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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德国也因此成为危害欧洲乃至全世界安全的最不稳定因素，被世界各国视为破坏和平的“动乱之源”。德国自身也遭受了自“三十年战争”（Dreiigjhriger Krieg，1618—1648）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德国人民为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第三帝国政权被完全摧毁，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德国尽管已经彻底战败并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但仍难逃历史的惩罚。
在正义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最终打败纳粹德国之后，同盟国领导人决心一劳永逸地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军事威胁，不再重蹈一战后对德国制裁不彻底、放纵德国，使其再度崛起的覆辙。1945年2月，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在雅尔塔会议（Jalta-Konferenz）上一致决定，在战后对德国实施全面占领和国际管制。《雅尔塔会议公报》（Jalta-Konferenz Bericht）庄严宣布：“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欧洲战事结束后，盟国领导人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重申了雅尔塔会议精神，在《波茨坦协议》（Potsdamer Abkommen）中确立了战后管制德国的政治、经济原则。至此，德国自1871年以来保持的统一状态被终结，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被美苏英法四大战胜国分区占领。
希特勒曾经威胁说，假如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他将把德国人民同他一起拖进失败的深渊。这是纳粹元首向德国人民唯一不折不扣兑现的诺言。1945年5月，标志着纳粹德国最终覆灭的柏林战役行将结束时，柏林市3/4的住宅已经倒塌，成为一座“死亡的城市”。柏林交响乐团在疏散前最后一场音乐会上演奏了希特勒最喜爱的瓦格纳歌剧《众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其庄严的哀乐宣告了宫殿的毁灭、众神的死亡和世界的末日。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纳粹德国最终崩溃时的情景。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惨败收场。5月9日，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项公报，公报将此时描述为“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同盟国军队全面占领德国并接管当地政权。重获自由的德国人不得不面对长期的被占领状态，在一片废墟上艰难起步，开始新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使德国1/3的人口丧生以来，德国遭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城镇破坏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从未如此严重过。盟国轰炸机持续数年的高强度轰炸、激烈的城市攻防战，以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战争行将结束时发布“焦土政策”的肆意破坏，几乎使德国所有城镇都成为颓垣残壁的瓦砾场。
据战后估计，德国的实物资本在1938年到1945年间从4150亿帝国马克下降到1900亿帝国马克，与此同时，德国债务却从310亿帝国马克上升到3370亿帝国马克。专家们计算，德国农业和工业建筑物价值损失几乎达到25%，农业动产和住房建筑物损失50%，私人实物财产损失超过60%以上，其他非建筑物工业财产损失75%。德国大城市有2/3的住宅在战争中被炸毁，数百万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房屋和财产，只能在防空壕、难民营、碉堡以及地窖中拥挤地生活。昔日繁华热闹的大都市，如今已变成满目疮痍的废墟，只有在碎砖乱瓦中才依稀可见几条弯曲的小路。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一位美国官员则将柏林形容成“一座燃烧的、冒烟的、爆炸的传播死亡气息的火山”。据计算，如果柏林每天开出10列有50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16年才能运完。科隆66%的住宅被摧毁，只剩下大教堂仍然矗立着，如此严重的损失使市政厅一度考虑放弃科隆的废墟，在北边莱茵河畔新建一座城市。杜塞尔多夫93%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的18万套住宅中有8万套被毁。远远看去大多数建筑物仍然屹立在那里，但实际上大多只剩下一个外壳。除私人住宅外，大量公共建筑也遭到毁坏，教堂、剧院、学校、艺术馆等都未能幸免于难。统计表明，到1945年，10万人以上的德国城市住宅建筑破坏状况为：柏林：毁坏30%，损坏45%，完整25%；英占区相应为33%，46%和21%；美占区为33%，48%和19%；法占区为44%，45%和11%；苏占区为23%，38%和39%。
由于盟军的昼夜空袭，德国大约30%—40%的工厂遭到破坏无法继续生产。在欧洲最大的工业中心鲁尔区，情况则更加糟糕。这个50英里长、20英里宽的椭圆形区域内，曾经鳞次栉比地坐落着众多煤矿、钢铁厂、发电厂、化工厂等，繁荣的工业生产使该地区终日烟雾弥漫。鲁尔区在战争中受到英美空军的重点轰炸，到战争结束时，空袭中幸存的烟囱寥寥无几，这个最大的工业中心已成为一片废墟。比较偏远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地的工业受破坏程度则较小。1945年7月，美占区军政府对辖区内所有工厂生产情况进行统计，1.2万家工厂中只有大约10%还能继续生产，其余的已经无法开工了。
