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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政局发展和政府演变各有特点。联邦德国在多党议会制度下，执政力量多次变换，但主要是基督教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交替保持主导。重大政策时有改革和调整，但坚持了“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基本政策具有连续性。民主德国坚持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在此前提下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发展。但是，改革反复较大，未能克服体制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未能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
联邦德国从建国到1990年统一，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政局变化。从建国到60年代初，联盟党占据政坛优势，领导联邦政府，阿登纳长期担任总理，政治上保守倾向比较浓厚。此后变革呼声强化，中经“大联合政府”的过渡，到60年代末开始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十余年的联合执政，推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改革。而后保守主义回潮，80年代联盟党重新上台，执政直到统一之后。历届政府的政治倾向有异，政策时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是走了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或属中右，或属中左。激进左翼和极端右翼的主张，都遭到拒斥。
从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合称“联盟党”）就在联邦层次上执掌权柄。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历次大选，联盟党都取得优势。特别是在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议席，达到高峰。阿登纳连任总理，直到1963年。他是一位兼具基督教传统和自由主义的保守政治家，注重实际，强烈反共，也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他那种家长式的、具有权威主义特点的执政风格，遭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但在一个缺乏稳定和安全的国家，对于习惯于强势政府，尚未完全摆脱迷茫的民众，这种执政风格和权威又有产生的条件，甚至有某种必要性。
这是联邦德国内政外交的创制和奠基时期。当时百废待兴，复兴之路正长。人们对新的共和国能否巩固，疑虑颇深。联邦德国又背负历史重负，处在冷战夹缝中，没有国际地位，缺乏国际信任。在困难的条件下，阿登纳政府以非凡的努力，初步稳定和巩固了国内基本制度，重返了国际社会，造就了“经济奇迹”，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阿登纳以艾哈德主管经济，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政策实行之初，批评不绝于耳。1948年取消价格管制放开市场后，物价上涨，失业上升。工会举行罢工，社会民主党强烈抨击，美国占领当局责怪艾哈德改变盟国关于价格管制的指令。艾哈德坚持信念，认为如果后退，就会“再度恢复计划经济，通过国家管制和官僚主义的干预，把我们逐步导向极权主义”。不久，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初现繁荣，生产开始恢复和增长。然而直到1950年初，失业仍然严重。美国高级专员对艾哈德的政策表示强烈保留，阿登纳也疑虑重重。社会民主党要求艾哈德辞职。艾哈德仍是拒绝采取可能危及货币和物价稳定的干预措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经济受到刺激，帮了艾哈德的忙。然而又出现原料和能源进口大增，外贸逆差和煤炭供应紧张。如何应对？阿登纳主张限制进口。财政部建议征收特别消费税，以济投资之需。美国则要求采取管制措施，来保证军需生产。但艾哈德坚持只能用“符合市场”的方式干预，决不能让管制经济从后门溜进来。他主张逐步放开物价，控制货币与信贷，降低税收，并扩大对外贸易。不久，经济形势好转。1952年恢复贸易的自由化。1953年工业生产达到1936年水平的160%。失业下降了。外贸转亏为盈，结余逐渐积累。1958年实现了马克的国际自由兑换。“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得到广泛认可。50年代后期，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人加强了斗争，要求实行再分配。米勒阿尔马克认为，应该进入“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二阶段，实行“制度化的国内和国际景气政策以便从制度上保证充分就业和持续扩展”。但艾哈德仍然强调应坚持市场原则，反对政府广泛干预经济。
制定反对限制竞争的立法，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西方盟国的要求。艾哈德在主持双占区经济工作时，就着手制订相关的法案。最初的法案要求建立反卡特尔制度，禁止一切形态的“经济强权”，即所谓“禁止原则”（Verbotsprinzip）。阿登纳也赞成制订法律，实行反卡特尔政策。但是争论很大。德国经济界有建立卡特尔的传统，经济学界、政府一般也不特别排斥经济的集中和建立卡特尔。工业界以种种理由阻止反卡特尔法，至多只接受较为宽松的“滥用原则”（Missbrauchsprinzip）。鲁尔工业权势集团批评“美国佬指手划脚”。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BDI）通过决议，说反卡特尔法会削弱企业的首创精神，威胁社会市场经济等等。德国劳工组织负责人也认为，应当依法惩处滥用卡特尔的行径，而不应该禁止卡特尔。艾哈德也表示“不是要根本禁止卡特尔，在对政治经济全局有用和必要的情况下，将允许组成某些卡特尔”。反卡特尔法案起草后，反复修改，直到1957年才在联邦议院通过，名为《反对限制竞争法》。其基本内容是一般地禁止卡特尔和类似安排，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它在形式上保留了“禁止原则”，内容上则更多依据“滥用原则”，规定了不少的例外。所以被比作“瑞士干酪”，意即漏洞百出，不能真正阻止经济力量的集中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阿登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了1951年的《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Montan-Mitbestimmungsgesetz）和1952年的《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Betr VG，又称《企业委员会法》），为建立企业的“共同决定”制度，并形成劳资“社会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基本法》规定联邦共和国是“社会的国家”，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建立福利制度。阿登纳政府时期，在1950年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法律（《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战后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作为“均衡负担金”，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住宅建设，实行儿童补助、孕产妇保护、失业和事故保险等。1957年实行养老金改革，使之与职工收入的增长挂钩，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社会和财政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阿登纳时期，德国不少人对新制度还只是消极接受，许多人与纳粹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加之冷战激化，使得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再教育等让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阿登纳的“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是宽容与和解，对重要的纳粹分子要予以惩办，但对愿意接受新制度者，则给予出路，使其为新国家服务，况且各领域确实需要人才。1949年和1951年通过了赦免前纳粹分子的一般性罪行，允许其重新任职的法律。一批已被判刑的纳粹罪犯被减刑或提前释放。不少前纳粹官员和专业人士重新起用，甚至位居要津。如1950—1953年间新任命的部门领导成员中有60%曾是纳粹党员。外交部建立后，49名高级成员中有39名前纳粹党员。曾参与纳粹制定臭名昭著的1938年“纽伦堡法”，后被盟国列为战犯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1898—1973）自1953年起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达10年之久，成了阿登纳的得力助手。在重新武装的过程中，一批前国防军将校被重新起用。
不过，非纳粹化的成果并未被否定或取消。阿登纳是反法西斯的，他曾宣称决不允许以取消民主秩序为目标的极端现象抬头，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重演1933年的旧剧。他起用前纳粹分子，有过于宽容之嫌，但前提是这些人不得违反《基本法》，否则就可能重新面对整肃。在阿登纳政府的要求下，1952年联邦宪法法院取缔了纳粹残余组织“社会帝国党”。在建立联邦军队时，设立了由反纳粹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上校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在民主问题上的可靠性进行甄别，并否定了其中一部分人。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1957年联邦德国司法机关开始加强对战时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影响较大的如1958年在乌尔姆市（Ulm）进行的“行动队审判”（Einsatzgruppenproze）和1963—196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Auschwitzprozess）等。1958年，最高法院在巴符州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设立纳粹罪行侦查中心，该中心后来收集了逾百万件纳粹罪行的资料，对系统持续地调查清算纳粹罪行，发挥了有力的作用。从1960年起，联邦议院通过辩论，一再延长对纳粹罪行追诉的时效，直到1979年决定取消追诉时效的限制。这意味着对纳粹罪行可以永久追诉，直到罪行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同时，阿登纳政府奉行强烈反共的政策。在政府要求下，联邦宪法法院于1956年裁决德国共产党“违宪”，加以取缔。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1910—1989）声称：对极右和极左的组织都要按《基本法》规定，同样对待，不能对右派采取措施，却给共产党留有余地。
阿登纳通过对西方“一边倒”，于1955年恢复了主权，加入了北约。随后开始重建武装力量。由“总理特别代表”特奥多·布兰克（Theodor Anton Blank，1905—1972）领导的负责军事事务的“布兰克办公室”（A mt Blank）改组成国防部，负责建军工作。1956年10月改由基社盟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任国防部长，调整建军计划，稳步推进工作。在欧洲推进法德和解，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并在1963年与法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对苏联和东欧则奉行“实力政策”，极力孤立和打压民主德国。
