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句俗话：一年之计在于春。

1984年的春天，因为一位80岁的老人，变得与往年大不相同。他为中国大地带来了一片盎然生机，演绎了一部“春天的故事”。这位老人，就是邓小平。

新年刚过，邓小平乘坐的专列悄然驶出北京，开始了他的视察南方之行。陪同邓小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

1月24日上午10时，专列到达广州车站时作了短暂停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梁灵光和广东省委书记、省长刘田夫等人上车看望邓小平。

“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

邓小平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到经济特区来？

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的梁灵光回忆说：“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对改革开放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风言风语很多，大家觉得压力很大。特别是1982年反走私紧急通知以后，压力更大了。对特区搞得对不对，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不对，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所以这次小平同志来，主要是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政策是他提出来的，搞得好不好，这个政策行不行，他说我这次是出来看看，是深入到下层来看看。”“在我陪着他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详细地交谈，有两次我想找个机会向他汇报一下，但他说，‘这次来我主要是看看，不听汇报了’。”

还是让我们把时光先倒回到五年前的1979年1月。

1979年1月初，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那宽大的办公桌上。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熊猫”牌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拿起这份摘报，走到墙壁上悬挂的大比例中国地图前，目光落在毗邻香港、澳门的东南沿海那块地方，凝神良久……

很快，中共广东省委就接到了邓小平在那份来信摘报上的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回忆当时情形时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感到不改革不行了。邓小平的这个批示，对我们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我们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分析广东的特点，提出广东的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

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又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在广东蛇口一带设立工业区，一方面利用国内较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便于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李先念副总理收到报告后，立即与谷牧副总理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决定请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来北京面商此事。

25天后，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的袁庚奉命飞赴北京中南海，向李先念和谷牧汇报。李先念听了袁庚的汇报后说：“对，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这样搞。”李先念还在袁庚带去的地图上用笔一划，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对袁庚说：“这个都给你。”袁庚吃了一惊，连连摇手说：“我怎敢要这么多。”于是李先念又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说：“那就给你半个岛吧。”李先念又征求谷牧的意见，谷牧说：“你批个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于是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批准的时间是1979年1月31日。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谷牧在会上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先念同志听了交通部的汇报后作了批示。”会议讨论了一些具体问题。

7月20日，蛇口响起了“开山第一炮”。蛇口工业区诞生了。

“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在蛇口工业区筹建的过程中，广东省委负责人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如何解决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会议确定了从1979年起，用三年的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4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在中南组的发言中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负责人听后也提出要搞。

习仲勋于1978年4月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委的日常工作。面对困难重重的经济局面，他开始重点考虑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6月，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参加谷牧副总理率领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6月20日，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学习中央、国务院领导关于《港澳经济考察报告》等的指示，研究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问题，提出了有关落实意见。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调研，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强烈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经过多次调查、研究、讨论，10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报告还建议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地级市。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中南组分组会议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发言。他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还明确提出了开发海南的新设想。他说，放手开发海南，不能再用移民的办法，最好是国家投资，也可以由海外华侨投一部分资，用以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这一着棋走活了，开发海南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他的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1979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3月5日，国务院又批复同意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深圳、珠海两地级市。

4月初，习仲勋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听取了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习仲勋在汇报中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等设想。习仲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指出，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邓小平听后插话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元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当天下午，习仲勋、杨尚昆又带着这个意见来到中南海向邓小平作具体汇报。

关于这次汇报的具体细节，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作了这样的叙述——

北京，中南海。

这里却十分平静、安然。

镜头：

修剪整齐的绿荫，夹着一条幽静的小路。三个人影在缓缓向我们走来。

走近，我们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来自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菜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似乎很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似乎有些动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就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语句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忽然，邓小平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领悟。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尽管这段叙述文学色彩很浓，但有一点是确凿的：邓小平在与广东省委的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首次提出了兴办特区的思想。

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王全国后来回忆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讲到我们广东要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求自主权更大一些。小平同志听后就讲：‘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当时的原话。”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撰文说：“邓小平同志倡议并坚决支持办经济特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类似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二是在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实行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国外的做法和我国历史上的特殊情况，与新时期将要兴办的经济特区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划定一个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作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区，是符合中国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后来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正式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要求。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同志也认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是一项可行的措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邓小平同志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1979年5月，谷牧就受中央委托，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十多个负责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进行调查研究，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深入调查，认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具有建立经济特区的诸多便利条件：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风景秀丽，对发展旅游业、住宅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位于东南沿海，港口良好，厦门有通商的基础，深圳、珠海毗邻港澳，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扩展对外贸易，获取国际经济信息都非常便利；华侨之乡，对吸引华侨回国办企业、投资、支援祖国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广东、福建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订了以下几项重要措施：一、在中央领导下实行经济计划以省为主来安排和实施，省内的企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银行、民航、国防军工以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二、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授予两省较多的机动权；三、财政实行大包干，把新增的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增强地方自筹建设资金的能力；四、在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特区，吸收外商投资，发展出口商品生产。

在讨论研究的过程中，6月6日、6月9日，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写出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

6月中下旬，中央、国务院就谷牧的汇报和两省的报告进行了讨论，于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的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汕头、厦门的设置问题。

据李岚清回忆：“50号文件的印制还有一个小插曲。文件的落款日期是7月15日，但此时文件尚未签批完成。实际上，随后的几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签批的过程中，对文件的标题、内容、发送范围均做了重大修改，直到7月20日才正式发出。这个发出日期，也印在了文件的后面。”

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的确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两省的同志认为，出口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理所当然要广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达到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的目的。但仅限于这一点，还不足以承担我国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任。10月31日，在广东省召开的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上，有同志提出应把“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这个名称与中央举办特区的初衷最为贴近。“经济特区”包含两层意思：一、它是中国在经济领域进行多方面改革试验的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可以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国家将利用经济特区这个“窗口”，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二、经济特区将有别于回归祖国后的香港、澳门，它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不能也不会改变。

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检查中央批示的贯彻情况，进一步研究出口特区的建设问题。会上，主持会议的谷牧采纳了广东省提出的建议，肯定了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的想法，并写入这次会议形成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5月16日，中共中央以〔1980〕41号文件批转了这一纪要。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根据两省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和国务院批示：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试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文件指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抓好特区建设。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为了吸引侨商、外商投资，所得税、土地使用费、工资可以略低于港澳。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一个新的事物，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江泽民曾率代表团出国作专题考察，先后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及香港地区了解当地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汲取可供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借鉴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5月，中央在总结深圳、珠海两市试办特区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广东省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两个特区可以进行规划，作好准备，逐步实施。并进一步要求将深圳特区建成兼营工业、商业、农牧业、住宅、旅游等项事业的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8月26日，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作了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几点说明：

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特定的地区内，鼓励和利用外国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和台湾省，港澳台胞和华侨很多，对外资和侨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两省的特定地区设置特区，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

经济特区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由于它比一般“出口加工区”的范围更广一些，是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所以定名为“经济特区”。