战争使德国人原本引以为傲的交通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战争后期英美空军意识到破坏交通运输，将给德国工业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于是将轰炸重点转移到德国各种交通设施上来。各种铁路枢纽、铁道、桥梁和高速公路成为盟国空军打击的重点，车辆和船只也不能幸免。战争结束时，原本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几近瘫痪。铁路和水运是德国交通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战前德国货运有70%是通过铁路、20%是通过水运进行的，这两个部门在战争中的损失也最为严重。无数铁路枢纽、隧道、调车场和道岔已不能使用。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内，有2341座铁路桥梁被摧毁，占原有桥梁总数的70%。英占区的1.3万公里铁路只剩下1000公里可以行车，而且这1000公里还互不连接。铁路车辆也极度缺乏，货车车厢达不到战前水平的一半，只有约50%的火车头可供使用。铁路运输因此几乎完全瘫痪。在水运方面，英占区和美占区的958座主要河道桥梁中有740座被毁坏，横跨莱茵河、威悉河和美茵河的所有铁路桥梁都被摧毁，导致这三条举足轻重的内河航道完全关闭。莱茵河是德国最重要的河流，被誉为德国人的“母亲河”，其战前承载的航运量比苏伊士运河或巴拿马运河还要大，重要性不言而喻。横跨莱茵河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约1700艘船只沉没进一步堵塞了河道，导致全程不能通航。德国靠近北海的港口，如不来梅、威廉港等，也充塞着沉没的船只无法使用。汽车运输方面，不仅道路损毁严重，而且大部分卡车在战时都被用于服务德军，剩下的则在战后被占领军没收了。一度被誉为欧洲最发达的德国交通，完全成了一个烂摊子。
纳粹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给别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德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生命损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的人员伤亡高出几乎两倍，大约有550万人死亡，其中军队死亡人数约376万人，平民死亡人数约165万人。此数字尚不包括失踪和死于战俘营的士兵和平民。大量平民在盟国空军的猛烈轰炸中丧生。1943年7月对汉堡的轰炸使4万人丧生，1945年2月对德累斯顿的空袭使13.5万人丧生。战前拥有430万人口的柏林，在1945年8月只剩下280万居民。因战争而受伤致残者不计其数，仅西德地区就有200万人残废。1920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每100人就有41人死亡或失踪，1921年至1925年出生的德国男子中这一比例均超过30%。1939年德国人口中男性占48.8%，到1946年下降到44%。战争毁灭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回忆。
纳粹德国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自二战爆发以来，德国人民所忍受的每况愈下的生活，到战争结束时，变得更加灰暗和令人绝望。在当代德国人的记忆中，习惯将这一时刻称为“崩溃”（Zusammenbruch）或“零点”（Stunde Null）。在新的国家体系建立之前，德国人民必须忍受长时期低水平生活的煎熬。
在战争结束时的一片混乱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当属大量德国东部难民的涌入。在1945年欧洲战事结束的前后几个月，发生了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1200万东部德国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成为难民，汇聚成从东向西流动的浪潮。由于德国历史上长期的向东殖民运动，在奥德-尼斯河以东的波莫瑞、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定居着大量德意志人。在二战期间，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方的推进，大量德国居民被迁移到东方新占领的土地上，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都居住着这种新移民。随着战局的转折，1944年苏联红军推进到波兰，失去德国军队庇护的德国移民开始被驱逐，可怕的命运逐步降临到德国东部领土全体居民的头上。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战后波兰领土整体向西移动，波兰在东部失去的领土由德国割让其东部领土给予补偿，奥德-尼斯河成为德国与波兰的新边界，德国东部居民成为苏联和英美博弈的牺牲品。庞大混乱的群体性人员流动与其说是迁移，不如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逃亡。在复仇情绪的驱使下，德国居民受到当地政府和苏联红军的暴力驱逐，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故土，汇入到向西逃亡的巨大人流中去。也有人害怕受到当地居民的报复，自愿离开。因为逃亡的匆忙和沿途的损失，绝大部分人失去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带着饥饿和绝望来到了德国本土。能够活着进入德国本土并安顿下来已属侥幸，大约200万人死于逃亡途中。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成群结队的难民和为了逃避轰炸离开城市的上百万疏散者在公路上汇合在一起，犹如一群失魂落魄的乌合之众。东部难民的涌入使德国人口增加了23.6%，有780万难民进入了英国和美国占领区。