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邓小平高兴地向客人们介绍了我国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农村改革，我们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使农民有积极性搞多种经营。这个决定一下去，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见效非常快。因为这三年的时间里，有的农村一年翻了身，有的两年翻身，摆脱了贫困状态。”

几个月前的5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河南省扶沟县农民的来信——《夏粮丰收在望农民又喜又愁》。

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全国产粮大省。1984年，河南的农民和全国的农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个丰收年。

时任河南省扶沟县县长白敬亚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呢，在1977年，小麦产量也就是100多斤，加上秋季也就是亩产一年300斤，棉花亩产平均也就是40-50斤，玉米人均每年的收成也就是40-50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全县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当年啊，1980年，农民的生产很有起色。到1984年，我们的小麦产量呢，达到了400-500斤，棉花产量达到了140-150斤皮棉。”

以前穷得叮当响的河南省扶沟县，全县54万农业人口，到了5月，麦收前夕，农民纷纷到粮库卖粮，准备腾出自家的仓库存新粮，居然还有63000多万斤余粮。结果粮库也装不下了。

时任扶沟县柴岗粮管所会计的姚化楼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我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单位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交粮的车队。最高峰的时候，达到了二三里地。场门口全是人，有的是夫妻同时来的，有的是父子来的，有兄弟互相帮忙一起来的。那时，农民的机械不是太多，有拉车的，有套牲口来的。当时农民手里余粮比较多，售粮呼声也比较大。无奈之下，才批准售粮。就是根据当时的产量、你的人口、你的地亩，给弄的售粮票，凭票才能接受你的粮食。”

当时刚调到县委宣传部当通讯员的王耀洲，在夏收前夕也加入了卖粮大军。他回忆说：“全乡就一个粮管所，可卖粮的人那多啊。四轮车、手扶三轮，一直往前走。当时我在家连夜排队。早上排了队，晚上就可以卖掉了。如果你排得晚了，根本卖不了。就在那儿过夜。”

看到乡亲们卖粮的紧张情形，王耀洲和他的同事吴油锤坐不住了。吴油锤也是农村的，也刚调到宣传部不久。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卖粮难。于是拍了照片，向《人民日报》写了信，反映情况。

1984年全国粮食大丰收，棉花大丰收，各种农副产品大丰收，这是农村改革历史性突破的写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种地的自主权，进而迸发了惊人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8070亿斤，人均800斤。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

这一切都归功于农村改革，是党的农村政策好。

邓小平是农村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为农村改革的启动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

从1958年到1978年的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他这样动情地说过，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把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放在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首位。从1977年冬开始，他就“到处点火”，首先点燃的就是农村改革之火。

1977年11月17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特别谈到了农村政策问题。他说，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要清理一下。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四川是邓小平的家乡，也是中国农村进行改革较早的省份之一。这个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农业大省，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农民的生活也很穷困。粉碎“四人帮”后，省委结合本省的实际，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是，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当时也遭到了来自上层的一些非议。

1978年1月底2月初，邓小平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邓小平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好，要统一考虑。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邓小平的这番话对当时深感有思想压力的省委领导来说如释重负。四川省委心领神会，随即出台了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些新的规定。几个月后，当邓小平了解到四川省制定了一些新的调整农业的政策时，充分肯定四川农业的发展政策对头。所谓政策，还是老政策，无非是按劳分配，这是最根本的。不吃大锅饭，按劳分配，再加上点小自由，如养鸡，给少量的自留地，一年就搞起来了，两年就翻身了。

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突破禁区。这就为农村改革创造了宽松的政治氛围。

邓小平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他讲得最多的是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当时全国农村仍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因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谁也不能不学。特别是大寨采取的“评工记分”的分配方式，全国农村都在仿效。可以说这是当时农业上的一个禁区，触碰不得。1977年11月，他在广东时就说，民主评分不能普及。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时，多次讲到学大寨的问题。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邓小平连用了几个“不能学”，对人们震动很大。这几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地方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的主要问题，也是影响农民积极性、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说出了他们一直想说又不敢说的话，道出了他们一直想做不敢做的心声。邓小平还指出：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都要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就发展快了。邓小平强调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主要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随着会议对“两个凡是”禁区的突破，人们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与会代表对我国农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很多人在会上对这两个文件表示了不满，认为文件既没有实事求是地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又没有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前的问题。在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对两个文件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改写，最后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力的25条措施。虽然在会议原则通过的文件中还沿用了一些“左”的提法，作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规定，如禁止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等，但由于整个会议的主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对今后回去应该怎么做心里也有底，他们会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取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发展农村生产力，也就不在乎文件中怎么说。何况文件也还是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如规定了“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特别是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开动脑筋。把农村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点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的讲话对在全国悄然兴起的农村改革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为正在起步发展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不要争论，你就这样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

