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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译者认为，翻译中的真正困难不在于语法或者句子结构，而是来自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所造成的语言活动的负迁移。译者必须了解中西方文化渊源及其造成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的鸿沟，准确表达出原文所承载的思想和含义。
西方文化主要受希伯来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希伯来人本是闪族的一支，起初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曾三次大规模地向漠北迁移，在迁移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具有开放性与批判性，敢于探索，崇尚理性，排斥原欲，崇尚博爱与自我牺牲。希伯来人创立的犹太教对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希腊罗马文化堪称欧洲文化的摇篮。古希腊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古希腊人多为商人、殖民者和海盗，故而古希腊人多向往自然，富于想象力，崇尚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追求现世、注重独立和强调个性的价值观。说到罗马的文化，它基本源于希腊，但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重大贡献。质朴浑厚、讲究实效的民族特性，崇尚美德、忠勇卫国、甘于牺牲的爱国精神，严明纪律、注重秩序的法治观念，罗马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
基督教的教义主要是Faith（忠经）、Creed（信经）、Confession（诚经）和Love（爱经）。其中，忠经强调上帝的永恒存在，信徒要遵从上帝的旨意；信经教化信徒要相信上帝无所不能；诚经告诫信徒要坦诚向上帝认罪；爱经教化信徒要真爱上帝，爱人爱己。
西方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自由、平等、科学”为核心的功利性价值体系：强调个人本位，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发展，崇尚人与自然对立的理性精神。
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沿河区域，居所固定，主要从事农业耕作，长期沉淀形成了以农耕为特色的文化风俗体系。农耕文化将各类宗教文化和儒家文化集合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哲学、语言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规范等。
佛教的四圣谛对中国人的信仰和思想影响最大，它们分别是：苦谛（Dukkha sacca: the noble truth of suffering），指万物众生的生死轮回充满了痛苦、烦恼；集谛（Samudaya sacca: the noble truth of the origin of suffering），指造成众生痛苦的根源是欲望；灭谛（Nirodha sacca: the noble truth of extinction of suffering），指消除世间众生痛苦的途径是放弃欲望；道谛（Magga sacca: the noble truth that leads to the extinction of suffering），指通向寂灭的道路。人们消除欲望，最终脱离苦海，到达极乐的境界。
佛教的教义主要倡导无神（uncreativeness）、无常（no everlasting existence）、无我（anatma）、因果相续（the interdependent nature）等思想，让人们相信生死轮回（metempsychosis of the soul）、善恶有因果报应的理念，人们因业力牵引来到这个充满痛苦烦恼的世界，所有的苦难都是由人们的欲望引起的，教化人们要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抑制自己的贪（lust）、嗔（hatred）、痴（ignorance）、慢（arrogance）、疑（doubt）、恶见（wrong views）等欲望，向善专一，谨慎处事。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善恶因果的道德说教；二是生命与宇宙之间循环协调关系的哲学思辨关系。
道教主要关心的是修身与养性。道教理论认为，世界本是一片混沌，盘古开天以后，世界万物便开始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并强调事物的变化性、规律性以及不可感知性等特点。道教主要教化人们要遵从规律、顺其自然（follow the natural rule and take the world as you find it）；清心寡欲、淡泊名利（purge one's mind of desires and ambitions and be indifferent to the reputation and wealth）；展现自我、知足常乐（content with one's lot and self-representation）；修身养性、以静制动（promote health and vitality,cultivate morality and develop virtues, fight against dynamics with statics）。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立的思辨哲学观的形成。道教的对立思辨思想促进了国人思辨思维的形成，国人崇尚中庸和谦逊的原则。二是中国语言体系中多对应、互补性词语，如阴阳、善恶、长短和虚实等。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生活方面，对中国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影响最大的当属儒教。