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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和生产要素，这是人为的创造和发明，是社会性制度安排的需要，不是事物本来的面目。
企业当局可以通过让渡利息和地租来获得资本和土地的使用权，然而，不可能通过让渡工资来获得劳动力的使用权。劳动者始终没有让渡过劳动力的使用权，始终是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
不能把资本和土地与劳动力并列在一起，称为生产的三要素。这一点斯密也很清楚，他认为一个人可以把一匹马牵到河边，但绝不可能让马按人的想法喝水。西蒙也讲过类似的话，牛有牛的计划，人有人的计划。牛顽固地执行自己的计划，最终会使人的计划破产。
资本主义的实践是很功利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任性地沿着制度开辟的道路往前走。
至于分工之后如何变成一个整体，自然就落到了企业实践者的头上。开始是效率工程师，后来是科学管理工作者。
阴差阳错，无论是管理这个称谓的来历，还是管理所要做的事情，都与资本主义制度安排的缺陷直接相关。或者说，管理的产生是无奈之举，用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解决分工之后的一体化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就已经提出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的命题。然而，在企业中，个性解放以及一体化关系体系即组织命题的提出，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狄德。真可谓理想和现实是背离的，这种背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晚了好几百年。
科学管理工作者能做的事情，就是沿着经济学的思想继续往前走，遵循劳动生产效率的原则，不断地深化劳动分工，不断地把复杂劳动变成简单操作，把劳动者变成机器的附属，变成可以管控的生产要素，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商品。由此确立了企业当局的权威地位，实现了管理的专制。这种企业的效能毋庸置疑，所向披靡，可以置疑的是它的扩张性和掠夺性。看看当年的秦朝就明白了，六国视秦军为虎狼，望风而逃。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分工一体化的关系体系或企业共同体成为多余。在不考虑产业社会正常运行的要求下，事情更是这样，完全是一种多余。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品的公差配合关系。通过物品在工序中的传递，实现劳动者之间的共同劳动。同时，通过计件工资制，鞭策每一个劳动者有效释放自己的劳动力，实现对每个劳动者的利益分配，平衡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当年的科学管理工作者，以及亨利·福特所做的事情，100多年以后，今天的企业依然继续在做，可见社会制度的惯性有多强。
诸多管理工作者，还有诸多管理专家与学者，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奋力前行，弥补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并发展出一套又一套的学说和方法，把泰勒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变成了绩效工资制；把泰勒的工时定额变成了关键绩效指标KPI；把泰勒提出的“整分合”原理应用到了知识劳动为主体的工作体系之中，称为业务流程或IPD。
如果制度是一件衣服，那么管理就是衣服上的补丁。由于衣服上的漏洞是根本性的，是制度及理论本身造成的，不符合天道。因此，管理的补丁就越打越多，不仅作为制度的那件衣服面目全非，而且管理领域也变得面目全非，学说林立，莫衷一是。按照孔茨的说法，管理学进入了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