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的续篇。在《逃避自由》一书里，我就现代人如何逃避自己和逃避其自由加以分析；在本书里，我则讨论为实现人的自我和潜能所涉及的伦理规范及价值问题。因此，本书内容难免须重新提出《逃避自由》一书中所陈述的某些观念，这方面我虽然已尽量予以扼要讨论，但无法完全剔除已经提过的一些重要观念。在“人性与性格”一章里，我提出的“人格学”方面的论题是前书所不曾阐述的，同时只是简略地提到前书所讨论的各项问题。读者如果希望明了人格学的完整轮廓，这两本书都必须阅读，但是若仅为了解本书，我认为并无必要。

许多读者可能深感诧异，一位精神分析家也讨论伦理学问题，尤其是主张心理学不但应该揭露虚假的伦理判断，而且也应该建立客观和正当行为规范的基础。这种主张与现代心理学所强调的“适应”而非“善行”以及偏重于伦理相对论的普遍趋势恰好成为对比。依我从事于精神分析医疗所获的经验，我益加相信伦理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在治疗上都不能忽略对人格的研究。我们所作的价值判断决定我们的行动，而且这些判断正确与否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攸关至巨。仅将判断视为许多潜意识和非理性欲望的合理化——虽然也可以如此——会使我们对整个人格结构的了解受到限制并且发生歪曲。在最后分析中提出神经症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征象（虽然“适应”绝非道德上成就的征象）。在许多情形下，一种神经症病状就是道德冲突的表示，而在治疗方面是否成功则赖对这个人的道德问题的了解和克服。

心理学与伦理学分立是晚近的现象。以往伟大的人本伦理思想家们（本书系以他们的论著为依据）都是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他们相信对人性的了解以及对其价值与生活规范的了解是相辅相成的。在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和他的学派虽然因发现非理性（irrational）的价值判断而对伦理思想的进步作出非常宝贵的贡献，但关于价值问题却持着相对论的主张，这种立场不但对伦理理论的发展，而且对心理学本身的发展均有不良的影响。

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趋势，最显著的例外要算是荣格了。他看出心理学及精神治疗与人类在哲学及道德上的问题有密切关系。但是，虽然这种认识的本身极端重要，但在哲学上只是不赞成弗洛伊德观点的一种反应，并不能做到超越弗洛伊德的范畴而建立哲学为中心的心理学。荣格认为“潜意识”与神话已成为实体直觉的新渊源，只是因其本源系属非理性而被假定为比理性的思想优越。西方一神教以及印度与中国的伟大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谈到真理问题，同时宣称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信仰。这种信念虽然常常引起狂热反对其他宗教，同时也使信徒以及反对者们养成对真理的崇敬。荣格对任何宗教都加以折中的赞誉而放弃追求他自己理论中的真理。任何制度（只要是非理性的）、任何神话或信条，对荣格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关于宗教方面他是一个相对论者——他所极力抗争的是否定的而非肯定的合理相对论。这种非理性主义（不管是否隐藏在心理学、哲学、种族或政治方面）并非进步而是复古。18及19世纪理性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相信理性，而是因为它的概念狭隘。只有藉更丰富的理性和不懈的追求真理，才能够纠正偏于一面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假宗教的教化主义。

心理学既不能与哲学及伦理学分立，也不能与社会学及经济学分离，我在本书中所强调心理学方面的哲学问题，并不意味着我相信社会经济的因素较不重要；这种偏重于一面完全是考虑到本书内容的表达问题，同时作者希望再出版一本以精神和社会经济因素为重点的社会心理学著作。

从事于观察非理性追求的执拗性和倔强性的精神分析家，对于人的自制和挣脱非理性情欲枷锁的能力似乎抱着悲观的看法。我坦白地说，在我从事精神分析工作当中越发被相反的现象所感动；被人追求幸福和健康的力量（这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所感动。“治愈”就是要排除那些阻止幸福和健康的障碍。诚然，我们不必担忧有这样多的神经病患，因为大部分人尽管遭遇到许多逆境的影响，但都是相当健康的。

有一点要提出说明的是，今天有许多人都希望心理学的书籍能够告诉他们如何达到“幸福”或“心境安宁”方面的秘诀。本书并没有这类的忠告，而是在理论上澄清伦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其目的是使读者从根本上检讨自己而不是在表面上安抚自己。

E·弗洛姆

要以自己为心中的明灯

要依靠自己

坚持自己心中的真理

作为唯一的明灯

——释迦牟尼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

爱好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

——柏拉图

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

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

——何西阿

即使我所指示的方法似乎相当困难，但并不是做不通。因为它很少被做到，所以才显得这么困难，假如救世之方轻易可得，不劳而获，为何那样多人没有做到呢？但凡是可贵的事情，都稀罕难得。

——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