江泽民的说明，为会议的审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81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了设置特区的立法程序。

10月9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时说，我们给广东、福建一些特殊条件，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经济特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试验。欢迎各国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

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设置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经济特区一建立，就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些人有一些疑虑，有些则是大加指责：比如，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还有人把特区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等等。个别到深圳特区参观的老同志甚至手捧五星红旗老泪纵横：“这里只剩下这面红旗还是红色的了！”

梁灵光回忆说：“我到广东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开始，那时全国对改革开放，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不赞成的不单是有省、市领导，包括中央里也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一次，我到中央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发了一个参考材料，有篇文章我看了受刺激，感觉不对头，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租界的由来》。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中央方针政策啊，讨论改革开放啊，弄出了那么一个材料来，我估计可能是当时有人风言风语呀，有争论问题呀，提出深圳是不是新的租界呀，我觉得很有问题。那时候，西部一个省的副省长来广东参观考察，他在广东看了一圈，回到宾馆大哭了一场，他想不通，认为革命革了几十年，现在变了。还有，西南还有一个考察组，到广东来，临走时省委办公厅交代，你们到广东不许一个人外出。特别是1982年中央发出打击经济犯罪的紧急通知以后，广东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广东搞改革开放以来有人搞走私，搞投机倒把。所以那时，对广东改革开放压力很大。特区搞得对不对，搞特殊政策对不对，也有各种议论。”

1981年五六月间，国务院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会上，针对不少人对试办经济特区存在这样那样的疑虑，甚至有些同志质疑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等问题，专门强调要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会议认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了对经济特区的认识，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报送中央，后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于1981年7月19日以中发〔1981〕27号文件进行批转。在这个纪要中具体规定了办好经济特区的十条政策措施：一、特区的规划和建设要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各有侧重地发展；二、海关对特区进口的货物、物品，要给予特殊的关税优惠；三、简化入出境手续，方便人员往来；四、劳动工资制度要进行改革；五、特区市场需要的国内出口商品，可由特区向有关外贸公司提出订货，以外汇结算；六、特区的货币目前以人民币为主，外币限制在指定的范围内使用；七、积极筹措特区建设资金；八、特区的机场、海港、铁路、电讯等企、事业，应允许特区引进外资，由特区自营或与外资合营，自负盈亏；九、为了加速发展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必须制订特区的各项单行法规；十、特区的管理机构，应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并赋予充分的权力，使之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经济特区的成长和发展。

经济特区的建设开始后，受到了资金不足的严重困扰。此时又正赶上国家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国家拿不出钱来支持特区。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的负责人说：“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走慢一点”，是出于对国家经济暂时困难的考虑。但是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走私贩私问题，一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存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地干扰了经济秩序，败坏了党风。1982年1月11日，根据邓小平、陈云的建议，中央决定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下发了《紧急通知》，并派习仲勋、余秋里、彭冲、王鹤寿等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走私贩私最为严重的省份，传达中央指示，采取紧急措施。这一通知显然不只是针对广东、福建和经济特区的。但是，有一些人则把走私贩私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对外开放，对广东、福建和深圳特区扣上种种帽子，说什么“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甚至说“广东这样搞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并提出收回已经下放的这样那样的权力，规定这样那样的限制措施，甚至要求中央取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停办特区。

“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1982年1月初，中共中央在讨论解决广东、福建等地沿海走私活动猖獗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能因为开展反走私、反腐蚀的斗争而动摇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强调要正确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办好特区。

4月3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有两手，不能只有一手。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明，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实践证明需要改进的一定要认真改进。另外一手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抓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从与国内领导同志谈话到会见外宾，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中央工作会议，多次谈到要有两手的观点，始终强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个不能变。要变，只能是越变越开放”。4月13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指出：“坚持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并行不悖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所采取的从实际出发的坚定不移的政策，这一政策决不会由于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而发生改变和动摇。”

12月20日和31日，原中纪委副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章蕴两次致信胡耀邦、邓小平，对广东和特区的工作基本肯定，提出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对行之有效的政策要保持稳定性；1982年以来，广东的上缴任务一再加码，“条条”限制日益增多，特殊、灵活政策措施的余地越来越小。邓小平于12月22日和1983年1月3日两次作出批示：“可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这个情况应该引起重视，请国务院、财经小组一议”。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高度重视。1983年的春节期间，邓小平在听取任仲夷关于深圳特区建设情况汇报时指出：“要继续办下去。”当他听说深圳蛇口工业区拟聘请外籍人士当企业经理，遭到一些人的责难时，立即拍板道：“可以聘请外国人当经理，这不是卖国。“3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议纪要，进一步指明了特区的发展方向。6月，邓小平又一次指出“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

就这样，我国的经济特区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从无到有，从一片空白到初具规模，到走向繁荣，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杀出了一条血路。

特区究竟怎么样？中国亿万双眼睛在注视着它，特区人更是关注着特区的命运。

历史的车轮驶向了1984年，邓小平倡导建立的经济特区也已走过了五个年头。也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邓小平第一次亲临特区视察。

“你们讲的我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1984年1月24日中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刘田夫、梁灵光等人陪同下，抵达深圳车站。

早就盼望邓小平光临的深圳人，此时此刻正怀着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

此时此刻，初到深圳的邓小平心情一样迫切。在车站到迎宾馆的路上，邓小平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几次轻轻拨开车窗的纱帘，注视着一掠而过的楼群、工地、人流。

自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日起，邓小平就一直关注着深圳这颗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一晃五年过去了，深圳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答案就在眼前了。

邓小平下榻在深圳迎宾馆桂园。

下午3点，邓小平在迎宾馆6号楼会议室，会见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和市委常委们，听取梁湘的工作汇报。

“开始吧。”邓小平手里拿着全体市委常委的名单说。

这时，梁湘站在特区规划示意图前，首先回顾了深圳的历史。深圳在兴办特区之前是宝安县的一个边陲小镇，“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员收入很低，人员外流严重。但这是一块有良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土地。这里的地理位置优越，毗邻香港这个国际经济和海运中心，与港九接壤的海上边界有107公里，陆地边界有27.5公里。这里的交通方便，是我国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口岸，素有祖国“南大门”之称。这里地域广阔，全市总面积为2000多平方公里，可用面积占70%，相当于香港、九龙、新界总面积之和的一倍。这里的物产和水资源丰富，一些经济作物曾远销国际市场。这里是我国通向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交通要冲，是旅客出入境的必然通道和对外贸易转运的集散地和桥梁，是兴办特区的理想之地。

梁湘着重介绍了深圳特区兴办五年来引进外资、基本建设以及改革推进的情况。他说，办特区之后，深圳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共与外商签订协议2378项，协议投资118亿元，还引进了15000多台（套）设备。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特别是工业产值，1982年达到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邓小平插话说。

梁湘说：“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倍多。财政收入也比4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在听到经济特区缺乏专业人才时，邓小平插话说：深圳要办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可以吸引华侨投资来办。华侨在这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

