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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侨华人以新移民居多，参差不齐，分布不均，但总体实力和影响力有较大提升。回顾2014年、2015年，欧洲经济逐步走出谷底，小步增长复苏，部分华商企业抓住结构调整机遇，获得新的增长；受地缘政治及难民问题影响，欧洲政治力量加剧分化，右翼势力崛起，反移民事件增加，社会安全有所恶化，华侨华人生命财产屡遭侵犯；欧洲多国调整移民政策，严格控制低技术和非法移民，但华人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创业移民有所增加。展望2016年，欧洲经济前景将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状态，中欧关系及中欧合作发展顺利，华侨华人将迎来历史机遇，应该进一步抓住新经济特征，推进跨境电商发展，探索多元化、专业化、品牌化的高端发展路线。
欧洲基本概况
（续上表）
数据来源：根据欧盟网站：http://ec.europa.eu/eurostat/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ps00001&tableSelection=1&footnotes=yes&labeling=labels&plugin=1；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GDI.TOTL.ZS/countries/1W？display=graph发布的2014年相关资料等数据整理而成。
1.欧洲地区概况
欧洲，全称欧罗巴洲，源于希腊神话的“欧罗巴”。欧洲经济发展水平居各大洲之首，工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金融保险等在世界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在科学技术的若干领域内也处于世界较领先地位。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发达国家，其中北欧、西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南欧一些国家经济水平相对较低。欧洲宗教主要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其中基督教徒占91%，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以及东正教。伊斯兰教徒占8%，犹太教徒少于1%，其他的宗教（如印度教、佛教等）的信徒都低于1%。
欧盟，即欧洲联盟，是欧洲乃至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截至2015年11月，欧盟28国失业率为10.6%。2014年和2015年欧盟28国CPI分别为0.5%和0。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目前，欧盟成员国当中有17个国家使用统一的货币欧元。欧盟现已发展成一个超国家组织，是影响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
2.中国与欧洲关系发展
1975年5月6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外交关系。1983年10月，中国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分别建立外交关系。1983 年11 月1 日，中国与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布全面建交。1998 年，中欧建立面向21 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2001年，双方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 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中欧提出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发表第二份对欧盟政策文件。双方迄已建立约70个磋商和对话机制，涵盖政治、经贸、人文、科技、能源、环境等各领域。建交30多年来，中欧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据中方统计，2014年中欧双边贸易额总值为6 151.39亿美元，同比增长9.9%。2015年1—5月，中欧双边贸易额2 232.98亿美元，同比下降7.2%。截至2014年底，欧盟在华累计直接投资966.3亿美元。截至2015年6月，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累计541亿美元。
此外，中国与欧盟在能源、科技、气候变化、城镇化、文教、青年、工业、农业、环保、社会保障等领域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
1.欧洲华侨华人发展历史
中国人踏足欧洲可追溯至汉代，但真正意义上向欧洲移民是从17世纪才开始的。早期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浙江人和广东人。浙江人最早进入欧洲时是在一些城市贩卖一种“青田石”。“二战”后，欧洲华侨华人增长幅度较快。他们主要是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再移民。广东人因与持英国护照进入欧洲的香港人同属粤方言群，所以常混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香港人之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南半岛（旧称印支半岛）国家发生动荡，东南亚华裔大量进入欧洲，由于他们来自所在国的殖民地，并且会讲多种语言，所以发展较快。但总体上看，欧洲的华侨华人社会与同期东南亚或美洲的华侨华人社会相比，规模较小，层次较低，多从事餐馆业、手工业及小商业，没有产生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商人或企业家。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入境政策逐步放开，中国大陆新移民开始进入欧洲，尤其是欧盟国家。