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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 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
无论是什么人之间的谈话、无论谈话人彼此间地位有多悬殊、无论谈话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是，谈话者个人之间在人格上永远是平等的。所以，当我们在与别人聊天时，能够轻松自在、毫无心理压力地讲述事实、探讨看法、交流思想，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得语言交流充满无数成见与障碍，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或者心理素质相对薄弱的人总会以仰视的态度与“高人一头”的对方交流，口头话语充满了“迎合”的味道。
殊不知，虽说很多人都喜欢好听的恭维话语，但“山珍海味吃多了也会腻”，如果在话语上一味地迎合与你打交道的人，时间一长或者次数一多难保不会令人生厌。而且，这样的交流说到底本身也是对彼此都不尊重的表现。
所以，在与人交谈时，能够放弃一切成见，较好地抛开心理障碍，坦诚而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既是我们养成良好健康的社交习惯的前提，也是正确对待社交活动、客观理解和看待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现。
我们通过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在《杨澜访谈录》中与主持人杨澜之间的谈话，就可以对以上所阐述的正确社交理念有更好的理解。
在访谈过程中，无论是作为优秀企业家的柳传志，还是作为知名主持人的杨澜，他们二人都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隔阂地谈天说地。不管谈话的内容属彼此之间互相认可还是持不同意见，他们都能够和风细雨地表达出来，并且和谐地交换看法。
杨澜：……我听说您的高尔夫技术不怎么好？
柳传志：对，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人家说我黑了、瘦了，我挺高兴，但是还得马上告诉一句“水平没什么提高”。
杨澜：您觉得自己跟前几年相比，是处于一种已经退下来的心态呢，还是属于半退半进之间的状态？
柳传志：不完全是退的心态，到现在应该讲还是在退的一个部分。在2000年和2001年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制造业领域、从电脑领域里边基本上算退出来，然后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实际上也是一种为股东负责的做法，因为原来呢，我们联想集团分拆为联想、神州数码两家公司。这两家都是IT类的企业，如果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讲这个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杨澜：就是集中在一个产业里面了？
柳传志：这种风险，除了本身对股东有影响以外，对两家企业的发展也有影响。比如这两家企业，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带有激进冒险的动作，我就会特别小心，弄不好会压制住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我们有能力和条件进入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认真地研究了进入这个多元化领域需要哪些必备条件，比如说组织架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资金够不够。当这些条件研究透以后，我就站在控股的角度上说，现在再新成立几家子公司——现在不是五家吗？我控股，就等于是股东的角色，做一个投资的业务，然后给那几家公司来做。我觉得到了那个步骤上，要把这个业务做好、做稳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到现在做了有六七年，我估计再过三四年就很稳定了，然后我就从这个位置上再一步步地往后退。所以应该讲，我对这些事情当时都有过考虑，我觉得当时从制造业退下来，相当重要的因素是觉得自己的能力，包括体力，都不能够在IT行业里边，在第一线再进行竞争。
杨澜：但是在那时候实现了自己从一个企业家到投资家的转变，心里没底的部分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评论在谈到这件事时，也不无观望甚至有一点儿调侃的语气。就是说，你看，做一个行业做大了，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了，这个是不是开始盲目地多元化，你是靠卖PC起家的，做投资行吗？等等。也有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您自己对这种评估怎么看？
柳传志：我不敢说当时是想做一个全面的投资家，我只是说对风险投资领域，当时做了一定的研究。风险投资领域，跟后来做PC、做基金的投资有相同的地方。它有四个重要环节：一是融资，去哪儿弄钱；二是选项，选什么项目去投；三是帮助；四是退出。融资和退出本身是属于纯金融领域里的内容，而选项和帮助应该说是有一定企业底蕴的人能做的事情。当时我分析，我们所掌握的恰恰是这两个最重要、最难做的环节。虽然我以前没融过资、没投资过，但是我们本身被人们投入过，也看见了人家怎么推售，没吃过猪肉但看见过猪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那是并不太大的难关，再加上我对当时负责人本身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学习型人才，能够很快去掌握这里的节奏和具体做法，所以当时我其实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知道外面会有一些说法，但我相信最后会成功，所以冒的风险并不大。另外，当时我已经准备用3500万美元——联想控股自己的钱投下去。钱的数量不大，也没有名誉的风险，我没有用人家的钱，这个投下去就是交个学费，没什么，应该讲这是预算之中的事情。所以这样想的话，我的安排实际上在心里是有底的。
在这段对话中，杨澜和柳传志都没有一味地顺从对方的观点，或者完全照顾对方面子的角度谈下去，丝毫不刻意迁就对方，而是按照客观的事实和自己对事情的真实看法来交谈。比如，杨澜毫无芥蒂地说柳传志高尔夫球打得并不好，她也直接向柳传志转述社会上的各种“风言风语”等；再比如，柳传志对杨澜提到的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并无丝毫在意，从说话的内容、语气和表情等方面都能看出他的心思坦荡，同时他又能够心平气和地向杨澜表达自己对那些外来观点的看法，并且按照自己对事情的理解以及曾经做出一些决定时的各种考虑，有原则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说到底，柳传志与杨澜在交谈时，任何一方都没有迎合对方的思路和情绪来说话，两人之间虽然有一些不同观点，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对方的内容，但从整个谈话氛围和谈话效果来看，这是非常成功的访谈案例。我们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当听到一方说到不利于另一方的内容时，都会暗自捏一把汗，但继续倾听和观察下去，或者当访谈结束后我们回头再来看时才明白，一场精彩的谈话，或许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起伏与波澜，可也正是因为那些不平淡的小跳跃，才使得整个谈话过程显得更加有质量，给予其他人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才更大。我们可以想象，哪怕有一个人没有保持正确而健康的谈话理念，以迎合的方式对待坐在对面的人和这场访谈，那么交谈双方的说话水平和访谈本身的质量都必定大打折扣。
关于在谈话时“不迎合听众”这一社交观点，著名导演陈凯歌曾经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理解得特别到位：“我性格中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不太善于迎合别人。今天是个开放、沟通的时代，我愿意用电影跟大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这句话中，陈凯歌导演先直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紧接着给出了一个解释，而这个解释是极具说服力和普遍性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的开放时代，沟通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最该具备的能力之一，谁都没有必要看着别人的脸色、顺从别人的情绪、昧着内心真实的想法来与其他人交流，我们本分地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和该尽的义务，也都有自己该拥有的自由和该享有的权利。一方面，我们针对自己、他人以及整个社会都有发表看法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份自由；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有接纳别人合理使用他自己的那份自由权利的胸怀，而不在别人没有迎合自己时显得大惊小怪，甚至表现出不好的情绪。
所有人在所有事情上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根本没必要在社交场合互相打太极。持如此的交流理念，不但不会损害彼此之间的社交氛围、不会破坏彼此沟通的情感，反而恰好维护了双方在社交场合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可能有时候在一时之间会使对方心有不快，但正所谓“日久见人心”，从长远来看，这对个人创建轻松自由的社交氛围、对整个社会形成和谐坦荡的社交风气，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