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这篇讲话，确实对农村改革影响很大。也就是在这前后，中国的一些农村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调整农业政策的办法。广东一些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实行了“五定奖”；四川、云南一些地方试行包产到组；安徽的一些农民甚至偷偷地搞起了包干到户。

1978年秋，安徽省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全省许多地区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受灾面积达到6000多万亩，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人畜缺水吃，土地干裂，秋种无法进行。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自己种麦子种菜，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谁有，国家不征公粮，不分统购任务。

在借地的基础上，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全省首先闯开禁区，搞了包产到户。1978年底，山南1006个生产队有77.3%的队实行包产到户。

就在肥西县包产到户的同时，1978年底，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在副队长严宏昌的带动下，冒着挨批、挨斗，甚至坐牢的风险，决定分田，包干到户。他们立下字据：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8户21个在场的人都含着眼泪在契约上摁上了手印。到1979年夏，小岗人分田单干的事情已传到凤阳县里。这时，万里专程来到了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全县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谈到了小岗生产队暗地包干到户。万里问：“包干到户怎么样？”陈庭元说：“当然好了。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搞到12万斤。”万里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嘛，翻不了天，就让它干下去。”

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随之而来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各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的自觉行动，有些人担心会瓦解集体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表示强烈反对；有些人坚持可以试验。

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的震动很大。有的人认为这是中央的新精神，还有人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偏了，该纠正了”。由此造成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一些地方立即停止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推行，有些地方由于拿不定主意还影响了春耕。

与此同时，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集中讨论“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会后形成的纪要中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邓小平在会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

3月30日，《人民日报》同样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这封信是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指示省农委写的。信中指出：应当正确看待联产责任制，强调定产或包产到组都是符合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的。《人民日报》同样加了“编者按”，承认3月15日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同时提出，各地情况不同，怎样搞好责任制应当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搞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争论从报纸上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会场上。明确表态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的省委书记在会上仍是少数派。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邓小平和其他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采取了默许的态度，这就为包产到户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同时也给这些合理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人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时安徽、四川省搞包产到户，承受的压力很大。万里回忆说：农村改革这场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支持了。6月，他在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曾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样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7月，邓小平登临黄山，发表了著名的黄山讲话，更让为农村改革命运担忧的人们放宽了心。

当年在安徽工作的一位县委书记后来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改革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农民们追求了几十年，光是生产队的评工记分，就先后变换过400多种，但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怎么变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期，农民们就想包产到户，搞责任田，搞了三次，三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下去了，许多干部为此受到无情打击。1978年这一次又搞了，而且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归根到底，靠的是邓小平的启发和支持。”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在听取姚依林等关于长期规划问题的汇报时，谈到农业问题，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农村要鼓励种树，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给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他强调，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他还让当时在场的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对此事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会上讨论。姚依林在中央编制长期计划的会上把邓小平的这个意见作了传达，当时不让登报，也不让上文件，但邓小平的这个表态对打开农村改革的局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最早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的。

一个月后，5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时，再次谈到农业问题。他说：“在农业问题上，我们采取现在的政策，效果很好，农业的发展速度比我们原来设想的快。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政策应该更加放宽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多年来靠调进粮食，现在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5月31日，在同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包产到户。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针对当时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邓小平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邓小平强调：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1980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认为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中央也进一步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是合作经济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名了，上了户口，农村改革的步子加快了。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邓小平后来说，“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到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实行了“双包”。

“我们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

邓小平在支持包产到户的同时还主张废除人民公社。

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生产“大呼隆”，评工“大概分”，分配“大锅饭”，公有化程度过高，平均主义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徘徊不前，难以走出低谷。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要进一步深化，重要的是要调整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力主废除人民公社体制。1962年，邓小平在总结人民公社化以来的教训时就曾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用“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比喻从实际出发。他强调，“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不变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

新时期农村究竟采用哪种生产关系，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改革。对实行了20多年，也是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制度，邓小平认为，“与我国农村目前很低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这个试验“也不那么理想”。他提出：“政社分开，这件事情要做，不能太迟。“1980年，邓小平的家乡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了20多年前的乡组织。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当时上面有个要求，就是先搞试验，不广播、不登报、不宣传。待试验一段后再定是否推广。

1981年9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由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团时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已经感到“一大二公”的目标并不是很快能实现的，那时毛主席还在，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后来毛主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提出要搞三级所有制，即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以生产队为基础，当然也有以公社、生产大队作为核算单位的，但大多数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社制度问题，看来这个理想还是正确的，不过这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能逐步实现。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公社制度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民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建立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改宪法，决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政社合一的体制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为政社分设，准备好一批改一批。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当前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通知要求这项工作要与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结合进行，大体上在1984年底前完成。

1983年5月22日，邓小平会见毛里求斯总理阿内罗德·贾格纳特时说：“我们农村过去十分贫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以粮为纲’，人民公社制度的试验也不那么理想。”

