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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Novemberrevolution）后成立的，它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18—1923年是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它以一场不期而至的“十一月革命”为起点，以民主体制全面告急却幸运得救的1923年危机而告终。期间，它经历了横扫一切的革命风潮、政治制度的全面革新、立宪尝试、签订和约、抵制外忧内扰的诸多阶段。这一时期既奠定了魏玛民主（Weimarer Demokratie）的主要特征，也埋下了未来共和体制面临挑战的各种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在求和的压力下，不得已启动了政治改革，然而为时已晚。不堪重负的水兵发动了起义，并迅速点燃了民众的革命激情。一场声势浩大的代表会运动（Rtebewegung）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投入到权力重组的政治角逐中。不久，追求秩序与稳定的观点占据上风，代表会运动被迫从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最终消融在个别劳动法规中。在这场革命过后，德意志社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体制。
帝国的战争机器是在充盈着“迅速结束”与“民族保卫战”的宣传谎言中启动的。一如统治集团所愿，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忱暂时掩盖了战前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形成了所谓“城堡和平”（Burgfrieden）的局面。然而，战局却超出了帝国领导层的控制，闪击战术从一开始便宣告失败，德国优势一再丧失。被最高军事统帅部（Oberste Heeresleitung，OHL）寄予厚望的无限制潜艇战（unbeschrnkter U-Boot-Krieg）非但不能扭转战局，反而又成为美国参战的借口，以致进一步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此情况下，帝国国会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国会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发生分裂。反战派于1917年4月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USPD，以下简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余下者自称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SPD，以下简称“多数派社民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FVP）和民族自由党（Nationalliberale Partei，NLP）——在1916年后不断激进化的工人罢工中看到了继续战争的危险性与推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中央党（Deutsche Zentrumspartei，Zentrum）本是无限制潜艇战的坚定支持者，但从1917年起也转而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1917年7月6日下午，这四个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未参加）决定携手成立“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Interfraktioneller Ausschuss），其声明表达了两个共同目标：一是在外交上追求“谅解性和平”（Verstndigungsfrieden）而非“胜利和平”（Siegesfriede），放弃兼并政策，尽快实现停战；在内政上推动民主化，建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中央政府（Reichsministerum），并在普鲁士（Preuen）推行平等选举权。由于这四个政党在国会中占据了288个议席（72.5%），是名副其实的“国会多数派”（Reichstagsmehrheit），所以他们的意见立即在德国政坛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影响之一是“1917年七月危机”（Julikrise1917）的爆发。根据帝国宪法，除皇帝外，真正负责全国内政外交事务的是帝国首相。但自开战以来，时任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1856—1921）因其摇摆立场而受到军方的多次责难，此次“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的声明又再次对他产生了直接冲击。7月12日，在军方和国会多数派的夹击下，首相不得不辞职下台。对于帝国而言，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下台清晰划出了一条政治转型的界限：在此之后，帝国宪法所保障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已经消失了，全权负责帝国内政外交的首相也不复存在。在追求和平与民主的道路上，国会多数派与最高军事统帅部成为直接对峙的角力双方。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1878—1964）在其名著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始于1917年7月12日皇帝被迫解除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职务。”