阿登纳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巨大成功，但其浓厚的保守主义特点，宽容和重用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意见，均遭到左翼—自由派的诟病，认为温和的右派（联盟党和阿登纳政府）与极右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共和国还可能“再纳粹化”。其对外政策向西方一边倒，对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除了强硬，无所作为。阿登纳久任总理，家长式作风也逐渐令人不满。阿登纳所在的党内，矛盾也发展起来了。1961年夏天柏林危机，阿登纳政府面对柏林墙，无所作为，受到批评。时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回忆：“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的德国政策不仅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气候突变：反对阿登纳，反对联邦政府，反对联盟党。”在1961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比1957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均显著上升。联盟党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意向，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但后者提出条件，要求放弃对苏东的僵硬政策，并由艾哈德出任总理。最后，阿登纳仍然担任总理，但1962年10月发生《明镜》（Der Spiegel）事件，再次冲击阿登纳政府。舆论和反对党抨击政府滥用权力，触犯新闻自由。执政党内也传出批评之声。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与事件有关，被迫辞职。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不满，宣布退出政府。阿登纳只好重组政府，最后在1963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由艾哈德继任。艾哈德在声明中宣称，将实行“中庸和谅解的政策”。1965年9月联邦大选后，联盟党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艾哈德继续担任联邦总理。
艾哈德任总理期间，根据其一贯信念，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着力减少政府干预，强调自由意味着责任，社会立法应使人们免于风险，但不应使他们免于竞争。他反对由政府出钱搞更多的社会项目，而是搞私有化，让更多人拥有财产。但他的构想受到工业界、工会、各利益集团等方方面面的掣阻。在他总理任期内唯一重要的私有化是1965年分散了大公司“费巴”（Veba）的股份，同年通过了鼓励低收入者持有股份和积累资金的法律。1963年经济向好，不少人（包括联盟党内）主张扩大福利，得到艾哈德支持。1965年是大选年，政府又为大选“送礼”，为退休人员、农民、母亲、儿童等开支数十亿马克。1965年上半年联邦议院通过了56项开支法案，其中3/4由政府提出，又对中低收入家庭减税。一增一减，联邦预算出现赤字。而经济增长却在1965年下半年放缓。1966年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为货币改革以来最低。通货膨胀有所加剧，1965年和1966年的通胀率分别为3.1%和3.7%。实际上，此次经济衰退并不严重，在所谓的危机高峰期，工业销售总额还比上一年增加3%，出口也比上一年增加12.6%。1966年10月底失业人数14.6万，而空置的就业岗位却有43.6万个。但是，在“经济奇迹”之后出现衰退和通货膨胀，却构成一种心理冲击，人们担心重演1920年代的恶性通胀或1930年代的大衰退。许多人主张加强政府干预来促进增长和就业。但艾哈德还是老办法：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削减开支，限制福利和补助，发挥市场作用。于是有了“艾哈德衰退”之说。艾哈德和联盟党的民众支持率迅速跌落，1966年联盟党在北威州的竞选中失利。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10月间，政府内部围绕1967年预算和长期财政措施发生分歧。艾哈德主张减支增税，平衡预算，遭到反对。自由民主党退出政府。联盟党内的政见和权力斗争也加剧起来。12月，艾哈德下台。
联盟党支持率的下降和政府的危机，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机遇。该党自1959年宣布成为“人民党”以后，选举成就逐步上升。艾哈德下台后，联盟党推出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Georg Kiesinger，1904—1988）出任总理，同时希望与社会民主党合作。于是，组成了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Groe Koalition），社会民主党的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基辛格称“大联合”的组成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联盟党首次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也是后者自战后以来——实际上是自1930年以来——首次参加中央政府执政。但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尤其是与一位前纳粹官员（指基辛格）合作，两党联合又使朝野力量严重失衡，故而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有人说纳粹垮台仅20余年，一名前纳粹官员竟成了联邦总理，这是“一种侮辱”，“大联合”是“灾难性的婚姻”。没有了真正的反对派，非常可能走向专制国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联邦德国报刊上撰文，质疑“联邦共和国滑向何处”？面对质疑，基辛格声明：“大联合”在联邦议会拥有超过2/3多数的席位，人们对它抱有期待，希望它能够处理困难的任务。鉴于人们担心反对党太小可能蕴含的危险，他承诺将以一切努力，防止那种危险，保证让反对党有一切机会表达意见。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大联合”将只维持到本届任期结束时为止。
经济问题，即克服“艾哈德衰退”，成为“大联合政府”的首要课题。基辛格在政策声明中提出要整顿财政秩序，平衡预算，确保经济增长和货币稳定。“大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社民党人席勒与财政部长、基社盟的施特劳斯合作，采取措施减少国家消费和增加收入，设法填补1967年预算的缺口。增加对铁路、公路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刺激增长。最重要的措施是1967年6月通过《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提出经济的四大目标，所谓“魔法四角”（“Magisches Viereck”），即促进价格稳定（通胀率不超过1%）、较高水平的就业（失业率不超过0.8%）、对外经济平衡和稳定而足够的经济增长（年增长4%）。具体措施有四：（1）联邦政府每年提出报告，在多年度（五年）经济目标范围内确定下一年度的经济和财政目标和政策，每两年提出一次补充报告，为中央和地方以及劳资的“协调行动”制定目标数据。（2）联邦和各州要编制前瞻性的多年度财政收支计划。（3）加强联邦、州和地方当局的相关政策协调。（4）采取新的短期措施，以影响私人需求和公共投资。这些措施，加强了联邦在财政方面进行协调和干预的权力，以改变各级政府各自为政的状况。为此建立“协调行动”机制，由政府、联邦银行、工会和企业主组织的代表以及经济专家组成，定期在经济部主持下召开“协调行动会议”，提出“带有方向性的数据”，理性磋商，并转化为各方的“协调行动”。此后，经济状况得到改善。1968年和196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8%，失业率下降到1%以下。通货膨胀率在1968年降低到1.5%。
大联合政府面对的另一大问题是“新左派”（Die Neue Linke）的抗议浪潮。联邦德国建国以来保守派当权，政治社会生活比较沉闷，受到左翼—自由派的批评。进入60年代，在战后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人开始登上舞台，形成了新的所谓“青年文化”，并走向“政治化”。一系列事件推动了这种变化：1962年6月在慕尼黑的施瓦宾（Schwabing）骚乱中警察的行动，同年10月的《明镜》事件，大学现行体制弊端的暴露，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美国等国家“新左派”的兴起等。联邦德国不时出现抗议美国侵越战争、要求国内改革的学生运动。“大联合”政府成立和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积极制定《紧急状态法》（Notst and gesetze），极右的“国家民主党”抬头等，推动抗议运动走向高潮。人们认为，联邦共和国面临着危险，有效的反对派只能来自议会外，即“议会外反对派”（Au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APO）。它来自不同党派和信仰、不同职业和阶层，以年轻人居多。激进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SDS）成为抗议运动的先锋。抗议者在各地举行集会游行，宣称“民主面临紧急状态”，抨击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也抗议“一切反动派”，包括本国的当权者和政府。官方采取警察行动，更激化了矛盾。1967年6月伊朗巴列维国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访问西柏林，遭到大规模的抗议。其间大学生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1940—1967）被警察枪杀，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国家正在向右转，是专制主义，甚至是法西斯在掌权。1968年4月，SDS的学生领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1940—1979）遭右翼青年枪击受伤，再次激起抗议狂潮。接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形成高潮，该法被认为是要反对“劳动人民的社会利益”和“压制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派”，它“把《基本法》扔进了垃圾堆”，将导致独裁专制。总理基辛格更是饱受攻击。学生抗议活动得到一些左翼—自由派人士的同情或声援，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伯尔（Heinrich Bll，1917—1985）、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等学者、作家。激进作家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抨击《紧急状态法》就像威廉四世“士兵是对付民主派的唯一方法”的话一样，而这是因为“少数人的统治，资本的统治，再也不能用其他方法维持了”。他号召人们“在德国造成法国那样的形势”。这场强大的议会外抗议运动，后来被称为“68年运动”。
不过“议会外反对派”过激的主张和行为，并没有得到多数人，包括一些对他们有所同情的左翼—自由派人士的支持。如哈贝马斯告诫他们应限于“抗议权”范围，不要变成“左派法西斯主义”。保守派包括保守的媒体，则对抗议运动多加指责。总理基辛格指责“极左势力”“旨在破坏议会民主秩序”。内政部长本达（Ernst Benda，1925—2009）主张对SDS加以取缔。警方加强对抗议活动的监控和镇压。仅1968年4月的“复活节示威”期间，就动用警力2万余人，包括警察、抗议者和旁观者在内逾400人受伤，2人死亡。事后内政部长证实正在对827人进行调查。仅柏林就有389人被捕，多数是年轻人。联邦议院不顾议会外的抗议，于1968年5月通过了《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在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争情况下，为保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可以限制基本的宪法权利。联盟党和保守派认为这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也支持了该法（有少数社会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同时勃兰特宣布将反对任何滥用这个法律的企图。随着反对《紧急状态法》的斗争失败，随后社会民主党上台，许诺进行改革，“议会外反对派”分化瓦解，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不久解散。
