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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让魏玛共和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保险制度争论，葬送了最后一届大联盟政府。三届总统内阁的实践一步步地把权力移交给纳粹党。最终，魏玛民主的幕布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的喧嚣声中徐徐降下。
1928年6月28日，社民党的米勒组阁成功。这届内阁由从左到右的5个政党组成，执政时间长达636天。它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历史上覆盖面最广、寿命最长的一届政府。然而，其落幕之时却宣告了议会民主制的终结。这种跌宕起伏的发展既同魏玛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也源于世界经济大萧条所引发的巨大冲击。内外困境的交织，为反民主势力与激进民族主义者提供了适宜快速生长的土壤。在反《杨格计划》的公投运动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纳粹党找到了扩大影响力的舞台。不过，导致大联盟政府下台的直接因素，却仅仅是有关是否以及如何提高失业投保金的问题。千分之五的投保比例浮动不仅浇灭了联盟政党之间极为脆弱的合作愿望，而且还撕裂了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最终让德国走上了通往独裁之路。
有关米勒内阁倒台究竟是源于外来冲击、还是内生混乱所致的争论，并牵涉到此后对于布吕宁内阁反萧条政策的评价问题，一直是魏玛史研究的焦点之一。在这方面，波尔夏特（Knut Borchardt，1929— ）提出的“危机前的危机”理论（Krise vor der Krise）尽管只针对经济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争议，但的确很好概括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米勒内阁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点出了魏玛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场景。
场景之一是渐渐消失的“政党国家”。“政党国家”（Parteienstaat）指的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政党担当核心角色的一种国家形式。它被视作市民社会拥有共决权的表现。魏玛共和国正是这样一种“政党国家”。一般而言，国会中的第一大党领衔组阁。但是，为了形成国会多数，以保证政府决策不致受到阻遏，联合其他政党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内阁稳定性受到每次大选结果的影响，而且组阁政党越多，矛盾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在此前的政治史上，内阁部长们与本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明确的，即国会党团支持本党部长在内阁中的行动，部长则尽力反映本党的利益诉求。不少魏玛政治家正是由此而名扬全国，如中央党的布劳恩斯（Heinrich Brauns，1868—1939，长期担任劳动部长）、人民党的施特雷泽曼等。
但是，米勒内阁这个魏玛政治史上覆盖面最广、生存时间最长的政府，却从一开始便流露出与“政党国家”原则背道而驰的浓烈气息。这首先反映在组阁的进程中。
1928年5月20日举行了共和国的第5次国会大选。社民党仍然是第一大党，而且选票增长了130万张，国会议席从131个增加到153个；中央党丢掉了7个议席，但联合巴伐利亚人民党，仍以78个议员数量居于第二；民族人民党的议席减少到73个；共产党增加了50万张选票，以54个议席超过人民党的45个议席。
由于“魏玛联盟”政党的议席之和只有49.8%，不到半数，所以必定要再寻找一个政党作为盟友。在左右两个极端派别共产党和民族人民党绝不会答应的前提下，人民党便成为唯一选择。这自然给该党“奇货可居”的要价机会。其党团提出，人民党参加普鲁士州政府是其加入中央内阁的前提。
孰料，这一要求迅速激化了社民党和人民党的内部矛盾。对于社民党而言，它作为国会第一大党，出面组阁是必然之举。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为了中央政府而牺牲地方利益？倘若时任普鲁士州长的布劳恩被社民党议会党团选为总理，上述问题或许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此举又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此前帝国首相与普鲁士首相合二为一的传统。正因如此，社民党最终选择了米勒。无法如愿的布劳恩便在党团会议上坚决抵制人民党的谈判条件。
而在人民党内部，主席施特雷泽曼与议会党团主席朔尔茨（Ernst Scholz，1874—1932）同样产生了激烈冲突。前者长期参加中央政府，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批评议会党团的方案。后者却在党团中通过决议表示“党和议会党团的正确领导是以所有参加政治决策的人互相之间的以及他们同议会党团领袖经常保持联系作为前提的”。
最终，组阁风波在施特雷泽曼以其威望赢得党内支持、并同米勒联手的情况下得以平定。但在此之后，在社民党内部，总理米勒不得不随时面临布劳恩的强大挑战；在人民党内部，施特雷泽曼去世后，进入内阁的部长们越来越受到议会党团的掣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把米勒内阁冠名为“要人内阁”（Kabinett der Persnlichkeiten）。在魏玛民主政治的舞台上，“要人内阁”既然失去了本党的支持，便注定在将来的各项事务中举步维艰。正如《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 ）所言，新政府就是“一个带着深入骨髓的持久性危机的内阁”。在这一意义上，大联合政府的出现“并不证明议会民主制日益稳定，反而透露出这种制度持久存在的弱点。”
