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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存着不同的民族，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人类为了相互往来、交流情感、贸易通商等，便产生了翻译的需求。毫无例外，中国是多民族融合的大国，长期以来，内部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对外与不同国家的交往自然少不了翻译。最早的翻译究竟从何时开始呢？有学者称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因资料缺失，此论述尚无法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翻译的历史极为悠久。追溯翻译史，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而夏商两代的现存史料也失之过简，周代起才有更为明确的记载。周代民族甚多，语言不一，不同民族相互交流时，翻译不可或缺。《周礼》和《礼记》两书里就有关于周代翻译官职的记载：
《周礼·秋官》：“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周代就已设置翻译官职，并且不同的地方对翻译官的称谓也各不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有史料记载的翻译活动至少距今三千余年。而自周代以后，不同民族间为了贸易往来和相互交流之便，翻译活动越加频繁，翻译规模也不断扩大。比如到了唐代，佛经翻译激增，出现很多由高僧主持的大规模译经场；再如近代，诸多译书局、报刊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翻译活动之频繁，翻译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纵观中国翻译史，虽然翻译活动纷繁复杂，但不同时期亦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据此，不同翻译史研究学者划分方法不同，将中国的翻译活动分为四大潮、五大潮、六大潮，甚至更多。郭沫若将中国的翻译史分为佛经翻译、《圣经》汉译、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四大潮分别是指东汉至唐宋时期、明清两代、鸦片战争时期至“五四运动”前后以及改革开放至今这四个时期。五大潮是指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70年代至今在各个领域全面繁荣阶段的翻译。辜正坤则首先把中国的翻译分为近西翻译和远西翻译。近西是指离中国较近的西方，主要指印度，人们耳熟能详的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中所指的“西天”就是印度；远西指的是美国、英国，尤其是西欧诸国。
近西的翻译大潮主要是指兴于汉魏，盛于隋唐，延续到宋元的佛经翻译；而远西翻译又分为五大潮，分别是指1840年到1911年、1911年至1949年、1949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77年、1978年至1998年这五个时期。
翻译大潮分类方式虽各不相同，但也大同小异，笔者认为中国的翻译可大致分为六大潮，依次为东汉至北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献翻译和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文献翻译，本小节将对中国翻译发展历程作简单介绍。
第一大潮主要是指兴盛于东汉至北宋的佛经翻译。一般认为最早译入中国的佛经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口授的《浮屠经》。
马祖毅认为，自此，佛经翻译开始进入中国。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到唐代极盛，而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代则已经进入尾声。
佛经译者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西方来中国的僧侣。据统计，从东汉到南宋的三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僧侣有六十人之多。
另一类是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侣。据文献记载，从公元260年到751年，西去取经的中国僧侣约计一百零五人。著名佛经译者主要有安世高、支谦、鸠摩罗什、玄奘。
安世高，西域安息人，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进入洛阳，此后二十余年翻译了各种经论。有学者统计，安世高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包含《安般守意经》《人生欲本经》《道地经》等，开后世禅学之源。
南朝梁僧慧皎在其《高僧传》中盛赞安世高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支谦，月支人，从公元222年到254年共译经二十九部，支谦的翻译讲究文丽简略，符合当时中国对语言的审美要求，而其开创的译风对于佛教普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支谦还提出了著名的翻译理论，如其在《法句经序》中强调的“文质并举”。
鸠摩罗什，著名的译经大师，于公元401年抵达长安，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他共翻译佛经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大智度论》等。
马祖毅认为，鸠摩罗什通过近四百卷佛教典籍的传播和翻译，首次把印度佛学的真实情况介绍到了中国，对六朝时中国佛学的繁荣以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译者就是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曾西去印度，学成后回到长安，从事佛经翻译。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五十五卷，包括《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除译著颇丰外，玄奘还提出了翻译理论，如著名的“五不翻”原则。他善于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译文质量极高，其佛经翻译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佛经翻译历时千年，翻译典籍众多，对当代中国影响巨大，尤其是在词汇语言、汉语音韵、文学发展等方面。佛经翻译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将在本讲第二节详述。
第二大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明末清初，欧洲各国正值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科学体系逐渐形成，欧洲国家为宣传宗教，派遣诸多传教士来华传播教义。传教士们大多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方式，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
此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中国士大夫们也自觉成为西方科技翻译的拥护者。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几乎全是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完成的。著名译者主要有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等传教士和徐光启、李之藻、焦勖等中国士大夫。
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被梁启超称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与李之藻编译的《同文算指》则是我国汉译的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这些译作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利玛窦的学生熊三拔与徐光启编译了《泰西水法》。此书不仅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洋农田水利技术专书，还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洋技术著作。
汤若望与焦勖合作编译了《火攻挈要》，在鸦片战争前后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再度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推动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三大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派遣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生活学习后，认识到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不在于舰船大炮，而在于西方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便对西方的政治、法律、教育和历史等产生了兴趣。将西方先进的政治观念、人权意识等输入中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翻译，因此，有学识的青年纷纷开始翻译，自此掀起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与文学的翻译大潮。
