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总统内阁的实践与失败

一、布吕宁内阁

从1930年3月末起，魏玛共和国迎来了奇特而短暂的三届“总统内阁”。它们主要依赖总统兴登堡的信赖，无需对国会负责。当然，这种执政模式仍然属于《魏玛宪法》所允许的范围，被视作应对一系列国家危机的必要手段，并不完全等同于独裁体制。三任总理布吕宁、巴本（Franzvon Papen，1879—1969）和施莱歇尔尽管彼此理念有所区别，但都曾试图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然而，他们失败了。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期待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方式来改变尴尬执政的困境，结果反而使反民主力量在短期内激增，特别是让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以致政治恶化的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0年3月29日，中央党国会党团主席布吕宁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关于布吕宁在德国走向纳粹独裁之路上的角色，曾是德国学术界的争议话题。一些学者认为，布吕宁故意改变魏玛民主体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这一点又被布吕宁的回忆录所证实，他坦言：“我一再把自己视作总统的信托人（Vertrauensmann） ；我希望让他维持国家元首的地位，使之有可能和平地复兴君主制。这就是我整个政策的立足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布吕宁必须承担共和国灭亡的责任。另一些学者指出，布吕宁的回忆录部分歪曲了史实，高估了内阁的行动能力，而且他推行紧缩政策以解决赔款问题的理念也是情有可原的。只不过这种以“总统内阁”来处理危机的模式不合时宜，最终导致了更坏的结果。事实上，布吕宁的个人政治倾向与当时政治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共同决定了布吕宁“不是魏玛共和国解体前的最后一位总理，而是德国民主解体进程中的第一位总理。”

正如前文所言，在米勒内阁陷入危机时，总统原本有机会施予援手，但他却没有这么做。恰恰相反，就在米勒辞职的当天晚上（3月27日），兴登堡就向布吕宁发出了“非正式的”邀请：“在我的一生中，所有人都离我而去。您必须向我承诺，您与您的政党一起，不会在我的人生末端扔下我不管。”这里的首要问题是：除了兴登堡不喜欢社民党人外，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位年迈总统放弃大联盟政府，转而考虑建立一个“总统内阁”？

事实上，兴登堡对“总统内阁”的兴趣不是他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是源于比较复杂的法律观念与意识形态。

在《魏玛宪法》起草时，不少法学家为了避免“国会独裁”或“议而不决”等情况的发生，一位“全民选举产生的、超越党派的”总统被视作“紧急救援者”、“代皇帝”、“宪法的保护伞”或“国会的对等物”。为此，宪法第48条规定：

“（1）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州，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

（2）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武力，以求达此目的。

（3）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第114、115、117、118、123、124及153各条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

本条第1款第2款两项规定之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其详细，另以联邦法律规定之。”

魏玛初期，艾伯特便在面临卡普暴动或中德骚乱时，采用发布紧急条令及派驻军队的方法。在这一意义上，撇开国会而成立一个总统所信赖的内阁，也属于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根据宪法，这一“总统内阁”并不是为了建立独裁体制，而是紧急状态下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因此，倘若“总统内阁”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支持，总统有权解散国会，然后通过重新选举的方式来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央政府执政的国会。宪法第25条写道：“（1）联邦总统得解散联邦国会，但出于同一之原因，仅得解散国会一次。（2）新选举最迟应限于联邦国会被解散后之第60日行之。”不过，即便在法学界，人们对于“紧急状态”的界定仍然存在争议。特别在保守派看来，倘若总统权力可以藉此扩大，则有希望恢复“强人统治”。

在兴登堡当选为总统后，保守派的热情更为高涨。如无党派政治家路德不仅组建过少数派内阁，而且还在1928年成立所谓“国家革新同盟”（Bund zur Erneuerung des Reichs），对强人政权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年青保守派”埃德加·尤里乌斯·荣格便把议会民主制视作“劣质人的统治”，渴望出现一个独裁的、跨党派的总统制国家。著名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在1930年初号召进行全面宪法改革，让国家拥有更多权力。甚至在共和国支持者阵营中，也出现了要求强化国家权力的呼声。社民党人米伦道夫（Carlo Mierendorff，1897—1943）表示，“魏玛民主仅是一种典型自由主义观念的产物……而我们这里出现的使命是……把国家视作一个强大的国家。”

当1929年后德国一再陷入大萧条的漩涡中不可自拔，而大联盟政府无法工作，社民党拒绝出面组阁，保守派领袖胡根贝格又无法赢得其他政党支持时，兴登堡及其周围政客——特别是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与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便决定改变路线：为了防止内战，巩固保守派阵营，最好的方式是以紧急情况为由，创建一个议会之外的官僚政府。

那么，布吕宁何以成为兴登堡的人选呢？布吕宁的财政知识是中选的首要原因。他曾获得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国会中少有的财政专家。当米勒内阁对莫尔登豪尔方案无法达成妥协时，他是“布吕宁—迈尔建议”的作者之一。

布吕宁的经历及其在各党派之间的协调能力是他得以组阁的重要因素。这位天主教保守派政治家当过志愿兵，其兵团直接隶属于兴登堡领衔的最高军事指挥部。这让布吕宁与兴登堡（及其背后的军方）存在着天然接近的感情纽带。军人生涯让他产生了跨越党派的、非政治性的战友情结。当他在战后担任基督教工会秘书长后，这种情结又被延续下来，成为其建立一种跨教派基督教政党的动力源泉。此外，作为1924年进入国会、1929年出任国会党团主席的老议员，他与社民党人同样保持着良好关系。正因如此，迈斯纳等人在1929年复活节筹划右翼内阁时便曾考虑过布吕宁。

在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的组阁仅在两天之内便完成了。外交部长与国防部长留任，民主党的迪特利希（Hermann Robert Dietrich，1879—1954）出任副总理（后兼任财政部长），中央党的维尔特担任内政部长，中央党的施特格瓦尔德（Adam Stegerwald，1874—1945）出任劳动部长。

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国会发表就职演说，将其内政外交的核心思想托盘而出。他表示，在外交上，新政府的目标是加强“国家的自我意识”，以实现重新崛起；在内政上，将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提高税收、简化公共管理、推行一种符合时代的社会政策、用农业救济方案（如“东部援助”计划）来克服农业危机，最终稳定内政，让左右极端派别销声匿迹。在演讲结束时，布吕宁还意味深长地发出警告：自己得到总统的信任，无须同其他党派共同执政；但是，政府最后一次希望同国会找到合作解决危机的途径。

布吕宁内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吗？

从1930—1932年间的内政来看，布吕宁稳定社会的目标并没有实现。甚至相反，他克服危机的政策最终引发更大的政治灾难。

首先，布吕宁无法成功协调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只能依靠“紧急条令”来施政，以致大大强化了“总统内阁”的独裁倾向。

上台伊始，布吕宁曾经利用各党派的内部矛盾和发布紧急条令加以威胁等方式，获得国会的支持。正因如此，社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不信任案被国会否决，新政府的财政改革计划也获得国会多数派支持。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延续多久。7月16日，国会以256票对193票的结果，否决了1930—1931年国家预算方案，主要理由是该方案未能解决5亿马克的赤字问题。在布吕宁看来，这是国会再次不顾国家危机而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当晚，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必须以宪法第48条为由推行紧急条令。此举得到其他内阁成员一致赞同。随后，他获得了兴登堡的授权，以紧急条令推行上述方案。

