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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宝贵财富。没有语言，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文明。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具有语言能力；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离不开语言。但是，语言到底是什么？学者们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认为：“从真正的本质上来看，语言是一件持久的事物，在每一个瞬间都稍纵即逝，即使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的，也只是不完整的、木乃伊式的东西，只在描述当前话语时才重新需要。语言本身绝非产品，而是一个活动过程……把语言表述为‘精神作品’这个术语完全正确，非常充分，因为这里所说的‘精神’只是指、而且只能理解为一个活动过程。”
上述定义指出了语言是动态的。
目前对语言本质的比较认同的一种解释为：“语言是用于人类交际的一种任意的、口语的符号系统。”（A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arbitrary vocal symbols by means of which a social group cooperates.） (2)
“系统”（system）完整、严密的组织结构，内部的成分可以任意增减或者更换。正因为这种系统性，语言才能利用有限的手段来表达无限的内容。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规则都是有限的，但是所组成的句子却是无限的。“任意性”（arbitrariness）就是说词汇与它们所代表的客观实体或者抽象概念之间没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为什么“妈妈”代表生育自己的女性，“笔”代表用来书写的工具，这其中没有任何道理，这种指称关系是约定俗成的。汉语把生育自己的女性称作“妈妈”，而英语则是mother。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叫法，所以没有什么道理。语言的根本渠道是口语，文字是辅助手段。从历史上看，人类是先有了口头语言，很久之后才出现了文字形式。文字只不过是口头语言的记录罢了。从儿童语言的发展上看，儿童首先学会的是口头语言，然后才有可能学习读和写。“符号”是说语音或者文字只是一种象征，本身没有实际价值，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语言的任意性。
学界对语言本质的认识莫衷一是，对语言功能的看法也是层出不穷。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像任何符号系统一样，语言首先用于交流。虽然许多人认为交流的目的是有所指的，但雅各布森（以及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者）认为，有所指并非唯一的，甚至并非基本的交流目的。在其名篇《语言学与诗学》（Linguistics and Poetics）中，雅各布森阐明了任何言语活动的六个基本要素，即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语码、接触。以这六个关键要素为基础，雅各布森建立了著名的语言功能框架，即有所指（传达消息和信息）、有诗意（沉迷于语言本身）、有情感（表达态度、感情和情绪）、有意图（通过命令和恳求来说服和影响他人）、有寒暄（与他人建立关系）及元语言功能（解释意图、单词和意义）。这些功能与语境、信息、说话者、受话者、接触和语码这些交流要素一一对应。
而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提出了元功能理论（metafunction theory），他认为语言有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构造了经验模型和逻辑关系，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建立了社会关系，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造就了语境的重要性。韩礼德认为语言具有工具性、规则性、写实性、互动性、个体性、启发性及独创性。虽然不同的分类方法采用了不同的范畴，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所有分类在语言的基本功能上大体相同。韩礼德对语言基本功能的分类如下所示：
大多数人都认为，信息功能显然是语言的主要作用。语言是人思考的工具，人们常常感到需要表达出他们的思想，比如研究数学问题时。另外，用语言来记录事实是社会得以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可见信息功能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功能。
到目前为止，语言最重要的社会学应用是其人际功能，人们以此建立和维护他们的社会地位。在功能语法的框架内，这一功能与说话者和受话者在交谈情境中的沟通有关，与说话者对其所说或所写的态度有关。例如，人们称呼他人或指代自己的方式（如亲爱的先生、尊敬的教授、约翰尼、您诚挚的、您忠顺的仆人）显示出各种人际关系等级。
语言被用来建立和维持社会规则，通过此功能，各社会团体之间得以划定边界，个性得以区分。
人际功能是相当广泛的范畴，以至于它常常被归入下列其他各种术语进行讨论，比如语言的行事功能、情感功能、表达和交际功能，但这些术语似乎强调的是人际功能的不同方面。
这一概念源于以约翰·奥斯汀和约翰·塞尔（John Searle）为代表的语言哲学研究，他们的理论后来成为语用学的支柱。
语言的行事功能基本用于改变人们社会地位的场合，如结婚仪式、宣判罪犯、孩子的祷告、起航仪式上为轮船命名，以及对敌人的诅咒。这种在行事言语行为中所用的语言通常很正式，甚至是仪式化的。
行事功能可以扩展到对现实的控制，如有些魔法或宗教场合。例如，在汉语中当有人打破一只碗或盘子的时候，主人或在场的人可能会说 sui sui ping an （岁岁平安），作为一种控制某些力量的方法，信徒们觉得这种力量可能与他们的生命相关联。
