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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典籍”一词在人们的使用过程当中生成了不同的意义。《孟子·告子下》说：“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汉代赵岐给这里的“典籍”作注：“谓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实则就是关于先祖法度的文字记载。典籍亦泛指古今图书。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开元中，定四部目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汉以来，典籍之大数也。”而《尚书序》称：“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后汉书·崔寔传》说寔“少沈静，好典籍”。显然这几处“典籍”就是指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之意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对“典籍”一词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令、制度的重要文献，泛指古代图书。”
典籍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现在可以用来指一个民族历史上所有的文化精华。典籍因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必然成为人类的共有财产，而典籍要突破时空局限，必然需要借助翻译。
世界各国的文化典籍在精神、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具有很高的价值，涵盖丰富的文化信息，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中最先进和最核心的部分。从古至今，中西方各国的典籍翻译活动都加深了国家或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为不同文化寻找共性、凸显个性提供了重要契机。
古罗马对希腊典籍的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整个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翻译对象多侧重戏剧和史诗，形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文化翻译传统；而罗马帝国时期的翻译对象则多为哲学和宗教，后来就形成了西方翻译史上的《圣经》翻译传统。而且，罗马帝国时期的翻译思想后来成为整个西方翻译思想史的源头，罗马人也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发明者。
文艺复兴首先兴起于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口号，掀起了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发展高潮。大量古希腊和罗马的典籍被重新发现，并被翻译成欧洲各民族语言，且翻译的种类十分丰富，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诗歌、医学、农学、数学及占星术等。
17世纪至19世纪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形成期。在这个过程中，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的交流，加之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欧洲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互译逐渐成为主流。而拉丁文的古典作品翻译和《圣经》翻译则构成了整个欧洲近代三百年翻译史的另一条发展线索。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列强依靠军事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一些先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中国不仅仅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而且社会观念陈旧。翻译作为一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手段，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早期的自然科学著作，也将政治、经济、法律等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纳入其中。严复是当时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译者之一，其著述贡献巨大，影响深远。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被引入中国也是在清末民初，不过它只是作为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被引入；“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其著作译介明显增多。新中国成立之后则是马列著作翻译的高峰期。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经历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具规模，到新中国成立后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体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契合以及政治阵营的归属，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空前密切的文学交流，无论是从译作数量还是从影响上看，都绝无仅有。俄苏文学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也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
改革开放不仅为经济发展插上了翅膀，也开拓了国人的思想领域，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尤其是以胡塞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尼采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几股思潮，通过译介传入中国，新的价值观念对中国读者影响巨大。
中国典籍的翻译外传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是汉文佛教典籍的梵文和突厥文翻译，但当时的翻译和流传范围仅限于东方。西方各国对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的翻译则始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最早来华从事中国古典文献西译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就曾将《大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拉丁文。