影响之二是推动了“上层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的爆发。在贝特-霍尔维格下台后，尽管存在军方的强力干预，但帝国政府的“国会化”色彩仍然愈加浓烈。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1857—1936）担任首相期间（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国会多数派的个别议员进入内阁，甚至为应对教皇的和平调解，首次正式参与外交决策。在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1843—1919）当政期间（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国会多数派甚至出任了帝国和普鲁士的副首相，为此被《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欢庆为“从德意志极权国家变成了德意志人民国家”的转折点。宪法史学家也多称这段时间为“隐蔽议会制”（Kryptoparlamentarismus）或“消极议会制”（negativer Parlamentarismus）。到1918年9月28—29日，最高军事统帅部终于批准了国会多数派一年多来的两大诉求：立即停战，准备媾和；要求赫特林首相邀请国会多数派领袖参加政府，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为“上层革命”让路的举动，并非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之流的幡然觉悟，除了战争确实无法继续外，实则还蕴藏着军方的两大心机：
第一，这是缓解美国压力的最好途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在“十四点计划”（14 Punkte-Programm）中，几乎直截了当地向德国左翼呼吁，希望他们从内部搞垮帝国统治集团。对于军方而言，由其主导的“上层革命”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既维护自身利益又满足美国要求的选择。
第二，这是推卸军方所有责任的最好途径。鲁登道夫多次宣称，要让国会多数派“现在就喝掉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的汤汁”。事实上，这正是魏玛时期流传甚广的所谓“匕首刺背”神话（Dolchstolegende）的源头所在。藉此，最高军事统帅部便把战败责任与未来签订和约的任务一并移交给国会多数派。
由于赫特林并不愿意领导这场“上层革命”，9月30日，在军方督促下，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下诏，任命来自于西南邦国巴登（Baden）的马克斯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1867—1929，以下简称“巴登亲王”）为新首相。
对于最高军事统帅部与国会多数派而言，巴登亲王都是一个合适的妥协对象：他是王公贵族，多次批判“西方民主”，并不赞成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Friedensresolution），支持德国入侵比利时（Belgien），甚至还赞成种族主义理论家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的观点，因而部分代表了传统精英的立场；他从小受到自由主义教育，对军人独裁和右翼立场有所保留，甚至指责过德意志民众的奴役心态，因而又受到国会多数派的关注。
巴登亲王内阁几乎都是由国会多数派组成的。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多数派社民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和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Bauer，1870—1944）分别出任不管部以及新成立的帝国劳动部的国务秘书。
当“上层革命”的幕布徐徐拉开时，作为这场戏的主角，巴登亲王并不轻松。他所面对的内外环境极其糟糕：首先，军方从未轻易地让他放手一搏。10月3日晚，他被迫签署由最高军事统帅部起草的停战电报——亲王在后来的日记中将之斥为“投降”和“军事战败的宣言”。然而“胜利和平”却未在军方领导者的头脑中消失。直到10月14日，兴登堡仍然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说“德国人民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光荣的和平，要么是战斗到最后一人”。鲁登道夫在10月17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居然还要求继续补充兵员，并指责停战谈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社会期待日增，而激进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法兰克福报》在内阁成立之日把巴登亲王称作“国会多数派的代言人”，称他将成为“德国民主制的第一位帝国首相”。然而，激进左翼的要求更高。10月7日，“斯巴达克团”（Spartacus，或译“斯巴达克派”）通过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最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日益沉重。从10月3日到11月5日，美德之间一共进行了四轮外交照会战。总体而言，美方的态度日趋严厉。它不仅要求德国必须接受“十四点计划”所规定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而且还直接要求政治变革。
正是在美方不断施压下，巴登亲王内阁终于加快了改革步伐。扫除上述内外困境的措施几乎在同一时刻展开：10月26日，一再干涉内阁事务的鲁登道夫故伎重演，试图以辞职相威胁，反对媾和，但皇帝在巴登亲王的反复劝说下，居然接受了他的辞职。至此，最高军事统帅部对内阁的干预行动结束。同日，宪法修正案在国会得以通过，并于两天后生效。该修正案是对1871年宪法的第15条进行的补充，规定：帝国首相需要得到国会的信任；关乎战争、和平以及国际条约的重大问题需要获得联邦参议会和国会的同意，军队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各邦实行民主化。与此同时，普鲁士上议院终于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
巴登亲王内阁随之面临的棘手难题是如何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0月初，威廉二世的责任问题已成为公众舆论的对象，但尚未涉及退位事宜，只有斯巴达克团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废除王朝”的目标。随着美方压力的增加，人们开始考虑皇帝退位的可能性。符腾堡（Württemberg）的罢工工人打出了“皇帝是无赖”的口号，甚至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这样的资产阶级中派也认为皇帝必须退位。10月7日，战时参议会（Kriegsrat）首次公开讨论退位问题。10月24日，多数派社民党议员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在国会中表示“只要皇帝下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和约”；10月25日，巴伐利亚（Bayern）首相和国防大臣表示赞成。显然，反对皇帝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然而，威廉二世却一再拒绝巴登亲王的劝说，并执意离开柏林，前往最高军事统帅部大本营斯帕（Spa）。该举动不仅让皇帝的最后一点个人声望消失殆尽，也让内阁最终在10月31日会议上下定决心，迫使皇帝退位。
