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经过几轮激烈交战，南北双方坐到了谈判桌上。经过南北两方代表反复磋商，最后达成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共八款，涉及清室经费、私产的内容规定：“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两，由中华民国政府付与。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其中清帝岁用银400万两，议定待将来改铸新币后，“改两为元”，划拨银圆。
对于内务府大臣，袁世凯则指示，将来应改为供奉大臣，专为侍奉清帝之用。巨变之后，宫中一切状况如旧，只是不复往日的喧嚣。内务府中饱私囊也如往昔，只是收入减少，大有入不敷出之势。自走入共和之后，政界中人均将前清花翎顶戴、官服袍褂，废弃不用。只有内务府大臣及内务府大小司员、护军，均用清廷旧制，只是到了夏季时换戴凉帽。
内务府包衣，虽然属于上三旗，但一向被视为奴仆，属于旗籍包衣汉人。此上三旗的包衣汉人，必官至二品以上，有殊勋特赏者，方可列入八旗，谓之“抬旗”。在清室逊位条件中，也包括给旗人的优待。在八旗生计未筹定前，旗人俸饷仍旧支放，几百万旗人的粮俸，成为民国政府巨大的负担，加上清皇室的经费，每年耗费达千万两之巨。
辛亥革命之后，在发放旗人粮俸时，上三旗汉军包衣却未被纳入，“盖八旗人坚执成说，不认内三旗列入同等之故”。但旗人相当于户籍，而不是族籍，上三旗汉军包衣属旗人，不是满人。既然是旗人，照例也能享受待遇。为此上三旗汉军包衣纷纷向民国政府财政部抗议，要求补给粮俸。财政部全部予以驳回。该上三旗汉军包衣又找到“满族合进会”提出控诉，提交给大总统为其主持公道。一番交涉之后，又给民国政府开支上加上了一笔。
进入民国后，各方面还是有很多改变。如清室旧例，宗室子弟的纠纷，由宗人府处理，此后一概纳入法律，由法院审判。前清时期，内务府太监犯罪，旧例由慎刑司审判，此后一律归入民国法庭。所有各王公贝勒贝子等府第，均应遵守民国警察法令，一律详查，编入户籍。民国时已改用阳历，政府各部门行文均用阳历，只是在紫禁城内的内务府，还用阴历，并且使用宣统四年字样，被民国政府加以驳斥，严令改正。
此时刚进入民国，新政府财力艰难。隆裕太后曾派内务府大臣世续告知袁世凯：“申明优待经费，不妨从缓交付。”隆裕太后只是给民国表个姿态，宫内的各项开销已是日见局促，到了此年4月时，民国政府所承诺的每年400万两经费，仅给了14万两。徐世昌尽力催促，奈何政府部库之中，空空如也。
新政府未能兑现承诺，也带来了消极效果。此年10月，外蒙古呼图克图活佛致电袁世凯，询问如果取消独立，中华民国政府将给予何等优待。又称听闻前清皇室优待条件中，中华民国政府承诺的优待经费，至今未曾兑现。如果外蒙古取消独立，则恐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实现承诺云云。袁世凯立刻回复，“极言谣传之不足信，且谓如果取消独立，则中国政府自当尽礼待之”
。
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对清室优待经费尚能恪守承诺，予以发放。此时民国政府经费紧张，袁世凯通过各种途径，筹集清室优待经费，为此甚至一度自停年俸。袁世凯之后的历届民国政府，多不能按时发放优待经费，欠款成为常态。对于贫穷的中华民国而言，清室优待经费乃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当时的评论认为，中央政府财政开支首为军费，此外是各部行政经费，再则就是每月清室优待经费。
拨给清室的经费常常不能发放，无奈之下，逊清小朝廷不得不屡屡哭穷，索要经费，哪有当年稳坐大清江山时的气势。1918年，眼看着端午节即将到来，内务府中空空如洗，大有无米为炊之势。不得已之下，由内务大臣世续致函国务院，请务必于旧历五月初二日以前拨给优待经费60万元，以资维持清室体面生活。国务总理段祺瑞也是前清臣子，给了老主子面子。不过段祺瑞事先申明，现在中央财政紧张，只能先给40万。到了6月，清室又哭着过来索要经费，段祺瑞下令财务部迅速拨出优待经费333333元。看着此时逊清小朝廷的表现，不由让人感叹，真是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段祺瑞掌握权力的时期，尚能勉强给清室发放优待经费。至1920年段祺瑞皖系战败，新掌权的直系军阀对前清的感情，没有袁世凯、段祺瑞这么深，小朝廷又过起了干瘪日子。1922年时，有风声传出，民国政府将取消清室优待条件。此年吴佩孚入京，拜访大总统黎元洪时，就主张废除清室优待条件。