两天后，社民党与共产党在国会联合要求取消这一紧急条令。对此，在布吕宁的请求下，兴登堡以解散国会的命令做出回应。

7月26日，在国会尚未选举之前，布吕宁政府颁布第一条紧急条令。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得到国会批准而完全基于总统信任的紧急条令。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共有4个有关“保障经济与财政安全的紧急条令”（Notverordnung zur Sicherung von Wirtschaft und Finanzen）分别于1930年12月1日、1931年6月5日、1931年10月6日、1932年12月8日出台。这些标志着中央政府获得了事实上的经济独裁权。在布吕宁执政期间，一共推出过109个各式紧急条令，其中只有29个由国会通过。与此同时，国会开会次数却在下降（见表3.2.1）。

其次，布吕宁虽然一再期待获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然而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方式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共和国的政治生态，让纳粹党等极端党派急速增强。

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大选是一次非常态大选，布吕宁称之为“关于紧急条令的全民公决”，同时也是在“一种毫无意义的议会主义和一种健康有度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决战”。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这次大选让社民党和资产阶级中右翼政党失去大量选票，中央党保持稳定，而反对共和国的纳粹党与共产党却明显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见下表）。一位评论家当时这样写道：“这是德国的黑暗一日……纳粹席位翻了10番，从12个上升到107个，成为国会的第二大党。这给国外的印象是毁灭性的，在外交和财政上都会产生反面影响。我们面对的情况是：107个纳粹分子，41个胡根贝格分子，超过70个共产党人，大约有220多个议员极端否定目前的德意志国家，希望以革命的方式来推翻它。”

值得关注的是，纳粹党不仅在全国层面上快速崛起，在地方选举中也多有斩获，如在不伦瑞克得到22.2%的选票，在不来梅则高达25.4%。这种攀升姿态还将一直延续到1932年11月大选。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了纳粹党的快速发展呢？除了纳粹党的自身原因外，对纳粹党选民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以下特点：

其一，从意识形态来看，纳粹党是一种“吸引所有反对派”的政党，但其吸引力并不稳定。据统计，在1930年大选中，纳粹党的大部分选民来自其他政党的支持者，其中1/3曾支持过民族人民党，1/4支持过民主党和人民党，1/7从未参加过选举，1/10支持过社民党。不过，这些新支持者中的1/5将在下一轮选举中改换门庭，同时纳粹党还将迎来其他1/5的新支持者。

其二，从社会阶层来看，纳粹党是一种“混合性的、跨阶层的”政党，但它拥有一个“中产阶层的大肚皮”。高于平均投票率的阶层包括那些“老中产阶层”，如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典型的产业工人不会支持纳粹党，而失业工人首先投票给共产党。当然，失业职员会转向纳粹党。

其三，从教派和性别来看，非天主教徒（特别是基督新教）的男性才是纳粹党的投票者，而天主教徒或女性一般支持传统的保守党。

1930年大选后，布吕宁原本希望同纳粹党合作，但遭到后者拒绝。幸好社民党出于保障普鲁士大联盟政府的考虑，在布吕宁应允中央党继续合作的前提下，推行容忍政策，布吕宁内阁才可以无须继续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同时，总统也拒绝同希特勒对话。但是，作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已获得广阔的宣传舞台，得以合法地对民主体制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

最后，以紧缩为特征的财政与经济政策没有快速解决赤字问题，反而不断推高赤字总额，让德国更深地陷入危机。

纵观布吕宁的5个紧急条令，其内容不外乎提高税收和降低开支。提高税收既包括提高已有税种的缴税额度，也包括增加五花八门的特殊税，如消费税、饮料税、矿泉水税等。降低开支主要是压缩公共事务部门的经费，停止建设公共建筑，三次降低公务员和职员的薪水，削减各类社会保险金的额度。与这种严格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套，商品价格也受到严格控制。

但是，紧缩政策并未让德国经济快速复兴，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财政赤字从5亿马克增加到10亿马克；工业产量和投资率分别下降到1928年的58%和38%；失业率继续攀高，达到30%；1932年5月国家债务比布吕宁上台时还高了17%。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利益团体代表、甚至内阁成员多次质疑布吕宁的紧缩政策，但总理仍然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盘算。

外交上的算计首当其冲。在布吕宁的设想中，只有通过紧缩政策让德国经济出现灾难性场景，才能使《杨格计划》无以为继，最终让战胜国取消赔款；与此同时，他也考虑到外国贷款一旦抽离后出现的紧急状况。正因如此，当劳动部长向他反复推销劳动就业方案时，他总以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赔款问题的最终解决为由而予以拒绝。

当然，如凯恩斯主义那样的解决方案能否在一个经历过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得以推行，也是令人怀疑的。在布吕宁上台前后，保持预算平衡就是内阁与国会、政府与央行之间反复斗争的核心内容。更何况《杨格计划》也不会允许德国政府通过滥发货币来解决赔款问题。

更糟糕的是，由于1931年春夏之交爆发的银行危机和9月英镑贬值，紧缩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大。即便1931年夏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宣布战债归还延长一年，这种恶性循环仍然没有停止。

然而，不管以何种理由来推行紧缩政策，这种“以强化危机来克服危机”的做法在民众那里显然不受欢迎。纳粹党也由此找到了攻击政府的极好理由。

布吕宁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未能如其所愿，立即实现德国的重新崛起。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点：

从主观而言，布吕宁内阁放弃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不再遵循多元外交方针，转而采取单方面恢复大国地位的民族主义导向，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警惕和压制。

修改《凡尔赛和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方式各有不同。1923年前，政府大多采取对抗方式；此后，施特雷泽曼尝试用谈判和理解的方式，“洛加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欧洲和平时代的到来，也让德国恢复了一部分地位。但是，在布吕宁内阁建立后，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各国利己主义心理流行，权力政治重回国际舞台，新政府也转向了民族主义外交方针。

该方针的第一个表现是“德奥关税同盟”（Diedeutsch-sterreichische Zollunion）的筹建。该方案源于施特雷泽曼时代，当时的考虑是在西部边界修改、赔款问题解决等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再来讨论这一目标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但布吕宁上台后，该方案却被视作德国重新崛起的必要之举，因为它将抵制由法国外长白里安提出的“欧洲联合国”（Vereinigte Staaten von Europa）计划，以保障德国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1931年3月21日，经过德奥双方反复协商，这一方案终告完成。

可想而知的是，该方案必然激怒其他欧洲国家。法国认为它对德法关系产生威胁，并且阻碍了白里安的欧洲计划；英国人害怕此举将影响正在进行中的裁军会议和欧洲合作；其他欧洲国家更害怕德意志统一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正在此时，5月，奥地利出现银行危机，急需外国信贷。英法则以奥地利退出德奥关税同盟为条件。同样，德国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无法继续推行该计划。9月初，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正式宣布该计划无效。

民族主义外交方针的第二个表现是争取军事平等权。布吕宁政府参加国际联盟组织的裁军会议筹备，但态度强硬。1932年夏，德国代表团以无法得到军事平等权为由，退出会议。这种态度愈加引发了英法等国对德国崛起的警惕之心。

从客观而言，布吕宁内阁虽然以取消赔款为目的，不惜一再坚持事后看来完全错误的紧缩政策，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取决于战胜国的立场，德国缺少直接控制赔款问题的能力。