“政党国家”继续解体的第二个例证反映在有关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之争中。此事启动于上一届内阁，但在国会受阻。社民党曾在竞选中提出过“要儿童食品、不要装甲巡洋舰”的口号，布劳恩也多次在参议院中代表普鲁士州反对该计划。米勒内阁成立后不久，国防部长格勒纳在内阁会议上提出重启建设计划，并得到一些部长的附和。为避免引发新一轮内阁冲突，米勒和其他社民党部长做了妥协，在8月10日的内阁投票中批准了该计划。
此举在社民党议会党团中引发巨大争议。各路人马指责部长们的态度，但又不愿意让他们辞职了事。最终，米勒等人在党内反对派的压力下，被迫在11月17日国会投票中，反对自己所主持通过的这项决议。尽管该计划仍然有惊无险地得以通过，但米勒内阁的威信却严重受损。
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进一步构成“政党国家”消失的第三种动力。尽管从1928年的选举结果看，左右两翼极端党派的总体席位从148席下降到137席，但它们对魏玛体制的攻击反而增强。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后，共产党结束了联合阵线政策，主动与社民党拉开距离。A型装甲舰的建设计划为共产党提供了批判社民党的极好机会。8月27日，在共产党的主持下，反对建造装甲舰公民表决全国委员会成立。该运动随后演变为“一次反军国主义的重要行动”。
民族人民党和中央党都加强了右转的速度。在民族人民党内，温和右翼韦斯塔普伯爵（Graf Kuno von Westarp，1864—1945）让位于极端右翼领袖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高级教士卡斯（Ludwig Kaas，1881—1952）当选为中央党主席。典型的“普鲁士式的民族主义保皇派”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被选为议会党团主席。他们都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提出诸多不满。
由此，在联合执政的政党之间、在内阁部长同其议会党团之间、在反对党与现存体制之间，甚至在执政党与共和国之间，都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张力。这些张力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对“政党国家”的巨大挑战。
场景之二是经济结构虚弱不堪。同政治局势相比，经济问题在1929年之前并不那么明显，但赔款总额悬而不决与经济结构上的虚弱性，仍是米勒内阁必须认真对待的难题。
《道威斯计划》从未确定赔款总额，这让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攻击目标，认为此举是让德国人民“永远担负奴役劳动”。进而观之，它确实也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根据计划，德国通过向国外借贷来筹款的机制以完成每年逐步增加的赔款额度。而事实上，德国每年新增的国外借贷远远超过当年应还的到期债务和利息。在1924—1929年所谓“黄金年代”中，德国新增纯债款为135亿马克，而同时期德国支付的总赔款额却只有85亿马克！
战胜国也看出了该计划的问题。1928年底，以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经理杨格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已经制定出比该计划更有利于德国的《杨格计划》。不过，在讨论《杨格计划》的过程中，米勒内阁的盘算更为复杂一些。外长施特雷泽曼认为政治优先于经济，德国可以接受合理的赔款方案，但必须收回莱茵区和鲁尔区。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还将涉及。
但是，接受赔款又是在承认德国战争罪责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点恰是民族主义者极其痛恨的。如此一来，米勒内阁在赔款问题上的处理引发出更大的一场反政府运动——“反杨格计划公民表决”，为纳粹党的崛起提供了绝佳舞台。
与赔款问题相关，经济发展还存在着结构性失调的问题。一方面，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到1928年底，2/5的东部农庄都是负债的，且不少负债额达到本身资产的2—3倍。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国际支付逆差。从1924—1929年，德国支付逆差高达34亿马克。
由于德国银行业受到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缺少稳定的储蓄资金，因而只能依靠高利率的外国贷款加以弥补。而此举接下去便引发结构性失调的第三个特点，即短期贷款过多。到1930年底，德国私人外债有260亿—270亿马克，其中半数都是短期贷款。与此同时，国家银行的监管力度却很低，没有强制执法的权力，而且商业银行在国家银行中的存款准备金率只有3.8%，远低于战前7.3%的标准，更低于英美通行的9%—10%。这一点直接导致德国后来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损失程度较高。
结构性失调的第四个特点体现在已经无以为继的失业保险体制中。当1927年《失业保险法》通过时，政府曾乐观地以为自己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事实上，从第二年开始，失业保险金的收支已经出现问题。1927年体制是以80万人失业为资金存储基础的，而到1929年2月，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人数已接近300万。据财政部长希法亭估算，当年中央政府必须填补4亿马克，才能平衡失业基金。为此，希法亭提出增加酒税、啤酒税、遗产税及财产税，但遭到其他部长的抵制。各党财政专家要求通过削减各种开支和提高现有税收等方式来增加收入。1929年4月，希法亭接受了这种权宜之计。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未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埋下更大的祸根。
