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东”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一般是指亚洲西部以及非洲东北部地区，具体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也门、阿曼、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埃及等国家和地区。中东地区人口约4.07亿，土地面积742万平方千米，2014年GDP约38 712亿美元，经济体量巨大，市场腹地广阔。中东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往来密切，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地和中转地，更是当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表1 中东地区概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数据整理所得。
①目前实际控制面积。
②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但目前绝大多数同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将使馆设在特拉维夫及其周边城市。
③包括流落国外的难民和侨民。
④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所划定的面积，但大部分土地目前实际为以色列控制。
⑤1988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但目前政府主要部门在拉马拉。
⑥包括被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约1 200平方千米。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各国的经贸往来增长迅速。可以发现，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不小，但在不同国家的投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主要集中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三个产油国，约占对中东投资额的70%。中东的另外两个大国——埃及和土耳其，虽然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GDP总量也相当大，但是中国对这两国的投资额却要小一个数量级。另两个重要产油国科威特和卡塔尔，虽然是小国，但是中国对它们的投资却达到比较大的规模。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判断，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投资有相当大部分是与石油相关的投资。在贸易方面，可以发现中国对中东各国的出口数量普遍较大，出口规模基本与该国的经济及人口规模相称，例外的是阿联酋，中国对阿联酋的出口量特别大，这主要是因为阿联酋是中东地区的贸易中心，很多中国商品会经阿联酋中转到中东其他地区。进口方面的特点更加明显，我国从产油国的进口规模大，从非产油国的进口规模很小（以色列除外）。因此，大体上，中国对产油国形成逆差（阿联酋除外），对非产油国形成顺差，并且一般是压倒性的顺差（以色列除外），这反映了中国的制造业相对于中东国家有很强的竞争力。
表2 2014年中国与中东地区投资及贸易情况
（续上表）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数据整理所得。
与世界很多地区不同，中东地区的华侨华人来源复杂，很多是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在很多情况下缺乏统计。中东很多国家的华侨都是以“新侨”为主，出现时间很晚，并且流动性很大，数量变化剧烈。不少人的居留时间还达不到具备华侨身份的年限，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华侨”，但他们的经济活动、生活状况、社会联系与满足“华侨”标准的中国公民又没有明显差别，因此华侨与非华侨的界限存在模糊性，一些机构把他们一律称为华侨
，因此，中东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难以准确统计。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冀开运教授根据报刊和网络资料，指出伊朗华人不超过10 人，中国人3 0004 000 人；埃及有华侨华人及留学生4 000 人左右；阿联酋华侨华人约10 万人；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15 万18 万人，其中90%以上是维吾尔族；土耳其华侨华人约6 万8 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4万5万人，哈萨克族约2万3万人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等估计，中东华侨华人总数超过40万人，其中20万人是维吾尔族，15 万人是汉族，2.5 万人是哈萨克族，2 万人是回族，地域分布方面，伊朗华侨华人数量3 0004 000人，以色列1 0000 25 000人，埃及4 0005 000人，阿联酋10万15万人，沙特阿拉伯15万18万人，土耳其6万8万人
。