1931年3月6日，布吕宁首次在内阁中表达了自己希望结束赔款的想法。当时，财政部国务秘书、外交部长和央行行长都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战胜国会放弃索赔权利。但布吕宁却坚信自己的想法。他在第二次紧急条令颁布时，号召民众“拿出最后的力量”，向世界展示德国履行赔偿义务的决心和无法继续赔偿的现实。

1931年6月20日，美国总统胡佛做出延期支付赔款的决定。这被视作布吕宁赔款政策的巨大胜利。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取消赔款道路上的第一步。半年后，国际清算银行特别委员会才在巴塞尔达成共识，承认德国无法完成赔款方案。再过半年，到1932年6月16日—7月9日的洛桑会议，战胜国终于决定取消德国赔款，但此时，布吕宁已经下台！

1932年5月30日，布吕宁宣布辞职。此时，离上述洛桑会议召开只有两周时间。对于布吕宁而言，取消德国赔款意味着所有内政外交危机都将迎刃而解。因此，这一步无异于让他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他真的快要接近终点了吗？

事实上，布吕宁的内外政策并没有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捷径，反而离目标越来越远。无论是紧缩政策还是民族主义外交方针，都让国内外舆论对其内阁失去耐心。而德国又很难去影响战胜国在赔款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布吕宁所谓接近终点的说法，只能是一种幻觉，甚至如一些研究者所言，或许还是他事后自我辩解的一种策略。

进一步而言，在1932年上半年，布吕宁在三件事上的错误算计，让他更为远离想象中的终点：

第一，在1932年3月总统选举中，布吕宁虽然极力支持兴登堡，但结果反而让总统心生怨恨。

布吕宁打算趁这次选举，修改宪法，把公民直选总统制改为国会选举总统制，但未成功。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留一个支持自己的总统。在他的反复劝说下，本来不愿意留任的兴登堡宣布参选。

3月13日的第一次选举未能产生得票率超过一半的当选者。在3370万张选票中，兴登堡获得1870万张（49.6%），纳粹党的候选人希特勒获得1130万张（30.1%），共产党的候选人台尔曼获得500万（13.2%），民族人民党的候选人杜伊斯特贝格（Theodor Duesterberg，1875—1950）获得260万张（6.8%）。

在4月10日的第二次选举中，杜伊斯特贝格退出选举，兴登堡获得53%的选票，希特勒和台尔曼的得票率分别为36.8%和10.2%。兴登堡再次当选为总统。

在此过程中，布吕宁为兴登堡当选做了不少努力。他在各党派中斡旋，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央党、社民党、人民党等在内的、政治光谱十分广泛的支持者队伍，来支持兴登堡。

问题在于，兴登堡更在意保守派的支持。在选举前，他突然发现，自己担任名誉主席的钢盔团居然联合民族人民党，拒绝提名自己。在第二次选举时，他又发现，杜伊斯特贝格的200万选民变成了希特勒的支持者，而只有60万选民转投他的阵营。兴登堡感到自己被政治盟友抛弃了。更让他觉得难堪的是，中央党和社民党是自己的主要支持者，而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与兴登堡作为基督新教保守派政治家的身份不同。

由此，兴登堡的再次当选，并不如布吕宁所算计的那样，继续支持其领衔的总统内阁；恰恰相反，兴登堡的不满情绪在总统与总理之间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第二，1932年3—5月围绕冲锋队禁令上的争议，让右翼对布吕宁的政治立场愈加怀疑。

从1930年以来，纳粹党的两个组织冲锋队与党卫队不断招兵买马，并通过街头暴力，快速增强影响力，1930年底罗姆恢复了冲锋队队长职务。1932年3月中旬，普鲁士政府以冲锋队制定暴动计划为名，完全禁止纳粹党的社团组织在州内活动。4月13日，普鲁士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希望颁布全国性的冲锋队禁令，以维持秩序与安宁。对此，布吕宁与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格勒纳表示支持。总理的想法是，乘此机会，压制纳粹党的发展，以便在未来国会选举中赢得一个理想的多数派格局。禁令随机出台。

但总统和右翼政治家们都对冲锋队禁令表示不满。总统认为，社民党的国旗队（Reichsbanner）仍在活动，不能仅仅禁止冲锋队。施莱歇尔则希望利用冲锋队来打击左翼力量。因此，施莱歇尔多次批评政府，并迫使格勒纳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虽然布吕宁内阁最终并未取消冲锋队禁令，但此事却让右翼决定抛弃布吕宁。

第三，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未能得到理解，成为他被迫下台的导火索。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危机始终存在。其主要表现是农业生产与销售之间的落差较大，农产品滞销严重。大萧条发生后，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1931年，农产品丰收，但因大规模失业的负面影响，其销售量反而大跌，从前一年的94亿马克下降到66亿马克。农业负债问题由此加剧。据统计，到1931年中，全国农业抵押贷款欠债80亿，个人贷款欠债45亿，利息多达10亿；农业工厂的破产数量从1929年的1971家增加到1931年的4766家。

布吕宁的农业政策包含保护与改变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保护而言，他通过降低农产品运输成本（如1931年初降低动物运价11%）、增加农产品消费税（如1931年5月把糖税翻了一番）、支持特殊农产品生产（如支持北德发展畜牧业）、减少大地主的债务负担（如把短期借贷变为长期借贷，利率差额由政府承担）等方法来恢复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从改变而言，他致力于用一种“农业计划经济”（Agrarplanwirtschaft）来取代原来的“市场导向”，即强行收回没有经济价值的田产转而分配给农业移民，以便同时解决农业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两个问题。据其设想，到1932年3月底，在东部援助计划的安排下，应有34万公顷田地可供分配，政府将提供1.98亿马克的资金，并创造2万个新增岗位与1万个附属岗位。

显然，布吕宁的农业政策是同其紧缩政策背道而驰的，但有利于解决农业危机。然而，在大农业主利益团体——特别是国家农业联盟（Reichsl and bund）——眼中，这些措施不啻为一种“农业布尔什维主义”（Agrarbolschewismus），因为它赋予国家干预农业市场的权力，并剥夺了大农业主的财产。这些人反复向出身于易北河东岸的兴登堡告状，说政府正在推行“国家社会主义”，让已经心存不满的总统对布吕宁彻底失去信任。

1932年5月29日，兴登堡向布吕宁表示，他将收回对后者的信任。布吕宁试图劝说总统再给他一些时间，但没有成功。同时，布吕宁也拒绝了总统让他担任外长的提议。第二天，布吕宁辞职。

布吕宁政府是三届“总统内阁”中当政时间最长的一个，总计26个月。换言之，尽管布吕宁反复宣称自己倒在了“离终点只有百米之处”，实际上他比继任者们拥有更多时间来解决危机，规划国家的未来走向。当然，在这段时间里，大萧条仍在深化，而且伴随各国推出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而进一步产生负面影响，让本来就陷入各种国家危机中的共和国缺少可以自如腾挪的空间。因而，布吕宁的选择余地很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吕宁对魏玛民主体制的衰亡毫无责任。作为一个政治立场偏向保守的总理，他对民主制度的行动效率本来就心存疑虑。这一点决定了他虽然希望建立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却最终转向了依靠紧急令来维持统治。更为糟糕的是，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政治转向后的复杂政治生态：一方面，他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让极端主义政治党派（特别是纳粹党）如脱缰野马般在德国大地上飞驰，吸引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目光；另一方面，保守阵营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容忍他的政策，尤其是总统对他的信任快速流失。再者，布吕宁作为财政专家，一再坚持外交政策优先权，把紧缩政策作为全盘解决赔款问题的先决条件，从事后来看，并不恰当，反而成为延续并加深危机的源头。最后，从布吕宁内阁开始的民族主义外交方针转向，结束了施特雷泽曼时代的和解外交，刺激了扩张主义者的野心，同时恶化了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他旨在以走钢丝般的方式来摆脱眼前困境，不料却开启了一个让魏玛民主体制加速崩溃的进程。

