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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和颜回的故事讲完之后，庄子又安排一个人来请教孔子。在庄子的笔下，孔子成了著名的顾问，教一些人如何面对职场风云，安住于心。
这次来的人是叶公子高，名诸梁，字子高。他是楚国的大夫，奉楚王的命令到齐国去做外交谈判，一方面要维护楚国的利益，一方面又要和齐国达成新的合作。
叶公子高向孔子请教：“现在楚国让我出使齐国，而齐国在接待外国使臣的时候表面上很恭敬，实际上却不肯帮别人的忙。感化一个平民尚且不容易，何况一国的国君呢？因此，我心里很害怕。
“我常常聆听您关于‘道’‘成就’‘不要后悔’的教诲，但我还是不甚了解。对于这次出使，如果做不好的话，我会遭到领导的处罚；如果做得好的话，我就觉得欢欣鼓舞。如今还没出发，阴阳二气便已错乱。也就是说，我现在有点儿患得患失。平常的时候，我饮食简单，甚为粗淡，不求精美。厨子们给我做饭，都很省事，也不会去想吃什么东西容易上火，吃什么东西比较清凉。现在，我早晨接受使命，晚上就觉得燥热，要喝冰水，这就是由于我心中忧郁过度，发生了内热，因此而上火导致的吧。”
诸位读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吧。突然，领导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又想做好，又担心做不好，于是口舌生疮、脚底流脓、中间痔疮……全来了。
原来，真的有一些东西亘古不变。古代人跟现代人一样，一旦受到刺激，心一乱，就会上火。人的进化真的很缓慢。
人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对于到来的任务和机会充满患得患失的焦虑，进而导致上火。在充满技术变革和社会结构变革的今天，如果人心、人性、身体的反应都没有太大变化的话，我们只要专门处理这些问题，不就可以常做常有吗？当你去不断地做这些事情，去讨论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就会活在确定当中。
乔治·索罗斯曾经说过，他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问自己，到底什么事情是到七八十岁时还可以做的。后来，他发现投资可以做，慈善可以做，老师也可以做。于是，他就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布局，让自己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能够把这三件事情做好——当然，索罗斯本质上还是个很投机的人。
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关于《庄子》的解读以及如何让自己安心自在法门的介绍仍然有价值。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
冯学成老师在《禅说庄子》中讲过：“什么叫‘大戒’呢？就是大的根本性原则。放在现在，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两条准则和规范。什么是‘命’？什么是‘义’？我经常说，儒家讲社会性，社会性就是‘义’；道家讲自然性，自然性就是‘命’。作为一个人来说，这个‘命’，到后来还是自然性与社会性合到一起了。不过在这里，这个‘命’还是讲的自然性。‘义’，则是人的社会规范性。”
孔子对于叶公子高的患得患失，说了下面的话：“天底下有两个大的法则，一个是天命，一个是人为。儿女喜欢自己的父母，这是天命。”当然，这是孔子的解读。坦白地说，我觉得父母喜欢儿女，那才是真正的天命。
孔子接着说：“臣子服侍人君是人为。”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但一个人服从于他所贡献的事业，也是人为。
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句话说的是，在天地之间，你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某项伟大的事业，这是无可逃避的。
天命和人为，是我们所称道的法则。如果你想避免这两件事情，是不可能做到的。假如你想切断与父母或者儿女之间的联系，哪怕登报声明，也是不可能的，父母子女之间的羁绊是很深的；如果你想不与他人发生联系而共同去做事情，也是不可能的。
对于以上两件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你就不要考虑了。不用考虑应不应该、好不好、做不做，因为没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