接受《杨格计划》与否同已经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调特征结合在一起，不断挑战着米勒内阁的行动能力，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Harold James，1956— ）所言，“魏玛经济深受内在的不稳定之苦，并且像任何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一样，一个小小的冲击，就能摧毁整个结构。”
场景之三是劳资矛盾愈演愈烈。在社会层面上，“危机前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劳资矛盾既无法通过自行调解的方式，也无法借助国家的强制调解来获得纾解。
事实上，从1924年开始，劳资自行调解矛盾的可能性已经大幅下降，由国家的强制调解令取而代之，如在1930年前针对劳动时间的国家强制性调解令共有14个之多，而70.8%的五金工人与96.2%的矿工的工资合同是由强制性调解达成的。
然而问题在于：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在劳资双方那里，国家调解的强制性和中间路线（即在劳资诉求的拉锯之间简单寻找中间点）不再受到欢迎。早在1928年1月，代表劳方立场的《莱比锡人民报》（Leipziger Volkszeitung）便把强制调解制度指责为“工会崛起中的障碍”。重工业家们的反应更为强烈，要求劳动法规应“充分关注到经济与劳动道德之间的界限”。
1928年，莱茵—威斯特法伦钢铁工业再次爆发大规模劳资斗争。这次事件是经济大萧条前德国出现的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不仅震动了经济界，也让民众感受到风雨欲来的震荡感。年初，鲁尔区五金工会要求所有工人的计时工资增长15芬尼，资方则以经济形势处于衰退为由，只愿意给收入最低的工人增加少量工资。国家调解员折中要求资方全面提高工资6芬尼。工会接受了这一判决，而资方拒不接受，并联合向内阁抗议。内政部长泽韦林连续发布两个仲裁令，均遭西北工业集团抵制。直到泽韦林做出强制判决，资方才不得不作罢。但是，西北工业集团随后设立一个斗争基金，按照工人数量，以每月每人5马克的额度进行捐赠，来共同反抗国家的强制调解制度。
如此一来，国家失去了控制和调解劳资矛盾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种失控的社会危机反过来也对大联盟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产生了压力。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从此便不可能在劳资纠纷问题上找到妥协之路。
综上所述，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共和国至少已经在各领域中面临多重危机。米勒内阁的行动空间早已被压缩，而其从左至右的政治光谱又进一步阻碍着迅速达成共识的能力。当1929年秋天到来时，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魏玛民主这头形似高大实则虚弱不堪的骆驼身上。
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时，德国是美国之外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国家。从总体来看，在1929—1932年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水平下降36.2%，其中德国仅次于美国（46.2%），下降了40.6%。这次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倒退了25年，德国则倒退到1896年的水平。
在工业领域中，德国的生产资料指数下跌53%。具体而言，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发电量下降23.4%，造船吨位下降83.6%，汽车产量下降64.2%，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消费品生产下降25.3%。
在农业领域中，农业生产下降30%，农产品的销售收入从1929年的102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65亿马克。具体而言，与1925—1929年相比，1930—1932年间生产牛奶和蛋类的农户收入减少30%，生产肉类者的收入减少25%，生产燕麦和植物者的收入减少20%。同时期，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总量高达36万顷，出卖土地的农户数量增加到6961户。
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出现在1931年3月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之后。由此产生的货币信用危机迫使所有银行和交易所短暂关闭，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
经济萧条带来了生产滞销，进而直接推升了失业率。1928年，德国失业率只有7%。但此后，失业人数不断增加，从1929年9月的130万增加到1932年9月的510万。到1933年初，德国失业率已飙升到30.8%，各地劳动局登记的失业者总数多达600万——这意味着1/3的德国人失业了，该比例高于同时期的美国（1/4）、英国（1/5）和法国（1/6）。而且，这一数字很可能被低估，因为不少长期失业者实际上游离在统计局的工作范围之外。可以肯定的是，因失业问题而被卷入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中的德国家庭接近一半。