儒教的“三纲五常”对中国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三纲”（Three Key Principles）包括“君为臣纲”（The emperor dominates his official servants）、“父为子纲”（Father dominates his children）和“夫为妻纲”（Husband dominates his wife）。“五常”（Five Constant Virtues）包括五种常见处事原则和五种常见社会伦理关系。五种常见处事原则即“仁”（benevolence）、“义”（personal loyalty）、“礼”（courtesy/politeness/propriety）、“智”（wisdom）和“信”（faithfulness）；五种常见社会伦理关系即“君臣”（the emperor over the subject）、“父子”（the father over the son）、“夫妇”（the husband over the wife）、“兄弟”（the elder brother over the younger one）和“朋友”（friend and friend）。“三从四德”（Three Obediences and Four Virtues for Women）等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方面的论述对中国的社会纲常秩序、家族制度和行为规范等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亲属称谓以“父系称谓”为主干，以“母系称谓”和“妻系称谓”为补充，且“内外有别、长幼有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文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仁爱、礼谦、顺从”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天人合一、家族本位、崇和尚中、含蓄隐讳，且注重权威，崇尚引经据典。
中西方语言文化对比最大的关注点在于“差异性”，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重点。了解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可以从语言构成、语言模式、语义等方面的差异入手。
语言、文化与翻译密不可分，相互依存。文化的差异必然会体现在语言里，而语言间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在几个表面层次上：形、音和义；其次表现在中层的内涵方面，如词义缺位与错位；最后表现在深层的意识形态方面，包括风俗习惯、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
英汉两种语言所属语系不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象形文字，即方块型注音的表意文字，文字的音、形、义联系紧密；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是拼音文字，即圆体型拼音的字母组合文字，其音、形、义往往是分离的。
语音方面，现代汉语的发音主要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决定，其中，声调是辨别词汇意义的重要手段，声调不同导致意义的差异；英语属于拼音文字，音与义没有必然的联系。
字形结构上，汉语属于方块型表意文字，词义往往可以从汉字本身的结构来推断；而英语属于字母组合文字，没有固定词形。在翻译中如何处理英汉语言的这种差异呢？例如：
他们“品”字形地坐了下来。
译文1：They sat down to form a design like a Chinese character “pin”（or“品”）．
译文2：They sat down facing each other.
译文1保留了汉字形象，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但成功保留了文化因子——汉字的象形；译文2舍弃了汉字象形的特色，直接传递了原文的形象，便于读者理解，却也丢失了其中的文化因子。汪榕培在译《南柯记》的“心上秋”时，提到“心上秋”便是将“愁”字拆开，于是他采用了sore in a row，将sorrow一词拆开来译，这样形意兼得的处理更值得学习。
语法结构上，汉语是分析型语言，语法意义主要通过词序的变化或虚词来表达；而英语是综合型语言，有词性、词形、时态，甚至阴阳性的变化，主要通过词形的变化来实现语法意义的表达。
构词方式方面，汉语主要有联合式（语言）、偏正式（学分）、主谓式（目睹）、动宾式（唱歌）和后补式（提高）；英语主要有复合词（silkworm、forget-me-not，credit card）、转换词（scale, noun/verb）和生成词（happy→happiness）。
句子结构方面，汉语注重意合，强调内涵的逻辑联系；而英语注重形合，强调字面的逻辑关系。篇章结构方面，汉语强调篇章的整体结构，起承转合，注重对称，而英语强调句式结构的严谨性。汉语的主语往往可以省略，甚至连谓语也可以省，但英语中主语和谓语都是不可少的。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表现在语言模式方面。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侧重直觉与具象，而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注重理性与逻辑，因而汉语具有形象性，而英语强调功能性。中国文化重视宏观性，强调整体；而西方文化注重微观层面的科学性，强调个体。比如，汉语“车来了”翻译为英文的时候则要根据语境判断是什么车，以便选择是bus、car还是train，等等。
