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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兴于汉魏，盛于隋唐，延续到宋元，持续约一千年。佛经翻译对中国的宗教体系和思想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儒道出现思想融合与交织的趋势，甚至衍生出完全本土化的佛教新流派——禅宗，而中国的语言、文学、文化更是经由翻译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佛经翻译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关于佛经术语如何翻译的问题，佛经译者们提出了许多见解。道安指出“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鸠摩罗什称“曲从方言，趣不乖本”；玄奘大师提出了著名的“五不翻”原则。他们分别从直译、意译、音译的角度阐释了佛经翻译的观点。
梁启超认为在翻译初期，佛经译者们为使受众更容易了解佛经术语，多用“旧语”（汉语原有词语），而后发现“旧语”不能达新意，因此，许多新词便创造出来。他还总结了佛经翻译的两种主要构词方式，且每种构词方式在数量上都“各以千计”：
方式1：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
方式2：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
当代也有学者指出佛经翻译的五种构词方式：汉词佛意、意译词汇、梵汉合璧词、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成语与熟语。
汉词佛意是指用汉语本有的词汇表示出佛教的义理，如“空”在汉语里指没有内容，如“空无一人”，而在佛典里却是一个标准的哲学概念；意译词汇较多，如“执著”“虚空”“平等”；梵汉合璧词是将梵语和汉语结合产生新词，如“佛法”“佛经”“般若”等；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有“魔鬼”“宝塔”“宝刹”等；源于佛经的成语和熟语也非常多，如“味同嚼蜡”“想入非非”等。
佛经译者运用不同的构词方式创造出了丰富的佛学词语，而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使得佛学用语进入汉语，而且其中有很大比例的词语逐渐成为现代汉语的日常用词。清末编写的《佛教大词典》中收录了三万五千多个常用词汇。词汇的扩大也意味着思想观念的传入。梁启超就指出：“夫语者也，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
“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佛经译者们创造性的翻译也扩大了汉语的词汇量。以“世界”一词为例，其为典型的佛教用语，“世”是指时间，“界”指空间。《楞严经·四》中对“世界”的定义是：“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为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世界”在佛经中主要指时间和方位，但在现代汉语中，“世界”一词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词，用于描述所处的环境，如“美好世界”。除此之外，一些佛教词具有很强的派生能力，形成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复合词汇，如“佛”有“佛门”“佛法”“佛祖”，“魔”有“魔教”“魔头”“魔鬼”“魔掌”等，如此实例比比皆是。中国的汉字极大地吸收了佛教用语，扩大了词汇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经译者们受先秦语言偏于四字词组特点的影响，在翻译佛经典籍时大量使用四言词组，四字一顿，读起来抑扬顿挫。如“作茧自缚”源自《妙法圣念处经》，“随机应变”来自《金光明最胜王经》，还有人们常用的“因果报应”“一生一世”“生老病死”“万劫不复”“五体投地”等。佛经译者们利用并激活了汉语固有的四字格模式，使汉语构词能力大大增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汉语四字格的蓬勃发展”。
当代学者统计过汉语中的四字成语，其中90%以上源于佛教。
佛教翻译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一是四声，二是字母，三是等韵图表。
佛经译者根据梵文字母创造了汉字的拼音方式。据陈寅恪先生说，宫、商、角、徵、羽是中国的本体，平、上、去、入是从西域输入的，入声最易区别，平、上、去三声分别是由于当时佛教徒转读佛经三声，与印度古《声明论》的三声（svara）相符，和入声相配，便成为四声了。
在语法方面，佛经翻译使用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以及解释句，例如“如是我闻”，句子顺序本来应该是“我闻如是”。鸠摩罗什以倒装的方式翻译之后，很多佛经译者（包括玄奘）都延续了这种译法，使“如是我闻”成为佛经译本的惯用开篇语。
在文体方面，由于佛经讲求思想的普及性，使用了一种散文和韵文交错使用的口语化文体。这种文体讲求句子的节拍字数，不像传统韵文那样要求押韵严谨，译经者选择用句子字数整齐来替代句末押韵，形成了不押韵的韵文，有较强的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在佛教中称为“变文”，即把佛经内容演化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辞。变文随着佛经的普及而流行，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奠定了文体基础。变文是一种朴实平易的口语文体，这与当时流行的注重对仗工整和声律铿锵的骈俪化文体不同。胡适评价佛教典籍翻译“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
由此可见，佛经翻译推动了汉语朝着口语化方向发展。
历代的佛经译者不但追求佛经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而且注重翻译的文学性。鸠摩罗什曾将缺乏文藻的译文比作“嚼饭与人”：“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哕也。”
可能正是由于鸠摩罗什注重译本语言的文学性，他翻译的《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为流传最广的佛经译本。佛经译本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的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小说和戏曲、戏剧等文学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兴盛，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涉及神鬼灵怪、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里面的内容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指出：“助六朝志人志怪思想发展的便是印度思想的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佛经很多，而同时鬼怪奇异之说杂出，所以当是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发达起来。”
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就是受到佛经翻译影响的典型代表。不仅小说的主线围绕着佛教的传播，主要人物和故事也基本取材于佛经。我国学者胡适认为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孙悟空的神猴形象与印度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红楼梦》也体现了很深的佛家观念，小说中多处直接引用佛教偈语，如惜春听到妙玉中邪后，“便口占一偈云：大造本无方，云何得应往，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随着佛教的普及，中国很多文学即使不直接取材于佛教，也或多或少带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教观念，如明代著名的传奇小说《三言二拍》里有很多篇提到“因果报应”。可以说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题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唐传奇被认为是中国白话小说的基础，而据很多学者考证，佛经译本不但影响了唐传奇的内容，还影响了唐传奇的文学结构。
季羡林先生曾对比考察王度的《古镜记》和汉译本《六度集经》，认为《古镜记》以一面古镜为线索，叙述了几个毫不相干的故事，这种文学结构不是中国的文学传统，而与印度文学《五卷书》和汉译佛经《六度集经》极其相似。
佛经翻译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学语言产生很大影响，一方面归功于佛经原文独特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则归功于译者译笔的文学性。例如，《佛本行赞经》的原文用韵文叙述了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不但情节生动，文字优美，还运用了多种文学技巧，被视为印度古典梵语最优美的叙事长诗。僧人昙无谶用五言无韵诗体将该经译出，成为当时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首长诗。译本一经问世，众教徒争相传阅，众多文人雅士也爱不释手。梁启超曾这样评价此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尤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
中国诗歌评论和其他文论都采用了很多佛经语言，如我国文论史上的诗论专著《诗式》中所用的很多语言，简直就是佛经语言：“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精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
此外，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和文学家都受到了佛经的影响，很多诗歌都体现了佛学思想，比如说王维的名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体现了一种清净、空寂的佛学理念，佛经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