二、巴本内阁

在布吕宁宣布辞职的第二天，另一位中央党人粉墨登场，宣布组阁成功。这就是巴本。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是，在三届“总统内阁”中，巴本内阁最为主动地在内政外交上突破宪法，以筹建一个独裁政体。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1930— ）称之为“威胁国家政变的内阁”（Die Regierung der Staatsstreichdrohung）。

在保守阵营向总统施压并推翻布吕宁内阁的过程中，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施莱歇尔扮演着联络人兼说服者的双重角色。但是，他却拒绝成为布吕宁的继承者，反而向兴登堡推荐了巴本。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施莱歇尔并非不想上位，而是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作为军人和幕僚，他缺少国会党团的工作经验，完全没有把握在赢得国会多数派的支持下，组建一个自己可以掌控、同时又被兴登堡所信任的内阁。

在这种情况下，施莱歇尔有两种选择：一是支持已经成为国会第二大党的纳粹党组阁；二是继续保持“总统内阁”的模式，寻找一位保守阵营的代言人，同时获得纳粹党的“容忍”。由于纳粹党咄咄逼人的姿态，既让其他党派敬而远之，又让施莱歇尔感到棘手，所以第二种选择显得更加可靠。

巴本正是一个合适人选。这位贵族一直是中央党内“异类”：他在政治观上倾向于民族人民党，自认为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君主主义者”，希望建立一种“民族基础之上的独裁”，这与施莱歇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德国政坛活动数年，曾担任过德国驻美国、土耳其等国武官，与兴登堡相识，深得后者信赖——总统亲切地称他为“小弗兰茨”（Frnzchens）。当然，最重要的是，巴本也愿意出任总理，以便实现自己的改制理想。

在布吕宁辞职前（4月28日与5月7日），保守阵营曾与纳粹党达成密约：纳粹党“容忍”一个保守派内阁；新内阁上台后，将废除冲锋队禁令。尽管据戈培尔日记披露，对希特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6月2日）、“不是作为最尖锐的反对派，就是获得权力；容忍就是死亡。社民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先例”（8月2日），但是，纳粹党当时的虚与委蛇却让施莱歇尔放松了警惕。在施莱歇尔看来，新内阁足以通过各种方式，让纳粹主义运动融入保守阵营中。这就是他的“驯服方案”（Zhmungskonzept）。

6月1日，巴本内阁成立。这是一个被戏称为“贵族内阁”（Kabinettder Barone）的国家领导集团，因为大部分部长都拥有贵族头衔，或是保守阵营的坚定成员，施莱歇尔出任国防部长。

巴本内阁旨在建立一个所谓“民族集中政府”（Die Regierung dernationalen Konzentration），即集中所有力量来应对国家危机。为此，巴本做出一系列举动来凸显自己的“超越党派性”。6月3日，他首先做出表率，退出了中央党，以避免受到党内政策的影响。此举足以让巴本内阁与此前的任何内阁（甚至布吕宁内阁）区分开来，它表明新政府有意识地抛弃了“政党国家”的基本特性。次日，他有意回避国会，而选择通过广播的方式来发表执政演讲。

更让人关注的是这篇演讲的内容。巴本在其中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集中所有力量，反对阶级斗争；第二，废除不必要的社会福利；第三，优先解决内政问题。

这篇被时人评论为“不可思议”的文件，尽管立即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国会却已经没有机会加以抵制。在这篇演讲的末尾，巴本宣布“解散国会”。这表明，与布吕宁上台伊始还想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危机的做法不同，巴本从未想过同现存国会进行合作，而是力图在短期内建立一个适应“总统内阁”统治的政治格局。

不过，巴本内阁最终没有完成这一目标。在仅仅5个月的执政期中，它大概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实施执政方案，其余则因为两次国会大选而打乱了节奏。

从6月1日上台到7月31日国会大选结束，巴本政府拥有整整两个月近乎独裁的权力。围绕其执政方案，巴本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履行诺言，取消冲锋队禁令。6月14日，巴本政府宣布撤回由前任内阁颁布的冲锋队禁令；随后，巴本又在第二个相关法令中宣称，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判断军队之外的武装力量是否“威胁公共秩序”——换言之，地方政府也应该撤销禁令。其次，大规模削减福利，改造“福利国家”。6月14日，巴本政府颁布第一个有关社会政策的紧急令。它把失业保险金削减大约23%，危机救济金削减17%，城镇救济金削减15%，而且还继续降低短期工的工资以及退休金。除此之外，巴本还提出一个高达1.35亿马克的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并应允建立所谓“志愿劳动服务处”（Freiwillige Arbeitsdienst），但这些方案当时还停留在纸面上，未能立即予以实施。最后，以改造政治格局为名，颠覆了普鲁士州政府，发动了令人震惊的“打击普鲁士”（Preuenschlag）事件。魏玛时期，普鲁士的地位十分突出：它既是共和国的最大联邦州，又长期控制在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手中，因而被视作“共和国的民主堡垒”（Bollwerk der Republik）。1932年上半叶，这里的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一方面，4月24日的州议会选举结果（见表3.2.3）表明，执政党联盟失去了多数地位，而右翼政党却有可能上台执政。但是，由于中央党拒绝支持一个纳粹州长，根据大选前州议会通过的选举程序，一位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候选人仍然无法执掌州权。所以，社民党人布劳恩和泽韦林得以继续担任州长和警察局长。然而，这种格局显然是不稳定的。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废除冲锋队禁令后，普鲁士州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街头暴力行动，其中大多数是冲锋队与左翼工人组织之间的冲突。特别在7月17日，冲锋队试图列队通过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工人区，结果引发双方大规模械斗，造成18人死亡（其中不少是无辜路人）、多人受伤的结果。这次“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Altonaer Blutsonntag）让普鲁士州内的对抗性政治激进行动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

对于巴本内阁而言，掌控普鲁士自然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它既可以打击左翼政党，又能够恢复帝国时期中央—普鲁士合二为一的政治体制。7月14日，内阁提交的紧急条令得到总统批准。“阿尔托纳流血周日事件”更为中央政府的干涉举动提供了借口。7月20日，巴本宣布解除布劳恩和泽韦林的职务，由自己来担任普鲁士“国家专员”（Reichskommissar），并对柏林和勃兰登堡进行军事管制。

“打击普鲁士”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国家政变行为，因为它改变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央/地方二元制的基本原则。类似举动也曾出现在二十年代初，当时的中央政府干涉过图林根、萨克森或巴伐利亚，但其对象并不是像普鲁士这样的最大联邦州，实施者也不是像巴本这样一心图谋改变共和国政治格局的人。

然而，社民党与自由工会都没有组织积极的抵抗行动。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状使得1920年卡普暴动时出现的大罢工无法再现，而且社民党还期待新一轮国会选举能够改变自己的困境。只有州长布劳恩向总理和总统分别寄去抗议信，并向国家法院提出上诉。10月25日，国家法院才做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总统向联邦州派出特派员的做法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但该特派员不能在参议院和其他国家机构中代表各州利益。如此一来，社民党州长看上去重新获得了权力，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