不同文化语言的语义差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语义范畴和情感取向差异。语义方面比如：英语文化强调平等性，grandparents即表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需要时，加上paternal和maternal进行区分；而汉语传统文化重视男权，女方的长辈则冠以“外”字。情感取向方面，首先，不同文化对不同字眼的偏好不同：中国人喜欢“福”“寿”“囍”“乐”等，而美国作家Irving Wallace选出的最美英文单词有chime、golden、lullaby、melody和murmuring。其次，生活环境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差异促使不同文化对事物的情感取向差异较大。汉语受农耕文化影响，而农业对“牛”的依赖性较大，故而汉语多褒扬“牛”，有诸如“牛气冲天”等词汇；而“猪”“狗”因其仰赖人们照料，故在词汇中多带有负面色彩，有诸如“猪狗不如”等词汇。英语受游牧文化影响对dog多有怜爱之情，有lucky dog等习语，故而“爱屋及乌”译为love me, love my dog，“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译为to lead a dog's life。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两种语言体系所承载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完全重叠、部分重叠、文化空缺，甚至是文化冲突。而负载文化的语言形式既是多层次的（音、词、句、篇），同时又是多方位的（内涵、风格、情感、联想等）。
以下从词汇层面论述了英汉两种文化差异是如何制约翻译过程中词义的选择的：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全句、全文乃至全书都译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翻译的错误常常出现在词义选择上。因为恰如其分地确立原语的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它可能涉及许多因素，比如词义的褒贬、概念的虚实、所指的抽象和具体以及修辞、语体和风格等。而这些因素又取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特征和语言规律。
语言既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人类主观世界反映客观世界的媒体。翻译是译者对作者所认识事物的再认识和再表达。这种再认识与再表达常常是从不同角度按照译语民族的习惯方式进行的。所以，译作中出现译语与原语表达的不同是在所难免的。原语和译语中的词语不同，其文化内涵也不同，从而反映出两个民族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角度、习惯的差异，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所指相同或相似，习惯不同，表达各异。
例：Words are not themselves a reality but only representation of it, and the King's English, like the Anglo-French of the Normans, is a class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Advanced English ，Book 2）
译文：单词本身并不是客观物体，只不过是代表客观体而已；像日耳曼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标准英语也是一种代表客观体的语言。
在英语里有King’s/Queen's English之说，但它们所指的语言应该相当于汉语中的“普通话”，是一种正确、规范的标准语言。然而，在翻译时译者如译为“国王或王后英语”，那不知要给译文读者带来多少不应该有的推测、怀疑，甚至误解。
第二，所指相同或相似，思维表达各异。
英汉两个民族在观察与思维上存在差异。面对同一物体，经过思维所得出的概念也有出入。汉语中的“红糖”所对应的英语是brown sugar，“黄糖”对应的是light brown sugar ，“红茶”是black tea ，“黄色电影”是blue film，对于这一类因思维差异而引起的表达不同的概念，译者同样要越过表达形式的局限进行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对于侧重文化交流的译文而言，最好为这些特殊的词汇加上注解，比如，将black tea译为“红茶”（注：英文原为黑茶，观察侧重点不同，英语文化侧重茶叶的颜色，而非茶水的颜色），这样不仅不会让读者因为“黑茶”而感到诧异，而且可以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表达差异。
第三，所指相同，喻体不同，联想各异。
人们常把某些品质或特征与某些动物或植物或物品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某种情绪或反应。某种品质或特征与物的联系会因民族不同而各异。所谓意象，即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包括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自然意象以自然景物为象，包括日月山川、花草树木、鸟兽鱼虫、风雨阴晴，等等。社会意象以社会现象为象，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人物和人类生活景象，以及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曲折反映的神仙鬼怪的景象等。社会意象又包含文化意象。文化意象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意象，指的是那些蕴含着独特文化意义，在一定文化环境下生成且含义相对固定的文化符号或艺术形象。不同的民族由于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传统，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意象。
比如，“蟋蟀”往往给国人以萧索凄清之感，而cricket在英美文学中多给人以宁静、舒适，甚至幸福之感。
早在《诗经》中，就载有把蟋蟀作为农夫岁末困顿生活的映衬来加以描绘的《七月·幽风》。之后，蟋蟀几乎无例外地以凄凉忧伤的形象出现在汉文学中，如杜牧《寝夜》：“蛩唱如波咽，更深似水寒。”而英语里蟋蟀并非伤感形象，而是愉快的小家伙。有出自莎士比亚的习语为证：as merry as a cricket，更有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
The Wasteland
）从反面做证：“Son of man, you cannot say or guess, for you only know a heap of images, where the sun beats. And the dead tree gives no shelter, the cricket no relief, and the dry stone no sound of water.”
