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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22日，在艾伯特总统的强烈干预下，魏玛共和国的第七届内阁在一位无党派经济学家古诺（Wilhelm Cuno，1876—1933）的领导下成立。
古诺内阁是各党派拒绝负责而暂时容忍的结果。它既不是一个获得议会多数派政党支持的政府，其中间偏右的政治色彩仅仅得到了社民党“善意中立”政策的容忍；它也不是一个专由政党政治家参加的政府，其多名阁员是同议会毫不相干的传统官僚，连古诺在内共有6位无党派人士。政府纲领也未能如往常那样经过国会表决，而只是受到各党派的“赞同性的注意”。古诺内阁从一开始就被人戏称为“事务内阁”。
在此局势下，古诺内阁的活动空间显然是极有限的。对内稳定货币、对外解决赔款问题似乎是它的唯一两项使命，其中尤以后者为重。古诺接过了前任的口号“要面包，不要赔款”，其实质仍然是“修约”政策的延续。具体而言，他在两方面展开了外交攻势：其一，继续提交延期赔付的申请，并试图借助英国来说服法国；其二，主动提出由莱茵河相关利益国（法、德、英、意）缔结一项安全条约，承诺30年内不经全民表决相互不得进行战争，并由美国担任这一和平协定的保证人。
然而，这两项努力都没有成功。在12月9日开始的伦敦会议上，法方一口否决了德方提出的延期赔付的申请，并主张用此前已提出的“产品抵押”计划取而代之，即在德方无法履行赔付义务时，采取占领鲁尔区、直接获取产品的方式。其次，古诺内阁错误估计了英美两国的立场。英国新首相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1858—1923）是一位亲法派，主张修复英法关系。同时，英国正忙于处理近东地区的希—土纠纷，对赔款问题并不上心。德方建议虽然受到美国朝野欢迎，但孤立主义的外交氛围与战债问题上的僵硬立场，都阻碍了美国政府承担任何保证人的责任。
如此一来，古诺内阁在外交上再次陷入僵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法国政府一步步地做好入侵准备。恰在此时，德国又留下了可供对手制造事端的机会。1922年底，德方声称，由于拥有森林所有权的各州政府拒绝按照业已贬值的商定价格来出售木材，因而无法赔付10万根电线杆。法方拒不接受该解释。赔款委员会裁定德国拖延赔付是有意过错，从而为制裁德国开辟了道路。一场围绕鲁尔区的斗争就此拉开了帷幕。
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部队6万人（后增加到10万人）以保护法、比、意三国工程师组成的“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Inter-Allied-Mission，下面简称“Micum”）为名，占领鲁尔区。当日，普恩加莱先后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发表声明，解释占领行动的目的：“我们是为了取得煤矿，就为这个；倘若这一追求给我们提供机会，在明天或稍迟些时候，同一个变得更容易通融的德国，或同一些苛求不高的企业家交谈，我们就不推托谈话”，“我们根本无意扼杀德国、破坏和欺侮德国，也根本不想使它贫穷……我们想从德国获得它可以合情合理地交付给我们的东西。”法国众议院以452∶7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占领行为。
在随后几个月中，占领军的政策不断发生变化。起初，联军希望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分化抵抗力量。1月11日，军政府规定，Micum有权在整个占领区巡视、进入办公室、矿区、工厂和火车站，有权获取所需文件、统计数据和档案材料，对任何抵抗行动采取“严肃的报复”。Micum随后同占领区的重工业家代表谈判，要求缔结运送煤炭的合同。此外，它还向当地工会提交一份提高工资的计划，以期待工人们的配合。当这些努力均告失败后，联军转而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强制收取煤炭税，驱逐、逮捕、甚至枪杀抵抗者的行动开始增多。他们迅速处理抱有敌视态度的媒体，到9月15日为止，大约有173种报纸被停刊。10个月间，莱茵和鲁尔两地共有14.7万名公务员及其家属遭到驱逐。到11月底，10万名以上的铁路职员及其家属被驱逐，2564名铁路职员被捕，其中400人被判处共计400年的监禁、20年苦力和4325金马克的罚款，8名被杀，269名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5月的克虏伯（Krupp）工厂骚乱中，13名工人命丧法军枪下。截至11月，占领区共有132人丧生。
不过，联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占领效果。到4月底，联军仅获得大约23.8万吨的褐煤，还不到计划的6%。为弥补缺口，法国不得不加大从波兰、捷克和英国的煤炭进口。与此同时，法国收进的赔偿总额只有12.8万英镑，仅为1922年同期的1%。
在德国，对于法比联军的占领行为虽有各种准备，但却极为零散，直至占领当日也未能最终完成。
