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仓颉（亦作“苍颉”）为黄帝时期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仓颉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初期，其时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积累。如果汉字还是处在文字前的阶段，是不可能用数量有限的、简单的符号来做史的工作的，必然要掌握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记录当时语言的这么一套文字，才能担当起这个史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当时仓颉一类的人（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些知识分子，比如沮诵，也是黄帝手下的一名史官）至少在整理文字、推广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比较成系统的汉字，是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甲骨文里面主要是表示名词的字，但也有大量表示动词的字，甚至还有一些语气词。可以说，甲骨文已经能够比较好地传达语言信息了。

甲骨文的产生距今久远，发现却比较晚。在中国漫长的汉字研究史上，始终没有这么一个最早的成系统的汉字材料可以让文字学家去研究。比如许慎，他是东汉的大文字学家，他研究的就是小篆以及一部分战国文字。

甲骨文是一百多年前才发现的。当时，北京的药店里面出现了一种药，叫龙骨。龙骨磨碎之后，专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敷了以后消炎止血，很灵。有人偶然发现上面有字，更有了一种神秘的想象，以为是神灵附在上面，所以治起病来特别地灵。于是就有一些人把它买来，其中就有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等对古物有兴趣的学者。他们一研究，发现这里面还真有一些古老的文字，并不是什么神灵依附。至于古老的龟甲和兽骨为什么能起到治疗作用，这点似乎没有人很好地去研究。

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了，我们虽不能说它是汉字的婴儿期，但它至少是汉字的童年。而我们要讲的是汉字的萌生，汉字刚刚出生的阶段是什么样子的。

文字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而产生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文字有一个从萌生到成熟的过程，有一个由单一的表意或者个别的偶然的表意，向一个文字系统过渡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国汉字从最初的简单表意符号出现一直到目前的完善，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萌生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成熟阶段。从甲骨文，或者准确地说是从甲骨文的后期一直到现在，全都是第三阶段。而我们要讨论的是萌生阶段和过渡阶段。

殷商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系统的文字体系，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汉字系统的前身。也就是说，现在使用的汉字肯定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这点不容怀疑。但是在近几十年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陆陆续续地发现了很多比甲骨文更早的刻画符号，有些跟甲骨文很相似，有些跟甲骨文完全不一样，这里我们不禁想说：中国汉字的萌生阶段究竟是什么状态？而这些陆续发现的符号和甲骨文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其中的某一种古老的刻画符号，在形体上跟甲骨文某些字符有比较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基本可以推断，这一带出土的这些符号，跟甲骨文有着亲缘关系，而这一带的文化和后来的殷商文化也必然有关联。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比较早的刻画符号，主要来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分布在黄河、淮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仰韶文化的代表是西安东郊的半坡遗址。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彩陶，而彩陶上不仅画有一些图形，也刻了一些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单个出现的，有的则混杂在图案里面。半坡遗址共发现了27个不同的符号，分别刻画在113件陶器上面。

在陕西临潼还有一处姜寨遗址，在那里发现的文字符号有38个，分别刻画在129件陶器（或陶片）上。

以上两处遗址均分布在中国西部。而在中国东部，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集中在现在的海岱地区，主要是山东的莒县、邹城这一带，发现有10个不同的符号。这一时期陶文还比较少，所发现的符号除极个别是两个一起出现外，绝大多数都是单个出现的。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并不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仅仅是一个标志性符号，可能是家族或者是部落的标志，不一定是文字。但是标志本身也是文字最早的形态之一，尤其是有些符号在不同的陶器上面多次出现，就说明它有一定的表意性，这正是中国的单音节文字最早的形态，是汉字在萌生阶段的一种特征。

由单一的、个别出现的符号向系统文字的发展，这就进入了前文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即过渡阶段。过渡阶段包括中国考古学所称的良渚、龙山时代。这一时期的刻画符号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件器物上面出现了多个连续排列的符号，这点就跟第一时期很不一样了。如江苏吴县（今吴中区）澄湖出土的一件陶器，上面几个符号连续出现；而在南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上，一共出现了10个符号，这种情况在前期的仰韶、大汶口时代是没有的。近年来，在东南一带又出土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及进入夏商时期的一些陶器、陶片，上面也有零星的连续陶文。