这些逃到德国西部的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了本地居民的负担。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几个年头，不惜一切代价以求生存成为德国人生活中压倒一切的理念。因为缺衣少粮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寒冷和饥饿不断加剧着人们的痛苦，虚弱的人往往在夜里被冻死在床上。德国人自我嘲讽道，“因饥饿而干瘪的脸成了德国人的标志，四周都看不到一个胖子，我们快要退回到石器时代了”。战胜国并不准备让德国人维持体面的生活，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就说过，“德国人一天喝三次汤就够了”。一向心高气傲自视为优等民族的德国人，如今沦为占领军眼中的“下等人”，毫无尊严和保障可言。一些人不能忍受痛苦，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的丧失。买不起香烟的人跟在外国军人和外国游客身后捡他们扔掉的烟头，而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贴补家用。一切政治口号和文化信条此刻都变得空洞无力，麻木的德国人只能祈求熬过战后最艰难的这段岁月，顽强地活下去。
战争期间德国农民大量应征入伍，德国农业靠大量的外国劳工才得以维持。德国人的食品需求相当一部分依靠广大德国占领区的供应。战争后期，随着德国占领区的不断缩小，德国人的食品供应持续下降。在德国投降前，人均每天的食品供应已下降到1600卡路里。战争结束后，外国劳工纷纷被盟军遣返，德国的食物短缺问题立刻变得严重起来。易北河以东地区是德国一直以来的“面包篮子”。战争结束后，苏联停止从东德向西德输送粮食，更加剧了西德的食品危机。德国有限的食品被优先供应给军政府和占领军，普通德国民众只能领取少得可怜的食品配给。根据当时的医学评估，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补充3000卡路里的能量，才能满足每天8小时工作所需。1945年战争结束后的那个冬天，每个德国人每天得到的食物不足1000卡路里。后来当上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回忆道，“我们每天靠896卡路里的热量过活”。大城市的情况尤其糟糕，柏林出现了市民啃食青草和树皮的情况。一名作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死去动物的尸体也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骨头上的每块肉都被割下来扔到锅子里”。但是，这还不算最严峻的境况，此后生活水平持续恶化，更大的厄运等待着德国人民。1946年10月，从北极和西伯利亚入侵的寒潮开始席卷德国，到了1947年1月，温度骤然降至零下20度，德国迎来了20世纪最寒冷的冬天。在长达四个月的漫长冬季里，全德国死亡人数至少10万（这还不包括在战俘营死去的俘虏），冻伤、浮肿、患上软骨病、肺结核者达数百万。直到1948年下半年，德国开始接受“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援助后，食品短缺危机才得以缓解。
日常生活中的燃料短缺也使德国人民苦不堪言。鲁尔区的煤产量在1938年为1.37亿吨，到1945年只剩下0.355亿吨，相当于战前水平的1/4。英国军政府在德国投降后立即切断了鲁尔煤矿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实行计划生产。出于限制德国工业或战争赔偿的考虑，大量煤矿开采设备被拆卸运走。开采出来的煤的1/4被运到其他燃料和能源供应不足的欧洲国家。德国交通体系在战争中遭受的毁灭性破坏，也阻碍了煤炭的运输，成为制约工业生产恢复的瓶颈。而矿工们自身缺少足够的食物，也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所有这一切，不仅让德国的主妇为缺少烹饪的燃料犯愁，更使虚弱的德国人民在寒冷的冬季时刻面临死神的威胁。在1946年异常寒冷的冬季，西占区每户居民只得到当局配给的25公斤煤作为取暖之用，而在1944年这一配给量是500公斤。刺骨的寒冷使一切道德体系都变得摇摇欲坠，偷窃作为延续生计的一种手段已经广为德国人接受。面对德国普通群众的灾难，西德的天主教高级教士、科隆的约瑟夫·弗林斯（Josef Frings，1887—1978）红衣主教正式宣布，凡是在有煤的地方，偷煤都不再是罪孽。每当载煤的火车在有人居住的地区停下来时，大人小孩便蜂拥而上，像蝗虫饕餮庄稼一样把煤一抢而光。
德国人民还要忍受相当长时期的住房短缺。战争结束后，西德地区超过300万套公寓已被摧毁或无法居住。在英占区和美占区，战前公寓总计930万套，战后只剩下480万套可供居住，48%的公寓遭到摧毁或破坏。一栋在战前居住4个人的房屋，现在挤进了10个人。占领军大量征用了那些没有受到破坏的住宅，提供给军官居住。各种旅馆、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也被征用，作为士兵的住所。从东方逃亡来的几百万难民使居住情况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在轰炸中失去房屋的城市居民被迫挤进地下室或防空洞栖身，或在断壁残垣间搭起窝棚来抵御风雨。相对而言，农村或郊区的住宅损失要轻得多。战争结束时，农村居民不得不为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城市居民提供住所。由于缺少燃料、电力和建筑材料，加上交通体系的瘫痪，城市里建筑的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到1947年，战争结束两年后，人均居住面积仍然只有4平方米。甚至直到1949年联邦德国建立之时，依然平均有3.18个人分享一个卧室。因为过度拥挤的居住环境，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快速传播，加剧了人群中的非正常死亡。