占领当日，德国总统和政府联合发布《告德国人民书》（Aufruf andie Bevlkerung Deutschlands），宣布推行“消极抵抗”（passive Widerstand）。具体内容包括： （1）召回驻法、比两国的大使； （2）停止偿付赔款和实物； （3）指令鲁尔区民众不得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不得为占领者服役并提供物资供应，指令被法国占用的矿井、工厂和铁路停工停产，凡遭占领军解雇和驱逐者及停产损失，都将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
“消极抵抗”政策让古诺内阁面临执政以来的新局面：德国社会自一战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对外团结一致的立场。在占领区，消极抵抗的参与者席卷所有社会阶层。煤炭辛迪加在入侵前夜从埃森（Essen）迁往汉堡。钢铁工业家协会单方面废止对法运送合同。重工业谈判代表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因拒绝合作而被捕。工人们不仅不接受法方提出的利润分配计划，还联合起来声援被捕入狱的资本家。他们还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法国官兵使用他们的浴室，不愿与后者分享食品和取暖。更令法国人感到失望的是，连波兰矿工工会也站在德国人一边。占领区的警察拒绝向法比联军的旗子敬礼，甚至为此丢掉工作。在17万铁路职员中，只有8355人愿意合作。
不过，尽管德国政府多次要求民众保持冷静，但“积极抵抗”的案例仍然不少。3月起，偷袭联军的枪声开始出现。到6月16日为止，莱茵和鲁尔地区已发生38起诸如破坏铁轨等恐怖事件。
当然，无论是消极抵抗还是积极抵抗，都得到了德国政府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支持。凡是为抵抗入侵而献身者，都被冠名为“民族英雄”。从2月起，政府接过了劳资协商成立的“莱茵鲁尔救助基金”（Rhein-Ruhr-Hilfe），资助“消极抵抗”所引起的一切花销。在一般情况下，该基金是普通救济金的3倍。政府为此准备了5000亿马克的资金。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占领行动连同“消极抵抗”本身对于德国政府的负面影响愈加明显起来。一方面，联军行动严重影响到占领区民众的正常生活。时间越长，市民们对抵抗政策的未来越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抵抗政策在实践中更加剧了社会负担。据统计，在前6个月，中央政府的花费达到900万兆马克。货币贬值的趋势因此加速。在1月，美元与马克之比为1∶7525，到5月已降到1∶31700。
走投无路的古诺内阁于6月7日答应由一个中立的国际机构来决定赔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并愿意用德国铁路收入、所有工业和地产做抵押作为赔偿支付的担保。这是德国首次明确提出保证赔偿支付的赔偿建议。但法国仍感到不满。此外，英国迫于偿还美国战债的压力，也不愿意支持德国。德国的这份照会最后不了了之。
随着古诺内阁在外交斗争中的败相日益明显，它在民众中的威信也一落千丈。7月底，1美元的价格超过100万马克，纸币流通量蹿升到44万亿马克，德国经济已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混乱状态。绝望情绪开始蔓延，不少地区出现各种形式的暴动，左右两翼的极端势力都迎来了大量支持者。原本对古诺内阁持容忍态度的各政党开始抛弃总理。8月11日，社民党国会党团以极大多数通过决议，表示不再信任内阁。中央党和人民党随后表示赞成。次日，古诺黯然离职。
在共和国的短暂历史上，很少发生像1923年8月11日内阁更迭风波那样，各党派如此迅速而统一地推出继任者——人民党主席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然而事实上，在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施特雷泽曼却是少数几位充满着巨大争议的政治家。这位出身平民家庭的经济学博士早年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形象驰名政坛，反对《凡尔赛和约》，并多次指责魏玛民主体制，甚至希望恢复君主制。但进入二十年代后，他却“从民族主义激进派演变为实事求是而不是单凭主观愿望的清醒的现实政治家”。这种转变甚至连党内同仁都无法理解。但在共和国的生存危机中，其坚毅性格、卓越口才与高超手腕使他仍然是总理的不二人选。
施特雷泽曼主持了两届内阁（8月13日—10月4日；10月6日—11月23日），只做了103天的总理，因而被称为“百日内阁”。尽管时间很短，但他在外交领域中的突破，让共和国的发展重见曙光。
如前所述，德国的6月7日照会在一定程度上已满足了美英两国的要求，但最终仍然遭到法国的抵制。德法之间的主要矛盾在于：重启赔款谈判的前提究竟是先结束“鲁尔占领”（Ruhrbesetzung），还是先结束“消极抵抗”？这里既牵涉到它们对于安全问题的疑虑，也反映了两国内部民族主义情绪的压力。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同样是新总理不得不面临的难题。他最初对英国充满期待，但后来也认识到英国不会为赔款问题而去破坏英法关系。9月20日，英法首脑再次强调了双方的合作立场，验证了其判断。在此情况下，施特雷泽曼于同日表示，德国必须无条件地放弃“消极抵抗”政策。9月26日，他正式宣布停止“消极抵抗”政策。