“新左派”的抗议运动很快退潮，但冲击了保守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形成了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反保守的气氛”。不少年轻人和左翼—自由派人士支持社会民主党执政，推行改革。自由民主党也开始转向，在1969年3月支持海涅曼（曾任阿登纳的内政部长，后加入社会民主党）当选联邦总统。社会民主党打出扩大民主，推行改革的旗帜，吸引选民。在1969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获得42.7%的选票。尽管党内有人仍主张与联盟党搞“大联合”，但以勃兰特为首的领导层已提升了对“执政能力”的信心，同时也担心重新引发抗议浪潮。于是决定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被称为“小联合”。勃兰特任总理，自由民主党的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1919—）任副总理兼外长。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45.9%的选票，再度组阁。但不久，勃兰特的秘书冈特·纪尧姆（Günter Guillaume，1927—1995）被发现是民主德国特工，于1974年4月被捕。此事引起轰动，反对派乘机攻击，勃兰特于5月辞去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副总理兼外长则换成自由民主党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1927—2016）。到1976年联邦大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革的成就，提出“继续创建德国模式”，获42.6%的选票。1980年又在选举中获得42.9%的选票。施密特蝉联总理，根舍继续任外长。
社会民主党以“改革党”面貌执政。勃兰特宣称将秉持“连续性和革新”的精神，“敢于尝试更多的民主”。他认为年轻人抗议运动中提出的一些批评并非纯属无稽之谈，而是反映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勃兰特政府上台后，密集出台措施，开始了一个社会民主取向的“改革时期”。
在政治上把选举权的年龄由21岁降低到18岁，使更多人获得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对战后成长的年轻人广泛参与政治要求的回应，也有利于扩大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
改革高等教育。勃兰特曾说，他的政府把教育的规划放在“改革的首位”，要求根据《基本法》，给予一切公民以发挥其个性的同样机会。1969—1970年修改《基本法》，将高等教育列为联邦与州的“共同任务”，加强统一和协调。1976年的《高教框架立法》规定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就大学结构、招生、教学和研究单位的机制改革、教学大纲、综合大学规划等制定了具体方针和措施。这类改革部分地回应了学生运动的要求，扩大了教育与学术领域的自由讨论空间，扩充了高等教育体系，增加了教育投入，加强了对寒门学子的资助。
修订了关于婚姻和家庭的法律，更好地保障妇女的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取消了一些不利于女性的规定（如废除妻子不经丈夫许可不得外出就业的法律）。其间也有尖锐的争论，涉及未婚同居、堕胎权、同性恋权利等。当时妇女争取堕胎自由的斗争高涨，1974年联邦议会通过法案，修改刑法第218条，允许妇女在妊娠12周内，根据有资质的医生建议，可以堕胎。但新法案遭到天主教会、联盟党和巴伐利亚等州的强烈反对，并被宪法法院裁决为“违宪”。此后又经过修改，于1976年通过，规定除特殊情况（医疗、伦理和社会原因）外，不许堕胎。要求堕胎者，必须经过严格而复杂的程序。
加强了社会福利网的建设。1969—1975年，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24%上升到33%。1972—1974年三年中，养老金提高了44%，扣除物价因素，其实际购买力提升了19%。对贫困学生提供资助。为职业培训和再培训提供补助。1974年政府提出“劳动人道主义化行动纲领”，加强对劳工的保护。1976年竞选时，社会民主党列举其改善社会保障方面的成就：实行弹性退休年龄、企业养老金的保障、独立经营者的养老保险、农民法定的医疗保险、新的青年劳动保护法、子女补助金的新调整、提高战争受害者的抚恤金、帮助残疾人的新措施等。1976年编制了《社会法典》（Sozialgesetzbuch），指出社会立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系统阐述了“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明确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一系列立法和措施出台，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经济领域，一是修订1957年通过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修订该法的准备工作开始于“大联合政府”时期。到1973年，联邦议院通过了修订后的法案。1976年和1980年又进行了新的修订。主要是补充了某些新的规定，把一些条款明晰化，完善相关制度和手段。如1980年的修订，绝对禁止某些特别大型的合并（各方销售总额超过120亿马克，或参与兼并的部分销售总额超过20亿马克）。二是制定新的《企业组织法》（1972年）和新的《共同决定法》（1976年），将“共决”制度推行到更多的企业。三是开始重视环境保护。6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提出“鲁尔的蓝天”口号以争取选民，但环保真正引起重视是在70年代。1970年联邦政府发布了环境保护紧急纲领，1971年制定第一个环境计划，并制定一批环保立法，如1972年《废物处理法》（Abfallbeseitigungsgesetz）和《联邦排放保护法》（Bundesimissionsschutzgesetz），1976年《废水法》（Abwasserabgabengesetz）和《联邦自然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并将“环境污染”列入刑法。在机构方面，1972年成立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achverstndigenratfür Umweltfragen），1974年又成立联邦环保局（Umweltbundesamt）。增加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按当年价格计算，1975年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投资）总额为134.2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77.4亿马克；1982年总额达到220亿马克，其中国家开支118.39亿马克。政府为应对能源危机，还开始大力发展核能发电，但其伴随的环境风险却引起了争论和批评。
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之际，“68年运动”走向衰退。社会民主党许诺改革，使许多抗议运动的同情者转向了社会民主党。参加或经历过学生运动的人（后来称为“68一代”）开始走上社会，进入职场，也发生了分化。有的进行所谓“通过体制的长征”，即进入政府机关或教育、社会、法律等机构，或现存政党，表达诉求和施加影响。一些人进行了反思，转变观点，融入现实。但激进左派仍然存在，据内政部1971年报告，有约250个激进左派团体（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以及约130个“正统的”共产党团体，两者共有16万余名成员。更严重的问题，是极端左派的武装暴恐活动。巴德尔（Andreas Bernd Baader，1943—1977）、恩斯林（Gudrun Ensslin，1940—1977）、迈因霍夫（Ulrik Meinhof，1934—1976）等一批人（“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决心武装起来进行“城市游击战”，在资本主义心脏取得“革命的突破”。他（她）们于1970年宣布成立“红军”，故称为“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RAF）。他们抢劫银行、袭击警局、进行爆炸、绑架和暗杀等，矛头指向政、经界的头面人物和驻德美军基地。据统计，1970—1978年，发生了10起纵火案，25起爆炸袭击，35家银行遭劫，导致28人身亡，107人死里逃生，93人受伤，162人被扣为人质。1977年其暴恐活动达到高峰，在几个月中，相继有联邦大检察官布巴克（Sigfried Buback，1920—1977）、德累斯顿银行总裁庞托（Jürgen Ponto，1923—1977）、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1915—1977）等高层人物及其随员遭到“红军派”的绑架和杀害。10月，一批暴恐分子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兰茨胡特”（Landshut）号飞机劫持到非洲的摩加迪沙（Mogadischu），以要挟政府释放在狱中的“红军派”头目。一时人心惶惶，形成所谓“德国之秋”。如何对待激进和极端力量，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社会民主党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和极端的主张和行为。同时为应对保守派对“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itik）的攻击（他们说“社会主义者”与苏联勾结），也需要表现出对激进和极端分子的坚定态度。勃兰特告诉内阁，要采取强硬政策来反对左的和右的激进分子。政府加强了对激进活动的监控打压。1972年勃兰特和各州总理签署《反激进分子令》，不许参加旨在反对《基本法》的组织或活动的人担任公职。此法涉及约350万公职人员，上百万人受到忠诚审查。许多申请者被拒绝录用，或在职者被解职或纪律处分。在联盟党执政的州更为严厉。1975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指出，必须确保公务员申请人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是否具有这种忠诚“可以取决于其以前的活动”。这使得不仅参加“违宪的”（verfassungswidrig）组织，而且即使参加仍然合法但被认为是“反宪法的”（verfassungsfeindlich）的组织，也可能作为不得担任公职的理由。例如“新德共”本是合法政党，其成员却被视为“激进分子”，或在申请加入公务员队伍时遭到拒绝，或被取消已有的公务员资格。
对武装的暴恐活动则严加镇压。1971年内政部宣布“红军派”为“头号公敌”，对其进行大搜捕。1972年逮捕了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等“红军派”头目，后来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但是“红军派”活动仍在继续。1977年秋绑架施莱尔和劫持“兰茨胡特号”发生后，警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施密特政府果断派出武装突击队，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飞机及人质。巴德尔、恩斯林等人获救无望，在狱中自杀。为防范暴恐活动，政府制定了更严厉的法律，采取了更周密的措施，如1974年允许法官如果怀疑辩护律师参加或帮助正在受调查的犯罪行动，则可禁止该律师出庭。1976年允许警察没收“颠覆性”书籍，逮捕激进的书店老板，取消电视台的“煽动性”节目等。1977年禁止在狱中的“红军派”首领彼此间的任何接触，也不许与律师交谈，以防其串通遥控狱外的恐怖分子。1978年授权警察在一些公共场合进行盘查和监控，对不能证实身份者可临时拘押。
暴恐活动的频繁，法律条款的加重，反恐行动中出现过火行为等，一度造成近乎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氛围，也引起激烈的辩论。左翼—自由派担心过火的镇压不仅不能保障“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有人批评《反激进分子令》以反激进分子之名，行打压左派之实。1973年一批知识界人士签署声明，说对“议会外反对派”的压制“已发展成对整个左派的政治追捕体系”。对高校的监管愈加严厉，书籍和杂志被没收，左翼出版社受到干扰，记者和编辑遭到处罚。著名作家伯尔批评《反激进分子令》是“可耻和伪善”，是民主社会“有意识的自杀”，呼吁将“红军派”纳入政治进程。1975年发生对核科学家特劳贝（Klaus Traube，1928—）进行非法窃听的事件，因为警方怀疑他与恐怖分子有染，但结果证实他是无辜的。此事被《明镜》披露，一时哗然。1978年，《明星》（Der Stern）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安全措施危害公民自由的文章。而保守派则主张严厉政策，批评政府心慈手软，并说这是“无政府状态与秩序”“社会主义与自由”和“基督教与无神论”的斗争。到70年代末，人们感到对颠覆活动的恐惧言过其实了，相反有一股保守主义正借口国家安全而回潮。而力主严打政策的巴符州州长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1913—2007）的纳粹历史被揭露，也使主张严打和批评“同情者”调门最高的人声誉扫地。官方在一些方面的措施有所缓和。