战争造成了工业的衰退和金融体系的轰然倒塌。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大量发行纸币，使纸币数量猛增14倍。战后德国消费品的极端匮乏和帝国马克的贬值使黑市交易异常繁荣，进而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熟练技工在1946年每月能挣230马克，这只够在黑市上买一磅黄油。在当时的德国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个矿工每周能挣60马克，他养的一只母鸡每周能下5个蛋。矿工吃掉一个鸡蛋，用剩下的4个鸡蛋换到20支香烟，这些香烟在黑市等价于160马克。也就是说，一只母鸡创造的效益是一个辛苦劳作的矿工的3倍。黑市的存在激励了各种投机行为，打击了诚实劳动的人，降低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不愿为得到毫无价值的帝国马克而努力工作，只能在黑市上卖掉个人财产维持生计。人人都想囤积居奇，商店的货架却空空如也，没有一个店主愿意将货品换成帝国马克。城市里的居民被迫涌向农村，用财物交换农民的粮食，运气好的话，他们能够带回几磅土豆、鸡蛋、黄油或肉。农民在战后成了德国的新贵。同时，货币的严重贬值迫使人们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香烟代替帝国马克成为交易中的等价物。人们聚集在城市的火车站附近进行交易，价格都以几包几条香烟来计算。虽然黑市交易是占领当局明令禁止的，但农民和商人都乐意铤而走险，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盟国的占领军也参与到黑市中来，从中渔利，美国大兵用军队配给的香烟、罐头、咖啡换走了德国大量珍贵物品，例如珠宝、银器、迈森瓷器等。黑市交易从1945年持续到1948年的货币改革才告终结。虽然被称为“卷烟经济”的黑市交易充斥着肮脏和腐败，但德国人民依靠它才度过了战后最艰难的岁月。
自1871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崛起打破了近代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使欧洲传统的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谁控制了德国，谁就能控制欧洲的力量平衡”，进而在世界称霸。在二战中彻底战败后，整个德国都在沉默地等待战胜国的处置。但是，四个国家共同战胜德国、占领德国的事实，意味着对德国的改造必然存在多种设想，其中交织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为德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在二战期间，同盟国领导人在战后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上进行了多次讨论，唯恐再度出现一战后德国武装崛起的局面。从一战后的历史经验出发，盟国领导人在战后处置德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尽力削弱德国，彻底消除德国再度军事崛起的可能性。关于盟国领导人乃至欧洲人民对德国的仇恨情绪，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3年9月21日在议会下院发表的演讲很具代表性：“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1/4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在尽力削弱德国的前提下，美、苏、英、法四个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未来德国的设想方案差别很大，其中分歧还需各国领导人通过会谈进行磨合。早在1941年12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时就对战后德国版图作出了构想。为了确保战后苏联的长期安全，除了割让德国东部领土给波兰、将波兰整体向西移动之外，斯大林还提出，将德国一些地区分裂出来使其独立，例如莱茵兰或巴伐利亚。斯大林竭力强调战后安全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曾经指出：“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俄国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俄国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同期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给艾登的电报中表示：“付出巨大战争努力的首要目标在于防止德国的再度爆发。关键在于将普鲁士与德国南部分割开来，消灭普鲁士的形态。”虽然此刻纳粹德国的军事征服达到了巅峰，但同盟国领导人坚信胜利必将到来，分割德国已成为他们不可动摇的信念。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德黑兰会晤，共谋展开对法西斯德国的全面反攻，即著名的德黑兰会议（Teheran Konferenz）。此次会议除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外，还涉及了战后处置德国的设想。罗斯福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把基尔、汉堡两市和鲁尔、萨尔两个地区交给战后的联合国管制。丘吉尔认为“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要求彻底铲除德国军国主义的策源地普鲁士，将南部各邦脱离德国同奥地利和匈牙利成立一个“多瑙河联邦”。丘吉尔延续了英国近代以来的欧洲大陆均势外交思想，希望削弱德国、加强法国和波兰，再度恢复欧洲的均势。斯大林再度强调了战后德波边界问题，正式提出把寇松线（Curzon Linie）作为战后苏联与波兰分界线，波兰领土西移，以德国东部领土划给波兰作为补偿。他还提出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nigsberg）及其周边地区要由苏联占领。在斯大林看来，俄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在东欧的广阔平原地带，安全是用空间来表达的。将德国疆界尽可能地向西方推移，为苏联获得一个缓冲或保护地带，以防止未来侵略的最初冲击会直捣苏联领土。在处置德国问题上，斯大林赞同罗斯福的设想，反对丘吉尔“多瑙河联邦”，因为一个强大的由德意志民族组成的“多瑙河联邦”不符合苏联在东南欧的扩张利益。这个问题最终交由1943年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ische Beratende Kommission）处理，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拟订停火条件、筹备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事宜。