此消息传出后，逊清小朝廷很是惊恐，议定了三项应对方法：（一）数年来积欠清室优待经费，要求民国政府发清；（二）调查清室所有财产之价值，以谋自给；（三）关于经费规定以外之优待条件，拒绝变更。
为了应对清室优待条件被取消后的财务窘迫，逊清小朝廷搞起了小动作，将贵重财产移入东交民巷外国银行保管。经过清室内务府堂官钟某、绍耆和载洵、载涛等人操作，1922年6月3日（旧历五月初八日）开始，由西华门开进汽车三辆，入西新门内装载宝物，再运赴东交民巷外国银行，如此持续数日。
清室优待经费长期被拖欠，财用日匮，每遇年节开支，靠着变卖、抵押文物而勉强维持。溥仪此时出卖、抵押的，均为珍贵文物，如十二金编钟。乾隆八十大寿时，各省督、抚进贡有黄金编钟一套。溥仪手中缺钱，就将这套十二金编钟及金器数百件，抵押给了某外国银行买办，得洋45万元。十二金编钟价值远在45万元之上。1900年庚子之乱时，曾被八国联军抢去一个编钟，后以10万两的价格方才赎回。至于其余数百件金器，单以黄金重量而论，已值60万元左右。
如此坐吃山空，长久以往，小朝廷势将不支。为了开源节流，溥仪也开始整理产业，派人查验在奉天、热河、近畿三处的房屋田地，以备出租。对于宫中古董，雇专家加以鉴定，以免出售、抵押时吃亏。对宫中各项费用，开始严加核销，每年可节省下数十万元。“又以内务府积弊最深，决即行裁撤，而别设内务处管理一切，以清积弊，惟此事体大，究能实行至若何程度。”
溥仪将大量文物藏入外国银行，又将文物暗中拍卖抵押，激起了当时文人的不满。1924年3月，李燮阳等66人，联名提出质问书，限逊清小朝廷三日之内，答复陈宝琛、郑孝胥等串通溥仪盗卖文物之事。同时要求民国政府，根据法律，将清室手中的文物悉数提出，或交内务部派专员妥善保存，或交给博物馆，以供人民观览。
根据内务部拟定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凡国内一切古籍古物，均不得出售给外国人。清室出售的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内务部不得不出来表态，要严加处理。内务部通知逊清小朝廷内务府，要求此后凡清室手中的古籍古物，非经民国内务部核准，不得随意移转出卖，并请将陈宝琛等变卖文物情况迅速查明汇报。
逊清小朝廷也开始四处活动，找人帮忙，竟然说动了当时颇有实力的大军阀，又通过大军阀运动了国务总理孙宝琦，请其帮忙通融。孙宝琦插手过问，责令军警机关、内务部不得过问清室文物事宜。此后清室又可以私藏、倒卖文物了。风头过去，京师就有消息称，不日清室又将有大批贵重文物出押或出卖，中外资本家纷纷筹集款项以备买入。
虽然在1922年做了一定准备，清室没有想到的是，清室优待条件的取消很快到来。1924年10月23日，当直奉大军在山海关一线激战正酣之际，本属直系的冯玉祥突然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曹锟，以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数日之后，在冯玉祥授意下，黄郛以大总统名义向溥仪出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将其驱逐出宫，又将皇室优待费由原来每年400万元减至50万元，这实际上等于废除了优待条件。
冯玉祥一直痛恨清皇室，认为让他们留在紫禁城是民国的羞辱。早在驱逐张勋的战役中，冯玉祥就曾想把溥仪驱赶出紫禁城，但被阻止。这次北京政变后，借机将溥仪从宫中赶出，于是也就有了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落魄出皇宫的一幕。负责驱逐溥仪的是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到了宫里，鹿钟麟问溥仪：“你愿意当百姓，还是当皇上？当百姓我们保证你安全，当皇上另外处置。”溥仪一听，马上表示愿意当百姓。鹿钟麟也不废话，说愿意当百姓就马上出宫。溥仪被驱逐出宫，带来的好处是，故宫博物院得以成立。溥仪出宫后，李石曾等人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以及前清内务府所属一切财产，约集社会各界人士合力工作，于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成立故宫博物院。