梁湘说：“广大群众和港澳同胞以至来过特区参观的外国人士，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政策好，说没有三中全会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没有特区，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政治、经济局面，这说明中央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梁湘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党中央和您老人家提倡的，我们深圳人早就盼望您来看看，您看了以后就会放心。”“我们觉得，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但问题同样存在不少。尤其是离小平同志对我们的希望相差甚远……”

最后，梁湘请邓小平给深圳的工作作指示。

“你们讲。我听。”邓小平说。接着他又说：“这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我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他为什么不表态呢？人们的脑海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号。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登上大型旅行车，前往建设工地视察。一辆辆不同型号的载重卡车川流不息，运输着建筑材料，一部部挖掘机、推土机在运作着，一幢幢正在兴建的厂房上空，吊机正在伸开着巨臂来回操作，到处都有建设者们的忙碌身影。看到到处呈现出的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邓小平特别兴奋地向陪同人员问这问那，似乎要把这里的每一项建设成就都记在心中。

在参观市容时，看到沿途附近山头秃秃的，邓小平对陪同人员说：好多山头不种树。我们经过韶关时，看到那里的山头也都是这样。荒山、水域，这些都是潜力很大的发展生产的广阔天地。

临近下午5点钟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正在兴建的罗湖商业区中刚刚竣工开业的国际商业大厦门前，看到很多人从商场里买东西出来，他高兴地向大家招招手，大家也纷纷向他挥手致意。邓小平随后登上了国际商业大厦的楼顶，眺望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这时天色已近黄昏，楼顶上寒风呼呼地吹，气温也下降到11摄氏度。邓小平身着深灰色便服，头上也没有戴帽子。陪同人员两次请他披上大衣，他都挥手推掉了。

梁湘汇报说，罗湖城区计划兴建一百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最为集中的地方。他指着马路对面正在建设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说，这幢楼要建到53层高，是国内最高的建筑物。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若干年后，罗湖城区将是特区的商业金融中心。

邓小平顺着国际商业大厦天台的围墙从东面走到北面，又从北面走到西面和南面。他一会儿远眺，一会儿俯瞰，久久凝视着这些高楼，满意地说：“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

梁灵光后来回忆说：“在深圳国际商业大厦，他到了大楼楼顶上，看到整个深圳新发展的情况。看到发展得那么迅速，他是比较满意。但是，没有专门做讲话。当时他不大讲话，讲得不多。小平同志有那么个习惯，他当时看什么东西，他不轻易表态。他考虑是很慎重的，没有考虑成熟以前，他都不发表意见。我们当时也理解这个情况。”

“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1月25日上午9时，邓小平一行来到上步工业区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深圳工贸中心的电脑工厂和电脑软件厂参观。

这个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建立于1982年8月，是深圳市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电脑公司，主要生产微型电脑、电脑软件和电脑外壳等。邓小平一来，就被这里有趣的电脑应用技术表演吸引住了，他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人和电子计算机下象棋表演，又仔细地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原定安排15分钟的参观时间，延长到整整40分钟。

这家工厂的副总工程师王兆全向邓小平介绍了他们是如何根据特区的特殊政策，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电脑技术，然后又是怎样自己制造出功能、质量完全达到先进水平的电脑设备，既少花了外汇又赢得了时间的。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连连点头。

当王兆全汇报到国外对电脑软件的生产如何重视，如何供不应求，而我们中国人多，只要通过引进样机，然后加以学习、消化，是完全有条件大量生产软件，进行智力输出时，邓小平不断点头表示同意。他说：“软件占80%，硬件占20%，这就要靠脑子。杨振宁说美国都是十六七岁的娃娃搞软件，好多尖端技术都是娃娃搞出来的。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邓小平望望大家，充满信心地说：“全中国有那么多娃娃、学生，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现在不少下象棋、围棋的都是娃娃。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1月25日10时30分，邓小平来到富甲广东全省农村的深圳河畔的渔民村。听说邓小平要来，村党支部书记吴伯森早早便来到村口等候。看见自己盼望已久的邓小平终于来了，吴伯森高兴得热泪盈眶，立即迎上前扶住邓小平说：“邓伯伯好！欢迎您，欢迎您！”

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几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一个先进典型，他们利用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优越地理条件，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养鱼业、运输业和来料加工业。1979年人均收入达1900多元，居全省农村之冠。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个万元户村。1982年35户农户全部住进了村里统一新盖的每幢车房一体的双层小楼。1983年又刷新纪录，人均收入达到2800多元。饮水思源，老支书一再向邓小平表达自己对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并高兴地陪同邓小平参观了配有空调设备的文化馆。接着他特意请邓小平到他家做客，邓小平欣然答应。

新春将至，吴伯森的家里一派喜庆景象。陈设精致的厅里，两盆果实累累的金橘，增添了无限欢乐的气氛。1983年2月胡耀邦到吴伯森家里做客时，看到老吴穿着旧唐装，脚踏凉鞋，曾对他说：“你也应当穿漂亮一点。”所以今天吴伯森特意穿上崭新的呢大衣，皮鞋也叫老伴给擦得乌黑发亮。

吴伯森同邓小平一起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如数家珍地介绍着家里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新式家电用品，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我们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真是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感谢邓伯伯！是党中央和您为我们制定了好政策！”

邓小平说：“应该感谢党中央。”

接着，邓小平又一一地询问吴伯森家里几口人，收入多少。吴伯森告诉他，这个村1983年人均年收入2800多元，户户是万元户。吴柏森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四五百元。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对随行人员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啊！全国农村要过上这样的生活，恐怕还要100年！”他的大女儿邓林插话说：“深圳也要那么久吗？”旁边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忙对着邓小平说：“有您的领导，一定会很快。”邓小平说：“那也得要50年。”

走出客厅，邓小平参观了老支书家里的卧室，走进厨房，观看了那全套不锈钢炊具、电子煤气炉以及院子里的各种花卉，并愉快地同老支书一起站在门口，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

后来，人们听到邓小平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下世纪中叶，使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回想邓小平在渔民村说的“要50年”，那不正是2035年吗？显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早已在他心中酝酿的一个伟大的战略目标。只不过一向注重实际的邓小平更重视从实际出发，从1979年起就开始从理论上、从实践中论证这一伟大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从1983年江浙之行对小康目标的论证，到后来的南方视察，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这个宏伟的目标。他曾经说过：“也许我活不到下个世纪，但有责任提出下个世纪的奋斗目标……”

在村口告别时，吴伯森又一次紧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地感谢党的政策。邓小平说，经过长期奋斗，全国广大农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深夜，桂园别墅楼上的灯光还亮着。深圳的许多干部群众还站在宾馆外，远远地望着那扇窗前的灯光。他们在想，邓小平此刻在做什么？是在处理国家事务，还是已经休息？深圳，在他心中是怎样的一个印象？