在官方严打“左”的极端分子之际，极右分子和新纳粹却沉渣泛起。70年代联邦德国曾出现两次所谓“希特勒浪潮”，如美化希特勒等。新纳粹等极右团体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宣传种族主义和排外。1979年总理府授权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调查，发现“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日子更好过”的说法时有所闻。1980年在慕尼黑“10月节”（Oktoberfest，通称啤酒节）期间，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爆炸事件，致13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这类极右势力的活动也遭到官方的监控和打压。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是经济方面的多事之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汇率动荡，能源危机，经济“滞胀”。政府在1970年和1973年实行了两个“稳定计划”，应对“滞胀”，效果有限。许多改革都以增加开支为前提，但经济衰退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力不从心。勃兰特承认，当时没有弄清楚改革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1973年施密特任财政部长，发现许多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全无概念”。到他在1974年任总理时，“改革欣快情绪”已经退潮。施密特作为务实派，其政策基调是“连续性和集中力量”，即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资金的改革项目。有人批评他“向右转”，他的态度是关心所面对的危机，不要沉溺于“未来主义的幻想”。他面对的是经济衰退，1974—1975年间，工业生产缩减了12.3%，固定资本投资不振，出口减少了9%，失业率从1%上升到5.2%，1975年经济出现负增长。为克服衰退，1974年12月联邦政府拟定一项反周期计划，准备斥资100亿马克，其中约70亿—80亿用于支持私人投资，约6亿用于减少失业，约11亿用于公共合同。财政部长阿佩尔（Hans Apel，1932—）表示，财政政策要有“负债的勇气”，为推动经济复苏作出贡献。此后陆续出台措施，如1975年1月的综合财政改革（减税和增加家庭补助）、1975年8月为补偿需求疲软的追加支持计划等。1977年联邦政府通过总额为160亿马克的“未来投资计划”（Zukunftsinvestitionsprogramm/ZIP）（后增至200亿马克），着眼于为期四年（1977—1980）的长远规划，以改善运输系统、提供高效和生态的能源、供水、环境保护以及职业培训。此外还实行各种税收优惠等措施。从总体上看，70年代晚期的政府调控越来越侧重于供应方面，如降低税收和利率，控制社会开支和工资成本，以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和就业。然而，1980—1982年又出现经济衰退，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许诺，吸引了要求改革的年轻人，其党员人数由1968年73万余人增加到1974年的99万余人，“青年社会党人”则由15万增加到35万。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首次超过了联盟党。但是不久，一些改革遭遇阻力，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反激进分子令》等）引起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气下降。其在1976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在1980年选举中得票率只略有上升。此时政府又遭到新的批评。1979年北约的“双轨决议”（Doppelbeschluss/Two-Track Decision）在联邦德国激起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1980年，反核和平运动发表《克雷费尔德呼吁书》（Krefelder Appell），说“双轨决议”将欧洲置于“无法承受的危险之中”，要求政府拒绝在中欧部署新的美国中程导弹。在呼吁书上签名者在半年内达到80万。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则签署《比勒费尔德呼吁书》（Bielefeld Appell）与之呼应。1981年10月“向波恩进军”的反核示威有近30万人参加。
最终导致施密特政府下台的，是经济—财政与社会政策问题。经济衰退，政府政策陷入两难。“敢于负债”的反周期政策，使财政赤字剧增，债台高筑。据官方数据，国家（联邦、州和乡镇）每年预算赤字率在1962—1969年间一般不到10%（唯1967年为12%）；70年代迅速上升，从1975年起历年都超过30%，其中1975年高达63.8%，1981年更高达75%。国家年度债务总额到1969年时，最高年份为1179亿马克；但1975年达到2520亿马克，1981年达5406亿马克。1970—1974年，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1年则高达4.9%。同样年份中公共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则由18.8%上升到35.3%。投资不振是一大问题。联邦德国的投资年均增长率在50年代上半期是12.8%，此后逐渐下降，1974—1983年私营部门的投资年均增长率不到2%。失业人数在70年代中期（1975—1976）连破百万。1981年失业者达127万，1982年达到183万，连创建国以来的新高。施密特曾在1982年承认经济方面的困难：福利开支剧增，导致税负大增。税收不敷使用就靠借贷，联邦、州和市镇的借贷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飚升。福利开支占用了资金，加剧了投资的困难，也无助于增加就业。
于是，围绕经济—财政及社会政策的分歧激化起来。自由民主党主张减税以鼓励投资，促进增长和就业，减少福利以削减赤字，反对在增长疲软之际继续实行再分配和改革政策。副总理根舍提出：“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展开原则争论，实行“转向”。1982年9月，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1926—2009）提出基于市场原则的应对财政、经济和失业问题的方案，并说如果坚持那些国家负担不起的计划，会进一步恶化经济，并鼓励以占有为目的的再分配，“最终酿成政治制度的危机”。这一方案遭到施密特的拒绝。于是，自由民主党宣布退出政府。联盟党乘机与自由民主党达成协议，在联邦议院提出对施密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下台。
施密特下台后，1982年10月基民盟的赫尔穆特·科尔就任总理，组成了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联合政府，根舍仍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3年1月联邦议院解散，提前举行第10届大选。联盟党获得48.8%的选票，自由民主党获7%的选票。科尔继续担任联邦总理，仍由根舍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科尔政府上台之初，正值司法机关调查大公司向政党非法捐款事件（“弗利克丑闻”），一批高官涉嫌卷入，其中有科尔政府的经济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拉姆斯多夫，联邦议院议长、基民盟的雷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1924—2006）等。科尔本人也涉嫌在接受调查时说谎。1987年，拉姆斯多夫等人被法院宣布无罪，但被处罚款。科尔政府经受了这场冲击。1987年1月联邦议院大选，联盟党再次获胜，仍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科尔蝉联总理。
科尔称其政府为“中间派联合”（Koalition der Mitte），作为基民盟的总理，要奉行阿登纳、艾哈德和基辛格三位总理所主张的方针。1982年10月科尔就任伊始，在施政演说中宣布了四点紧急纲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确保社会福利制度；对外国人实行人道政策；更新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础。特别要创造和保护就业，首先要鼓励投资。要使经济摆脱由国家造成的不必要负担或官僚干预，公共预算要把重心由消费转向长远的用途。他在1983年的基民盟党代会上指出：“我国人民不希望更多的国家干预，而是希望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要把这个由官僚主义者统治的国家重新变为依靠公民的国家。”科尔政府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强化市场力量，削减公共开支，加强私人资本，回到更为正统的“社会市场经济”。科尔政府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求达到经济持续适度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等四大目标。具体的措施有：（1）大力整顿财政，削减赤字，压缩政府开支。（2）鼓励私人和公共投资的积极性，改革税收（减税），调整国家提供补贴等政策，改善企业赢利机会，遏制企业倒闭浪潮，鼓励和支持建立中小企业，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的发展。（3）调整社会福利政策，把公共预算的重心从消费转向面向未来的用途，既要保持社会安全网络，又要限制社会开支的增长。（4）同失业作斗争，除鼓励投资以创造就业外，还要加强就业培训，鼓励提前退休等。
经过努力，财政状况得到改善：1982年赤字75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4%，1984年下降到338亿马克，占GNP的1.9%，1985年又下降到200亿马克，占GNP的1%。从1986年起再次上升，1987年达到380亿马克，占GNP的2%，但财政赤字迅猛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为鼓励投资，1984年公布《减税法》，1986年开始第一阶段，减税110亿马克；1988年进入第二阶段，减税140亿马克；到1990年减税总额达250亿马克。此外，政府还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资助。为了既鼓励投资又兼顾物价，联邦银行降低贴现率和利率，同时控制货币量的增长。1982年联邦银行的货币增长量约6%，1985—1986年则为3%—5%。在遏制福利开支增长方面也采取了措施。1983年还暂停增加工资。经过努力，经济出现“低速、稳定和持续的增长”。1988年、1989年和1990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3.7%、4.2%和5.5%。而消费物价上涨率则由1982年5.2%，逐年下降到1985—1990年间的2.8%以下，其中1986年为-0.1%，1987年为0.2%。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跃居世界榜首。国际收支扭转了施密特政府末期的逆差状态。1982年实现全年顺差86.6亿马克。其后连年增加，1989年高达1346.9亿马克。黄金外汇储备也继续增加。经济领域的成效，提高了科尔本人的声誉和人们对科尔政府的信心。
科尔政府期间，严重的环境和核安全问题接连发生，如酸雨导致森林枯死、莱茵河和美因河化学污染、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引起民众的关切和恐慌。反核和平运动正掀起高潮。绿党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都进入联邦议院，反映了人们对环境安全的关注。特别是切尔诺贝利事件后，人们批评科尔政府信息不灵，行动不力。许多人反对建设新的核电站，并要求关闭已有的核电站。因此，尽管环境保护与促进增长存在矛盾，科尔政府还是在以前社会民主党政府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环保工作。制定联邦排放法，加强对环境的监测，建立了联邦环境部——全称“环境、自然保护和核电站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U m welt，Naturschutz und Reaktorensicherheit）。用于环境保护的开支（包括经常性开支和环境保护投资）继续增加，1983年为222.6亿马克，1988年达到322.5亿马克。其中，国家承担的部分保持在一半左右。通过努力，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由1982年200万吨，减少到1988年的70万吨；铅排放量由1982年约7000吨，减少到1988年的2000吨；从1982年到1988年，轻燃油和柴油的含硫量降低了1/3。由洗涤剂流入表面水体的磷大幅度减少。全国用于早期发现放射性射线的测量站由1982年的50个增加到1989年的1800个。