到1984年底，全国完成撤社建乡工作，人民公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把农村改革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农业还要靠科学”

农村政策落实以后，农业发展的形势很好。邓小平认为，“靠政策只能解决一段时间的问题，农业还要靠科学”。

农业发展的快与慢、农产品增长的多与少，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关键在科学技术。邓小平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就不能建设现代农业。邓小平分析了当时中国农业面临的现状，认为在农业增产中科技的贡献率很低，“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这里讲的没有破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技术。“提高农作物单产，发展多种经营，改革耕作栽培方法，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他还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农业科技的内容：“从科学方面来说，要发展农业，需要有生物学的发展，气象学的发展，土壤学的发展，遗传学的发展。”“尊重科学，同样是一块土地，收入就会增加三倍甚至四倍。”随着发达国家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农业生产中日益广泛的运用，邓小平十分强调生物工程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生物工程技术是尖端技术，“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依靠科学，才能使我国农业科技和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

振兴农村经济主要取决于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邓小平认为，要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切实组织农业科学家进行重点项目的攻关，搞好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推广。他亲自领导和过问了一系列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决策与项目的制定和实施，如“星火计划”“燎原计划”“丰收计划”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业科技的发展靠的是人才。这里的人才包含两个方面，既有农业高科技人才，同时又要有大量的农业应用型人才。1983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今后要进一步提倡科学种田，还要大力培养农业科技的应用型人才。“我们有大量中学生，要把他们培养成土专家，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国整体的农业科技水平，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包产到户”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革命。

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大收获。乡镇企业，最早发端于苏南。

1983年的春天，当时全国最富有的农村——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要从兄弟社队招聘合同工。消息一出，十里八村的农民都纷纷赶来报名。当时，华西大队有1100多人，790多亩耕地，有塑料、纺织、农药、钢网、钣金加工4个工厂和猪、兔、鸡等13个饲养场，还设有商店和一些服务行业，人均分配达到800元，强劳力的月工资超过150元。绝大多数社员住进了新楼房。平均每户存款千元以上。家家都有电视机、电风扇和洗衣机。不久，从本县7个公社23个大队择优录用的84名合同工带着尽快致富的愿望来到了华西。1983年4月7日，《人民日报》以《华西大队从兄弟社队招聘合同工》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

1983年，在江浙一带，像华西大队这样的社队企业，已经不再忽明忽暗、躲躲闪闪，开始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成长起来。祖祖辈辈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结束了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他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天地。不久，这些社队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农民合同工也成了最早的一批“农民工”。

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物质和生活的巨大变化。当时在江浙一带，说起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农民们常用这样的三句话：“一年不变有饭吃，两年不变有钱花，三年不变小康家。”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到江苏、浙江、上海视察。

在江苏苏州，邓小平看到苏州的变化时问道：“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

江苏的同志说：“江苏，特别是苏州，历来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苏州农村经济出现新的飞跃，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苏州农村劳动力原来文化素质较高，为了发展生产，各地还吸收了不少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退休人员和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作用。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激活一个工厂。另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听到这里，邓小平眼睛一亮，他对发展社队企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社队企业，江苏的同志总结说：“归根到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从原料的获得、资金的来源，到产品的销售，完全靠市场，是市场哺育了社队企业。”

“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邓小平作了充分肯定。

老百姓从实际工作中领悟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使邓小平非常兴奋。市场经济这个问题，是他思考已久的一个问题。四年前，他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如今，苏州的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江苏的负责同志再一次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同他们交谈起来。江苏的同志说：“苏州地区的社队工业虽然起步较早，现在已略具规模。但总的来说，还只能算是打基础阶段，潜力还很大，只要政策允许，完全是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而且完全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

邓小平这一次在苏州对社队工业有了感性认识，后来他多次讲到社队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1984年中共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名，这为全国范围社队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后来说：“农村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兴起和发展了，才能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否则农村人口都要往城市跑。这是我们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农村好的形势令邓小平兴奋不已。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80%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1978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80%的人口能不能达到。现在看，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过去农村很困难，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吃饱，能够穿得比较好，居住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村政策见效很快，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确定翻两番的目标是一个鼓励。1985年3月，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时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

后来，邓小平又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

农村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1984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3214.13亿元，比1979年增长55.4%。1984年，我国共生产粮食4.07亿吨，比1978年增加了1亿多吨。棉花总产量625.8万吨，相比1978年的216.7万吨，增长了1.8倍多。油料总产量1191.6万吨，相比1978年的521.8万吨，增长了1.3倍。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当1985年中国代表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上宣布中国的人均粮食已接近400公斤，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时，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

农村改革的成功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加快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到1984年，他开始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HWl3XQ18cvjOTxR3/d960eFV0dFqcIBOJEBi2rKAzJOKapmdJzr7jbO/bouInM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