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此刻深圳人的心情。因为明天，邓小平将要去蛇口，据说随后要去珠海，然后经广州回北京。在深圳的这两天时间里，他看了不少地方，但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只看不说，如果他对深圳一句话也没说，如果几年来深圳人一切“大胆的尝试”都得不到肯定，结果将如何？深圳人都期待着邓小平能对深圳有个“说法”，但直到第二天离开，邓小平一直没有打破这个“沉默”。

“现代化没有年青人不行，要鼓励年青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

1月26日上午8时30分，当汽车的马达声响起，邓小平乘坐的小轿车缓缓滑过桂园别墅的林荫道驶向蛇口时，邓小平也许不会想到，他此时留给深圳人的是一串沉重的问号……

一个小时后，车到蛇口，邓小平一行来到濒临深圳湾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这里是香港招商局主办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它只有四年多的历史。宽阔的道路，绿树成行，现代化的标准厂房，鳞次栉比，已建成的47个独资和合资企业，已有30个开工生产。

在工业区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工业区董事长、总指挥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情况。他说：“1979年，蛇口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然而建成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区，共花去人民币1.5亿元。但却没用国家投资一分钱，完全靠自己筹资或贷款解决问题，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

袁庚谈到这里，觉得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

邓小平说：“没关系。”

袁庚又继续讲了20多分钟。他说：“这几年蛇口工业区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人事劳动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除此之外还实行了工资、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他还说：“工业区有很大的自主权，办事不需左请示右请示，看准了就可以拍板定案。想当厂长、经理的人也没有什么后门可走，全部实行招聘制，靠本事吃饭，靠群众民主选举产生。”说着，袁庚把36岁自学成才的工业区党委副书记乔胜利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要乔胜利坐到他身旁，问他的学历、年龄、工资收入和生活等情况。他说：“现代化没有年青人不行，要鼓励年青人挑起重担，多干工作。”

听完汇报，邓小平走到窗前，指着一派繁忙景象的蛇口港码头，问袁庚：“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作了回答。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接着，邓小平参观了蛇口工业区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在轧制铝薄板的机器前，厂长指着一批包装好的产品说，这是准备发运美国的铝薄板。邓小平听了，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看木箱上的英文字，又拿起自动冲床刚冲压出来的圆片称赞说：“很薄，很光。”

结束铝材厂的视察，邓小平一行登上微波山视察微波通讯站，从山顶俯瞰整个蛇口工业区，他还向企业负责人了解了资金和设备引进、产品销路、职工收入和人才培训等情况。

10时30分，袁庚请邓小平到即将在春节期间开业的“海上世界”做客。这是一艘法国建造、戴高乐总统曾乘坐过、后来由中国远洋总公司购进的退役客轮——明华轮改装的海上游乐中心。

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大家都有点累了，陪同人员劝邓小平到“总统房”休息，可邓小平的精神特别好，在女儿毛毛的陪同下，来到顶层甲板上。邓小平一会儿望望蛇口工业区，一会儿转身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一会儿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豪华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

在中午的午宴上，邓小平特别高兴，应明华轮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邓小平离开“海上世界”时，自发来欢送的人们热烈鼓掌，并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一行的车队朝蛇口港口驶去。

车上，梁湘问邓小平：“您还有什么指示？”

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就是绿化还不够。”

梁湘回答说：“今后我们一定按您的指示，尽快把深圳绿化好。”

1月26日下午2时45分，邓小平结束了对深圳的视察，乘坐海军炮艇朝珠海经济特区驶去。

邓小平满意地离开了深圳。但是，这“满意”是人们从他的笑脸上感觉到的。因为在深圳的这几天里，他自始至终没有说多少话。

“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乘炮艇渡过伶仃洋到达珠海，住进了中山温泉宾馆。邓小平要在这里休息三天，然后再到珠海市去看看。

1月27日，邓小平和家人正在宾馆散步。忽然，听到对面的游人向他高喊：“邓伯伯好！”“小平同志好！”“邓爷爷好！”他马上停了下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广州荔湾区宝盛沙地小学的吴慧明一家三口，见邓小平停下来，他们都争着告诉他：“我们是广州来的教师，是来旅游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笑了。

稍后，邓小平在参观宾馆的商场时，又一次与吴老师一家三口邂逅。这一次，吴老师8岁的女儿谭志颖挣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地跑到邓小平跟前，立正、鞠躬，然后甜甜地叫道：“邓爷爷好！”

邓小平马上弯下腰，和蔼地与小姑娘交谈起来。小姑娘告诉邓爷爷：“我是广州荔湾少年宫学书法的学生，作品还拿到国外展出过，很想送幅字给邓爷爷。”邓小平认真地问：“你写什么字呢？”小女孩不假思索地说：“我祝您长寿，就写‘长寿’两字好吗？”邓小平听后笑着连说：“好，好，好！”

温泉宾馆背靠罗三妹山。28日上午9时，邓小平到山上散步，一直登上山顶，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警卫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说完继续向前走去。

随后，他在宾馆会见了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马万祺和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等人。

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不晓得成功不成功。”

霍英东说：“这政策是对头的。”

邓小平说：“看来路子走对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

1月29日上午，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和市委的几位负责人如约来到中山温泉宾馆，接邓小平到珠海市参观。

途中，邓小平一边观看市容，一边听取市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吴健民知道邓小平的耳朵有点背，所以一直是靠在他耳边向他介绍情况。邓小平极少插话，只是仔细地听着。

当吴健民谈到珠海经济特区创办五年间引进的投资项目时，邓小平问：“为什么在特区的项目那么少？”

“因为特区的范围划得小，特区投资环境的条件，在建设中只能逐步完善。开始引进的项目，多放在各个公社中去了。”

“嗯……”邓小平听后，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但他没有发表意见。

车子很快就驶进了拱北，先后经过了拱北工业区、通澳门的口岸、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飞机场和南山工业区。邓小平虽然没有下车，但在车上看得很仔细，很认真，有时还向坐在他身边的吴健民了解有关情况。一路上，邓小平看到的是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到这些，邓小平欣慰地笑了，他对珠海的规划格局表示满意。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了香洲毛纺厂。年轻的厂长黄国明是珠海人，改革的洪流把他从一名普通的渔家子弟推到了中国第一批补偿贸易型中外合资企业的经营者岗位上。1978年冬，香洲毛纺厂正式签订了中外合作办企业的合同，这是我国步入改革开放历程后第一批中外合资办企业的合同。这个厂从基建到投产前后不到一年。

邓小平参观了该厂的洗毛、混合、梳毛、走锭、纺纱、合股、成件、包装各个工序。

“这些设备是哪里的？”邓小平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向黄国明提问。黄国明按每个工序的运作作了简要的介绍。

“是从联邦德国、瑞士、日本引进的。”

“原料是哪里的？”

“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产品销往哪里？”

“全部出口。我们是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

“三来一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出现在工业经济辞典中的一个新名词。尽管这是一种比较低层次的吸引和利用外资的经营模式，但对工业基础几乎是一穷二白的珠海经济特区而言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三来一补”创造原始积累的财富，继而向自主经营的外向型企业方向发展，香洲毛纺厂“借鸡生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由中方独立经营的外向型企业。

