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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卷所涵盖的27年（1918—1945）里，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较宽的“之”字形图景，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第三帝国，“在善和恶两方面都走了极端”。这一发展轨迹，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甚至极端的特性，任何道路都要走得极致。然而，物极必反，矫枉常常过正。这时，德意志人又会向着相反的方向狂奔。从深层次看，表象后面还有理念的冲撞：德国是赶上世界潮流，让发展不同步的政治经济体制尽快补上“短板”，还是坚守德意志特色，排除各种披着华丽或不华丽外衣的非德意志因素，让德意志社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先进的，甚至带有点过于超前的色彩。“比例代表制”（Verhltniswahl）的选举方法，保证国会（Reichstag）内的党派力量对比同选民的意愿基本保持一致。德国的政党制度起步较晚，然而作为魏玛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党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它们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防卫组织，而且完全控制了国会议员的人选，议员一旦背离所属党派的意愿，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很快就会遭到“除名”。这就使得国会成为政党纵横捭阖的沙场。为了平衡这一点，宪法设置了国民直选产生的总统。总统有权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帮助总理暂时摆脱国会的制约，建立有限度的集中统治。这就构成了国会-总统的二元体制。同时，宪法给予选民以“立案权”，即普通公民毋需通过议员，即可直接向国会呈交提案，只需事先征得1/10选民的签名。如果该提案遭到国会否决，还必须就此举行全民公决。然而，超前的民主体制建立在怀旧的德意志社会之上，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地基不稳的隐患。
在魏玛共和国的运作阶段，《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实施后，德国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佳境。同时，伴随着美国资金和技术的涌入，其文化也呈现出明显的世界性。柏林（Berlin）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城市，享有“欧洲娱乐之城”的美誉。它在“轻快艺术”、滑稽剧、电影、流行音乐等方面都超过巴黎，成为诸种艺术表演的大舞台。当时，凡是新的东西，都能在柏林找到生产之地。在社会生活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越出原有的轨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在公共领域，女教师、女医生的人数逐年增加。女性在外在形象和生活态度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街头和舞厅，不少女性穿着入时，善于交际，梳着波波头，穿着超短裙和长丝袜，打扮时尚，优雅地夹着香烟。她们生活独立，虽然外表是女性的，但内心却日益男性化。在对待婚姻和两性的态度上，年轻女性开始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爱。与此相伴随的，是传统目光中的“家庭危机”日益升温，在女性结婚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离婚率却不断上升。婚内出生率下降，非婚出生率居高不下。
在德国沿着世界化道路向前发展时，另一种主张始终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这种主张以“1914年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1914年思想”认为，当时风行世界的“1789年思想”是“破坏性解放的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个人的赞同”，强调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而“1914年思想”具有德意志特色，主张“建设的革命”，认为“德国式自由”强调“秩序”，是真正的自由，生命能在“真正的自由中”绽放。他们强调德国的平等是有机的平等，类似于军队中的战友关系和同志关系，大家平等效劳，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不同的作用，“既学会听话又学会命令”。随着美国文化的大量渗入，20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德国又兴起了新“保守革命”思潮，要求抵制西方议会民主和西方文明，抵制现代性，维护和捍卫德意志传统和文化。
1929年秋，肇源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袭来后，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德国经济很快深陷其中，“黄金时代”的镀金铜瞬时消散，德国与美国一起“并立”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共和国时期逐渐得到缓解的深层次矛盾又被推向表面。社会秩序动荡，党派斗争激烈。由于缺乏睿智能干的政坛干将，国会-总统二元体制非但没有成为集中权力攻陷危机堡垒的载体，反而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通道。
1933年1月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担任德国总理后，立即以恢复德意志传统为幌子，对民主体制大动干戈。他标榜自己要重建“日耳曼民主”模式，解散其他政党，同时改变纳粹党的属性，称其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精英党。他通过《授权法》降低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声称要让它回复到Rat一词的古义地位，即仅仅是元首的顾问团。最后，国会蜕变成“接收希特勒声明的响板”和“昂贵的合唱团”。通过《授权法》获得立法权的内阁，从1938年2月起就不再开会，部长们只能从广播中知悉“德国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希特勒政府逐渐演变成“小朝廷”，国家元首通过党、政府、军队三个办公厅的主任，实施着个人的独裁统治。作为体现“日耳曼民主”的全民公决，由于其属于“公民复决”和“有条件的或非强制性的”类型，对当局的决策毫无影响，完全是独裁统治的遮羞布。
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大致相同。经济上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力图脱离世界市场，为此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开采和提炼贫铁矿石。文化上以“德意志”和“非德意志”为划分标准，极尽扶持打压之能事，不惜将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逐出国门。社会生活中鼓励女性脱离公共事务“回归家庭”，充当德意志斗士的贤妻良母，在“教堂、厨房、孩童”的有限范围内，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生育机器。
然而，纳粹政权尽管以“回归德意志传统”为口号，但是其所作所为并不代表德意志特色。下列三件事情可以作为例证。第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中有重视制衡的特点，其中包含选侯与皇帝、邦君与皇帝、政权与神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纳粹政权却以实施“绝对统治”为追求目标。第二，在纳粹当局讨论应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政策时，戈培尔曾经表示，“纳粹党人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这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如此”，然而在希特勒明确表示要实施打压政策后，他立即转向，毫不脸红地谴责现代派艺术是“附庸风雅”，是“病态”和“腐朽”的，应该遭到清除。第三，纳粹当局在战争准备阶段，曾经强调实施“自给自足”，要摆脱世界市场，规避风险。但是在侵占大片欧洲领土后，它就以欧洲统一体系为目标，力图改造各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分工，在欧洲范围内展开产品循环。
德国历史中这短短的27年，经历了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两个极端，似乎难以对其作出概括。但突破表象关注内核，可以将其命名为“危机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社会和革命危机，催生出魏玛共和国。先进的民主制度建立在缺乏“共和主义者”的沙滩上，也未得到高喊民主自由口号的西方大国的实质性支持，不仅经常陷入运转失灵的窘境，也为政治体制的急剧转向提供了条件。共和国中后期的经济繁荣，因其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纳粹统治时期，当局可以用经济复苏及繁荣、组建“民族共同体”、繁杂的社会福利政策等，来粉饰其统治秩序，然而对德国和德国人民来说，更大的危机已经来临。
本卷主持人 郑寅达
2017年1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