1944年随着苏联红军的全面反攻和“第二战场”的开辟，纳粹德国的军事溃败已成定局，盟国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对战后德国的处置方案。“欧洲咨询委员会”在1944年9月11日发布《关于对德管制机构》（überdas Kontrollsystem in Deutschland）方案，规定德国战败后将由盟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德国将按照1937年12月31日的疆界划分为三个面积相同的占领区分别由美国、苏联、英国占领，柏林将由盟国共同占领。1944年12月，委员会又决定从战后美国占领区中分出一块区域，由法国实施占领。
1945年初，德国法西斯濒临灭亡，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建立战后欧洲和平秩序，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首脑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成为讨论的热点。三国领导人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草拟的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和处置战败德国的总原则，并将其写入最后的会议公报：“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是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保证德国从此永远不能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决心把德国的全部武装力量解除武装并予以解散；永远解散曾一再图谋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德国总参谋部；没收或销毁德国全部军事装备；消灭或管制德国全部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工业；公正、迅速地惩处一切战争罪犯并对德寇造成的破坏索取实物赔偿；废除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与机关；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影响；并对德国采取其他为全世界未来的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措施。我们的宗旨不是要消灭德国人民，但只有根绝了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的生活和在国际交往中占一席之地的希望。”会议表决通过了“欧洲咨询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德国占领区和管理“大柏林”》和《关于对德管制机构》方案。雅尔塔会议为战后处置德国问题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命运。
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国达成了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的协议，但没有提出具体的瓜分建议。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一个由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任主席，美、苏驻英国大使任委员的“分割委员会”（Spaltungsrat），研究分割德国的事宜。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同盟国要通过何种形式的统治机构在战后德国行使最高权力。会议决定，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美、英、苏三国军队将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苏军占领德国东部，英军占领德国的西北部，美军占领德国的西南部。盟国将“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的行政管理和监督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国的总司令组成，地点设在柏林”。此外，三大国同意邀请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并作为第四个成员参加管制委员会，前提条件是法国占领区必须从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中划分出来。这一决议奠定了战后德国由四国分区占领的格局。