在香洲毛纺厂看了20分钟之后，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了狮山电子厂。这是一家珠海市自行设计、生产收录机、音响的替代进口型企业。见前来接待他的厂长李振是个年轻人，邓小平高兴地同他握手。

接着，李振向邓小平汇报了建厂的情况，他带着邓小平沿着整条作业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作详细的介绍。珠海的工业几乎是从一片空白起步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生产出自己设计的收录机、音响等电子产品，是一个非常可喜的变化。

临走前，邓小平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出橱柜，认真地听着介绍，然后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厂长，问：“你是哪个学校出来的？”

“我是自己学习的。”李振回答说。

邓小平显然没有听清楚，侧耳问身边的人。女儿毛毛说：“他是自学的。”

邓小平笑着说：“是自学成才的啊。好！”

这时，吴健民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

邓小平问李振：“你多大年纪了？”当这位厂长回答“28岁”时，邓小平连声说道：“好！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好，年轻人办事好！”

10时左右，邓小平到刚刚落成的珠海宾馆休息，宾馆总经理张倩玲领着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宾馆。邓小平说：“这里发展旅游的条件比深圳好。”

中午，邓小平在珠海宾馆用午餐。席间，吴健民对邓小平说：“中国举办特区，同时充分利用港澳，是难以分开的一个统一的问题。深圳和珠海，感受尤深。这也许算是中国的特色。”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突然，他问吴健民是不是大学生。吴健民回答说：“我没有上过大学，1956年8月至1957年12月，我曾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与卓琳同志是同一期的同学，我年纪大了，已决定退下来。”邓小平听后略转过头，用慈祥会意的目光望着吴健民，点了点头。

按照接待方案，考虑邓小平第一次到珠海来，机会难得，希望他能给珠海题词，宾馆总经理张倩玲与梁广大商量后特意准备好桌子和笔墨纸砚，摆在邓小平用餐后的休息室里。

当邓小平用完餐，稍事休息后，张倩玲走过来，怀着企盼的心情对邓小平说道：“请您给题词留念，好吗？”心情愉悦的邓小平欣然接受，在人们的簇拥下，站起身来往桌子方向走去，他拿起笔蘸了蘸墨汁问道：“写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兴致勃勃地挥笔题下了令珠海人民永远难忘的七个大字：珠海经济特区好。

这是他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这不由又一次使人们联想到：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不挥笔题词呢？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此时，深圳人的心情当然更为复杂。当深圳人得知邓小平为珠海题词的消息后，才恍然大悟。是啊，深圳这几年究竟怎么样？外面的风声雨声一直不断。能不能也请他给深圳题个词，打个“分”，看“及格”“不及格”？于是，深圳市委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委派市接待处处长张荣赶往广州，请邓小平题词。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乘车离开珠海前往广州，路经顺德时，邓小平下车参观。在清晖园，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向邓小平简要汇报了三中全会以来顺德市发展商品经济的情况，他说，顺德人养鱼、种蔗、种花，发展商品生产，正逐步富裕起来。

在听取汇报时，邓小平插话说：“塘鱼产量高，值钱，各种糠皮可以喂，我在泰国看到很便宜。”“日本人一个人有100斤鱼，所以体质好。”“山和水能解决大问题，我们的山利用的还可以，水不行。”

到达广州后，邓小平下榻广州珠岛宾馆。

此时，邓小平还不知道，深圳的同志已赶到广州，在等待他的题词。

张荣1月29日接受任务，30日一早赶到广州。他通过有关方面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小平说：回北京再题吧。

第二天是阴历的大年二十九，深圳人还在焦急地盼望着……

梁湘对纷纷前来问讯的人们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离党中央的要求还有距离。珠海题了，好，应当向别人学习，气不能泄！”

2月1日，时间已到了大年三十，人人都准备过年了。羊城的太阳分外明媚。花城的“花市”已经开了几天了，到处花气袭人。早饭后，邓小平领着外孙在珠岛宾馆内的小花园散步。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看到迟迟不肯回去过年的张荣，想了想说：“那，就这样吧，将他一军，我们把纸、笔都准备好了，他一回来，我就同他说。”

邓小平散步回来，看见桌上摆着纸、笔，连墨都研好了，便问：“啥子事？”

邓楠把张荣介绍给他：“这是深圳来的张荣同志。”

邓小平笑笑说：“认识，认识。还没回去过年？”

邓楠说：“你没给题词，人家哪有心思过年？！”

邓小平听后笑了笑说：“这么严重，还要等着过年？”

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问道：“你们说，写什么好呢？”

张荣赶忙递上几个准备好的字条：有“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经济特区办得更好”等，邓小平拿起字条念了一下，随手搁到一边。然后拿起笔，在砚中蘸上墨，几无思索就俯下身去，在纸上一字一字地题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题词刚写完，墨迹还未干透，张荣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赶忙上前将题词折叠起来，匆匆走出一号院。他完全忘记了和邓小平及其家人道别的礼节。

大年三十中午时分，电话铃声急响——广州长途！一直守候在电话旁的副市长邹尔康拿起话筒。

“题了！副市长，题了！”话筒中是深圳接待处长张荣激动的声音。

“题了些什么？喂，你说慢点！”邹尔康说。

张荣说：“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得多。他题的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值得说明的是，细心的邓小平在落款时，没有落在广州下笔时的时间，而是把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落的是他离开深圳的日子。也就是说，他对深圳的结论是在实地考察时就形成了的。也许，当他踏上深圳土地的第一分钟，就已经在考虑如何评价深圳了。但是，他不说，在心中反复酝酿，最后才一下子倒出来。

深思熟虑，不露声色，而作出的决定往往出乎常人的预料。这，就是邓小平！

1984年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枚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中。杜鹃开的格外火红，金橘黄得格外耀眼。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了，他题了！”

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的礼物，深圳人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实、何等充满喜悦啊！

“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2月7日，邓小平在王震的陪同下，从广州乘专列来到了厦门。这一天，是农历的大年初六，人们还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的气氛之中。

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福建省省长胡平、中共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厦门市市长邹尔均等省市党政军领导到车站迎接。

邓小平一行下榻在厦门宾馆5号楼。

厦门有“海上花园”之称。厦门春暖花开、阳光明媚，木棉、玫瑰、茶花、蔷薇争芳斗艳，一派生机。

2月8日上午，邓小平和王震在省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五万吨位码头1号泊位。邓小平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朝驳岸走去。他关心地询问工程负责人：“工程进展好吗？”

工程负责人答道：“首期四个泊位已经建成，现在正抓紧储运仓库和港区道路建设。”

“好！好！”邓小平连声说道。

接着，他又了解了泊位的堆场建设情况，当他听说1号泊位已由杂货码头改为集装箱码头时，赞许地说：“要得，这一步有远见嘛。”