从19世纪起，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华居住的外国人数量增加。为了给这些外国人提供语言学习材料和娱乐性读物，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开始被翻译为西方语言，流通范围也主要限于在华殖民圈。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权威汉学家多对儒家经典和古典诗词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翻译，而他们对叙事类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成名已久的元明小说和戏剧。一些外交官、海关职员及洋行职员翻译时则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多选择当时最为流行的白话叙事作品。
自20世纪初，汉籍外译的中心逐渐从在华殖民圈转移到欧美本土，英美两国尤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大概有20多年的时间，中国题材的读物在英美畅销书市场颇占一席之地。以此为契机，自由度较大的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改写也纷纷出现，并成功融入了英美本土的文化市场。这些译本所针对的是英美本土的普通读者，具有明显的市场化倾向。由于译文简单易懂，在普通读者中反响较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学术机构的激增和市场需求的减少，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从市场化倾向极为明显的阶段进入了高度学术化的阶段。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忠实于原著的“全译本”纷纷出现，取代了市场上现存的全译本。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译著，当代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将这一时期称为“全译时代”（the age of total translation）。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中，西方汉学家，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在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方面进步惊人，但是，中国典籍全译本的读者往往局限于汉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很少引起主流文学评论家的兴趣。
中国典籍集中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道德和知识底蕴，典籍外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外译是弘扬中国文化、实现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
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和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及其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贡献很大：不仅帮助世界了解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且影响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发展。
美国学者顾立雅（H. G. Creel）教授在著名专著《孔子与中国之道》（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一书的第十五章中，用全章的篇幅来论述他对“孔子学说与西方民主主义”的看法，指出孔子思想在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影响了当时欧洲的启蒙学者伏尔泰等。顾立雅还认为，法国革命和德、英等国的政治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儒学从欧洲传到美国，美国的民主政治也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而且由西方汉学家和海内外华人学者译介的《论语》对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解救的方法，尤其是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了指南。因为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人文关怀的饥渴，就连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呼吁要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所以，儒学在当今世界对西方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
《论语》译者，尤其是西方译者对《论语》及其他中国典籍的翻译过程中，也有改造中国文化的现象。著名《论语》译者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其译本前言中指出，所有英语作家都背负着来自源于西方哲学和宗教信仰里的先入之见的沉重包袱。美籍汉学家安乐哲认为，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的了解方式存在致命的缺陷。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是将中国哲学置于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中国典籍外译研究者包通法也指出，西方学者在翻译中国典籍时，总是以西方文化预设的文化经验实践西方“归化”，用西方哲学界现存的语料“格义”中国哲学典籍，使用浸透了西方哲学理念“二元对立”的思辨形式和语料来翻译具有汉文化特有思辨观的传统典籍文本和核心术语。
也有一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儒家经典进行翻译和研究，通过译作和著作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比如利玛窦认为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意思是“向鬼神祈祷以不获罪于天（即上帝）”。
因此，跨文化交际时，对原文的曲解，甚至误解，或者译文偏颇不当都会给文化交流带来不利的影响。
英国学者葛瑞汉（A. C. Graham）宣称：“中国典籍由中国人翻译是不明智的，因为多数情况下，翻译应当由目的语母语者承担。”（“…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 since there are few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 not out of,one's own language.”）然而，英美人士翻译中国典籍，问题也很多：误解、扭曲和勉强现象较多。许渊冲说：“不少人认为中诗英译，应该是英美汉学家的事，因为他们的表达能力更强；但是外国学者对中文的理解却可能不如中国学者，所以最好是中外学者合译。但是在翻译某些典籍时，外国学者翻译的和中外合作的译文读起来却都不如一个中国译者的译文，这就说明翻译的关键在于译者的理解力。如果中国译者对汉诗的理解足够深，又有足够的能力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那就可能译得比英美译者，甚至比中外学者合译的作品更好。”