然而，当这场拖沓已久的“上层革命”终于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时，命运女神却冷酷地向它关上了大门。仅仅3天后，一场水兵起义突然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11月9日，风暴到达柏林，巴登亲王内阁倒台。战争末期的政治转型被迫中止。
1917年起，帝国臣民们的反战情绪已经不断通过罢工和兵乱的方式表现出来。据统计，德国的罢工数量从1916年的240次跳跃性地增加到1917年的562次，1918年11月前已达到499次，罢工者多达1500万人次。当年8月“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军舰（SMSPrinzregent Luitpold）上的水兵们也曾喊出“打倒战争”的口号，数十名水兵则在芬兰海岸起义。
不过，德意志社会实际上并未做好革命准备。
两个左翼团体——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Revolutionre Obleute）——的革命主张并未被多数派社民党与它们所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所接受。前者始终坚持“和平与渐进式民主”这一政治口号，后者竭力阻止左翼团体把“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革命口号写入党纲中。
即便在这两个左翼团体之间，关于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也未曾达成统一。在斯巴达克团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兵苏维埃”得以实现。而在柏林革命者团体的计划中，“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革命的目标，而仅仅是阶段之一。它追求一种“大众民主”或“直接民主”，其目标是“纯粹代表会体制”（reiner Rtewesen）。
更为糟糕的是，当德意志社会的革命之势几近不可抵挡时，主要的革命鼓吹者们却都意外地“缺席”了。在斯巴达克团中，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自战争开始后便被禁止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后被囚禁；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直到10月26日才被释放；其他主要成员或仍在狱中，或被迫流亡其他国家。甚至到11月6日晚，斯巴达克团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成员因为谋划革命而入狱。同样，柏林革命者团体的领导者也在10月相继暴露。11月8日，该组织的精神领袖恩斯特·道尔米施（Ernst Dumig，1866—1922，旧译埃·多伊米希）被捕。
至此，革命前夕的德意志社会呈现出极为有趣的画面：一方面寻求变革的呼声广泛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主张却少有应和；一方面革命者竭力鼓吹，另一方面革命方案之间的差异却日渐明显；一方面革命趋势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革命领导者却未能及时出现在革命现场。革命看似箭在弦上，却未能一气呵成。不过，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这就是1918年11月4日的“基尔水兵起义”（Kieler Matrosenaufstand）。
本应属于帝国支柱的军人充当了革命的爆炸者，这不仅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之外，甚至连左翼政党的领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1919）在获悉革命消息后，曾不以为然地将之视作“一次感情冲动后的喷发”而已。
然而，它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士兵中的厌战情绪已累积到极致；另一方面，在所有军人中，水兵又是死亡率极高的兵种。据估算，德军共损失83艘巡洋舰和178艘潜水艇，5132名潜艇水兵死亡，死亡率超过50%。
1918年10月下旬，当巴登亲王内阁决定向协约国乞和时，海军部却阳奉阴违，下令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潜艇出海作战。这当然同水兵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遂成为新一轮暴动的导火索。10月28日，出海作战令传到威廉港后，部分水兵拒绝接受。抗拒心理迅速传播到北德各港，有的军舰干脆熄火。海军当局表面上宣布收回成命，实际上却加强了对水兵的监控，并以“不稳分子”为名，逮捕了4艘军舰上的1000名水兵，将之解往基尔港受审。唇亡齿寒的心理让基尔港的水兵们连日集会，要求官方释放被捕水兵，并禁止舰队出海。11月3日，基尔要塞（Kiel）司令部拒绝了水兵们的要求，还下令逮捕50多名水兵。群情激奋的水兵们联合当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军官们则向示威群众开枪，致使8人死亡、29人受伤。
11月4日，忍无可忍的水兵们把暴动升级为武装起义。他们解除军官武装、占领炮位和军械库。工人们予以配合，占领当地市政厅。当晚，整个基尔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上都升起红旗。
从这场起义的源头来看，水兵的求生渴望与海军部的孤注一掷心态纠结在一起，构成了极为特殊的导火索。水兵们在声明中只是表达了最为基本的生存要求，如“在任何情况下，都须中止潜艇继续作战”等。
然而，水兵们的行动却进一步激化了普通民众对于帝国政府和这场战争的不满。于是，当这些水兵自行脱离部队，沿着铁路线把革命消息传递出去后，北德各地迅速跟进，暴动演化为一场席卷整个北部的革命运动。11月5日，吕贝克（Lübeck）被水兵占领。11月5/6日，汉堡（Hamburg）水兵起义。11月6日，不来梅（Bremen）的水兵与工人合作夺取政权，并决定向科隆（Kln）进军。此后，汉诺威（Hannover）、马格德堡（Magdeburg）、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奥登堡（Oldenburg）、什未林（Schwerin）、罗斯托克（Rostock）、科隆、德累斯顿（Dresden）、莱比锡（Leipzig）、开姆尼茨（Chemnitz）、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main）、斯图加特都相继爆发革命。萨克森（Sachsen）、维滕堡（Wittenberg）、不伦瑞克等邦的君主被推翻。