总体而言，巴本内阁的上述三招完全是其施政纲领的具体化。但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并没有完成“民族集中”的使命，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纳粹党犹如被放出牢笼的野兽，到处出击；被削减福利的普通人对政府怨声载道；普鲁士从稳定之所迅速沦为动乱之源。而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大选则是巴本被迫吞下的最大恶果。

7月31日国会选举是共和国有史以来参选率最高的一次，为84%。这表明德国人在当时非常渴望通过此举来改变命运。但让民主派吃惊的是，魏玛体制显然不再成为人们寄予希望的对象。两个反共和国的左右极端政党都获得更多选票：纳粹党的胜利翻了一番，得到37.3%的选票，赢得国会230席，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则得到14.3%的选票。除此之外，中央党与巴伐利亚人民党由于反巴本政府的立场，得票略微回升，最终在国会中拥有97个议席。其他政党则都出现选票大幅流失的现象，社民党由此失去10个议席，人民党失去23席，民族人民党失去4席，脱胎于民主党的国家党只剩下4个议席。

反对魏玛民主体制的选票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但反对者并没有投向保守阵营，而是支持左右两翼的极端政党。从这一点而言，选民们至少对巴本政府的那些政策也并不是满意的。

更为糟糕的是，大获全胜的纳粹党不再愿意继续“容忍”巴本政府。8月5日，希特勒在与施莱歇尔的碰头会上明确表示，纳粹党希望成为执政党。在选举后的数日里，冲锋队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Schlesien）等地到处进行恐怖行动。8月7日，戈培尔甚至已经完成了一份内阁名单。8月9日晚，冲锋队在上西里西亚制造了所谓“坡藤帕谋杀案”（Potempamord） ：5名冲锋队员殴打一位工人，并杀害了他的母亲。

当施莱歇尔与巴本讨论组建一个以希特勒为总理、同时包含中央党成员的政府时，总统却出人意料地投了反对票。8月10日，兴登堡表示，把这么一位“波希米亚二等兵”任命为总理简直是一出笑话。同日，内政部长也对希特勒组阁计划表示反对。8月13日上午，巴本与希特勒会谈，后者拒绝接受副总理职位。下午，兴登堡在同希特勒的私人谈话中再次明确拒绝把总理职位授予一个使用恐怖手段的政党。随后公开发布的总统府声明，把希特勒形容为一个“对祖国既无良知又无责任感的人”。希特勒出任总理的方案就此作罢。尽管如此，为了安抚纳粹党，巴本仍然出面作为普鲁士特派员，把“坡藤帕谋杀案”中凶手的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由此，对于巴本政府而言，峰回路转的契机出现了：一方面，看上去总统仍然对巴本充满信任；另一方面，纳粹党由于未能马上实现希特勒就任总理的方案，在随后数周内陷入到内部危机中，希特勒的权威受到党内左翼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Gregor Strasser，1892—1934）等人的挑战——后者希望首先让纳粹党参加组阁，而不是坚持希特勒就任总理。

巴本内阁获得了两个月的喘气时间。它随即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两项重要调整。

其一，在政治诉求上更为明确，推出所谓“新国家”（Neuer Staat）的政变方案。施莱歇尔等人料定，新国会仍将对巴本内阁投不信任票，然后由总统继续解散国会。问题在于，这次国会解散后，德国有可能选择其他道路吗？根据宪法，总统必须在60天内组织新选举，但若总统认为出现“国家紧急状况”，则可以推迟这一期限。巴本希望藉此推动宪法改革。9月12日，他在广播谈话中指出“形式民主的体制已经掉价了”。他希望恢复帝国时期的宪政体制，其区别只是把皇帝变成总统。同时，德国还必须建立一个根据职业阶层来构成的上院（Oberhaus），其成员由总统任命。这种“新国家”实际上是以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为模板的。

其二，利用外交胜利，转变经济上的紧缩政策。7月9日《洛桑协议》签订，规定德国只需要再支付30亿马克与5%的汇款费后便终结赔款问题。这无疑有利于德国经济复苏。巴本决定把6月14日紧急条令中创造就业的计划转变为实践方案，9月4日—5日的两项条令就是其成果。政府在交通、水利和农业领域中为青年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并将为增加工作岗位的企业提供总计7亿马克的补贴。这项举措当时被一位美国记者赞誉为“在欧洲所有国家克服危机的计划中最天才的一种”。

然而，第一项举措没有获得总统的支持。兴登堡并不愿意以“紧急状况”为由，推迟合法选举的时间。第二项举措虽然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冲击，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巴本政府的任何举动都受到国会多数派的反对。9月12日，在戈林担任主席的国会中，共产党提出不信任案，得到除人民党和民族人民党议员（42票）之外几乎所有议员（512票）的赞同，创下魏玛历史之最。不过，巴本早已获得总统的授权，当场解散国会，并在两天后再次成立内阁。

由于兴登堡拒绝推迟，国会选举被安排在11月6日，而第二届巴本内阁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做准备。与此同时，德国政局出现了让政府感到更棘手的现象，所谓“褐—红统一阵线”（Braun-rote Einheitsfront），即纳粹党和共产党开始携手反对巴本内阁。这一点特别反映在11月初柏林交通业大罢工中。当时为提高小时工资，共产党的革命工会（Revolutionre Gewerkschafts-Opposition，RGO）与纳粹党的企业支部（NSBO）携手发动了长达一周的罢工。这让施莱歇尔颇感震惊。

国会选举结果进一步让施莱歇尔对巴本失去信心：在这次选举中，未投票的人数从700万增加到900万，表明民众已经对频繁选举感到厌倦；纳粹党的支持率自1931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趋势，从37.3%降到33.1%；社民党继续流失选民，得票率从21.6%下降到20.4%；共产党倒增加了2.6个百分点；其他大党基本维持不变，小党的得票率略微上升。在584个席位中，纳粹党与共产党拥有296个，仍然超过半数。

在此背景下，巴本下台无可挽回。11月17日，由于各党派拒绝与内阁合作，巴本辞职，但被兴登堡留任看守内阁。11月19日—20日，兴登堡两次与希特勒会面，但总统仍然对后者不放心。11月24日，兴登堡公开发表宣言说，他无法把总统全权“交付给一个总是不断强调其排他性的政党之领袖”。总统希望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让巴本继续执政。但是，后者却害怕因此把国家推向内战边缘。

与此同时，施莱歇尔开始着手寻找解决国家危机的其他途径。11月28日，他与自由工会主席莱帕特（Theodor Leipart，1867—1947）会谈，抛出了令工会感到满意的一系列新社会政策方案，如进一步改善失业救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等。此外，他还同纳粹党内的左翼领袖施特拉塞尔取得联系。12月2日，施莱歇尔又邀请自己的朋友、国防军将领奥特（Eugen Ott，1889—1977）在内阁会议上暗示，国防军无力平定因为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而激发的内乱，更无法同时应对波兰有可能对东普鲁士发起的进攻。这让总统最终下定了决心，“感到心痛地”接受了巴本的辞职。