不过，即便受影响者覆盖了各种社会阶层，但不同群体的境遇却是各异的。
工人的失业率最高。据估计，到1933年6月，约1/3的工人（32%）失业，比同时期的职员失业率高10个百分点。即便在职的工人，也由于高失业率的存在，在工资诉求上降低了要求，小时工资从1928年10月到1931年10月下降了23.3%。此外，工人真实收入的下降幅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从1929年到193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三成多，而职员工资仅仅下跌13%，公务员工资下降不到2个百分点。虽然同时期生活指数也有所下降，但其幅度仅有17%左右。总之，工人群体是这次失业浪潮的最大受害者。这也是魏玛末期大量工人流向左右两翼极端政党的主要原因。
小资产阶级和职员的失业率虽然相对较低，但他们的心理落差比工人更为强烈。在大萧条时期的各大报刊上，刊登着大量有关失业职员自杀的消息，如在1930年6月，一位工程师在失业1年半后，全家自杀；12月，在短短数日之内，柏林的5位小商贩由于破产而自杀。手工业者们进而质疑共和国以世界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呼唤“民族经济”的复兴。正是这种“老中产阶层”对于地位下降的焦虑感，才使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宣传赢得大批支持者。
对于大危机，米勒内阁的基本想法是节流，推行紧缩政策。此举一方面是为执行并修改《道威斯计划》而做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不愿意出现赤字财政。
由于财政部没有及时正确地估计大萧条带来的负面影响，修改原定的收支方案，结果使国家财政的平衡问题非但未能得到解决，反而到12月底变得更为严重：赤字接近4亿马克。
但是，希法亭仍然按照原定的节流方案，削减各种开支，并计划增加一些税种，同时向国外银行短期贷款。与此同时，这种紧缩政策似乎也有益于正在谈判中的《杨格计划》，进而彻底解决困扰德国近10年的赔款问题，因此1930年财政计划获得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
不过，这种反危机措施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它并未准确开出解决经济大萧条的药方，紧缩政策无法应对危机；第二，它对失业者不啻为晴空霹雳，未能扭转社会日益明显的离心化趋势；第三，它与央行行长沙赫特的经济思想背道而驰，进而促使后者投向保守阵营。
总之，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不仅让德国经济遭受到重大打击，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社会裂痕。政府的反危机政策没有减轻经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而是把内阁与民众、内阁部长与各自政党、内阁与经济界之间的矛盾放得更大。这些矛盾在随后到来的反《杨格计划》运动中表露无遗。
《洛迦诺公约》签署不久，施特雷泽曼将目标转向了其总体外交战略的下一步骤：争取莱茵尽早撤军和赔偿问题的总解决。
1926年9月，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在图瓦里会晤，白里安主动提出：法国愿意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等，以换取德国的财政帮助。12月12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但是，到1927年，白里安对撤军问题的态度日趋保守，甚至接受了法国战争最高委员会的观点：完全撤出莱茵须等到沿法国东界的要塞体系构建完成。6月，在英、法、德、比外长日内瓦会谈中，法国仍以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还有些扫尾工作为由，提出反对意见。经过协调，8月，英法在莱茵减少驻军1万人达成协议。
1927年底1928年初，德法两国围绕撤军问题，打起了嘴仗，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28年，8月27日，施特雷泽曼在巴黎与白里安会谈中，重提撤军的要求，并表示：在签署《洛迦诺公约》和《非战公约》后，协约国军事占领行为不再合法，要求协约国提前从莱茵第二、第三占领区撤军。法方同意提前撤军的原则，但要求有一个新的赔偿计划作为基础，因为普恩加莱把占领莱茵视作“收到赔款支付的唯一保证”。
1928年9月1日，英、法、意、比、日、德6国代表在日内瓦磋商。德国代表米勒在会上强烈要求协约国在莱茵的驻军撤退，而白里安则指责德国没有履行裁军条约。六国会议最终达成三点协定： （1）近期内举行正式谈判，研究莱茵撤军问题； （2）由6国财政专家组成委员会，审议赔偿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办法； （3）研究并确定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的组织原则。
12月12日，国联理事会就召开专家委员会一事达成一致。英法同意：当专家委员会讨论赔偿时，开始撤军谈判；撤军不以赔偿谈判取得成功为条件。12月22日，6国政府就建立赔偿问题专家委员会达成协议，并决定吸收美国代表参加委员会。
1929年2月9日，该委员会在巴黎正式开展工作，比、英、法、德、意、日、美7国各派两名代表共14名专家组成，均为财界或银行业头面人物。美国专家杨格当选为委员会主席，德国央行行长沙赫特、钢铁业巨头弗格雷等参加。
这是德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参加涉及自身重大问题的讨论，但它拒绝参与由法国倡议组成的债务国联盟的建议，因为在德国看来，此举旨在反对美国，而美国又掌握着解决赔偿、战债问题的钥匙。德国最后赔偿解决的三项原则是：结束赔偿总管的监督和控制；尽快结束协约国对莱因军事占领；按照德国赔偿能力大幅减少赔偿额。为达到目的，德国一直希望利用美国在德国的私人投资，以争取美国大幅度削减赔偿。