随着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投降，盟国占领军对德国的管制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最后一届纳粹政府——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1891—1980）政府很快被解散，邓尼茨及其政府成员于5月23日被逮捕。随着旧德国的解体，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开始对德国拥有无上主权。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1896—197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让·塔西尼（Jean de Lattrede Tassigny，1889—1952）组成的德国管制委员会（Allierter Kontrollrat）于6月5日在柏林宣告成立。军事司令官们在这一天签署了《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宣言》，即《四国宣言》（Vier-Mchte-Erklrung），以及“欧洲咨询委员会”较早起草的《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等三个文件。这些声明从法律上奠定了战后德国发展的基础，标志着盟国正式接管了德国的最高权力。至此，一个由四国军事司令官组成的、在德国拥有最高权力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建立起来，德国从最高领导到地方基层的全部公共权力都被盟国接管。1945年8月5日，占领国发布第一份公告，向德国人民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立，随后各占领区管制机构相继成立，四国军队都进入各自指定的占领区，包括大柏林地区。
按照1937年12月31日的边界，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美占区包括巴伐利亚、黑森、巴登符腾堡三州和供美军做港口用的不来梅，人口近1700万；英占区包括北莱茵-威斯特法仑、下萨克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堡，人口近2200万；法占区包括莱茵兰普法尔茨、南巴登-符腾堡和萨尔，人口约600万；苏占区包括萨克森、图林根、梅克伦堡-上波莫瑞、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勃兰登堡，人口约1730万。作为政治实体的普鲁士邦不复存在，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德国首都柏林因其特殊的政治意义，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辖。但是，柏林地处苏占区的中心，美英法要到达自己在柏林的辖区，就必须经过苏占区。苏联在一开始就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航空、铁路、公路路线进行了严格限制，这就给后来的“柏林危机”埋下了祸根。
在欧洲战争刚结束时，同盟国依然保持着战时精诚合作的精神。各大国都同意，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要由四个占领国共同研究处理，德国依然被看作一个政治经济整体，分区占领此刻并不意味着分裂德国。由四国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成为占领时期德国境内最高权力机构。该组织每月10日、20日和30日在柏林美占区的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集会，各国轮流担任主席一个月。管制委员会下设一个协调委员会作为辅助机构。协调委员会的任务是执行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并监督其执行，它由四个副军事总督组成，他们把全部时间用于管理德国，千头万绪一手掌握。协调委员会每周开会两次，为管制委员会准备议事日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管制办事机构，设有负责各种行政事务的12个管理局，即陆军管理局、海军管理局、空军管理局、政治管理局、运输管理局、经济管理局、财政管理局、赔偿管理局、交付与归还管理局、内务与交通管理局、法律管理局、战犯与难民管理局以及人力管理局。1945—1946年的冬季，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达到高峰，下属各种委员会超过了175个，职责重叠的现象突出。
事实上，管制委员会成立之初就面临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管制德国中央行政，但分区占领的现实却使中央行政名存实亡。每个占领区总司令都要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按照本国政府的指示行驶最高权力，只有当四个总司令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才能对涉及整个德国的事务共同负责。也就是说，每个占领国都可以使用否决权来阻挠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随着欧洲战事的结束，开始重建、确立战后欧洲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在美国看来，战胜德国之后压倒一切的首要世界性问题就是结束对日战争。美国军队在1942年以来的太平洋岛屿作战中伤亡惨重，日本军队的顽强作战使美国领导人坚信，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把苏联红军投入到可能伤亡惨重的对日决战中去。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1884—1972）、丘吉尔、斯大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晤，就战后欧洲安排做出最终决议。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建立欧洲新秩序和安排战后和平，其中重要问题之一是商定处置被占领德国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但是，各国领导人参与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杜鲁门承认他的首要目标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丘吉尔则急于遏制苏联在中欧和东欧势力的扩张，斯大林强调在保证苏联战后安全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从德国获取战争赔偿。战时建立的反法西斯同盟，此时看起来已不那么牢不可破了。