与前任相比，巴本始终是一位带着明确推翻魏玛民主体制这一想法而登上总理宝座的保守派政治家。对他而言，外交和经济两个领域都不如政治变革重要。他的“新国家”方案源于此前已被多位保守派思想家讨论过的观念，即把议会民主制改为强人统治。这是所谓“保守革命”的一部分内容。其失败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观念的落后性——事实上，考虑到同时代其他国家出现的类似思潮，德国现象并不特殊，甚至可以说属于同一类反现代性抗争——而是在于巴本贯彻此类观念时的方法过于陈旧。这位“贵族内阁”的首领仍然热衷于19世纪政治交易的基本模式，只与上层谋划，对大众充满鄙视，因而无法摸准大众政治（Massenpolitik）时代的运行规则，对两次国会选举结果都毫无准备。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让保守阵营也对他失去耐心。

与之相应，巴本执政期间的经济政策既不能高估，更不能忽视。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是为政变方案服务的，因而目的性颇为可疑，巴本对这些政策的投入也不多，而且它们仅仅停留在创造就业岗位上，在货币政策和国家预算方面都乏善可陈；另一方面，这些政策终于改变了布吕宁内阁的紧缩政策，是此后德国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一系列方案的源头，无论是施莱歇尔还是希特勒，都从中获益颇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本虽然由施莱歇尔通过高层谋划而出任总理，但他最终又倒在了后者的高层谋划之下。对于巴本而言，这是不可忍受的屈辱。正因如此，他随后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推翻新政府的新一轮高层谋划中，并为此做出了最为糟糕的决定。

三、施莱歇尔内阁与希特勒上台

1932年12月2日，施莱歇尔被总统任命为魏玛共和国的第12位总理、第20届政府首脑。这既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自1890年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1831—1899）被任命为首相后再次出现一位将军出任政府首脑的现象。学术界一度对施莱歇尔充满敌视，因为他在共和国谢幕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但随着大量史料被重新发现和解读，人们又发现他虽然属于保守派，但与巴本并不同路，而且也有意识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在共和国走向灭亡的过程中，施莱歇尔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也曾绞尽脑汁地想帮助德国走出危机，只不过最后以失败告终。

施莱歇尔是一位普鲁士军官之子，在军中先后结识兴登堡之子奥斯卡（Oskar von Hindenburg，1883—1960）及后来的元帅曼因斯坦（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等人。一战中，他大多数时间在最高指挥部工作，与兴登堡等高层军官熟识。战后，他先后担任陆军司令泽克特的顾问及国防部陆军处处长等职。1929年他升为少将后，转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一战后初期，施莱歇尔曾支持军方与社民党人合作，即所谓“艾伯特—格勒纳协议”（Ebert-Groener-Pakt）。但后来，他更倾向于保守理念，要求恢复国家权威，重整经济和修改《凡尔赛和约》。正因如此，兴登堡对他充满信任。据布吕宁回忆说，总统曾向他建议“请依仗施莱歇尔将军。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对政治知之甚多”。

一战的经历让施莱歇尔对工会存在好感，因为他发现“工人代表的立场与态度比企业家理性得多”。此外，经过两届总统内阁的观察，他也看到了民众拥有着不可预知的力量。为此，当他被迫走上前台后，决定要构建一种“横向阵线”（Querfront），或被称为“工会阵线”（Gewerkschaftsfront），即把所有同劳方相关的力量集中起来。

这一方案首先体现在施莱歇尔的内阁名单中。巴本内阁的部长大多数被留任，但内政部长盖尔（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1879—1945）由布拉赫特（Franz Bracht）接任，劳动部长谢弗尔（Hans Schffer，1886—1967）由苏鲁普（Friedrich Syrup，1881—1945）接任。此外，施莱歇尔特别在劳动部下设立新部门“劳动岗位创造国家特派员办公室”（A mtd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Arbeitsbeschaffung），由格里克（Gün the r Gereke，1893—1970）执掌。这种人事变化反映了新总理试图同巴本划清界限的努力。盖尔曾积极支持巴本的“新国家”方案，谢弗尔也一再努力贯彻巴本清除“福利国家”的计划，而现在施莱歇尔则希望通过更换部长的方式，向外界宣告，本届政府不再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并将有意识地关注劳方诉求。格里克曾在布吕宁内阁时期担任“公共劳动特派员”（Staatskommissarfürffentliche Arbeit），与劳方共同筹划过一份劳动岗位创造计划。现在，施莱歇尔内阁提供的新职务既有助于他继续推行上述计划，以减少失业者人数，稳定社会，同时也可以通过他建立内阁与工会之间的桥梁。

其次，施莱歇尔在上台前后多次与各派劳方利益组织沟通，以夯实执政基础。早在1932年11月，施莱歇尔与自由工会高层便已达成默契，以国家创造劳动就业岗位的方案来换取劳工们的支持。对于自由工会而言，施莱歇尔的方案是诱人的，除了它确实能够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外，还因它同自由工会此前业已制定的“WTB方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1932年4月，由自由工会统计办公室主任沃廷斯基（Wladimir Woytinsky，1885—1960）、木工工会主席塔瑙（Fritz Tarnow，1880—1951）和社民党农业政策学家巴德（Fritz Baade，1893—1974）联合筹划的经济复兴方案，其内容同样是以公共工程的方式来解决大约100万失业者再就业的问题。该方案因采取一定程度的通涨方式，曾被社民党拒绝，所以自由工会坚定了独立于政党政治的想法，迅速接过施莱歇尔抛来的绣球。

施莱歇尔还拉拢了纳粹党内的左翼。在施莱歇尔看来，纳粹党既是国会最大政党，又笼络了大批足以作为国防军重建基础的年轻人，应该成为“横向阵线”的基础。但是，他又担心无法控制希特勒的野心，因此转而关注11月大选后纳粹党内势力大增的施特拉塞尔派。施特拉塞尔坚决反对希特勒“不当总理，就当反对派”的强硬态度，希望首先争取纳粹党入阁的机遇。12月4日，纳粹党在图林根州得到的选票比7月下降20%，这让施特拉塞尔更坚定了与施莱歇尔谈判的念头。当晚，两人见面。总理是否向施特拉塞尔许诺出任副总理，至今尚难确定。但在此后几天内，纳粹党内出现了更为激烈的争议。施特拉塞尔周围聚拢了一些重要的党内官员，另有50名以上的国会议员表示支持。

施莱歇尔的努力获得国会多数派的积极回应。国会主席团（ltestenrat）推迟了新国会的开会时间，也没有组织不信任投票。但是，国会也做了防守准备。12月9日，国会通过一项纳粹党提案，修改宪法第51条，把总统的代理权由总理转给国家法院院长，以防在兴登堡遭遇不测时，施莱歇尔将身兼总统、总理和国防部长三职。

12月15日，施莱歇尔发表执政宣言。其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点：一是坚决否认独裁意图，表明自己反对改变宪法的立场。二是提出创造就业岗位是其主要的社会经济政策。他说，“‘创造工作’就是所有方案的核心所在。”

然而，这份充满信心的“横向阵线”方案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并直接影响到施莱歇尔内阁的续存。原因何在？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施莱歇尔的真实目标仍然是用强人政体来代替民主体制，这让左翼政党始终对他抱有怀疑态度。例如，在发布执政宣言的方式上，施莱歇尔沿袭了巴本的作风，采取广播而非国会演讲。这一点表明这位争取劳方“谅解”的军人总理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放弃强人政治的理念，而是希望构建一种拥有大众基础的波拿巴式的统治。社民党甚至把施莱歇尔视作比希特勒更为糟糕的“恶”——他们认为，希特勒一旦上台，便很快会因为无法完成执政使命而下台，于是民主复兴便有可能——因而始终不愿意继续推行“容忍”政策。