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符和汉字起源有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在此之前，无论是仰韶、大汶口时代出现的刻画符号，还是良渚文化澄湖、南湖出土的符号，都无法直接跟甲骨文联系起来。而从地区范围讲，它也属于良渚文化的体系，当然，已经是比较后期的了。

在具体介绍龙虬庄遗址的这些陶符和汉字起源，以及和甲骨文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文化谱系。考古学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大致上可以理出一个脉络。考古学所说的文化谱系是指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具备特征的各历史遗存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系统。比如新石器时代中期可以称之为良渚、龙山时代，它可以有四个支脉：第一个是大汶口发展到龙山，主要是在山东一带；第二个是崧泽发展到良渚，主要是在浙江和江苏南部一带；第三个是仰韶发展到龙山，主要是在西北一带；第四个是马家窑发展到齐家，是中西部文化。这个发展脉络和文化类型分布，是目前为止在中国考古学上理出来的夏王朝之前的文化谱系。

根据考古发现资料，对于夏以后文化的脉络，考古学界基本上理出了这样几个分支：一个是王湾类型龙山文化，发展到后来的二里头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夏文化，它的代表部落民族是夏侯氏。在同一个时代，中国的中东部是后岗类型文化发展成的漳河型先商文化，可以说是商族的祖先。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是另一支龙山文化，这一脉发展到有虞氏，也是夏的代表性部族，舜是其中著名的领袖。

良渚、龙山文化是不是很自然地进入到夏文化的呢？不是。良渚、龙山文化在进入夏文化之前，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断层。现在的很多出土文献资料都不能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就是由于出现了这个断层。又由于有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也就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字谱系的错综复杂性。

漳河型先商文化是从后岗类型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后岗类型龙山文化的祖属是帝喾。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献资料以及古代的传说中都提到了帝喾和有虞氏之间实际上是有密切关系的，而这两个文化支脉互相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它们的地域都处在中国河南的东部。两者之间虽然部族不一样，但是不能说成今天概念上的民族不一样。古代的部族和今天所说的民族不是等同概念。虽然不是一个部族，但是由于处在同一个地理位置，两者之间必然交流很多，许多文化因素是相似的。这种密切关系从《史记》里面可以看到。

《史记》里讲，商族人的一个祖先是契，他的母亲恰恰是有戎氏的女儿，也是帝喾的妃子。而舜作为当时经济力量比较强的部族领袖，在族脉上又可以说是契的上一辈。他曾经不断地教导契，教导商族的祖先，还把商这块地方赠给了契，后来契繁衍的子孙都称为商人，就是商族人，这在《尚书》和《礼记》中都有记载。《国语》《战国策》里也提到，商族人平时祭祀的祖先实际是契，他们把有虞氏当成自己的先祖之一，而直系的祖先是契。如此密切的关系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文化必然也是相通的。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中国在古史传说时代，即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之前，大概有三大集团。一个是华夏集团，一个是东夷集团，一个是苗蛮集团。华夏集团集中在中国的中西部，就是前面所讲的以夏侯氏为主的部族；而在中国，以前也把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民族叫作华族，因为有了夏，所以连起来叫华夏。东夷集团主要生活在中国的山东半岛、江苏、浙江，也就是中国的东部一带。至于苗蛮集团（“蛮”当然是不太好的说法），恐怕和现在的苗族有关系。苗蛮集团生活在中国的南方，后来才逐渐与北方会合。也就是说，先是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会合，苗蛮集团到后期才融合进来。

这里讲到商族的祖先帝喾和舜、有虞氏，他们所处的位置恰恰是华夏和东夷集团两个地理位置的中间。一般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这两个部族是华夏化了的东夷人，既吸收了西面的华夏文化，又吸收了一部分东面的文化，而他们血缘的主体是东夷。现在生活在浙江的人，到底是东夷人还是华夏人，我们已经说不清楚了。经过几千年种族与文化的大融合，我们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

