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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850年前后，在美国和加拿大，产业社会开始动荡，史称“闹工潮”。劳工确实没有回家，而是团结起来展开罢工。他们有两点诉求：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标准。
8小时工作制是欧文提出来的。每个人每天有24小时，8小时用来工作，8小时用来享受生活，8小时用来睡觉，合情合理。据说，当时北美修铁路工人的工作时间长达14小时。
美国人很聪明，他们不希望社会动荡引起社会革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自上而下的是变革，自下而上的是革命或动乱。他们毅然决然地颁布了《劳工法》，不仅支持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工会是合法组织，允许工人自由缔结自己的组织，即工会。
工会不是政治组织，只是一个社团组织，严格限制工会在政治领域乃至社会领域中的诉求是明智的选择，必须防止这类组织的政治化和黑社会化。
这一点反过来也告诉我们，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构建一个共同体，给员工以归属、身份与地位，不能把他们当作资源要素、劳动力、打工仔或佣工，不能使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处在被社会放逐的险境，成为无人生追求、无社会责任意识，乃至仇恨社会的群体。有人把这种群体称为盲流，并担心盲流变流氓。《乌合之众》这本书告诉我们，乌合之众是一种很可怕的社会力量，往往会被别有用心者所利用，用来改朝换代或制造社会动乱，纳粹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
就这样，美国社会成功地培育了一种力量，一种抗衡资方的劳方力量。这是一种社会性制度的创新，在劳方和资方之间构建了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原本弱势的劳方，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强势群体。
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劳方和资方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形成了一道有效的防火墙，防止企业中的利益冲突转化为社会的动荡，并且依靠经济权力的制衡来缓解企业内部利益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