“消极抵抗”政策的结束，为解决鲁尔占领与赔款问题铺平道路，尤其使法方拒绝谈判的理由不再成立。虽然普恩加莱的强硬态度并未收敛，他甚至在9月27日还对德古特等联军将领下达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的指令。但在国内，希望结束占领的呼声开始增强。法国总统米勒兰和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福煦元帅都认为，该通过谈判的方式让法国势力渗入到鲁尔区。一直反对法国出兵的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发动舆论攻势，对政府施加压力。
进一步而言，德国的新立场让它拉近了同英、美之间的距离。9月28日，施特雷泽曼向美国发出呼吁，希望它在德国赔偿问题上重新采取主动。10月5日，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访问美国，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关注欧洲问题。4天后，美国总统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Jr.，1872—1933）回应，美国仍然遵守1922年12月底提出的赔款方案。10月15日，美国正式同意参加赔偿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会。这标志着法国主导战后赔款问题的时代已经结束。
自1921年以来，德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如在1921年2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德共获得7.41%的选票；在梅泽堡（Merseburg），它得到62%以上的选票，成为当地的最大政党。至1923年10月，德共成立了800个“无产阶级百人团”，团结了10万名工人，作为“防御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挑衅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机构”。
施特雷泽曼上台后，德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8月16日，普鲁士内政部长泽韦林发布了针对无产阶级百人团的禁令。9月初，一些共产党机关报被禁止发行。
但武装起义还是合法执政，却是当时德共中央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德共中央在10月20日做出全国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决议。但是，在10月10日和16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却出现了由共产党人参加的左翼联合内阁。当地的共产党员在开姆尼茨召开聚会，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提议立即撤销10月20日的决议。
事实上，无论德共选择哪一条道路，中央政府都不会坐视不理。9月底，国防军进驻两州。10月22日起，《红旗报》（Die Rote Fahne）被禁止发行。国防军随后占领德累斯顿。在中央特派员的监督下，州议会选出一个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州政府。11月12日，德共部长也被迫退出图林根州政府。此后，德共在两州的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百人团被解散，几千名工人被投入监狱。
由于开姆尼茨会议做出的延期革命的决议未能及时传送到汉堡，故而当国防军进攻萨克森的消息传来时，以台尔曼（Ernst Thlmann，1886—1944）为首的德共汉堡组织仍然于10月23日举行武装起义，以期牵制中央军队。300多名起义者袭击警察哨所，夺取了170多支来福枪，并前往市中心争取民众支持。由于力量悬殊，起义者只坚持3天便退出阵地。11月23日，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取缔。汉堡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左翼革命浪潮进入低谷。
其实对于施特雷泽曼内阁而言，真正的威胁或许并非来自左翼，而是来自极右翼。回顾共和国历史，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最不遗余力的攻击来自于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治家。当取消“消极抵抗”的政策公之于众时，来自于极右翼的反应极为强烈，要求政府立即“与法国决裂”。
更为离谱、但别有用心的反应来自巴伐利亚州。9月25日深夜，该州赶在中央政府结束“消极抵抗”的声明公布之前擅自决定在内部实行紧急状态，任命一位君主主义者、前州长卡尔为“国家总督”（Generalstaatskommissar），并授予他以独裁权。