谢天振认为有三件大事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的序幕。
第一件事是梁启超发表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一篇序言——《译印政治小说序》。梁启超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梁启超认为政治小说对于国家的强盛非常重要，因此主张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开启民智。此篇序言发表后，不仅引发了政治小说翻译热，而且文艺小说翻译规模更为壮观。第二件事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并在序言里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第三件事是林纾与王寿昌合作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该书一经出版便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作品的偏见。据统计，1902年至1918年，中国出版翻译小说多达4362种。
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作品被大量引进，对中国社会思想变革、道德观念转变以及文学发展都产生了剧烈影响。
第四大潮是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学翻译。“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期间，先后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内战，社会局势动荡不安，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发展较之其他时期略显缓慢。然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翻译活动异常活跃。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八项文学改良意见。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些主张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幕。中国的文学和文学语言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白话文代替了几千年来的文言文，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语言；白话文学开始代替传统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流。
中国文学开始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这与当时的翻译活动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后，各种进步报刊纷纷出现，刊登翻译作品，当时的所有主要作家几乎都参与过翻译活动，产生了许多著名的译作，也为作家本人的创作提供了文学题材和灵感。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共出现文学社团40多个，文学刊物50余种，而到了1925年文学社团和刊物都剧增到100多个。这些文学社团中的成员如胡适、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也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活跃的译者。
这些兼有译者身份的作家进行了大量的翻译活动，提出了各自的翻译思想。伴随着文学界的改变，一些翻译家对翻译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切磋，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
第五大潮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文献翻译。新中国建立之初百业待兴，因为外交工作的开展，对翻译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同时，新中国政府迫切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政治文献的翻译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新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著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著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著作”，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这一时期，一大批人力都投入到了这项浩大工程之中。“中央编译局迅速组织人力，大规模编译马恩列斯著作”，不少“红色作品”随之诞生，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在“红色作品”译介方面，著名的翻译家有郭大力（翻译了《资本论》《国富论》等经典作品）、陈昌浩（组织和领导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作品）、张仲实（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作品曾获毛主席高度赞扬）等人。时至今日，这些翻译家的作品仍然堪称经典并广为流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政治局势严峻，及时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到全世界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外交文件一般由外交部负责翻译，而政治和理论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则由国际新闻局的编撰处（外文出版社的前身）负责。《共同纲领》和毛泽东的一些文章都是新中国最早的译作。中央政府于1961年12月组织成立了第一个中译外常设机构——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开始系统、有计划地翻译《毛泽东选集》。四卷选集的翻译工程历时16年之久，为此，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领导小组。这一大型中译外工程包括东语、西语两大翻译团队，涉及语种达30多种。除了120多人的翻译班子之外，还成立了一个由20多位国内著名学者组成的翻译注释组，负责为正文加注和各类答疑工作。另外，中央大部分直属单位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对外翻译工作。可以说，《毛泽东选集》翻译工程的规模之大、级别之高、组织之严，是中国翻译史上史无前例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以及党和人大会议期间发表的某些政治文件的翻译更是此类精品。借助政治文献外译，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程与成果、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效与经验，准确而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拓宽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六大潮是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文献翻译。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成为头等大事，一切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为实用文献翻译的繁荣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实用文献翻译对推动经济发展也功不可没。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中国产品走出去，抑或向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验，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翻译。马祖毅在《中国翻译通史》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改变了只有少数中央级出版社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的局面，全国各大学、专业和地方出版社都开始出版外国学术译著。据不完全统计，在1978年至1990年这十二年中，全国翻译出版的著作多达28 500种。”
翻译内容也涉及多个学科，如西方经济学（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的《改造传统的农业》和《人口质量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中西方著名论著先后译出。实用文献的翻译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
从上述翻译大潮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悠久的翻译活动推动了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本讲笔者将从中选取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重要翻译活动进行重点分析，而关于中国翻译不同阶段翻译理论的发展，将在第六讲和第七讲中详述。本讲将聚焦于佛经翻译、科技翻译、社会文学翻译和实用文献翻译这些重要的翻译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