除了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等少数战乱国家，中国商人遍布中东各国，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行业，其中以中东地区的贸易、航运、金融中心阿联酋居多，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商人大量涌入阿联酋，使得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华侨最多的国家。根据广东省赴非洲—中东侨务资源调研团的调查
，阿联酋华侨数量高达20万人，阿联酋华侨来源主要包括三个：①20世纪90年代初从大型国有企业驻中东机构离职创业的人员，这类华侨在阿联酋扎根最久，在中阿两国都有着层次较高的社会关系，在商业上最为成功，是阿联酋侨界的“中流砥柱”；②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进入阿联酋从事进出口贸易和批发生意的商人，主要经营产自中国的产品，尤其以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的商人为多，这类华侨进入阿联酋的时间也相对较早，商业机会较多，又适逢中国出口贸易的高速扩张期，在商业上也比较成功，一些商人在早期的经营当中赚取到丰厚利润以后，开始投资商业地产，目前阿联酋多个大型商场和批发市场都是由这批华侨投资兴建；③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4—2005年，大量中国商人涌入阿联酋，这批商人在数量上构成了阿联酋中国商人的主体，他们虽然进入阿联酋较晚，在捕捉商机方面可能不如前两批商人，但是他们在中国有着多年积累，资金实力较为雄厚，起点较高。
阿联酋华商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此外在旅游、餐饮等行业也有分布，贸易领域的华商主要集中在纺织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建筑材料等领域，并以此为基础向物流、商业地产等上游环节延伸。在商业、地产方面的成绩尤其值得称道，最著名的有迪拜“龙城”，后来广东省电脑商会下属多家会员企业联合外国企业投资6亿元人民币在阿基曼自由贸易区兴建“中东中国商品采购中心”，超过龙城，成为面积最大的华商集中地。此外，还有阿联酋迪拜中国商品城、阿联酋轻工城、中国建材批发中心等。
以商人为主体，阿联酋华侨组建了约20个社团，其中影响最大的社团是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和中国商会，其中，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在中国侨联和中国驻阿大使馆的支持下于2009年12月成立，总部设在迪拜，另在阿布扎比、沙迦、富查伊拉设有分会，首批会员有824人，发起单位多达66个，并主办中东地区最大的华文报纸《中东侨报》。此外，还有10多个地缘性商会或社团（“同乡会”），有的以省为单位（广东、湖南、山东、江西、江苏、湖北等），也有的以市或文化区域为单位（温州、闽南、台州、温岭等）。这些地缘性团体往往实行商会与同乡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作模式，此外，还有的商会是以经营场所为单位组建的，例如迪拜龙城商会。这些地缘性社团中，阿联酋温州商会的影响较大，早于2004年2月便成立，会员企业多达500家。
数量庞大的中国商人也支撑起近10家华文纸质媒体，影响最大的为阿联酋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办的《中东侨报》，是中东地区第一家发行量超过10 000份的中文报纸，除了立足阿联酋，还辐射到其他中东国家，其他纸质媒体还包括《东方商报》《华人时报》《华人之窗》《海外浙商》《新民商报》等报纸以及《华人资讯》《海湾资讯》等杂志，另有迪拜华人网和阿联酋中国商会网等中文网站。
必须指出的是，阿联酋的华商群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阿联酋之所以成为中东地区华侨最多的国家，原因在于阿联酋是中东的航运及贸易中心，因此，阿联酋的华商事实上是中东地区华商网络的中心节点，连接着整个中东地区的华商。2015年11月，首届中东华商大会在迪拜召开，来自阿联酋、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国的华商参会，会议以“一带一路·华商机遇”为主题，举办“一带一路”发展与合作论坛以及各项经贸洽谈、产品展示、专题论坛、商务考察、大型文艺专场演出等活动，此后将每年举办一届。
在以阿联酋为中心的中东华商网络中，埃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埃及的华侨华人约有5 000人，其中商贸人士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华商主要集中在三大行业：一是华人的传统行业餐饮业，一些华人开设的中餐馆已经达到十几家连锁店的规模，有一定影响；二是旅游业，这主要得益于埃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中国庞大的游客资源，以中国游客为主要服务对象；三是采石及石材加工业，这是埃及华商的最大行业，以大理石为最大宗，所产大理石大部分销往中国。除了这三大行业以外，华商在零售、电信、制衣、制鞋等行业也有所分布，并且都以民营企业为主，活动范围集中于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华商进入埃及主要是出于三种动因：一是利用埃及丰富的资源（以大理石行业为代表）；二是利用埃及8 300万人口背后庞大的市场资源（以商贸、制鞋等行业为代表）；三是利用埃及的“政策红利”，例如，纺织行业利用埃及纺织品不受欧美市场配额限制的优势，在埃及加工纺织品并向欧美出口
。中东地区的另一个重要经济体是土耳其，土耳其华商与埃及华商有类似之处，土耳其同样盛产大理石，成为吸引中国商人投资的一大动因，中国企业在安塔利亚、卜杜尔、厄斯帕尔塔等地收购的大理石矿山超过100座