1990年以后，欧洲华侨华人紧随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和欧洲的“一体化”这两个战略机遇，移民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洲以来，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最广泛的一次移民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大陆移民主要还是通过“移民链条”走向欧洲的。传统侨乡浙江温州、青田地区有移民欧洲的历史传统。他们依靠亲缘、乡缘网络进入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等国，开始打工赚钱，之后为寻找商机和进一步发展，再到欧洲境内的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西班牙、东欧等国创业。福建新移民主要是因为福州、福清地区向东南亚移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东南亚华裔向西欧的再移民对于该地区也产生了影响，当地一些人通过这种“移民链”来到了欧洲。另外，因为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了起来，许多人将子女送出国留学，成为改革开放后一种新的移民方式。
2.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现状与特点
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在经历了数百年历史和数十年快速发展后，目前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有重大变化。2008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15 届欧华联会大会上公布的对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状况的调研报告指出，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总数约有250万，侨团组织有800多个，中餐馆有4.3万多家，华文报纸杂志社有101家，华文学校有340所。
另据国务院侨办2013年调研报告统计，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255万，另有短期游商、留学生、非法移民等中国人约43万；社团1 199个；中餐馆有5万多家；华文媒体142家；华文学校455 所。
在地理分布上，欧洲华侨华人与职业构成密切相关，基本特点是“小集中，大分散”，一方面，绝大多数华人移民较多的国家，多存在华人移民工作、生活聚居的“唐人街”；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分散、同业竞争等原因，华人移民又分散至欧洲各地。相对而言，专业技术移民比较分散，较易融入当地社会。总体而言，欧洲华侨华人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华侨华人人数增多，整体规模不断壮大。
欧洲华侨华人数量由20世纪50年代的1万、60年代的5万、70年代的50 万，增长到目前的255万人左右。在国家分布上，第一层次是法国和英国，大约60 万人的规模。第二层次是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分别在10 万30 万人。其中，德国、荷兰的华人人数基本上相对稳定，在15 万人左右，西班牙约有20 万人，意大利可能达到35 万人。
其余为第三层次，在3万人以下。另外，俄罗斯华侨华人数量特殊，估算差异太大，目前一般估计在20万45 万人。
近年来，由于欧洲各国限制移民，门槛提升，华侨华人数量增长有所放缓。
（2）华侨华人经济实力增强，积极拓展新领域，部分行业间竞争激烈。
早期华人多从事餐饮业、手工业及小商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取得飞跃式发展。欧洲华商借助“中国制造”的强劲竞争力，纷纷投身于进出口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如异军突起的大型华人商城（又有“华人批发市场”“中国商城”“亚洲商城”等不同冠名），已经取代了原先分散在欧洲各地的中餐馆、制衣厂、皮包店及零星商铺，并且因其具有的规模性、标志性及影响性，成为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引人注目的新经济主体。
但随着新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经济行业门类不断开拓，包括保险、金融、房地产、电脑、旅行社、会计、律师等，呈现出专业化、多元化、本土化趋势。
近两年来，跨境电商及跨境物流也快步成为欧洲华商的重要进军领域。
（3）华人参政意识增强，不断取得新成绩，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
欧洲华人在自身经济地位提高，社会交往增加，突破了经济能力和语言文化能力局限后，参政意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成绩也已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华人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反映诉求是争取自身权益最有效的途径。20多年来，英国各地先后有约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2015年，华裔麦大粒（Alan Mark）成功当选英国第一位下院议员。法国华人参政近年来也有明显进展。2008年初进行的法国市镇选举表中，华人陈文雄成功当选巴黎十三区副区长。2014年陈文雄又成功当选巴黎首位华裔市议员。
（4）华文媒体遍布欧洲，但多数影响力较小，亟待结合特色创新发展。
目前，与华人社会共生的华文媒体也已遍布欧洲主要国家。形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和网络媒体，其中有的还是中外文双语刊物，多由华侨华人创办经营。但由于经济、人才、机制等原因，欧洲华文媒体影响力较弱，主要局限于华人圈内，欧洲华文传媒的壮大还需各界力量付出长远的努力。欧债危机以来，又有多家华文媒体难以为继，停刊歇业。目前，欧洲华文传媒协会有60余家会员。媒体形态也从当时单一的平面媒体发展到包括电台、电视台、网站、手机报、视频等在内的多种形态。欧洲华文媒体在服务华人、维护华人权益、帮助华人融入、反独促统、增进对华理解、增进欧中友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欧中沟通、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