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共和国的联邦原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警觉。9月26日，艾伯特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同日，内阁决定授予国防部长格斯勒（Otto Geler，1875—1955）以特权，在各州派驻国防军，强令巴伐利亚州收回法令。
然而，此举却未能成功。针对上述命令，巴伐利亚州的一个极右翼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纳粹党[ Nazi] ）在其党刊《民族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上以“施特雷泽曼泽克特独裁者”为题，肆意攻击中央政府。国防部长格斯勒根据《共和国保卫法》（Republikschutzgesetz）的规定，要求驻扎在巴伐利亚州的第七师师长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1938）取缔该报。但州长克尼林（Eugen von Knilling，1865—1927）不仅要求洛索公然抗命，还在9月29日宣布《共和国保卫法》在巴伐利亚州失效。
巴州政府还趁中央政府忙于处理左翼问题，分身乏术，有恃无恐地到处宣扬“巴伐利亚分离主义”。到10月24日，巴伐利亚已经形成以“国家总督”卡尔、州军队司令洛索和州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Hans von Seier，1874—1973）为核心的反中央力量。他们聘请了臭名昭著的埃尔哈特海军旅长官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1881—1971）作为军事参谋，做好了“向柏林进军”的准备。
正值这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角力变得不可避免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却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局面。令卡尔感到意外的是，发起暴动的第三支力量竟然是自己一直包庇的纳粹党人。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河畔的布劳瑙（Braunauam Inn）小镇。其父是当地的海关职员，家庭尚属殷实。童年时代的希特勒除了喜欢历史外，其他功课都很一般。成年后，由于没有通过维也纳（Wien）美术学院的考试，他曾一度在这座城市卖画谋生，并深受反犹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战爆发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报名参加了德国军队，以其勇敢两次获得铁十字勋章，并被擢升为一等兵。对希特勒而言，战争经历进一步丰富了他的政治思想，使他看到了所谓“战壕精神”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战争结束前，他因受到芥子气的攻击，双目暂时失明，住进了后方医院。在那里，他惊讶地获悉德国战败并签订停战协定的噩耗。自此，他成为“匕首刺背”谎言的坚定支持者。离开医院后，他回到慕尼黑，被国防军雇佣，负责调查名为“德意志工人党”的极端团体。
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DAP）成立于1919年1月5日，创始人是机床工德雷克斯勒（Anton Drexler，1884—1942）和体育新闻记者哈勒（Karl Harrer，1890—1926）。该党既反共产主义，又反资本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德意志种族共同体。不过，该党最初只是一个在啤酒馆争论不休的社会团体，并无明确的行动纲领，也缺乏影响力。9月，负责监视该党的希特勒经人推荐，决定以此为政治生涯的起点，成为该党的第55名成员和主席团第7名委员。起初，希特勒仅仅负责宣传工作，但很快他便着手改造该党，其中包括以下重要步骤：
第一，更改党名。1920年2月24日，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德意志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以进一步明确政治目标。
第二，制定党纲。同日，希特勒正式宣布《二十五点纲领》（25-Punkte-Programm）。党纲的基本原则是极端民族主义，它既要求“只有德意志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非德意志人立即离开德国”，还希望“所有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国”。除此之外，党纲还包含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如没收战争受益和非劳动收入、将垄断企业收归国有、对大百货商店实行公有化等。
第三，推广卐字徽。卐字徽意味着崇拜，最初为许多种族团体和准军事组织使用。从1920年8月起，希特勒有意识地将之作为党的首要象征物，并予以推广。不久，红底白圈、带着卐字徽的党旗出现了。希特勒后来这样解释它的象征意义：“在红色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运动的社会理想；在白色中，我们看到了民族的思想；在卐字徽中，我们看到了为雅利安人的胜利奋斗的使命，同时，也看到了创造性工作的思想的胜利，这一工作在本质上是而且一直是反对犹太人的。”
