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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独特的构造和形、音、义蕴含的丰富信息为避讳提供了条件。自古至今，利用汉字进行避讳的方法很多，主要有省缺笔画、拆字、析言、以其他汉字代替、改变汉字的读音、空字、将避讳字和他字连写、用避讳字的变体书写、更换字序、托他人代写讳字、将避讳字写成草书、用黄纸或红纸将讳字覆盖12种。
1.省缺笔画
即遇到须避讳的字，书写时省写笔画。
这种方法始于唐代，宋代以后颇为盛行。陈垣《史讳举例》卷一：“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世。”敦煌出土的写本《春秋左氏抄》：“唐讳不避，为六朝写本，内有一节笔迹不同，且民字缺笔，则唐人所补也。”就是唐人补上的避讳，用省缺笔画的方法，使“民”字缺上一笔。这种方法后来成了主要的避讳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尽管缺胳膊少腿，但由缺笔后的残字更容易联想到本字。
通过图中左起第一列第四字可
唐代将李世民的“世”字缺笔写作“川”字。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李治）撰并书《李勣碑》，于“王世充”之“世”字，缺笔作“世”，此为避太宗李世民之名讳。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处引用“生民以来”，但都作“生人”。“愚智齐泯”中“泯”缺笔作“汦”。
宋太祖名匡胤，宋高宗御书石经时便省“匡”字下两横作“
”。清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一：“《诗·小雅·六月》‘以匡王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弥缝其阙而匡就其灾’，《论语·子罕》‘子畏于匡’等，‘匡’字如此。”或省字上一横作“
”。《经史避名汇考》卷一：“荀洵《上宣公奏议札子》，‘匡’字缺首笔作‘
’”。再如：宋太祖名赵炅，“炅”缺笔作“
”；宋真宗名赵恒，“恒”缺笔作“
”；宋神宗名赵顼，“顼”缺笔作“顼”；宋钦宗名赵桓，“桓”缺笔作“
”；宋理宗名赵昀，“昀”缺笔作“
”。
“玄”字缺笔图
清康熙帝名玄烨，清刻印《十三经注疏》，其中《尚书》有一句“筐阕玄黄，昭我周王”，“玄”字即省缺了最后一笔。不仅如此，凡是以“玄”为偏旁的“弦”、“铉”、“眩”、“炫”、“泫”、“玹”等字，都缺“玄”字末笔。上图是清刻《全唐诗》目录，其中“李太玄”、“崔少玄”中的“玄”字，也都省缺了最后一笔。
《红楼梦》第二回也记载，黛玉母亲名贾敏，因此，黛玉“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虽是文学作品，也能反映其时的风气。
2.拆字
汉字是方块字，具有离合析解的特性。避讳中的拆字，就是为避某字，将该字拆成若干部件加以称说，或只取其中的一个部件加以使用。
如宋神宗名赵顼，为避“顼”之嫌名“旭”，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旭”字写成“从日从九”。北魏孝明帝名诩，时人尉诩便改名作“羽”；后晋高祖名敬瑭，当时的敬氏便改姓“文”或姓“苟”。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初名赵亶，又名赵垣，司农寺丞岳柯《宋会要辑稿》中说：“窃惟钦宗皇帝旧讳二字，其一从□从旦，其一从火从亘。”这里也是将“亶”、“垣”二字做拆字处理。宋代的郑思肖祖名“沂”，为避家讳，他写家传时将“沂”字拆开，说成“左水右斤”。
明代有个湖广巡抚叫宋一鹤，一次，他要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鹤，为了避杨氏家讳，宋一鹤便在其名帖上将名字改成了“宋一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拆字文化传统。拆字又称“测字”、“破字”、“相字”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推测吉凶的方式，主要做法是以汉字加减笔画，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加以附会，以推算吉凶。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眼看大明天下已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于是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一天，他微服出行，在街上见一测字先生，遂圣心一动，也想拆个字，预测一下国运。崇祯写了一个朋友的“友”字叫他来拆，先生看了一看，皱皱眉头说：“客官你可不要见怪。这个‘友’字很不好啊，它乃是‘反’字的出头。您看，现在李闯王已攻进洛阳，杀了当今皇上的叔叔，这不是意味着造反者已经出了头吗？”崇祯皇帝听后十分不乐。
