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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日益腐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政治受到了空前的怀疑。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落后，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希望让文化、文学的变革成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这就离不开翻译。这段时期的翻译活动同样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社会文学翻译活动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引进了西方思想文化，改变了当时的文化优越感和社会文化道德观，推进了“白话文革命”进程，并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纵观中国历史，除了近西的佛经翻译，中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知之甚少。明末清初，虽然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兴起了西方科技翻译的小高潮，但是西方的思想文化没有得到重视，“天朝大国”的思想依然盛行。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维新运动提倡引进西学，而翻译就成了必要的途径。据统计，从1895年到1900年，翻译西文报纸及书籍的报馆等就多达三十余家。
如上海的《时务报》创办申明中说道：“译印西书，推广译报。”正是这样一股翻译热潮促使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中国。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严复所译的《天演论》，该书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94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进行编译。《天演论》一经译出，反响强烈，社会影响巨大。1898年木刻本出版后，国内又先后出版了三十多个版本。
人们争相阅读，并大受启发。同时代的孙宝瑄阅读后这样写道：“为之掩卷动色曰：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
胡适也曾写文描述《天演论》对自己产生的巨大影响：“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1898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濡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不仅使中国人获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新鲜知识与观念，而且“还获得了一种观察事物和指导自己如何在危机时代生存、行动的方法和态度”，
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进一步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决心。“自由”“民主”“男女平等”等思想逐渐进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在中国，“男尊女卑”这样一种性别制度早已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传承下来，
在清代末期，“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还根深蒂固。但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感，纷纷把目光转向西方，主张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学说、体制等。西学主张男女平等，因此女性解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康有为提出“男女各有自主之权”。
梁启超也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强大在于其“提倡男女平等”。
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们开始积极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引进西学过程中，西方的天赋人权说、进化论和女权理论逐渐传入中国，如马君武翻译的斯宾塞的《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以及约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
这些著作里的“男女平等”主张无疑对当时的社会意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著名思想家严复就十分认同西方“天赋人权”之说，并积极呼吁“男女平权”。
金一发表《女界钟》，倡导“女性革命”，希望政府中“吾女子得为议员”；
在《女子世界》发刊词里论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这个时期知识界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下审视女性，主张解放妇女。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通过知识界有意识地翻译，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得以引进中国，加速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革。
清末民初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文化极其自信，西方的文学作品只有极少数被翻译成中文。
据马祖毅在《中国翻译史》中所做的考察，明末清初之前，唯有印度佛经中的民间故事和寓言可以勉强算作文学作品。
部分传教士也只是翻译过《伊索寓言》《天路历程》等屈指可数的外国文学作品，其影响也微乎其微，中国的士大夫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到了晚清时期，许多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种盲目的文化优越感所带来的危害。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为当今之大弊。”
中国引以为豪的诗词歌赋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知识分子希冀通过翻译域外的文学作品来改变现状。著名翻译家林纾曾解释自己的翻译动机：“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
林纾动机明确，翻译书籍是为了开启民智，虽不通外文，但古文功底深厚，与他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小说，译文语言优美，情节荡气回肠，广受赞誉。如其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感动了当时的读者，更重要的是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外国优秀文学，开始认识到域外小说的独特魅力。
而林氏翻译的作品也影响了许多人，如鲁迅、郭沫若、周作人、郑振铎、钱钟书等，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活跃的学者和文学家都曾提及林纾对他们的影响。
周作人这样写道：“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
林纾翻译的成功也使中国知识分子看到开化民智的有效途径，一时涌现出了许多译者和刊登翻译小说的刊物。
譬如鲁迅、周作人兄弟于1905年翻译并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其出版序言中这样写道：“《域外小说集》为书……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
从序言可以看出，周氏兄弟翻译是为了引入国外不同的思想，开拓世人眼界。鲁迅密友许寿裳也提到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是因为“相信这也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它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
当时的知识分子希冀通过翻译引进外国的思想文化，以达到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而实际上也确实是如此，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改变了国人文学优越感的观念。
清末民初，翻译小说流行，大量外国小说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在给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当时的社会文化道德观。