根据一些调查，虽然大多数语言使用中都会传达一些信息，但信息传达在言语交流中所占比例或许不超过20%。情感功能是最有感染力的语言应用之一，因为它对于改变持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受众的情感状况十分重要。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认为，它是一种消除压力状态下紧张情绪的方式，例如脏话、下流话、对美的艺术或景色的情不自禁的赞美，以及习用的单词或短语，例如天哪（God）、哎呀（My）、该死的（Damn it）、好一派景象（What a sight）、哇（Wow）、呸（Ugh）、哎哟（Ow）……
情感功能也被归入表达功能加以讨论。表达功能常常是完全个人的，压根没有与他人交流的意思。例如，当锤子打了指甲时，一个人可能“哎哟”（Ouch）一声，或者忘了赴约时，可能自言自语地说“该死”（Damn）。有些感叹词，比如天哪（Man!）、好家伙（Oh boy!）、万岁（And hurrah!）通常脱口而出，并无任何与他人交流的目的，但这是人们自身感情必要的言语反应。这些表达也可能是一群人共同的反应，他们支持彼此的语言以显示群体的团结。
寒暄交谈这个术语源于马利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民语言的功能研究。它指的是语言的社会交际。比如：
P夫人喷嚏打得厉害。（Mrs. P sneezes violently.）
Q夫人：保重。（Bless you.）
P夫人：谢谢。（Thank you.）
我们都用这些似乎没有意义的只言片语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涉及任何实际的内容。礼节性地交谈健康或天气话题，比如早上好（Good morning）、上帝保佑你（God bless you）、好天气（Nice day），常常谈的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然而它们却表明，如有需要，交流的途径是开放的。至于寒暄交谈的话题，不同的文化也不一样。戴维·克里斯特尔认为，天气并非普遍的交谈话题，因为英国人可能喜欢思考。隆地（Rundi）女人（在布隆迪，中非）告辞时，习惯礼貌地说：“我得回家了，不然我丈夫会打我的。”（I must go home now, or my husband will beat me.）一般而言，这一功能有助于确定和维持人际关系，比如俚语、玩笑、行话、礼节性的交谈、换用社会或地区方言。如果我们要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友好地交流，就必须学会大量此类用语。
语言的娱乐功能常常被忽视，因为人们误以为它似乎颇受到目的和用途的限制。但是，没有谁否认语言纯粹用来娱乐的作用，比如婴儿发出咿呀声，或吟唱者唱圣歌。在拉丁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一些地区，歌咏比赛流传甚广，比赛中通常一位歌者唱头几句，然后对手应战接唱后面的内容，或者回应一首节奏和韵律相似的歌曲。这种歌咏比赛可能长达几个小时，而且纯粹是为了享受语言的乐趣而举办的。
如果观察孩子们玩耍，你会发现声音的力量。有时游戏中没什么意义的歌词甚至也有娱乐功能：重复的节奏帮助控制游戏，孩子们从中获得简单而巨大的快乐。成年人也有其纯粹欣赏语言的方式，例如，写诗给予他们享受语言之美的乐趣。这与雅各布森的诗学功能十分相近。
我们的语言可用来讨论其自身。例如，可用“书”（book）一字来指一本书，也可以用“书这个字”（the word “book”）来描述语言符号“书”本身。任何文章要组织成连贯的整体，作者要使用一些表达方法以便让读者了解他们在哪里、要去哪里。例如，他们不说“狮子吃掉了那头独角兽，跑遍了全镇”（The lion ate the unicorn all around the town），而说“跑遍了全镇，狮子吃掉了那头独角兽”（All around the town the lion ate the unicorn）。顺序的变化改变了我们审视句子的角度，这就是语言的元语言功能。
这使语言具有无限的自我反身性：我们人类可以就“讨论”一词展开讨论，就“思考”一词进行思考，因此，只有人类会追问“交流”是什么意思，“思考”是什么意思，“人类”是什么意思。
语言在人类社会的交往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它也并非尽善尽美、无所不能地为人所用，它自身也存在着诸多局限。索绪尔在其巨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就曾提出“在任何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
语言的局限性问题可以说自语言产生之时便存在了。人们在借助语言表达情感、阐发事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时，便不断地感叹语言的“不能”和“缺憾”。古往今来，这样的感叹和认识并不少见。一些思想家、哲学家还对此形成了较为深邃的理性认识和辩证的语言观。
在我国古代，道家创始人老子曾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意思是说，可以说出来的“道”已不是客观世界中的“道”，可以叫出来的“名”，已不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名”。在老子看来，真正的“道”和“名”是不能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达的。这里，老子显然意识到语言与事物、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
孔子认为语言是不能完全尽意的，要想尽意，需要借助其他中介来完成。书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在这里，孔子清楚地提出了“言不尽意”这一语言局限。
西方对于语言的局限和困境问题的认识也非常多。早在古希腊时期，有“西方哲学之父”之称的柏拉图就对语言的表达困境有所认识，他说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语言是一种粗劣的工具。所以，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把他的理性所体会到的东西付之于语言，特别是不会写成固定的文字形式”。