就1924年的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当时及后世有诸多争议，争议的中心在于，驱逐溥仪出宫，削减优待经费，是否违背法律？支持冯玉祥者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削减清室优待经费，并未违约，其理由有三：一、清皇室未依约迁出宫禁；二、溥仪参与复辟；三、溥仪愿做自由公民。
说清室赖在宫中不走，不是历史真相。实际上，清室一逊位，隆裕太后就提出，要搬去颐和园居住。1912年3月20日，前清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拜会袁世凯时，提出隆裕太后想尽快移驻颐和园。
1912年3月25日，隆裕太后召见满洲王公及内务府总管，商议迁宫之事。最后议定，旧历四月初一日迁驻颐和园。世续随后又至总统府，请求拨付款项100万两，作为迁往颐和园的费用。袁世凯此时手中哪里有钱，竭力劝阻世续，谓大可不必多此一举。“袁总统仍极力挽留，词意恳挚，甚至泣下数行。”民国政府手中没钱，清室又有诸多事务牵绊，迁往颐和园之事最后不了了之。
到了1924年春，溥仪命郑孝胥管理内务府。郑孝胥主张履行条约，准备派庄士敦整修颐和园，并安排溥仪巡游颐和园。只是因为直奉开战，颐和园远在郊外，一旦兵火蔓延，恐有不虞，小朝廷手中又被财力限制，遂告中止。
至于张勋复辟时，溥仪年不过12岁，尚未“亲政”，属未成年人，自然谈不上法律与政治责任。且满人大臣，哪怕是铁杆保皇派，在复辟中基本未曾参与，内务府大臣世续始终拒绝参与复辟。在张勋复辟中，出力最巨的，却是张勋、康有为、雷震春、顾瑗这些汉人。
就冯玉祥取消清室优待条件，唐绍仪曾道：“认为此项条件有更改之必要，亦当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通过强力手段改变优待条件，实如胡适当日所言：“这真是一件最不名誉的事。”到了1926年，冯玉祥宣布下野，并准备将国民军退往西北，自己前往苏联考察。溥仪乘机命内务府致函国务院，要求归还故宫及私产。国务院审核后认为：“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之修正条件，并不苛刻，无再变更必要。”
此次以内务府的名义致函国务院，中间却又有故事。1925年4月16日，清室在景山西设清室办事处，取代内务府，管理清室经费及财产。待冯玉祥一走，1926年7月13日，溥仪又恢复内务府，命载润为内务府大臣。载润当即用内务府名义，以平行公函致国务院，要求点交故宫及其附属财产。
国务院轻率接收公函，又发交内务部办理，激起舆论哗然。新闻界纷纷主张，应照处置“谋叛伪机关”方法，处置此内务府，逮捕伪内务府大臣载润云云。同时指责国务院，接受所谓内务府平行公函，无疑是默认溥仪帝号。焦头烂额之间，国务院只能严厉训斥小朝廷。于是内务府名字再被取消，复改为清室办事处。
到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躲藏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溥仪，实际上已被遗忘。对于逊清小朝廷的优待条件与每年经费，自诩为革命政党的国民党，自然不会再拨付。为了管理清室内务府官房田地，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意设立河北官产处，将逊清小朝廷管得服服帖帖。小朝廷一老实，地方上就有人不客气了。1928年9月间，有人抢占清室的官房和田地，擅立卖契。河北官产处致函溥仪时，称呼颇有意思——“溥仪先生，请多加留意，派人接洽处理”云云。
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准备扶持溥仪做傀儡。就在溥仪要离开天津之前，国民政府突然派人至天津劝说溥仪，称可以恢复优待条件，恢复帝号，每年全额照付优待费等。溥仪则愤恨地道：“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此后的溥仪，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