3月15日，各方虽然就成立国际清算银行达成协议，但对于赔偿总额分歧较大。直到6月初，专家委员会才在杨格方案的基础上达成协议。6月7日，专家报告被一致通过，这就是《杨格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重新确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1139亿马克（合268亿美元），在59年内付清。在前37年，每年平均缴付赔款19.88亿马克，比《道威斯计划》的每年25亿马克减少20%；后22年，德国每年的赔偿额是15.67亿马克。
第二：德国每年应缴付的赔偿分为无条件赔偿与有条件赔偿两类。无条件赔偿是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时缴付的数额，约6.6亿德国马克；其余的部分则是有条件赔偿数额，在德国财政经济发生困难时，可以延期缴付，但时间不能超过2年。
第三：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监督，撤销赔偿委员会、赔偿事务总管和移交委员会，由德国负责将交付赔偿的马克兑换为外国货币。规定今后的赔款来源只从铁路利润和国家预算中支付。
第四：由美、英、法、意、比5国合设一个国际清算银行，负责将德国赔偿给英、法、意、比等国的赔款，及时划转给美国，以偿付所欠的战债。
1929年8月6日，海牙国际会议讨论《杨格计划》。德国要求在计划实施之前，驻兵莱茵区的有关国家明确表示撤兵日期。协约国为了使德国能按照新的赔款方案继续履行赔偿义务，同意将莱茵驻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会上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研究赔款问题的财政委员会，一个是研究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政治委员会。
在财政委员会，英国代表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对《杨格计划》提出许多异议，因为该计划把大部分“不得延期”的赔款付给法国，这显然违反1920年斯巴会议各国赔款的百分比划分。另一方面，斯诺登也反对关于10年内以实物支付的规定。计划根据英国的意见，对赔款分配作了调整。
政治委员会在讨论莱茵撤兵问题时，德、法之间的争论最为突出。德方提出，它已经履行了《凡尔赛和约》的义务，外国驻兵莱茵区对德国实行监督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如果有关国家不明确表示提前撤兵的日期，德国将不接受计划。法国则提出，应先实行《杨格计划》，然后再研究撤兵问题。当双方争执不休时，英国表示：它将于1929年年底以前从莱茵区撤兵。于是，法国陷入被动。1929年8月29日—30日，英、法、比、德4国外长终于达成从莱茵区撤兵的协定。法国答应在1930年6月30日以前撤出军队。
《杨格计划》是对《道威斯计划》的一次重大修订，德国获得一系列较大的让步：确定了赔偿总额，减少了《道威斯计划》所规定的每年赔偿额度；政治上解除了大部分对德国经济的国际控制，德国对自己的财政完全负责；德国并没有要求放弃对整个赔偿数目的转移支付保护；设立了国际清算银行“从事对外管理的全部工作，以及接受和分配付款，并使那部分能商品化的按年付款项实行商品化”；英、法、比、德4国外长达成从莱因区撤军的协议，德国领土和主权得到恢复。正如林克（Werner Link，1934— ）所言：“如果在巴黎会议和海牙会议上所取得的条约修正额度与先前的情况相比，无疑直接、间接和潜在的好处在德国一方”。
不过，即便从经济而言，《杨格计划》也并非毫无争议。它未能全面考虑德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坚持让德国赔款成为战胜国之间偿还战债的主要源头，以致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赔款链就面临断裂之虞。它还设想用杨格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贷款，却未曾想过德国在经济危机中会陷入信用丧失的尴尬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政治问题。在海牙会议结束前后，施特雷泽曼已经感受到日益增强的国内压力。这位业已病入膏肓的外交家十分清楚，《杨格计划》绝不会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事实上，就在海牙会议结束后，泛德意志协会就举行会议，公开指责施特雷泽曼“是寓于人民之中一切危险力量的完美化身，他灵魂上的蜕变显然来源于政治上的蜕变。”
1929年9月5日，白里安在国际联盟第10届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一项欧洲联合计划。施特雷泽曼抓住白里安的思想，并竭力将其引向经济方面。1929年9月9日，施特雷泽曼在其最后一次国际联盟演讲中大声疾呼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只可惜，施特雷泽曼并没有看到莱茵区撤兵和赔偿被废除的结果，也没有看到欧洲经济联合的那一天。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在柏林因病去世。不过，在反《杨格计划》的运动席卷全国之前（10月3日）便撒手人寰，对于他而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早在1929年初夏，《杨格计划》尚在讨论之时，西北工业集团便把它视作一部新的《凡尔赛和约》。保守派的军事组织“钢盔团”（Stahlhelm）到处张贴海报，批判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违背历史的、不自然的”，“以致不可能推行一种强大的、拥有责任意识的国家领导权”。7月9日，民族人民党联合钢盔团及纳粹党成立“德国人民请愿全国委员会”（Reichsausschufür das deutsche Volksbegehren，以下简称“全国委员会”），共同反对《杨格计划》。