；土耳其人口超过7 500万，与埃及接近，市场十分巨大，对华商有着较大吸引力。例如，土耳其华商会主席宋子彬便是发现土耳其节日很多，对礼品需求巨大，因此弃教从商，专门进口中国生产的礼品；土耳其的“政策红利”更加丰厚，土耳其地跨亚欧，与欧盟订有关税同盟协议，商品在土耳其纳税以后，进入欧盟无须征税，当地华商与中国公司共同出资1.5亿美元，在土耳其中部兴建占地10平方千米的“土耳其中国工业园”，专门吸引中国企业前来投资设厂。除了埃及和土耳其，一些传统上华商较少的国家，近年来也迎来数量颇多的华商，在临近阿联酋的阿曼，随着阿联酋华商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华商转战阿曼市场，在离阿曼首都马斯喀特40分钟车程的地方建立了名为金龙商城的“中国城”，成为阿曼最大的综合购物商城。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东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中所占据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企业在中东的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以及伴随着工程承包而来的劳务输出）数量都迅速增长，其主体是国有企业以及以华为为代表的大型民营企业。中东地区是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地，因此中资企业很大比例的投资和工程承包都与石油开采、炼油和港口有关，例如，中海油在伊拉克的米桑油田项目，中石化与沙特阿美石油合作开发的40万吨GCC炼油厂项目，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卡塔尔多哈新港项目等。这些企业的员工构成中东地区中国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说，这些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运作比较规范，员工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人身安全较有保障，一般都由企业统一为员工安排比较安全的住宿，企业和员工在当地的行为也相对规范，在当地社会的影响较好。
表3 2014年中国在中东地区工程承包及劳务合作项目中方人员数量
（续上表）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东华侨华人的一大特征在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众多，基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华侨华人主要是经济移民这一情况不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到中东定居的原因较为复杂，综合现有学者的研究
，中东地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民的原因主要包括朝觐未归、留学、经商和政治因素：①朝觐未归：朝觐天房是伊斯兰教规制的五大功课之一，每个穆斯林在身体及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前往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但是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尤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滞留不归，例如，因为朝觐完成后盘缠耗尽、健康出现问题、国内出现动荡而被迫滞留当地，有的则因为路途遥远错过了朝觐时间只能逗留一年再朝觐，但久而久之，就定居下来。朝觐未归的华侨华人主要定居在沙特阿拉伯，也有部分辗转到土耳其、约旦、科威特等国家。②留学：1931年便有云南回族学生前往埃及爱兹哈尔大学留学；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不同时期，中国政府也先后向埃及派遣多批留学生；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前往土耳其（以伊斯坦布尔为主）、叙利亚（以大马士革为主）、伊拉克（以巴格达为主）、埃及（以开罗为主）等地留学，除了学习经文以外，也有的学习语言、医学等，部分留学生学成以后定居在当地，成为中东地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组成部分。③经商：维吾尔族、回族都有着悠久的经商历史。民国初年，新疆领护照出国经商者每年有20 000人之多
，部分在外经商的少数民族商人最终在当地定居，成为华侨华人。④政治因素：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历史关系复杂，新中国成立前又频繁出现民族政策的失误，加上外国势力的介入，成为少数民族外迁的动因。例如，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族牧民在青海、甘肃与当地牧民因牧场划分而产生矛盾并遭到马步芳势力的镇压，大量逃往克什米尔，部分辗转到达土耳其；20世纪30年代，一些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企图“独立建国”，失败以后逃往土耳其等国；在盛世才统治时期，高压政策也让不少少数民族居民逃往国外。
按照李安山的估计
，沙特阿拉伯有维吾尔族华侨华人15万左右、回族华侨华人2万以上，在塔伊夫、吉达、麦加最为集中，三地合计约9万人，第二、三代华人的受教育水平很高，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较弱