工人们正在安装集装箱装卸桥吊。邓小平几次手搭凉棚仰首观看，频频挥手向工人们致意。当他向2号、3号泊位走去时，看到数台10吨级龙门一字排开，他微笑着对身旁的有关领导说：“就是要按现代化港口标准来建设。”当他得知这样规模的岸式杂货码头当时是国内最大时，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他对前来陪同的有关负责人说：“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先行。”

当邓小平同港区的同志们挥手道别时，他深情地望了望东渡港区，嘱咐大家：“形势很好呀，希望你们扎实干，干得更好些。”

离开东渡港，邓小平登上了“鹭江”号游艇，项南坐在他身边。邓小平一边游览海上风光，一边听取项南汇报工作。

项南把一张厦门市区图在邓小平的面前摊开，指着地图对邓小平说：“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上只有2.5平方公里，应当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

“为什么？”邓小平问。

项南回答说：“2.5平方公里面积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意思。”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看着地图，听项南汇报到这里，他扭头看了看身边的王震，问道：“你说行不行？”

王震说：“我完全同意。”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在场的省市负责人听了这番话，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接着，项南又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就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到这里，邓小平赞许地点着头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

项南又说：“现在台胞到大陆，都不是直来直去，而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这太麻烦了。如果把厦门特区变成自由港，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震插话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可以考虑。自由港实行哪些政策？”

项南回答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往来，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听后，静静地抽着烟，望着窗外的大海，仔细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不容易，但没关系，在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在游艇上，项南建议把正在建设的厦门机场改称厦门国际机场。

邓小平问：“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

项南说：“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建厦门机场就是为了飞日本、新加坡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将来还可以飞台湾，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地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2月9日上午，邓小平到厦门大学视察。厦门大学的校、系、部门的负责人、著名教授、先进工作者和学生代表200多人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早早地汇集在建南大礼堂。9时左右，邓小平乘坐的中巴驶入厦大的校园，师生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小平的到来。厦大的几位负责人迎上前去，邓小平亲切地同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说：“同志们好！”他在师生的簇拥下走到礼堂前，与他们合影留念。其他没有参加会见的学生们闻讯也赶来了，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并连连说：“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学生们兴奋得直鼓掌。

怀着对这座著名海滨学府的美好印象，邓小平又匆匆地前往正在建设中的湖里工业区。

“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厦门的湖里工业区，就是中央批准的厦门经济特区，邓小平来到这里，看到的还是一个大工地。虽说到1983年底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四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举目望去，除了特区管委会办公综合楼外，区内的建筑物只有一座印华地砖厂的厂房和两座通用厂房，印华地砖厂也未正式投产。刚从深圳过来的邓小平，明显感到厦门经济特区与深圳经济特区的差距。

当时的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后来回忆说：“中央是1980年批准办特区的，但湖里到1981年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动工。那时我们心里很着急。因为深圳、珠海进展都很快，而我们还在同土打交道，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时任市委书记陆自奋也说：“厦门真正动起来，是在1982年以后，这样在时间上差距就比较大。小平同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了厦门。”

在特区管委会接待室，邓小平站在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旁边，一边认真听取厦门市长兼特区管委会主任邹尔均关于厦门特区建设情况的汇报和讲解，一边陷入了沉思。厦门是我国天然良港和东南门户，与台湾隔海相望，与金门近在咫尺，具有独特的区位和人文优势。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对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对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厦门经济特区必须上得快一些，应当办得好一些。

邹尔均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1984年来的时候，我向他汇报说，我们比较慢，我们现在才抓这些事情。他就讲了一句话，对头。”

“当时最苦恼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特区太小，只有2.5平方公里，一眼就望穿了，要求扩大到全岛；二是在经济特区方面，赋予自由港政策。当时我向小平同志汇报时，他点头微笑不答复。后来，他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你的要求，我转告第一线的领导同志，让他们去作决定。’”

汇报结束后，当邹尔均市长拿出笔墨请小平同志题词时，他欣然应允，邓小平拿起笔来，稍作思考，在铺开的宣纸上满怀期望地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题词。在场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琢磨着题词的内涵。题词在报纸上刊登后，在特区的建设者们的心中理解更不尽相同。厦门特区建设的领导者们深感厦门特区的建设步伐和深圳、珠海特区的差距，对广大建设者们来说无疑是激发起了追赶的激情。

当天，邓小平还视察了厦门国际机场和陈嘉庚先生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校。

在集美学校，邓小平怀着对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的敬意，先后参观了集美鳌园、陈嘉庚故居和归来园，并在归来堂听取集美校委会负责人关于集美学村发展过程和今后规划的汇报。邓小平赞扬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并指示有关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任务政策。邓小平说：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在厦门市委负责人汇报厦门落实华侨房屋政策的任务很艰巨时，邓小平指出：华侨的房子，要承认他们的所有权，然后分期交还。邓小平还亲切地接见了居住在厦门的台湾同胞和归国华侨代表。

在厦门的几天里，邓小平每天都外出视察。没有外出时，就在下榻的宾馆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代表、台胞代表、华侨人士和港澳人士。在同原台湾成功大学教授、1981年回大陆定居的厦大物理系沈持衡交谈时，邓小平还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2月10日，邓小平一行结束视察工作，将要离开厦门。临走之前的计划是在厦门种下几棵树。

想不到前一天还是阳光灿烂，当天一大早雨却下个不停。省、市负责人建议取消这一活动。可邓小平——这位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却坚定地说：“下这点小雨怕什么，上山吧！”

大约10点来钟，邓小平和王震乘车来到万岩公园后山上。他们一下车，就冒着绵绵细雨，踩着泥泞的草地，步入植树区，抡起铁锨干了起来。邓小平种下了一棵大叶樟，项南说这是一种千年树、南国佳木。王震则选择了一棵南洋杉，他说这也是一种千年树，也是南国佳木。不多久，邓小平、王震和省市负责人种了12棵樟树和南洋杉。

临近中午，雨又沙沙地下大了起来，邓小平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说：“这棵树这一下保活了。”种完了树，邓小平的鞋子还沾着泥巴，就同王震等人一起，直接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专列。

“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包括建筑材料也从国外进口”

2月11日下午，邓小平抵达上海，住在西郊宾馆。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第三次到上海。

第一次是1979年的7月中旬，邓小平在安徽大谈农村改革后来到了上海。邓小平住进了一所当时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上海“414”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位于上海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这儿围墙高耸，戒备森严，它是作为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直属招待所，历来只接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然而，自1967年毛泽东最后一次住进这儿后，这座偌大的别墅整整空关了十年。

邓小平住进“414”的一号楼。他每天早上都要到花园散步。几天下来，他走遍了这座院落的每个角落。他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一天，邓小平在散步时，把市委招待处处长叫到面前，把几天来他的想法亮了出来。他指了指“414”的院子，说：“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了外汇，支援四化建设……”以后的几天中，邓小平早晨散步时，就帮助陪同的市委招待处处长规划“414”对外开放后的蓝图。7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了上海市委全体常委。谈话中，邓小平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最后，邓小平明确地指示：“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开放“414”？！在场的市委常委们露出了始而惊、继而喜的神色。