中英两个民族由于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以及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难免在文化上存在“真空”地带，即文化空缺。这种空缺在词语的使用上显得尤为突出。比如，三个和尚的典故留下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要把这个谚语神形并茂地译成英语并不是那么容易，主要问题在于信奉基督教的英语国家对“和尚”这个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这个典故更是鲜为人知。因此，译成英语时形意很难兼顾。如果只重传意，可采用套译法，用英语中现成的成语，植入西方文化：One boy's a boy; two boys are half a boy; three boys are no boy．或者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如果重形式，则可直译加解释：One monk, 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 no bucket, no water—more hands, less work.套译，表达简练，意思清楚，但将喻体“和尚”改成了boy和cook，且丢掉了几个关键字眼，如“抬水”“喝水”等。直译，形式较近原文，但传意效果可能稍逊，且译文有点拖拉。如何取舍，要看译者究竟侧重哪个方面，鱼和熊掌似乎是不可兼得。直译加解释固然可以，不过，英语读者可能会因为monk而感到一头雾水，笔者认为还有一种办法，即套译加解释：One boy's a boy; two boys are half a boy; three boys are no boy. (The word “boy” is actually “monk”, a male who follows the teachings of Buddha, lives in a cloister and devotes himself to contemplation as well as prayer.），这样读者不会受到太大的文化冲击，而且可以对原语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
中英因文化冲突而引起词语的深层意义相矛盾的情况虽然不多，但在翻译中却是不容忽视的。稍有疏忽，便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可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英文概念（字面意义）相同，含义褒贬有别。
例如“农民”与peasant。目前peasant在英语里通常指未受过教育、言谈举止粗鲁之人，以前它指为封建生产关系所束缚的英国农业生产者。而汉语中的“农民”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或封建社会的生产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名词“农民”不带任何贬义。但目前在我国，把“农民”和peasant对等起来的英语学习者仍大有人在。这一方面可能是受双语词典影响的结果，因为双语词典一般采用的是对等翻译释义法。比如在peasant词条下就可找到：农民（非英语国家的自耕农）、庄稼人、乡下人等（《新英汉词典》），但其文化内涵并未得到反映。学习者一遇“农民”就自然而然地使用peasant。另一方面，我国以前长期用peasant来指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农业劳动者，这也使大批英语学习者以为“农民”就是peasant，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用farmer表示才最合适。因文化内涵意义不同而不能简单对译的英语单词还有许多。例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cadre≠干部，politics≠政治，propaganda≠宣传，laborer≠劳动者。
翻译这类词语时，不能对词义的褒贬、指称的范围置之不理。一味地采用词义对等的方法，译作和原作之间就会出现貌合神离的现象，从而导致翻译失败。
第二，中英文概念相同，联想意义相反或矛盾。
英汉两种语言中，这类词主要是表动植物以及鸟类的概念。其真正意义是英汉两个民族所赋予它们的不同联想。例如“龙”与dragon。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代表一种气势磅礴的民族精神。从古至今，龙所引起的联想都是正面意义。我国有关龙的传说、龙的成语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西方，dragon所引起的联想与“龙”给中国人的联想大相径庭。dragon是一条拖着长尾、满身长鳞、口中喷火、有双翼的巨大蜥蜴，它是罪恶的象征。在英语最早的文学作品《贝奥武甫》中，主人公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冒险就是与一个代表邪恶势力的dragon搏斗。在《圣经》里，dragon也是与邪恶、恐怖相联系的。所以，在互译中英作品时，一定要把握词语的文化内涵，否则将严重损害原作的内容。