极盛之时，风光的背后，却是千疮百孔，在勉强维持。
乾隆十年（1745）之后，范家的生意从毓字辈移交到清字辈手中，其中著名的有范清洪、范清注、范清济等人。乾隆十七年（1752）时，范家所欠官帑过多，手中资金紧张，未能及时派船去日本购铜。乾隆帝下令范家只要如期缴纳铜斤，所欠官帑银两，可以暂时拖欠部分。
乾隆二十年（1755），范清注呈报内务府，称尚有欠银47.5万余两。至日本购买铜料，加上运费，每百斤只抵银13.5两，“较之江浙等省收买洋铜，每百斤少抵四两，以致采办愈来愈艰难”。范家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填补窟窿，以至于债务愈累愈深。
乾隆帝暂时还不想放弃范家，特批内务府借给范清注本银20万两，每年一分起息，十年本利全还。此后范氏每年除应交课税外，另要交纳借款的本银2万两，利银2万两。此后，范家每逢困境，内务府都拨款予以帮助，同时下令限期交还本利。但范家已是焦头烂额，哪有能力偿还巨额债务。乾隆二十年拨给的借款，只在乾隆二十一年归还了本利，此后就无法筹交。范家只好请内务府转奏皇帝，准其展限，将每年的欠数滚加到所欠总数之内。
乾隆二十七年（1762），范清注在皇室债务的重压下去世，由其弟范清洪接手家族生意。
范清注不但在家族生意上遭到重创，家中也不太平。却说刑部郎中沈澍，窥见范清注之妾刘氏美艳过人，就花重金请了媒婆周氏，又收买了刘氏房内的丫鬟，怂恿刘氏逃出范家，嫁给沈澍。在多次引诱之下，刘氏答应下来，但要求凤冠补服出嫁，又要沈澍立誓书，下定礼。沈澍欲火攻心，一一答应。刘氏借口出家，躲入尼姑庵中，再由沈澍接出租房成亲，二人结成鸳鸯。此事被九门提督访闻，奏报给了乾隆帝。乾隆帝对于私奔这种浪漫的爱情，毫无好感，下旨将沈澍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到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沈澍之子毓麟向户部捐银2万两，为乃父赎罪。
范清洪接掌家族生意后，知道家族已是江河日下，继续留在皇帝身边，家族早晚要遭遇厄运。范清洪头脑清醒，主动提出，要将家族财产变卖，退出皇商行当。范家不想做皇商，乾隆帝却不答应，命范家继续效力，有困难可向内务府请求帮助。范清洪回天无力，主持家中生意不过一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内务府命范清济接替范清洪，主持范家业务。为了扶持范家，清廷赏借银30万两，加恩免其交利，宽限五年，令其自行办理。此后范清济寅吃卯粮，不断向内务府借款，所欠数额越来越多，根本无法偿还。拖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家亏损累计已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此时乾隆帝不想再给范家输血，决定将范家抛弃。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帝下令，逮捕范清济及其子侄范李、范杜等人，指控范家“欺隐废弛，居心狡诈”，又令各省查封范氏的全部家产，风光无比的范家从此衰落。
范家虽是皇商，从事的又都是暴利行业，一般说来，怎么也不会亏损，导致家破人亡，其中原因，在于范家的皇商身份。范氏兴亡，成也皇商，败也皇商。
范氏是皇帝的奴仆，要随时为皇帝效力；范家的所有财产，其实都是皇帝的。每逢皇家有重大活动，如生日、出巡等，或是皇朝有大的战事，皇商都要报效主子。所纳银两，最少也是10万两以上，多则百万两。皇帝之外，范家每年都要给各个部门官员以巨额贿赂，给内务府大臣的贿赂，每次都在四五万两之间。这些开销乃是无底洞，范家从事的暴利行业，根本无法填补。
各类突发的天灾，也给范家沉重打击。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范清注报告，运往芦、东两处的盐，被水冲没，资本全无。又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范清济报告，去年从事贸易的船只，遭遇飓风，沉溺一只，亏本3万余两银。
就皇室业务而言，出于报效主子的考虑，常要自己承担各种损失。如民商办理购铜，每百斤可给价17.5两银，且官买十分之六，自行销售十分之四，可获得较高利润。而皇商从日本购铜，自贬价格之后，每百斤值银13.5两，且不得在市场流通。康熙、乾隆朝时，因为贸易量巨大，日本的铜价便宜，还能承受这些低价。乾隆朝之后，日本铜价日昂，贸易量下降，范氏购铜亏损严重，不得不借高利贷来填补窟窿。范家所承办的盐业，在乾隆朝中期之后，所用资本巨大，成本日高，利润也日益下降。
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范家的衰亡，而衰亡却是皇商的宿命。皇商所从事的业务，都受到内务府的严格控制，根本无从自己选择，毫无市场竞争力，只是靠着垄断而维持。有清一代，诸多皇商依附于皇权，从事暴利行业，但这些皇商，鲜有能长久维持的。范家百余年的富贵荣华，最终烟消云散。皇帝的商人，不过是为了皇权输血，当他们不能完成输血的任务时，他们的一切荣耀即全部被抹去，所留存下来的，只有些许关于这些巨富之家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