作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一代宗师，洛克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中谈到，语言的缺陷在于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意义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意义的含混，影响观念的交流，有碍于实现语言作为记载思想和传达观念的工具的目的，因而常常引起语言的误用。法国哲学泰斗伏尔泰在谈到语言的表现功能时说：“世上不存在能够表达我们所有观念和所有感受的完美的语言。”
洪堡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同事物生活在一起，他主要按照语言传递事物的方式生活，而因为人的感知和行为受制于他自己的表象，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去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束缚。”
一门语言所蕴含的结构和功能对人的精神有着很大的影响。语言的结构决定着人们的认识，也就是说“语言内蕴形式”决定着人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图景，世界已并非原初自在的、纯粹的物理世界，它已经被“语言内蕴形式”过滤了一遍，也就是说我们所能感知到的世界是语言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不同语言展现出来的世界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在语言对世界范畴的切割上，还是在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上，每种语言表现各异，从而人们透过语言的“有色眼镜”得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因此，洪堡说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世界观。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在洪堡等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语言决定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所生活的世界受到语言支配的观点，由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进一步发展论证：“背景性的语言系统（即语法）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现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人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被用来分析自己的种种印象、综合大脑中的一切东西。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过程，而是某种语法的一部分。语法不同，形成过程也不一样，有的区别很大，有的区别甚微。我们都按自己本族语所规定的框架去解剖大自然。我们在自然现象中分辨出来的范畴和种类并不是因为它们用眼睛瞪着每一个观察者才被发现在那里。恰恰相反，展示给我们的客观世界是个万花筒，是变化无穷的印象，必须由我们的大脑去组织这些印象，主要是用大脑中的语言系统去组织。我们之所以按照一定的方式解剖自然界，把它组织成许多概念，并赋予特定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同意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自然界。这项协议适用于我们的整个语言社团，并用我们的语言模式固定下来。当然，这项协议是隐含的，并没有言明，但协议上的条款绝对是强制性的。如果不按协议的规定去组织材料或进行分类，就无法开口说话。” (7)
这种观点又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核心在于探讨语言对思维、文化是否具有决定作用。沃尔夫指出使用完全不同的语法的人会被自己所掌握的语法结构束缚住，从而导致具有不同语言的人会对表面相同的事物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产生迥异的评论。同时，从观察者来说，持有不同语言的观察者不可能是相同的，因为语言结构就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比如说爱斯基摩人对于雪的表达有一百多种，正是其生活的环境使得爱斯基摩人对于雪的区分非常细致。
语言既具有共同性，也存在差异。中西方的语言也是千差万别。一般认为西方的语言是线性的，符号的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如“树”和生活中的树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如莎士比亚的名句：A rose by any name smells sweet．（玫瑰易名，芳香如故。）而汉语则为象形文字，形和义是紧密相关的，如“日”“月”“山”等。对于“义”与“音”之间的关系，学者辜正坤指出了音义同构的现象，他认为“许多汉语单字的发音与其所代表的含义具有某种契合。就是凡意义相对昂扬奋发、时空关系及含义指向都呈正向扩张型的字，其读音多响亮厚壮，双唇发其音时的开口度都相对较大；反之，凡意思相对收缩、压抑、呈负向退降的字，其读音多沉钝、拘谨，发音时双唇开口度都相对较小”。
他把前者称为“阳性字”，后者称为“阴性字”。比如“刚”“阳”“欢”“天”为阳性字，而对应的“柔”“阴”“悲”“地”为阴性字。从一定意义上否定了语言的任意性。
语言文字任意性不符合汉语特点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大学者王安石。他在1076年就提出，字形、字音都是符合天地万物之理的，汉字“其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其形之横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皆有义，皆本于自然，非人私智所能为也”。
用当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指语言文字最初的产生发展有它自身演变发展的规律，不是某些人自己想怎么改变就怎么改变的。王安石的观点暗寓音义同构、合于自然之道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