欧洲华文媒体虽然处于边缘地带，但还是要凭借自己独特的思维和优势，使报道更为客观，使思维更为辩证。跨文化的特质使华文媒体成为中欧文化思想交流的重要桥梁，华文媒体要联合起来，加强对新媒体的研讨和交流，使欧洲华文媒体形成不同于中欧主流媒体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5）部分华侨华人聚散多变，区域内流动性强，呈现跨国化发展方式。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新移民当中，尤其是新华商。很多新移民都是先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打工生存下来，等到有一定实力后再去其他地方发展。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东欧地区曾经是中国轻工业产品的天堂，聚集了很多华商。但随着后来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商品过剩，很多华商又转移到其他国家去了。希腊华侨华人在2008年欧债危机爆发后走了近一半。西班牙小城市的华商也待不下去了，纷纷挤到大城市寻找机会。意大利罗马等华人聚集区也没有了昔日的繁华与热闹，不少华侨存在骑墙心态，去留欧洲摇摆不定。另外，部分商界、学界等精英分子，还有部分想叶落归根、想退休回国居住者和非法移民回国者，表现在他们频繁来往于祖（籍）国、居住国或第三国之间。不少海外华侨华人都争取享有事实上的“双重国籍”。这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社会业已存在的一个倾向，即“跨国化策略”（transnational strategy）或“跨国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在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中的具体表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引爆以来，一波三折，目前仍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许多救灾协议措施要进一步实施，其执行进程与效果都需拭目以待。欧债危机的影响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欧债危机的表现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它由经济领域引发，逐步延伸至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值得欣喜的是，受益于石油价格下降、投资拉动、量化宽松等利好，自2014年开始，欧盟经济终于有了转机，增长率为1.4%。
2015年欧委会预测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上调到1.6%，欧盟增长率由1.8%上调到1.9%，并将2016年欧元区、欧盟增长率分别由1.9%和2.1%下调到1.8%和2%。报告称，2016年欧元区财政状况将持续好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将下降至2%。
低油价和量化宽松政策对欧洲经济的刺激作用好于预期，但新兴国家经济放缓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将减弱欧洲的增长动力。
尽管欧洲经济有所增长，但政府债务负担率仍然处于上升趋势。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制订非常稳健的预算巩固计划，以克服债务危机。严格的财政巩固措施使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但欧元区的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并处于较高水平。2014年，欧元区政府负债率为91.97%，比2013年上升1.05百分点。2015年，欧元区在进一步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又实施温和紧缩的财政政策。
总体而言，近两年各国紧缩财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民消费水平，对华侨华人经济相对集中的餐饮、服装、旅游等消费型市场带来较大冲击。一方面，不少华商缺乏对市场环境的有效评估，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经济危机很快就会过去而盲目跟进铺开生意。尤其是一些中小华商企业，由于资金有限，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部分华商抓住机遇，调整战略，迎来了新的增长点。一是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包括在欧洲和国内设立平台，加强与国内电子商务平台京东、淘宝等之间的合作；二是创立品牌，或自主创立，或收购当地品牌，尤其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华商凭借当地诸多传统品牌，取得较大发展；三是华商借助华媒，共助发展。因为海外华人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内部交往密切。海外华文网络的发展也为电子商务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欧洲时报传媒集团旗下的法纵网、微信平台“欧洲时报内参”也转向电子商务平台，并且成功策划了很多企业推广活动。而一些华文媒体有一定的受众人数，运用读者优势“兼职”电子商务，对华商的转型有一定的引导意义。
当前欧洲面临的一大危机源于2010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引发并被认为是“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
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移民惯性等因素的影响，涌向欧盟的难民人数急剧上升，2014年为28万人，2015年超过100万人，
其中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国。
此次难民潮形成原因主要有：①欧、美、俄等大国对中东，北非局势的干涉、“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武装冲突，导致当地局势大规模动荡。②非洲尼日利亚等国极端贫穷没有好转，部落武装冲突、恐怖主义等依旧猖獗。③难民来源国，邻国难民急剧增加，压力外溢。至2014年底，欧盟周边国家难民数达到650余万人，占全球注册难民的46%。