邓小平打开“414”大门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久，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

"414"开放以后，接待的第一批国外客人是美国的林德普雷顿豪华旅游团。之后，还先后接待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日本天皇等国家元首。

"414"开放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效益。最重要的，它使刚刚制定不久的开放政策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使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心。

第二次是1983年2月18日，邓小平从浙江杭州返京时路过上海，做了短暂的停留。2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市长汪道涵、副市长杨堤等人的陪同下，走进了位于静安区胶州路的农贸市场。

这个市场建于1979年10月15日，地处静安寺闹市区附近。市场全长150米，场地使用面积达545.92平方米，设有摊位50-60个。市场两边是居民，还有3个国营和集体单位。对于这个城市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个体经济、集市贸易，国内外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不少外国记者和代表团都来这里参观过。

邓小平下车后，首先到市场口的水果摊看了看，随后走进了待业青年办的知青合作社。

他问里面的工作人员：“你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

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属于街道办的知青合作社。”

接着，邓小平来到个体户刘洪珍的摊位前，他问刘洪珍：“鲫鱼多少钱一斤？”

刘洪珍回答说：“2.8元一斤。”

邓小平又问旁边的一个个体户陈治玲：“这是什么？”

陈治玲说：“是明夫。”

随行人员向邓小平解释了明夫的产地。

邓小平又看了几个摊位，最后来到了个体户姜安如的摊位前，指着冬笋问：“多少钱一斤？”

姜安如答：“7角一斤”。

姜安如抬头一看是邓小平，激动地连连拍手叫了起来：“邓伯伯、邓伯伯，你好！”

邓小平回答说：“你好！”

离开市场，邓小平又前往上海市虹口区的曲阳新村视察。

面包车驶进新村，在新村的菜市场门口停了下来。邓小平从车里走了出来，径直走进曲阳菜场。

这时，早市已过，一些柜台仍在营业。

“是国营的吗？”邓小平问。

“这是知青办的合作菜场。”有人答。

邓小平向青年营业员们点头致意，详细询问摊位上各种蔬菜、鱼、肉等的价格，并说：“知青办得好嘛。”

接着，一行人来到一家新建的百货商场。这也是一家知青办的合作企业。邓小平仔细地观看了橱窗里和货架上陈列的商品，关切地询问：“居民需要的东西都有得卖吗？”营业员说：“居民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供应。”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

正在采购东西的市民认出了邓小平，蜂拥围拢过来，向邓小平问好。邓小平向这些居民连声问：“新村的文明设施跟上了没有？”“这里的住宅是哪一位工程师设计的？”

邓小平走进曲阳酒家。身边的杨堤告诉他：“这是川扬帮的菜。”

“川扬菜好嘛！”邓小平话音一落，人群中发出了一阵阵笑声。

这时有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挤出人群，操着四川口音，激动地说：“楼上还有，请邓副主席到楼上看看。”

酒店的经理向邓小平介绍说：“这两位是酒家聘请来的老师傅。”

邓小平登上二楼，用家乡口音同两位老乡亲切交谈，称赞这个酒家办得不错，并鼓励青年人好好干。

……

这一次是邓小平五年中第三次来到上海。

1984年2月14日，邓小平和王震、陈丕显等听取上海市委负责人陈国栋、胡立教、杨堤、阮崇武等的汇报。陈丕显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邓小平说：“我这次看了几个经济特区，看了几个饭店。中山温泉宾馆是霍英东独资经营的，每年赚2000万元，几年后产权归我们。像这样的事，你们也可以搞嘛！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上海要搞十个大饭店，也可以让国外海外的人独资搞，包括建筑材料也从国外进口。旅馆可以利用外资。你们要加快速度，条件可以放宽一些。”

在谈到汽车工业的发展时，邓小平说：“要搞一个汽车设计研究机构，经常改改样子，搞得新一些、怪一些也可以。”在谈到建筑体制问题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体制，特别是住宅的建设，住房商品化，一下子还改不过来。我们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蜗牛爬。深圳蛇口因为采取责任制，建筑速度快，几天一层楼。建筑队伍还是那些人，只是办法改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锅饭不行。”

在谈到财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中央财政收入少，大项目上不去。要恢复到中央掌握70%，地方30%。方针已经定了，说是三年做到，可不可以两年就搞成？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些大项目就可以上得快一点，也可以给你们上海解决一些问题。这是历年来的一个矛盾，我做总书记时就是这样办的，要把地方的钱收一些上来。”

在谈到上海的人才情况时，邓小平说：“现代化和干部年轻化相关，没有年轻人不行。”

“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

在上海，邓小平还特别谈到了宝钢建设，他说：“宝钢二期必须上，不要等‘七五’，今年就上。不上是个浪费，要争取时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还得起。”

2月15日，9时30分，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徐徐驶进宝山宾馆。邓小平在王震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等负责人的陪同下，健步走下车来。冶金部副部长、宝钢工程总指挥黎明以及宝钢总厂的领导迎上前去，邓小平同他们一一握手。

在休息室里，黎明首先向邓小平汇报了宝钢一期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简要汇报了宝钢二期工程前期准备的情况。他说，已做了大量工作，需要抓紧时间尽快决策。

这时，陈国栋插话说：“看来宝钢二期非上不可。”

“宝钢二期上是肯定要上，问题是什么时候上。”邓小平说。

接着，邓小平向在座的宝钢工程指挥部和宝钢总厂的主要负责人详细询问：如果决定立即上宝钢二期工程，哪一年可以干完？1984年、1985年两年行不行？每年要多少投资？投资高峰在哪一年？

宝钢的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听了宝钢同志的汇报，邓小平心里有底了。他说：“原来国家计委考虑宝钢二期工程在‘七五’期间上，如果1985年只要2亿元，还要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

王震也接着说：“对，还是要争取时间。”

邓小平在详细听取了宝钢同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地为宝钢集团亲笔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并和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总厂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劳动模范代表合影留念。

随后，邓小平在黎明等人的陪同下兴致盎然地驱车视察了宝钢纵横13平方公里的厂区。在延伸到江中1600米的宝钢主原料码头上，邓小平眺望着滚滚东流的浩瀚江水，关切地询问了码头水深、航道疏浚，以及能停泊几万吨级的货轮等情况，并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卸船机的高效率工作。邓小平边看边与陪同的宝钢领导同志交谈说：“我们要把日本的技术都学过来。”

在高炉工地，邓小平指着从日本引进的4063立方米大高炉，详细询问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高炉是多少立方米，在哪个国家。他还关切地询问在场施工的职工是哪个省市、哪个建筑公司的。当听说承建高炉的是冶金部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许多职工是四川人时，邓小平慈祥地笑了，并亲切地说：“是我们家乡的，同志们辛苦了。”邓小平亲切的乡音博得了工人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他还频频招手向广大建设者们致意。