拆字还被广泛用于作诗、填词、撰联，或用于隐语、制谜、酒令等。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载有一首拆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乃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不已。”这里每一句中都含有拆字，构思奇特新颖。东汉初年，董卓跋扈专权，当时有一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条隐语，也是利用拆字，暗咒董卓。拆字文化，可谓丰富多彩，情趣盎然，魅力无穷。
3.析言
对于二字之名，依“二名不偏讳”之礼制，不连称，而是分开以单字说出。如俞樾《茶香室丛钞》卷五所言：“今人称其先世之名，每曰‘上讳某，下讳某’。”
如“伯虎”是宋代王楙家讳，《野客丛书》就说道：“炳之，仆曾大父也，上字讳伯，下字讳虎。”张世南《游宦纪闻》也说“先伯讳，上大下正”，将家讳“大正”析言。宋代郑思肖在《先君菊山翁家传》中也是将家讳析言：“高祖上字秀下字颖，曾祖上字昭下字嗣。”
4.以其他汉字代替
（1）以“讳”、“某”、“某甲”等字替代。
《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注：“甄后曰：讳等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里的“讳”即指明帝曹睿之名。史家不敢直陈，而以“讳”字代替。这当是以“讳”代替名字之始。
《北史·周本纪下》：“丙寅，以大将军李讳、中山公训、杞公亮、上庸公陆腾、安义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绍、许公宇文善、犍为公高琳、郑公达奚镇、陇东公杨纂、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
这里的“李讳”其实是李昺，他是高祖李渊的父亲。《北史》的编者李延寿是唐朝人，为避李昺名讳，就用“讳”字代替“昺”字。
《朝野汇编》：“建文元年十一月初九日，燕王称名上书，奏为父报仇事：‘臣讳稽首顿首’云云。”
其中“讳”字代替的就是“棣”字。明成祖名朱棣，明代典籍《朝野汇编》不敢直接写“棣”字，而用“讳”字代替。
《宋书·文帝纪》：“永初元年八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宜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
这里的“讳”字，指的就是宋文帝刘义隆。
《史记·文帝纪》云：“有司固请曰……子某最长，敦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
汉文帝之子名刘启，司马迁为避讳，就用“某”字代替“启”字。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裴注引《魏略》：“（许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
魏太祖曹操小字叫阿瞒，上文中的“某甲”当为“阿瞒”，但史家为了避讳，就写作“某甲”。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载会稽剡县刻石碑文：
“黄天星，姓萧字某甲，得贤帅，天下太平。”
碑文谶语所言当为南朝齐高帝萧道成之事，“某甲”原文应为“道成”，这是史家为避高帝之名而改。
（2）以同义（近义）字或反义之字代替。
以同义（近义）字代替就是上一章中所谓的“同训代换”。如西汉孝昭帝名刘弗，时人遇“弗”字，便以同义的“不”字代替，《左传·文公二年》有“夏父弗忌”，而《汉书·古今人表》则作“夏父不忌”。《论语·阳货》有“公山弗扰”，而《汉书·古今人表》则作“公山不狃”。
汉安帝名庆，当时的庆氏就改用同义的“贺”字为姓。汉代淮南王刘安，其父名刘长。为避家讳，刘安在其所著《淮南子》中，将所有“长”字都改成同义的“修”字，如《淮南子·原道训》：“小大修短，各有所具。”唐高宗名李治，唐人为避其名讳，凡遇“治”字，就改为近义的“理”字，如《易经》中“垂衣裳而天下治”就被改成“垂衣裳而天下理”。