良渚这一带的文化可以说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良渚文化的一些图案，一些崇拜物，一些玉器和刻画的一些图形、标志、符号等，都跟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很不一样，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应该说，早期、中期的良渚文化恰恰是比较典型的东夷文化，在那个时候，东夷集团还没有和华夏集团融合起来。

在夏以前，即刚才所说的良渚、龙山时代，有虞氏的文化相当发达。在河南，古代有虞氏城墙的遗址面积有三万多平方米，城门两边有门卫的房间，还发现了用陶做的输水管道，这种建筑水平可以说是非常之高。有虞氏有非常复杂的礼仪制度，根据陈戍国写的《先秦礼制研究》，中国的夏礼、商礼、周礼都有可能来源于虞礼。礼仪不单是指礼节，更是指统治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度。有这么发达的礼制的社会集团，有没有使用文字，现在没有明确的记载。可以说，有虞氏时代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它直接影响了先商——商代的先民，商代的文化中有虞氏的文化痕迹非常明显。

王油坊类型的龙山文化在有虞氏还很繁荣的时候，突然断层了，不见了，为什么？这和历史上所记载的有虞氏的出逃有一定的关系。出逃的原因根据《韩非子》这本书所说，是当时禹逼舜让位，禹像篡权者一样，把舜赶出去了。那么舜逃到哪里去了呢？逃到了黄海之滨，也就是现在江苏的苏北、苏南间沿海一带，居于海边，终生欣然，“乐而忘天下”。这个地方是鱼米之乡，生活水平很高，他自然也就乐而忘忧了。

龙虬庄遗址在什么地方？就在舜逃到黄海之滨居住的地方，江苏高邮一带。龙虬庄遗址出土了不少陶文，这些陶文的文字结构和甲骨文非常相似。

龙虬庄出土的这些陶文究竟有什么含义，到现在为止，包括一流的考古学家在内，都没有人能解释出来。我们注意到，龙虬庄陶文边上有四个符号，第一个很像甲骨文当中表示虎、野兽的字，第二个像鱼的样子，第三个像蛇，第四个像鸟。边上这四个字符是否为了说明四幅图画呢？是单独读下来有意义还是互相之间有关系呢？都无法确切解答。现在基本上认为是一对一，一个简单的字对一幅图画。这些陶文的结构方式跟甲骨文是非常相似的。

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这些符号，东面的和西面的很不一样。东面的这些符号形象性强一些，生活在东面的人似乎更喜欢画画，更浪漫；而西面的符号更抽象、更规整、更理性一点。这可能跟一定的地域、气候、自然条件有关系，跟语言可能也有关系。

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在没有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之前，文化习俗不一样，各自的语言也不一样。有一部产生于东汉时的《越绝书》，书里讲中原一带的人偶尔跑到越地（主要为今浙江地区），发现越人讲话听起来跟鸟叫一样，没有一句能听懂，可见当地的语言和中原大不一样。东南这一带水草丰美，气候温和，一颗种子扔下去基本都会长出来，不像西北地区比较干燥，人们需要对天气、气候有认真的预测、把握，对生产有精心的安排，才能把一年的农作物种出来，才能指望丰收。相对来说，位于西北地区的华夏集团，其语言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可能会比较硬一点，民风比较厚实、淳朴。南方由于温润的气候让人变得细腻而情感丰富，一片大海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看到杨柳依依而产生浪漫的感觉。就人们讲话而言，黄土高原是一马平川，范围很大，声音需要很响，而且最好是一个词就用一个单音节表达，声、韵、调区别得很明显、很准确，让大家都能听得清。而江南这一带，耕作单位相对密集，居住也相对集中，人们之间的距离比较近，声传效率高，这样，互相之间讲话就有可能更多地从词的本身语音变化中获取语义信息，词的语音单位往往就不是一个音节。