第四，建立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1921年10月，希特勒指示一战老兵罗姆（Ernst Rhm，1887—1934）招募一批来自于埃尔哈特海军旅的士兵，成立一支保护党组织的准军事组织，即冲锋队。冲锋队多次发起街头暴力行动，清除对手，制造恐怖气氛。
第五，形成党内独裁体制。1921年7月，希特勒在纳粹党的非常党代会上被选为主席。自此，希特勒在党内确立“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改组后的纳粹党借助希特勒的高超演讲，在巴伐利亚州日益保守化的政治氛围中发展迅速。到1922年，该党已经拥有6万名注册党员，冲锋队员达到1.5万人。据统计，在1923年秋，中下阶层的纳粹党员比例高达52.1%。此外，一些上层人士也开始加入或关注纳粹党。曾经是德军皇牌飞行团队成员的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便在1922年听了希特勒演讲后加入纳粹党。希特勒还多次被邀请到各种各样的企业赞助会上发表演说，时任德国企业主协会联合会主席的波西格（Enrst Borsig，1869—1933）与重工业家蒂森为纳粹党提供了大量赞助。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它多次攻击中央政府，叫嚷“打倒十一月罪犯”的口号，也引起了极右翼政治家的关注。希特勒通过关系结识了鲁登道夫，并同他多次会谈。卡尔也曾一度把纳粹党视作他对抗柏林的武力支柱之一。
然而，希特勒与卡尔之间并非没有嫌隙。一方面，希特勒过于迫切的夺权心理让卡尔感到危险。另一方面，卡尔等人犹豫不决的政治立场又让希特勒心存不满。在11月的第一周，州政府的退却意图已经流露出来，这更让雄心勃勃的希特勒不可忍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领导了“啤酒馆暴动”（Beer Hall Putsch，或希特勒暴动[ Hitlerputsch] ）。
11月8日，卡尔在慕尼黑的最大啤酒馆“伯格布劳克勒”（Bürgerbrukeller）向一批政要发表演说，阐明巴伐利亚州在当前政治局势下的选择问题。正在此时，希特勒率领冲锋队和其他极右翼军事组织冲进啤酒馆，宣布举行“国家革命”，废除巴伐利亚州政府和魏玛政府。随后，他用武力强制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答应同自己合作，并邀请鲁登道夫一起参与组建新政权。与此同时，冲锋队在慕尼黑城中大肆追捕犹太人、拷打政敌，夺取了军区司令部，甚至拘禁了州长克尼林。不过，希特勒并没有成功接管军营。更糟糕的是，鲁登道夫居然轻率地放走了卡尔等人，而后者一旦获得自由，立即采取措施，宣布“在枪口下被迫作出的宣言是无效的”，并下令解散纳粹党及其相关的战斗组织。
11月9日，希特勒决定殊死一搏。他率领约2000人的纵队，同鲁登道夫、戈林等人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军，试图煽动民众和国防军支持他们的政变。在那里，他们遭到了警察的阻击，16人被击毙。希特勒两天后被捕入狱。1924年4月1日，慕尼黑特别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但强调他有着“纯粹的爱国动机和光荣的意图”，允许他在6个月后可以假释。其他一些纳粹党徒也得到了轻判，鲁登道夫甚至被宣告无罪释放。这一结果充分显示了法官阶层和巴伐利亚州极为浓厚的保守政治心理。
在“啤酒馆暴动”的同日，中央政府终于找到了同巴州政府的共同立场。艾伯特下令由陆军总司令泽克特将军代替国防部长格斯勒，接管紧急情况下的全部特权，并发布《告德国人民书》，号召民众保卫德国的“统一、秩序和自由”。
尽管卡尔直到1924年2月17日之前仍然保留着“国家总督”的头衔，但经历过“啤酒馆暴动”的巴州政府却收敛了对抗柏林的野心。在同中央特派员的谈话中，克尼林明确表示放弃恢复君主制的想法，连卡尔也不再追求独裁权。施特雷泽曼内阁面临的极右翼威胁告一段落。
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已存在多年。该地同法国相邻，且属天主教区，受法国影响较深。拿破仑战争期间，该地率先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维也纳会议后，被强行划归新教的普鲁士，成为莱茵省和威斯特法伦省，但保留了部分商业特权。一战结束时，该地被协约国占领，一些分离主义者深受鼓舞，开始寻求同普鲁士划清界限、进而成立独立共和国的可能性。鲁尔危机（Ruhrkrise）爆发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再次兴盛起来。1923年3月，分离主义者举行会议，要求扩大占领当局发行“莱茵货币”的范围，并且成立“莱茵理事会”来代替普鲁士的行政机构。4月，支持分离主义运动的法军将领查理·芒让（Charles Mangin，1886—1925）向总理普恩加莱递交一份成立莱茵共和国（Rheinische Republik）的备忘录，并邀请多尔滕（Hans Adam Dorten，1880—1963）访问巴黎。8月15日，各种分离主义团体协商成立“联合莱茵运动”（Vereinigte Rheinische Bewegung），明确把莱茵地区从普鲁士分离出去、并成立受法国保护的莱茵共和国作为斗争目标。10月16日，分离主义者打出了绿白红三色旗，作为莱茵共和国的国旗。在随后一周中，亚琛（Aachen）、波恩（Bonn）、科布伦茨（Koblenz）、美因茨（Mainz）、特里尔（Trier）、威斯巴登（Wiesbaden）等纷纷出现了夺权行动，法比联军还帮助分离主义者阻击政府军。10月21日，分离主义者宣布成立“莱茵共和国”。马特斯（Josef Friedrich Mat the s，1886—1943）被选为总理，定都科布伦茨。26日，法国将领、协约国莱茵地区高级委员会主席保罗·蒂拉尔（Paul Tirard，1886—1945）公然宣称该共和国为合法政权。11月12日，施佩耶尔（Speyer）还出现了“普法尔茨共和国”。