与此同时，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München）也爆发了革命。这里的革命由两个工人政党联合策划并领导，主要领袖是当地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11月7日，两党携手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两党领袖在不同广场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等要求。随后，示威者袭击军械库，解除宫廷卫队的武装，释放政治犯，占领了邦议会。左翼报纸《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后来评论说：“这次示威游行所表现出来的印象是所向无敌的。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今天是决定命运和民族正义的一天。”当晚，“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Arbeiter-，Bauer-und Soldatenrat）成立，多数派社民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巴伐利亚农民联盟（Bayerischer Bauerbund）的代表对等参加。艾斯纳当选为主席。次日，巴伐利亚国王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终结。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成为“共和国”。新政府随后成立，艾斯纳任州长兼外交部长，4名多数派社民党、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和1名无党派人士共同组建内阁。慕尼黑革命完成。
11月9日，革命浪潮终于到达首都柏林。这里“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结合在一起。
慕尼黑革命成功后，柏林便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1月8日晚，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以“柏林工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Vollzugsausschuss 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in Berlin）为名，号召柏林工人和士兵“起来为和平、自由和面包而斗争”，“走出工厂！走出兵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7日下午，受到压力的多数派社民党主席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谢德曼转变立场，向巴登亲王递交最后通牒。他们不仅要求皇帝退位，而且还提出皇太子放弃继承权、增加社民党在内阁中比重等新要求，并以退出内阁相威胁。首相随即同皇帝交涉，但被后者拖延了2天。
11月9日清晨，柏林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几十万人涌向市中心，举着“和平、面包、自由”和“兄弟们，别开枪”的标语，解除了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占领警察署，袭击兵营，释放政治犯。到中午时分，示威者已控制了包括皇宫、卫戍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在内的大部分重要机关。帝国政权陷入瘫痪之中。
在此局势下，久未等到皇帝退位声明的巴登亲王，只能在12点代行宣布皇帝退位、皇太子放弃继承的消息，并把首相一职交给艾伯特。艾伯特以“帝国首相”的名义签发公告，宣布成立新政府，并以食品供应危机为由，要求示威者“维持秩序”。
对于艾伯特而言，柏林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他的目标“依旧是在任何情况下起‘平衡’作用，避免同帝国及其代表‘秩序’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完全决裂”。连巴登亲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如果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为首相，君主政体也许仍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关于国家体制的转变问题，艾伯特并未做过认真思考。
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艾伯特的掌控之外。皇帝退位的声明已经传出，而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者却毫无散去的迹象。不仅如此，斯巴达克团在已占领的皇宫中筹划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让国会大厦中的多数派社民党另一位领袖谢德曼颇为不安。下午2点，谢德曼决定抢在左翼之前，先行宣布国家新体制。他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示威者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 Republik）万岁！”的口号。谢德曼的演说让艾伯特大发雷霆，向他叫嚷说：“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别的什么，这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然而2个小时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更让艾伯特吃惊不已，因为他宣布成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Deutschland）”。
无论谢德曼还是李卜克内西，他们都超越了艾伯特的最初设想，宣告了德国从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这一结果突破了战争末期“上层革命”的范畴，显示出“下层革命”的推动力，完成了从基尔水兵起义开始的革命逻辑的应有之义。
在“十一月革命”中，11月9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它开启了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旧制度从此结束，新制度自此开启。但是，对于德意志社会而言，这些仅仅是革命的一个侧面。如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革命风暴中的社会群生相，我们便会发现革命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