自翻译小说在中国出现后，一部《巴黎茶花女遗事》风行一时。男主人公是没落贵族，与巴黎名妓茶花女相爱，男主人公的父亲为了家庭利益，想方设法拆散这对情侣，茶花女牺牲自己，主动离开爱人，最后在病中死去。这种爱情悲剧背后是个人与家庭的冲突，在中国，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难以撼动，此译书对当时中国的家庭伦理价值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林纾随后翻译的《迦茵小传》产生了更强烈的冲击，引起了一系列风波。原作中，男女主人公为了追求自由恋爱，最终为爱情牺牲了生命。林纾译此书时，将女主角未婚先孕的情节未加删节而如实译出。林译出版后，曾遭到封建者的猛烈抨击。一位评论家这样评价林译：“传其淫，传其贱也，传其无耻也。”
未婚先孕这种情节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悖，但正是这种勇敢追求自由的形象引起了当时不满封建礼教的青年人的共鸣。
此外，像《茵梦湖》《俄国情史》（现译为《上尉的女儿》）等以爱情故事为主题的小说，都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西方文学作品中展现的追求恋爱自由的爱情观与中国当时的封建礼教不同，而通过翻译外国的爱情小说引进新的爱情观、婚姻观，有助于冲破当时封建礼教的束缚。
除了爱情题材，侦探题材也属于最受欢迎的小说翻译题材之一。据统计，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侦探小说的翻译就达五百多部。
中国传统的侦探小说有《包公案》《施公案》之类，里面塑造的是“青天老爷”形象，谢天振称这种传统的侦探人员的侦探手法单一，有时还要借助侠客义士甚至鬼神才能破解案情，而西方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集》着眼于“紧张悬疑的情节、科学的思维方式、细致的现象观察、严密的逻辑推理”。
它们更重视证据和法制程序，而这些都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法律形式。译者有意识地翻译这种侦探小说，以期推广西方的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以启民智。以翻译侦探小说闻名的译者周桂笙这样解释自己的翻译动机：
尤以侦探小说，为吾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人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
周桂笙的动机清晰明了，为了介绍外国尊重人权的法律思想而翻译侦探小说。基于这种想法，大量的侦探小说译入中国，如美国作家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侦探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续译华生包探案》《补译华生包探案》《福尔摩斯再生案》，等等。1907年后，翻译侦探小说更是达到顶峰，世界各国著名或流行的侦探小说家的作品铺天盖地地涌入中国。
而这种风靡当时的侦探小说翻译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吴趼人（笔名中国老少年）这样描述侦探小说带来的影响：
侦探手段之敏捷，思想之神气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聩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也。吾读之，聊以快吾心。或又曰：吾国无侦探之学，无侦探之役，译此以输入文明。而吾国官吏徒意气用事，刑讯是尚，语以侦探，彼且瞠目结舌，不解云何。
西方的人权思想和科学的侦探手段等通过翻译作品传入中国，有助于引进西方的法制观和人权观。
科学小说又称科幻小说，是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小说类型。此类小说不仅情节曲折惊险，而且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惊人的想象力。翻译该类小说可以达到开启民智、普及国民科学意识的目的。同时，许多译者在译者序中都推崇科学小说的科学意识，将之作为输入西方科学思想的快捷工具。例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这样描述自己翻译科学小说的动机：
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20世纪前十年，译介出版的科幻小说超过百部，比如薛绍徽译的《八十日环游记》，卢籍东译的《海底旅行》，鲁迅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类科学小说的翻译影响较大。近代西方科学小说译介进入我国后，一方面，让文学创作者们领略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魅力；另一方面，科学小说的译介也为当时的国人展示了一个广阔而新奇的天地，译著中所提的奇人异事对于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读者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陈新良这样评价科学小说的翻译：“在国人获得奇特的审美愉悦之余，也得到了心智上的开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的输入有助于破除封建迷信，增强国人的科学意识。
中国的传统文学大体上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虽不同时期都有特别流行的文章形式和题材，比如唐诗、宋词、明清章回体小说，但文言文一直被认可。
文言文用词简练，注重音韵，但正是因为这种特点，反而使文言文在表达思想时受到限制。许多译者在翻译时都意识到了文言文的缺点，不得不另创新词。比如，古文功底深厚的严复在翻译时特别注意译本的优美，刻意使用古文以增典雅，但由于原作本身的异域性，严复“不得不自创了大量新词汇”，而正是这些新词汇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同样，以古文见长的林纾也在词汇和句法上有所创新，胡适评价林纾的译本中有的句子“完全遵照原文的秩序，浩浩荡荡，一路顺次而下，不重新安排组织”。
林纾的翻译直译了国外的语法句式，必然不是语言简练、句式整齐的文言文，胡适还分析林纾翻译时“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
而这种摇摆是当时每一位译者都要历经的挣扎。胡适对文言文在当时的状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古文经过桐城派的廓清，变成通顺明白的文体，所以在那几十年中，古文家还能勉强挣扎，要想运用那种文体来供给一个骤变的时代的需要。但时代变得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识太复杂了，新的思想太广博了，那种简单的古文体，无论怎样变化，终不能应付这个新时代的要求。
不仅胡适认为古文已经没法适应新思想的输入了，郑振铎也称“中国的旧文体太陈旧而且成为滥调了。有许多好的思想与情绪都为旧文体的成式所拘，不能尽量地精微地达出”。
鲁迅也承认“中国文本来的缺点”，导致译文晦涩难懂，因此“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
一场轰轰烈烈的语言革命就此开始。大批知识分子宣扬要创建白话文体系，而如何创建，必须“通过翻译借鉴西方的语言和文学”。
白话文运动领军人物胡适就提出：“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
朱自清说“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
而这种欧化的白话文需要通过翻译借鉴外国的语法句式。傅斯年认为中国的白话文要通过直译，“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
当然，欧化的白话文运动遭到了当时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的猛烈的抨击，对此，鲁迅回应说，“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文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不管怎么说，白话文的功绩不容忽视，于兴汉认为“经过白话文运动浪潮的冲涤，统治中国文坛三千年的文言文体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而白话文的正宗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翻译在白话文运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白话文学替代了中国的传统文学。自此，“中国文学开始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
。