不过，科尔政府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如煤钢工业结构性调整仍然任重道远；通讯和信息技术投资仍然与美、日相形见绌；劳动成本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瑞士）；能源、通讯和交通运输费用较高。1985年财政部的材料指出，快速上升的国债是近年来经济发展不利的主要原因，1983—1987年，仅联邦债务就增加了29%。这与国家继续以大量补贴来帮助经济调整，又要维持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尤其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一系列措施，未能达到目标。“青年失业”成为1983年5月基民盟大会的中心议题。政府扶持中小企业，以创造就业岗位。政府还向公司提供财政援助，以保住工作岗位。1984年制定法律，允许30万老年职工提前在58岁退休，条件是必须补充新职工。用于资助失业培训和再就业的开支增加。年轻人的失业率在一段时期中有所下降。然而每年的总失业人数仍超过200万。1985年高达230余万。失业率在9%左右，创历史新高。这与周期性危机、新技术革命、结构调整和转型有关。从1978年到1985年，仅萨尔钢铁工业雇用人数就由2.2万人减少到1.25万人。1987年工会同意煤炭和钢铁业未来几年内再裁减几万个工作岗位。1974—1984年，纺织机器制造业经改造和“合理化”，就业人员由约6万减少到3.8万。1976—1982年，纺织工业削减了7万工人。
同时，科尔政府改革福利制度，增加某些方面的福利开支，如国家用于职业培训和恢复工作能力，用于就业措施和老年雇员工资税补贴的开支1982年为69亿马克，1988年达到153亿马克。1982年失业者可领取12个月失业金，1988年则最多可领取32个月失业金。但总的福利开支增长速度则有所遏制。如福利预算由1982年的5250亿马克增至1988年的6600亿马克，每人每年享受的福利1982年为8524马克，1988年达到10740马克。增长速度显然低于70年代。同时，尽管雇员的实际收入在某些年份有所增长（与通货膨胀降低有关），但社会贫富差别总体有所加剧。全国雇员人数由1982年的2240万增加到1989年的2310万，其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从1982年的73.8%下降到1989年的67.1%。与前一时期明显不同的是，雇员实际收入的增长明显低于企业家收入的增长，两者间形成逐渐扩大的“剪刀差”。
科尔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左翼—自由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批评政府强调市场和限制福利开支，没有保障工人的工作岗位，雇员实际收入下降，出现了“新的贫困”“社会冷酷”和“强权社会”等。另一派意见则认为“转向”还不到位，如批评科尔政府的社会政策没有改变基本结构，“不相信市场力量”，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大公司和银行要求进一步解除管控，大力削减公司税，以促进投资和增长。有人甚至提出所谓“第二次转向”。科尔政府面对复杂形势，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其政策“转向”没有形成像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那样强劲的“新自由主义”回潮。
科尔政府时期，极端分子的活动并未绝迹。极右派如以库南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行动阵线”改头换面进行活动，原“社会帝国党”头目雷默拼凑起“德国自由运动”。极右的“德国国家民主党”、自称“新右派”的“共和党”也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选票。1989年“共和党”在柏林市议院选举中获得7.5%的选票。主要由第三代“红军派”分子进行的暴恐活动仍不时发生，针对政治、经济界要人、驻德美军基地和北约机构和人员，在8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小高潮。官方对“红军派”的追捕一直未停。直到1990年，内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1942—）仍然宣称“红军派”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民主德国建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中出现了政策失误，导致了新的问题，并引发1953年“东柏林事件”。这次事件平息后，政府注意避免过于激进的工作方式，并根据现实情况对政治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与改革。但是，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一直是成就与问题并存。到昂纳克时期，体制趋于僵化，经济发展逐渐失去活力。
1949年10月，民主德国宣布建国，但国家建设并非易事，更何况处于两大阵营激烈对抗的前沿阵地。首先面临的是恢复经济难题，一是历史形成的经济畸形发展问题，长期以来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追逐利润和扩张，加上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和侵略，破坏了德国正常的经济结构。二是德国分裂给民主德国经济恢复与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二战后德国被分区占领使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的德国经济结构遭到破坏，最高管制委员会协调下的四国合作只是书面文章，占领当局各自为政严重阻碍了德国经济的正常联系，影响了德国的经济恢复，也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制造了严重困难。三是联邦德国和英法美等国的敌视和破坏，严重危害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建国后，民主德国严重依赖从联邦德国进口原材料、机械设备和零配件，为了在政治上讹诈和经济上扼杀民主德国，英法美以及联邦德国经常将两德经济关系政治化，对民主德国实行经济封锁，并一再中断两德贸易。西方阵营还竭力在民主德国进行经济破坏，如向民主德国派往大量经济间谍，不断进行煽动性宣传，有目的地破坏生产尤其是破坏建设中的原材料工业和重工业企业，争夺民主德国众多的专业人员、各种专家和科学家，进行货币投机，等等。
其次，民主德国的国家建设所处的安全环境也比较恶劣。一是民主德国处于东西方阵营冷战敌对的前沿阵地，国家建设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开放边界使民主德国很容易遭受西方阵营的敌视和破坏。在德国一分为二后，位于民主德国境内的柏林也被一分为二，西柏林地区成为一块飞地，利用西柏林的地理位置和西方的占领权利，西方将之作为国中之国和自由世界的橱窗，在民主德国大肆进行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干扰活动，以破坏民主德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吸引民主德国居民出逃，“开放边界给民主德国带来的损失达1，000亿至1，300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向战胜国支付的赔偿”。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德国统一社会党加紧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确立其领导地位，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领域，德国统一社会党致力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1945年7月14日，各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成立了反法西斯联盟，在联盟内部，各政党一律平等。1949年8月，各党派一致通过了联盟政策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民主德国按照政党联盟体制建立政府，颁布共同施政纲领，并将垄断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军国主义者排斥在联合政权之外。最初，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内部，有不少党员公开拒绝联盟政策和联合政府，希望单独参加选举并在选举中击败统一社会党。为了制衡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影响力，农民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两个民主政党相继建立。在统一社会党的压力下，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内支持联盟政府和统一社会党的力量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1951年两党都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1949年10月的民主德国宪法明确规定，民主德国是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阶级和非劳动阶级联合执政的政权。
随着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德国统一社会党将民主德国的国家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执政党。民主德国政府的组成也不再遵循政党联盟制度，而是由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组成的全国阵线负责提出统一的议员候选人名单。1950年2月，全国阵线（Nationale Front）的中央机关德意志全国委员会建立，在州、县、市、乡等地也很快成立了全国阵线委员会，成员往往产生于人民代表大会运动的人民委员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全国阵线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成为民主德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其主要作用是阻止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竞争对手出现。由于群众组织中的统一社会党成员较多，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各级政府中开始占有绝对优势，在人民议会的500个席位中占据127席。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统一社会党还十分注重民主德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建设，在各机关建立基层党组织，并规定“所有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且有义务贯彻党的决议。在新的国家机关中要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组织”。
通过不断打击党内外反对派，乌布利希还确立了个人的绝对领导地位。1946年，为了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共产党曾许诺不再坚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同意以“党员民主决定”代替“民主集中制”，并实行各级机构领导职位分配平等的原则。1948年苏南冲突后东方阵营进行了几次清洗运动，乌布利希借机在党内清洗原社会民主党和二战时期留在德国国内的老共产党员，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也遭到打击。他还仿照苏联体制改组了统一社会党领导体制，1949年1月第一次代表会议建立了中央政治局（Politbüro）取代原来的中央书记处，原社会民主党人在中央领导机构中的地位大为削弱，原中央书记处9人中有原社会民主党4人，而1950年中央政治局的14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原社会民主党只有3人。1950年7月，乌布利希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Generalekretr），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最高政治地位。
