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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六卷本《德国通史》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3&ZD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德国乃当今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是在科技教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都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纵观经历一千多年历史发展的德国，有如滔滔奔腾的江河，在曲折和险阻中前行，终归大海。她有过雄霸欧洲的辉煌，也曾遭受他国的欺凌；虽数度战败，却能如神话中的不死鸟，灰烬中振翅重生；虽历经民族分裂的磨难，却最终归于统一；她曾是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却也是无数文化巨擘和科技精英成长的摇篮。而今，历尽沧桑的德国终于成为爱好和平的欧洲大家庭的一员，成了一体化的欧洲联盟的稳定之锚，成了令人向往的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国度。
鉴于德国在世界上的这种重要影响力和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我国史学界对之表现出浓厚兴趣，已经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而编撰一部高质量的德国通史也一直是学界的强烈期待和努力目标。
在我国，早期出现的几部德国通史类著述都是引进版的。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哈勒尔（Johannes Haller）的《德国史纲》（Die Epoch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可谓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德国通史著作。该著作共十二章，简略介绍了自远古时期至19世纪后半期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历史。此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等原因，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翻译和编撰出现了多年的沉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东德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纳·洛赫到北京大学开设德国史讲座，不仅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代德国史学者，其讲稿还被整理翻译出版，即大家熟知的《德国史》。这是在我国出版的第一部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德国通史，阐释了自远古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德国历史，对于在我国普及德国历史知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部德国通史类著作，在长达700页的篇幅中，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之前的整个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仅以20多页的“德国史引论”的方式加以处理，而1918年—1956年三十多年的德国现当代史，却占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就此而论，它更像是一部德国近现代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著名的格布哈特《德意志史手册》第9版中译本，书名为《德意志史》。该书分为“古代和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专制主义结束”、“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大战时期”等4卷，叙述了从远古到195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德意志史》的一个重要特色是突出政治史。以第三卷为例，该卷叙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止的德国历史，共四章，只有最后一章集中叙述社会、经济和技术史方面的内容，其余内容皆属政治史之列。而这一时代正值德国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工业化，是经济转型迅速、社会变迁剧烈、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大繁荣和大发展的时代。所以，相关内容难以充分反映这一时期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画卷，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推出自己编撰的德国通史著作。1991年丁建弘、陆世澄主编的《德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德国通史，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德国史学者的集体之作。全书共五编18章，叙述了从原始社会到1945年为止的德国历史。今天再回看该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书布局强调厚今薄古。到1807年为止的1000多年德国历史叙述特别简单，仅用4章。而1871年—1945年为止约75年的德国历史却用了10章加以阐述。二是全书叙述突出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内容相对单薄。1995年，孙炳辉、郑寅达等学者又推出了《德国史纲》。该书在叙述时间上打破了以1945年为下限的惯例，将“战后德国简况”单列一章，德国重新统一成为叙述的终点，这是一个新的突破。当然，诚如该书前言中所说，这只是“一本简明通史”，内容较为单薄。此外，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同样突出厚今薄古。全书12章，古代中世纪直至18世纪末以前，只有一章篇幅，而纳粹统治时期短短的十几年历史却用了四章。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界有关德国通史类著作的编撰和出版进入了全新阶段。2002年，丁建弘撰写的《德国通史》出版。这是我国德国通史类著作中的一部高水平之作。全书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发展为主线，叙述了从史前古代日耳曼人到1990年两德统一的德国历史。或许限于篇幅之故，该著作叙述内容依然集中于政治史，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着墨不多。2005年吴友法、邢来顺所著《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出版。该著作本着以史为鉴的目的，将德意志国家的兴衰及其原因作为关注点。它叙述了从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到20世纪末的德国历史，主要笔墨放在近代以来德国的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历史，古代中世纪部分比较单薄，涉及领域也不够全面。2014年郑寅达推出了最新力作《德国史》。全书论述了从远古到默克尔政府执政为止的德国历史。该书对以往那种过于偏重近现代史的结构布局有一定程度的纠正，而且对德国历史发展的时段性把握比较到位。从叙述取向看，大政治史仍然占据主要容量，但各章中已经融入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上述德国通史类著述，在向我国民众介绍、传播德国历史知识和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著述都为篇幅较小的单卷本，且多数突出“厚今薄古”，涉及内容集中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传统大政治史，经济、社会和文化史的内容简略，无法较充分地展示悠悠千载的德国历史和文化。
此外，业已出版的相关著述对于德国历史的最新国际编撰取向关注度不够，叙述视角主要囿于政治史和民族国家史，对于地区史和全球史视阈下德国历史发展的释读和回应不足。然而，诚如相关德国学者所言，毕竟“几百年来德国史对周围其他民族和国家划定了一条不断变动的、不总明显的界限”，因此，德国历史“不能同全欧洲的历史分开”，人们不能再把它“引回‘民族史’的狭（峡）谷之中”。进入21世纪以后，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国各民族联系进一步加强。同时，德国本身也已经没有“再像19和20世纪经常那样打上”“民族骄傲的烙印”。这些新变化，显然无法单纯地从德国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而应该把它置于“新的欧洲和全球结构背景下”加以释读。
鉴于以上状况，很有必要编撰一部全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这部新的多卷本通史应该紧跟世界史学术前沿，吸纳国际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欧洲文明进程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审视长达一千多年的德意志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探讨这种独特历史发展的内生性原因和外激性因素，关注这种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在塑造德意志文明过程中所起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影响，从中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在叙述内容上应该打破传统的“政治通史”模式，尽可能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时间布局相对均衡地覆盖从古代直至21世纪初，进而能更全面深入地再现德意志历史进程。此外，新的多卷本德国通史的撰写应该体现“经世”功能，从中国人的关注视角去考察德意志文明在欧洲和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和特殊地位，探究德意志民族活力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审视这一民族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供鉴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教建设。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就是基于这些考虑之上。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