④人口偷运组织开拓了新的路线，加快了难民的输送速度。2014年，难民主要从中地中海路线进入欧洲大陆，但2015年，从东地中海路线进入欧盟的难民大幅增加。
此外，无政府治理、暴力蔓延、经济管理不善、国家失败、欧盟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全面支持策略没有完全兑现等，
也是引发难民危机的可能性因素。而这场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2015年11月13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主义连环袭击事件，它对欧洲的文明价值观、国际关系、移民政策、族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首先，难民危机引发了欧盟超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欧盟至今尚未完全走出欧债危机以来低增长、高失业的困境，2015年的整体失业率为10.5%。
难民问题不仅将进一步给欧盟带来财政压力，同时也使得超国家组织内部对治理思路产生异见。在2015年6月25日的布鲁塞尔峰会上，提出强制性配额计划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之间发生了对抗，后者认为应该采用自愿性的框架。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2个对此提案表示明确反对。过去五年来，由于缺乏充分有效的沟通渠道，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日趋明显。
其次，部分成员国对待难民的态度导致国内左、右翼力量的分化。在欧洲各国，难民和移民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方面，难民危机爆发后，多国民众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冷漠，要求加大难民接受力度；但另一方面，大量难民的涌入又加速排外情绪的增长和右翼势力的聚集。在德国，既有以鲜花掌声欢迎难民到来的，也有打着“保护家乡，禁止移民”旗号反对难民，并主张废除《基本法》中避难权的。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左翼和中左翼议员多数愿意接受欧盟难民分配方案，但右翼议员表示坚决反对。法国《快报》2015年9月援引一项民调显示，55%的法国人反对放宽接收难民的政策，尤其是不能效仿德国，给予叙利亚移民以难民身份。2015年底的法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曾经一度领先，最终也和右派势力党派都占有更多席位，反映了部分民众右转的立场。
在欧洲许多城市里，难民融合问题拉大了社会鸿沟，族群之间的“新铁幕”正在扩展。移民形成的社区自成体系，语言、文化、宗教与主流社会迥然不同。新难民的加入将促进新移民“孤岛”会在一个个城市里形成，使融合问题更加凸显、尖锐，给当地居民带来焦虑与不安，引发保守势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在过去的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政治重新洗牌，一大批欧洲怀疑主义政党（eurosceptic party）出现。
极端政党从难民危机中获得渔利，中间力量衰退。难民危机中，一线的希腊和匈牙利，一个是极左政党在台上，一个是极右，对难民的态度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们对难民的“铁腕”政策反而强化了其执政地位。
如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能力找出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欧洲大陆上极右分子将会激增。
在2015年9月3日叙利亚小难民尸体曝光海滩后，欧洲多国城市曾经爆发游行，抗议政府冷漠，要求接纳更多难民。但随着大量难民的涌入，欧洲各国应对能力面临挑战。部分难民甚至因对接待条件不满意发生过各种程度的示威，而在他们衣食住行有了着落又无所事事之时，新的问题更加层出不穷。2015年12月31日跨年夜之际，德国西部重镇科隆爆发一起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性侵案。上千名醉醺醺的男子在科隆火车站对女性进行调戏、性侵和抢劫。其中大部分嫌疑人为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叙利亚等国的难民。据科隆警方数据显示，近年来的罪案率大幅上升。以偷窃为例，已经从2010年的7 002宗翻倍到2014年的14 059宗。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的570宗罪案中，就有195名犯罪人来自摩洛哥，162人来自阿尔及利亚，117人来自罗马尼亚，27人来自叙利亚。
2016年1月25日，瑞典一处难民中心发生袭击事件，一名15岁未成年难民刺死了一名22岁的工作人员。瑞典移民署的信息显示，由于抵达瑞典的难民人数创新高，庇护设施传出的威胁与暴力案件，从2014年的148起增加到2015年的322起。
随着“欢迎文化”带来的兴奋渐渐消退，危机感重创欧洲国民，转为另一种情感反应，一种是担心新来者的男权中东价值观与自由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所带来的情感反应。移民问题为欧洲右翼势力攻击当前政府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危机找到了空间针对难民、移民的排斥言论及侵害行动增加。2015年1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直接将袭击《查理周刊》的根源以及当前的高失业率归咎于“移民过于庞杂”。
根据德国警方统计，自2015年初以来，至少发生了817起针对难民庇护所的袭击事件。在2014年，只发生了199起同类事件，而这一数据在2011年仅为18起。
而针对华人中餐馆、批发店铺现金交易较多的特点，盗窃抢劫案更加不在少数。在意大利，由于近几年经济低迷，非法移民多，失业率高，社会治安日趋恶化，针对华侨华人的暴力抢劫和偷盗等犯罪活动日渐频繁，歹徒猖獗疯狂，犯罪手段令人发指，已严重威胁华侨华人的正常生活，华侨华人的财产也蒙受巨大损失。