通过建立政党联盟、全国阵线、颁布法令以及加强党的纪律等，乌布利希及统一社会党在民主德国确立了领导地位。然而，民主德国国家体制具有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的色彩。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民主德国的地方职权日益削弱，州政府和州议会被取消。统一社会党还用阶级斗争方式来打击其他政治力量，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民主德国92%的居民是教徒，教会影响力相当大。为了巩固执政地位，统一社会党实行压制教会的政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禁止学校进行宗教教学，许多加入基督教青年组织的学生还被学校开除，政治上活跃的神职人员则被解除职务。
为了巩固统治，统一社会党还十分注重思想文化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如借鉴苏联的经验，德国统一社会党大量出版统一的计划和教材供学习班领导人和参加者使用，由党校培养大量的学习班领导人。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还要求，国家管理机构和人民教育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国营企业、国有商业组织的职员都必须在本单位内进行定期学习，学习的重点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的基本问题。1951年，结合更换党证活动，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了审查，最后只有92.7%的党员和96.6%的预备党员得到了新党证。
在经济领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措施是加紧对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及工商业国有化运动（具体内容见第一章第二节）。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也实施了经济建设的两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经济计划最初由部长会议制订，1950年11月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并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推行中央计划。为了完成计划，民主德国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陆续发动了积极分子运动和劳动竞赛运动，在企业建立创全优突击队，动员劳动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经济计划。1950年，两年计划提前半年完成，1951年民主德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完成新计划，民主德国注重发展重工业，在企业中运用经济核算的原则，实行企业签署集体合同的普遍合同制，并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生产计划和监督生产计划，以对生产进行监督和管理。
然而，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如：陈旧的生产设备没有得到更新；严重破坏的城市没有重建；交通运输恢复缓慢；一些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战前；工业发展的比例失调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发展依靠原料进口；基本建设资金匮乏限制出口增长；大力发展重工业使问题更加恶化；居民商品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品质量不佳；民众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此外，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引发了新问题，如中央过多干预容易造成物资不平衡，工厂领导在执行经济计划时往往只求完成计划而不计后果，导致设备利用率低，库存积压和生产成本较高。总之，民主德国在经济领域的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经济管理计划化以及强制劳动，导致了新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并最终引发了1953年“东柏林事件”。
对于民主德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明显认识不足。总书记乌布利希认为，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民主德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内外条件，他将苏联奉为样板，急于在民主德国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在1952年7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乌布利希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使争取签订和约及恢复民主德国统一的斗争成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巩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及德国的统一而斗争的基础——的政权，并胜利地完成全国在实现五年计划中的巨大建设工作。”这是将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德国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为民主德国的两大主要任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未来工作的部署是：（1）当前任务是反对英法美占领者和打倒波恩政府；（2）首要任务是组成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的同盟以及团结所有的爱国人士；（3）加强与联邦德国的德国共产党的团结；（4）加强边境的保卫工作，加强人民民主政权、民主秩序和法律，并组成武装力量；（5）巩固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6）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基本任务；（7）不断巩固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基础；（8）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任务；（9）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10）改善党的工作以执行党的总路线；（11）提高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同时并经常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报告确定的（1）到（3）项工作涉及德国统一问题，（4）到（11）项内容都是涉及民主德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可见，乌布利希将国内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会还规定，国家政权的主要任务包括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抗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切反革命企图，领导社会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外部敌人，确保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方面，大会认为需要通过继续完成五年计划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创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未来首要任务是对钢铁工业、矿业、重型机械工业和能源经济等重工业部门进行改造，并要大力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然而，民主德国争取国家统一的努力毫无成效，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更是问题重重。在工业方面，虽然缺乏煤铁资源，民主德国却仿效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在农业方面，集体化运动使农民逃亡西方并引发了食物短缺；发展军事力量以及对苏联的赔偿负担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困难，生产下降和供应不足在劳动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怨气。统一社会党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以说服工作争取劳动群众一起克服这些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财政负担沉重问题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如取消铁路通行证等工人的优惠待遇，取消疗养院附加疗养时间，削减妇女工伤保险金，取消私人资本家和自由职业者的粮食配给卡及知识分子的额外配给卡，这些措施更加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而阶级斗争的加强使社会关系更为紧张，大批公民外逃西方，出逃人数1951年是165648人，1952年增加为182393人，1953年攀升到331390人。
面对国内严峻的形势，1953年初民主德国采取了新措施，如修改1952年秋被拔高的重工业发展计划，纠正了前几个月中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迅速提高消费品以及食品的生产，并注意吸收劳动群众的创造性倡议，采取改善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措施。1952年秋，苏联驻德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情况进行调研，次年3月得出结论认为：“只能在短期内保持现在的政策”，“民主德国人民身上的压力已经突破了极限”。6月2—4日，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在莫斯科接受了关于“新路线”的指示，不久，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路线”，并于11日在中央党报《新德意志》上刊发了新政策的内容。新政策主要是放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并没有降低让工人们不满的工作量规定。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内出现了反对乌布利希的权力斗争。6月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会通过了《新德意志》总编鲁道夫·赫尔恩斯塔特（Rudolf Herrnstadt）起草的“新方针”，内容之一是要求为建立包括东西德在内的统一祖国采取措施，其他的措施要服务于这一伟大目标。新方针还反对照搬苏联的模式和制度，要求改善党的工作方式。