对于施莱歇尔而言，把目光紧盯自由工会，而放弃与社民党之间的积极沟通，同样是一种失策。事实上，自由工会虽然做出了远离社民党的姿态，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脱离社民党的影响。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社民党对施莱歇尔的负面评价仍然被工会高层所接受。另一方面，工会对施莱歇尔的就业方案只能解决40万—50万岗位的结果也不满意。由此，“横向阵线”失去了一个重心。

让施莱歇尔更为失望的是，第二个重心纳粹党内左翼施特拉塞尔也很快退却了。最初已鼓足勇气的施特拉塞尔居然在几日内发生动摇。12月8日，他辞去了党内的一切职务，去了国外。希特勒随即接管了所有权力。纳粹党继续坚持非此即彼的战略，拒绝同政府合作。

如此一来，“横向阵线”自然无法继续推进。同时，大工业家与大农业主也向施莱歇尔发起进攻，并且同希特勒结成联盟。

有关资本家与纳粹党崛起之间的关联，曾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一般认为，垄断资本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纳粹党的发展。例如研究者发现，基尔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这位矿场监事会主席早在1927年便加入了纳粹党，并担任了希特勒与重工业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大工业家蒂森是纳粹党得以购买慕尼黑党部的主要资助人。甚至连美国汽车大亨福特（Henry Ford，1863—1947）也曾与纳粹党保持着积极联系。

但是，把两者简单联系起来的观点也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批评。一方面，并非所有垄断资本家都支持纳粹党，如西门子或克虏伯在1932年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这里牵涉到重工业界与轻工业界对希特勒的外交观存在不同评判等问题；另一方面，并非资本家的资助使得纳粹党的选票增加，而是相反，由于纳粹党令人震惊的选举成绩，才让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关注纳粹党。至少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界对纳粹党的支持力度加大。11月19日，银行家、工业家与大农业主联名致信总统兴登堡，要求让希特勒取代巴本担任总理，以便让工人阶级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资本家与纳粹党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延续到施莱歇尔执政时期。在部分资本家看来，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明显偏向劳方，是一种布尔什维主义化的做法。重工业集团明确支持希特勒取代施莱歇尔。这一点也被大农业主所接受。1933年1月11日，国家农业联盟在报刊上公布了措辞强硬的宣言，坚决反对政府的移民计划。但直到1月中旬，轻工业界仍然没有改变支持政府的立场，因为施莱歇尔的创造就业方案将把5亿马克资金投入到住房改建、改良土壤等方面，有利于这些领域的企业复兴。

尽管如此，部分资本家的支持仍然引起保守派政治家的关注，特别是巴本。自视甚高的巴本下台后，对施莱歇尔耿耿于怀，正等候时机加以反扑。1月4日，在科隆银行家、纳粹党经济顾问施罗德（Kurt von Schrder，1889—1966）的家中，巴本应邀与希特勒会面，商讨联合组阁等事宜。当时，巴本仍然拒绝希特勒担任政府首脑的要求。这次谈话无果而终。两周后，1月14日，希特勒与民族人民党主席胡根贝格及钢盔团主席塞尔特（Franz Seldte，1882—1947）会面。双方更为深入地探讨纳粹党与右翼保守派之间进行联合的方式。1月22日，在纳粹党人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家中，兴登堡的秘书迈斯纳和儿子奥斯卡也会见了希特勒。

总体而言，这些谈判基本反映了保守政治家们对政治格局的基本谋算：第一，施莱歇尔的“横线阵线”方案过于左倾，不能予以支持；第二，纳粹党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立场可以接受，且其影响力不容忽视；第三，给予纳粹党有限的政治资源，最终让它融入“保守革命”中。为此，巴本、胡根贝格等人允诺让希特勒就任总理，纳粹党可以获得中央内政部长兼普鲁士内政部长这一重要职务，但必须保证巴本仍然出任普鲁士特派员。

世人难以推测希特勒当时如何评判保守阵营抛出的绣球，但可以肯定的是，自1月份的三次谈判之后，希特勒通往总理府的道路已经明朗，而施莱歇尔谢幕的时刻则越来越近。

从1932年12月中旬开始，施莱歇尔的“横向阵线”已经陷入困顿。他对巴本等人联系希特勒的种种做法也心知肚明。但是，他在当时还没有山穷水尽。至少他还有一条路，即效仿巴本，通过兴登堡的支持，以“国家紧急状况”为由来解散国会，然后借两个月的独裁时间来创造新的政治局面。

为此，施莱歇尔与普鲁士原州长、社民党人布劳恩进行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令他感到满意。布劳恩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清楚认识到纳粹党的危险，因而同意在国会解散后，劝服社民党高层去支持政府的工作。

但是，施莱歇尔仍然希望等施特拉塞尔回国后，同样取得纳粹党的“容忍”，恢复“横向阵线”。然而，等施特拉塞尔回国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时，施莱歇尔发现自己错过了两个重要时机：一是布劳恩在社民党内的影响力业已衰落，无法实现他对总理的承诺；二是由于希特勒与保守阵营的几次谈判及纳粹党在利珀—德特莫尔特州获得高达39.5%的选票，施特拉塞尔在纳粹党内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旁落。

如此一来，施莱歇尔只能依靠总统的信任来面对解散国会之后的未知情况。但在1月28日，兴登堡却拒绝给予这种信任。总统的解释是，任命施莱歇尔的初衷就是要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再次回到“紧急状况”——巴本正是因此而下台的，施莱歇尔也不例外。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此前与希特勒达成密约的奥斯卡、迈斯纳以及巴本等人已经向兴登堡施加过影响。不过，直到1月28日前，兴登堡仍然期待一个巴本内阁，而不是希特勒内阁。只不过由于纳粹党公开声明将抵制巴本内阁，才让巴本知难而退，最终还劝说总统接受了那位“二等兵”。

同日，施莱歇尔宣布辞职。两天后，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三届“总统内阁”的历史就此结束，魏玛共和国的大幕也从此拉上。

作为“总统内阁”的始作俑者和最后终结者，施莱歇尔在共和国灭亡中的角色耐人寻味。一方面，他对议会民主制极为不满，积极充当着所谓“保守革命”的策划者。倘若没有他的鼓动和谋划，“总统内阁”这种执政模式也许不会出现在魏玛舞台上，即便该体制并不违宪。另一方面，他并不是一个极端落后的保守派，他的执政方案明显反映出一种试图解决魏玛危机的努力。他看到了大众政治时代有别于此前精英政治时代的特征，敏锐地抓住了解决危机的关键所在，如建立“横向阵线”来夯实执政基础，以创造就业岗位的计划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等。因此，从总体而言，施莱歇尔的确想推翻魏玛体制，但他希望在解决魏玛危机的基础上推动政治转型。

施莱歇尔的失败既是其个人问题，也反映了整个保守派的局限性。“横向阵线”的方案看似完美，实际建立在漏洞百出的算计之上。对于左翼，施莱歇尔只盯着自由工会高层，却没有发现工会与社民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关联。对于右翼，施莱歇尔又高估了施特拉塞尔的影响力，未曾料及后者在希特勒的威望之下居然临阵脱逃。更糟糕的是，这一方案只照顾到劳方，却得罪了资方。被施莱歇尔赶下台的巴本则抓住契机联合资方，与希特勒谈判，同样以密谋的方式推翻了施莱歇尔。然而，这一进程恰恰也反映了整个保守阵营的内部既缺少公认的领袖，也对解决危机的途径未能形成共识，最终只能借助纳粹党的力量来推翻施莱歇尔。