8月2日，三国首脑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会议公报》，统称《波茨坦协定》（Potsdamer Abkommen）。《波茨坦协定》决定了德国人民今后的命运，也奠定了战后世界结构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会谈的结果起初没有全部发表，会议结束后盟国管制委员会以公报形式发表了记录摘要。关于德国和欧洲问题，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未能就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任务设想达成一致，其决议只是泛泛地重申了合作和谅解的意愿。就此而言，这次会议预示了以后战时同盟的解体，显示了欧洲和德国开始走向分裂。
波茨坦会议对德国的处置是在《雅尔塔协定》（Abkommen von Yalta）的基础上进行的。会议重申要根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采取一切措施使德国永远不再威胁邻邦或世界和平。但是，会议明确宣称：“盟国无意消灭或奴役德国人民。盟国愿意给德国人民在民主及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其生活的机会。德国人民尚能不懈地努力以实现这一目的，则在适当时期，德国人民将能在世界自由与和平之人民中获得其地位。”为此，《柏林会议公报》中发布了“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为德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生活确立了指导方针。
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处置德国的政治原则”涉及军事、党派、教育、司法、行政等多个方面。（1）凡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党卫队、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参谋部门及各种机关，包括总参谋部、军事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的一切组织及所有其他军事与半军事机构，以及保持德国军事传统的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永远废除，以永远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2）一切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以及一切制造它们的专门设备，均由盟国处置或予以销毁。一切飞机、武器、军火及战争工具，均禁止保留与制造。（3）消灭纳粹党及其附属与监督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这类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活动或宣传。一切形成希特勒政权基础的或按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造成歧视的纳粹法律，应予废除。战争罪犯以及参加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而造成暴行或战争罪行的人物，必须逮捕法办。纳粹领袖、支持纳粹之有力人物、纳粹机构和组织中的高级官员、其他危害盟国占领及其目的者，均应逮捕和拘留。一切纳粹党徒，除仅在名义上参与该党活动者外，以及其他对盟国目的持敌对态度者，不得担任公职或半公职以及在重要私人企业中的负责职位。（4）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5）司法制度应按照民主、法律平等之原则，根据法律以及一切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享有平等权利的原则，予以改组。（6）德国行政事务的管理应以分散行政机构及增强地方责任感为原则。为达到这个目的：德国全国各地应按照民主原则，特别须经过选举委员会，在符合维护军事安全和军事占领目的的情况下，尽速恢复地方自治；整个德国的一切民主政党，应准予存在并得到鼓励，给予它们集会及公开讨论的权利；代表与选举的原则，在证明适用于地方自治时，应尽速在区、省和邦政府中推行；目前暂不设立任何德国中央政府。但某些急需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是财政、运输、交通、外贸和工业等方面，应予设立，以国务秘书为其首脑。这些部门将在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7）在考虑必须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言论、出版及宗教自由，宗教团体也将受到尊重。同样，在考虑必须维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将允许建立自由职业工会。
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涉及反垄断、金融、对外贸易、赔偿等多个方面。“为消灭德国作战潜力，武器、装备、战争工具以及各种类型的飞机和海船均须禁止和防止其生产。金属、化学产品、机器制造以及其他为作战直接需要的其他产品，其生产将受严格管制，以被核准的德国战后和平时期的需要为限。未被准许的工业部门所不需要的生产能力，将按照盟国赔偿委员会拟定的、并经有关政府批准的赔偿计划，予以拆迁，如不拆迁，则予摧毁。”“德国经济应尽可能在最短期间内予以分散，以消灭目前特别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垄断协定所形成的经济力量的过分集中。”“盟国必须对德国经济实行管制，但以达到下列各项需要的程度为限：（1）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与非军事化、赔偿与经核准的进出口计划；（2）保证所需的商品生产，保证服务供应，以满足德国境内占领军和迁入人口的需要，以及在德国保持一个不超过欧洲国家的平均的生活水平（欧洲国家指除英国和苏联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3）根据管制委员会的规定，确保各占领区间主要物品的平均分配，使在全德建立平衡的经济并减少进口的需要；（4）管制德国工业及一切经济和金融的国际转移，包括进出口在内，以防止德国发展战争潜力及达到上述其他各项目的；（5）管制一切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德国公私科研和实验机关及实验室等。”“德国支付赔偿时，应保留足够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不依靠国外的援助而生活。在制订德国的经济计划时，应拨出必要的资金，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现产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首先应用于偿付这种进口。”