《汉书·叙传》里有“严子”、“老严之术”等词，若不知避讳，可能不明就里。汉明帝名刘庄，为避庙讳，作者讳“庄”为“严”，将“庄子”、“老庄之术”说成“严子”、“老严之术”。《尚书·尧典》有“百姓昭明，合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有“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后者也是为避高祖刘邦的名讳，将“万邦”讳作近义的“万国”。
避凶求吉是人的本能，人们忌讳不好的字眼，往往会用反义的好的名称加以陈说。如前文所述，人们忌讳“离散”，把梨子称作“圆果”，借以表达对离散的忌讳和对团圆的渴望；“住”和“快”反义，船家打渔，希望行船要快，于是就标箸（谐音“住”）为“筷（快）”；广州商人忌讳说“干”，因为“干”就意味着没钱了，于是就把猪肝（谐音“干”）说成反义的“猪润”。
（3）以同音或音近之字代替。
《山东通志》卷六“寿张县梁山”，注云：“在县东南七十里。邑志云：……考县本名寿良，因光武帝避叔讳改名寿张，则山之改‘良’为‘梁’。”
为避东汉光武帝刘秀叔父之名“良”字，时人便以同音的“梁”字代“良”。《华阳国志》作“吴懿”，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作“吴壹”，后者是为了避晋高祖司马懿的名讳，而选用了音近的“壹”字。
秦始皇时，须避“皇”字，并认为“辠”和“皇”字字形相像，因此，“辠”字也须避讳。“辠”的本义是“犯法”，和本义是“渔网”的“罪”字同音，于是就用“罪”来代替“辠”字。
司马迁父名谈，他作《史记》时遇到“谈”字便用音近的“同”字代替，如称“张孟谈”为“张孟同”，“赵谈”为“赵同”，“李谈”为“李同”。
唐太祖名李虎，为避其名讳，便改“虎”为音近的“武”字，如“虎贲”、“虎丘”均写成“武贲”、“武丘”。明光宗名朱常洛，须避偏讳“常”、“洛”二字。因此，明末刊刻书籍时，“常”字就选用同音的“尝”字代替，“洛”字则选用同音的“雒”字代替。清圣祖名玄烨，为避“玄”字，便选用音近的“元”字代替，如将中药材玄参写成“元参”。
（4）以形似之字代替。
如唐高祖李渊父名昺，就避嫌名“秉”。因此，《北史》中的很多“秉”字就用形似的“康”字代替，如《北史·崔鉴传》改“崔秉”为“崔康”，《王思政传》将思政子“王秉”写作“王康”。五代后周君主名郭威，时人郭彦威就将名中的“威”改为形近的“成”字，名为郭彦成。
《北魏书·地形志下》：“秦州天水郡上封。”上封原名上邽县，但北魏太祖名“珪”，原“上邦”之“邦”和“珪”音同，犯太祖嫌名，于是就用形近的“封”字代替“邽”，“上邦”遂成“上封”。
女真族在唐时归属于契丹，因避契丹主之讳宗真，讳“真”为形似的“直”，曾改称“女直”。
（5）以字代名。
古人既有名又有字，《颜氏家训·风操》：“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礼记》注：“字所以相尊也。”因为“字以表德”，所以称人以字，表示尊敬，交际时如果直呼其名为不敬。古代尊辈对卑辈称名，卑辈对尊辈只能称字，平辈之间亦称字，自称只能以名。由于字是尊称，所以“以字代名”就成了古人常用的避讳方法。如《晋书》为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对刘渊就称其字，作“刘元海”，对戴渊也称其字，作“戴若思”。
《礼记·杂记下》：“与君之讳同则称字。”意思是如果某人的名犯了君讳，就改称其字。如辅助前秦苻坚成就帝业的王猛，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王睿，字元德，一个是王懿，字仲德。《册府元龟》卷八百二十四：“坚败，仲德与兄睿南奔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即王睿、王懿兄弟二人逃往晋国，徙居彭城，但他们的名犯了晋元帝司马睿、晋宣帝司马懿的名讳，于是人们就改称他们的字，不呼其名。南朝刘宋时期有一个叫王裕之的人，字敬弘，而宋武帝名刘裕，所以王裕之犯了武帝的名讳，时人只好称呼王裕之的字“敬弘”了。
（6）用其他汉字改称。
就是用其他名称来表示必须避讳的名物。如汉代吕后名雉，于是西汉时就将雉改称为“野鸡”。五代杨行密割据江淮地区，时人为避其名讳，把荇溪称为“菱溪”，杏子称为“甜梅”，蜂蜜称为“蜂糖”。清末代皇帝名溥仪，为避“仪”之偏讳，改仪征县为“扬子县”。
5.改变汉字的读音
就是在说话、朗诵文章时遇到须避讳的汉字，则改变该汉字的读音，或者直接读作他字。如孔子名丘，被尊为圣人，后人诵读典籍时遇到“丘”字就读作“区”，如果是韵文需要押韵，则读作“休”。（据元孔齐《至正直记》）
秦始皇名嬴政，须避嫌名“正”，因此，农历的正月就改读作“正（zhēng）月”。明末秀才陈天清被农民起义军所俘，义军部首领琉璃滑颇喜读诗书，就命令陈天清朗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全文，读到“晨光熹微”句，琉璃滑突然叫停，说：“汝非秀才也，当作‘某微’，何乃作‘熹微’乎？”这时陈天清才悟到要避大理学家朱熹的名讳，需要更读。
