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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南亚、北美和欧洲等地区相比，非洲地区的华侨华人由于人数不多、影响力不大和相关资料相对匮乏等原因，一直以来很少为中国学界所关注。然而，随着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密切而深入的发展，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极速增长，目前在非华侨华人已达百万。与此同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在国家/政府层面交往的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在人/社会交往层面上的非洲华侨华人，对于中非关系的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中国国际化进程的推进，部分西方媒体恶意炒作的“中国威胁论”也反映在非洲华侨华人群体的身上。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霸权，越来越多关于非洲华侨华人的信息被西方媒体扭曲，进而建构起华侨华人在非洲实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形象与话语。
基于上述背景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有必要更加深入地了解非洲华侨华人这一群体，将非洲华侨华人研究放到国际关系学与外交学的框架去研究，更有必要向世界说明当下非洲华侨华人的真实情况，澄清被部分西方媒体刻意污蔑的非洲华侨华人形象，同时也更为客观地反映与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非洲华侨华人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
目前关于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并没有确切的统计。由于一些非洲国家的移民政策较为宽松，21世纪以来大量中国人移民非洲；同时很多非洲国家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导致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存在。部分西方媒体出于煽动当地反华情绪的目的，严重夸大了在非洲的华侨华人的数量，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非洲。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李新峰教授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的统计和推算，截至2012年，在非华侨华人总数至少约110 万。这些华侨华人在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即华侨华人广泛地分布在非洲近50 个国家之中，同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国家，例如在南非、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华侨华人就占了非洲华侨华人总人数的3/4。其中，南非华侨华人人数最多，在五年前便已达到30 万人；安哥拉华侨华人在2012 年已达26 万，尼日利亚华侨华人近20万。其次，毛里求斯、坦桑尼亚、留尼旺、加纳、刚果（金）、马达加斯加各自分布着3万5万不等的华侨华人，即这六国华侨华人总数达到24万。再次，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马里、刚果（布）、赞比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莱索托和塞舌尔等国的华侨华人人数在1 00010 000不等，而粗略估算总人数在5万10万。最后，还有20 多个非洲国家的华侨华人人数分别不超过1 000，它们集中分布在西非地区，而这类国家华侨华人的总数估计有1.5万。
越来越多中国沿海传统国际移民大省的居民通过朋友、家人、老乡等关系网络前往非洲。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类是餐饮、娱乐、诊所、批发零售等行业的个体老板。这类新移民在非洲人数众多，且分布极广，不仅集中在一些较大的非洲城市，同时渗透到很多非洲边缘的村庄。在约翰内斯堡、卡萨布兰卡、阿克拉、杜阿拉、雅温得等大城市出现了较大型的中国批发市场。它们是中国商品在非洲的主要集散地和一级市场，也成为在非洲的华侨华人个体老板的网络中心。在非洲的中国商人从这些非洲中心城市的大型中国商城进货，将来自中国的货物一层层地销售到非洲其他国家和一些边缘的省份和农村地区，进而初步构筑起一个覆盖整个非洲的华商贸易网络。第二类是在非洲投资办厂的中小型企业家。他们或是利用在国内积累的资本来到非洲投资办厂，或是从非洲批发零售业中获利而转型，留在非洲开厂创业。这类华人工厂和企业主要从事鞋服、建材、化工、食品加工和矿石冶炼等行业。而其他生活产品和零部件由于在非洲生产成本较高，则仍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第三类是非洲大型中资企业的中方员工，他们主要从事采矿、水泥、电信、金融、媒体和工程建设等行业。其中，大部分企业员工会在合同期满后回国，还有少量的管理人员或专业人员在合同结束后留在当地创业。第四类是通过政府项目来到非洲的援助者和志愿者。第五类是逾期居留在非洲的非法过境移民。他们大多在国内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一开始以合法的旅游签证或商务签证来到非洲国家，寄希望于以非洲为跳板进入欧美。最后一类是在非洲的中国留学生，其数量目前并不多，且主要集中在南非。
从非洲华侨华人的代际构成上看，虽然近20年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占据了目前非洲华侨华人的绝大多数，但是实际上中国人移民非洲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16世纪就有中国人移居非洲，19世纪末有成批的华工移民非洲，这批华人与后来20世纪70年代从港台地区移民非洲的华人构成了所谓的“老侨”。老侨主要集中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等国家，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的顺德、梅县以及港台等地。而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构成了非洲华侨华人的主体。
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来源地更加多元：一些东南沿海省份，例如福建、广东、浙江等仍是重要的中国新移民来源地；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内陆省份与北方省份，例如河南、山东、东北三省等，也成为一些中国新移民的来源地。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非洲国家中国新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并不相同。例如，在南非、博茨瓦纳和莱索托南部非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中，数量最多的是福建人。
而在津巴布韦的中国新移民则主要来自辽宁鞍山和沈阳（约为1 500人），而黑龙江、甘肃、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每个省份也有300500人，而福建仅有100人左右。