近百年来，很多语言学家在讨论中国汉语的早期形态时认为上古汉语可能跟现在不是一个样子，词可能是多音节的或者是复辅音的。现代汉语中每个音节都是一个辅音加上一个元音拼起来的（包括少量零声母音节），但如果说有两个辅音，而前面那个很轻，那么马上另外一个辅音也跟出来了，这种语言状态就跟现在我们所说的汉语语音状态不一样了，这便是古代可能存在的复辅音，甚至可能存在一个词多音节的现象。当然，上古时代各地语言差别很大，这些现象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这在传世文献当中也不是没有记载。《越绝书》里讲到南方的越国人讲话就跟鸟叫一样，可能这个“鸟叫”本身就是一个词多音节的现象，而多音节的词用汉字这样的形式加以记录是很困难的，因为汉字的一个形往往就要记录整个词的词义，同时也记录词的音，或者说，必须在记录一个音的同时把义表达出来。如果这个音本身很复杂，这个字形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当然，早期的人类还没有这样的能力把语言当中的音及词当中的音分得很仔细。再说，当时越人还没有形成像甲骨文那样能够较完整地记录语言、表达句子的文字符号系统，只能用一些符号和简单图形帮助记忆。越人未及发展专门记录越语的文字体系就已融入了中华民族，自然也就使用汉语（指以华北、中原为主体的语言，其在形成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各地的语言成分）、汉字了。

我们不能断定整个夏代没有系统的文字，因为孔子说过，夏、商都是有典有册的，典和册就是已成的书（当然是简策的形式），这就可以推测，至少在夏中后期，文字已经发展到可以记录长篇语句内容的程度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些写刻在陶片上的相对来说比较连续的符号。但它只是记录一些名词，你要让它记录动词、形容词、副词或表达语气，肯定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从龙虬庄遗址的陶文当中，可以看出它跟甲骨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虞氏在相当多的方面、相当深的程度上影响了商族的祖先，其中必然也包括创造文字的理念和方法。商族在河南这个地方扎下根来，越来越发达，甚至后来推翻了夏朝。商族必然继承了有虞氏比较先进的文化，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而且慢慢形成了甲骨文这样一套比较完善的文字。

甲骨文既然是来源于有虞氏，并经过数代的努力逐渐创造出来的一套文字，而后岗型龙山文化、王油坊型龙山文化所处的恰恰是东和西文化类型之间的过渡地带，商先民本身又属华夏化了的东夷集团，所以甲骨文实际上是西面受到华夏文化的影响，东面受到东夷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博采众长”的文化产品。东夷文化中较早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已有一些表意符号，必然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影响了有虞氏的文化。

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从杭州附近的良渚，再往北到山东的龙山，一连串的考古挖掘点，都有时代先后递承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一部分良渚人当初由于某些原因突然在杭州附近消失了。可能是逃难，也可能是这里洪涝灾害太多。良渚文化衰落或者转移的原因，学术界有种种推论，尚未形成定说。良渚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根据考古发现，往东、往西、往南都有。

文化的影响会随着民族的迁移而传播开去。良渚人的审美意识、良渚人治玉的工艺、良渚人创造文字的能力也会随着他们的迁徙带到别的地方去。文化传播促进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既然商族的祖先接受了东夷集团、华夏集团两种文化，他们后来所创造的甲骨文也必然是吸收了东夷文化、华夏文化中的一些刻画符号才形成的。

所以，如果要问良渚文化的一些符号是不是汉字的前身，答案是否定的。那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已经比较间接了。

现今，文字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跨学科、多层面、综合性的研究，对文字符号的解释往往需要多维度的思考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中国大地上的各个部族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刻画符号，但从所有这些刻画符号演进到甲骨文是一个漫长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我们不妨将这个过程看作汉字的黎明。在黎明阶段，很多事物可能是不清晰、不确定的，但太阳终究要照遍大地，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发明——汉字，也就随着汉民族的形成而逐渐生成了。 nJWZIG+7su/lXSENRdX3BHBDv7Qe4RbeXxYhPmLM5gZ4zygFFCZW9aS5dO18/q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