德国政府立即向巴黎发出措辞尖锐的照会，表示强烈抗议。该行动得到英、美两国的支持。10月24日，法国总理表态支持“莱茵共和国”，但拒绝签署任何纸面协议。与此同时，民众的反对声也阻碍着分离主义运动的继续前进，一些城市相继发生流血冲突。分离主义者内部为此出现了激烈的争论。11月22日，蒂拉尔在科布伦茨召见多尔滕，告诉他，法国已经向英国保证结束分离主义运动，并威胁将用武力取缔他们的活动。
在失去法比联军和民众的支持后，莱茵分离主义运动很快陷入低潮。“莱茵共和国”在11月底失去了直接控制权，马特斯和多尔滕先后离开德国，逃往法国。“普法尔茨共和国”则消失在1924年2月。
施特雷泽曼内阁的最后一项使命、同时也是最为棘手的难题，便是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稳定货币。
自1923年8月以后，马克的价值一路下跌，而且速度倍增。8月1日，1美元兑换110万马克。到9月1日上升为972万，10月1日达到2.4亿！
恶性通货膨胀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重新洗牌。大工业家以不动产为抵押，申请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大获其利，如斯廷内斯在此期间拥有1535家公司，将业务从采矿、煤业和海洋及国内航运扩展到造纸、钢铁、能源、出版、银行和保险等行业。相比之下，工人的失业率大为提高，实际工资明显下降。但受损最严重的却是中间阶层，如房主、职员、小储户等。他们以货币作为主要财产但又不能及时将之兑换为不动产，因而财产缩水极为严重，并导致社会地位下降，甚至连“学者阶层，尤其是它的人文学者们，已成为人们用半同情、半厌恶的目光来看待的一种人物形象”。
令政府更为担忧的是，货币贬值还带来一连串道德问题乃至政治危机。据统计，该时期，德国成年人和年轻人的犯罪率都创下了1882—1952年70年间的最高纪录。在此环境下，人们很容易演变为热情的民族主义者，共和国成为不少人诅咒的对象，上文提到的各种挑战也或多或少地赢得了心有不满者的支持。
施特雷泽曼在8月15日的国会演说中，就指出其任务是“稳定国家财政，过渡到一种稳定的货币”。但在第一届内阁中，对于新货币的基础却存在争议。恢复货币价值，必须首先恢复民众对于该货币的信任。当时，世界上流行金本位制，即货币需要相应的黄金储备。而战后德国的黄金稀缺，无法支撑新货币。经济学家黑尔费里希曾提出“黑麦马克”（Roggenmark）的想法，即让新货币与黑麦的价格挂钩，1马克相当于1磅黑麦的价格。黑麦是德国的主要农产品，容易获得民众的信任。同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地产抵押银行（Rentenbank），一方面用德国全部工农业地产充当付息的地产债，另一方面发行生息的地产抵押银行债券，由上述地产债做担保。但是，该建议遭到财政部长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的抵制，而后者却没有其他建设性想法。
第二届施特雷泽曼内阁成立时，希法亭不再担任财政部长，同时10月13日国会又通过了《授权法》（Ermchtigungsgesetz），允许政府“在它所认为情况紧急的财政、经济与社会领域中采取必要措施”，甚至可以“偏离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这使得货币改革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政府颁布《货币法》（Whrungsgesetz），宣布成立德国地产抵押银行（Deutsche Rentenbank），发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它基本延续了黑尔费里希的方案，只是用黄金取代黑麦作为计值标准。全国土地、商业、工业和银行总额被确定为32亿地产抵押马克。地产抵押银行则发行24亿地产抵押马克，其中一半提供给政府，另一半由银行贷款给企业。根据规定，地产抵押马克只是临时性货币，11月15日开始发行。由于地产抵押马克的总值已经确定，而且它依据的是土地这一不动产，因而很容易获得民众信任。与此同时，杰出的经济学家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于11月12日被任命为货币专员，并最终在12月22日接任国家银行总裁。在沙赫特的努力下，在地产抵押马克正式流通后的第6天，马克价值达到了这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最高点1∶4.2万亿，随后开始稳定下来，大致形成了10亿纸马克相当于1个地产抵押马克的比值。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控制。