据意大利普拉托通报，2014年普拉托检察机关累计公诉盗窃案件9 211起，抢劫案件464起，敲诈案件2 080起，其中不包括正在侦办尚未起诉的案件。而在普拉托合法居留的外来移民43 016人中，华人移民占27 823人。依据检察院通报的盗窃案件数量与华人住宅数量对比，普拉托平均每套华人住宅2014年被盗次数约为1.66次。事实上，个别华人的住宅有的被盗过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
一方面，受地缘政治、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影响，欧洲增加了边界管理的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加强了边境控制，即使是申根国家之间，在特殊时期也要进行边检，同时，各国还加大了对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的打击力度。
随着难民问题的不断出现，各国纷纷收紧难民政策，加强对违法难民的遣返力度。即使是德国，默克尔总理也于2016年1月30日就难民问题表态，要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争、冲突结束之后，现居德国的难民必须返回自己的国家。这是因为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党都敦促默克尔政府采取措施，限制难民入境。
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危机和人才短缺的考虑，各国在吸引投资和高技术移民的政策方面相对稳定，部分国家门槛甚至有所降低。西班牙除了50万欧元的购房移民项目外，还有一个更适合中产阶级的移民项目，即15万欧元非营利性居留项目，只需要证明申请者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能在西班牙居住1年以上，申请人就可以通过在西班牙指定区域购买房产，获取本人及其家人的长期居留权。葡萄牙自2012年10月推出“黄金居留许可”计划以来，至2014年12月30日，葡萄牙移民局（SEF）共批准2 022个黄金居留投资申请，其中1 629位投资人来自中国。
若以每位成功获得黄金居留人员附带申请的家庭成员为平均三人计算，华人社会因此增加的新移民数量则达近5 000人之多。
2015年9月4日，葡萄牙又出台购房移民新政，购房移民门槛由50万欧元降至35万欧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2 788位投资者获得葡萄牙的居留权，中国投资者居于第一位。
希腊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购房移民最新改革条款有所放宽：一是投资者可以获得永久居留许可；二是允许父母、配偶、子女、配偶父母随行；三是居住满7年，每年住满6个月，通过希腊语考试，可申请入籍。意大利“入境签证类型和获取条件”的850号法令规定：欧盟以外国家的富裕人士，只要在当地购买30万欧元以上房产，并能提供3.1万欧元以上长期的、稳定的非工资性生活来源，本人及其家人可获得意大利长期居留权，并且购房移民项目申请条件简单，无语言、学历要求，无须解释资金来源，一人申请全家移民。英国于2014年11月16日调整了英国投资移民法案细则，投资金额由100万英镑抬高到200万英镑，同时取消了融资模式和允许25%购置房产的规定。但由于老牌的移民国家政策（美国面临变政、加拿大联邦移民关停）变化原因，并且凭借其文化底蕴、社会福利和一流教育，英国依然是移民者心中的“黄金宝地”首选。法国通过向政府提供捐赠金（400万元人民币）的方式协助申请人获得法国公民身份。德国也启用“欧盟蓝卡”（Blue Card EU）计划，申请条件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合同：薪资至少4 100欧元/月，短缺职业如科学家、数学家、工程师、医生和IT专家至少3 200欧元/月，以方便国外专业劳动力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
欧洲投资移民项目在移民市场上逐渐升温，不仅是因为其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利率的波动，更是出于投资者对于资产全球配置、高品质教育以及免签通行主流国家的追求。此外，欧洲申根国居留权的最大优势在于：移民者可以自由在26个申根国中居住、学习、经商，享受当地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
2015年是中欧关系全面发展丰收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展开“超级访问”，开启了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将中英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而且对中欧关系、亚欧合作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6月，李克强总理出席中欧第十七次领导人会晤，双方发表了会晤联合声明和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科技、知识产权、区域政策、海关等领域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并就广泛议题达成共识。9月，刘延东副总理赴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委员瑙夫劳契奇共同主持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赴英国与英国卫生大臣亨特共同主持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三次会议。