革命在政治上动员了工人阶层，使之成为革命的主要承载者和推动者。参加三大工会的人数从1917年底的165万人增加到1918年底的352万人。中央政府和半数以上的地方政府由两个工人政党共同掌控。到20年代初，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德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变化。据1921年的调查表明，工人出身的政治家比例已达1/4，与高级公务员、贵族、工业家和农场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比例持平。
革命也得到了农民阶层的支持，尤其在农业地区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主席路德维希·甘道尔夫（Ludwig Gandorfer，1880—1918）是一位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11月7日，他同艾斯纳一起参加了慕尼黑大游行，并共同组建了巴伐利亚的“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
革命让保守派和大资产阶级们惊慌失措，保持缄默。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家中保持沉默。德国报刊这样形容他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像面对苍鹰飞来时的胆怯小鸡。”
与之相反，自由派资产阶级们却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1848年革命的影子。就在柏林革命前夕，《法兰克福报》把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同“自由的未来”这一目标联系起来。革命爆发后，他们热情讴歌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巴登、巴伐利亚和莱茵普法尔茨（Rheinpfalz）等地区，新政府中包含了1/3以上的资产阶级成员。
革命不仅把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还在短期内颠覆了传统的统治结构，用新型的权力组织形式“代表会”（Rat）来重构政治生活。
“代表会”作为一种权力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俄语称之为“苏维埃”（Soviet）。“Soviet”一词后被引入德国，有时也被译作“Rat”。第一批“工人代表会”（Arbeiterrat）出现在1917年4月罢工中。基尔水兵起义后，革命中的第一个“工兵代表会”成立。不久，这种权力组织形式遍布全国各地，但当时的名称还未统一，如“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人民代表会”（Volksrat）等。直到数周后，各地才逐渐统一称作“代表会”（Rat）。
革命初期，代表会几乎出现在所有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除工人代表会外，还有农民代表会、市民代表会、逃兵代表会、妓女代表会、失业者代表会（Arbeitslosenrat）等。
在政治性代表会中，出现了四种类型： （1）由工人政党与自由工会分别派代表参加，采取党派妥协与集体领导的方式，出现在鲁尔（Ruhr）矿区和中德地区（Mitteldeutschland） ； （2）由企业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出现在不来梅、汉堡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大企业中； （3）农民（或农业工人与农民）代表会，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等农业地区； （4）在居住区域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代表会，主要以“市民代表会”的形式出现，如西南德意志的巴登、符腾堡地区，参与者多为商人、教师、律师等城市中产阶层，著名学者韦伯便是海德堡（Heidelberg）代表会的成员。
虽然名称统一，但不同的政治团体对“代表会”的内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多数派社民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们把它视作过渡时期的管理机构，以便稳定社会。斯巴达克团在“苏维埃”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强调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柏林革命者团体则在“直接民主”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认为它就是一种“未被歪曲的民主”。更多的参与者把代表会视作共同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途径，希望藉此发出自己的声音。
代表会运动的兴起，显示出革命在社会重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然而不同社会团体对于代表会运动的相异理解，却埋下了革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11月9日晚，两个工人政党展开组阁谈判。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两者取得共识之处仅仅在于部长职权及其相互平等的关系，而在内阁使命、资产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代表会运动的未来命运及德国政体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想法。因此，两党的合作基础极为薄弱。李卜克内西甚至要求哈泽拒绝入阁邀请。双方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异军突显的第三支力量迅速让两党之间的争议变得黯然失色。11月9日晚，在革命者团体的领导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Arbeiter-und Soldatenrat Gro-Berlin）在国会大厦举行大会。大会决定次日举行新选举，并接管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显示出代表会运动的政治目标。