民主德国采取的纠正措施和路线调整并没有让民众满意。1953年在许多地方发生小型罢工斗争。首先站起来直接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表示抗议的是柏林建筑工人。建筑工作是季节性工作。由于柏林的冬天非常寒冷，无法进行户外建筑工作，所以工人需要通过夏天的劳动来获得足够的资金过冬。他们对10%强制性义务劳动定额的反应最为强烈，但其反对意见没有得到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积极回应。1953年6月16日，柏林建筑工人高举“我们要降低劳动定额”的横幅开始游行，他们先到达了德国工会联盟总部，但那里已经空无一人。建筑工人又向民主德国政府办公大楼行进，沿途许多工人加入抗议队伍，包括民主德国指责的西方煽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在政府大楼前，大量抗议人群聚集，并出现了要求自由选举的政治口号。民主德国政治局很快决定接受工人降低劳动定额的要求，并让相关负责官员向罢工群众传达，但工人们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长期空口许诺反感，要求最高领导人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出来对话。因两位领导人拒绝出面，抗议队伍提出“解散政府”“进行自由选举”等政治要求，并再次冒雨举行游行和决定第二天进行总罢工。17日，8万人参加的总罢工在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出现，工人们除了提出经济要求外，还明确提出了众多的政治要求，如反对苏德友谊、举行自由选举、要求政府下台、收回给予波兰的领土、在战前边界内恢复一个统一的德国，等等。群众抗议很快失控，他们向警察投掷石块，攻击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大楼、柏林警察局、电报局、柏林市工会行政楼以及其他建筑。抗议人群还掀翻政府车辆，毁坏政府宣传栏，毁坏统一社会党宣传海报和领导人画像，焚毁百货商场，甚至还出现了抢夺警察武器、与警察进行枪战和烧死警察的情况。柏林工人罢工和起义还在其他地区蔓延，民主德国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因民主德国警察无力控制国内动乱局势，苏联军队开始介入，大批苏联军队进入东柏林，主要行动是保护民主德国重要建筑，封锁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以武力驱散抗议工人，宣布对东柏林实行军管和宵禁，等等。很快，大规模起义被苏军镇压下去。
工人的抗议被镇压，乌布利希的地位得以保全。对于东柏林事件，民主德国官方文献虽然极力指责帝国主义消灭民主德国的政策和利用斯大林逝世破坏民主德国稳定的企图，但也承认自身的经济决策存在问题，如实行较高的积累，特别是提高重工业投资，致使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更加缓慢，一些日用品和火车票价包括上下班交通费都上涨，征税办法更加严厉，更加错误的是行政规定劳动定额至少提高10%，有些部门甚至提高30%。在东柏林事件后，苏联选择继续支持乌布利希。因为在苏联看来，“虽然他有很多缺点，但他们可以依靠他收拾民主德国的混乱局面”。利用有利形势，乌布利希否决了中央1952年6月16日通过的“新方针”，并借苏联贝利亚倒台事件，清除了威廉·蔡塞尔（Wilhelm Zaisser，1893—1958）、鲁道夫·赫尔恩斯塔特等党内反对派。在1953年7月24—26日召开的中委会第15次全体会议上，统一社会党通过了乌布利希提出的“新路线”。新决议充分肯定了民主德国民族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方针的正确性，问题只不过是在工作方法上存在失误。此后，乌布利希坚持在民主德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总结了教训，不再采用1952年的激进工作方式，注重加快经济建设和改善领导方式，并根据现实情况对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调整与改革。
东柏林事件后，民主德国政府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加速了农业集体化进程，1958年6月农村合作社占地面积只有29%，1959年6月达到40%，1960年农业集体化任务基本完成。在工作方式上，统一社会党避免采用过激措施，如对工业企业的改造不再采取没收的方式，而是通过税收、强制性购买和销售债券等手段，并对小规模的私营企业不断地加以限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部门，以苏联为样板，民主德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而且，十分强调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经济领导作用，1954年新党章规定，要加强党在物质生产领域的领导作用，有权对企业领导工作进行监督。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行政手段领导和管理企业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如企业领导只关注中央计划的完成，为了完成计划往往不计后果，机器设备负荷过重，不愿采用新工艺，不关心研发和生产新产品，忽视产品质量，忽视产品服务对象，最后导致生产成本较高、物资浪费严重、生产效益低下等问题。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民主德国政府不得不对国家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早在1952年，民主德国就进行了第一次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行政管理方面，1952年7月23日，民主德国实行行政区划管理改革，取消了州的建制，代之以14个专区，将县的数目从132个增加到217个，在专区和县的新国家机关中，党组织建立并立即展开工作。民主德国形成中央、专区、区三级行政划分，专区书记的职务完全由统一社会党垄断，州议会和州政府也随之取消。中央和地方之间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管理，中央机关的一切决议地方机关都必须遵守，地方政府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其开支都通过统一的中央预算渠道，地方官员名义上对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部门负责，实际上由于上级主管拥有人事决定权，地方官员主要是服从于上级机关。从此，地方政府的权力大为削减，原来的联邦制成分完全消失。
在经济管理方面，主要是将经营管理权下放，扩大企业和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自主权，运用经济核算，有效利用价值规律，以在总的方面使企业经济活动集中于提高劳动效率、降低成本和改进赢利。不仅在国营企业中普遍实行经济合同制和经济核算制，企业领导和工会组织之间也签订了企业集体合同。这些措施使国营企业成为经济上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位，原来对企业进行直接领导和生产管理的联合公司成为管理机构，对同一行业的企业进行指导和监督。
1958年，民主德国进行了第二次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是加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国家和所有社会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和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并将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密切结合起来，支持国家和地方机关更好地合作。如要求所有议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要与合作社农民、个体劳动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业主和私人企业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为了改进工作方式，1958年2月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的准则》和《精简企业、管理部门和机关中党的机构》两个决议，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所有党员都要完善他们的能力，与劳动人民一起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在经济领域，由于按照部门原则开展的工业管理体制导致了本位主义、生产分散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民主德国学习苏联经济改革经验，再次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如以国家计划委员会取代原来的7个工业部，建立州经济委员会和70个工业协会，并将联合公司管理权限予以一定程度的恢复，归属国家计委专业局领导。但是，联合公司不再对企业进行直接的经济领导，只对所属企业进行战略和生产指导。在新体制之下，主要负责计划工作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部长会议负责整个国民经济管理和规划工作的中央机关，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是中央管理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领导机关，非中央管理的企业分别隶属于专区和县的国家机关。
然而，这些调整与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民收入的增长依旧十分缓慢。1959年11月，在苏联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停止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改行赶超联邦德国的“七年计划”，但与预期相反的是，国民收入增长率不升反降。
面对新的经济困难与问题，1961年民主德国决定逐步调整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责任范围和工作方式，以将中央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集中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上去。部长会议接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任务，许诺确保提高积累和集中使用资金。国家计委的工作则主要集中于准备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划，负责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年度计划制订方向性指标，完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方法以及分析计划完成情况。1961年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工业制订年度计划并监督这些计划的执行，以及在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和专区经济委员会中贯彻党的经济政策。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农业的统一领导，建立了隶属于各级政府的农业委员会。此外，为了加强群众对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的参与和监督，成立了工农监察委员会，提倡在企业中建立经济代表会议，定期开展生产讨论会。然而，民主德国国民收入增长依旧迟滞不前，经济计划一再不能完成，1962年夏被迫宣布放弃七年计划。1963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得不再次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重心是扩大企业管理权和采取经济刺激手段，这被称为“新经济体制”（Neueskonomisches System）。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组织体系方面，改进中央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工作，更加准确地确定国营联合公司和专区经济委员会的职责，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在科研、生产计划、产品销售、资金支配等方面的经济自主权。中央国家机关将许多权力下放给联合公司、国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管理机关，中央一级平衡表的数量从1963年的1208项减少到1967年的305项，同期国营企业联合公司平衡的项目从540项增加到5528项。联合公司的经济领导权力大为增长，管辖范围包括与中央平行的国营企业、中央领导的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管辖权包括对所属企业进行控制、协调和监督，并掌握企业的产销情况。1966年，民主德国还对经济组织体系进行了更大的调整，如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由行政管理机构改编为本工业部门的经济领导机构，国民经济委员会被解散，代之以各种工业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还决定逐步建立全民所有的联合企业，以使企业的生产实行普遍的合理化、专业化和集中化，以便集中力量和资金从事研究和发展。为了发展工业企业之间各种形式的协作，民主德国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协作联合会。