9月28日，全国委员会向国会递交一份草案，题为《反对奴役德国人民法》（Gesetz gegen die Versklavung des deutschen Volks，简称“自由法”），要求对《杨格计划》进行全民公决。该草案只有4条：第1条要求政府指出《凡尔赛和约》中的战争罪责条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第2条要求政府努力让战胜国立即无条件地撤离被占地区；第3条禁止政府承认任何基于战争罪责条款上的新债务；第4条威胁任何试图同外国签约者将被视作叛国分子，处以不低于2年的监禁。
根据宪法，该草案若要提交国会表决，必须得到1/10公民的签名支持。不过，在当时，反对《杨格计划》的人并不必然支持这一方案。例如，共产党同样不欢迎《杨格计划》，但它在发表的声明中，表明自己既反对《杨格计划》又反对法西斯化阴谋的决心。当然，极右翼的宣传攻势仍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共有413.5万人在草案上联署，比例接近14%。其中，3/4的签名者来自于易北河以东地区。
尽管如此，在11月30日国会表决中，这部所谓“自由法”仍然遭到否决。随后，右翼提请进行全民公决。
恰在此时，央行行长沙赫特送上了一份大礼。12月6日，他向内阁递交一份备忘录，强调自己既反对“自由法”、又反对《杨格计划》的立场。不仅如此，他还在内阁做出回应之前，便把这份备忘录公之于众。这份声明足以误导公众对米勒内阁在《杨格计划》中的努力做出错误判断。12月12日，米勒在国会中同沙赫特展开辩论，维护了内阁立场。国会多数派最终接受了总理的说法，以222∶156的结果继续信任政府。但是，这场风波的确鼓励了右翼政治家坚定公决的决心。
幸好，公众还没有完全受到蛊惑。在10天之后的公决中，只有582万人参加了是否需要启动“自由法”进行公决的表决，低于法定的2100万赞成票。“自由法”就此流产。
反对《杨格计划》的余波一直延续到国会审读该计划文本期间。但是，即便遭遇到胡根贝格巧舌如簧式的指责，海牙协定和德波清偿协定仍然获得通过。极右翼希望用人民公决的方式来拖延该法，并力图让总统参加到反对派的阵营中。但是，兴登堡早在国会表决的第二日就“怀着沉重而坚定的心情”签署了海牙法令，并且在随后发布的紧急说明中告诫国人：“克服我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而最终为我们的未来团结协作，未来将重新出现一个自由的、健全的、强盛的德意志民族”。几天后，总统也批准了德波清偿协定。
然而，这场反对《杨格计划》的全国性右翼联盟运动并非无果而终。真正的胜利者既不是米勒内阁，也不是站在所谓“民族统一战线”（nationale Einheitsfront）的民族人民党或钢盔团，而是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纳粹党。
自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一直有限。尽管如此，1924—1929年间希特勒对纳粹党的重建却是其最终得以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
运用民主的方式来反对民主，这是尚在监狱中的希特勒下定的重要决策。他决定“不再以武装政变的方法来获得政权，而是全力以赴地进入国会以反对天主教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从1925年起，希特勒便着手从事重建工作。简言之，纳粹党的重建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扩大基础，增加影响力。《二十五点纲领》从未被希特勒视作一种教条。相反，他以极为灵活的方式来推销其中两点重要思想：一是反犹主义（“种族一致”），二是扩张主义（“生存空间”）。通过成立大量附属组织，希特勒的观念吸引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选民。如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在埃尔朗根（Erlangen）等地大学，至1929年时已赢得多数大学生的支持；“民族社会主义法学家联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Juristen）在1928年就喊出了“法律革新”的口号。1927—1928年间，纳粹党还在柏林等地成立了第一批“纳粹企业支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 Betriebszellenorganisation，NSBO），开始同左翼政党争夺工人选民。
第二，构建一种科层制式的党组织结构，着意塑造领袖崇拜文化。重新架构的纳粹党建立在命令垂直下传体系的基础之上，顶部是希特勒和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下面是大区党部和地方党组织。希特勒高于党内任何派别之上，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这一点最终在1926年2月14日的班贝格高层会议上得以确立。此外，地方组织的数量持续增加，从1923年71个上升到1930年的1378个。
第三，确定党组织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希特勒与冲锋队领袖罗姆在冲锋队的性质及与纳粹党的关系上产生了矛盾，罗姆被迫辞职。希特勒随后挑选了忠心耿耿的所罗门（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1888—1968）为队长，从此确立他对武装组织的领导权。此外，1925年4月，希特勒为了制衡冲锋队头目的离心倾向，培植个人势力，将私人卫队改组成纳粹党的卫队——本部卫队（Saal-Schutz）。几周后，该部队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党卫队”（Die Schutzstaffe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partei），简 称 “党卫队”（Schutzstafel，德文缩写SS）。党卫队成立时规模较小，到1928年也仅有280人。它是冲锋队的下属组织，但成员的制服有别于冲锋队员，为褐色衬衫配黑色领带，臂套镶黑边的卐袖章，头戴饰有银骷髅别针的黑色滑雪帽。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维持纳粹集会的秩序。