“总统内阁”作为《魏玛宪法》所允许的一种执政模式，在共和国末期却扮演着推翻民主体制的终结者角色。如此巨大的反差当然与1930—1933年间的严重国家危机相关，但也源于此前已经存在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首先，就宪法本身而言，第48条赋予总统的独裁权并非不合理，但高估了总统“超党派”的自觉性。正如前文所言，在韦伯等法学家看来，总统独裁权是消解国会独裁权的唯一方式，以便解决政党政治中极易出现的拖沓不决的问题。在艾伯特当政期间，依仗总统信任来颁布紧急条令的情况也曾出现过（如1919年、1920年、1923年），而且十分顺利地解决了国家危机。然而，兴登堡并不是艾伯特，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成为一名共和主义者，其政治观依然属于德意志帝国。当然，兴登堡也希望维持内阁与国会保持一致的最佳状态，这也是他为何三次以内阁无法取得国会多数派支持为由来更迭总理。但是，当这种情形无法出现时，他便十分自然地倒向保守主义阵营，认可后者已经谋划许久的“保守革命”，寻找各种突破《魏玛宪法》的可能性。布吕宁在回忆录中对兴登堡的评价或许恰到好处：“总统那些令我多次感到震惊的行为是符合其性格的。当局势显得十分困难甚或灾难性时，他会变得胆小起来，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倘若一切顺利，他便会变得挑剔——于是人们必须担心他随时会发生突然的变卦。”此外，一位年逾八旬的老者也容易受到亲戚（儿子奥斯卡）或亲信（总统办公厅主任迈斯纳）的影响，在总理人选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无论是最后三任总理还是希特勒的选择，无一例外。特别是在希特勒的挑选上，兴登堡从厌恶到接受的态度转变，正是所谓“巴本密谋”的结果。从这一点而言，即便“总统内阁”本身并不违宪，但《魏玛宪法》对总统人选及其权力缺乏防御性的限制条款，当是1930年后共和国局势急转直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就三届“总统内阁”而言，从就任到辞职的过程各有千秋，三任总理的政治观念也彼此不同，但他们都加快了共和国走向衰亡的步伐，并为纳粹夺权打开了大门。布吕宁是一位理性的君主主义者，虽然内心希望革新政治，但在当政期间却仍然试图取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并坚持外交优先的原则。与此相反，后面两位总理都把内政置于外交之前。巴本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从上台开始就推行有目的的“新国家”方案，并不惜发动“打击普鲁士”，改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相比之下，施莱歇尔是一位懂得谋略的保守派军人，他试图以“横向阵线”的方式来迎合大众政治时代的特征。然而，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把民众一步步推向反共和阵营。布吕宁坚持以彻底解决赔款问题为目标的紧缩政策，一再错过经济复兴的契机。巴本废除冲锋队禁令则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严重恶化了政治局势。施莱歇尔虽然推行大规模就业计划，并试图与左翼沟通，但又因为缺少政治经验，既没有得到左翼的最终认可，又失去了保守阵营的支持。更为糟糕的是，当他们无法获得国会多数支持时，他们都倾向于用重新大选的方式来建构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格局，结果让反对魏玛民主体制的左右极端政党在3年之内的5次大选中迅速崛起。

再次，就共和阵营而言，他们既缺少有效的危机处理手段，也没有组织行之有效的抵抗行动，仅仅抱着幻想而失去了保卫共和的机会。自最后一届大联合政府倒台后，共和阵营的分化极为严重。民主党最终转变为新党，彻底失去影响力；中央党由右翼领导，不断偏向保守阵营；社民党一方面受制于工人大规模失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满足于充当反对党的角色——它最初“容忍”了布吕宁的萧条政策，后来却“反对”巴本和施莱歇尔的就业岗位创造方案，甚至认为后者比希特勒更糟糕！在1930年后的几次大选中，社民党节节败退，却在没有转变方针的情况下，仍然对下一次大选抱有幻想。如在1932年11月大选后，社民党与自由主义者们都确信“纳粹主义的思想失去了吸引力”。进一步而言，社民党还日益陷入到与共产党之间“兄弟阋墙”的争斗中，此举既分化了工人选民，又为纳粹党制造了可趁之机。

最后，就纳粹党而言，“总统内阁”虽然不是注定的“纳粹夺权之前奏”，但正因为希特勒善于抓住机会，才使得纳粹上台得以可能。在1930年前，纳粹党已通过内部革新的方式，做好了成为一个“全民党”的准备。在纷乱无常的5次大选中，这种旨在吸纳所有阶层选票的战略看起来的确起到了作用，因为几乎所有其他政党的选民都有投奔纳粹党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不可忽视。他那经过哲学博士戈培尔精心雕琢的演讲词、反复演练而激情高涨的演说才能、一周内飞向全国各地的巡回宣传毅力以及毫无根据指鹿为马的批判伎俩，不仅使他赢得了大量支持者，而且也让所有党派乱了阵脚。共产党看到了纳粹党的危险，却把社民党视作更危险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社民党一心与纳粹党保持距离，却在施莱歇尔当政期间，反而期待希特勒上台以便让民众重回民主怀抱；保守阵营则严重低估希特勒的实力，以为可以控制住纳粹党，并将之融入保守革命中。事实证明，它们都错了。

进一步来看，在纳粹党内部，党卫队的快速崛起也为希特勒掌权也铺平了道路。1929年1月，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就任党卫队全国领袖后，决心要把党卫队打造成纳粹运动的精英集团和利器。在其努力下，党卫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到1930年12月，成员人数已增至2727名。经济大危机期间冲锋队与纳粹党之间的矛盾激化，尤其是冲锋队的两次叛乱，给党卫队的扩充和地位提升提供了很好的机遇。1930年8月29日，柏林冲锋队发动第一次叛乱，希特勒亲自赶到柏林，用安抚手段平息事态，随后即着手提高党卫队的地位，要求把党卫队建成纳粹党的精英部队，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依靠的部队。同年11月7日，他规定“党卫队的任务首先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从而使它越出卫兵组织的范畴。同年底，希特勒将党卫队和冲锋队分开。党卫队在形式上仍然隶属于冲锋队，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外，“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布命令”。党卫队员改穿黑色制服，系黑领带，戴饰有骷髅标志的黑色大沿帽，佩黑肩章和镶黑边的卐臂章。1931年4月，冲锋队发动第二次叛乱，希特勒一面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起事者，一面调集党卫队平息叛乱。趁此机会，希姆莱进一步扩大党卫队的规模。1931年底，其成员增至1万人，翌年底达3万，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时，人数已达到5.2万。

当然，若我们把观察视角放在国际上，还能发现议会制在欧洲一些国家中都出现了危机，如捷克、奥地利。它们与魏玛德国都是帝国的后续者，都未曾对议会民主制做过足够的心理和机制上的准备，都对政党国家充满疑虑乃至敌意。从这一点而言，魏玛衰亡的悲剧也不是个案，它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议会民主制在欧洲政治运行中的危机。

总之，在民族、民主、民生三个互有联系又相互制约的问题上，三届内阁各有侧重，无法找到一条从整体上解决国家危机的方法，反而由于顾此失彼，最终把国家权力送给了纳粹党。 LiqZg+0kusIeaTRTqTBm0A0kbI01U5ScGvikhBmJE3WgQsLej0RA+ysI24ai2Q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