另外，不同于小规模的创业移民，近些年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紧密，一些中国大型国企纷纷在非洲国家设厂，而这些中国企业也带来了一些中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大量中国劳工，他们的来源地更加分散。
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外，在非洲，来自第三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也十分众多。例如，不少非洲华侨华人来自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他们在欧洲生活多年后移居到说法语或葡萄牙语的非洲国家。
另外，目前出现了大量非洲大陆内部的华人移民现象，例如越来越多的南非华人移居到博茨瓦纳、赞比亚、纳米比亚等其他非洲国家。还有不少华人通过莱索托移民到南非。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来说，非洲或许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一些人将非洲视作自己发展事业的地点，最终还要落叶归根，回到中国；一些人将非洲视作中转站，在中国、非洲不同国家和欧美国家之间迁徙。这些既是全球化时代下跨国主义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的融入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
伴随着中非关系的日益密切和发展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到非洲发展。借助最近十几年大部分非洲国家国内稳定的局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华侨华人在非洲的经济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洲华侨华人在当地的商贸、投资与援建等方面的经济活动面临着转型的机遇和挑战，并且近十年在非洲的华侨华人经济活动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传统的商贸领域，以中低档小商品批发为代表的中国商贸模式虽然在之前获得成功，“China”甚至成为很多非洲国家小商品批发的代名词。但从长远上看，该领域也面临着未来严重的同质化竞争的挑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贸易的转型。对于这些在非洲从事商贸活动的华侨华人，危机不仅来自其内部，所在国政策对其发展也至关重要。为了促进国内就业，部分非洲国家“在诸如小商品、服装鞋帽等行业只许外国人做批发生意，而不能零售，并且要满足资金和场地的要求才能申请到营业执照”
。这使得很多华人不得不回国或转到其他非洲国家发展。
其次，在投资领域，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利用非洲国家政府的税收鼓励政策，在当地投资设厂，虽然帮助解决了一些当地人就业的问题，但是这些工厂的发展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和挑战。这些工厂集中在服装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竞争问题；在劳资关系问题上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引起了与当地劳工、工会组织的激烈对抗；最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和企业主在当地发展存在着强烈的不适应感，遇到了很多在地化发展的困境，例如语言障碍、当地法律知识欠缺以及深层次的文化适应问题等。这些新现象、新问题需要引起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以及国内侨务部门组织的重视，协调力量妥善处理，一方面更好地为当地的华侨华人服务，另一方面树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非洲社会和普通民众中良好的国家形象。
最后，在政府间合作领域，中国公司在与非洲国家政府开展的项目合作中，亦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中国建筑公司虽凭借成本低、工期短、效率高等优势占据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建筑市场，但是，由于一些中国公司不懂经营，在供应商、物流、标准等方面存在着问题，甚至有内部恶性竞争的现象，导致工期拖延，并在当地产生了不良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是在商贸、投资还是援建合作方面，也不论是个体商户、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大型国有企业，如何“走出去”，在非洲落地发展壮大，这一问题的核心不仅在国家/政府层面，更在人的层面，亦即“走出去”的华侨华人层面。很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在非洲的华侨华人如何处理与当地民众（包括当地工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华侨华人的关系，是解决上述在非中国移民经济领域问题和中国“走出去”战略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在安全领域，非洲华侨华人面临着比其他地区华人更多的风险，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安全的风险。利比亚卡扎菲42年统治的瓦解及其后的中国撤侨行动提醒我们，所在国的政治稳定性对于华侨华人和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利比亚的状况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其他非洲国家。例如，安哥拉的多斯桑托斯执政32年，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和赤道几内亚的奥比昂执政了31年，喀麦隆的保罗·比亚执政了29年，布基纳法索的孔波雷执政了24年，以及维持44年的加蓬、39年的威士兰和34年的吉布提斯的王朝政治。
这些非洲国家如果发生类似于利比亚的情况，将使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承包工程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使当地的数万华侨华人面临重大财产和生命风险。
第二，来自恐怖主义的非传统安全的风险。在非洲地区，专门针对华侨华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愈加严重。2007年4月，一个中资石油公司项目组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州遭武装分子袭击，中方9人死亡，7人被绑架。2007年7月，一家中国公司在尼日尔工地的负责人被“尼日尔争取正义运动”（Niger Movement for Justice）组织绑架。2012年1月28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下属中水电苏丹公路项目营地遭苏丹反政府武装袭击，29名中国员工被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武装劫持。