许先生还指出，英美译者的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西方文化的精神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导致译文的变形变味。因此，典籍翻译过程中，表达很重要，理解更重要。由受过中西方文化熏陶的国人翻译典籍，方能更好地保持民族本色，将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呈现给世界。余光中先生指出：“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达能力，当无往不利。”
在新近中西交流和对话中，除了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
Orientalism
）一书所揭示的西方对于文化他者（东方）的支配和误读依然存在以外，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危险的倾向，也就是达乐麦耶（Dallmayr）所谓的消除差异（flattening out of difference），即在翻译中用译入语中熟悉自然的东西来代替原语中感觉陌生怪异的东西，以产生通顺畅达的文本并取悦读者。而葛浩文指出，翻译的作用之一就是从译语文化引进新思想，而这必须依赖新的语言加以表达，如果总是用熟悉的语句来代替陌生的概念，则只能永远在旧的思维里打转。以韦努蒂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批判了长期以来盛行的流利、自然、透明的归化翻译策略，提倡保持异国情调、尊重差异的异化翻译方法，认为在译语中采取异化翻译在今天特别重要：它是对当今世界事务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异化策略也被韦努蒂称作“抵抗”（resistancy），是一种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意在通过突显原文的异质性文化，并保护其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而我们最需要的是理解异质文化的细微和差别之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具有这些文化传统的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沟通和交流。然而中国典籍最常见和最容易的英译方法是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中寻找对应词，并用地道流畅的英语来表达中文的意义。译者根据自己的文化兴趣和经验，并参照字典和参考书的解释，就可以确定某一个中文词语应该对应成什么英语表达法。如“神”有的时候是指human spirituality，有时候是指divinity；“心”在有的上下文里是heart，在别的上下文里是mind。这种翻译方法表面上很自然顺畅，但是实际上经常抹杀了中国典籍里包含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特色，把中国哲学和文化里独特的东西对应成西方人熟悉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采取合适的方法来弘扬中国文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中式英语”的表达法也慢慢得到承认，如long time no see现在也有不少英美人士使用。再如《毛泽东选集》中的成语“吃一堑，长一智”，钱钟书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英语短语。
那么典籍翻译有什么策略呢？有学者提倡异化或直译的策略，其方法有以下几种：
玄奘大师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其实就是用音译，印度教中的karma（羯磨、业）概念就是通过音译直接进入英语的。例如“儒”这个概念，现在很多学者倾向于用音译Ru，认为它比Confucianism更能全面准确地传达儒学的真谛，由此还派生出“儒家”Ruist和“儒学”Ruism。又如“仁、道、礼、天”可以分别音译成ren、dao、li、tian。其实像“阴”yin、“阳”yang、“风水”feng shui、“功夫”kung fu、“磕头”kowtow、“麻将”mahjong、“关系”guanxi等中国特色文化词的音译已被英语界接受并收入英语辞典。当然，这种音译一般涉及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词，通常要在导语或前言中进行评述或在译文中加以注释。这种方式似乎显得有些偷懒，对读者的要求也更高，但是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保留原语的文化特色，给读者留下更加生动鲜明的印象。以“礼”为例，其英语对应词ritual的含义狭窄而限定，而音译li却包含多种内涵和解释。中国典籍外译时采用音译来处理中国文化特色词并不意味着英语或其他西方语言的贫乏；相反，这在某些方面是丰富这些语言的一种尝试，毕竟某种特别的思想需要有特别的词汇来表达。当然，这种音译法不可滥用，主要是用于翻译少数内涵深刻但是实在难以转译（如“阴阳”）、意义模糊，或有争议的重要术语。
如“正得失”对应成to correct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又如庞德译《论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He said：Aroused by the Odes. Established by the rites. Brought into perfect focus by music．严格遵照原文句法，主语和系动词全部省略。
孔子的英文说法Confucius就是耶稣会士按照中文“孔夫子”的拉丁文创译的，而Confucianism一词是在19世纪创造出来并由理雅各（James Legge）引入英语的。另外，利玛窦还率先使用letterati来代指“儒士”，该词后来变成literati进入英语。许渊冲的《论语》翻译中就借用钱钟书创造的新词intelligentleman来指“君子”。美国汉学家魏鲁南（James Ware）把“仁”译为manhood-at-its-best，也不失为创译的一个较好例子。
典籍翻译并无绝对的模式，译者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足够的文化涵养，而后再活用翻译策略。翻译看似是一种文字转换技术，实则是一种文化修养的积淀与外化。
本讲思考题
1. 请简洁形象地描述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2. 请谈谈文化转向的优缺点。
3. 试概括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
4. 请用一个文化内涵词及其翻译来说明中西文化差异。
5. 你认为应该如何翻译文化意象？为什么？
6. 举例分析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中的得与失。
7. 如何看待文化典籍中的音译现象与造词现象？
8. 简论文化专业词翻译的策略。
(18)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 London & New York: Printer Publishers, 1995, 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