在此局势下，两个工人政党反而拉近了距离。一心维持“稳定和秩序”的艾伯特感受到巨大威胁，决心尽早实现两党联合，以共同控制代表会运动。同时，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哈泽等高层也不欢迎李卜克内西的激进立场，他们趁后者缺席，在11月10日凌晨强行通过了入阁决议。
于是，在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工人政党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组建成功。多数派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Otto Landsberg，1869—1957），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泽、威廉·迪特曼（Wilhelam Dittmann，1874—1954）和埃米尔·巴尔特（Emil Barth，1879—1941）进入内阁，成为权力平等的部长。
为保障临时政府的权威，控制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方向，艾伯特等人决定参加当天下午的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集会。该集会是在柏林布歇马戏园（Zirkus Busch）举行的。它最终选举产生了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的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des Arbeiter-und Soldatenrates Gro-Berlin，以下简称“执行委员会”）。这是由7名革命者团体代表、14名士兵代表与两个工人政党的各7名代表组成的政治团体。革命者团体的领袖米勒（Hermann Müller，1868—1932）被选为主席。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上午组成的临时政府名单，并把临时政府更名为“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
布歇马戏园集会看上去调和了三支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建构起新的中央权力，但事实上却埋下了此后数周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索。从当日流程来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是权力核心，由其产生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而人民代表委员会是由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权力机构。正因如此，执行委员会认为，全部政治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体现在11月11日它所颁布的“对外宣言”中。然而，艾伯特等人对此根本不予认同。他把集会视作息事宁人的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高层则把两者关系视作“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后者应有监督权，而没有行政权。
这样一来，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权力首先面临归属争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委员会各执一词，双方在行政、军队归属、国家形式等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直到11月22日，两个权力组织终于达成第一份协议，对双方的政治角色做出详细规定：最高政治权力赋予工兵代表会，人民代表委员会拥有执行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签约双方对协议的可信性都持怀疑态度，同时该协议本身也回避了重要的争论话题：未来的国家形式。经过多次冲突，到12月9日，双方再次签订第二份协议，但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就在两者围绕中央权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时，整个德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了不同于革命初期的格局特点：第一，在工人运动中，多数派社民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革命者团体的同情者也有所增加，唯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力持续下降。第二，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走出了最初“迷惘、颤抖、惶恐、动摇”的状态，在11月底前相继实现重组：11月16日，在进步人民党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DDP，以下简称“民主党”） ；11月20日，天主教中央党在巴伐利亚分部脱离（11月12日）后，颁布了新纲领；11月22日，原民族自由党的一部分成员成立“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DVP，以下简称“人民党”） ；11月24日，原德意志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德意志国家党（Deutsche Staatspartei，缩写DStP，1930年由民主党更名而来）等右翼政党和团体合并成立“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以下简称“民族人民党”）。
第三，军方成为政府越来越倚重的力量。就在布歇马戏园集会当晚，军方最高指挥官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oener，1867—1939）将军致电艾伯特，表示军方将支持新政府，但强调他们“只能同一个反对激进主义（Radikalismus）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政府合作”。艾伯特表示理解并接受这一条件。这次通话后来被视作艾伯特与军方之间的密约，史称“艾伯特-格勒纳协议”（Ebert-Groener-Pakt）。
在短短几周内，德意志社会权力格局所出现的变化是由这场革命的特点所造成的。这场革命本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水兵起义，而后迅速成为渴望“和平与民主”的大众运动（Massenbewegung）。被寄予厚望的工人政党则缺乏对革命的周密规划。作为不久前“上层革命”的主要参与者，多数派社民党十分自然地延续着改良主义的思维，把建立议会民主制作为执政目标。这让最初被革命风潮压制的资产阶级与保守派们找到了喘息的契机，也为军方再次卷入政坛提供了可能性。