；土耳其有维吾尔族华侨华人5万左右，哈萨克族华侨华人2.5万左右。中东地区的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工商业，包括皮货、绸缎、地毯等产品的零售，以及经营饭店、旅馆、理发店等，有的还经营工厂甚至涉足石油运输业、房地产行业；哈萨克斯坦华侨华人早期以从事农业为主，后来转而从事商业，尤其是对德国、意大利、中国台湾等地的对外贸易，也有的开办工厂，经营皮革、造纸、塑料、印染、机械、医药等行业，其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中东地区的华侨华人继承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新一代普遍受到良好教育，并有一定比例的欧美留学生，涌现了一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
。
中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虽然已经移居外国多年，甚至就在当地出生，但是不少人依然心系祖（籍）国以及乡亲。例如，来自甘肃的沙特阿拉伯华侨马致忠每年都热情接待来自家乡的朝觐团；马步芳的侄孙女、沙特阿拉伯华侨马蓉瑛捐款52万元人民币帮助家乡兴建清真寺、学校和饮水工程；沙特阿拉伯维吾尔族华人艾明·阿不都乌蒲尔是成功的商人，为保护新疆重点保护文物捐资600万元人民币，又在维吾尔族同胞中积极宣传抵制分裂主义
；土耳其维吾尔族人萨比尔·博格达积极团结当地侨胞，向土耳其政府及民间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带领成立了土耳其唯一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商会——土耳其维吾尔工商协会，以加强土耳其华侨华人对新疆及整个中国的认识，避免产生误解，他又积极为中土两国的大学合作穿针引线，2015年他还获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
。
总体而言，中东地区的生育率比较高，劳动力资源丰富，很多国家（例如埃及、也门、突尼斯）失业率非常高，呈现出劳动力过剩的情形。然而两个结构性问题使得中东地区对中国劳工仍然存在需求，一是中东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极大，埃及、也门、约旦等不生产石油或生产石油较少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岗位不足，劳动力严重过剩，但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产油国以及以色列非常富裕，对劳动力需求很大，本国劳动力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便产生了对外国劳工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东的富裕国家所需要的劳动力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具有一定技能，例如建筑行业，但本区域的劳动力总量虽大，却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大型中资企业在中东地区承揽了数量巨大的工程项目，包括建筑、基础设施、石油开采等，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需要招募大量的中国劳工，这部分劳工从原则上讲是短期的、项目制的，是附属于工程承包的劳务输出，这在前文的论述中已有所涉及，此处不再赘述。但是，中东本地的企业同样对中国劳工有需求，这便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中国劳工，这种情况主要在以色列和阿联酋出现。
以色列原本主要依赖巴勒斯坦的工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巴以关系日趋紧张，以色列开始限制使用巴勒斯坦工人，这便为中国向以色列的劳务输出创造了契机。以色列境内的中国劳工众多，但由于来源复杂，一直缺乏系统性的统计。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以色列境内的劳工约有3万人，从行业分布来看，约90%都在建筑业，从来源地来看，大部分是福建人
。以色列的劳工签证，一般是由劳务公司或其他雇主向内政部申请，获得签证者不能转换雇主，否则即属违法。2002年以前，以色列对劳工签证的发放比较宽松，中国对以色列的劳务输出也相对规范，劳工需要向中介公司缴纳的费用相对较低。2002年，以色列政府实行“关闭天空”政策，一方面严厉打击非法劳工，另一方面大幅度减少劳工签证数量，这使得劳工签证名额十分稀缺，成为中介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一方面，中国劳工想前往以色列打工，需要缴付10万元左右甚至更高的费用，这需要一年左右的工作才能赚回。但另一方面，外国劳工数量的减少，也使得其收入水涨船高，从2005年的8 000元人民币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30 000元以上
。除了需要缴纳高额中介费，中国劳工面临的问题还包括劳动时间过长，每天工作时间往往不低于10小时，工资不按时发放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严重的问题是工资被克扣。由于建筑行业常常有中国包工头介入，打破了以色列原有的薪酬通过劳务公司按政府标准统一支付的局面，薪酬的发放变得混乱，这便让工人常常面临着薪酬被克扣的情况。由于雇主所支付的薪水本身就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加上薪酬不时被拖欠或克扣，而且以色列政府的工作签证有效期过短（27个月），很难满足劳工偿还中介费债务以及挣钱的需要，不少工人违法地在本职工作以外再从事兼职，甚至干脆直接脱离现有公司到市场上“打黑工”，又或者在工作签证到期以后非法滞留，也有的劳工以旅游名义到达以色列后滞留不归，或者从埃及偷渡到以色列“打黑工”。上述种种情况都脱离了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正轨，这又反过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包括包工头进一步介入建筑业劳动力市场，薪酬发放随之更加混乱，更有甚者，包工头以及工人依照地缘纽带结成各种帮派，互相之间常常发生摩擦甚至暴力冲突。