在宝钢自备电厂视察时，邓小平登上了12米高的中央控制室，通过电视屏幕图像观看了两台35万千瓦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转情况。他询问这两台机组发的电，宝钢自身够不够用。当他了解到电厂年发电量是49亿度，宝钢每年自用只需36亿度，多余的电都输入华东电网时，他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观看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的仪表时，邓小平询问正在操作电子计算机的职工是什么文化程度。陪同的电厂厂长当场介绍说几位上岗操作的同志都是大专毕业。邓小平微笑着说：“掌握电子计算机的应该是大学生。”

邓小平一行还参观了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在参观时，曾在上海市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中获一等奖的初中学生李劲和小学生丛霖，用自己编制的程序，在电子计算机上为邓小平、王震等表演了机器人唱歌、眨眼睛、下棋。邓小平问了两个孩子的年龄，对在场的上海市干部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2月17日，邓小平乘专列回到北京。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回到北京之后，2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座谈，商议关于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

邓小平在谈话的一开始，就谈了他这次到广东、福建三个经济特区的感受，他说最近他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邓小平说：“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邓小平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邓小平还说道：“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对统一全党思想，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起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根据邓小平这次谈话精神，3月24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市和有关省辖市及经济特区的负责同志，还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40多个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由谷牧主持。他首先传达了邓小平2月24日关于特区工作和扩大对外开放一批沿海城市的重要谈话。然后参会的各负责同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反应强烈，既谈了本地的打算，又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例如，关于开发区的名称问题，开始准备叫“经济开发区”，讨论中大家提出开发区不仅是创造一个吸收外资、加速经济发展的“小环境”，而且要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建议叫“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关于开放哪些沿海港口城市，虽然在2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已商定了初步意见，然而在会议进行中，江苏省省长顾秀莲闻讯赶到北京，经她提议并报请国务院领导同意，又增列了江苏的南通和连云港。广东、福建的同志也提出，为何没有我们两省的沿海城市？当时并不是忽略，而是因为这两个省已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际上已经开放。经过讨论研究，也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列入了广州、湛江和福州三个城市。后来又有人建议增加秦皇岛，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也同意了这一意见。这样最后一共提出了开放沿海14个城市。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特地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与会者见面，并在怀仁堂后园的草地上与大家合影留念。

邓小平看到大家高兴地说：“特区的队伍已经这样大了啊！”他转身对在场的领导同志说：“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有没有劲头的人……要选明白人当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会议一共开了12天。

这次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

4月23日，谷牧向陈云汇报了讨论开放沿海城市的情况和地方与部门一些同志的反映。陈云完全赞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并且强调在实施中要不断总结经验。随后，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5月4日以中发〔1984〕13号文件批转全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的通知中强调：“邓小平同志2月24日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系到争取时间，较快地克服经济、技术和管理落后状况，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一项大政策。”“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走一步。这些沿海城市在利用资金、技术和市场时，应当首先抓好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一批投资少、周转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这样做可以更多更快地积蓄力量，既在财力、物力、人才方面支援全国，又在内外交流过程中总结经验向内地推广。”

《纪要》规定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以下政策：

1.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上海、天津两市的生产性项目对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放宽到3000万美元以下，大连放宽到1000万美元以下，其他11个沿海港口城市放宽到500万美元以下。

2.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外汇使用额度在今后几年内上海定为每年3亿美元，天津2亿美元，大连增至1亿美元，其他几个市也要增加一定额度。有的还要适当增加些中国银行贷款。

3.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

4.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给以若干优惠待遇。

5.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几个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收汇，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发展为国际转口贸易的基地。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可以进一步放宽，大体上比照经济特区的规定执行。

6.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

7.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别。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9.加强对利用外资的计划指导。

10.在改革方面应当走在前头。

《纪要》最后还提出大连市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可以更开放些，因为大连是东北三省的主要港口城市，从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出发，也考虑到我们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以及通过“大陆桥”对苏联、欧洲发展转口贸易的需要。

会后，各开放城市迅速行动起来。

“开发区大有希望”

当时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回去后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立即召开干部大会作了传达贯彻。大家衷心拥护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新战略，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政策和规定，经过紧锣密鼓的研究规划，决定在塘沽海滨废弃的盐田和一片盐碱地上开始筹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10月15日，在大窑湾畔马桥子村的一片茫茫沙地上，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也破土动工了。而且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

时任大连市委第二书记、开发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崔荣汉后来回忆说：“因为大连有准备，早就提前选好地点了。万里、李鹏他们几位来了以后，一看到马桥，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好。当时我们要5平方公里，现在搞到有50个平方公里。”

邓小平非常关心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落实情况。

1985年1月4日，邓小平约见谷牧。在听了谷牧关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实行进一步开放以来8个月的主要进展情况汇报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1986年8月，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8月19日晚上，邓小平在天津迎宾馆对李瑞环说：“我这次来天津，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看看市容，还要到港口看一看。”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邓小平详细听取了开发区管委会的汇报。得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济技术开发区取得很大的成绩后，邓小平高兴地说：“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他还对在场的中外人士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

他亲笔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嘛”

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是继经济特区兴办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步骤，大大加快了全国的对外开放步伐。几个月后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强调：“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在确定了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后，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多次精辟阐述，国务院领导率领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实地考察，随之形成考察报告《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其中指出：“应当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

这个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邓小平说：“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嘛！”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这次座谈会也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召开的。中央的通知指出：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以此带动内地经济开发，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这是我国在进一步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要战略部署。“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的新的格局初步形成。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1987年4月，香港有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办法管理，由港商投资开发。国务院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并责成负责这项工作的谷牧进一步研究提出新方案。5月，谷牧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大家一致认为：将海南岛及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省直接领导县；撤销自治州，设立若干个民族自治县；将整个海南岛办成经济特区；赋予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多的经济自主管理权限。谷牧根据这个思路写成报告，送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

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此时，中央领导同志也在开会讨论海南建省开发建设的可行性。大家一致认为：海南要实行比特区更特殊的政策，才能吸引外资，加快建设；海南建省势在必行。会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南下海南，传达了邓小平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

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国务院成立海南建省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

1988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根据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地理和资源条件，国务院建议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现有经济特区更加优惠的政策。“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4月1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在海南岛实行特殊政策，建立经济管理新体制，把海南岛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贯彻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措施，具有深远的意义。

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至此，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宣告成立。

1989年初，围绕海南省洋浦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给外商成片开发70年之事，掀起了一场“洋浦风波”。一些人指责海南省委的做法是“出卖主权”。国务院、全国政协相继收到“紧急呼吁”和提案。在海南干部群众困惑为难、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却步之际，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他对洋浦开发问题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1989年11月，《海南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首期付款协议》签字。

1992年3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消息：国务院批准了海南省关于洋浦开发区的报告。 /45anNuVcJnny3a6oK8d4X1IBtXqKscSugpZs37qfBJGVMuZY83hTmcEp2LNOr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