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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楚简》
《信阳楚简》是我国战国早期竹简，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共148根。
学者马国权曾在1970年对《信阳楚简》的文字风格进行过概括，指出长台关《信阳楚简》的竹书和遣策“字均修长，笔画匀细工整”。《信阳楚简》比之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九店楚简竹书》《放马滩秦简竹书》和《慈利楚简竹书》，以及90年代发现的《郭店楚简竹书》，它的文字风格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但随着《上博简竹书》的陆续公布，这种风格与《上博简竹书》的《性情论》《民之父母》的文字结体和书写风格接近。如“戈”字都是长直斜画变作弯笔，右上角撇向左边跟长斜画相接的笔画变作直竖，从而与中间的横画垂直相接。其他诸如“才”“而”“易”等字也是如此。
由于其书写的相似，学者杨泽生不免“怀疑其书手或者有某种联系”，并认为《信阳楚简》与《性情论》的书手可能是同窗关系。
《侯马盟书》
1965年冬，在山西春秋晚期晋国都城侯马古文化遗址上，发现了大量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盟书，计1000余件，系玉简。其中文字可辨识者600余件，考古工作者定名为《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为朱书（或墨书）手写体。东周时代，诸侯各国文字已趋异形，所以其结构与简化程度均与人们熟悉的两周金文有差别。由于《侯马盟书》是用毛笔书写的当时通行的篆书，因此为研究先秦书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从用笔上看，《侯马盟书》并不像金文线条那样单一，而表现出提按用锋的变化，落笔重而起笔轻，收笔多出锋，犹如钉头鼠尾，极似《说文解字》中收入的古文，因此也不由得使人想起古代关于蝌蚪文的记载。细读《侯马盟书》可以明显地看到书写中的连笔意识，线条的连贯、用笔节奏的强弱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书写速度的加快及用笔技巧的纯熟。因此，《侯马盟书》中已经具备了某些草篆的特征。古人云：“篆之捷，隶也。”在将其与同期金文的对比中，我们多少可以感觉到由篆至隶演进的脉动。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12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人们不再相信历代“权威”们所说的“秦诏”即“秦隶”之说。由于《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成书年代可以上溯到秦王政完成统一大业之前，因此更否定了历来已成定论的书体演变说，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时代特征，既有着后世隶书的特点，又包含着篆书的特点。从“快”这一意义上说，只有毛笔的运用，隶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出于对美的追求，《云梦睡虎地秦简》已经有了明显的波挑，在横向运动中，笔与笔之间的牵带开始出现，亦常可以看到横画的倾斜，这种倾斜往往朝着一个方向，或左倾或右倾，这是书写者生理动作的反映，由此动势被夸大了，出现了笔画间的特殊呼应关系和连笔，并孕育着后世的草书和楷书。
秦隶和篆书比较，不同之处除了改纵势为横势外，用笔上也出现了提按意识，逆入平出的横画及点的运用都明显增多。另外，秦隶由于脱胎于母体——篆书，虽然体势变横，但仍然保持着中锋用笔的特征，而并非都用侧锋方笔，所以秦隶显得浑厚、丰满、有内涵。
《马王堆帛书》
作为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保存到今天极不容易，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包括《战国纵横家书》及《老子》甲本、乙本等，便是这一时期十分珍贵的墨迹。因为是第一手西汉书法的研究资料，它不仅使专家们格外注目，而且与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子》《孙膑兵法》等）、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汉简一起，使得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
《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与一般的汉简书用笔相比，无草率之笔，亦少见侧锋用笔，故给人以有内涵、圆厚之感，似出于相当成熟的书家之手，而非一般民间书手所为。
《老子》乙本
从几篇《马王堆帛书》风格不同的文字看，可以断言它们出自多人之手。处于隶变阶段的《马王堆帛书》虽然已经形成了隶书特有的横向运动笔势，但依然保存着篆书母体的明显特征。这从《战国纵横家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与《老子》乙本那种完全横平竖直，再加左掠右波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老子》乙本已经趋向成熟汉隶的笔法，其横、竖、掠、波画都开始走向规整，表现出一种统一的美，那么《战国纵横家书》则还保留着金文、大篆中特有的斜势笔画和结体特征，它展现了一种错综的、丰富的拙朴美，使人回味无穷。
《马王堆帛书》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它纵有行，横无格，字的长度非常自由，通篇看去如同后世的行书行款，加上如“也”“子”“可”等字加长的左掠或右波，运用夸张的提按，造成了字距间的疏密变化，产生了强烈的跳跃节奏感。这种节奏和章法可称得上是汉代章草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