反之，权力格局的三大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当时并未定型的革命进程。工人政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革命初期建构“工人社会”的热情，意识形态的对峙迅速成为革命无法逾越的障碍，并进而将成为革命偃旗息鼓的主要原因之一。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的重组，极大改变了政治氛围。无论是对于多数派社民党追求议会民主制道路的支持，还是对于代表会运动开销的污蔑，它们都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基本趋向。军方的介入打破了最初的力量平衡，成为议会民主制支持者们最有利的武器。
政坛出现的新特点很快影响到代表会运动的发展。1918年12月16—2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兵代表会大会成为1918、1919年革命的转折点。
鉴于中央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及人们对议会民主制道路的不同意见，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共同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会大会。人们虽然还不清楚当时代表的产生程序，但大致按照地区分配原则，比例同1912年国会选举类似。工兵代表会曾有意控制代表人选的政治归属，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多数派社民党控制了大会的导向。这次大会共有489名正式代表，另有47名人民代表委员会与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作为额外代表以不同身份参加。在正式代表中，多数派社民党有296人（60.5%），独立社会民主党96人（19.6%，其中斯巴达克同盟10人），士兵代表会25人（5.1%），民主派24人（即资产阶级与保守派，4.9%），革命者团体11人（2.3%）以及未登记者37人（7.6%）。
这次大会共有四个议题：
一是解决政治格局危机的途径。大会最后接受一种类似“国会—政府”的政治架构，即全部权力归属人民代表委员会，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进行“国会式的监督”。此外，大会还决定了国民会议选举时间为1919年1月19日。这一结果已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道路。
二是如何推动军事民主化进程。大会支持多数派社民党的渐进方案。但即便如此，艾伯特仍然由于兴登堡等军方首领的反对而推迟实施该方案。
三是如何看待11月24日成立的社会化委员会（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所递交的工作方案。大会最后接受了多数派社民党的意见，决定“在所有成熟的工业部门，特别在矿区，立即展开社会化”。
四是如何界定并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决定该机构将作为“类国会”来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由此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此举后来被证明是一大败笔，因为它进一步缩小了左翼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正如道尔米施所言，这次大会成为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死亡证明书”，代表会运动从此失去其合法的政治属性。
全德工兵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都让左翼感到失望。12月24日，斯巴达克同盟发动了圣诞夜罢工，希望通过工人示威游行的方式来改变现状。示威者占领电话局，切断电话，并包围了政府。艾伯特被迫调来军队，结果再次引发了示威者与军方之间的流血冲突，造成11名游行工人与56名士兵死亡。
这场冲突彻底结束了工人政党之间合作的可能性。12月27日，《前进报》指责斯巴达克同盟的攻击行为。而人民代表委员会中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们为照顾斯巴达克同盟的感情，决定退出临时政府。他们的空缺立即由多数派社民党人诺斯克和维塞尔（Rudolf Wissel，1869—1962）接任。
然而即便如此，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震荡仍未能平息。同日晚，斯巴达克同盟宣布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另行组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KPD，以下简称“共产党”）。在其党纲上，共产党明确了“彻底转变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决心。
恰在此时，“艾希霍恩事件”爆发。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时任柏林警察局局长一职，负责维持首都地区的秩序。自哈泽等人退出人民代表委员会后，普鲁士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相继退出州政府，但艾希霍恩以自己的职位关系到革命前途为由，拒绝辞职。1月4日，普鲁士内政部将其解职。当晚，共产党与革命者团体决定发动游行示威来支持艾希霍恩的决定。这就是“柏林一月起义”（Berliner Januaraufstand）。
柏林起义是以1月5日下午示威游行为起点的。示威者很快占领了报社区、火车站、警察局和电报局。革命者发布公告，宣布推翻艾伯特政府，由共产党代表李卜克内西、士兵代表会成员肖尔泽（Paul Scholze，1886—1938）和革命者团体代表雷德鲍尔（Georg Ledebour，1850—1947）组成新政府。
艾伯特政府迅速反击。国防部长诺斯克被任命为柏林总司令。诺斯克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总得有人来当猎犬，就由我来担这个责任吧！”他依靠退伍军人、游民和冒险分子等组成的“志愿军团”（Freikorps），并得到了国防军（Reichswehr）将领们的合作承诺。哈泽和考茨基等中间派试图充当和事佬，但没有成功。
到1月11日，政府军重新控制报社区和警察局。大量左翼工人领袖或被杀或被捕。13日，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革命者团体宣布停止罢工。当晚，政府宣布镇压成功，声称“保留了所有的革命成果”。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志愿军团杀害。