在计划制度方面，主要是提高计划的权威和改进计划工作的内容和方法。部长会议主要着重解决全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以更加有效地协调国家和经济机构的工作。国家计委的任务则是集中抓经济的基本问题，抓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使中央计划任务更紧密地同国营联合公司和国营企业自主负责的计划结合起来。也就是，国家计委对地方和企业不再规定生产细节，只是通过远景规划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下达方向性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利润指标，但质量、赢利、数量等方面的指标以及总产值也要求得到同样的重视。国营企业和联合公司根据中央计划制订自己的年度计划，由国家计委负责协调。
“新经济体制”有利于把中央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同企业的责任及劳动者的自觉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积极性，有利于降低成本，也有利于更好地利用生产基金，节约原材料和物资，提高产品质量。采用按劳取酬的新工资形式和发放年终奖金，也促进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总之，新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由3.4%提高到5.2%。
新经济体制改革使民主德国经济在1965年迎来一个发展高潮。然而，新经济体制实质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有效解决民主德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问题。美国学者认为，民主德国依旧存在结构性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计划不精确性、缺乏短缺价格、原材料的浪费、人力的浪费、资本生产率低、增长的不平衡、不明确的权力划分以及组织上的不稳定等。1969年特别是1970年，民主德国的经济问题日益明显，气候条件使1969—1971年的农业收成欠佳，原料和能源严重短缺，原材料、交通和建筑等行业发展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十分突出，甚至出现了财政基金（货币资金）与物质基金（商品供应量）比例失调问题。在企业自主权扩大后，企业投资与国家发展目标偏离，投资领域出现失控现象。
在经济管理方面，民主德国主要实行中央—联合公司—企业三级管理体系，联合公司管理存在组织机构重叠、管理机构臃肿、科研与生产脱离、生产与销售脱节等问题。总之，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减少集中管理和运用经济管理，这与集中管理的中央计划体制存在矛盾，现实中的企业领导人对利润的追求、不断变化的价格、商业银行的主动信贷政策等都难以与中央计划有效结合，在权力分散和经济手段不足的情况下，某些经济部门制订的政策甚至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则相对立，国家计划被削弱。而且，民主德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地遭受影响，再次出现了中央计划难以按时完成的情况。新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问题还引发了政治矛盾，苏联指责民主德国新经济体制是主观主义，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乌布利希被否定市场经济机制措施的昂纳克取代。
20世纪70年代，昂纳克政府主要是致力于恢复传统的集中计划。1971年3月31日，民主德国取消了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重新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1973年5月1日，民主德国颁布的对所有社会主义企业都适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所有的法律和条例。新条例规定，中央计划对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动是“有约束力的基础”，联合公司接受中央机关的指示并向下属的国营企业和联合企业下达，并要求贯彻中央的经济政策和平衡协调国家计划和企业计划，保证企业计划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显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和条例，中央计划不再只起指导性作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重新恢复。把企业和地方的一部分经营权重新收归中央后，国家计委和中央各部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重要工业部门的投资、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统一由国家掌握。同年，民主德国还重新恢复严格的物资平衡体系，以加强计划的统一管理。民主德国还开始实行集中管理的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商业银行按照部长会议的信贷计划系统地分配信贷，1974年将工商银行合并到国家银行，银行控制权再次集中。为了控制计划的制订和执行，1971年实行固定的工业品价格管理体制，1975年代之以固定计划价格，以此作为制订计划和进行结算的基础。与恢复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1972年民主德国开始新一轮的国有化运动，把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进一步国有化，1971—1975年社会主义企业所占比例从85.7%增长到95.8%。
7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实现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民主德国政府取消中间一层管理机构——联合公司，实行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以较好地兼顾国家、企业以及职工的利益。在经济组织体系方面，联合企业分属各专业部领导，从中央主管部门接受国家计划任务并向所属企业下达中央计划，协调企业计划和中央计划，并监督企业完成国家计划和贯彻国家其他经济政策。从1984年起，中央对联合企业进行评价的主要指标是净产值、纯盈利、居民生产消费品以及出口等四项标准，并要参考提高劳动生产率、每百马克商品产值基本材料费用、优质产品所占比重以及新产品等。联合企业实行一长制，最高领导人总经理由主管部长任免，有义务接受中央领导部门下达的指示，并负责向主管部报告工作。总经理是中央主管部门的全权代表，有权任免副总经理、专业经理和各企业经理，总经理还是管理生产的企业家，对企业的科研、投资、生产、销售、职工福利等担负责任。可见，联合企业既是经济实体，也是经济管理机构，具有一定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在联合企业之间，按照经济合同制进行管理，只有签定了合同才能进行经济交往。联合企业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按照原料加工顺序进行的纵向联合，也有按照原料各种不同的加工过程进行的横向联合，有主产品和副产品生产的联合，也有技术上相同产品的联合。联合企业最初只管理生产和科研，后来兼管销售，实行科研设计、生产和销售一体化。70年代初，联合企业先是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不断进行新建或扩建。70年代末，民主德国实现了联合企业化，联合企业成为工业管理体系中的支柱和主要组织形式。1979年，民主德国还颁布联合企业组织法，对联合企业的管理规范化。
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调整与改革主要是强调集约化、合理化和进一步改组联合企业。由于缺乏劳动力、原料和能源，民主德国一直十分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科技，1955年就提出“现代化、机械化、自动化”的口号，并强调要将科技进步置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位。1971年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通过生产集约化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达到计划的增长。1981年统一社会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制订的《80年代经济战略》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革命新成果来加速生产的发展，走集约化的道路。经济集约化的途径主要是推动科技革命、加强科技和生产的结合、发展现有工艺、实行生产设备现代化、降低生产耗比、合理化投入劳动和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率，等等。为了改变粗放式经营，在制定计划时民主德国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精确统计，在此基础上编制各种平衡表，努力实现宏观经济平衡，把国家长期计划与企业计划结合起来。
在昂纳克时期，民主德国还提出实现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在1971年的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昂纳克指出，民主德国正处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这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人民福利、人民的幸福、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基本方针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统一，也就是将国民经济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民主德国政府还将“争取美好的明天”的发展口号修改为“谁工作得越好，生活就越好”，强调社会主义工农政权要保障公民享有劳动权、教育权、住房权、修养和体育锻炼权、卫生保健和救济权等基本权利。
昂纳克政府的社会政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住房建设，这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核心，主要途径是扩大国家住房建设投资，同时发展多种形式的住房建设，包括国家统建、住房合作社建、私人投资自建等形式。二是加强公共交通等城乡基本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煤、气、电的供应，改善通讯、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等等。三是大力发展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设施。此外，民主德国政府还注重通过国家财政补贴保持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稳定，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使消费品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缩短劳动时间，延长休假日期，等等。
民主德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与联邦德国相比，民主德国在经济发展速度、劳动生产率、消费水平等等方面处于劣势，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制约了民主德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虽然经过多次调整和精简，民主德国的国家经济管理机构依然比较庞大，并存在官僚主义、机构重叠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民主德国的指导思想是经济组织职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因而始终坚持国家机关是国民经济管理的主体，国家直接承担着国民经济的组织、管理及协调工作。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成就与问题并存。昂纳克政府重新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80年代中后期还拒绝进行大的调整和改革，使得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和失去活力，这也是民主德国最终消亡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