2015年11月21日，位于马里首都巴马科市中心的丽笙酒店遭到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的袭击，中国铁建赴马里交通部洽谈合作项目的3名高管人员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不幸遇难。对于中国公民在非洲遭遇的类似的恐怖袭击，中国有关部门不仅要对恐怖袭击暴行表示愤慨和强烈谴责，更重要的是应该加强国际合作，提高领事保护的能力，加强在外人员和华侨华人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切实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第三，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自2013年12月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爆发后，短短几个月内就蔓延至周边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以及马里、塞内加尔等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12月24日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埃博拉疫情已导致19 497人疑似或确诊感染，其中7 588人丧生。
这警示着非洲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埃博拉疫情威胁着在非洲的华侨华人的生命和健康，如何做好在非华侨华人和中方工作人员的提醒、宣传和保护工作成为一大问题和挑战。在非洲华侨华人做好自身的保护的同时，在非华人民间组织亦可以积极参与抗击当地疫情的战斗。作为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力量中的一员，非洲华侨华人可以在国际社会共同化解作为非传统安全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代表中国做出贡献。
在社会层面，非洲华侨华人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可以归结为非洲华侨华人与当地族群关系的问题。总体而言，非洲华人与当地族群和睦相处，并努力融入非洲当地社会。在一些老侨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如南非）已经出现了华侨华人积极参政和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现象。但是，我们仍能看到非洲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之间存在着一些隔阂，甚至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冲突。
首先是非洲华侨华人的融入问题。一方面，在非华侨华人封闭的生活习惯使得中非民众间缺少沟通，从而容易引发猜忌和冲突。例如，一些中资企业在非洲实行封闭式管理，很多来非工作的中国工人很少有机会和当地民众交流，几乎与当地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华侨华人有机会和当地社会民众接触交往，但语言的隔阂使其很难有效地与当地人成为朋友。很多华侨华人在去非洲之前并没有在国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语言水平限制了其与当地社会的交往和自身的发展。
其次是利益冲突。一些非洲制造商和手工业商人抱怨中国商品的竞争不仅让他们的产品越来越难卖，而且摧毁了非洲中小型企业，破坏了社会结构。他们将非洲纺织企业和其他领域中小型企业、外贸企业经营困境的部分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由此而引发针对非洲华侨华人的偷盗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不断增加。
最后是华侨华人行为与形象的问题。很多中国新移民对非洲国家的风俗习惯和法律法规一无所知，再加上对自身的行为不加约束，因而经常会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如非法猎取野生动物、非法携带野生动物制品、偷税漏税、不讲诚信、扰乱市场秩序、暗箱操作等，这些行为都招致当地人的反感。
上述这些隔阂与冲突不仅给在非的华侨华人带来生活上的问题，同时会带来非洲民众对中国人和中国的负面看法，进而影响中非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在非华侨华人不仅能够融入当地社会，同时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那么中非关系的社会基础将得以更加巩固。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津巴布韦和南非两国，并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主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中非双边关系的定位不仅从“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双方推出了资金总额达600亿美元、合作领域涵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减贫惠民和公共卫生等在内的“十大合作计划”，给未来的中非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要实现中非关系提升和发展，既需要中国与非洲国家政府间的交往与合作，更离不开中非社会与民间的交往与合作。而对于中非社会层面关系的发展，其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与相处，而在非洲的华侨华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容忽视。“非洲华侨华人在非洲国家的活动、表现及其与中国所存在的特殊情结、特殊联系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可能是政府渠道不易控制或是忽视的沟通途径。”
首先，对于中非合作的政府间或非政府类的合作项目，其具体落实的主体是人——在非华侨华人。不论是中国在非洲的工程建设人员，还是中国援非医生，他们虽然是在非洲短期居住，但与非洲当地民众直接接触、共同生活。因为中国的遥远与抽象，所以这些在非华侨华人的形象对于非洲普通人来说就是中国的形象。因此，非洲华侨华人须规范自身行为，树立自身良好形象。
其次，非洲华侨华人社会中作为公共领域的侨社和侨报，不仅可以起到联系华侨华人社会内部感情、促进信息沟通的作用，同时它们还应该肩负宣传中国在非洲形象的使命，让非洲民众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让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不攻自破。
最后，非洲华侨华人应该主动而积极地融入非洲当地社会，并且承担其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论是在非华侨华人个体，还是在非的华商企业，怀有社会责任都是其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基础。华侨华人应该为非洲当地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发展做出无私的奉献，以民间组织的身份和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非洲的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全球治理过程。非洲华侨华人作为社会力量，如果可以积极地在非洲当地参与社会志愿活动、有效地为当地提供有价值的帮助，那么中非之间的社会基础则会因华侨华人的贡献而更加夯实，同时这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社会表现和中国软实力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