1923年无疑是魏玛共和国史上的危机之年。德国事务的忠实观察者、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d’Abernon，1857—1941）在年底的日记中写道：“这个危机之年终于结束了。内外危险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威胁到德国的整个未来……这些危险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产生效果，或者这个国家的内在结构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或者它同外部的联系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这些危险中的每一个时刻只要未被制止，那么期待整体和平安宁的希望都会落空。德国的政治领袖们还未习惯于公众向他们献上桂冠。但是尽管如此，那些经历了这些危险却仍然成功控制住这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认同”。
这段话指出了观察1923年危机及其解决的一个独特角度：为什么虚弱的魏玛共和国竟然能够度过1923年危机之年？
从外部来看，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阻止了反德势力（尤其是法国）的进一步行动。鲁尔危机的根源在于当时无法解决的赔款问题，而赔款问题又牵涉到英、美、法之间的战债联系、法国对于自身安全的顾虑以及英国对大陆均衡局面的思考。这种格局从一开始就缩小了法比联军的活动余地，也最终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基本走向，即德国结束“消极抵抗”、法比结束鲁尔占领、赔款问题的主导者从法国转向美国。从这一角度而言，恰恰是《凡尔赛和约》所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系，保障了德国的民主体制得以在强权对峙的缝隙中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
从内部来看，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的确为保卫魏玛民主做出了巨大贡献。艾伯特便是这些杰出政治家中的一位。不可否认，艾伯特有着一些固执偏见，如对苏联的极端反感、对德共的警惕，但他对于《魏玛宪法》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却是坚信不疑的。在1923年，他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曾发布了42次紧急条令，创下了魏玛历史之最。其中，既包括应对货币贬值的紧急措施，也包括把军事处置全权授予国防部长这样的法令，但其目的是“尽快恢复议会制的运行能力”，而不是为了取而代之。施特雷泽曼是另一位值得一提的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如果没有他审时度势地考量国际关系的现实走向，当机立断地结束“消极抵抗”政策，鲁尔占领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恐怕仍然是一个无解之结；如果没有他坚定地平息来自于左右两翼和分离主义者的挑战，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恐怕只能沦为泡影；如果没有他当机立断地通过货币改革方案，噩梦般的恶性通货膨胀大概会成为共和国的催命符。尤为重要的是，这位曾经高调宣扬君主制的政治家最终却以尊重国会信任投票的方式离开总理职位，以实际行动遵守了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由于他对魏玛政治和外交的巨大影响，后来的史学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施特雷泽曼时代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中心。”
进一步而言，在1923年，投身于共和国救亡运动的还包含广大爱国民众。与6年后不同，1923年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亡国的危机感。由于鲁尔占领及其背后的赔款困境，中央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的不幸归咎于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与蛮横无理的协约国政府。一种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团结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这是“消极抵抗”得以开始的最初动力。在随后的左右翼进攻和分离主义运动中，中央政府同样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表明，至少在1923年，国家统一和魏玛民主仍然是广受认同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