不过，1928年的国会选举证明，纳粹党尚未在全国产生影响力。它一共获得大约80万张选票（2.6%）。在总计35个选区中，它仅仅在4个选区中的选票超过5%，而在22个选区中低于2.6%。在新国会中，纳粹党的议员只有12名。
倘若没有反《杨格计划》运动，纳粹党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地进入到德国政治舞台的正中央。
希特勒与胡根贝格这个媒体巨头的结盟让他获得了长达5个月之久的出头露面的机会。此时，希特勒的演讲才能得以充分显现。历史学家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1926—1989）如此评价道：“希特勒深知如何以其呈现的那幅果断坚毅式的场景，来描述、同时去称颂听众几乎下意识的想法。他所表达的内容是听众们偷偷的所思所想，证实了他们并未确定的渴望和偏见，并设法藉此让他们获得一种让人感到极为满足的自我确认，分享一种新的真相和真理的感觉。这样一种领袖演讲方式绝不是一种在精雕细琢式的精神上加以区分的结果，或者体现了一种平静的、成熟的个性，而是相反……它表现的是一种精神心理方面的组织[技巧]，即以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展现当时代的危机与恐慌思潮，本能地凸显危机意识的倾向。”
希特勒显然十分满意这次从天而降的机会，即便在公投投票中失败，他仍然在《民族观察家报》上表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事实上，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从这场运动中还得到了更多收获。
这首先体现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这次党代会获得了大量资助，因而召集了20万人参加，其中2万名冲锋队队员穿着整体制服，如军队般行进在城中，向外展示了纳粹党的实力。其次，纳粹党在1929年秋冬两季的地方选举中获得了首度胜利：在10月27日的巴登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7%的支持率；在11月10日的吕贝克选举中，其选票达到8.1%；在12月8日的图林根选举中，它甚至获得11.3%的支持率。最后，更为重要的是，纳粹党借助这次反《杨格计划》运动的契机，有效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基础。同其他政党相比，它显示出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在1930年，70%左右的党员在40岁以下。在社会阶层的统计中，它体现出所谓“融入党”（Integrationspartei）或“全民党”（Volkspartei）的特征，涵盖了工人、职员、公务员、农民、自主经营者等各种类型。
此后，随着经济危机所影响的范围日益扩大，纳粹党在地方上的凯旋趋势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号召力也越来越明显。从这一点而言，纳粹夺权之路并不是从1930年5月“总统内阁”成立才出现的，而是早已在反《杨格计划》的运动中打开了大门。
反《杨格计划》运动是魏玛历史上出现的又一次极右翼势力之间的联合。但是，其影响并不因为它的失败而结束。正好相反，它出现在大萧条兴起之际，因而成为魏玛末期一系列危机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特别是纳粹党藉此机会，从一个边缘性的小党走到了魏玛政治舞台的正中央，打开了彻底颠覆魏玛民主的潘多拉之盒。
在1928—1929年之交，此前一年大联盟政府成立之际的祥和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杨格计划》虽然为赔款争议画上了句号，但为期5个多月的反《杨格计划》运动让德国社会一度浸淫在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疯狂鼓动之中，民主意识深受打击。更为严重的是，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业已在德国产生联动效应，失业率急剧攀升。在此情况下，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再次成为打破内阁平衡的源头，连续出现的各种方案都无法获得所有联盟政党的同意，从而敲响了米勒内阁的丧钟。
有关失业投保金的争议主要发生在代表劳方的社民党与代表资方的人民党之间。伴随“阶级合作主义”的消失，双方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已经很低。然而这种互不相让的对峙立场，却让“要人内阁”中的部长们深受其害。社民党的希法亭和人民党的莫尔登豪尔（Paul Moldenhauer，1876—1947）正是这种斗争的牺牲品。
按照《失业保险法》的设想，80万失业者可以得到救济。但在1929年2月，全国失业人数已经达到300万。这一方面意味着大量失业者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也造成失业保险金入不敷出，到1929年3月31日为止，劳动部的赤字已经达到3.49亿马克。如何改造失业保险体制成为内阁必须立即着手讨论的问题。
在内阁中，社民党与劳方代表要求提高保险发放金，帮助失业者度过难关；人民党代表则希望降低投保金，以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尽快走出萧条。双方互不退让，形成对峙局面。
财政部长希法亭虽然来自社民党，但却倾向于人民党方案，同时又想藉此计划推行财政改革。在他的支持下，一个由雇主、雇员、议员和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提出通过一次性暂时提高投保金比例0.5%，即投保金在工资中的比例从3%增加到3.5%，来弥补失业保险金发放中的亏空。这就是希法亭方案的核心内容。
内阁最终通过了希法亭方案，并在普鲁士政府的帮助下，于9月16日通过了参议院审议。然而，该方案引发了劳资双方的抗议，只得再次修改。施特雷泽曼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让一部分人民党议员在三读中弃权，确保10月3日该方案在国会得以通过。