2015年中欧领导人密集互访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双方同意要推进三大对接，即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的发展战略相对接，中国国际产能合作同欧洲容克投资计划相对接，中国—中东欧“16+1合作”与中欧整体合作相对接。双方正在探讨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打造中欧互联互通平台。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领域大大拓宽，具体合作成果纷纷落地。一是中欧双方互相加入对方主导的政策性开发银行，加强政策互动。英国率先宣布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有17个欧洲国家（不含俄罗斯）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12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行的决议。二是中欧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10月，中法宣布共同参加英国欣克利角核电站项目；11月，中核电参加罗马尼亚核电项目；12月，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正式启动。三是中欧开展产能合作，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中法发表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德决定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携手，并就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探索三方产能合作等取得共识。
中欧关系的平稳发展与各方面合作交流的深化为欧洲华侨华人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中欧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各方面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双边合作空间很大。广大华侨华人在当地生存发展，经过多年的艰苦打拼，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人脉联系，还有丰富的生产营销经验，以及融通中外的文化优势，因此，他们将发挥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力量。
纵观当前欧洲发展形势，东部地缘政治动荡，难民潮大量涌至，恐怖主义威胁犹存，经济复苏低迷，右翼势力崛起，族群冲突不断，欧盟及各成员国日子很不太平。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喜忧参半。观望与坚守是当前欧洲大多数华商的生存状态，但转机与发展才是他们需要的目标。概而言之，未来欧洲侨情发展有两方面值得重点关注：一是移民的规范化发展；二是华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当前华侨华人社会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其实都是空间问题，如生存空间、发展空间等。华商企业屡遭查抄、生命财产屡受侵犯等问题都是空间问题的外在表现。部分华侨华人的不正当操作带来的快速膨胀，无疑挤压了当地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秩序。作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本能反应，消除这些不规范现象，并给予一定惩罚，也是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因此，在被制度处罚面前，似乎所有人都无计可施，甚至得不到同情。近年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华商不断曝出被查事件，无论是当地社会还是华人社会都冷漠面对，甚至引发当地社会对华人的负面看法。即使是华人社会组织上街游行，试图给当地政府施压，似乎也无济于事，甚至不得不雇用私家保安。值得庆幸的是，部分社团及侨领已经觉悟，通过社团联合自强，组织大家走规范化道路，并且倡导华侨华人主动回报当地社会，融入主流环境。2014年12月起，匈牙利福建商会针对警察、海关、税务等部门一个多月的大检查后反思认为，华商必须彻底改变灰色经营模式，规范经营，着眼长远，积极作为，同心协力促进华商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
2016年1月，意大利普拉托诸多华侨华人社团也针对华人治安环境恶化共同商议：成立一个专门的“服务中心”，牵头具体负责由华人治安而引发的案件；协调安排市内各区大范围的安保巡逻，争取官方机构支持及争取让华人参与配合合法巡逻检查。此外，当地华侨华人社团还组织提倡“和平文明共处”的行动，队伍的旗帜上写着“我爱普拉托”“和平万岁”“抗议犯罪行为”等标语。对此，普拉托当地新闻媒体也表示：“在华人与意大利人各种相处关系中，这可谓至今我们所见到的最大的转折。新一代的华人孩子在意大利长大，然而没有出生在意大利的华人也希望能在真正意义上融入意大利社会并与其和平相处，同时他们还在不断进行思考及自我反思。”
2016年，中欧有望在“一带一路”建设、欧洲投资计划、5G产业、城市化、能源、智能城市、创新等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但作为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华商而言，“互联网+”和“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机遇可能更多的是围绕大经贸格局，积极拓展中欧双边贸易，深耕华商传统行业和探索新产业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30年来，欧洲华商从零开始，抓住了中国“入世”的历史机遇，通过进口“中国制造”销往欧洲取得成功。如今，面对低迷的消费市场，缺乏品牌和资本优势的中小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在世界大格局下，华商应该再次抓住机遇，通过电商把欧洲产品带入中国市场。欧洲在农食、环保等领域拥有众多优秀产品，中国则拥有庞大的市场需求，相信跨境电商的发展必将推动中欧企业互利双赢。
2015年，阿里巴巴的马云和京东的刘强东分别到巴黎寻找商机，法国众多华商也积极加入跨境电商大军，法国37VIP集团刘若进的“华人跨境电商”集展示、销售和物流于一体的“37速运”开业；黄学铭代理的法国品牌ELITE在F2C的推动下，进驻京东全球购；法国华商参股的唯品会（http://www.vip.com）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快的跨境电商；华商陆晓峰收购的法国品牌也入驻了唯品会。而在华商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两点：品牌和平台。
很多人预测，2016年对于华商来说还将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各种矛盾将在这一年中集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