这些情况与以色列政府收紧外国劳工政策或多或少有一定关系，此后，以色列在2005年把劳工签证的有效时间由27个月延长至64个月，并在签证配额上有所放宽。2015年9月，以色列政府为了对抗高房价，决定引进两万名中国工人以增加房屋供应量。这些举措可能有助于缓解以色列劳工市场的混乱。
与以色列不同的是，阿联酋的中国劳工虽然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在建筑装修行业，但由于阿联酋的商贸、旅游和航运业也十分发达，大量中国游客前往阿联酋消费或中转，零售业和航空业对会中文的服务员需求巨大，酒店业则需要大量普通服务员，因此不少中国劳工，尤其是女性劳工在阿联酋从事服务业。但是，由于在服务业外劳市场上，阿联酋面临着新加坡、中国澳门甚至美国等地的竞争，而阿联酋的薪金水平并无明显竞争力
，加上离中国较远，文化差异大，阿联酋服务业的吸引力有限，未来中国劳工的数量未必会有明显增长。
无论是对于“一带”还是“一路”，中东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中东本身是世界主要的石油产地，中东地区又有超过4亿的人口和接近4万亿美元的GDP规模，市场潜力巨大。从地理位置来讲，中东是中国通往欧洲和非洲的陆上通道，并扼住中国与大西洋地区航运贸易的咽喉。因此，中东地区必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大重点。中东地区有着数十万华侨华人，他们熟悉当地社会文化状况，在当地社会建立了一定社会联系，甚至已经在当地建立起相当的商业基础，因此，中东华侨华人可以成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抓手。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华侨华人抓住了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一历史机遇，大举投资，成为“一带一路”的“民间力量”。例如，埃及华人华商协会副会长王虎，看到埃及政府推出“苏伊士运河走廊计划”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之后，意识到背后的巨大商机，迅速在2014年拿到三张钢铁厂许可证，在2015年正式进入常规性生产，被称为“钢铁大王”。然而，说华侨华人在中东地区具有一定根基，这只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中东的政治、宗教、社会状况异常复杂，华侨华人的经营活动也受到各种挑战，但挑战往往与机遇同在。
中东地区对投资者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劳动力价格低廉，但中国企业家到中东投资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中东国家的文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劳动力的供应受到限制，中国企业家所熟悉的管理方法也难以适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甚至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国有企业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在苏伊士运河附近，按照中国的工业园模式建起了6平方千米的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吸引了50多家企业进驻，多数为中国企业。但是中国的企业家普遍认为当地男性较为懒惰，难以成为合适的雇用对象，但是已婚女性又不工作，未婚女性虽然工作但是晚上必须回到父母家，通勤时间过长，种种因素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供应
。中国企业家常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穆斯林一天要进行多次礼拜，这打断了流水线生产的连续性，严重降低了工厂生产效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东国家在斋月期间，港口与政府部门的工作基本停顿，企业员工即便上班也状态不佳，这都对企业运作带来极大的困扰。
但是，中东地区与中国的宗教文化差异，也为中国商人带来一些竞争优势。在商贸行业，中国商人往往采用“夫妻档”模式，实现高效又高信任度的分工合作，而当地女人在结婚以后一般不再工作，这使得中国商人在商贸行业的竞争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的优势。再一个例子便是，中国商人在埃及的内衣零售业取得成功，这得益于在埃及这个风气保守的国家，中国商人对于内衣销售这种生意没有那么多的禁忌，也不会因为顾客购买某种货品而指指点点或飞短流长，有效地保护了客户隐私
。
面对中国与中东国家宗教文化的差异，很多华商也开始适应当地的宗教习惯。2015年6月底，埃及华人石材协会连同埃及中国商会、埃及中华总会发起了“埃及华人慈善月”活动，向当地人提供开斋饭，还向低收入家庭派送斋月礼盒，受到当地人的广泛欢迎。
中东虽然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中东的经济毕竟有不同于中国的一套体系和运行特点，因此经济周期与中国并不完全一样，这便为中国商人多提供了一个规避经济下行周期的机会。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等传统的投资渠道收益下降、风险增大；相反，阿联酋逐步从2008年金融海啸的谷底走出来，很多中国商人便跃跃欲试，希望前往迪拜投资，以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