但是，希法亭方案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未能完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事实上，国家预算仍然必须依靠公债来平衡。然而，原定5亿马克公债的筹集目标只完成了1/3。这表明，中产阶层对财政的健康发展和复苏能力缺乏信心，而围绕着《杨格计划》的争议又进一步损害了国家财政的信用度。为此，财政部不得不转向一家美国银行以获取一笔临时的短期贷款。但是，此举引发了沙赫特的激烈反对。他在12月6日发表的声明犹如火上添油，进一步降低希法亭方案的可信性。
与此同时，社民党内部的工会政治家也不满意希法亭方案中增加工人负担的做法。希法亭后来忿忿不平地回忆说，“自己被一个群龙无首的、毫无方向的党团追逼”，“那些决策者为了是否给失业者多花或少花30芬尼的这一问题……准备把整个民主制和共和国断送掉”。
在此情况下，尽管希法亭方案获得内阁支持，甚至还通过了国会的信任投票，但来自沙赫特与党团内部的质疑声却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浪潮，让希法亭连同内阁都不得不做出让步。12月19日，内阁撤回财政计划。第二天，希法亭辞职。
人民党人、原经济部长莫尔登豪尔接任财政部长。他是德国第一个保险学教授，熟悉失业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1930年1月27日，他在国会抛出正式方案： （1）提高国家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但以失业保险金领取者最高不超过120万人为基础； （2）税捐从工资的3.5%提高到4%； （3）再向瑞典的火柴托拉斯借贷5亿马克，条件是让其在德国占有火柴专卖权。
从国家财政角度看，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没有彻底解决失业保险体制的困境。在该方案出台的同时，德国失业者已达250万，保险基金显得杯水车薪。另一方面，即便国家财政予以补贴，全国失业保险机构的赤字也将达到2100万马克。不过，相较而言，它主要解决了现金支付方面的困境，而这在当时被视作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要素。
莫尔登豪尔方案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导致希法亭下台的源头是不肯让步的沙赫特与正处于舆论焦点之中的《杨格计划》谈判。而当莫尔登豪尔方案于1930年3月正式启动讨论时，沙赫特已经辞职，第二轮海牙谈判业已结束。
然而事与愿违，莫尔登豪尔方案仍然未能顺利通过。有关提高税捐的想法，同时遭到社民党人和经济界人士的反对。前者害怕工人收入下降，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后者又声明无法承担更多负担。引人关注的是，与希法亭一样，莫尔登豪尔同样遭到来自党内同仁的压力。在3月11日的党团会议上，大部分人民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方案。
为了挽救莫尔登豪尔方案，民主党议员迈尔（Oscar Meyer，1876—1965）和中央党议员布吕宁共同提出一项调停建议： （1）每年国家预算确定给失业保险基金的补贴费，1930年下半年为1.5亿马克； （2）若国家补贴无法填补亏空，则把税捐从3.5%提高到3.75%。
布吕宁—迈尔建议实质上与莫尔登豪尔方案并无二致，只不过降低了税捐比例，并对国家补贴的情况加以规范，从而满足了人民党的需求。但是，它显然与社民党内工会代表的期待相差甚远。3月17日，劳动部长威塞尔致信总理米勒，警告税捐提高会引发“巨大不安”。3月27日，社民党议会党团会议作出决议，拒绝接受该建议。
于是，作为社民党人，总理米勒不得不希望莫尔登豪尔能够考虑把税捐比例调整回3.5%。对此，财长以国家财政将会遭遇巨大困境为由，拒绝做出调整。实际上，莫尔登豪尔同样担心本党的二度反击。
由此，大联盟政府再也无法达成一致立场。3月28日，米勒辞职。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民主内阁落幕。
大联盟政府为什么会在失业保险金问题上分崩离析？有人指责社民党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的总理，有人批评社民党内的工会政治家们不顾“阶级合作主义”对于魏玛民主体制的重要性，有人则认为资产阶级政党同样抱有自私心态。事实上，在具体政策上的争议，存在着各种偶然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看，这些你来我往的谈判交易也算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常态。问题在于，由经济困境导致的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内阁部长与党内同仁的离心现象越加明显，国际环境日益恶化——这才是米勒内阁让人觉得揪心的地方。
更为糟糕的是，总统兴登堡并未对米勒内阁施予援手。尽管兴登堡承认，米勒并不是一个让他讨厌的人——他甚至对亲信表示，米勒是他迄今为止所有总理中最好的一位——但米勒作为社民党人的政治身份却让兴登堡拒绝出手相救。若同此后历史进程相比，倘若米勒能够凭借兴登堡的信任，以少量紧急令的方式来解决失业保险金问题，或许魏玛历史不会终结。
大联盟政府的倒台后来被证实是一场噩梦的开端。早在米勒下台时，不少同时代人已经觉察出这场政治危机的可怕之处。《法兰克福报》这样写道：“现在，一切暗淡无光，捉摸不定。通过第48条还是通过不稳定多数的文官内阁来建立财政秩序？我们面临着后果严重的发展。”几十年后，历史学家更为清晰地指出：“内阁垮台的原因与所产生的可怕的后果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在以后的数年内没有再能在议会的基础上组织政府。由于1930年3月27日大联合的破裂，德国国会自行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