波茨坦会议确立的“占领时期管制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是美、英、苏三大国就战后德国问题达成的最终协议，体现了将德国变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愿望。但是，各国都想使最终协议有利于自身利益，分歧在所难免，这导致以上“政治及经济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调和各方利益的抽象方案。例如，允许德国成立“民主的”政党，而对什么是民主的政党又没有说明。强调德国政治结构的分散化，不设立中央政府，却又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将战后德国推入一个政治与经济相扭曲背离的境地。这种语焉不详的决议，表面是因为各国分歧难以弥合，真正原因在于德国的政治经济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虽然波茨坦会议的各项记录都表明，德国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的，但美、英、苏三国领导人都发现，苏联和美英双方都无法把手伸到对方的势力范围中去。美英无力制止苏联对德国东部领土的瓜分，苏联也休想参加对鲁尔区的管制。各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各行其是，建立一套独立的行政机构，推行自己的制度，任何同时指向四个占领区的设想或方案都成了空中楼阁。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两种不同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碰撞的必然结果，德国无可避免地成为其牺牲品。不仅是德国，整个欧洲都遭遇了这种命运。正如斯大林在1944年就预言到：“这次战争非同以往。谁攻占一块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之于它。军队所到之处，各自建立自己的制度。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西方大国对东欧和苏占区的状况无可奈何，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2005）当时这样评述：“想同俄国人一道统治德国，那是痴心妄想……我们只有把我们这一部分德国，即由我们和英国人负责的那一部分德国引导成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如此令人满意，如此有保障和如此优越，以致东方对它无法加以危害。这是美国人的一项艰巨任务。这个任务是不可推脱的。我们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问题，而不是成立联合军政府之类实现不了的计划。”
除了“处置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波茨坦会议还讨论了德国战争赔偿问题、德国舰艇和商船处置办法、将柯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尽快审判纳粹战争罪犯、遣返东部地区德国居民等。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德国战争赔偿问题争论最为激烈。苏联在战争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战后急需赔偿来恢复经济，索取赔偿在战后苏联对德事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赔偿问题上，苏联比美国要敏感得多。为了打破赔偿问题的僵局及对抗苏联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James F.Byrnes，1882—1972）在7月23日与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Wjatscheslaw Molotow，1890—1986）的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分区赔偿”（Zonal Reparations）原则。他建议各大国在自己的占领区内索取赔偿，此外苏联还可以从西占区获得一定比例的工业设备作为赔偿。苏联还可以利用本占领区内的食物和煤来换取西占区的工业设备等物资。为了迫使苏联代表接受“分区赔偿”的原则，贝尔纳斯在7月31日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一揽子计划”，即把赔偿问题、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波兰进入联合国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只有苏联接受美国的赔偿方案（包括“分区赔偿”原则），美国政府才愿意在苏联关心的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和接纳波兰进入联合国问题上作出让步。苏联被迫同意了“分区赔偿”的原则。在最终的会议公报中，赔偿问题被列为独立一章做了详细规定。苏联同意由各占领区分别进行赔偿，但苏联仍可参与对西方占领区的索取，美英两国同意把西部拆迁的工业设备的10%作为赔偿交给苏联，另外的15%用来换取苏占区的工农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