但是，中东地区与中国经济周期的错位，只是让商人可以在一个地区经济下行时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进行经营，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本身是没有周期性风险的。几年前很多温州商人前往迪拜炒房，恰逢迪拜债务危机，房地产价格大跌，一些温州商人所购买的迪拜塔房产，单价从每平方米25万元人民币下跌到18万元，后来进一步暴跌到8万元，投资者资产严重缩水，经营贸易的华商的生意也受到严重影响
。经济周期给华商带来的另一风险在于，由于中东地区缺乏像美元、欧元、英镑这样的坚挺货币，各国的本币汇率往往波动较大，经济周期波动往往导致汇率波动，为当地华商带来双重风险。各国外汇政策的波动也对华商带来重要影响，例如，2015年，埃及政府多次收紧政策，打击美元的流出，严重影响了华商在埃及投资的积极性。
2010年末以来，突尼斯、埃及陷入社会动乱，出现政权更迭，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也门陷入战乱，至今未能平息，2016年开始，土耳其社会也开始出现不稳定迹象，整个中东笼罩着异常紧张的气氛。在数年的动荡当中，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和伊拉克北部的华侨已经基本撤出，中资企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埃及动荡期间，很多中国商人一度撤走，后来局势趋于稳定，才有部分商人回流，政治局面的动荡对于华商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对华商人身财产的直接威胁以外，政局的动荡还造成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政局不稳导致市场萧条，华商生意大受影响；政局动荡的国家本币大幅度贬值，造成华商财产缩水；很多客户在兑换美元或资金周转方面遇到困难，造成华商回款困难；一些客户以政治动荡为由恶意逃欠货款，造成华商损失。目前来看，中东局面的平息还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及社会的动荡仍会是阻碍华商投资及经营的一大因素。
由于利益纷争、巴以问题、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宗教因素，中东不少国家与美国关系紧张，尤其是伊朗和叙利亚。这使得很多西方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或明或暗的压力下，放弃与中东一些国家做生意，很多中东国家本身也对西方企业持有警惕或排斥态度，这便给予了中国企业一些机会，尤其是在石油开采、工程承包、电信以及贸易领域。然而，随着中国企业日益国际化，也不得不越来越顾忌美国的反应。中石油的子公司珠海振戎就曾经因为与伊朗有能源业务而受到美国制裁，中海油在美国的压力下搁置了北帕斯项目，中国昆仑银行因为与伊朗银行有交易而受到美国制裁，被禁止与美国金融系统发生联系，美国的金融制裁还直接影响中国的贸易商人，导致他们无法使用信用证，对中伊贸易造成严重影响
。最新的例子是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提供设备而受到美国制裁，禁止美国供应商向中兴提供零部件和仪器，这将对中兴公司造成极为严重的打击。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企业在开拓中东业务过程中会遇到越来越多类似问题，需要引起充分的重视。
2015年，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当地华侨华人格局也有重要影响。2015年5月19日，中国派遣了第1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其中扫雷工兵分队180人，医疗分队30人，建筑工兵分队200人，共计410人，在黎巴嫩执行为期八个月的维和任务，又在5月26日增派210人的第二梯队
。维和部队执行任务期间，曾在12月底遭遇黎巴嫩南部武装与以色列军队交火，并紧急疏散隐蔽，幸未发生伤亡。
中国境内也有一小撮极端分子受到“东伊运”势力以及国际恐怖势力的挑唆，由云南、广西等地边境非法出境，经由东南亚国家前往土耳其，最终到达叙利亚或伊拉克参加所谓的“圣战”，按照中方所掌握的情况，目前在叙利亚参战的极端分子约有300人。
随着也门战乱的加剧，2015年3月29日，中国在也门撤走122名中国公民，30日再撤走449名中国公民前往吉布提，
4月7日再撤走83人，其中包括部分外国侨民。
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当中，还有一些数量稀少但非常特殊的华侨华人。2015年，有不少西方国家的公民自愿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成为“志愿军”与极端组织交火，其中也出现了华人的身影。7岁时从成都移居英国的黄磊，2015年成为“叙利亚人民保卫军”的志愿军，与“伊斯兰国”武装交战。也有三名来自开封的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华人于2014年底正式进入以色列军队服役。
除了近年来陷入战乱的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一些传统上比较稳定的国家也出现治安隐患，对华侨华人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威胁。2015 年7 月初，受到“东突”势力蛊惑，土耳其爆发反华示威，伊斯坦布尔的一些中餐馆受到极右翼组织的打砸，也有中国游客或长得像中国人的亚洲游客遭到殴打。在阿联酋的迪拜，也有来自泉州的中国商人遭劫杀，财物损失达100万迪拉姆（约160 万170 万元人民币），当地华侨华人为其家属捐款5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