中国现代文学自出现起“就以域外文学为参照体系”。而且，在新文学形成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作家同时也是翻译家，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等，这些大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从事翻译，也会从翻译外国文学中汲取养分。更具体来说，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发起新月社，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是欧美诗歌的主要译者。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成立了语丝社，创作与翻译同时进行。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学与翻译密不可分，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传统文学以诗词和散文为主流，而小说只是供消遣的读物，难登大雅之堂。但在清末民初时，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小说启发民智。梁启超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期望能够提高小说的地位，为此还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提倡通过翻译外国小说建立“新小说”，小说的翻译高潮自此开始。
陈平原认为大量“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
翻译的外国小说在国内出版，外国小说的思想、内容、结构等启发激励了国内的作者，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譬如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是中国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其作者是鲁迅先生。鲁迅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译作颇丰的翻译家，在创作《狂人日记》前，他已经进行了许多翻译活动，包括与其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这部翻译作品囊括了丹麦、俄国、波兰、希腊等当时较为弱小的民族有关压迫与反抗的作品，谢天振认为这些作品“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对鲁迅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狂人日记》实际上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以日记体为小说行文，以“狂人”的内心独白为写作视角。这种写作手法同传统注重连贯性的创作手法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翻译与创作相互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
此外，现实小说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主流也得益于翻译。林纾曾赞叹狄更斯的写作视角，称其“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人写照”。
这种写作视角激励了中国的创作者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前十年，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品，如茅盾的《蚀》《虹》，叶圣陶的《倪焕之》等，都表现了中国现实社会各个阶层的历史命运及心理、道德、情感变迁。除了主题转向现实主义外，叙事手法也有改变。“在20世纪接触西洋小说前，中国小说基本上采用连续叙述手法”，
但翻译西方的小说后，向西方学习，引入了第一人称以及倒叙等多样的叙事手法。
除了现代小说，白话诗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头戏。中国的传统诗歌注重对仗韵律，形式整齐，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宣扬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倡导新诗运动。胡适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这种打破限制的新诗方法也来源于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形成时期的创作母体”。
例如，泰戈尔的诗歌就对中国的现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这样描写泰戈尔的《飞鸟集》（
Stray Birds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盛况：“大家一齐争着传诵，争着翻译，争着模仿，犹如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得到了一本古典的稿子。”
郭沫若、冰心等人都表示曾受到泰戈尔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少不了翻译的作用。
虽然散文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文学体裁，比如先秦散文，但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现代散文也需要在“抨击传统与借鉴外国中寻找自己的话语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小品文这种随笔式散文是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过来的小品文促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被誉为中国最有灵气的散文家梁遇春翻译了《英国小品文选》，流传较广，梁遇春在翻译的同时，还仔细阅读，对所阅读的散文加注，而后自己创作，其创作的散文“深得英国小品文的精髓”。
作家冯至评价梁遇春所受到的影响是“从英国的散文中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
郁达夫也说，“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的知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消减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并称英国散文的影响“大且深”。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在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被逐渐介绍到中国，引起了近代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的注意。据资料显示，最早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委托胡贻谷所译的《泰西民法治》。
此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们为了保家卫国，掀起了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热潮。
这次翻译热潮中就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详细介绍，增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了解。而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国内的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真理，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宣传、翻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激增。
比如陈独秀在与李大钊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之后的十几年中，《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在中国被反复选择和译介，直到1920年8月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是“最早被完整译入中国的马恩著作”。
再比如，李达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初期翻译了《唯物史观》《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重要著作。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已经比较系统、完整。李伟认为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评价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救亡图存运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而且为中国人带来了全新的文化观念”。
无独有偶，李白玲称“从19世纪晚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段时期的翻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翻译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