镇压行动虽然保住了艾伯特政府，但进一步突显了军方的重要性。更为糟糕的是，工人政党之间的不断冲突让渴求回归“正常状态”的德国民众深感失望。而国民会议选举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如期拉开帷幕。
1月19日，共有34046366人参加国会选举，参选率高达83%。多数派社民党获得了37.9%的选票（163个议席），其次是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占19.7%的选票（91个席位） ；民主党占18.5%选票（75个席位），民族人民党占10.3%选票（44个席位），独立社会民主党占7.6%选票（22个席位），人民党占4.4%选票（19个席位），巴伐利亚农民联盟和德意-汉诺威党等占1.6%选票（7个席位）。共产党拒绝参加选举。
这一结果让革命以来的德国政局出现重大变数。多数派社民党并未如愿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率，无法单独执政。它或者同独立社会民主党联合，勉强获得国会45%左右的席位，维持住工人内阁的现状；或者同资产阶级中左翼政党联合，把工人内阁变成工人政党参与的内阁。第三种可能性是工人政党回到反对党的传统角色，让所有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联合成为执政党。多数派社民党显然不愿走第三条道路，但独立社会民主党以未能解决柏林起义中出现暴力行为为由拒绝合作，所以艾伯特只能转向同民主党和中央党的联合。
组阁谈判很快完成，多数派社民党、民主党和中央党联合组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争末期国会多数派的翻版。革命初期的工人政府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和中左翼资产阶级参加的联盟政府。人们把这种组合称之为“魏玛联盟”（Weimarer Koalition）。
国会选举后，德国正式确立了议会民主制。然而围绕在政治体制上的斗争并未偃旗息鼓。在1919年春天，政治性代表会运动迎来了一场剿灭与对抗的最后斗争。
在中央层面上，剿灭代表会体制的行动干净而利落。当时，由全国第一次代表会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仍然存在，它同刚刚产生的国会之间的关系还未得到明确说明。1月19日，新政府出台法令，把最高指挥权收归政府，士兵代表会的使命仅限于“军队的救济、社会与经济问题、宿营以及纪律方面的合作”。2月4日，在政府压力下，中央委员会正式把权力移交给国会。当然，中央委员会仍将继续存在，但其政治意义荡然无存。
与此相反，在地方层面上，对于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剿灭遭到了激烈反抗。2月6日，全国士兵代表会在柏林召开大会，宣布废除1月19日法令，要求同政府“分享”最高指挥权。各地暴力行动频现，如爱森纳赫（Eisenach）、哥达（Gotha）等地都发生占领行动。共产党影响力较大的中德地区和柏林出现了所谓“第二次革命”的风潮。不久，诺斯克率军镇压工人运动。
与此同时，柏林也出现更为凶猛的革命风潮。3月3日，共产党发出罢工号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工兵代表会”的口号。当晚，罢工工人攻打警察局，并占领了火车站。此后数日，柏林处于严重的动乱和巷战中，经济活动完全瘫痪。这就是“三月起义”。直到3月16日，它才被所谓“志愿军团”所镇压。
在纯粹代表会体制思想影响的地方相继出现了一些“代表会共和国”。不过，这些“代表会共和国”均未能坚持很久，如“不来梅代表会共和国”延续了25天，“库克斯港（Cuxhaven）代表会共和国”存在5天，“曼海姆（Mannheim）代表会共和国”和“不伦瑞克代表会共和国”都只存在1天。
在所有代表会共和国中，最具影响力、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2月21日，原州长艾斯纳被刺身亡。这起突发事件使得巴伐利亚陷入极度动荡。多数派社民党人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1867—1930）出任联合内阁的州长，却无法控制局面。一批艾斯纳的追随者，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诗人托勒尔（Ernst Toller，1893—1939）和无政府主义者兰道埃尔（Gustav Landauer，1870—1919）则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推行了包括国有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4月底，诺斯克的两万大军兵临城下。5月5日，慕尼黑被政府军重新占领，550多名革命者被杀害，6000多人被逮捕和监禁。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前后共坚持了24天。
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的失败，标志着1918—1919年革命（die Rovolution von1918/19）中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终结，也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最终确立。此后，德国再也没有出现过以代表会体制作为政治建构目标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十一月革命”更是一场“大众运动”，因为“革命是自发产生的，大众强迫领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并且对党或工会的组织结构提出挑战”。这场革命不仅吸引士兵与工人投身其中，也出现了农民和市民阶层的参与。这场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是因为大众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又缺乏完整的革命理论，因而无法同现存的国家与政党组织相抗衡，客观上则同战后德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军事与经济困境相关。革命的诡谲多变恰巧证明了，历史进程是“不可算计”的。革命的每一派参与者都建立在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期待之上。他们之间形成的合力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他们的满足与失望也将伴随共和国的成长脚步而影响着德国第一个民主体制的兴衰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