6.空字
就是遇到须避讳的字，故意省去不写，或者留空白，或作空围“□”。如唐人编《隋书》，为避太宗李世民之偏讳，将隋末割据首领王世充写作“王□充”，后来又翻刻为“王充”；五代吴国太祖杨行密，其父名杨怤，为避“怤”之嫌名“夫”字，《兴唐寺钟题志》故意省去“夫”字，把“御史大夫”写成“御史大”，“金紫光禄大夫”写成“金紫光禄大”，“银青光禄大夫”写成“银青光禄大”。（《齐东野语·卷四》）唐末朱温成就后梁帝业，其父名朱诚，为避嫌名“城”，诸县名内有“城”字的，如韦城、考城、胙城、襄城等，均去“城”字。
世宗宪皇帝讳，上一字从“
”从“乚”，用“允”字代，旧本书有缺笔作“
”者，今不用。《诗》之“祚□”，《书》之“□征”，皆不得用，遇文义应用□字者，以“嗣”、“裔”等代之。（黄本骥《三长物斋丛书·避讳录》）
清世宗雍正皇帝名胤禛，康熙诸皇子均以“胤”字排行，雍正当了皇帝，那么他的名字就要避讳，他人姓名中有“胤”字的就要改掉，所以雍正兄弟们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成了“允”字。而对于《诗经·大雅》中的“永锡祚胤”、《尚书·夏书》中的“胤征”之“胤”字，一般都作“□”处理。如果确因文义需要，就用“嗣”、“裔”等代替。
7.将避讳字和他字连写
如李延寿《北史》中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在卷七十八《张大渊本传》中把张大渊写作“张奫”，即是此类。
8.用避讳字的变体书写
也就是遇须避讳之字，不写常用书体，而用其异体书写。
如清仁宗名颙琰，清人为避其名讳，将“琰”变体写作“□”。又如清人景日昣父名星，景日昣在他所撰的《说嵩》中说：“集中‘星’字，先子讳也，变笔为‘甠’。”这种避讳方法，其实就是用异体字代替本字。
9.更换字序
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宰相堂食，必一吏味味呼其名，听索而后供。此礼旧矣。独‘菜羹’以其音颇类鲁公姓讳，故回避而曰‘羹菜’，至今为故事。”
鲁公就是宋徽宗时太师、鲁国公蔡京，“菜羹”和“蔡京”音近，为避其名讳，倒序作“羹菜”。
10.托他人代写讳字
即行文时遇到家讳之字，自己不写，留下空白，请他人代为书写。如明代的邵经邦作《一鉴亭记》，但因其父亲名“鉴”，犯了家讳，于是邵经邦遇“鉴”字自己不写，而是请李垌代为填上。
《经史避名汇考》卷三十九：“朱文祚，字兆隆，秀水人，万历癸未状元，官少傅，谥文恪。其孙太史朱彝尊刻《明诗综》，属鄞人林时为填讳。”
朱彝尊刻《明诗综》时犯家讳，自己不能写，不得不请林时代为填上讳字。
11.将避讳字写成草书
《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所载，“见人名讳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写之”，即是这种情况。
12.用黄纸或红纸将讳覆盖
如果犯天子庙讳，还有一种避讳的方法，就是将须避讳的汉字用黄纸遮盖住。如《金史·乐志上》记载：“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磐乐簴，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有可以钟磐刻‘晟’字者犯太宗讳，皆以黄纸封之。”这里“晟”字者犯太宗讳，就用黄纸覆盖。
黄色是我国古代的所谓正色之一。在五个正色中，青、白、赤、黑四色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方，黄则被视为“中央之色”。班固的《汉书·律历志上》：“黄色，中之色，君之服也。”他在《白虎通义》中对黄色的解释又加入神学和儒学的观点，认为“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即黄色是万世不易的大地自然之色。这种色代表了天德之美，也就是“中和”之美，所以成为尊色，成为高贵的正色。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卷八“禁用黄”云：“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从此，黄袍加身意味着取得政权。黄色几乎成为“帝王之色”，除黄袍外，皇帝的车子称“黄屋”，宫禁之门称“黄门”，皇帝的文告称“黄榜”等。
因此，如果不是避皇帝名讳，还不能覆盖黄纸；如果确需覆纸遮盖，可以覆以绛罗。元代袁桷《书陆淳〈春秋纂例〉后》：“刘氏《传》，乃先越公居宥府时，岳肃之侍郎所遗。家讳咸以绛罗覆。”可见，袁氏家讳欲覆纸遮盖，还不能覆以黄纸，因为黄色是天子之色，只可覆以绛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